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審合一”模式下知識產權案件管轄問題研究

肖玉杰，劉少軍

（湖北汽車工業學院，湖北 十堰 442000；湖北省十堰市人民檢察院，湖北 十堰 442000）

自20 世紀90 年代上海浦東新區法院開始知識產權案件“三審合一”的有益探索后，我國知識產權“三審合一”已走過數十年試驗期，其核心要義是將涉及知識產權的民事、刑事和行政案件全部歸于同一法庭審理，以達到同一知識產權案件統一審判標準，以提高審判效率。［1］這一審判模式的形成，一方面來源于知識產權案件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來源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對于知識產權保護的需要。

知識產權案件復雜多樣，囿于各法院審判資源參差不齊，不可簡單地直接將所有知識產權民事、刑事和行政案件集中于同一法院（法庭）管轄審理，因此我國知識產權案件的管轄制度經歷了循序漸進的過程，從三大訴訟法及其司法解釋的一般規定到2014 年全國人大《關于在北京、上海、廣州設立知識產權法院的決定》（以下簡稱為《設立知識產權法院的決定》）和2019 年《關于設立海南自由貿易港知識產權法院的決定》（以下簡稱為《海南知識產權法院的決定》）［2］，再到2021 年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審議通過《關于第一審知識產權民事、行政案件管轄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為《規定》）［3］，知識產權案件也從最初的分散管轄向集中管轄演變，即使目前尚未真正實現“三審合一”，但是其聚合的趨勢已彰顯了我國知識產權司法大保護的堅定決心。

一、知識產權案件管轄權分配情況

（一）知識產權案件地域管轄規定

我國對于知識產權案件的地域管轄分配，是在三大訴訟法一般管轄規則的基礎上以特別法和司法解釋的方式根據各地知識經濟發展水平和知識產權案件審判資源分布情況，將知識產權案件集中于部分基層和中級人民法院進行管轄審理，而不是所有的人民法院都具有管轄權，其最大的特點就是“跨區域集中管轄”，且各地集中管轄的情況也不盡相同。具體而言，對于例如集成電路布圖設計這類專業性較強的共7 類案件跨區域由知識產權法院、省會城市中級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確定的中級人民法院集中管轄；外觀設計專利的權屬、侵權糾紛以及馳名商標認定第一審民事、行政案件由知識產權法院和中級人民法院管轄；［4］其他如涉及著作權等普通知識產權民事、行政案件由各地人民法院確定的基層人民法院集中管轄，例如，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集中管轄東城區、通州區、順義區、懷柔區、平谷區、密云區共6 個區域的普通知識產權民事、行政一審案件。

（二）知識產權案件級別管轄規定

關于知識產權案件的級別管轄，最初與其他普通案件無異，均按照三大訴訟法的規定分散至各級法院管轄審理。隨著我國司法體制改革的推進、知識產權大審判格局的逐漸形成，知識產權民事、行政案件級別管轄的最大特點就是“起步”即中院，即以中級人民法院管轄為一般原則，少數普通案件下沉至由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基層人民法院集中管轄。從2014 年的《設立知識產權法院的決定》到2021 年的《規定》，盡管知識產權法院已不再集中管轄部分知識產權案件，但也僅僅是將其管轄權由知識產權法院調整擴大至知識產權法院和各中級人民法院管轄，也就是說知識產權民事、行政案件依然主要由中級人民法院管轄。與知識產權民事案件、行政案件的管轄不同，知識產權刑事案件的管轄，尤其是級別管轄，主要適用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專門針對知識產權刑事案件管轄的規定不多，截至目前，知識產權刑事案件依然由各地基層人民法院管轄，值得注意的是，隨著“三審合一”機制的不斷完善，部分地區就知識產權刑事案件由指定的基層法院和檢察院管轄，實現了一審刑事案件的集中管轄。［5］

（三）知識產權案件類型管轄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編第五章規定，權利人依法享有的知識產權的權利客體包括：作品、發明、實用新型、外觀設計、商標、地理標志、商業秘密、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植物新品種和法律規定的如“有一定影響的商品名稱、包裝、裝潢”等其他客體。不同的客體產生了包括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等類型復雜多樣的知識產權，其所涉及的案情也不盡相同，差別巨大，因此我國在分配知識產權案件管轄權的過程中，將各類型知識產權案件以其專業性、技術性為標準分別納入不同法院進行審理。例如，對于專業技術性強、案情復雜的案件一般由知識產權法院、各省會城市中級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級人民法院管轄，專業技術要求不高的案件則由包括各地中級人民法院在內的法院管轄，但審級依然保持在中級人民法院，其他普通的傳統的知識產權案件才會下放至基層人民法院管轄。

