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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觀照、人民立場與時代精神:茅盾文學獎改編電影的人民性建構

2023-11-22 16:30黃筱玥
百家評論 2023年5期
關鍵詞:電影改編茅盾文學獎人民性

黃筱玥

內容提要:茅盾文學獎是中國目前具有最高榮譽的文學獎項之一,由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改編的電影通過影像轉碼,為人民群眾與經典文學之間搭建了溝通的橋梁,讓經典文學進入了更為廣闊的傳播領域。改編電影的產生和熱映,一方面反映了中國文藝創作深耕精進的向好趨勢,是人民群眾現實生活的藝術表現;另一方面這些改編電影也客觀記錄了社會文化的變遷,是民族精神的抒發映現;同時也凸顯出在不同時代背景下,優秀文藝創作的豐富形式,以及人民群眾的藝術審美和心理表達的多樣性。以人民性視角對茅盾文學獎改編電影進行考察,從現實觀照、人民立場與時代精神三個維度,總結這類電影的美學風格和文化內涵,作品中呈現出對社會變革和時代變遷的獨特思考,進一步肯定了文學影像化的有效建構和內在文化生產邏輯。

關鍵詞:茅盾文學獎 電影改編 人民性

1981年由中國作家協會設立的茅盾文學獎是中國長篇小說的最高獎項。迄今為止,歷經十一屆,共評選出53部獲獎作品。由獲獎作品改編的電影共有13部(除戲曲片外)。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凝聚思想性與藝術性,是電影創作的重要靈感來源,為中國當代電影拓展了提質增量的創作空間。原著小說基于創作時代的現實關照,改編電影在表現原著小說現實關照、人民立場與時代精神等的基礎上,與歷史時代互文,賦予了新的時代內涵。這些改編影片融思想性與藝術性于一體,蘊含著強烈的現實觀照和時代精神,在影像中無不展現出人民性的特質,充分尊重人民群眾主體地位和創作精神,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與人民同向同行。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改編電影既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同時表現出深刻的歷史價值和當代意義,彰顯了人民性的文藝思想生生不息、永葆生命力。

一、現實觀照:思想性與藝術性的互融

茅盾文學獎對于現實的關注是與生俱來的,茅盾先生自身倡導現實主義道路,在他個人的文學創作如《子夜》《春蠶》等代表作品關注社會現實題材、反映出復雜的社會面貌。在文學思想上,茅盾先生也“主張文學創作必須以社會生活為本,必須真實地揭示社會真相”a,提倡“為人生而藝術”的創作方法,強調創作要正視現實生活,倡導創作者在廣闊社會中去感受和體驗人民群眾的日常經歷。繼而以“茅盾”命名的茅盾文學獎遴選出的獲獎作品,更是面向社會現實進行創作,扎根社會現實土壤,以文學的方式對于現實進行重構與超越,表達出深廣的人文主義關懷。由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改編的電影作品,通過影像方式對著作內核和時代脈絡進行有機結合,通過電影媒介的敘事表達表現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折射現實百態生活,激蕩出多元的美學面貌。這些改編電影將人民現實生存圖景進行提煉,與時代發展同頻共振,體現了創作者深沉的社會責任感,反映出對社會變革和時代變遷的獨特思考。

在這些電影中,對現實的審視不僅作為創作方法,更是一種創作精神。1987年首屆茅盾文學獎的獲獎作品《芙蓉鎮》由導演謝晉改編為同名電影,影片延續著原著中的主題思想和人文意蘊,關注在特定歷史時期的底層個體幽微生命,對社會客觀現實進行直面關注。通過跌宕坎坷的人物經歷,呈現出大時代下小人物的命運悲劇。用影像對社會災難和歷史創痛投以審視,對精神創傷和苦難記憶進行書寫,作品中蘊含著現實批判意識和強烈的人道主義關懷,人們惺惺相惜的情感作為苦難風景中的裝嵌,極具穿透力和藝術表現力。在記錄和表現的基礎上,真實再現了社會樂觀現實,同時直面并揭露反思社會現實,引人深思?!盾饺劓偂吩谋竟适碌辞?,矛盾糾葛繁復,為影像闡釋提供了足夠發展的空間。影片在國內外獲獎眾多,成為中國第三代導演的代表之作。遵循現實主義創作原則、深入展現矛盾沖突、深刻挖掘到生活的本質也是第三代導演的整體風格特征。

