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紀70 年代末高考恢復歷程回顧

孫 潔

（江蘇省檔案館，江蘇南京，210019）

20世紀70 年代末，隨著“四人幫”的覆滅、政治運動的結束，中國發展方向面臨新的抉擇。如何引導全體民眾轉變思想觀念，迎接即將到來的新變革局勢，需要一個突破口和切入點——恢復高考成為黨領導全國思想解放、撥亂反正的先聲。本文擬從檔案文獻、回憶錄等資料出發，梳理高考恢復前后中共中央決策部署和江蘇地方工作的歷史細節，總結“恢復高考”這一重大決策的深遠影響。

一、 史上獨有的兩次招生會

新中國的高考制度始于1952 年，高校招生實行全國統一命題、一次考試、分批錄取的辦法。1966 年起，高考制度被取消，70 年代初，部分高校開始陸續恢復招生，但規定只“選拔具有二年以上有實踐經驗的優秀工農兵入學”，取消文化考試，實行“自愿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復審”的辦法。[1］由于錄取學生沒有客觀標準，難以做到公平公正，“走后門”現象嚴重，高校錄取的新生總體文化水平下降，人才培養質量得不到保證。到1 9 7 6 年1 0 月，高考制度被廢除整整十年，國家出現嚴重的人才斷檔。

1977 年5 月24 日，鄧小平在同中央有關同志談話時，首次指出：“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要能上去。發展科學技術，不抓教育不行……必須有知識，有人才”，同時明確“要經過嚴格考試，把最優秀的人集中在重點中學和大學”。[2］鄧小平對人才的重視、對通過考試選拔人才形式的肯定，為后來正式提出恢復高考埋下了伏筆。

1977 年6 月，教育部在太原召開年度招生工作會議。雖然與會人員對現行招生制度有異議，但由于種種原因，會上教育部依舊沒有提及恢復高考事宜，同時相關招考文件也遲遲未下發。[3］緊接著召開的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通過決議恢復了鄧小平各項職務，鄧小平自告奮勇，主抓科技和教育。正因如此契機，教育招生工作又出現了新轉機。

在鄧小平的要求下，從8 月4 日起，教育部邀請了30 多位科研人員、教師座談，聽取未來科技及教育工作開展的建議。座談會上很多人都對現行招生制度改革情緒熱烈。據此，鄧小平副總理在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明確提出，“今年就要下決心恢復從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考學生，不要再搞群眾推薦”[4］。

得到這一消息的各省教育部門是非常振奮的。根據這一精神，教育部于8 月13 日至9 月25日在北京召開該年度第二次全國高校招生工作會議，修正了之前6 月召開的太原會議精神，產生的招生文件在鄧小平的督促下，于10 月5 日經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10月12 日國務院批轉下發，即著名的國發〔1977〕112號文件——《關于1977 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招生文件”）。新中國成立以來，唯有1977 年召開過兩次高校招生會議，而北京招生會議時間達40 多天之久，也是前所未有。會議日程之長，關鍵在于對過去遺留的諸多歷史問題中共中央尚未有定論，導致很多人對問題認識不清，會上爭議不斷?；謴透呖紗栴}上的曲折，預示著教育層面的革新只是開始，全面改革需要中共中央方針政策的先行指引，進而徹底解放全社會的思想，為未來中國的發展定下主基調。

“招生文件”的核心精神就是恢復以考試成績擇優錄取新生的制度。由于第二次招生會議時間延后，為了保證高考工作的順利進行，“招生文件”規定：“今年招生推遲到第四季度進行，1977 年的新生于明年二月底以前入學。從1978 年起，普通高等學校6 月份開始招生，9月上旬開學”；在程序上更加靈活，為了便于各方開展工作，決定分別由各?。ㄗ灾螀^、直轄市）在各自范圍內統一命題和組織考試，“可結合當地實際情況，作一些具體實施性的規定”。[5］

1977 年10 月21 日，新華社發布通稿，報道了北京招生會議精神和“招生文件”基本內容，《人民日報》同時發表社論《搞好大學招生是全國人民的希望》?；謴透呖嫉南⒁唤浌?，上山下鄉和回鄉知識青年，特別是高三學生紛紛奔走相告，全國形成新的讀書浪潮。1977 年秋，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北京招生會及其招生工作意見成為變革之先聲。

二、 緊鑼密鼓的招考工作

江蘇省在收到“招生文件”后，于11月8日正式下發貫徹執行。經初步統計，江蘇地區高考報名人數多達84萬，所以先行開展初選工作。[6］從11月8日下發文件到第一次高考初選，只有19天時間；12月15日是正式高考，距離初選也只有十來天，緊張程度可以想象。

1977 年10 月21 日《人民日報》頭版社論——《搞好大學招生是全國人民的希望》

除了時間緊、任務重，當時地方上還面臨招生經費不足、招考物資緊缺的困難。比如江蘇缺少印刷試卷的紙張，雖然省教育部門報省計經委的計劃批準通過，但出版局方面回復說當年計劃用紙已用完。最后，經各方努力協調及層層審批，使用了《毛澤東選集》的印制備用紙才得以解決。[7］當時的保密條件不足，試卷印制完成后，為了保證安全不泄密，省教育廳就安排工作人員采取輪流值班的方式現場看守試卷。在派發試卷至各地時，由于運輸條件不足，無法實現專車專送，“各地市里有車就接，沒有汽車坐火車，蘇北有些地方沒有鐵路只能借車運試卷。坐火車的把車廂圍起來，請乘警、列車長、列車員幫助，保護試卷安全”[8］?？荚嚱Y束后，閱卷工作被下分到地市進行，有的地方條件非常惡劣，比如淮陰，閱卷老師集中住宿地的床上沒有枕頭，只能用磚頭。最后準備錄取流程時，省教育廳給錄取院校租了一個幼兒師范的倉庫作錄取工作用，倉庫里“一掃地水泥全飛起來，只能一邊打噴嚏一邊看檔案”。[9］即便各種困難紛至沓來，在長時間缺乏組織大規模招生考試經驗的情況下，江蘇各地一點點摸索嘗試，使得工作得以順利開展。

