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準入管制放松與企業創新
——基于“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試點的準自然實驗

周志方，韓尚杰，程 序

（中南大學 商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3）

一、引言

暢通高效的國內市場是強化大國競爭優勢、構筑新發展格局的必要前提（劉志彪，2022）。改革開放以來，行政分權體制在調動地方經濟發展積極性、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方面發揮了顯著成效。然而與此同時也衍生出了地方保護主義與區域市場分割現象（Poncet，2003；Bordignon等，2008；Xu，2011；劉志彪，2022），且這一問題愈發成為掣肘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瓶頸（Bardhan 和Mookherjee，2000；卿陶和黃先海，2021）。對此，黨和國家的重要會議及報告多次提出，要著力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在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決定性作用的同時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吨泄仓醒?國務院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更是強調，“加快建立全國統一的市場制度規則，打破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打通制約經濟循環的關鍵堵點，促進商品要素資源在更大范圍內暢通流動，加快構建高效規范、公平競爭、充分開放的全國統一大市場”。

在此背景下，近年來黨中央和國務院圍繞產權保護、市場準入、公平競爭以及社會信用等領域陸續出臺了一系列旨在促進市場規則統一的規章、制度與政策（劉志彪和孔令池，2021）。其中，作為全國層面統一市場準入管理的重要舉措，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致力于放松市場準入管控，進而掃除區域準入壁壘（陳升等，2020）。該制度自實施以來便被寄予了“鼓勵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期望。①具體可見《國務院關于實行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的意見》等相關政策文件。在此背景下，考察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對企業創新的影響，是回答其能否達成政策預期的關鍵一步。此外，鑒于創新是產業結構轉型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根本動力（Tang，2006；黎文靖和鄭曼妮，2016；卿陶和黃先海，2021），識別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的創新激勵效應，有助于深化對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與經濟高質量發展間內在關聯的理論認知。更重要的是，厘清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對企業創新的作用機制，即其如何通過有效的制度安排激發經濟主體創新活力，對于提升國家市場治理體系、促進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建設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實施具有重要的現實價值。

理論上，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能夠通過完善產品競爭機制與要素配置機制兩個方面共同改善企業營商環境，推動企業創新。就完善產品競爭機制維度而言，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可以消除行業中的不當準入限制，打破地方行政壟斷壁壘（楊興全和張可欣，2023），使得經濟主體能夠更自由地、以更低的成本進入市場，從而培育更充分的市場競爭（Acemoglu 和Cao，2015），這有助于提升企業的創新內驅力并推動企業創新。而從完善要素配置機制維度而言，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減少了監管主體在市場準入管理過程中的自由裁量權，降低了地方政府通過設立隱性準入門檻的方式干預要素資源配置活動的可能（劉斌和賴潔基，2021），從而有效緩解了要素市場錯配程度，使得企業能以更高效和更經濟的方式獲取創新要素并進行創新（Aghion 等，2001；張杰等，2011）。

基于以上見解，本文首次從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的視角探討市場準入管制放松對企業創新的影響及其機制。研究發現：首先，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實施后，試點地區企業的創新水平顯著提高，說明市場準入管制放松能夠產生創新激勵效應。機制檢驗表明，市場準入負面清單的實施主要通過“打破地方行政壟斷壁壘——強化行業市場競爭激勵”的產品競爭機制和“減少政府資源配置干預——緩解要素市場錯配程度”的要素配置機制共同推動企業創新。其次，進一步分析發現，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引發了企業創新策略的積極調整，具體表現為企業會將更多冗余資源轉化為研發投入，致力于提升創新活動效率以及追求更高質量的創新，而較高的創新能力能夠幫助企業在競爭加劇的新形勢下取得正向的經濟效益。最后，異質性檢驗表明，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的創新激勵效應主要集中在地方知識產權保護力度較強、技術密集型與運營效率較低的企業。

相比已有文獻，本文可能的邊際貢獻主要有以下三點：首先，本文豐富了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經濟后果的相關文獻。當前文獻多從規范研究入手分析其可能的影響后果（郭冠男和李曉琳，2015；郭冠男，2019；陳升等，2020），與之相關的實證研究則處于起步階段，尚未有文獻對其創新后果予以系統考察。事實上，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在構建新發展格局、支撐經濟高質量發展上具有重要戰略價值，而識別其對企業創新的影響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這一價值。而本文首次提供了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創新激勵效應的微觀證據，拓展了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經濟后果的相關文獻。

