新自由主義之后：墨西哥往何處去

張青仁

2018年7月，成立僅四年的國家復興運動（Movimiento Regeneración Nacional, Morena）的候選人安德列斯·曼努埃爾·洛佩斯·奧夫拉多爾（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戰勝有著深厚歷史的革命制度黨（Partido Revolucionario Institucional, PRI）和國家行動黨（Partido Acción Nacional, PAN）的候選人，當選墨西哥總統。12月1日，奧夫拉多爾在就職演說中用大量的篇幅抨擊了墨西哥持續近四十年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他痛斥新自由主義的低效率、造成貧富分化和腐敗橫行等問題，譴責新自由主義對墨西哥糧食主權、能源安全的危害，認為“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是一場災難，是一場國家公共生活的災難”。奧夫拉多爾總統宣稱，他將在任職期間發起墨西哥社會的巨大變革，推動墨西哥公共生活的真正復興，實現墨西哥經濟復蘇與國家安定的重任。[1]

奧夫拉多爾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固然是為其改革鋪墊的政治動員，卻也在相當程度上反映出新自由主義政策對墨西哥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破壞性影響。那么，新自由主義改革為什么會在墨西哥發生，對墨西哥的經濟與社會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在遭遇新自由主義的危機后，墨西哥社會有著怎樣的思考，形成了怎樣的應對策略？這些思考與策略對拉丁美洲和全球社會又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新自由主義在墨西哥的推進與困境

在20世紀初墨西哥大革命后，革命制度黨建立了國家社團主義的統治體系，確立了國有經濟主導和福利國家的特色，并相繼推行了土地分配、現代農業建設和進口替代工業化等戰略。

新自由主義改革在墨西哥的發生，與革命制度黨的執政理念有著密切的關系。在20世紀初墨西哥大革命后，革命制度黨開始了在墨西哥長期執政的進程。在革命民族主義的支配下，為了整合國內外社會的多元族群和階層、完成民族國家建設，革命制度黨建立了國家社團主義的統治體系，確立了國有經濟主導和福利國家的特色，并相繼推行了土地分配、現代農業建設和進口替代工業化等戰略。20世紀60年代后，這一制度使革命制度黨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財政負擔。依靠20世紀70年代墨西哥灣新發現的石油資源，革命制度黨政府增加了外債貸款，暫時性地解決了統治危機。20世紀80年代初，隨著全球油價急劇下跌，墨西哥政府無力償還貸款，最終于1982年宣布破產。在此背景下，革命制度黨政府被迫發起了新自由主義的改革，試圖通過市場和資本的引入來解決經濟危機，激發墨西哥社會的活力。

新自由主義改革在墨西哥的發生，亦與美國的推動密不可分。20世紀70年代后，隨著美蘇爭霸的加劇，美國強化了對世界各國的金融滲透，試圖建立以美國為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在此背景下，美國的政治和經濟力量強化了對墨西哥的滲透。值得一提的是，美國亦為墨西哥培養了大批主張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技術官僚。為了穩定那些對1968年特拉特洛爾科大屠殺（Masacre de Tlatelolco）[2]持批評意見、反對革命制度黨威權統治的大學生，埃切維里亞政府（Echeverría）設立了一系列獎學金計劃，派遣大量青年學生到哈佛大學、芝加哥大學等美國高校學習，并安排這些留學生在聯邦政府機構任職。1982年當選墨西哥總統的米格爾·德拉馬德里（Miguel de la Madrid）就是這批留學生的杰出代表。年輕的政治精英們批判革命制度黨進口替代工業化與國有化的發展模式，將自由化視為克服經濟停滯與解決債務危機的唯一選擇。他們在與革命制度黨內反新自由主義力量的競爭中，得到了外部私人銀行與金融機構，特別是世界銀行的大力贊譽。在內外因素的共同推動下，墨西哥政府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了新自由主義改革的進程。

在華盛頓共識的基礎上，主張市場化、私有化的經濟改革是新自由主義改革的重要內容。在市場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驅動下，新自由主義政府通過職能的調整，削弱了對資本和市場領域的管控，重新配置國家、資本和市場之間的關系。在國家職能收縮的基礎上，新自由主義政府強調家庭、公民的身份與責任，主張民眾自身對國家職能的承擔。就此而言，新自由主義改革并不僅限于經濟領域，而是經濟改革驅動下國家治理體系與社會關系的徹底重塑。