“思想性與藝術性統一的原則”是茅盾文學獎終始如一的評選標準,以號召文藝創作者在社會實踐中以更開闊的寫作態度,從現實生活中凝練出有意義的人物和故事,創作出更多文化內涵豐厚的文藝作品?!疤釤捝钐N含的真善美,從而給人以審美的享受、思想的啟迪、心靈的震撼”b。經由獲獎作品改編的電影承載著深刻的內涵意蘊,具有思想引領性和藝術表現力。在原著基礎上通過影像轉碼,以人道主義悲憫情懷審視人生和生活,直面社會現實,體現出對人民真實生存狀態的關注。這些影片不僅有對人性真善美的謳歌和贊頌,更是體現了對現實人性復雜程度的探討。改編自周大新同名小說的《湖光山色》(于向遠,2009)將處于歷史巨變中的鄉村作為敘事基點,在客觀真實地反映生活的同時,對現實生活中的素材進行藝術提煉和概括,對鄉村世界風情畫的呈現中,并沒有選擇回避發展進程中必然會面臨的阻礙和困難,而是揭示了客觀存在的種種矛盾,從而深刻地闡明生活的本質特征,實現批判甚至超越現實,讓觀眾獲得更加理性而深刻的思考。

視覺性是視覺文化的核心,人們對日益豐富的視覺形象的追求,是原著改編成電影的極大推力。不管是《湖光山色》中描繪的春種秋收鄉村世界,還是《芙蓉鎮》中營造的湘南青石板街,都以視覺化特點為電影改編奠定了基礎?,F代電影編劇理論奠基人悉德·菲爾德在《電影劇本寫作基礎》指出小說改編電影在本質上是一種調試的能力,通過恰當的變化,將一種媒介改變為另一種表現形式。c凝重的文學原著為電影的呈現夯實了牢固的基礎,這種思想性和藝術性俱佳的電影,將豐富的文化內涵與電影媒介相融合,不只對電影品質具有顯著提升作用,同時對原著的轉譯與傳播具有良好的互動效用。電影作品帶動原著小說熱銷,通過電影該改編讓文學作品進入了更為廣闊的傳播領域,構建更為廣闊的接受空間。在影片的口碑積極作用下,會對原著小說的銷量產生非常大的影響。

正如恩格斯提出的精辟論斷——“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藝術實踐和社會實踐結合使得影片的思想性與藝術性和諧統一,影像的直觀性給觀眾帶來強烈的藝術感染力。由同名小說改編的《長恨歌》(關錦鵬,2005)、《額爾古納河右岸》(楊明華,2012)均為思想性和藝術性兼備的高峰之作。兩部原著同為女性寫作,前者原著作者王安憶立足于上海女性視角挖掘時代變遷帶來的影響;后者正如頒獎詞中所言“以溫情的抒情方式詩意地講述了一個少數民族的頑強堅守和文化變遷”,作者遲子建的筆下生動展現了鄂溫克族文化的生存現狀和百年滄桑。深諳女性表達的關錦鵬導演將《長恨歌》呈現為大時代背景下女性成長和艱難生存的故事,將主角王琦瑤的傳奇人生與社會生活變遷聯系起來,抵達個人情感的縱深處,充滿個體生命感悟,深入女性意識的表達?!额~爾古納河右岸》則是通過對鄂溫克族人民頑強生存精神和歷經苦難遭遇的刻畫,從文學到影片,對民族演變和時代轉型做出了進一步補充。以人道主義關懷為現實,向社會現代化進程中的普羅大眾甚至是被人遺忘的個體生命投以深切的關注,這比任何空洞的稱贊和謳歌都更加具備直抵人心的力量。

