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清宮到倫敦
——傳顧愷之《女史箴圖》西傳軌跡及外流成因再檢討

任仕東

（南京大學 歷史學院，江蘇 南京 210023）

現藏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 eum）的《女史箴圖》（圖1）①大英博物館藏這卷《女史箴圖》多被視為唐前摹本，參見方聞《傳顧愷之<女史箴圖>與中國藝術史》，《美術史研究集刊》第十二期，2002 年，第1-33 頁。，是東晉畫家顧愷之名下的曠世之作。該畫卷是一幅古老陳舊的絹本設色畫，因年代久遠及輾轉流傳，畫面多有斑駁之處。該畫作的畫幅上鈐有北宋“睿思東閣”印，且經徽宗時期的《宣和畫譜》著錄。依據畫上的諸多鈐印可知，該畫作自北宋歷經鈐印、著錄以來，經過南宋、元、明的不同藏家收藏，清代進入宮廷內府，成為乾隆皇帝的寶貴藏品，并被《石渠寶笈·初編》著錄。20 世紀前后，《女史箴圖》從中國流出，成為大英博物館的重要藏品。

圖1 傳（東晉）顧愷之《女史箴圖》，絹本設色，348.2cm×24.8cm，大英博物館藏

《女史箴圖》是傳世最古老的一件中國卷軸畫，也是東西方學者研究中國卷軸繪畫的起點。該畫卷的外流情況因晚清局勢動蕩而未留下直接記載，流出的軌跡及成因等問題在東西方學者中說法不一。盡管存世資料有限而難以實證，細究之下，不同的說法之間仍有較多疑辨之處。本文通過破立結合的方式，對此問題進行重新檢討。全文首先梳理《女史箴圖》入藏大英博物館的前后脈絡，確定該畫作的入藏性質。在此基礎上，重新檢視關于畫作外流時間、成因與地點等的不同說法，分析其各自合理和矛盾之處，重審《女史箴圖》西傳的軌跡，以期呈現更加客觀理性的認識。

一、畫作交易：《女史箴圖》入藏大英博物館的前后脈絡

將《女史箴圖》從中國輾轉帶到倫敦的中間轉手人，是英國的克拉倫斯·約翰遜上尉（Captain Clarence Johnson，1870—1937 年）。大英博物館館方稱，該畫卷獲取于約翰遜之手，獲取時間標明為：“Acquisition date: 1903”，畫卷的藏品編號為：“Museum number : 1903,0408,0.1”。②參見大英博物館官網“Nüshizhentu 女史箴圖 (Admonitions of the Instructress to the Court Ladies)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A_1903-0408-0-1，訪問日期：2021 年8 月14 日。約翰遜是早年生活在印度的英國人，1892 年轉入印度軍第一孟加拉槍騎兵隊。1900 年，他晉升上尉，③約翰遜個人履歷簡況參見Zhang Hongxing, The Nineteenth-Century Provenance of the Admonitions Scroll: A Hypothesis, in Shane McCausland ed., Gu Kaizhi and the Admonitions Scroll,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2003, p.285.中譯文見張弘星《<女史箴圖>在19 世紀的流傳：一個假說》，胥瑾譯，《新美術》2009 年第2 期，第25-29 頁。同年加入八國聯軍，所在部隊于8 月2 日到達中國天津，14 日抵達北京，10 月26 日主力部隊經香港離開返回印度。④E.W.M.Norie ed., Official Account of the Military Operations in China 1900-1901, N.P.: Middlesex Regiment, 1903,pp.65-68,p138,p150.引自The Nineteenth-Century Provenance of the Admonitions Scroll: A Hypothesis , p.286.據此，若約翰遜是在中國取得這幅《女史箴圖》，那么其獲取時間大致應處于他停留中國的這個時段。此后不久，約翰遜帶著《女史箴圖》移居英格蘭。