新自由主義改革并不僅限于經濟領域，而是經濟改革驅動下國家治理體系與社會關系的徹底重塑。

奧夫拉多爾在就職演說中抨擊了墨西哥持續近四十年的新自由主義政策

墨西哥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是經濟自由化與政治民主化同步發生的過程。1985年，馬德里政府通過《關稅自由貿易協定》，推行“經濟的結構性變革”。馬德里政府逐步降低并取消了出口產品的補貼，降低進口關稅，大力推進私有化改革。薩利納斯（Salinas）執政期間，貿易自由化和私有化進一步得到落實，新自由主義改革推進至農業與能源領域。1994年，塞迪略（Zedillo）執政后，強化了與商業銀行的聯系，極大降低了墨西哥金融的脆弱性。[3]自由市場的形成，私人資本對公正、民主市場的需求，構成了墨西哥民主化轉型的動力。1990年，革命制度黨廢除執政條款，成立聯邦選舉委員會（El Instituto Nacional Electoral, IFE）。[4]薩利納斯執政期間，以立法的方式確立了聯邦選舉的體制與州、市兩級選舉的合法性。塞迪略執政后，結束了革命制度黨持續數十年由現任總統提名下任候選人參選的制度，設立獨立的選舉委員會，建立了固定、獨立的選舉機構。2000年，國家行動黨候選人?？怂梗‵ox）當選墨西哥總統，革命制度黨結束71年的統治，墨西哥正式進入民主化時代。[5]

雖然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后，墨西哥人均GDP增長下降的趨勢得以扭轉，卻無法掩飾新自由主義造成經濟衰退的事實。

然而，經濟和政治的變革并未給墨西哥帶來技術官僚們鼓吹的跨越式發展。奧夫拉多爾總統在就職演說時，曾對新自由主義改革前后的經濟數據進行對比：自1983年以來，墨西哥國家經濟增長率一直穩定在2%，遠低于此前6%的平均水平。雖然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后，墨西哥人均GDP增長下降的趨勢得以扭轉，卻無法掩飾新自由主義造成經濟衰退的事實。[6]在經濟衰退的情形下，1993～2005年，墨西哥商業生產者的收入下降了40%以上，自給生產者的實際收入下降了50%，農業生產者的實際收入下降了 70% 以上。[7]2018年的調查數據顯示，1983～2018年，新自由主義改革創造了1470萬個正式就業機會，僅為全部就業人口的三分之一。2018年第四季度，約3200萬墨西哥人從事低收入、缺乏福利與保障的非正規經濟活動，其比例占墨西哥經濟活動人口的56.6%。[8]與普通民眾陷入貧困的境地不同，商業精英與技術官僚相互勾結，成為新自由主義的最大受益者，并逐漸蛻變為影響墨西哥社會穩定的壟斷資本和寡頭精英。關稅壁壘的取消，使得墨西哥本土的農業生產受到極大沖擊，墨西哥從玉米主產國變成了依賴美國的玉米進口大國。在民主化轉型的情形下，地方社會執政黨不得不與各種組織妥協甚至合作，造成基層社會的民主衰敗。

有學者認為，新自由主義改革之所以沒能推動墨西哥社會的變革，原因在于墨西哥社會威權傳統與庇護主義的遺留，削弱了自由化、市場化對墨西哥經濟發展與政治轉型的作用。[9]這一具有鮮明的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論點固然有其合理性，然而，無視墨西哥在全球體系中的地位，將新自由主義改革失敗的原因歸結于墨西哥政治文化的傳統，卻有著明顯的“受害者有罪”的意涵。事實上，使墨西哥陷入困境的根本性原因，正是技術官僚與知識分子寄予厚望的、來自美國和加拿大的國際資本。