此外,現實觀照的創作具體路徑除卻對現實人生的百態勾描,還有對歷史中國想象的建構書寫。在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中,多部優秀的歷史題材原著均被改編為電影,以影像的方式讓人們重返歷史現場,探尋歷史認知和文化肌理,真切感受人性光輝。根據首屆茅盾文學獎作品姚雪垠《李自成》改編的影片《雙雄會》(陳懷皚,1984),立足于明末農民起義領袖李自成勸說張獻忠重舉義旗的故事,不僅是講述農民起義事件本身,更是展現出歷史上農民頑強品質和抗爭精神,通過歷史回溯的方式進行精神探詢,具有獨特魅力?!栋茁乖罚ㄍ跞?,2012)改編自陳忠實的長篇小說,選取田小娥、黑娃、“白家”和“鹿家”的主要人物和部分支線進行影像敘事,探索了鄉村中國的隱秘世界,呈現了歷史中國的廣闊社會生活圖景,通過藝術想象和銀幕構思,對影片中人物形象的表現刻畫、民族精神的文化塑造,生動構筑了歷史想象與神話奇觀。能夠促進電影的思想內涵和藝術審美的深度融合。

歷史題材的縱深維度為電影提供了廣闊無垠的展現空間,歷史題材獲獎作品的改編,通過對現實的觀照超越時空限制進行歷史書寫,是對現實世界的審美觀照與關切反思,運用電影的話語形式表達出歷史主義精神中的文化性,立足于現實的認識高度和審美上進行敘事,彰顯出鮮明的現代意識。歷史題材的文藝作品展現特定時期的歷史面貌,通過想象再現歷史境況和社會概況,同時充滿著神秘駁雜的豐富性,充滿著濃厚的歷史文化寓意、兼具思想性與藝術性的影像作品,對受眾具有較大吸引力。歷史演進與當下發展產生的情感共鳴,敢于指出現實的矛盾,這也是對人民性思想的創造性闡釋,令觀眾的視覺和心靈都受到強烈觸動,獲得精神滋養。

二、人民立場: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d。人民作為社會變革與進步的決定性力量,是社會歷史的主體。遵循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必須實現人民的主體性與客體性的有機統一。

首先,從主體性視角看,必須需要厘清電影的服務對象是誰,即電影為誰而拍,隨之而來的是電影的表現內容。1981年周克芹長篇小說《許茂和他的女兒們》被北京電影制片廠的王炎導演、八一電影制片廠的李俊導演同時改編為電影,原著以農村生活為背景,敘述了十年動亂時期的農民所經歷的風雨和苦難,展現了作者對鄉村生活的獨特生命體驗及對農民命運的關注和思考。兩部影片在原著的基礎上,對情節設置、人物關系的建構和選擇上各有側重,但均是以農民的實踐和勞動奮斗作為表現對象,將許茂老頭和他的幾位性格不同的女兒及女婿作為中心人物進行刻畫,對特定時期農村的生存景觀和人性景觀進行觀照。兩部影片都是以農民群眾為主體開展創作、進行主體性表述,真切地關懷他們的生存境況和生命狀態,體現出厚重的人民情懷和深刻的共通價值。這就準確回答出了電影應該為人民而拍,需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堅持人民群眾的歷史主體和價值主體地位,堅持人民群眾集體主體的原則,是黨的文藝人民性思想的一個最基本的特質?!眅

其次,從客體性視角看,人民群眾既是電影的表現對象和服務對象,同時也是具備教育意義的客體角色。在電影傳入之初,中國電影人便強調電影要承擔社會啟蒙和教化的重任,著名劇作家洪深曾提倡電影“以普及教育表示國風為主導”,主張電影對社會的教育作用?;诿┒芪膶W獎改編的優秀電影,不僅可以提高人民的審美素養,能夠引導和啟發人民正確的價值觀念,提升人民的思想素質,積極指引人們向好向善,促進社會穩定發展?!皥猿秩嗣裥?,就是要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以民為本、以人為本?!眆通過影像人民現實生存狀態的觀察和反思,展現普羅大眾的悲歡人生和對人性的肯定,是對現實關注的具體呈現,能夠真切讓受眾感受到人的存在與價值。

