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國史學理論問題研究進展

孫欽梅

摘要 國史學理論作為對學科深層次的認識和反思，在國史學“三大體系”構建中居于重要位置。近十年來，國史學理論問題在中國歷史學領域以及馬克思主義理論、政治學領域內被越來越多的學者所關注，已成為國史研究中逐漸趨熱的學術話題和關注點，由此呈現出許多研究新成果和研究新思路，奠定了國史學科深化研究的理論基礎。整體來看，當前國史學理論研究取得了很大進展，但仍滯后于學科的整體發展和要求。未來要形成獨具特色的學科理論研究模式，推動國史學“三大體系”構建并走向全面發展，應進一步強化國史研究的學科自覺和理論自覺，不斷創新研究的視角和方法。

關鍵詞 新時代；國史學；唯物史觀；國史分期；改革開放前后三十年

對學科理論問題的認識和理解是國史學爭鳴中的核心問題，也是國史學界探索學科自身發展道路并逐漸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國史，又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新中國史、中國現代史或當代中國史，是在改革開放后逐漸形成的一門新興學科，當前已成為備受國內外學術界關注的一個熱門領域。國史學理論是關于國史的認識論與方法論，所思考的是史學的發展問題，研究范疇很廣，涉及的問題也很復雜。近十年來，學界對于國史學理論問題的討論主要集中于學科的指導理論、邊界屬性、歷史分期、主流主線以及研究方法的創新等，一方面緣于這些問題是國史學理論學科體系建設中重要、基本和關鍵的問題，對其研究和反思關乎國史學發展的全局；另一方面這些問題是近些年來研究者思想興奮的焦點，同時又存在很多認識上的分歧。在上述問題中，學科的邊界屬性、歷史分期、主流主線屬于學科定位和基本問題，是國史學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指導理論與方法屬于歷史觀和方法論問題，是學科發展的靈魂和核心內容。同時，深化國史研究還要在堅持唯物史觀和馬克思主義科學方法論的基礎上，根據學科的特點創新研究方法。

在較長一段時期里，國史學理論研究較為薄弱，甚至未有一部真正意義上的系統研究著作。進入新時代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黨史、國史和“四史”學習教育等一系列重要論述，為國史研究邁上新起點提供了新的理論指引和根本遵循，國史學理論與整個國史學科一并進入一個全新時期。學界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圍繞上述基本理論問題從學理上積極作出新的認識和反思，形成廣泛的討論和爭鳴，推動國史學理論不斷完善和發展，國史學科科學化水平不斷提高。

一、研究進展概要

學科的發展有賴于理論的支撐，法國哲學家伏爾泰在1765年出版的《歷史哲學》一書中指出，歷史研究不應該只是堆積歷史事實，它應該達到一種哲學的或理論的理解高度。這里主要講整體上理解支配歷史的那些原則及意義的歷史理論問題。國史學科建設也是如此。當前在國史趨向成為“熱門”學科之時，其學科理論體系建設尤為重要且迫切。20世紀末以前，學術界系統論述國史學理論問題的文章尚不多見，一些史學工作者圍繞國史學基本理論問題作了初步探討，但總體來看比較薄弱，學科內涵、屬性等均不夠明晰，這嚴重制約了國史研究的進一步開展。進入新世紀以后，學界開始關注到這一問題。不少學者提出：“僅僅滿足于以揭示歷史真相為治史歸宿，而不重視歷史學的理論建設，終究難以促進自身研究水平的提高?！边@樣的觀點也基本代表了當時及之后整個國史學界的認知。以李力安、朱佳木、程中原、田居儉、鄒兆辰、關海庭等為代表的一批專家學者努力從學科理論上探討國史總體研究狀況，為國史學理論和國史學科發展作出了有益探索。此后，國史學界逐步深入討論國史的學科屬性、定位、對象、指導理論與研究方法等問題，取得了比較豐碩的成果，國史理論研究也越來越受到學界的重視。特別是近幾年來，隨著“三大體系”建設成為哲學社會科學面臨的重大課題，國史學界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關注國史學理論體系及對歷史書寫的影響，在深入闡釋學科基本理論問題與創新研究方法層面取得若干重要進展，國史學理論自身也由此打開了新局面。

