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49年上海臺災救治看中國共產黨領導大城市應災能力建設

孔祥成　曹茜亞

[摘? 要]1949年夏，上海遭遇了30余年一遇的12級臺風襲擊，這對于在特大城市執政伊始的中國共產黨而言可謂一次趕考。面對天災，中共迅速反應，組織救災委員會，緊急轉移災民、搶救機械廠房、安置受災群眾、保障災民就醫、災后防疫消殺、重修堤壩與生產救災等，取得了顯著的救災效果。盡管上海市新生政權對于大城市的綜合管理仍有諸多短板，但總體而言，應對1949年臺災彰顯了中共依靠群眾、動員群眾、轉危為機的應變能力，詮釋了中共是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揭示了中共的執政基礎與動員能力源于黨政軍民大協同的親密型黨群關系。

[關鍵詞]1949年臺災；上海；領導大城市；應災能力

[中圖分類號]? D231? ? [文獻標識碼]? A? ? ? ?[文章編號]? 1009-928X（2023）05-0028-09

1949年7月24至25日的第六號臺風突襲上海，這是上海自1915年以來34年未遇的特大臺風。解放之初的上海百廢待興，如何開展救災工作、能否動員和組織起人民群眾的救災大軍、當軍事安全和民生安全之間出現矛盾時該如何權衡決策、科學救災機制與群眾救災路線怎樣在實踐中結合等，成為考驗中國共產黨從革命向執政能力轉變的重要支點和觀察視角。

目前學界對中國共產黨領導救災的研究，呈現兩端熱（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新中國成立后）中間冷（新中國成立前后過渡時期）的特點。本文擬通過對1949年7月第六號臺風災害（下文簡稱臺災）的探賾鉤沉，旨在梳理考察中共領導新生的上海進行防災抗災救災的舉措，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分析總結中共執政大城市初期的災害應急管理能力、組織動員能力及其特點，以期拓展中國式災害治理現代化早期生成史的研究。

一、風雨海潮交加重創上海：

臺災造成的重大影響概述

1949年7月24日晚，上?？耧L暴雨呼嘯而至，從24日下午8點至25日下午6點的降水量達126.7毫米，最強風力達到了12級，最高潮位吳淞口為5.18米，黃浦江蘇州河口達4.77米。對平均海拔高度只有4米左右的上海而言，臺災危害異常嚴重。

首先，市區受災嚴重，大面積內澇，直接影響上海人民的生產和生活。上海市區周圍30里地除個別較高地區外，大街小巷普遍積水，平均水深二三尺，低洼之處可達6尺，南京路上永安公司附近水深及腰，公共車輛無法通行。災情最嚴重的當屬蘇州河以北的虹口、楊樹浦一帶，平均水深達3尺左右，地上江水沿馬路滾滾涌進，三分之一棚戶被水淹沒，二分之一以上棚戶被揭頂而去，房屋倒塌接連發生。市區房屋損失3000—4000幢，閘北水電公司煙囪折斷，停止供電；庫存糧食被淹，損失200萬斤，各河道沉船30—40只，載運物資也隨同損失。

其次，受臺風沖擊，上海的工商業深受其害，對剛解放不久、千瘡百孔的上海經濟無異于雪上加霜。7月24日深夜，中紡八廠宿舍部分房屋倒塌，電路中斷。次日晨，中紡第三印染廠遭水淹，而廠內還有200多桶遇水即炸的硫酸。工商企業損失的物資更是不計其數，暴雨中全市電力系統崩潰，致使工廠停產減產。根據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秘三字拾號通令，要求各單位呈報在此次臺風中所遭受的各類損失，包括物資、糧食、建筑物及設備、機器、船只、車輛等損失。以中國紡織建設公司為例，中紡公司所轄棉紡織廠、印染廠、毛紡廠、機械廠、麻紡廠、針織廠、絹紡廠、紗帶廠等各廠均受災嚴重，各類物資損失如下：建筑廠房約3.2億元、機械約2千3百萬元、電氣設備約1千萬元、原料約1千3百萬元、產品約2千萬元、印刷紙張約25萬元。此外，公司的運營管理機構也遭受重創，秘書處損失約260萬元、機科處約300萬元、財務處1000元、駁運隊約240萬元。中紡公司各項損失合計約在3.8億元。據災后的不完全統計，此次臺災共造成的經濟損失在10億元人民幣（舊幣）以上。