1977 屆高考考生的錄取工作在1978 年1 月開展，正趕上春節，江蘇省教育廳工作人員一直工作至除夕，甚至吃完年夜飯后還要繼續工作。1978 年3 月，根據鄧小平批示，高考進行擴招。江蘇原計劃錄取8000 人，后來擴招至1萬多。當時凡是成績達到要求的，特別是年紀偏大的、老三屆和長期在農村鍛煉的，基本都錄取了，最后一共錄取了2 萬人。[10］這次擴招給成績優秀而因政審等原因落榜的考生帶來了希望。擴招工作一直持續到5 月份，緊接著1978 年高考也拉開了帷幕。

江蘇不僅想方設法完成緊張的招考任務，在具體落實程序中更是敢于先行先試，將“改革”精神發揮到極致，確保最大限度地招納到優秀人才。比如高考中的政審問題，1978年6月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關于1978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11］，指出雖然1977年招生文件中已經強調政審“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現”，但在實際執行時，有的地方貫徹“擇優錄取”不到位，政審中存在寧“左”勿右的傾向，使得很多人才囿于“身份”，難以獲得參與高考選拔的機會，這種情況必須加以改變。針對此情況，江蘇積極探索，采取兩個辦法推進工作。一是到了1978年政審標準下發后，及時召開招生政審工作會議，實行“一竿子到底，先讓縣級管政審的同志集中學文件，回去后辦同樣的政審學習班；二是地市對政審不合格的考生進行復查”。這些措施使很多考生得以取得高考錄取資格，他們的命運也由此改變。[12］

1978 年起，高考開始實行全國規范化籌備、統一招考。當年的春節過后，教育部開始緊鑼密鼓召集各方人員編寫考試復習大綱。由于當時全國中等學校教材不統一，部分地區開設課程不齊全，各地區學生水平參差不齊等，編寫大綱工作組主要以大多數地區所用教材和實際教學情況為依據，同時也考慮到高等學校對入學新生的基本要求。大綱的“說明”部分，提醒考生們按照大綱復習時，應把注意力放在鞏固過去所學的基礎知識和提高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上，不要猜題和死記硬背。[13］

1978 年是高校招生改革后的第一次全國招考，考生有600 萬之眾。命題工作采取全封閉管理，工作地點選在了青島。命題參與者由高校教師、中學教師和中學教研人員組成，南京大學亦有不少學者參與其中，如周勛初參與了語文組，余紹裔參與了外語俄語組，趙俊欣則參與了外語法語組命題。

大綱為考生提供了備考的基本方向，相較于前一年，更加規范合理；再次實行全國統一招考、統一命題，標志著高考制度已全面恢復，并向規范化方向發展，為新時期的人才選拔奠定了基礎。高考程序的逐步完善，表明國家通過統一考試選拔高等人才的制度已成未來大勢，知識分子的春天已然到來。

三、 恢復高考的深遠影響

20 世紀70 年代末，國家百廢待興，恢復教育戰線秩序抓住了“革新”的重要方面，起到了四兩撥千斤的作用?；謴透呖际歉母镩_放的“突破口”，是鄧小平改革開放理論的重要實踐成果，對國家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成就起到關鍵作用，其作用影響不限于當時，更延及當下。

吹響改革的號角。在當時的氛圍下，恢復高考看似只是教育制度層面的問題，實際上卻關系到人們思想觀念的轉變，關系到未來國家發展的道路方向。太原會議的結果說明，高考制度恢復以前，全國人民雖然渴望改變現狀，但依舊顧慮重重，使得“變革”僅存在于部分人的口中，難以取得突破。而在高考恢復之后，改革的氛圍才真正醞釀起來，全國人民的思想得以觸動，為日后胡福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主要作者）的發聲，乃至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打開了局面。

重迎科學的春天?；謴透呖加兄谌鐣匦律勺鹬刂R和人才的風尚，使得“讀書無用論”被“知識就是力量”所取代，黨和國家倡導的“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得以深入人心。在高考恢復前，帶有濃厚政治意味的“成分”決定個人前途命運，使得諸多人才囿于“歷史問題”而受到排擠，難以充分發揮其聰明才智。20 世紀下半葉是科學技術迅猛發展并引領社會生產力高歌猛進的時代，中國要實現快速趕超，必須依靠人才，特別是科技人才?；謴透呖夹玖酥袊白鹬刂R”“尊重人才”時代的到來，對改革開放新時期的人才選拔方式、培養格局、發展規劃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創造公平的環境。高考，不僅僅是高等學校招生考試，更是社會流動的重要渠道。高考恢復前，除了實行推薦制，1976 年起全國各類高校學生實行“三來三去”，即“農民上大學，畢業后回農村，當農民，掙工分；工人上大學，畢業后回工廠，當工人；學生從哪里來，畢業還回哪里去”。[14］推薦制因為缺乏客觀標準，極易導致不公正，“三來三去”阻礙了人才流動，難以體現公平性，而高考制度通過統一的筆試選拔人才，使得大家能在同一起跑線上競爭，體現了公平正義。特別是高考關于政治審查政策的變動，實現了高等教育戰線的撥亂反正，為日后更深層次的社會改革做了鋪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