時至今日，大英博物館館方在這幅《女史箴圖》的藏品信息中，將獲取方式聲稱為從約翰遜手中購得：“Purchased from: Capt C Johnson”。⑤參見大英博物館官網“Nüshizhentu 女史箴圖 (Admonitions of the Instructress to the Court Ladies)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A_1903-0408-0-1，訪問日期：2021 年8 月14 日。檢閱大英博物館獲取畫卷的細節，館方和畫卷當時的持有者約翰遜在1903 年1 月7 日已經達成這幅畫卷的買賣協議。英國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研究員張弘星，翻閱大英博物館東方部購買此畫的檔案文件，找到了一封約翰遜寫給大英博物館版畫及繪畫部的負責人悉尼·科爾文（Sydney Colvin，1845—1927 年）的信，日期為1903 年1 月7 日，信中寫道：

尊敬的先生，我接受您以25 英鎊購買我的中國卷軸畫的提議。由于我想用這筆錢支付一筆賬單，您能否為我寫一張注明四月份支付的字條？您真誠的約翰遜（上尉）。⑥大英博物館檔案資料，引自The Nineteenth-Century Provenance of the Admonitions Scroll: A Hypothesis, p.277&286.

同時，依據館藏檔案材料記載，張弘星指出該畫卷獲得大英博物館正式收藏編號是在同年4 月8 日。⑦大英博物館檔案資料，引自The Nineteenth-Century Provenance of the Admonitions Scroll: A Hypothesis, p.277&286.

關于約翰遜打算出售這幅《女史箴圖》的原因，如查爾斯·梅森（Charles Mason）等西方學者多認為是由于他面臨日益增長的債務。[1]288約翰遜1月7日寫給科爾文的信中所提到的“想用這筆錢支付一筆賬單”，說明情況屬實?？茽栁恼钱敃r約翰遜將該畫作出售時的大英博物館館方的對接人之一。

據約翰·哈徹（John Hatcher）所言，約翰遜當時打算出售的并非整幅畫作，而是他認為的這幅畫卷最值錢的部分——扣緊卷軸的一塊玉器。最初，約翰遜首次將畫卷呈現給大英博物館英國及中世紀古物部研究中國裝飾藝術的專家?？藸枴だ锏拢℉ercules Read）。里德檢視整幅畫作后，更感興趣的是這幅畫卷，因此他將約翰遜推薦給了版畫及繪畫部負責亞洲繪畫藏品的同事——其中之一就是約翰遜信件中提到的版畫及繪畫部的負責人科爾文，以及時任助理的勞倫斯·賓雍（Laurence Binyon，1869—1943 年）。盡管二人并未受過專業的中國文化與藝術史訓練，而且在不知曉該畫卷究竟為何物的情況下，他們檢視了畫卷，意識到這是一幅優質畫作，從而同意將其購入為大英博物館藏品。⑧此部分的詳細討論，參見John Hatcher, Laurence Binyon: Poet, Scholar of East and We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66.引自Charles Mason, The Admonitions Scroll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Shane McCausland ed., Gu Kaizhi and the Admonitions Scroll, p.288.

約翰遜最初是否先聯系的是里德，繼而才與科爾文、賓雍等人產生關聯，目前難以確證，但是，根據約翰遜寫給科爾文的信件表明，科爾文肯定是收購《女史箴圖》的參與者。查爾斯·梅森檢閱自《女史箴圖》進入大英博物館后的各類信件、筆記、備忘錄等館藏檔案材料推測，約翰遜可能于1903 年1 月直接聯系科爾文向大英博物館出售此畫，然后科爾文安排了一些館外專家針對畫卷主題、作者、創作日期及其來到英格蘭之前的出處等問題進行探查。從專家處獲知此畫至少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作品，館方負責人才同意科爾文以25 英鎊將《女史箴圖》購買下來，其正式進入博物館的時間則是1903 年4 月8 日。⑨大英博物館檔案資料，引自Charles Mason, The Admonitions Scroll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Shane McCausland ed., Gu Kaizhi and the Admonitions Scroll, p.288&294.馬嘯鴻（Shane McCausland）、黃映玲（Michelle Ying-Ling Huang）補充，其間科爾文與賓雍曾向多位專家尋求意見，如東京國立博物館的古筆了任（Kohitsu Ryonin）、劍橋大學漢學院的翟理斯（Herbert Giles）、法國漢學家沙畹（Emmanuel-èdouard Chavannes）以及日本和中國藝術收藏家阿瑟·莫里森（Arthur Morrison）。⑩Shane McCausland, Nihonga Meets Gu Kaizhi: A Japanese Copy of a Chinese Painting in the British Museum, The Art Bulletin,Vol. 87, No. 4（Dec., 2005）, p.698. Michelle Ying-Ling Huang, Laurence Binyon and the Admonitions Scroll, Orientations,2010, 41(5), pp.53-57. 中譯文見黃映玲《<女史箴圖>流失始末》，王倩譯，《美成在久》2017 年第5 期，第60 頁。