再次，各郊縣由于地理位置沿江濱海，而且7月下旬正值蔬菜和莊稼成熟季節，受災更為嚴重。在臺風、暴雨、大潮的沖擊下，南匯縣東灘25公里海塘被嚴重摧毀，堤身全部沖平部分達10余公里，袁公塘、李公塘、預備塘均被沖垮，塘東的莊稼、房屋、樹木全部被海水吞噬，有4個鄉被淹沒。浦東海塘沖毀塘身達12公里，沖開大小決口20多處，淹沒棉、稻田7.86萬多畝，沖毀房屋6900多間，受災人口達7.5萬人左右。寶山縣崩潰土堤長6公里，損壞樁石5公里，受淹農田12.9萬畝，被毀田地43465畝，損失糧食473.5萬公斤、棉花3950公擔，受災戶10528家，倒坍房屋14144間，死亡181人，受傷79人。其余各縣受災情況也都非常嚴重，據檔案資料顯示，1949年上海郊區九縣糧食實產量占常年產量的百分比分別如下：松江79.1%，南匯92.9%，青浦53.7%，嘉定70.8%，奉賢57.7%，寶山87.3%，金山48.5%，上海44.3%，川沙70.8%。

臺風、暴雨、海潮同時襲擊上海，使這座特大城市的市區、郊區、農村均遭受嚴重損失。據災后統計，全市共死亡1613人，倒坍房屋63208間，夾塘地區70%以上房屋坍毀，10余萬人無家可歸，農田受淹面積達208.3萬畝，其中重災130.6萬畝。據估計，損失糧食11651.5萬公斤，棉花22900擔，禽畜死亡無算，長江橫沙海塘幾成平地，災情慘重。面對巨災，如何迅速應對災情以保障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如何開展災后重建并盡快恢復生產，成為中國共產黨執政上海后面臨的第一道應急管理考驗。

二、城市應災管理“趕考”：

組織動員與多管齊下的救災舉措

作為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和經濟中心，上海突遭如此重災，引起政府和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上海市各級黨政領導本著人民生命第一、恢復生產為本的原則迅速反應，把抗擊臺風災害、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作為核心任務，調動一切人力、財力與物力資源，組織發動各行各業投入到抗臺救災工作中，從上至下設置了緊急救援、妥善安置、醫療救助、災后重建環環相扣的救災聯動機制，把臺風及其次生災害帶來的損失降到最小。

（一）組建救災委員會緊急動員。災害發生后，緊急救濟是一場與時間賽跑的行動，要盡可能在最短的時間內搶救傷者、轉移生者、安葬死者，安撫受災群眾。因此，緊急救濟工作需要集中領導、統一指揮、統籌安排、協調分工，需要各方力量互相配合行動。面對突發的嚴重臺風災害，上海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將其作為一項重要政治任務來抓。1949年7月25日，上海市長陳毅連夜召開緊急會議，討論救災辦法，決策部署救災方案。會議決定：為應對驟發的臺災，各區設置救災委員會，根據當地受災情況開展救援，并動員工商界、工會、婦聯、學聯、青聯及慈善機構等各社會組織協助救災。

為貫徹會議精神，7月26日的《解放日報》發表了題為《團結起來，戰勝臺災》的社論，一方面指出了救災的方向，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號召救災、鼓舞精神的作用。社論提出4點要求：上海全體黨政軍民必須正視這次臺災，而且應立即行動起來，做好救災工作，對于受災的同胞采取緊急救濟與安置；要做好救病、治傷和防疫工作，減少霍亂危險，對臺災傷亡人員，各醫院及救濟機構必須迅速合作處理，對于平時以井水作飲料的大量市民，應嚴加注意飲用水的消毒；要提高警惕，嚴防匪特，確保治安；對于在臺風中遭到損害與破壞的物資、公用設備和建筑物要積極搶救，這些都是國家財產，人民血汗，都是建設國家的資本，要做到應救必救，不能抱有灰心失望的態度。社論希望上海人民將勞軍熱情擴大到救濟災胞活動中，相信在全體黨政軍民團結合作下，定能戰勝臺災。此外，《解放日報》在7月26日還運用大量版面對臺風知識、此次臺災損失、救災情況等進行多方面的宣傳報道，不僅有利于人們正確認識此次臺風災害，更是代表黨和政府發出了全民救災動員令。