其次，本文系統厘清了市場準入管制改革對企業創新的作用機理。市場準入管制改革本質上是規范政府調控和改善市場機制進而實現政府與市場間良性互動的制度安排（郭冠男和李曉琳，2015），但其能否以及如何激發企業創新活力的理論邏輯尚不明晰。本文分別基于政府維度和市場維度，從產品市場競爭機制和要素配置機制兩個渠道深入揭示了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對企業創新的作用機制。這一方面有助于從政府與市場聯動的視角來綜合地認識市場準入管制改革影響企業創新的復雜過程，打開市場準入管制改革創新激勵效應的“黑箱”；另一方面能夠通過不同維度機制的交叉驗證確保渠道檢驗結果的準確性。

最后，本文也為企業創新的市場制度前因文獻提供了新的見解。當前關于市場準入如何影響企業創新的文獻依然較少（Coelli 等，2022）。本文從市場準入管理的維度即市場準入管制放松來切入主題，發現這是企業創新的重要驅動因素。此外，通過揭示市場準入管制放松激發企業創新的機理，本文豐富了市場制度環境塑造企業創新行為的相關文獻。

二、制度背景與理論框架

（一）制度背景

如何在保持政府合理調控的同時更好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一直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與完善的方向。其中，健全市場準入管理制度被視為實現市場調節與政府干預最優組合、推進中國市場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手段（郭冠男和李曉琳，2015）。在2012 年以前，盡管中國為適應市場經濟發展和與國際標準接軌的要求，采取了一系列市場準入管理制度改革來推動市場準入管制放松，但由于受到計劃經濟時期所形成的政府包攬一切經濟活動的慣性思維影響（劉志彪，2022），中國市場準入管理依然存在著管理措施紊亂、審批程序繁雜、進入門檻過高、隱性壁壘較多等不足（陳升等，2020）。對此，2013 年《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要“實行統一的市場準入制度”“在制定負面清單基礎上，各類市場主體可依法平等進入清單之外領域”。自此，借助負面清單模式改革市場準入管制的思路得以明確。

經過數年的探索與實踐，《關于實行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的意見》（簡稱《意見》）及《市場準入負面清單草案（試點版）》先后于2015 年和2016 年出臺，這揭開了中國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改革的帷幕。根據《意見》，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以清單方式列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禁止和限制投資經營的行業、領域、業務等。除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列明的行業、領域、業務以外，各類市場主體皆可依法平等進入。在此制度下，市場準入管制在全國范圍內得以放寬?？傮w而言，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能夠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與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統一起來，把轉變政府職能與創新管理方式結合起來，把激發市場活力與加強市場監管統籌起來，放寬和規范市場準入，為加快構建公平開放、規范有序的市場管理體制奠定了重要基礎。

（二）理論框架

良好的制度環境是一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內在動力，也是企業從事創新活動的必要保障（Berrone 等，2013）。在影響企業創新的諸多制度因素中，政府調控市場激勵尤為關鍵（朱平芳和徐偉民，2003；Aghion 等，2005）。正因如此，當“政府失靈”或“市場失靈”發生時，企業從事創新的積極性會明顯受挫（余東華和呂逸楠，2015）。本文預期，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通過規范政府調控進而改善市場配置，有助于塑造政府與市場間的良性關系。這可以同時緩解“政府失靈”與“市場失靈”問題，為企業創新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對此，本文從政府與市場聯動的視角出發，分別基于產品競爭機制和要素配置機制兩個方面，闡明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對企業創新的影響。圖1 為本文的理論框架。