茅盾文學獎評獎工作明確強調“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電影同文學一樣的能夠反映出時代社會現實,在作品中能夠體現出特定歷史時期的整體風貌。影片《生死抉擇》(于本正,2000)改編自張平小說《抉擇》,原著作為20世紀90年代重要的官場小說之一,作者張平秉持著“人民需要面對現實的文學,我們不要忘記了人民”g的創作觀念出發,對現實生活給予深刻關注,選取了90年代企業改制出現的腐敗問題進行小說創作。在此基礎上改編的電影“在送審3個月之后終于獲得通過,首輪在上海各大影院放映就創下1200萬元的票房收入,打破了上海原有的最高票房紀錄?!県影片將宏大的社會歷史改革浪潮作為時代背景,揭示出國有企業轉型進程中的困難矛盾和人性困境,塑造了李高成、楊誠等性格鮮明的領導干部形象,角色的塑造能夠生動勾勒出人物身份性格和內心境遇。人們在觀影的同時能夠深刻感受到黨和政府反腐倡廉的信心和魄力,體會到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與憂患意識。除了廠制改革面臨眾多糾葛情節之外,同時還有許多細膩溫情的生活細節,對人物性格展現發揮了重要作用,并且也拉進與觀眾之間的距離。通過光影魅力傳達出的審美觀念和情感認同,用生動的故事和鮮活的人物加深著人們對改革的理解和共鳴。在不斷增強觀眾審美水平的同時,“服務群眾”也在“教育引導群眾”。在電影敘事學中“畫面空間有著不受創作者控制的意外性內容和偶然性因素”i,深厚的文化內涵和藝術影像于潛移默化中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的同時,能夠提升受眾的審美素養與精神面貌。

同時,主體和客體之間是對立統一的,無論茅盾文學獎改編電影的題材是否直接書寫人民生活,都具有鮮明的人民立場,都秉持著“以人民為中心、以觀眾為本位,定位于觀眾需求”j?!对侣溆耖L河》(謝鐵驪,1993)改編自少數民族題材小說《穆斯林的葬禮》,生動講述了回族三代人的命運起伏和家族變遷興衰,以抗戰背景下回族玉器匠人韓子奇為中心的三代起伏為主線,演繹著生命哀歌與愛情悲劇。影片對家族命運的興衰走向和人性人情的展現,呈現出個體在大時代背景下遭到命運的捉弄,優美卻又悲哀的境況足以感知人類共通情感?!堵狅L者》(麥兆輝、莊文強,2012)改編自麥家的諜戰小說《暗算》,從內容呈現上打破以往諜戰主題電影主人公無所不能、無欲無求的完美形象,而是將時代英雄塑造為日常普通男女,他們也有極普遍的日常情感。把歷史事件轉化為日常生活情節,通過個體境遇表達了廣闊時代,注重表現人物之間的內在情感和勾連,以普通人的性格特點化解以往的諜戰電影的人物形象建構。盡管這兩部影片無論是在原著題材類型,還是在影像改編后的風格表達方面,都迥乎不同,但相同之處在于都是對歷史進程中不同經驗個體的書寫,這是鮮明人民立場的具體表現。

正如電影《聽風者》中“最后一鏡并沒落在殲敵成功、戰爭勝利等政治歌頌意味濃郁的動作或是‘紅旗、‘國徽等意識形態色彩強烈的物品之上,而是選擇了何兵與沈靜在草地上安靜地執手”k,正是通過人民視角和個體經驗,著眼處于時代轉折點中個人,更拉近影像與現實的距離,觀眾的自覺能動性地位更加凸顯,自覺探詢故事背后的深層邏輯?!皥允厝嗣窳?,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僅把人民作為作品的主角,而且把自己的思想傾向和情感同人民融為一體”l,盡管商業大片、奇觀題材確實能夠轟動一時,但更為重要是對現實的表現、傳遞人文精神,丟失現實關懷與人文精神,影片只會空泛虛無,只有具備鮮明人民立場、藝術精神和文化底蘊的電影,才能夠長久留存、歷久彌新。