《解放日報》的救災社論貴在思想動員，而黨政機關的發文則重在貫徹與執行。在市委和市政府的統一領導下，全市各區縣也展開了迅速有效的救災活動。為解決受災群眾最基本的生活問題，政府從上海人民勞軍的捐獻中撥助款項，向受災群眾直接供應食品；并號召社會各界踴躍捐贈，各區救災委員會相繼開展了“一升糧，一件衣”的社會捐獻運動。在內外兩條線交織的動員網絡下，新聞媒體、工商企業、教育部門、工會、婦聯、教聯、各社會機關迅速發動。上海大中小學及學聯等教育部門也聞訊而起，上海學聯發出號召：“青年朋友們：昨夜臺風狂暴的襲擊了我們，一夜間造成了上海市民的大災。對于這一嚴重的災情，我們的政府已經作了緊急的布置，積極設法安插和救濟災民。我們上海的青年也應該緊急動員起來，團結全市人民，協助政府完成這一工作，幫助數十萬無家可歸的難同胞渡過這一難關?！鼻嗄陮W生響應號召，用節衣、節食、宣傳捐款、無償勞動等實際行動參與救災。同濟大學留校學生在遭遇臺風災害，看到受災群眾的困難生活后，不僅提供校舍以供災民居住，而且自愿將每日一斤的食米減半，捐助受災同胞。從7月25日起到月底，共節省米210斤。

上海工商業發達，在此次臺災中，很多企業既是受災需要救助的對象，同時也是自救和互助救災的主體。如中國紡織建設公司在災情發生后，迅速成立緊急救災辦公室，統領救災工作與災民救濟。一方面積極開展自救，保障職工安全，竭力搶救物資，減少企業損失。如中紡第三印染廠職工與中紡駐軍一起搶救受災物資，“在搬運過程中，因硫酸遇水爆炸，兩位戰士受重傷，五位戰士受輕傷，工人中也有周寶生等七人受輕傷，……至七時，二百多桶原料已全搬至精元間，未遭損失”。另一方面企業捐款捐物，積極承擔社會責任。7月27日，中國紡織建設公司召開關于“慰勞解放軍和救災工作”的會議。會議討論了關于公司應對臺災以及如何參與救災的問題，并提出了具體方案。首先是號召全體員工縮食，員工節食3天，省出伙食費全部捐作救災之用；其次是提議緊急捐款，7月份每人最低捐獻一日所得，多多益善；再次是號召員工節衣，員工自愿捐獻衣物，所捐衣物第一時間送給受災難民；最后是組織義賣義演等活動，以便籌集善款，幫助災民。以中國紡織建設公司為代表的上海工商企業界普遍為保護物資、保護新解放的人民城市貢獻力量，在救災中發揮巨大作用的同時，也在號召工友們為災民捐款的過程中，無形地加強了其主人翁意識和集體主義的思想教育。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在黨政軍與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大量的救災款物匯集，為救災準備了物質基礎和資源條件。

（二）災民救助與應急防控。臺風災害發生后，很多地方斷電、停水、斷糧，此外，房屋倒塌63208間，夾塘地區70%以上房屋坍毀，10余萬人無家可歸，受災群眾的衣食住行問題亟待解決。災后疫病、衛生問題突顯，霍亂、血吸蟲病在當時本就是威脅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的一大隱患，尤其是在災害發生后，借助于污水熏蒸更易傳播。面對這些棘手問題，上海市政府要求衛生部門迅速展開工作，根據災情特點制定分區、分類救治的對策。