圖1 本文的理論框架

從產品競爭機制方面來看，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能夠打破地方行政壟斷壁壘，強化市場競爭激勵，進而激發企業創新的內在驅動力并促進企業創新。企業從事創新的一個基本動機即為打造競爭優勢，以使自身在優勝劣汰的市場環境中謀求更好的生存與發展（Danneels， 2002），因而良好的競爭環境理論上能夠增強企業創新的內源性動力（Dinopoulos 和Syropoulos，2007）。張杰等（2014）基于中國企業樣本的研究也表明，“逃離競爭效應”是市場競爭影響企業創新的主導機制，具體表現為產品市場競爭與企業創新之間穩健的正向關聯。然而，以往由政治晉升激勵所引致的政府競爭使得地方性貿易壁壘和行政壟斷問題突出（周黎安，2007），這降低了高效率企業進入市場的可能并限制了各個行業市場競爭的充分性（劉斌和賴潔基，2021）。在此競爭格局下，行業內企業的創新動力往往不強（楊興全和張可欣，2023）。對此，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可以通過消除行業中存在的不當準入限制，賦予不同身份市場主體以平等進入市場的資格，從而有效破除地區間相互設立的行政壟斷壁壘，總體上降低企業的市場準入門檻及相應成本（郭冠男和李曉琳，2015）。同時，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塑造了“法無禁止即可為”的市場準入環境，有效緩解了以往以正面清單為主的管理模式所產生的準入依據不健全、準入管理執法模糊的問題（陳升等，2020），減少了地方政府通過設立隱性準入壁壘限制企業進入市場的不確定性。正因如此，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能夠培育更為充分的市場競爭，強化企業的創新內驅力，從而倒逼企業開展創新（Acemoglu 和Cao，2015）。

從要素配置機制方面來看，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通過減少政府資源配置干預，緩解要素市場錯配，進而提升企業創新要素獲取能力來推動企業創新。資源基礎理論認為，充足的要素資源是企業從事創新的基本前提，企業創新效率較大程度上取決于其對外獲取創新要素的能力（Teece 等，1997；Aghion 等，2001）?；谶@一見解，既有研究發現中國要素市場配置扭曲是抑制中國企業創新效率的重要制度成因（楊洋等，2015；戴魁早和劉友金，2016）。而造成該現象的主要根源為地方政府通過價格管制、分配權主導等直接手段和設立市場準入門檻等間接手段對要素市場配置活動進行干預和控制（Xu，2011；張杰等，2011；劉斌和賴潔基，2021）。通過實施清晰、統一、公開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管理模式，企業可以確切了解市場準入的具體規定，社會公眾也能更好地對相關執法主體的履職過程開展監督，這將有效提高市場準入領域的管理透明度并規范地方政府權力的運作。這有效約束了政府借維護市場秩序、加強行業管理之名增設管制壁壘從而行干預市場活動和要素資源配置活動之實等不當行為。相應地，隨著政府不當干預的減少，市場在要素資源配置中的比重會有所提升，資金、人才、技術等創新要素可以更暢通地進行跨區域流動，要素市場配置的扭曲程度也會得到緩解和逆轉。在此背景下，發展潛力較高的企業能夠被市場有效識別，以更為有效率的方式獲取創新要素并改善自身創新能力，而創新能力薄弱的企業則面臨淘汰（張韓等，2021），市場內企業的整體創新能力將得到提升。

綜上，本文預期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能夠促進政府與市場間的良性互動，分別從“打破地方行政壟斷壁壘——強化行業市場競爭激勵”的產品競爭機制和“減少政府資源配置干預——緩解要素市場錯配程度”的要素配置機制兩條路徑發力，促進企業創新。

三、實證設計

（一）數據來源與樣本選擇

本文選取2013—2018 年滬深A 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其中，企業研發與專利數據來源于CNRDS 數據庫，企業治理結構數據、財務數據以及地區經濟數據來源于CSMAR 數據庫。對于初始樣本，本文進行了如下處理：（1）剔除金融行業企業；（2）剔除非正常上市企業；（3）剔除僅出現一期觀測值的企業；（4）剔除主要變量數據缺失的樣本。經過以上處理后，本文共獲得11 717個公司年度樣本。為緩解異常值對估計結果的影響，本文對企業層面的連續變量進行了上下1%位數縮尾處理。

（二）模型設定與變量界定

按照先行先試、逐步推開的原則，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最早于2016 年在天津市、上海市、福建省、廣東省4 個?。ㄖ陛犑校╅_展試點，并于2017 年在湖南省、重慶市、遼寧省、浙江省、河南省、湖北省、四川省、貴州省、陜西省、吉林省、黑龍江省共11 個?。ㄖ陛犑校╅_展第二批試點，最終于2018 年12 月正式推廣至全國。在樣本期內，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對于試點地區企業而言是外生于創新行為的政策沖擊，故可將其作為開展本研究所需的政策事件。本文采用多時點雙重差分（DID）方法評估市場準入管制放松對企業創新所產生的凈影響。具體模型如下：