就國史學理論體系化的研究而言，《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是這一時期代表性成果，其出版改變了國史長期缺少系統理論與方法研究專著的局面，為學科發展提供了重要學理基礎。朱佳木的《當代中國史理論問題十二講》《歷史經驗總結與中國當代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編研的若干基本問題》，分別從不同角度對國史學理論問題進行闡述，如國史學是什么學科、如何劃分國史時期、如何看待國史的主線和主流、觀察當代中國的基本方法有哪些，都是國史學理論研究的重要成果。程中原的《信史立國：當代中國史研究縱橫談》對國史學科的特點、歷史分期、國史與黨史的關系、當代人能不能寫當代史等重大史學理論問題進行闡述，并就國史研究的方法提出一套新的較為系統的四重證據法，對于口述歷史的理論與方法也有較深入的思考，是一部難得的國史學理論著作。宋月紅的《新中國史實考論與編纂學研究》及其主編的《當代中國史編研理論與方法論稿》在理論上闡明了研究國史應該采取的理論方法和具體編纂的學理基礎。也有針對專題領域的研究成果，如李文的《中國當代社會史研究理論與方法芻議》以中國當代社會史為研究對象，具體闡釋了這一領域的研究對象、學科定位、研究方法和資料特點。此外，李正華的《編刊余墨：當代中國史研究》、卜憲群的《新中國歷史學研究70年》也涉及對國史學理論問題的探討。國史學理論以歷史學理論為基礎，若放眼整個史學領域，更有大量相關研究成果呈現。如于沛的《歷史的慧眼：今天我們怎樣讀歷史》解讀了當前為什么必須用唯物史觀重新研究全部歷史，以及研究歷史的方法等重要史學問題。王炳林等的《中共黨史學科基本理論問題研究》深入探討了黨史研究應該堅持的立場原則、采用的理論與方法、遵循的學術規范等學科基本理論問題。王晴佳、張旭鵬的《當代歷史哲學和史學理論：人物、派別、焦點》，從“人物、派別、焦點”三方面入手描述了20世紀60年代以來當代史學在觀念、方法和研究范圍上發生的一系列顯著變化。這些史學著論對于國史學理論體系建設，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相關學術文章類研究成果更是推陳出新，因篇幅所限不一一枚舉，但仍需指出其中呈現的研究新思路。主要體現在：一是從理論和方法角度提出國史或歷史研究的新路徑。如楊鳳城提出要重視加強新中國史與整個中國歷史包括近代史的接續、延續研究。蕭冬連指出當代史研究應當有一種大局觀，具備貫通性思維、全球視野和整體史觀照。宋月紅提出應加強國史通史研究，并提出國史通史的“八重”研究和編纂法。金光耀提出要從時間和空間兩個因素開展國史研究，“既要著眼過去又要放眼未來，既要立足中國又要面向世界”。二是就加強史學理論自身體系建設提出新見解。如“中國歷史哲學”“國史哲學”概念的提出，強調要在認識歷史的基礎上，研究歷史的哲學命題。瞿林東認為，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深入挖掘中國史學的理論遺產并賦予新的內涵和現代表述，是理論研究的著力點。于沛提出要構建包括唯物史觀、中國傳統史學與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理論成就、外國史學理論方法論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新形態。史學理論界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研討方向是，從學理上進一步對“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進行辨析與厘清，二者的概念內涵也從先前模糊認識中明確下來，即歷史理論是指客觀歷史過程的理論問題，史學理論是指歷史學自身的理論問題。宋月紅認為，史學理論服從和服務于歷史理論，歷史研究特別是國史研究應把歷史理論特別是國史理論研究和建設，放在更加突出的重要地位。也有觀點認為，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之間的關系并非那么截然分立，而是經歷了一個由合到分，再到當前重新整合的過程。這些最新認知，反映了史學理論界對既有論題的深入討論以及對新問題新視角的不斷開掘。