二、知識產權案件管轄制度存在的問題

（一）知識產權案件管轄數量分布不均衡

《規定》在《設立知識產權法院的決定》和《海南知識產權法院的決定》就知識產權案件管轄權分配的基礎上進行了調整和優化，例如，對于外觀設計專利的權屬、侵權糾紛以及馳名商標認定的第一審民事、行政案件由先前的知識產權法院、省會城市中級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確定的中級人民法院管轄擴大至除上述法院之外的各地中級人民法院，［6］這一規定有利于緩解知識產權案件管轄過于集中而產生的部分法院案件管轄數量過多、審判壓力過大等問題。但是由于我國目前設定的知識產權法院僅有4 個，加上最高人民法院也只是在部分地區確定了對于知識產權案件有管轄權的中級人民法院，即使將這種類型的知識產權案件管轄權進行了擴充和下放，但是相當一部分的專業技術性較強的知識產權案件還是由上述知識產權法院和部分中級人民法院管轄，依然會導致知識產權案件管轄數量分配不均衡的問題，特別是經濟發展較快的地區，知識產權案件數量基數大且專業技術性強的案件占比較高，對于這些地區來說，其他中級人民法院分流案源的數量又很有限，知識產權案件審判壓力主要還在特定的法院。

（二）知識產權民、行和刑事案件管轄級別不協調

根據《規定》，大部分知識產權民事、行政案件由中級人民法院管轄，僅部分知識產權民事、行政案件由基層人民法院管轄，這類知識產權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可以在基層人民法院實現“三審合一”。由于知識產權刑事案件目前仍由各地指定的基層人民法院管轄，所以，那些由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的知識產權民事、行政案件與該類刑事案件在級別管轄方面依然不能協調。具體來講，就是可能出現危害性更大、情節更嚴重的侵犯知識產權的第一審案件作為刑事案件由基層人民法院管轄，而危害性較小、情節較輕微的侵犯知識產權的第一審案件反而作為民事案件或行政案件，由中級人民法院管轄。另外，這種不協調也可能會限制在知識產權刑事案件中權利人通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方式保障自己的民事權益，因為獲得知識產權刑事案件管轄權的基層法院并不一定具有該知識產權民事案件的管轄權。［7］最后，這種管轄權的分割與我國推崇的知識產權“三審合一”審判機制不符，知識產權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無法在同一審判機構得到審理。

（三）知識產權案件管轄標準不統一，缺乏預見性

《規定》施行后，知識產權案件的管轄分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優化，特別是對部分類型知識產權案件的管轄權進行了“松綁”，由原來高度集中于個別法院分散至各地中級人民法院甚至基層人民法院。其中，關于外觀設計專利民事、馳名商標認定案件等可經過最高人民法院另行批準，轉由基層人民法院管轄，但是這一裁量性的規定，使得這部分案件的管轄權缺乏預見性和確定性。除此之外，基層人民法院還管轄部分普通知識產權一審民事、行政案件，值得注意的是，各地基層人民法院管轄的第一審知識產權民事案件的訴訟標的額差異較大，例如北京市、上海市基層人民法院管轄的知識產權第一審民事案件不受訴訟標的額限制，其他地區則分別設定有100 萬至1000 萬元的訴訟標的額標準。各地就同類知識產權案件的管轄標準也不盡相同，在司法實踐中，難免對于跨區域的知識產權訴訟當事人帶來不便抑或人為制造“挑選法院”的現象。

三、知識產權案件管轄問題之原因剖析

（一）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參差不齊

綜觀世界各國知識產權制度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其與經濟發展相輔相成，一定程度上來說，經濟發展水平決定著知識產權制度的發展水平。我國地域廣闊，區域之間經濟發展水平參差不齊，相較于西部而言，東部地區則是以上海為“龍頭”，不論是經濟發展還是科學技術水平都走在前列，作為配套“設施”的各項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也相對較為完善，其中由傳統模式脫胎而出的審判機制，知識產權“三審合一”是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對于知識產權的司法保護所需而催生的一種審判模式。因此，經濟發展較快的地區知識產權案件數量自然多于經濟發展滯后的地區，司法保護水平也因為實踐的需要而快速提高。我國正是順應了這一實際需求，從在北京、上海、廣州等經濟發達地區設立知識產權法院開始到在各地確定眾多知識產權法庭，將“三審合一”審判模式逐漸推向全國。

（二）各地知識產權審判資源分布不均

知識產權“三審合一”自20 世紀90 年代于上海法院試運行以來，我國關于這一審判模式的建設經歷了數個階段，從個別城市組建知識產權法庭到設立四個知識產權法院再到多地設立知識產權法庭，雖然知識產權審判資源呈現由北京、上海、廣東向全國各地輻射擴散之勢，但是依然集中于部分地區，特別是經濟發展較快的地區，一方面由于這些地區有充足的知識產權案源，另一方面知識產權審判人才也主要集中于此，兩者相輔相成、相互促進，形成良性發展態勢，尤其是知識產權審判人才隊伍作為知識產權審判的核心資源，更是主要集中于這些地區。因此，專業性較強的知識產權案件集中于部分法院進行審理，也正是由于知識產權法院和部分中級人民法院擁有專業的知識產權法官隊伍。從全國范圍來看，知識產權審判資源主要集中于經濟相對發達地區和級別較高的法院，而將此類案件集中管轄也是因為這些法院有相應的“人才”。