表面上看，關稅壁壘的打開與國際資本的進入，的確會激活墨西哥國內市場的生產效率，提升墨西哥經濟的專業化水平；然而，在殖民時期就已經形成的依附體系，決定了拉丁美洲的墨西哥與美國、加拿大之間在生產技術和產業發展上的巨大差距。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生效后，國際資本重創了墨西哥較為成熟的農業體系，瓦解了墨西哥并不發達的工業體系，并流向了生產效率低、工資低和創新力低的領域，推動著以勞動密集型為代表的初級加工業的發展。就此而言，新自由主義改革支配下的產業分工，將墨西哥的經濟發展鎖定在了低增長與低生產率的發展軌道，加劇了世界體系的不對稱與不平等。這一沖擊對墨西哥的經濟與社會產生了不可逆轉的影響，使得墨西哥與外部經濟長期處于失衡的狀態。

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持續推進，反而使技術官僚曾主張推動墨西哥經濟增長、減少不平等與貧困、推動與美國經濟一體化的目標愈發遙遠。更重要的是，以市場化、私有化為核心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意味著執政精英完全背棄了20世紀墨西哥大革命的精神，遺忘了革命制度黨打破殖民體系束縛、探索國家自主性發展道路的初衷。國家社團主義體系下革命制度黨政府與民眾之間政治契約的瓦解，亦使得個體民眾失去了國家庇護，不得不獨自承擔新自由主義改革的代價。這在進一步強化普通民眾不滿的同時，也激起他們對于公平和正義的訴求，導致社會運動的發生。

作為新自由主義替代方案的民族主義

以市場化、私有化為核心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意味著執政精英完全背棄了20世紀墨西哥大革命的精神，遺忘了革命制度黨打破殖民體系束縛、探索國家自主性發展道路的初衷。

在新自由主義推行之初，革命制度黨與墨西哥社會內部就有著大量反對的聲音。新自由主義是否是革命制度黨政府的唯一選擇，更成為當時知識分子討論的熱點。1981年，經濟學家羅蘭多·科爾德拉（Rolando Cordera）和卡洛斯·特洛 （Carlos Tello）合著的《墨西哥的國家之爭：前景與發展選擇》記錄了兩人對墨西哥現狀與發展道路的論爭。他們認為，在“變化、沖突與危機”的當時，影響墨西哥發展道路的動因在于國際社會和墨西哥經濟與社會的狀況。

20世紀70年代后，革命制度黨行政管理效率的低下、進口替代策略的失效、國家社團主義體系下共享發展的資源衰退和石油經濟的危機，共同造成了墨西哥發展困境的出現。雖然面臨重重困境，20世紀30年代，卡德納斯（Cárdenas）將軍在《1917年憲法》的基礎之上，通過與工人、農民等人民運動聯盟而形成的民族主義政治經濟秩序卻具備相當的潛力。在遭遇困境的情境下，這一民族主義的發展路徑包括維持和擴大國家對一般情形下生產控制的斗爭，對各種資源，尤其是自然資源的管理；推動經濟獨立；在經濟和社會政策方面充分行使國家主權等。[10]然而，系統性經濟危機的發生使得民族主義的主張并沒有得到認同，墨西哥政府還是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簽署了協議，拉開了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序幕。

雖然在與新自由主義的交鋒中落敗，但民族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斗爭仍持續存在著。1994年1月1日，恰帕斯州土著人反對新自由主義改革的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Ejército Zapat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 EZLN）的爆發，為民族主義的主張增添了土著的維度。2010年，《墨西哥的國家之爭：前景與發展選擇》再版，新修訂的版本中增加了一篇題為“尚待爭論的問題” 的序言。[11]這也意味著，在新自由主義改革已經持續30余年后，民族主義的主張并沒有真正、徹底退場。

民族主義思潮的持續存在，一方面與民眾對新自由主義改革的負面感知愈發強烈不無關系。隨著私有化與自由化的持續推進，越來越多的民眾感受到了金融、醫療與教育的私有化對自身利益的侵犯；所謂的民主化轉型也并未真正帶來墨西哥社會的變革。政治與經濟的雙重困境，激起了民眾對革命制度黨威權時代的懷念。另一方面，左翼形象的轉變及其對民族主義的重新建構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民族主義的內涵。墨西哥左翼力量將民族主義作為基本變量，與和平主義、理想主義、環保主義和人權等理念結合，將民族國家的訴求與底層民眾、少數族群的權力、性別問題等聯系起來，使民族主義的主張一度恢復了生命力。