二、關于國史學科的指導理論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是史學研究中一個恒久的重要議題，也是當下國史學“三大體系”構建的基本前提。作為“唯一科學的歷史觀”，唯物史觀開辟了認識人類社會歷史的一種全新模式，使歷史研究具有了基本的遵循。國史學科建設取得很大進展，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國史工作者遵循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開展研究?；谖ㄎ锸酚^對歷史進行研究，是長期以來史學工作者一貫秉持的準則。但一個時期以來，由于西方史學新史觀的不斷出現，史學界對其誤解沒有及時作正本清源的解釋或給出令人信服的回應，以及在對待唯物史觀的問題上存在教條化、僵化理解現象，使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主流話語體系受到空前嚴重沖擊，唯物史觀的理論研究也面臨不斷被邊緣化的挑戰。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馬克思主義在有的領域中“被邊緣化、空泛化、標簽化，在一些學科中‘失語’、教材中‘失蹤’、論壇上‘失聲’。這種狀況必須引起我們高度重視”。有研究者表示，在一些研究成果中已經看不到馬克思主義對史學的指導作用，也不再探討有關歷史發展的規律性問題。

如何加強唯物史觀在歷史研究中的指導地位，是近些年來我國史學界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在學界的努力下，唯物史觀研究有了新突破。如劉森林《歷史唯物主義：現代性的多層反思》通過現代哲學、科技等多個層面反觀并論證唯物史觀的科學性。楊耕《重建中的反思：重新理解歷史唯物主義》對“常識”性的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如歷史決定論和意識反映論等進行新闡述。聶錦芳等合著的12卷本《重讀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通過版本考證、文本解讀等對馬克思主義思想作出新闡釋，澄清長期以來形成的一些誤讀和曲解。龐卓恒從“兩個必然”和“兩個絕不會”的論辯出發重新認識馬克思發現和證明過的科學真諦。吳英強調從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歷史敘事等方面著力重新闡釋，提升唯物史觀的解釋力。近年來國史研究的另外一個傾向是，呼吁整體史觀的回歸。隨著史學界對“碎片化”研究取向盛行而造成的史學危機的不斷反思，以及“重建史學的宏大敘事體系”“以整體史觀指導具體或碎片研究”等主張的提出，這一問題逐漸引起國史學界的關注。程美東從唯物史觀的角度提出，應重視從現代化、后饋性以及邏輯與歷史的綜合三個大歷史視角考察國史，避免“碎片化”研究。王愛云指出，國史研究應樹立整體性綜合研究的理念，注重長時段宏觀研究視角。易新濤認為，歷史性、整體性、發展性這些原則作為唯物史觀的基本要求，對推動國史研究的縱深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歷史虛無主義的本質是歷史唯心主義，以唯物史觀深化對歷史虛無主義的理論批判成為研究者的基本共識。曲青山主編的《反對歷史虛無主義文叢》，李慎明、李捷主編的《還歷史的本原》，周兵主編的《歷史虛無主義批判文選》等幾部研究論文集，以及朱佳木的《同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斗爭的有力思想武器》、郭彥林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評析》，用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和方法深入揭露歷史虛無主義唯心主義的歷史觀基礎，破解其理論謬誤和陷阱。于沛從理論淵源上挖掘剖析歷史虛無主義唯心史觀的多重思想脈絡，指出歷史虛無主義實際上是后現代思潮在今天中國的具體表現，應該認真剖析后現代主義的歷史觀。宋月紅揭示了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問題來源，指出當前國史研究重專題史甚或“碎片化”研究，輕通史性研究；重學科理論和方法，輕歷史理論研究，由此導致在反對歷史虛無主義上顯得能力不足。但也有學者提醒，在運用唯物史觀同歷史虛無主義斗爭中還需要防止一些錯誤傾向，不能“無視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客觀史實，只看是否符合自己的‘史觀’，只要不合自己的口味就貼上‘歷史虛無主義’的標簽”，認為這些做法既影響批駁歷史虛無主義的效果，也不利于總結歷史經驗教訓。