以上來看，倘若約翰遜曾事先聯系過里德，那么也有可能如約翰·哈徹所言，里德輾轉介紹約翰遜與科爾文聯系，二人約在約翰遜給科爾文寫信的1 月7 日前后的這一時段就交易《女史箴圖》事宜達成初步共識。正式決定購買之前，科爾文與賓雍一起組織專家對畫卷進行鑒定，最后大英博物館在1903 年4 月8日正式入藏這幅杰作。

二、邏輯推理：重審《女史箴圖》外流的幾種說法

盡管我們可以確定，《女史箴圖》離開中國進入英國時的持有者是約翰遜，但關于約翰遜如何獲取這幅畫卷，及其流出的時間、成因、地點等在后世流傳的說法中并不一致。

（一）1860 年的圓明園之劫：《女史箴圖》何時流出清宮的一種說法

鄭振鐸（1898—1958 年）認為《女史箴圖》是帝國主義者的掠奪品。在其《偉大的藝術傳統》中，鄭氏聲明：“《女史箴圖卷》是英國在英法聯軍之役從圓明園掠劫而去的”[2]87。那么，具體何時掠走？鄭氏在其另文《<中國歷代名畫集>序言》中詳細敘述：

但開始大批地流散的時候，是在一八六○年英、法帝國主義的聯軍侵入北京，把圓明園搶劫一空，

并加以燒毀。圓明園各宮殿里所藏的法書名畫和古物便多由英、法軍隊囊括而去。英國倫敦的大不列顛博物院所藏的一卷顧愷之畫的《女史箴圖》就是在那個時候被劫奪去的。后來，光緒庚子（一九○○年）

的義和團起義，八國聯軍占領了北京，清宮里的書、畫、古物，損失得就更多了。[3]217

文中清楚表明，鄭氏認為《女史箴圖》是1860 年英法聯軍入侵北京時被劫走。但根據后來的研究，該畫卷當時依然存在皇宮內。同治八年（1869 年）的一則宮廷內務府造辦處的檔案記載：

同治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員外郎廣英太監張得祿來說，總管蘇得傳旨：靜怡軒四美具辰漆描金掛罩一槽，計五扇楠木安裝料銅掛銷二根破壞不全，交造辦處存庫。其四美具背合背字六件，畫四件，交懋勤殿存收。欽此。?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內務府活計檔》，轉引自余輝《宋本<女史箴圖>卷探考》，《故宮博物院院刊》2002 年第1 期，第14 頁。

此則檔案中的“四美具”，包含了大英博物館所藏之《女史箴圖》（除了大英本，北京故宮博物院另藏有一幅宋人摹本?宋摹《女史箴圖》，圖版見浙江大學中國古代書畫研究中心編《宋畫全集》第一卷第五冊，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 年，第78-107 頁，圖版91。），以及傳為李公麟的《蜀江圖》卷（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九歌圖》卷（中國國家博物館藏）、《瀟湘圖》卷（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它們被乾隆合稱為“四美具”。此前四幅畫作共藏于建福宮靜怡軒，至1869 年被移至懋勤殿。對于造辦處這則檔案材料所言之“四美具”，張弘星以較為保守的態度未明確地將其與此四幅畫作對應[4]284-285，但由于這四幅畫作備受清帝珍愛，又因名稱極具特色，余輝認為此處所言就是包含大英本《女史箴圖》在內的“四美具”[5]14，當無大礙。以此來看，《女史箴圖》的流失當不應發生在1860 年的英法聯軍入侵之際，而更傾向于另一種可能，即八國聯軍占領北京的光緒庚子年（1900 年）前后。

（二）1900 年的義和團運動和《女史箴圖》流出清宮之謎

1.中日學者視野中的“掠奪品”