隨著私有化與自由化的持續推進，越來越多的民眾感受到了金融、醫療與教育的私有化對自身利益的侵犯；所謂的民主化轉型也并未真正帶來墨西哥社會的變革。

執政者敏銳地意識到民族主義的巨大潛力。他們不時地動用民族主義的策略，來回應與克服新自由主義的危機。2012年，革命制度黨的培尼亞·涅托（Pe?a Nieto）總統上臺執政后發起能源改革，卻導致石油價格暴漲，民眾對其反對率一度飆升至77%。然而，涅托政府對特朗普驅逐墨裔移民和修建美墨邊境墻的強硬態度，卻極大地激起了墨西哥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最終成功化解了統治危機。在民眾對新自由主義不滿的形勢下，標榜左翼的洛佩斯·奧夫拉多爾總統最終贏得了大選。然而，民族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交替使用卻是其重建國家經濟的先決步驟。正因如此，奧夫拉多爾總統一邊成立國家土著研究所（Instituto Nacional de los Pueblos Indígenas, INPI），聲稱將致力于改善和保障土著族群的基本權利，卻又不顧多個土著社群的反對，執意引進外資，興建貫穿墨西哥南部多州、致力于開發該區域旅游資源的瑪雅鐵路項目（Tren Maya）。

21世紀的民族主義并不能有效地回應新自由主義的危機。雖然它明確意識到，市場原教旨主義對公眾利益的侵犯和對墨西哥社會結構的摧毀，正是新自由主義危機的根源所在。然而，由于新自由主義改革已經持續數十年，來自美國的商業資本已完全滲透至能源、糧食、醫療和金融等各個領域，并確立了對墨西哥社會整體性的支配地位。特朗普在執政期間曾數次以撕毀《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來要挾墨西哥，而墨西哥的執政精英卻始終沒能如同20世紀30年代那般，公開、明確地提出捍衛墨西哥政治和經濟主權的主張。他們在口號上批判美國，卻同時與美國商議《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延續性問題，并最終簽訂了升級版的《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這意味著，民族主義在墨西哥已經徹底淪為一場表演性的政治“狂歡”。

此外，在缺乏對國家政治與經濟主權捍衛的情形下，左翼對民族主義的重新建構，雖然賦予了民族主義新的內涵與時代特征，卻也使得民族主義泛化為空洞的政治表達。同時，執政精英政治動員上的民族主義取向，與執政實踐中新自由主義面向的相互沖突，也加劇了墨西哥社會的政治分裂，造成“政治絕望論”的普遍發生。2014～2019年，筆者曾多次造訪墨西哥南部的恰帕斯州，許多民眾曾公開表示，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都無法將墨西哥從新自由主義的危機中拯救出來，對墨西哥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都微乎其微。因此，他們唯以拒絕參與選舉投票的方式，來表達對現狀的不滿。

由于新自由主義改革已經持續數十年，來自美國的商業資本已完全滲透至能源、糧食、醫療和金融等各個領域，并確立了對墨西哥社會整體性的支配地位。

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大眾運動的革命性與困境

真正意義上直面新自由主義的實質、并對其困境進行回應的，卻是由身處墨西哥社會底層的土著人所發起的大眾運動。1994年1月1日，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生效的第一天，墨西哥南部，土著人聚居的恰帕斯州，數千名土著人在副司令馬科斯（Marcos）的率領下，發起了震驚世界的薩帕塔運動。在與政府和談破裂后，薩帕塔民族解放軍建立了以土著人為主體的自治區。時至今日，薩帕塔運動在墨西哥社會仍然具備相當的影響力。

薩帕塔運動是墨西哥歷史上為數不多的以土著人為主體、表現出強烈的土著中心性的政治運動。數百年來身處底層的境遇、反復遭受的多重剝削與壓迫，賦予了薩帕塔主義者徹底的革命性。他們能夠直接挑明民族主義者所不敢直接批判的——新自由主義的單極化特征。1996年1月1日，薩帕塔民族解放軍向世界人民發出了“為了全人類反對新自由主義的第一份宣言”，指出在新自由主義的名義下，在金融資本與腐敗政府的推動下，一場以全球化為名、瓜分世界的新的世界大戰正在發動。由此，薩帕塔主義者揭開了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背后結構性的權力關系，抨擊了市場原教旨主義的罪惡，并試圖徹底清除殖民主義、資本主義及其背后西方中心主義對世界的支配與霸權。