三、關于國史學科的邊界屬性

厘清學科屬性及其與相近學科的界限，是任何一門學科持續發展的邏輯起點。國史學科性質特殊，具有很強的政治性和現實性，與黨史、中國近現代史、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有著緊密的聯系。經過學術界若干年討論，其學科屬性問題至今仍存有不同認識。普遍的觀點認為，國史是與中國古代、近代歷史研究相銜接，與黨史研究相聯系而又相對獨立的歷史學科。對于國史與黨史之間的區別，學術界經過了一個長時期比較深入的探討過程，認為國史與黨史關于社會主義時期部分在研究對象、內容上雖不可避免地會有交叉與重合，但二者無論在研究角度還是研究重點、范圍上都有很大不同，這種觀點得到學界的普遍認可。近幾年來，關于這一問題的討論不斷深入。朱佳木認為，黨史和國史的學科屬性并不相同，即使在學科理論與方法上也有一定差別，前者更多地運用政治學研究的方法，而后者主要運用史學研究的方法。黨史學界對這一問題也進行了反思，一些學者表示，黨史研究也有限度，不能把黨史研究的內容界定的過于廣泛，甚至漫無邊際，無所不包。應該說，這種思考路徑與國史研究在認識上是一致的。但也有人指出，類似上述觀點強化了黨史與國史在研究視角、范圍、重點等方面的差別，事實上，黨史研究對象和范疇涵括了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進程的一切歷史內容，黨史與國史之間的學術區隔或學術邊界已幾近消弭。

另有觀點認為，國史研究是一門綜合性學科，國史研究學科屬性的綜合性和多重性不僅不掩蓋而且彰顯其學科的基本屬性。宋月紅認為，“國史研究既屬于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又屬于歷史學和政治學，主要是這三種學科的集成和融合”，“國史研究以歷史學研究為基礎，同時屬于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和政治學學科，而且國史各個方面的研究不僅是歷史學，而且分屬于相應學科門類”。有人認為，這種觀點看到了國史學科具有交叉性、融合式發展的特色，采取折中態度，并沒有明確指出國史的學科屬性。對于國史學科屬性定位問題，任貴祥在評論《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一書中指出，書中幾處對于這一問題的說法似有模糊和矛盾之處?！叭绻f國史屬于歷史學科，無須再討論；如說它是一個獨立的學科，如何加以界定以及與學科相關的一系列問題，則需要進一步論證和討論”，這從另一個側面顯示出學術界在國史學科屬性問題認識上的模糊性。

值得關注的是，隨著中共黨史黨建學被增設為法學門類下的一級學科，近期不少學者呼吁將國史納入其中作為二級學科。如楊鳳城認為：“中共黨史黨建一級學科的內部結構就要以中共黨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黨的建設、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尤其是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為基本支撐，換言之，它們構成一級學科中重要的二級學科?！蓖醣忠步ㄗh把新中國史和改革開放史作為中共黨史黨建學科可以考慮的六個研究方向之一。以筆者淺見，國史學科雖具有多重屬性特點，但其“史”的根本屬性或本質屬性是確定的。國史是一門歷史學科，隸屬于歷史學范疇，這一基本定位也符合長期以來人們的通俗認知和理解。作為中國通史的當代部分，自然也不能缺少當代中國史的內容，否則將會造成“通史不通”。另一方面，就當前的具體研究實踐來看，不少國史和社會主義時期黨史的著作尤其是關于新時代的研究成果，在研究內容、話語敘述、研究范式等方面依然體現不出區別。學術界將黨史、國史的關系比作兩個“同心圓”，意味著二者在研究范圍上存在很大重合性。既如此，把國史與黨史并列為中共黨史黨建學下的二級學科，無論是從學理上還是實踐角度來看都缺少合理性。