曾先后留學日本和德國的中國美術理論家滕固（1901—1941 年），在其《唐宋繪畫史》一書中交代：“‘女史箴圖卷’摹本或修繕本。今藏英國博物館，系義和團運動時由內府散出”[6]12。義和團運動時期（1899—1900 年），約翰遜所在部隊亦于1900 年8 月至10 月駐扎北京。傅抱石（1904—1965 年）在其《從東晉顧愷之女史箴圖卷談起》一文中明確指出了畫卷外流日期，即“一九○○年在八國聯軍的暴行中為英人掠去”[7]1。潘天壽（1897—1971 年）更為明確地指出時間和地點：

此圖原為清內府所藏，公元1900 年庚子之役，八國聯軍入北京，為英軍所掠?，F存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中。以致國內從事研究顧愷之繪畫者，僅能看到此圖的印刷品，而不能看到真跡，至可悵惘。[8]21

持有相同論調的學者，還有唐蘭（1901—1979 年）?唐蘭《試論顧愷之的繪畫》：“《女史箴圖》也是清宮舊藏，1900 年八國聯軍入侵我國時，為帝國主義者從清宮里劫去，現在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院?！保ā段奈铩?961 年第6 期，第7 頁）、溫肇桐（1909—1990 年）?溫肇桐《顧愷之新論》：“被一九○○年八國聯軍中的英帝國主義從北京清宮劫奪去，而現藏在倫敦大英博物館的顧愷之《女史箴圖卷》?！保ㄋ拇佬g出版社，1985 年，第3 頁）、張安治（1911—1990 年）?張安治《顧愷之》：“《女史箴圖》是最接近于顧愷之原作的一幅畫，可惜在1900 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的時候，被英帝國主義者劫去，現藏倫敦大英博物館?！保ㄖ腥A書局，1961 年，第18 頁）、孫桂恩（1917—？年）?孫桂恩《晉顧愷之女史箴圖考證》：“此圖迭遭劫厄，至今猶存人間，載諸典籍；流傳有緒（序）?！词菆D于庚子拳匪之亂流入異域，現藏于大英博物館中?！保ā洞髮W月刊》1942 年第1 卷第12 期，第31 頁）、謝稚柳（1910—1997 年）?謝稚柳《中國書畫鑒定》：“原為清內府所藏。1900 年，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時被英軍掠去，現存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保|方出版中心，1998 年，第119 頁）等。

較之以上中國學者，更早期的日本學者也發表過相同看法。日本學者岡倉天心（1863—1913 年）從時代背景討論道：“發生于1856 年的‘亞羅號’事件，盡管沒有任何的口實。但英法聯軍還是入侵了北京，洗劫了圓明園，至今那些他們引以為豪的藝術品就是他們洗劫來的?！盵9]51具體到《女史箴圖》這幅畫作，大村西崖（1867—1927 年）在其《中國美術史》一書中指明：“其畫至清代乾隆時，猶存于北京內府之御書房中，經義和團之變，遂致散失，現存于英國倫敦之博物館中，為鄙俗市儈之碧眼兒所占據，而重要之題跋，亦被其截去云?！盵10]37-38

綜合以上學者觀點，《女史箴圖》是在1900 年義和團運動期間，被侵略者從皇宮竊奪而流散出去的。此一時間，正對應約翰遜停留北京的時段?大英博物館館方注明“Johnson acquired the scroll in Beijing in 1900 during the Boxer Rebellion”，參見大英博物館官網“Nüshizhentu 女史箴圖 (Admonitions of the Instructress to the Court Ladies)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A_1903-0408-0-1，訪問日期：2021 年8 月14 日。。鄭為（1922—2005 年）《中國繪畫史》提及，該畫卷“在1900 年八國聯軍入侵時，被一個英國大尉劫攜國外”[11]96。盡管鄭氏并未明確指出這個英國大尉為何人，但應該就是約翰遜。史巖（1904—1994 年）《東洋美術史》說：“此圖一向珍藏于開封，清之乾隆以來移藏于北平內府之御書房中，義和團之時，一九○三年三月，為英國之基勇松大尉（C.Jonson）竊歸本國?！盵12]177史巖亦認為《女史箴圖》是約翰遜在北京期間偷竊出去的。溫肇桐言及：“公元一九○○年，帝國主義者的八國聯軍侵入北京，這個畫卷，便被英帝國主義軍中的基勇松大尉，從清宮中劫去，現藏倫敦大英博物館”[13]29，亦明確說出畫卷是被約翰遜劫走的。此后，周積寅等學者多認同此說。?周積寅《中國歷代畫目大典·戰國至宋代卷》：“1900 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英軍大尉基勇松從圓明園盜出攜往國外?！保ńK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19 頁）。