在承認世界的復雜性、豐富性與多樣性的基礎上，薩帕塔主義者繼承了土著文明的遺產，運用土著世界的智慧，試圖重塑殖民時代以來被否定的發展秩序與文明體系。他們以社區為載體、以自治為路徑，將培養完整、正直的公民和團結、民主、公平的權利作為土著自治運動的目標，在承認被新自由主義現代性所否認的“他性”基礎上，倡議知識的對話與實踐，以此構建不同于資本主義現實的“另一個世界”。

薩帕塔運動是墨西哥歷史上為數不多的以土著人為主體、表現出強烈的土著中心性的政治運動。數百年來身處底層的境遇、反復遭受的多重剝削與壓迫，賦予了薩帕塔主義者徹底的革命性。

對多樣性的包容、對全球化的批判和對網絡等現代媒介技術的充分利用，使得薩帕塔運動有別于傳統的土著運動，甚至因此被贊頌為“后現代革命的第一槍”。事實上，薩帕塔運動可以溯源至這一地區自殖民時代以來就已經存在的土著農民的抵抗傳統。20世紀70年代后革命制度黨政府式微導致大眾運動的爆發，以及解放神學運動在這一區域的傳播，也與薩帕塔運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薩帕塔主義者對土地權利的主張、對革命制度黨專制統治的抵抗、對財富再分配的平均主義的愿望，亦使其表現出較為強烈的傳統屬性。

然而，由于薩帕塔運動爆發于墨西哥民主化轉型的特殊時期，它因此具備了遠超于一般土著運動的特殊意義。首先，雖然薩帕塔民族解放軍與聯邦政府和談成果的《圣-安德烈斯條約》（Acuerdos de San Andre）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可可帕法案》（Ley de la Cocopa）并未獲得完整通過，但薩帕塔運動極大地推動了墨西哥憲法的改革。2001年后，墨西哥聯邦政府多次修訂憲法，相當程度上提升了對土著政治權利與文化傳統的保障。這“意味著土著人與國家之間的從屬關系、不平等、歧視、剝削和政治排斥的結束”[12]。

其次，由于薩帕塔運動爆發的特殊時間與其對傳統革命的結構性超越，它亦在國際社會上產生了重要影響。薩帕塔運動爆發于征服美洲500年抗議運動后的不久，在被新自由主義支配的拉丁美洲撕開了一道裂縫，迅速影響了拉丁美洲的眾多國家。2001年12月19日～20日，阿根廷爆發了激烈的社會運動，直接導致了費爾南多·德拉魯阿（Fernando de la Rúa Bruno）總統的辭職。玻利維亞和厄瓜多爾亦相繼爆發了大規模的土著運動，為兩國土著權益的保護與新憲法的起草修訂打下了基礎。在巴西，無地農民運動（Movimento dos Trabalhadores Rurais Sem Terra, MST）更是以薩帕塔運動作為基本的參考。

盡管薩帕塔運動直面并抨擊了新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困境，卻也在相當層面上暴露出大眾運動的局限性。第一，“后現代”“解構”是薩帕塔運動最為突出的特征。它試圖超越有形的邊界與民族主義的封閉性，將革命者從傳統的結構秩序中解放，使其在對新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反抗中不斷擴大，以此完成對群體的動員和政治計劃的更新。但這一后現代的革命組織模式，在賦予薩帕塔運動持久生命力與影響力的同時，卻未能形成穩定的革命方向與解決方案，未能對墨西哥國內政局和世界局勢產生一定的影響。此外，薩帕塔運動的開放性，使其在擴大革命同盟與影響力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薩帕塔主義者的主張與文化屬性。