首先，根據市政府指令，各區縣迅速成立難民救濟委員會，并據實際災情分別設立難民收容所，為解決災民流離失所、無家可歸的難題提供機制上的保障。中共上海市委把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放在第一位，指示市政府一面召開緊急會議，一面派出大批得力干部親臨災區一線，組織搶救災民，落實安置場所。為充分調動一切資源、利用一切條件解決難民安置難題，市政府統籌協調，通令全市各學校、電影院和會館等公共場所暫停業務活動，專門接收安置受災群眾。警備一分區的指戰員們積極幫助難民尋找公共房屋，有的則直接讓出宿舍優先安置難民。

為了協調收容救助工作中各方之間的關系，上海市政務接管委員會在7月26日發出緊急通告，制定3點難民收容辦法：一、此次受災難民生活與住所無著、急待救濟者，可迅速到所在區接管專員辦公處接洽登記，以便收容與進行救濟；二、所有到區接管專員辦公處請求登記救濟難民，登記時要說明此次房屋資財所受損失確數、全家人口數及在此次臺風雨中有無傷亡與嚴重病癥；受災后，現住何處，是否需要安置住處；三、凡受災難民，已經自動到各機關、部隊要求救濟者，得請該機關、部隊迅速介紹到所在區接管專員辦公處處理。為確保救災政策的落實，上海市政務接管委員會派出工作組和監察通訊員，分赴各區開展救災督察工作，在有關部門和團體組織的協作之下，大量難民得到收容救助。

其次，狂風暴雨之后，緊隨而至的疫病傳播成為一大挑戰。衛生部門奉命組建專門的難民醫療隊，并動員紅十字會及醫學院的學生積極參與到災后防疫中。為讓受災的人民群眾免費得到醫療救治，各醫院盡量收容和醫治受傷或得病難民，災民可以憑介紹信到各個醫院免費醫治，不會因經濟問題而錯過最佳救治時間，費用由政府埋單，充分彰顯了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消解了國民黨長期以來對中共的污名化宣傳?！斑^去上海工商界對人民政府政策不十分明了，解放區消息隔閡，因此引起許多懷疑”，臺風救災政策及其實踐，使得原先對新生人民政權持觀望態度的部分市民轉變過來，為剛解放的上海注入了政治上的穩定劑。市衛生局也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市民不亂倒垃圾、糞便。積水一退，又立即聯合清潔總隊和清潔所驅車到各地開展清毒工作，確保環境清潔，減少疫病傳播。

再次，救災不僅包括救濟災民、控制災情，而且還要應對各種突發性的次生災害。1949年7月，上海剛解放不久，仍然面臨著國民黨特務、幫會分子和地痞流氓的滋擾和威脅，對于此類人員，公安部門通令，嚴厲打擊、堅決懲辦，保衛人民群眾。臺災發生后，各種未肅清的敵對分子和會道門組織散布謠言、蠱惑群眾或者趁災破壞、搶劫，嚴重影響到社會的安全與穩定。為配合政府救災，警備部隊與公安局派大批員警前往災區，如上海普陀區接管委員會派專門人員去幫會首領朱啟楨家，令他約束門徒，不得借臺災之機尋釁滋事。從而保護了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保障了災后生產和生活秩序的穩定。

面對這場突如其來的嚴重天災，剛執政不久的共產黨人，克服了物質供應緊張和潛伏敵特分子的乘亂破壞，從上到下堅持一切以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為主的原則，依靠并團結帶領群眾，采取了一系列緊張而有序的救濟措施，抓住了救人和搶救生產機器的短暫窗口期，最大程度上減少了災害損失。

（三）黨領導下軍民協同搶險救災。臺風災害應急動員的成功，與黨的正確領導密不可分。黨的領導是風雨來襲時群眾的主心骨，人民軍隊是抗災搶險的中流砥柱，軍民協同是抗御狂風暴雨的銅墻鐵壁。黨領導制定的緊緊依靠群眾、多元主體參與、軍民協同救災的方針，是這場救災贏得最終勝利的重要保障。