三、時代精神:與人民同向同行

根據2013年3月修訂的最新版《茅盾文學獎評獎條例》明確指出:“對于深刻反映時代變革、現實生活和人民主體地位,書寫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作品,尤應予以關注?!眒茅盾文學獎改編電影始終堅持與時代同步伐,自覺切進時代脈絡,堅持與時代同呼吸、與人民共命運,以符合人民和時代的審美需求?!栋茁乖贰赌滤沽值脑岫Y》《長恨歌》等影片都是兼容宏闊社會視野和歷史跨度的作品,“以人民為中心”的電影創作,體現了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在影片中呈現出的個體話語和社會環境之間的勾連,使人們能夠敏銳感知到文化氛圍和社會結構的變化,生動地直觀地觀察到廣闊多面的社會人文環境?;诿┒芪膶W獎的改編影片對現實和歷史以更新穎的角度進行切入,在題材、內容和形式上不斷開拓創新,有效實現對現實生活進程進行藝術反映。

同時,這些影片在改編過程中切實關注人的生存境遇,著力表現時代轉折中的個人,肯定個體生存意義及生命的價值。影片中的人物并非是寓言化、粉飾化的,而是現實生活深刻性的具象表現,是能夠生動反映出特定社會狀況的真實性典型人物?!暗湫腿宋锼_到的高度,就是文藝作品的高度,也是時代的藝術高度?!眓透過個人性格能夠挖掘出人物性格背后蘊藏的社會內容,人物背后所承載的價值觀念和邏輯體系,更是時代精神和個體意識的集中體現?!渡谰駬瘛分袕埜叱稍诜锤^程中遇到現實困難和猶豫踟躕,市長、丈夫、父親三重身份的疊加與沖突,在黨和國家的利益與家人親情之間的徘徊,他的人物塑造是通過反復糾結選擇和掙扎猶疑完成。也正是如此豐滿的人物形象,充分顯示了人物形象的復雜性和豐富的人性特點,破除了以往主旋律電影“高大全”形象塑造的桎梏,準確把握了民眾情感經驗,深刻復雜的人性刻畫更加獲得觀眾的認可。

與人民同向同行,既是與馬克思主義文藝觀一脈相承,又包含了豐富的時代內容。對“人”和“人生形式”的關注的影片自然是能夠打動人心的,對社會生活和時代進程審美觀照的同時,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審美水準,洞悉生活本質、領悟人民心聲,正視社會變遷和時代改革浪潮中的人民現實需求與社會問題。正如電影《湖光山色》沒有回避比鄉村改革中遇到的阻力和復雜程度,而是通過影像呈現矛盾,反映出真實轉變過程中會遇到的障礙問題,突破和的推進任重而道遠,人們也由不理解不愿意改變固有思維,逐步轉變原有觀念,也體現出人民群眾化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正是由于“新時代的中國,實現美好生活不僅要滿足人民對物質生活資料的需求,而且要滿足人民對精神生活的需求”o,不斷提高的物質生活水平帶來的文化審美要求的提高,是創作者們需要著力關注的重點,只有這樣才能夠創作出深入人民生活、抒發人民心聲的優秀電影作品。改編自劉震云同名小說的《一句頂一萬句》(劉雨霖,2016)秉持著對小人物境遇和命運的關注,深入生活的本真面貌,呈出現普通民眾日常人生狀況。以為牛愛國為代表的主人公,盡管是缺乏遠大理想、困于市井生活的小人物,卻永不停息地尋找精神上的寄托,在平庸和凡俗的日常生活里體現了人物的真實性,對人們的情感和人生價值進行探討,深刻洞見現實生活中人的精神困境。同小說一樣“在《一句頂一萬句》中,說話是小說的核心內容。這個我們每天實踐、親歷和不斷延續的最平常的行為,被劉震云演繹成驚心動魄的將近百年的難解之謎”p,影片就“說得著”“說不著”這兩句的日常話語為核心落點,將生活中的微小現實沖突放大至生命意義,記錄著人的生命體驗與苦悶情感,表達了普通人的平凡、抑郁、孤獨壓抑的百般況味,盡管影片在敘事上略顯單薄,但是對現代人精神苦悶的真實展現,足以在觀眾的內心深處引起共鳴。