四、關于國史分期

國史作為正在不斷向前延展的當代史，與中國近代史等其它史學分支學科相比，其分期問題更顯復雜。國史分期主要涉及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國史作為中國通史部分的“斷代史”在整個中國歷史下的階段劃分及其稱謂；二是仍然在延展過程中的70多年“國史”自身的具體“小時段”的歷史階段劃分。關于前者，國內學界逐漸形成以1840至1949年為“中國近代史”的主流認知或基本共識，由此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即為“中國現代史”，或稱“當代中國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新中國史”。對于國史自身時期的劃分，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國史學界一般都借用社會主義時期黨史四階段的分期法。之后陸續有學者提出國史與黨史是兩個各不相同的研究范疇，以新中國成立后黨史的歷史分期取代國史的分期并不妥當，于是又有“三分法”“五分法” 等不同觀點出現。

近些年來，對分期問題的認識不斷發生變化。如2009年朱佳木將國史以1956、1978、1992、2003年為界點分為五個時期。這一新的“五分法”將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在徘徊中前進”的兩年三個時期，合并納入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時期。2021年他對這一分期法又進行了修正，將第四個時期的下限由2003年推后至2012年，并將2013年以來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更加成熟和定型時期。這樣的分期，體現出兩個重要問題：一是“文化大革命”雖然是錯誤的，但就其本質來說也是“對社會主義的探索”，是“一種不成功甚至是失敗的探索”?！缎轮袊?0年》即把改革開放前的幾個犯錯誤時期和基本正確時期合在一起，放在“社會主義建設的艱辛探索和曲折發展”來加以論述；二是新時代在國史上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時期，出現了許多有別于前一個時期的明顯特征?！吨腥A人民共和國簡史》即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開啟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新征程》兩章內容，以比較大的篇幅對黨的十八大以來的歷史分為兩個階段進行敘述，突出了黨和國家所取得的歷史性變革和歷史性成就。國史研究應該關注到這一點，加強對重大歷史問題研究，為時代問題提供解答。

基于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關系問題的重要論述，當前學術界通常將國史劃分為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相對長時段的歷史時期。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將黨的百年歷史分為四個時期，其中，新中國成立以后的歷史分為三個大的歷史時期，這為國史、黨史歷史時期劃分提供了重要原則依據。國史學界普遍認為，鑒于新時代在黨的百年歷史進程中的重要地位，對黨史和國史進行分期，要將新時代獨立作為一個時期來把握。李捷強調，新時代的偉大變革在新中國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他認為，新中國70多年的歷史可分為三個階段：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

這些在分期問題上的新觀點，反映出新時代國史學界對歷史發展特殊國情的新的認知和歷史敘事話語。需要指出的是，在歷史分期的問題上，不管哪種劃分方法都要以歷史研究和實踐上的“適用性”和“方便性”為目的，把握“宜粗不宜細”的原則，不能以一時一事的變化對歷史進行簡單分割，避免過于強調“差別”使國史研究陷入碎片化。

五、關于國史的主線、主流

史學界對國史的主線提法有多種，通常認為主線只有一條，如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家建設和發展史，或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為了實現民族復興而努力的探索史、奮斗史、創業史和發展史等。這些觀點并沒有原則的分歧，只是表述上的不同。也有人認為國史的主線至少有三條：探索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爭取早日實現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維護中國的國家安全、主權和領土完整。程中原認為，“既是主線，應該是一條。主線的表述以能夠概括全部歷史的前提下越簡練越好”，國史的主線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奠基、開創和發展”。