其中，i為企業，t為年份。Lnpatent表示企業創新，此處采用企業專利申請總數加1 的自然對數進行衡量。Nlist表示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試點情況，當企業位于第一批試點地區并在2016 年及以后年份時，位于第二批試點地區并在2017 年及以后年份，取值為1，否則為0。其回歸系數β反映了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對企業創新的凈效應。X為本文控制的可能影響創新的一系列地區與企業層面的協變量。其中，參考已有文獻（He 和Tian，2013；Balsmeier 等，2017；孔東民等，2017；孟慶斌等，2019；張明昂等，2023），企業層面的協變量包括：企業規模（Size），以企業員工總數加1 的自然對數表示；固定資產比率（PPE），以企業固定資產與資產總額之比表示；盈利能力（ROE），以企業凈資產收益率表示；財務杠桿（Lev），以資產負債率表示；內部控制質量（INTCON），以迪博內部控制指數表示；研發投入（LnRD），以企業研發支出加1 的自然對數表示；運營效率（TFP），以根據OP方法計算的全要素生產率表示；薪酬差距（Gap），以管理層平均薪酬與員工平均薪酬之比表示。地區層面的協變量還包括對數化的?。ㄗ灾螀^、直轄市）人均生產總值（LnpGDP）。為緩解不可觀測的時間及個體特征對結果的干擾，本文進一步控制了年份（μt）和個體（ρi）固定效應。此外，鑒于核心變量Nlisti,t在省份層面發生變化，本文對回歸標準誤按省份進行聚類調整，以減少省內殘差相關性對標準誤估計值的干擾。

四、實證結果

（一）描述性統計

在本文的研究樣本中，企業創新（Lnpatent）的均值為1.9829，標準差為1.6311，說明不同企業之間的創新能力差異較大。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Nlist）的均值為0.2699，說明共有26.99%的企業年度觀測值受到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的影響。①限于篇幅，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并未展示，詳見本文的工作論文版本。

（二）基準結果

表1 列示了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影響企業創新的基準回歸結果。其中，列（1）在控制年份和個體固定效應后，僅加入反映市場準入管制放松的負面清單制度變量以考察其對企業創新的影響。此時，其回歸系數顯著為正，初步印證了前文推論。在隨后的列（2）中，本文進一步控制了企業特征變量和地區特征變量的潛在影響，此時負面清單制度變量的系數依然在5% 的水平上顯著為正，但系數較之前有所增大，說明在不控制其他重要變量的情況下會低估負面清單制度對企業創新的影響?？偠灾?，表1 回歸結果基本證實了本文的主要觀點，即旨在推動市場準入管制放松的負面清單制度顯著促進了企業創新。

（三）穩健性檢驗

1.平行趨勢檢驗

DID估計結果的有效性取決于一個隱含假設，即試點地區企業與非試點地區企業在政策實施前應擁有共同的變化趨勢。鑒于此，本文采用動態效應分析方法以開展平行趨勢檢驗?？紤]到不同試點地區受到政策沖擊的時間點可能存在差異，本文參照Beck 等（2010）的做法，為各試點地區設置試點政策開展的相對時間虛擬變量，并構建如下模型：

其中，時間虛擬變量Pren、Current、Postm為各省份確立成為試點區域之前第n年、當年和之后第m年的觀測值。②本文將政策沖擊前一年設置為基期，因而未將相應的時間虛擬變量納入模型中。其余變量定義同模型（1）一致。具體結果如表2 列（1）所示，政策發生前的相對時間虛擬變量系數均不顯著異于0，說明試點地區與非試點地區企業在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實施以前在創新行為上擁有共同的變化趨勢，平行趨勢假設得到驗證。

表2 平行趨勢檢驗、熵平衡匹配、工具變量回歸與安慰劑測試

2.熵平衡匹配法

單獨使用DID檢驗可能會面臨樣本選擇偏差問題，即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以外的其他地區及企業特征均可能對企業創新產生影響，進而對本文估計結果造成干擾。為了緩解其他因素對本文發現的替代解釋，本文利用熵平衡匹配法構造一個反事實估計，從而緩解地區與企業的其他特征差異所導致的估計偏誤。表2 列（2）報告了經過熵平衡匹配法處理后的DID回歸結果?？梢钥闯?，在充分控制試點地區企業和非試點地區企業可觀測變量中存在的差異后，本文基準結果依然穩健。