2.“贈禮”之說及其矛盾分析

然而，西方學者的英語論著卻陳述了一些奇特的說法。如朱迪思（Judith）和阿瑟·哈特·伯林（Arthur Hart Burling）在《中國藝術》一書中說，約翰遜獲得《女史箴圖》是以一種“最隨意的方式”（the most haphazard manner），并進一步詳細描述此一過程：

義和團起義時期（1900 年），皇宮里的一個妃子找到一位年老的英國海軍上尉，他就是正居住在北京的克拉倫斯·約翰遜，并乞求能夠得到約翰遜的保護。他把這個妃子帶回家，讓她一直平安待到起義平息以后。臨別時，她送給約翰遜夫婦一幅長卷卷軸作為禮物，說是她從宮里帶出來的。

克勞倫斯·約翰遜去世后，他的遺孀回到了英國，并將這幅長卷交給倫敦的大英博物館。館方并不清楚這是何物，但它看起來比較有趣，所以他們從她那里以象征性的金額買下了這幅畫。[14]55

關于這則材料是否有可信的出處，還是他們的道聽途說，作者并未注明。不過，作者的論述顯然具有小說般的性質。依據大英博物館的檔案材料以及館藏信息，我們已知《女史箴圖》入藏大英博物館乃是出于約翰遜在世時主動聯系了博物館，而朱迪思等所言的約翰遜去世后由其遺孀交給大英博物館顯然有悖文獻記載，其說不足為信。英國格拉斯哥大學文化和藝術創作學院芬蘭籍的中國藝術學者米娜·托瑪（Minna T?rm?），則說約翰遜所持有的《女史箴圖》是他在義和團運動期間因幫助過一個中國上流社會家庭而獲得的贈禮。[15]23此說與上述妃子贈禮說為同一類說法，或為對前人觀點的承襲，亦因缺乏足夠的證據而不可信。

有學者注意到，約翰遜上尉的女兒貝提·曼扎諾在1985 年1 月7 日參觀大英博物館所寫的短箋：

我父親，第一孟加拉槍騎兵隊上尉約翰遜，1900 年在義和團期間駐扎在北京頤和園。出于偶然，他發現一位出身顯貴的中國夫人和她家庭處于危險的境地，便保全了他們一家。這位夫人為了感謝他的幫助和保護，將此卷軸作為禮物贈與他。他回到英格蘭后，于1902 年10 月9 日將它捐贈（donate）給了大英博物館。[4]287

關于這則家庭傳說的可靠性，張弘星等學者持有保留態度。[4]287細究材料信息，其亦有抵牾之處。材料說是約翰遜將畫卷“捐贈”給大英博物館，除了檔案可見大英博物館最終是以25 英鎊購買外，大英博物館存檔的1903 年1 月7 日約翰遜寫給科爾文的信件中所要求的寫一張支付25 英鎊的字條，也指明了這是金錢交易，而不是署名曼扎諾的短箋所說的“捐贈”。大英博物館館方信息，至今仍說明該畫卷是從約翰遜手中“購買”的：“Purchased from Capt. C. Johnson who brought the painting to the British Museum for evaluation.”（從約翰遜上尉那里買的，他把這幅畫帶到大英博物館進行評估）?參見大英博物館官網“Nüshizhentu 女史箴圖 (Admonitions of the Instructress to the Court Ladies)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A_1903-0408-0-1，訪問日期：2021 年8 月14 日。而且，約翰遜1903 年的信件表明他與大英博物館關于售賣《女史箴圖》達成協議，畫卷正式進入大英博物館應是1903 年1 月7 日的信件之后，并不是短箋所說的“1902 年10 月9 日”?；蛞虿牧系牟豢煽?，這則短箋所提供的畫卷來源信息，大英博物館館方未予采納。對于約翰遜是如何獲取的這幅《女史箴圖》，大英博物館的館方信息只是標注為“The exact circumstances of how Johnson came to possess the scroll are unclear.”（約翰遜如何獲取畫卷的情形不清楚）??參見大英博物館官網“Nüshizhentu 女史箴圖 (Admonitions of the Instructress to the Court Ladies)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A_1903-0408-0-1，訪問日期：2021 年8 月14 日。，間接否定了這則短箋。