新時代以來,茅盾文學獎改編電影對人民群眾的表現更為深入且全面,也更明顯體現出電影藝術的審美要求和精神鑄追求。影片《推拿》(婁燁,2014)從平等視角展現盲人群體的愛恨情仇,通過影像讓觀眾更直觀地感受到了盲人群體的世界。在人物塑造上,導演選用了很多非職業演員,通過即興表演來淡化的虛構和現實的界限,增強影片的紀實性,使故事在呈現上更加自然。同時對盲人群體生命本能和欲望之間的呈現,凝滯而沉郁的氛圍也帶給觀眾更多哲思。反映時代發展、關懷個體成長,深刻揭示人物命運,表現出對更具普通意義的人類情感的高度關注,這也是對人民性的跨時代闡釋?!八囆g離不開人民,真正的文藝精品、藝術經典之作,無不與時代和人民息息相關”q,影片中人物形象內涵隨著時代發展而不斷豐富,展現出更加細膩的內心世界,增強了情感的張力和厚度,同時也是人道主義的呼喚,是人民群眾的真實生活境遇和精神需求的投射。

隨著社會和時代的發展,電影人民性的內涵也在不斷地建構和延展之中。以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作為風向標,緊扣時代脈搏,聚焦社會變遷,融會貫通不同媒介形式的藝術文化,牢筑更為豐富的人文底蘊。改編的電影作品關注社會現實,

在不同的時代歷史環境下,呈現出不同的生活風貌和人性刻畫,具有與時俱進的時代意識?!半娪澳軌蜃罱K脫胎于雜耍的命運,與劇本的介入,通過電影文本再現時代的生活,表達作者個人理念,闡述復雜的哲學內涵密不可分?!眗盡管面對體量龐大、思想內涵深厚的原著內容,電影改編的選取及凝練會存在挑戰,但是借助好了這方基石,完成從文學語言到電影語言的轉譯,深入對時代的探詢和人性挖掘,刻畫出廣闊的社會時代背景中平凡而又偉大的人民,展現人生的獨特認知及審美意趣,將會為受眾帶來深遠的審美影響。

結語

茅盾文學獎至今評選四十余年,由獲獎作品改編的電影堅持原著作品的思想和價值引領,人民性的建構貫穿整個創作發展過程,且與人民群眾的文化需求和時代發展緊密結合。盡管這些影片在商業上的表現可能不具備即時效應,在票房成果的取得或許會不如其他商業熱映電影,但是影片中的思想內涵和藝術深度對人民群眾將會產生更加深遠的影響。在新時代發展歷程中,充分尊重文學和電影兩種藝術媒介異同的前提下,理應在原著的基礎上推出更多不同媒介形式的精品力作。通過跨媒介創作,著力呈現出反映社會現實、回應時代呼聲、倡揚人性之美的優秀作品,不斷延展和拓寬影像的邊界,滿足人民群眾對于電影藝術的新期待。

注釋:

a溫儒敏:《茅盾與現代文學批評》,《文學評論》1996(3),第11—23頁。

b習近平: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12月1日002版。

c(美)悉德·菲爾德:《電影劇作者疑難問題解決指南》(鮑玉珩,鐘大豐譯),中國電影出版社2002年版。

d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5年10月15日0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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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茅盾文學獎評獎條例(2023年3月14日修訂),中國作家網絡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3/0315/c403937-326443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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