各級黨委的正確領導是抗災救災的主心骨。臺災發生后，上海市委、市政府緊急召集各部門召開救災會議，成立救災委員會，統一領導救災工作。與此同時，各區縣也相應組建了區縣一級的救災委員會作為領導本區域救災工作的指揮系統，形成了屬地化管理的分級負責制和統籌安排、相互支援的部門協同，各級領導分工負責、密切協調，為救災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提供了有力高效的組織保障。此外，黨員領導干部身先士卒、親臨救災一線，組織人民群眾開展生產自救和家園重建，增強了黨在救災中的號召力和動員力，并最終將中共領導救災的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優勢。南匯縣委書記王克剛、縣長牟能帶領各級干部、駐軍官兵和300多條民船，到老港等災區搶救受淹群眾，當天下午救出2000多人。在緊急救災和災后重建過程中，各級黨委、政府統一領導，果斷決策，合理調度各方力量，指揮與臺災作斗爭。黨員干部迎難而上，沖在第一線，成為人民心中的主心骨和頂梁柱，以實際行動樹立起共產黨為人民謀福利的形象。

軍民協同是黨領導此次抗災救災的重要法寶。在救災過程中，各階層人士與廣大軍民積極投入，開展互助互濟。緊急救災會議召開后，市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救災措施，除決定將上海人民勞軍捐獻中的援助款項，做救濟此次臺災之用，同時號召上海人民踴躍參與，為救濟臺災作更大的貢獻。上海市接管委員會收到社會各界捐助的救災款502萬元，大米47萬斤，被服1124件?！按蛘?、生產、做群眾工作”是人民軍隊初創時期的三大任務，如果說進入上海初期的解放軍以“睡馬路、不擾民”向市民初步展示了人民軍隊的外在形象，那么淞滬警備部隊在搶險救災中更以實際行動詮釋了人民子弟兵愛人民的深刻內涵。如為了救濟受災群眾，駐浦東部隊某團提出了“節約一兩米、多救一條命”的口號，駐邑廟區部隊從受災日起，將原來一天兩餐干飯一餐稀飯改為兩餐稀飯一餐干飯，將節約的糧食全部救濟災民。據不完全統計，至1949年底，淞滬警備部隊共修海堤25670米，修路500米，發放救濟糧71007斤，幫助群眾修建房屋13間，割稻560畝，割草挑糞3992擔，捐大米61419斤，衣服2873件，救災19次（救出群眾1265人），救人34次，為民治病176次。為了感謝并銘記人民子弟兵的幫助，崇明群眾將南堡鎮新修的18里海塘命名為“軍工堤”。

三、從“趕考”到“補課”：

災后中共領導防災工程和制度重建

1949年3月23日，毛澤東等中央領導離開西柏坡前往北京城時的“趕考”論，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始終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優良作風和艱苦奮斗、學習新事物的決心與勇氣。長期扎根于中國鄉村、以農村包圍城市為革命路徑的中國共產黨，面對紛繁復雜的城市管理，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克服了人才不足和經驗缺乏的雙重困境，在防災工程重建和災害氣象預報制度建立的“補課”中，表現出頑強的抗災精神和敢于擔當、勇于自我批評的學習能力。

（一）寓救于防與災后重建。臺災往往以其發生迅速、持續時間較短、危害沖擊力大等特點，考驗政府的動員力、組織力和執行力，以及防災抗災的工程建設和災后重建的制度建設。災后重建又包括災區人民物質家園的重建、生產和生活設施的恢復、社會網絡與秩序的修復、心理創傷和精神世界的彌補等，若災后重建不能及時完成，就可能引發一系列新的問題，使人民群眾對政府公信力喪失信心。如當時中共南匯縣委在緊急指示中所稱：“各級領導要認識到這次搶救工作，是聯系群眾和提高黨和人民政府在群眾中威信的大事，深入宣傳、說明，只要大家心齊，人力可以勝過天災，不要迷信天命和聽信謠言，嚴防特務、壞人趁災破壞?！?/p>

1949年臺災發生后，上海多處海塘塌陷。南匯海塘在臺風來臨時破壞嚴重，原本52公里的海塘被沖毀40公里，共有五六十處缺口涌入倒灌的潮水，沿海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時刻在威脅之中，災后重建的任務迫在眉睫。面對此種情形，上海市政府于7月26日召開第二次緊急會議，主題就是災后重建“修復海塘”，討論了關于海塘修復的一系列情況及問題。會后，政府派工作人員到南匯海塘進行實地考察，有序組織當地村民以工代賑、修補海塘。