3.工具變量法

雖然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的沖擊是外生的，但可能存在同時影響政策試點地區選擇和企業創新行為的混雜因素，從而對本文結論產生干擾。本文采用工具變量估計緩解這一內生性問題。參考Guiso 等（2004）的做法，此處使用2011 年各省份每千人無償獻血率作為工具變量，原因在于：一方面，市場經濟制度的運行和變革需要建立在一定社會道德基礎之上，而地區無償獻血率是反映社會公德的可行指標（呂朝鳳和朱丹丹，2016）。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作為一項市場化改革舉措，社會公德水平較高的地區更適合并且更可能被納入試點，即工具變量與政策變量具有良好的相關性。另一方面，社會公德水平不太可能對企業創新決策產生直接影響，故工具變量符合外生性的要求。①本文實證測試了該工具變量的相關性假設和外生性假設是否如預期所述能得到滿足。未報告的結果顯示，一階段回歸的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統計值遠大于10，表明工具變量的相關性假設得到滿足，不能拒絕工具變量的外生性假設（χ2=2.438，p > 0.1）。工具變量估計結果如表2 列（3）所示，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的實施對企業創新依然有顯著促進作用，且估計系數與主回歸系數相比未出現較大變化，說明基準結果不會因內生性問題而發生改變。

4.安慰劑檢驗

為進一步排除區域和時間維度不可觀測因素對本文發現所造成的偏差，本文隨機設定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的試點時間與地區（但保留了政策分批試點的特征，即第一批試點地區涉及4 個省份，第二批試點涉及11 個省份），構造偽政策變量PNlist，重新進行基準回歸并記錄相應的回歸系數。將這一過程循環2 000 次后，考察估計系數是否接近于0。相應結果如表2 的列（4）所示，2 000 次隨機抽檢得到的回歸系數均值為0.0008 且不顯著異于0，說明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對企業創新的促進效應并非由區域和時間維度的其他因素所驅動。

5.其他穩健性檢驗

為進一步檢驗結果的穩健性，本文還進行了如下測試：（1）更換被解釋變量。采用樣本期內企業申請專利數的最大值對其特定年度的專利申請數進行標準化處理，從而獲得新的被解釋變量企業創新相對強度（RLnpatent），并重新進行基準回歸。（2）更換估計模型?？紤]到本文使用的被解釋變量為非連續分布的受限變量，為排除估計誤差的潛在干擾，使用Tobit回歸模型重新進行估計。（3）異質性處理效應下的穩健估計?？紤]到傳統的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對多期DID進行估計可能存在潛在偏誤（即異質性處理效應問題），本文遵循Callaway 和Sant’Anna（2021）提供的做法，采用CSDID命令進行基于雙向固定效應的雙重穩健估計。（4）考慮控制變量時變趨勢。為緩解控制變量受政策干預導致估計有偏的潛在問題，本文參考Li 等（2016）的做法，在回歸模型中納入控制變量與時間趨勢的交互項。（5）更換標準誤聚類層級。鑒于聚類層級的選擇會對估計結果的顯著性產生影響，本文將聚類層級調整至地區—年份層級以測試結果的穩健性。經過以上測試，本文結論依然穩健。①限于篇幅，其他穩健性檢驗估計結果并未展示，詳見本文的工作論文版本。

五、機制檢驗

前文發現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能夠促進企業創新，但尚不清楚這一作用通過哪些機制實現。根據前文理論框架，本文基于政府與市場聯動的視角，從產品競爭機制和要素配置機制兩個方面揭示其作用機制。

（一）產品競爭機制：打破地方行政壟斷壁壘、強化行業市場競爭激勵

現有文獻表明，減少地區行政壟斷可以促進企業更自由地進入或退出市場，從而提升市場競爭的充分性及質量，進而倒逼企業開展創新（Danneels，2002；張杰等，2014；楊興全和張可欣，2023）。延續這一邏輯，本文預期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通過統一各地區的市場準入規則，實現“全國一張單”，能夠破除地區間相互設立的行政壟斷壁壘，培育更為充分的市場競爭，最終提升企業的創新意愿，即通過強化產品競爭機制來促進企業創新。對此，本文構建如下模型檢驗這一潛在機制：