（三）各類知識產權案件案情差異較大

根據不同的標準，可以對知識產權訴訟作出不同的分類，除了以案件性質區分為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外，決定知識產權案件審判難易程度的主要是該項權利所涉及的權利客體。例如，以作品為權利客體的著作權與以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為權利客體的專利權，在確權的過程中兩者難易程度差別較大，這種差異也決定了對于法官專業知識的要求不同，前者甚至可以作為普通民事案件，由民庭法官審理，后者則需要具有該類專業知識的法官予以精準甄別后進行審理。事實上，我國早期知識產權案件均是放在各普通法庭分別進行審理，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和傳統知識產權案件相比，新型知識產權案件的專業技術性更高更強、案情也更復雜，傳統的審判資源已經不能適應這一新變化。在有限的審判資源背景下，將專業技術性強、案情復雜的案件集中于部分審判資源優渥的法院審理，不失為一個明智之舉。

四、完善知識產權案件管轄權制度之路徑選擇

（一）充實法官隊伍，均衡各地審判資源

目前我國專業的知識產權法官隊伍是比較匱乏的。一方面，由于知識經濟快速發展，產生了大量新型知識產權案件，原有法官的知識結構難以快速適應；另一方面，我國在遴選法官的過程中雖然考慮到了知識產權案件的特殊性，就這一類法官做了單獨考核要求，但更多的是從工作經驗方面進行考量，并沒有要求其具有相應的專業和技術背景，［8］和早期知識產權審判工作相比，我國知識產權審判工作形勢也發生了巨變，如果堅持原有的遴選標準，勢必難以適應司法實踐所需。筆者認為，我國可以專門針對知識產權法官制定遴選標準，在原有基礎上附加崗位所需的專業背景門檻并進行技術考核，以減少知識產權法官“后顧之憂”。對于后天轉型為知識產權法官的，可通過專門的法官培訓提升其學習能力和專業素養。［9］法官作為知識產權審判工作的核心要素，其隊伍的不斷充實，自然可以均衡各地知識產權審判力量，為分散案件管轄權提供保障。

（二）將知識產權刑事案件納入相應民、行案件管轄法院

目前，我國知識產權民事、行政案件基本實現了“二合一”，且根據不同的案件類型分別由中級和基層法院一并管轄，筆者認為可將相應類型的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分別納入對應的民事、行政案件管轄法院進行一并管轄，以實現該類案件“三合一”。當然，這一改革也并不是簡單地制定一個法律條文就可以一蹴而就的，但可以采取分步漸進的方式，第一步可先將涉及技術秘密、計算機軟件等專業技術性強的知識產權刑事案件解釋為《刑事訴訟法解釋》第15 條第（二）項所規定的“新型疑難案件”，從而將基層人民法院受理的此類案件移送到相應的中級人民法院管轄，第二步可以擴大“升級”管轄的刑事案件范圍，對于本來就由基層人民法院管轄的知識產權民事、行政案件則直接納入其管轄，而后逐漸實現全國范圍的知識產權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三審合一”。［10］

（三）提高知識產權案件管轄權的確定性和可預見性

筆者認為，根據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和知識產權審判水平的差異，確定基層人民法院管轄第一審知識產權民事案件訴訟標的額的標準，符合我國知識產權案件管轄權分配的客觀需要，但是對于借用這一差異人為制造“連結點”而挑選法院的情況，法官在立案審查中需要充分調研案件與各連接點的聯系，以“最密切聯系原則”確定案件管轄法院。另外，《規定》中關于外觀設計專利民事、馳名商標認定案件的管轄規定，由于涉及法院的裁量權，并不能確定案件是否由基層或中級人民法院管轄，筆者建議可以通過司法解釋的方式先行實現部分地區這兩種案件直接由相應的基層人民法院管轄，通過試運行的方式逐漸實現全國范圍相應基層人民法院對于該類案件的全面管轄。一方面可以實現該類型案件管轄權的確定性，另一方面這類案件管轄權的下沉有利于分擔中級人民法院的審判壓力。

五、結語

管轄權的取得是案件得以審判的起點，知識產權案件“三審合一”實現的前提是同一法院獲得對于同一知識產權的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管轄權。目前，我國關于知識產權案件的管轄分配還存在案件數量分配不均衡、民事、行政案件和刑事案件級別管轄不協調、部分案件存在挑選法院的可能性且管轄權的確定缺乏預見性等問題。通過分析可知，這一審判機制中所存有的問題既包括客觀原因也包括主觀原因，對于如經濟發展水平參差不齊這一客觀原因而言，在短時間內無法達到一致，因此今后可以從充實知識產權審判人才隊伍以均衡審判資源、將知識產權刑事案件納入相應民事、行政案件管轄法院、以“最密切聯系原則”審核案件管轄權等方式完善我國知識產權案件管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