修復海塘的首要任務是堵住海塘的決口，為此市政府組建搶救委員會，并撥出20億元充作救災工程款。陳毅親臨抗災第一線勘察，指示市工務局局長趙祖康在潮汛高峰來臨之前務必筑成新海塘。為加快搶修，陳毅特邀全國著名水利專家茅以升、關富權、孫輔世、黃炎等商議堵口計劃，在工地上召集專家、農民代表、中小學教師和機關干部開會，決定采用柳條筐加土方石塊的辦法合堵決口。黨領導各級政府職員、當地駐軍、警備部隊和民工，紛紛參加搶救工程。7月26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軍區、第三野戰軍政治部發布通令，命令所屬各部隊全力以赴搶險救災。以工代賑參加搶修海塘的民工多達10.7萬人。1949年10月6日，搶修海塘工程順利完工，翻修一新的海塘全長49公里。為防御更大的臺風災害，黨和政府克服財政困難，堅持以高標準修復并加固受損海塘，至1957年塘身高度已達8.5米，頂面寬15米，成為保衛上海安全、真正造福人民的民心工程。此外，市政府還組織力量，疏通市區原有下水道，在管道出口裝置閘（潮）門，加排沿河橫截管，建造泵站，遏制高潮浸溢和潮水倒灌。卓有成效的災后重建工作，不但防御了天災，而且維護了新生政權的穩固。

（二）氣象預報應用于防災的制度化探索。解放不久的上海面臨著國民黨封鎖、空襲和特務分子里應外合的破壞、擾亂。從1949年6月至1950年5月一年的時間內，國民黨空軍陸續對上海發動了50多次空襲，嚴重時導致交通癱瘓、工業停擺、市民死傷甚重，陳毅回憶：“各種矛盾和問題一齊爆發出來，正如大病初愈的人，又染上了新的病情?！倍敃r解放軍還沒有擁有獨立的空軍，只能依靠高射炮和防空工事應對。在此情形之下，天氣預報就成為重要的防空情報。為避免重要的天氣預報信息為敵特獲取，上海軍管會往往選擇加密。1949年7月第六號臺風之所以預報不登，其主要原因也是如此。據7月13日發布的秘三字第六號令精神將臺風天氣預報以“保密”而封存不發，指令內容為：“查本市氣象臺公開發布之氣象預測，實屬利于匪機空襲害民，各界市民亦迭次來函請求禁止，仰該會即令各氣象臺除向有關機關繼續按日提供氣象報告外，對于各報館、通訊社、廣播電臺、電訊局以及各電報公司等一例暫予禁止發布是項氣象預測為安！”

盡管這份預報未能通過各報館及時公開，但上海市人民政府政務接管委員會接到臺風警報后，加強夜間值班，做好抵御臺風的準備。而且應上海氣象臺請求，《新民晚報》在7月24日刊登了題為《臺風今夜進襲浙江洋面 吳淞口外將受影響 希望小型船舶及時靠岸》的臺風預報，但由于占版面很小，時效較短，仍導致市民準備不足。

7月25日，陳毅主持緊急會議，聽取匯報，部署搶救工作。他在得知這種“氣象后報”的情況后做出批評與自我批評，“要是我們早知道，采取預防措施，就會減少損失”，“管理城市，我們確實沒有經驗，要對革命對人民負責，還得要學科學知識”?！拔覀兊臍庀箢A報制度未認真建立起來，沒有及時掌握臺風動向，造成如此重大的損失，主要是領導上的責任。竺可楨先生曾幾次說，大風快來了，要注意。老先生的話有道理。上海這樣大，光我們管不行，要大家管?！逼鋵?，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解放后一直重視對氣象、廣播、交通、供電等城市公用事業的建設和管理，早在解放之初甚至更早之前，“中共在電臺里重復地廣播說‘請上海市公用局長趙曾玨注意，請你留下，別離開上海，人民政府需要你’。當他們還沒有‘解放’上海時，他們已經在‘羅致’著公用事業的技術人才和管理人才了，事實上，中共對城市公用事業機關的接管，的確是迅速而準備充足的，……許多例子都證明，中共對城市公用事業的重視”。