其中，LAB表示地方行政壟斷水平，參考陳林和朱衛平（2011）的做法，此處采用地方國有經濟固定資產投資金額與地方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比值進行度量，該值越高，說明地方行政壟斷程度越高。HHI表示地區—行業層面的市場競爭程度，采用由企業總資產構建的赫芬達爾指數進行測量，該值越高，說明市場競爭水平越低。ProvX為納入控制的一系列地區層面變量，包括地區人均GDP的自然對數、地區GDP增速、地區市場化水平、地區企業數量的自然對數和地區人口密度。此外，本文還控制了地區和時間固定效應。②由于檢驗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對市場競爭的影響采用的是地區—行業—年份結構數據，在估計模型中，本文還進一步控制了行業固定效應模型。

模型（3）的結果見表3，列（1）和列（2）分別考察了對地方行政壟斷和市場競爭強度的影響。列（1）結果顯示，政策變量系數顯著為負，即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的實施能夠降低地方行政壟斷水平。列（2）結果顯示，政策變量系數顯著為負，即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后市場的整體競爭水平得到提升。上述結果表明，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能通過“打破地方行政壟斷壁壘——強化行業市場競爭激勵”的產品競爭機制來推動企業創新。

表3 對產品競爭機制路徑和要素配置機制路徑的檢驗

（二）要素配置機制：減少政府要素配置干預、緩解要素市場錯配程度

大量研究表明，政府對要素資源的過度干預會加劇要素市場配置的錯配程度，扭曲企業的經營決策，主要表現為對企業生產投資和創新投資的擠出效應（Hsieh 和Klenow，2009；張杰等，2011；羅德明等，2012；戴魁早和劉友金，2016）。據此，本文預期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通過提升市場準入標準的公開度和透明度，有力約束了地方政府借助隱性門檻不當干預要素資源配置活動的自由裁量權，進而緩解要素市場扭曲，整體提升企業對創新要素的獲取能力并促進企業創新。對此，本文構建如下模型檢驗這一潛在機制：

其中，LPR表示地方政府在要素資源配置中的比重，此處采用樊綱等（2011）市場化指數體系中的子指標“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比重”得分進行反向衡量，該值越大，說明政府對要素資源配置干預的程度越小。RM表示地區要素市場錯配水平，此處參考林伯強和杜克銳（2013）的做法進行計算，該值越大，說明地區要素市場錯配程度越高。①地區要素市場錯配指數的計算方法為：。其中，factorr,t為樊綱等（2011）計算的要素市場發育程度指數。其余變量的定義及估計標準誤的處理方式與模型（3）一致。

模型（4）的結果見表3，列（3）和列（4）分別考察了對政府要素配置干預程度和地區要素市場錯配程度的影響。列（3）結果顯示，政策變量系數顯著為正，即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的實施能夠減少地方政府對要素配置活動的干預。列（4）結果顯示，政策變量系數顯著為負，即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后地區要素市場錯配情況有所改善。這些結果表明，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能通過“減少政府要素配置干預——緩解要素市場錯配程度”的要素配置機制來推動企業創新。

六、拓展性分析

（一）企業創新策略分析

本小節進一步分析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試點背景下企業的創新策略，以識別市場準入管制放松促進企業創新的微觀機理。具體而言，本文從企業創新資源投入策略、創新資源利用效率以及對不同類型創新偏向來考察企業的微觀反應。

首先，根據前述理論框架，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降低了企業進入市場的難度與成本，推動形成了更充分的市場競爭（張韓等，2021），這迫使企業需要通過創新等渠道強化核心競爭力，從而降低自身被淘汰的風險（Danneels，2002；Aghion 等，2005）。此外，由于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對政府調控具有規范功能，要素市場扭曲程度的緩解促使企業創新要素的可獲得性顯著提升。在此背景下，企業相較以往更有意愿也更有能力通過創新的方式來謀求更好的發展。因此，企業可能會將更多冗余資源轉移至創新活動中，以塑造或維持自身競爭優勢。為檢驗這一猜想，本文以期初的企業現金及現金等價物與資產總額之比表征企業的冗余資源（Cashhold），以企業研發投入與資產總額之比表征企業的研發投入水平（RDinvest），進而考察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對企業冗余資源與創新投入關系的調節效應。表4 列（1）顯示，在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實施以后，企業的冗余資源更可能轉化為研發投入。這說明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能夠推動企業資源配置優化，促進企業加大對創新活動的投入力度。