所謂國史的主流，即對發生過嚴重錯誤的時期以及整個新中國歷史總體應當如何作價值評價，首先要解決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如何正確認識和對待新中國歷史上的曲折與失誤。在主流問題上，學界主要強調了幾點：一是要把歷史中的失誤、曲折與成就、本質加以區別；二是要把犯錯誤時期的錯誤與犯錯誤的時期加以區別；三是要區別歷史上的失誤、錯誤，有些是由于客觀條件限制難以避免的。有學者認為，正確對待曲折和失誤要有三點基本的判斷：一是這些失誤是探索中的失誤。二是這些失誤不應該發生，發生了則必須徹底糾正；三是這些失誤并不是歷史發展的主流和本質，不能因此全盤否定新中國的歷史。

另一個問題是，如何正確看待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關系，這實際上是上一問題的具體或延伸。針對一些人認為改革開放前30年這段歷史錯誤和失誤是主要的這一現象，朱佳木指出，在評價歷史時必須分清哪些是整體和本質，哪些是局部和現象，并把不同階段聯系起來看，不能把所犯的錯誤與犯錯誤的時期混淆。張啟華指出，從歷史的整體來看，前30年成績是主要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制度和物質基礎都是在這一時期打下的。當前，關于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關系，“統一說”居于主流地位。宋月紅認為，深化這一問題研究，“需要圍繞基本問題和前沿問題進行系統性與綜合性研究，著力探討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關系的理論與方法論”。

六、關于國史研究方法的創新

學術發展依賴于學科研究路徑和方法的不斷創新，這對國史學來講尤為重要。十年來，國史研究采用多元視角對學科的發展歷程進行觀察和思考，更著意于打破學術壁壘，積極融入多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從而呈現出研究新氣象。

（一）跨學科研究方法。國史研究內容廣泛，很多問題都與現實問題聯系緊密，需要多元的研究視角與方法。不少學者指出，國史不單是一門政治史，而是涵蓋著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法律史、制度史、思想史、教育史、科技史、管理史、醫療衛生史等諸多領域的豐富內容，必須多學科推進研究，形成多學科交叉的治學新路徑。蕭冬連以改革開放史為例指出，在解釋中國改革和發展邏輯方面，必須打破學科界線，進行多學科的對話，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領域研究成果豐富，歷史學者不能無視這些研究自說自話。行龍著重強調了從社會史視角對國史進行系統研究的重要意義，指出國史學界要重視從社會史的角度以“自下而上”的眼光開展國史研究，深化與豐富對國史研究的認識。引入社會記憶史、心態史、情感史、身體史、影像史等新的研究視角深化改革開放史研究是近年來的一個研究取向，如從社會記憶變遷的角度，探析與改革開放相關的歷史事件或人物的記憶變遷；借助情感史的視野了解歷史中的情感如何影響了歷史中的決策、如何觸發了歷史中的行為等。這樣的認識推動跨學科方法在國史研究中的具體實踐運用，如引入心理學對“文化大革命”起源的研究分析該時期群眾心理的種種特征，運用社會學有關學科理論深入考察當代中國社會結構、社會建設和社會變遷，已成為當代中國社會史研究領域的常見做法。這種學科之間的碰撞帶動了學術的融合。

在跨學科研究逐漸成為一種學術風尚的情況下，學科邊界或學科邊際問題引起史學界重視。2018年錢乘旦較早提出這一問題。他指出，“史學終究是史學”，“史學是有邊界的，這個邊界就是嚴格依照能夠得到的、堅硬的、真實的材料”，即做史學必須得從史料出發，以史料為依據。宋學勤以當代中國社會史研究為例，進一步對史學研究的邊界問題進行討論，指出研究當代中國史相比于社會學等學科，學界有必要堅持其史學本位。在跨越邊界去借鑒各學科的理論和方法之外，更有必要充分認識到本學科的獨特價值。