災后不久，為統籌協調防空安全和氣象災害安全，陳毅及粟裕分別以軍管會主任、副主任的名義簽署軍字第00189號通令，“規定上海及其他解放區的一般氣象報告及預報仍暫停發布，上海及其他解放區遇有重要氣象必須發布時，由上海氣象臺臨時函請新華社經向上級請示后統一發布”?？梢?，上海市黨政領導在第六號臺災后及時調整了氣象預報應用于軍用和民用的管理制度，從保密級防空專用轉變為重要氣象經請示后可提前向市民預報。黨和政府反思在城市管理和科學防災方面存在的問題與不足，及時對相關政策做出切合實際的調整，顯示了執政初期共產黨人強大的反思和學習能力?！肮伯a黨土生土長在中國的鄉屯里，和泥土特別親近，而對于城市的豪華，卻是陌生的，因此，面對著他們迅速的軍事勝利，他們面臨了一個極大的考驗。當他們獲得了一個城市，他們便需要大批的人才來進行他們的‘接管’工作……把他們的干部深入到民間的組織里，學習，研究，與民間打成一片?！比~劍英曾說：“我們是穿了草鞋從鄉村走進城市，一切都還得學習！”可見，黨在執政后以“謙虛、謹慎、不驕、不躁”和“重視人才、重視學習”的實際行動為“兩個務必”的作風要求做出了最好的注腳。

四、密碼解讀：

中共領導救災成功的經驗與啟示

1949年7月，剛解放不久的上海，面臨著國民黨和帝國主義外部的封鎖、空中的襲擊和內部的破壞，既有軍事斗爭，也有經濟領域里的銀元之戰和糧棉之戰。在內憂外患之下，中共領導救濟了30多年一遇的特大臺風災害。究其成功經驗，從管理學上看，堅強有力的領導、科學有效的機制、正確有方的組織動員，是克災制勝的重要因素。但如果從政治學上考察，1949年六號抗臺只是中共領導救災的一個典型案例。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到新中國成立后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中共一直把救災作為一項重要工作來抓。救災為民既是黨的初心和使命的直接表達，同時，依靠人民救災也是黨成功領導救災、每次轉危為機的歷史經驗和當代啟示。

首先，從歷史來看，早在蘇維埃時期，黨就開始把救災當作一項重要政治任務。1931年江淮大水災百年一遇，災情奇重，國民黨政府卻不忘內戰。相比之下，中國共產黨卻執行了為人民謀幸福的社會政策?！拔覀兊狞h認為任何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的派別以及取消派等都不能解決中國的災荒問題?！挥心戏礁魇〉奶K維埃政府還能在帝國主義與國民黨聯合圍剿之下，竭力給廣大的農民群眾謀幸福，實行各種保護農民利益與避免災荒的具體政策?！薄疤靥K以前決定蘇維埃黨部等機關每人兩餐稀飯一餐干飯，軍事機關每日一餐稀飯兩餐干飯，是適當的辦法，蘇維埃應宣傳群眾自愿的節省?！迸c國統區面臨同樣嚴重的水旱災害，中共領導下的蘇區救災卻為何成效顯著？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以局外人的觀察給出了問題的答案：“當我們想起蘇維埃沒有饑荒，我們覺得這完全是一個中國的奇跡！事實上，這不能只靠財政來說明，只有從社會的和政治的基礎上著眼，才能理解?！?949年7月27日，奉賢縣委、縣人民政府在聯合發出的《關于搶救臺風水災的緊急指示》中號召全縣中共黨員和人民政府各級干部，“要有高度的群眾觀念，把群眾的疾苦當作自己的疾苦，領導群眾戰勝這次水災造成的困難”。上海解放后，接管政權的中國共產黨強化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群眾路線，大災面前與群眾風雨同舟，從而獲得了領導群眾戰勝天災的底氣與勇氣，為黨執政新中國經受各種國際和國內考驗穩定了政治底盤。