薩帕塔運動爆發于征服美洲500年抗議運動后的不久，在被新自由主義支配的拉丁美洲撕開了一道裂縫，迅速影響了拉丁美洲的眾多國家。

第二，薩帕塔運動將土著智慧視為應對新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危機、重建社會秩序的資源，然而，土著文化傳統中的庇護主義、專制傳統和結構性暴力卻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土著解放的阻礙。對土著文明不假思索的繼承會削弱土著運動的影響力與效力。在恰帕斯州，遭受驅逐的土著福音派信眾曾因受害者的身份得到了薩帕塔運動的支持，但薩帕塔主義者“尊重土著傳統習俗”的主張卻引起了福音派信眾的普遍擔憂。他們認為，這一理念會成為村社權威的天主教勢力迫害福音派信眾的借口，最終導致他們與薩帕塔聯盟的破裂。[13]此外，誕生于農耕社會的土著文明，是否具備應對全球化挑戰的能力，是否可以填補資本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想象崩潰后的知識空白，也引起了拉丁美洲知識分子的普遍擔憂?；诖?，拉丁美洲著名思想家內斯托爾·加西亞·坎克里尼（Néstor García Canclini）認為，以薩帕塔運動為代表的土著運動具有一定的烏托邦屬性。[14]

第三，對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及其主導的全球化的反抗是薩帕塔運動的支點。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全球化已經完全滲透進拉丁美洲，甚至已經內化為拉丁美洲社會文化構成的當下，單純與外部社會隔絕的自治主張，在實踐層次上究竟具備多大的效力，仍然是一個備受爭議的問題。

結語

20世紀70年代后，廣袤的拉丁美洲已經成為新自由主義最大的試驗地。然而，20世紀80年代以來，墨西哥經濟的持續衰退、秘魯政局的動蕩、哥倫比亞販毒集團的猖獗、巴西的通貨膨脹與債務危機、阿根廷社會的動蕩……都顯示著新自由主義在拉丁美洲的潰敗。2019年，被譽為“新自由主義模范生”的智利發生騷亂，徹底撕開了新自由主義在拉丁美洲的最后一塊“遮羞布”?？梢哉f，新自由主義在拉丁美洲的潰敗，其根源正在于新自由主義未能在真正意義上解釋與回應拉丁美洲的現實。

新自由主義在拉丁美洲的潰敗，其根源正在于新自由主義未能在真正意義上解釋與回應拉丁美洲的現實。

2019年的智利騷亂，撕開了新自由主義在拉丁美洲的最后一塊“遮羞布”

在對新自由主義危機的應對中，拉丁美洲的知識界與社會界已經形成了重要共識：超越西方中心主義話語對拉丁美洲的邊緣性建構；從拉丁美洲本土社會出發，將拉丁美洲本土性的主張與政治、經濟與文化的發展相聯系，以此完成對社會大眾的解放；探索一條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的中心-邊緣的發展路徑，構建新的全球秩序。

墨西哥社會對新自由主義的回應，某種程度上折射出的是拉丁美洲政治界、知識界與社會大眾在拉美本土化道路探索上的分野。主張新自由主義的技術官僚雖然反對殖民主義，但他們對“市場取代政治”的主張和對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尊崇，卻使其成為資本主義在墨西哥的代言人。民族主義者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體現了一定的本土性立場，然而，他們在實踐層面上對新自由主義體系主動或被動的依附，卻模糊了民族主義的獨立性與效力。以薩帕塔運動為代表的土著大眾運動，是以民眾為主體、自下而上的政治運動，土著底層的屬性及其對政治、經濟與文化徹底解放的訴求賦予其強烈的革命性，卻也使其極易陷入理想主義的烏托邦困境。

必須承認的是，雖然面臨諸多挑戰，以薩帕塔運動為代表的大眾運動在拉丁美洲的活躍，也的確為拉美本土化發展道路的探索和社會的革命性變革增添了新的動力。厄瓜多爾和玻利維亞左翼政府將土著社會“美好生活”的主張納入憲法，以此完成對新自由主義道路的替代，正顯示出大眾運動的無限可能。

雖然面臨諸多挑戰，以薩帕塔運動為代表的大眾運動在拉丁美洲的活躍，也的確為拉美本土化發展道路的探索和社會的革命性變革增添了新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