（二）口述史學方法?？谑鲅芯糠椒仁鞘占蛡鞑ナ妨系姆椒?，也是利用口述史料進行歷史研究的方法。國史研究運用口述史學方法有著獨特的優勢，因為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的親歷者、見證人尚健在。當前，口述史的內容幾乎涉及國史的各個層面。呈現出方興未艾之勢的口述史學，為國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歷史證據、研究視角與解釋范式，但口述歷史的理論和方法問題，卻是當前國史研究面臨的一個難題。近幾年，不少學者開始將研究的重點放在口述史學理論層面。受口述者生理、心理及社會環境因素的影響，口述歷史既包含真實，也摻雜口述者的主觀成分，口述歷史與歷史真實之間存在著怎樣的關聯，歷史真實與歷史記憶之間存在著怎樣的關聯等，成為討論口述歷史真實性時必須首先面對的問題。左玉河認為，“口述文本之真與歷史之真之間有著較遠的距離，中間有著多重阻隔，歷史學家應該著力發掘記憶之真而減少記憶呈現的阻隔，無限逼近歷史的真實”?？谑鰵v史與當代中國集體記憶成為一個學術研究方向。如周曉虹從社會學角度出發，分析了經由親歷者口述的個體記憶能夠超越個體的限制成為帶有共同體一致的精神特征的集體記憶，以及集體記憶是如何建構起來的問題。周海燕從搜集和使用的核心過程——敘事、闡釋和對話三個層面討論了口述史料的社會建構特征。這些探討推動了口述史學理論的完善，但仍缺少學界認可的較為統一的學術規范，有待進一步解決。

（三）“大數據”量化研究方法。國史研究長期以來一直注重發掘數據在歷史敘述中的作用，重視將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結合。21世紀以來在史學研究中興起的大數據研究方法很快影響到國史研究，一些學者開始運用大數據方法研究新中國成立后的歷史。這一方法尤其興盛于當代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在人口史、社會史和政治史中也有不同程度的運用。學者指出，這一研究方法有利于改變當前史學研究中的碎片化問題，為實現長時段、整體性研究創造了有利條件。有人稱這是史學量化研究的“再度崛起”，甚至就是“計量史學”的復興。在這個意義上，大數據在國史研究中成為一種全新的研究技術，不僅豐富了國史研究的資源，還豐富了國史研究的路徑和方法。比如，關于概念史研究，以往研究者往往偏重引述文獻以梳理概念的形成和流變，而借助大數據方法，則可對詞頻、用法等進行量化統計分析，以梳理概念含義的形成和流變。但也有人認為，大數據在技術問題以及史觀、史德養成和史學理論完善等價值問題上對歷史研究也形成多重挑戰。有研究者指出，在大數據帶來的挑戰和機遇面前，研究者無論如何也不能忘掉歷史學的人文屬性，不能放棄自古以來人類為了理解自我而摸索到的各種知識和方法。

整體上看，十年來國史學理論研究跟隨新時代的步伐前進，成果推陳出新，在學科屬性、指導思想、主流主線、歷史分期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認識不斷深化，并達成一些重要共識。例如，要回到馬克思主義原典，加強唯物史觀的理論研究；要重視大歷史觀和整體史觀，拓展研究視野；要采用多元視角、多學科的理論方法，深化與豐富國史研究。上述認識，對于國史學科建設和發展無疑十分重要。但也必須認識到，當前國史學理論尚處在初步的基本理論、學術規范和方法體系建構過程，學科屬性定位有待進一步厘清，學科理論特色不夠突出，與國史研究的整體發展相比仍呈現一定的滯后性，這就迫切需要強化國史研究的學科自覺和理論自覺，通過學術上的不斷探討來進一步解決和深化認識。

本文系2021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加強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教育研究”（21ZDA074）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副研究員

（責任編輯：趙? 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