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櫻開全球，是壯美還是哀歌？

石者

濟南的春天風極大，對很多春花都不友好，對吉野櫻尤甚。

明湖西路的西首立著一塊大石頭，上書“櫻花大道”四字。這路上原本就有許多櫻樹，只不過都是名為“關山”的晚櫻品種。每年三四月間，關山櫻會在新葉間開出桃粉色花朵，層層疊疊的花瓣仿佛仙女的裙裾，與扶疏的嫩葉相映成趣。

然而“花葉同出”是關山櫻的“原罪”——淺紅與新綠的博弈總不及滿樹紅云來得震撼。于是，立下“櫻花大道”銘石的那年，綿延五公里的關山櫻被一棵不留滿門抄斬了，取而代之的是新植的“吉野櫻”。

“吉野櫻”也叫“染井吉野櫻”，它還有一個更響亮的名字——“東京櫻花”。早在日本的平安時代（對應于我國晚唐至南宋），賞櫻活動便日漸成風，到江戶時代后期（相當于我國的清代晚期），櫻花的栽種已經在日本形成了頗具規模的產業。當時，江戶城（今東京）附近以培育花木為業的“染井村”里，人們偶然發現了一棵形態比其他櫻樹都優美，花量也比其他品種都巨大的櫻樹。這棵樹一時聲名大噪，風光無兩。

它就像天生麗質的楊家女，一出深閨便令六宮粉黛黯然失色。于是慣會做生意的櫻花商人，從這棵“天選之樹”上取下枝條進行扦插，并命名為“吉野櫻”。所謂“吉野”，是遠在舊都奈良的一座山，久以櫻花繁茂而聞名。比起“染井”這種名不見經傳的小村，“吉野”自然更具品牌感召力。

本就出眾的天資，加上攀附名山的炒作，使得這個櫻花新品種一夜而紅。它不僅樹形優美、花量巨大，而且生長迅速、先花后葉，花期內整棵樹不雜翠色，如云似霞——簡直占盡了所有天賜的恩寵，除了一件——花期短暫：盛花一般只有七天。但這種合于日本“物哀”文化的特性反而成了人們更加追捧它的理由。

對吉野櫻的追捧很快演變成了其他櫻花的末日——就像那年濟南的“櫻花大道”將關山櫻全砍了一樣，江戶人開始用吉野櫻大量替換其他品種的櫻花，很多歷史悠久的古典櫻花品種就在這場浩劫中化為烏有。

很快，吉野櫻便占據了江戶城的大街小巷，以至于當1901 年植物學家為其發表拉丁文學名的時候，便直接命名為“江戶櫻花”，我國隨之擬定的中文正式名為“東京櫻花”。

說清了吉野櫻的來龍去脈，我們回頭思考一個細節——為什么染井村的櫻花商人要采用折枝扦插的方式來繁殖，而非播種呢？其實答案就隱藏在吉野櫻的拉丁文學名的“X”里——這代表它是一個跨種雜交的后代：它的父本和母本是櫻屬的兩個不同物種，這導致了它很難結出種子，而且幾乎沒法用種子種出一樣的櫻花。另一條思路是只要知道吉野櫻的父本和母本是誰，也可以重新雜交出相似的后代。但當時的人們并不知道最初那棵天選之樹的父本和母本到底是誰，因此只能靠折取它自己的枝條進行扦插繁殖。

而扦插，正是最古老的克隆術。

可以說，江戶城中的每一棵吉野櫻都是最初那棵天選之樹的克隆體。它們共享著完全一樣的基因，分毫不差。這保證了在相同環境下，所有的吉野櫻可以同時開放，同時凋零，而且不會有任何顏色或形狀上的差異——千樹同開，燦若云霞；一朝花落，翩若飛雪。這種大合唱一般的壯麗合音自然也壓倒了其他櫻花自顧自地淺吟低唱。

1912 年，3000 株吉野櫻作為禮物送給了美國，栽種于華盛頓的潮汐湖畔。1972 年，為慶祝中日邦交正?；?，日本也贈送了大量吉野櫻給中國。這些散布在北京、武漢、華盛頓、紐約，以及溫哥華、柏林、日內瓦的千萬棵吉野櫻，全部是最初那棵天選之樹的分身。

據粗略統計，目前日本栽種的櫻花有80% 是染井吉野櫻，這就好比一個國家的國民中有80% 的人口是同一個人的克隆人。多么駭人！一棵個體的凱奏卻險些成了整個物種的哀歌。

好在一些有識之士及時發現了問題的嚴重性，開始呼吁保護櫻花的多樣性，對一些瀕臨滅絕的櫻花品種進行了搶救性保護。也有學者從文化層面反思這種單一的審美追求，是否也是一種“惡俗”。

早在兩千多年前的西漢，劉安在《淮南子·說山訓》中道出“蘭生幽谷，不為莫服而不芳”的箴言；唐代的名相張九齡也寫下“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的佳句。

可見我國的古人很早就領悟到了自然之物的生息繁衍自有其內在的規律，而非一味滿足人類的主觀希求。更何況這種主觀希求往往是短視而偏狹的——比如喜歡看一樹繁花在短短七天內散盡芳華。

然而島國的春日畢竟微風不噪，暖陽清和——溫帶海洋性季風仁慈地準許吉野櫻開足七日后以從容的姿態翩翩赴死。而濟南的春天，是疾風冷雨輪番轟炸的戰場，它不允許這種柔弱的生命在舞臺上表演“物哀”。

“ 你既然喜歡墜落， 那就立刻墜落吧！”我仿佛聽到呼嘯的南風這樣哂笑道。

于是，自從明湖西路把關山櫻換成了吉野櫻，我便再未看到超過三日的花季了。

（本刊原創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