學者馬采（1904—1999 年）在《顧愷之研究》中談及《女史箴圖》時，除了發表該畫卷為“1900 年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時，被英帝國主義者劫走”的看法外，亦注明存有另一鮮見說法：“一說是清朝反動政府為了巴結英帝國主義者，于英皇舉行加冕時贈送給英皇的”。[16]21-22此言何據，馬氏亦未作交代，可能也是人云亦云的說法。楊仁愷（1915—2008 年）談及《女史箴圖》時，亦曾提到“有人說是慈禧皇后拉那氏作為送英皇壽禮送出去的”，同時對包含該畫在內的諸多清宮國寶散失流出情況有以下詳論：

四十年之后，即光緒二十六年（一九○○），八國聯軍再陷北京，宮廷、百姓又遭一次大洗劫。前后兩次的掠奪，國家元氣大傷，宮中庋藏的法書名畫，難逃厄運。據《石渠寶笈》所載，藏于圓明園的歷代書畫，計有宋人《爵土奕葉圖》等二百余件，如果不是為火所焚，則必流往國外，或為外國士兵持向市場換取貨幣。東晉大畫家顧愷之《女史箴圖》，是我國卷軸畫最早之赫赫名跡，為聯軍中之英國軍官掠走，一九○三年約翰大尉售與大英博物館。雖然有人說是慈禧皇后拉那氏作為送英皇壽禮送出去的，但證據不足，應該是這兩次入侵劫奪的罪證。[17]57

如楊氏之言，該畫卷無論是作為英皇的加冕禮還是壽禮而被贈送出去的說法顯然“證據不足”。這類說法也早已引起日本早期學者的懷疑。如內藤湖南（1866—1934 年）在其《中國繪畫史》中指出這種說法的矛盾之處：“中國人曾說這幅畫是英國前國王舉行戴冠儀式時清朝贈送的賀禮，而大英博物館則說是購買的”[18]13-14。后一“購買”行為已成為既定事實，那么前者“賀禮”一說自然也就不易成立了。按內藤之意繼續推測，如果《女史箴圖》是贈予英皇的禮物，那么大英博物館的收藏應該來自皇家渠道。況且，若畫卷為皇家所有，它又如何會在短時間內流入一個大尉手中，使其能夠與博物館進行私人交易？再則，無論出于何種贈送原因，倘若此為中國贈禮，那就是明確可知的源自于“中國”的畫卷，當它被博物館計劃收購藏時，館方又何須再費周章探究《女史箴圖》來到英格蘭之前的出處？

可見，不合理的說法并不輕易被學者接納。早年入職大英博物館的阿瑟·韋利（Arthur Waley）在1923 年出版的專著中聲稱該畫作就是被掠奪出宮的。[19]59英國牛津大學藝術史系中國美術史專家柯律格（Craig Clunas），在新近的研究《誰在看中國畫》中亦多次表達了他視《女史箴圖》為“掠奪品”的看法：

然而，1900 年至1901 年，當八國聯軍在義和團運動期間進駐北京皇城時……還有一件作品被列強從其帝國背景中強行剝離出來，而這件作品在中國數世紀的繪畫傳統中都堪稱典范。這就是顧愷之的《女史箴圖》，它在1900 年離開清宮，最終來到大英博物館。[20]202