表4 負面清單制度實施對企業創新策略的影響分析

其次，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對產品市場競爭程度的強化以及對要素市場扭曲程度的緩解有助于信息、人才、資金等創新要素充分流動。這意味著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在降低企業創新資源搜索成本的同時，能夠強化企業間的“學習效應”與“外溢效應”，進而提升企業的創新效率（Fritsch 和Franke，2004）。為驗證這一預測，本文以企業專利產出與研發投入的比值表征企業創新效率（RDeffi）并直接考察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對其產生的影響。如表4 列（2）所示，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能夠顯著提高單位研發投入所帶來的創新產出，說明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確實可以推動企業創新效率的提升。

最后，本文預計負面清單制度試點背景下企業對發明專利創新擁有更強烈的偏好。這是因為相較于其他類型專利而言，發明專利作為高質量創新成果能夠為企業塑造更有利的競爭優勢（黎文靖和鄭曼妮，2016），幫助企業在激烈的競爭中獲取更好的生存與發展。為檢驗這一推斷，本文分別考察了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對企業發明專利創新（Lninven）與其他類型專利創新產出（Lnother）的影響。表4 列（3）及列（4）表明，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顯著推動了企業發明專利創新產出，但相較而言對企業其他類型專利創新產出影響不顯著，說明市場準入清單背景下企業更傾向于開展高質量創新。

（二）對企業績效的影響

上述證據表明，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會促使企業采取積極的創新行為。一個自然的問題是，在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的嶄新背景下，高創新水平對企業績效會產生何種影響？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有助于更清楚地識別微觀經濟主體應對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的行為動機。理論上，鑒于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加劇了市場競爭，這可能對企業的盈利水平造成不利沖擊（Aghion 和Howitt，1992）。而技術創新可以通過降低企業成本、提高產品質量、提供差異化功能等途徑增強企業競爭力，構筑企業利潤的“護城河”（Danneels，2002；Tang，2006）。黎文靖和鄭曼妮（2018）更是指出，良好的創新能力能夠使得企業在競爭環境中獲取壟斷利潤，且創新難度越大，利潤空間越大。據此，本文預測在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背景下，高創新水平有助于企業在更激烈的競爭環境中建立自身優勢，幫助企業實現更可觀的業績。為檢驗這一猜想，本文以企業創新水平為基準將樣本劃分為四等份，進而構建類別變量Innogrp。①專利申請量總量位于樣本0%—25%、25%—50%、50%—75%、75%—100%區間的企業分別被賦值為1、2、3、4。該變量值越大，表明企業創新能力越強。接著，本文分別識別了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對企業績效（此處分別采用ROE和TobinQ進行測度）的直接影響以及變量Innogrp的調節作用，具體結果如表5 所示。列（1）和列（3）的結果表明，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對企業績效產生了負向影響但不顯著，這可能是由于競爭加劇下不同企業間收益水平分化所導致的。而列（2）和列（4）的結果表明，在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的條件下，創新能力越強的企業越能實現業績的顯著提升。這驗證了前述預測，即創新是企業應對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所帶來的競爭加劇并獲取正向經濟收益的重要手段。

表5 負面清單制度背景下創新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分析

（三）異質性檢驗

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對企業創新的促進效應可能受地區知識產權保護力度、行業技術特征以及企業營運能力的影響。首先，創新為企業帶來經濟收益是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推動企業創新的基本前提。然而，在知識產權保護力度較弱的地區，競爭對手模仿或抄襲會顯著減少企業的創新回報（Greenhalgh 和Rogers，2007）。因此，當企業所在地區知識產權保護力度較大時，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對企業創新的影響較強。其次，在技術密集型行業中，創新在企業競爭優勢塑造中發揮了更為重要的作用，這使得企業更需要依靠技術創新途徑應對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所塑造的競爭新形勢。因此，技術密集型行業企業受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的影響較大。最后，對于運營效率低下的企業，競爭加劇會顯著增加其被市場淘汰的風險，這促使他們更傾向于求創新謀發展（王雄元和卜落凡，2019）。因此，運營效率低的企業可能對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的實施更敏感。