其次，從救災的立場和宗旨來看，中國共產黨是代表工農利益而奮斗的政黨，為人民謀幸福是黨的初心使命。1934年，毛澤東在《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指出，“一切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問題”，要解決群眾的“穿衣問題，吃飯問題，住房問題，柴米油鹽問題，疾病衛生問題，婚姻問題”?！凹偃缥覀儗@些問題注意了，解決了，滿足了群眾的需要，我們就真正成了群眾生活的組織者，群眾就會真正圍繞在我們的周圍，熱烈地擁護我們?！笨梢?，救災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政治問題。上海六號臺風災害發生后，松江專區專員顧復生、地委書記張彥向陳毅匯報災情并詢問如何救災、怎樣修復海塘時，陳毅當即表示：“我代表上海800萬人民全力支援?！?月29日，陳毅親臨高橋炮臺浜海塘，鼓勵工程技術人員認真總結筑堤合龍的經驗教訓。他說：“有人在困難面前相信起海龍王了。但我們相信的是團結起來的人民力量?！毙潞Ｌ两ǔ珊?，陳毅提議取名為“人民塘”，充分表明共產黨以人民為中心、相信人民依靠人民的救災思想和執政理念。

再次，從實踐邏輯來看，救災盡管是歷朝歷代的一項要政，但中共的治災思想及其價值意蘊卻遠超古人。以往救災的出發點往往是保存生產力、進而保住國家的財賦不受大的影響，救災重點在于災后的賑濟與安撫，目的是保證災民不造反、維護統治秩序，且救災宣揚的是當政者的恩賜，人民只是被施救的對象和需要感恩戴德的子民。與此截然不同的是，共產黨在領導人民推翻了遭受災害的總根源——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統治后，開始致力于將水利建設和防災救災工程建設提上日程，從革命戰爭的領導者轉向城鄉建設和民生保障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上海臺災發生后，陳毅親臨工地慰問軍民，現場群眾奔走相告：“國民黨掌握政權的時候，咱們遭了災，連市長的影子也看不到，修塘的幾個錢也被那些貪官給貪污了；解放了，到底世道不同了，陳市長親自來和我們一塊兒堵口子，現在的政府才是咱老百姓的政府，陳市長和咱們在一起，咱們一定要加油干，咱們一定要把決口堵??！”新中國成立后，在抗災救災實踐中“人民”和“政治任務”兩個關鍵詞高頻出現，充分說明黨始終將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救災工作視為政治任務，而加以貫徹落實。

總之，1949年剛接管上海不足兩月的中國共產黨，面臨著生產原料和糧食奇缺、投機盛行、物價飛漲、失業嚴重、謠言四起、敵特內部破壞、帝國主義外部封鎖、臺風暴雨交相侵的多重夾擊。當時有資本家嘲諷共產黨不懂城市管理：“共產黨軍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財經打零分?！辈簧偈忻駥π律嗣裾嘁苍谟^望，“一般人對于中國共產黨的政策，都很隔膜，對于中共解放中國人民的事業，抱著一種‘觀望’的態度”。在歷史上，因災而致的政權變易、外族入侵和社會動蕩不勝枚舉。但正如毛澤東指出的那樣：“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痹诟锩鼞馉幒途植繄陶v練中成長起來的中國共產黨，面對天災，團結帶領黨、政、軍、民、學各界致力于抗災救災與災后重建，不但最大程度上保護了人民的生命和國家的財產安全，而且化危為機，彰顯了“救災為了人民、救災依靠人民”的救災理念，贏得了人民擁護，鞏固了新生政權。1949年上海臺災救治不僅為新中國的災害治理積累了寶貴的歷史經驗，而且檢驗并增強了黨領導應對突發性自然災害的應急動員能力、組織協同能力和科學施策能力。

本文系2020年度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中國共產黨領導救災的百年歷程、模式與經驗研究”（2020BDS001）的階段性成果；并受中央高?；究蒲袠I務費專項資金項目“民國時期重大自然災害應急管理模式與經驗研究”（2232021B-04）和全國黨建研究會高校黨建研究專業委員會2023年重點三類課題（編號6）的資助

作者孔祥成系東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曹茜亞系山東工業職業學院專職輔導員

（責任編輯：趙? 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