如果是西方帝國主義東進的鐵蹄讓《女史箴圖》這樣的作品來到那些熱愛前往博物館的倫敦觀眾眼前……[20]202

喜渥恩的這幅生日禮物被創作而出的三年后，也就是《女史箴圖》在倫敦展出的同一年——此時距離它從皇家收藏里被劫走還不到十年。[20]210

組成“四美具”的《蜀川圖》卷曾被端方（1861—1911 年）于1902 年前后收藏，至于其如何獲得此卷尚不得而知。1900 至1901 年間西方列強占領北京時，端方因協助慈禧逃亡中國西北而得到她的賞識，但在1899 至1909 年間的532 篇奏折中，感謝慈禧賞賜的幾篇都未提及《蜀川圖》卷。參考此例，這“四美”難以證明曾被慈禧賞賜出宮，而且“溥儀以前的歷朝皇帝、皇太后不太可能敢把乾隆帝的‘四美’分開，將《女史箴圖卷》賞給某個阿哥、格格、廷臣或高官”。??《蜀川圖》案例研究，參考The Nineteenth-Century Provenance of the Admonitions Scroll: A Hypothesis, pp.284-287，及《<女史箴圖>在19 世紀的流傳：一個假說》，第27-28 頁。?相關討論參見（英）柯律格《誰在看中國畫》，梁霄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200 頁。據此推測，《女史箴圖》顯然是被約翰遜等英國侵略者直接從清皇宮中劫走的。

余論

晚清動蕩的時代背景下，顧愷之名下的“傳神”畫卷《女史箴圖》被迫從清宮外流，倫敦大英博物館則成為該畫作百余年來的收藏歸屬地。將畫卷帶離中國的克拉倫斯·約翰遜上尉，是變更《女史箴圖》藏地的中間轉手人，也是與大英博物館直接發生買賣關系的交易人。檢視相關資料，《女史箴圖》外流時間并非發生在1860 年的圓明園之劫，而是1900 年義和團運動期間。所謂該畫卷為“贈禮”的說法無法令人信服，它與該畫卷作為金錢交易品的入藏時間、性質、邏輯等抵牾不合。以邏輯推理分析，《女史箴圖》更應被視為學者們認為的八國聯軍掠奪品，即被英國侵略者從北京劫走。掠奪者指向約翰遜，一如楊仁愷所稱《女史箴圖》為八國聯軍中的英國軍官掠走。亦是約翰遜與大英博物館達成交易。

侵略者鐵蹄下的戰利品常常出現在交易市場。一如元代著名畫家王蒙所作《幽壑聽泉圖》（圖2），亦出現在藝術市場上被售賣。畫面不但在被搶劫的時候遭受損壞，畫幅中心上方至今殘留一個軍靴的印痕。??《蜀川圖》案例研究，參考The Nineteenth-Century Provenance of the Admonitions Scroll: A Hypothesis, pp.284-287，及《<女史箴圖>在19 世紀的流傳：一個假說》，第27-28 頁。?相關討論參見（英）柯律格《誰在看中國畫》，梁霄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200 頁。盡管《女史箴圖》畫卷上沒有留下鐵蹄的可視痕跡，但同樣屬于軍靴下遺失的珍寶。時至今日，包括《女史箴圖》在內的諸多中國藝術品，如石雕、瓷器、彩陶、繪畫等，遠涉重洋成為寓居他鄉的旅客，令人痛惋：

圖2 （元）王蒙《幽壑聽泉圖》軸，1346 年，紙本設墨，129cm×51cm，私人藏

眼前的這份資料，讓每一個中華子孫不忍卒睹：美國各博物館的中國石雕比故宮還多；法國吉美博物館收藏的中國瓷器舉世聞名；斯德哥爾摩國立東方博物館仰韶時期的彩陶是世界之冠；中國美術史的開篇之作顧愷之的《女史箴圖》，早已成了大英博物館的鎮館之寶。據不完全統計，在47 個國家的200 多個博物館中，有不下百萬件中國文物。這意味著我們以及我們的后人，要想一睹那些古代先賢的杰作，不得不遠涉重洋，到國外的博物館參觀。[21]

這些寶貴文物被冰冷地封藏在國外博物館，遠涉重洋的觀眾卻未必擁有一睹這些古代先賢杰作真容的機會。遺憾之外，《女史箴圖》1903 年入藏大英博物館的次年，賓雍以《一幅四世紀的中國畫》[22]39-45為題，將這幅畫作的圖版信息及研究內容，及時公開發表在了享譽國際的英國藝術史專業期刊《伯靈頓雜志》上，并迅速引起沙畹[23]323、翟理斯[24]等全球學者的矚目，《女史箴圖》成為貫穿20 世紀西方研究視野的中國傳統繪畫藝術的經典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