對此，本文借鑒李俊青和苗二森（2018）的思路，以地區知識產權侵權立案數與總人口之比來表征知識產權行政執法力度，以地區律師人數與總人口之比來表征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力度，并取兩者均值來衡量地區知識產權保護的整體水平，在此基礎上分年度根據中位數進行分組，高于中位數的地區定義為知識產權保護力度較高的地區，虛擬變量PP取值為1，否則取0；參考鄭耀弋和蘇屹（2022）的做法，構建行業特征虛擬變量HTI，技術密集型企業取1，否則取0；按照企業運營效率水平，分年度根據中位數進行分組，高于中位數的企業定義為高效率企業，虛擬變量OC取值為1，否則為0。②具備技術密集型特征的行業代碼包括：C27、C29、C30、C34、C35、C36、C37、C38、C39、C40、C41、I、M。結果表明，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對地區知識產權保護力度較大、技術密集型企業以及運營效率較低的企業的促進效應更大。③限于篇幅，異質性分析估計結果并未展示，詳見本文的工作論文版本。

七、結論與啟示

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已邁入新的階段。在國內勞動力要素等比較優勢逐漸消失、國際局勢迅速變化的背景下，加快構建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戰略意義日益凸顯。然而，有關全國統一大市場的體制機制建設，尤其是關于市場準入機制改革后果的研究卻相對滯后。為此，本文以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試點為切入口，系統考察市場準入管制放松對企業創新的潛在影響，以期為我國“十四五”期間社會經濟發展提供有益的政策啟示。

本文研究發現，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具有顯著的創新激勵效應，這一結論在經過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依然成立。影響機制分析表明，從產品競爭機制來看，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會通過打破地方行政壟斷壁壘并強化行業市場競爭激勵來促進創新；而從要素配置機制來看，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則通過減少政府資源配置干預進而緩解地方要素市場錯配的渠道來對企業創新產生積極影響。進一步分析表明，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會促使企業采取更積極的創新策略，包括將更多冗余資源投入至創新活動中，著力提升創新效率，以及開展更多的高質量創新。此外，本文考察了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的條件下創新對企業績效的影響，研究發現，自主創新能力越高的企業越能夠在競爭加劇的環境下取得良好績效，這說明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有助于打造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也揭示了其創新激勵效應的底層邏輯。異質性分析表明，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對企業創新的影響主要存在于地方知識產權保護較好、具備技術密集型特征以及運營效率較低的企業。

本文研究結論具有以下重要政策啟示：第一，深入推進市場體制改革與加快創新驅動型國家建設均為我國構筑新發展格局的重要舉措，本文的經驗證據揭示了這兩大戰略間的內在關聯性，表明更大空間范圍內的市場準入管制放松能夠發揮顯著的創新激勵效應。因此，必須堅持在全國范圍內高標準推進市場準入管制改革，完善地方市場準入效能評估和監督整改等配套舉措以保障實施效果，并助力我國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實施。第二，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通過打破地方行政壟斷和減少政府資源配置干預，更好地調動了市場的優勝劣汰機制和資源配置機制，從而推動了企業創新。因此，后續的市場準入管制改革應當以減少地方行政壟斷保護與資源配置不當干預為重點，以規范政府行為、改善市場機制、促進政府與市場間良性互動為方向，為企業開展創新活動營造更優質的制度環境。第三，本文發現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會引導企業將更多冗余資源投入至更高效率的創新活動中，這意味著政府給予企業的稅收優惠與研發補貼在此背景下更可能轉化為研發資產（黎文靖和鄭曼妮，2016）。因此，需要協調推進市場準入體制改革與企業研發支持政策供給，切實助力企業創新能力提升。第四，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對地區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較高、技術密集型與運營效率較低的企業產生了更為顯著的創新激勵效應。因此，一方面需要統籌完善知識產權保護機制，助力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為企業創新賦能；另一方面則應當在保證全局統一監督管理的前提下，遵循因地制宜、有所側重的實踐理念，適當為技術密集型行業、總體運營效率較低的行業制定具有針對性、更科學的市場準入標準并開展有效的管理和執法，加速富有創新力的企業進入和主導市場，從而強化政策的實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