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型獎勵、跨界知識流耦合與新產品創造力

趙 旭，向希堯

（西安理工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陜西 西安 710054）

一、研究背景

在競爭日益激烈的全球化市場中，國內企業要想實現在全球新產品研發和創新產業鏈中處于主導地位，就必須培育、開發并利用自身的創造力以增強其新產品研發的核心競爭優勢。創造力，作為創造性想法的產生能力，是企業原始創新的源泉[1]。在開放式創新情境下，由于企業間協作研發的日益頻繁，跨邊界雙向知識流動比以往更加明顯[2]，這為企業整合利用內外部知識以提升自身的新產品研發能力提供了現實可能性。

開放式創新最顯著的特征，就是企業通過對內外部知識進行有效的獲取、吸收及消化，然后將其應用于企業新產品的創造性研發過程中[3，4]。然而，對于大多數企業而言，由于“非此發明”(Not-Invented-Here)和“非此不售”(Not-Sold-Here)兩種妨礙企業間跨界知識流動的思想傾向存在，嚴重制約了企業內向型與外向型開放式創新戰略的同步化實施[3]。這意味著，為了促進企業間知識資源的有效流動和創造性重組，企業不僅需要結果型獎勵設計的反饋性牽引，更需要戰略型獎勵的容錯式激勵[5，6]。特別地，目前國內企業的組織獎勵設計明顯滯后于知識經濟時代的內在工作價值需求，造成錯位激勵引發了企業知識行為與創造動機的偏轉，進一步加劇這一不利局面。因此，國內企業創造力水平普遍不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獎勵機制不科學、不合理所導致的錯位激勵造成的，所以改變現行僅以績效結果為評價依據的獎勵設計必須盡快提到企業的戰略議程[7]。

在理論研究層面，一方面，以往研究的重點大多集中在企業間單向知識流對于組織創新或創新績效的影響，忽視了企業間內向型與外向型知識流對企業創造力的協同影響[3]。另一方面，相關研究把企業間知識流動作為一個整體變量，以分析其在創新戰略、合作網絡、知識嵌入等因素影響企業創新績效過程中的中介機制[8-10]。與此同時，目前關于組織獎勵機制影響創造力的間接效應研究多以理論分析和實驗研究為主，實證研究很少。在相似研究中，僅有謝明磊、劉德勝(2021)分析了發展型績效考核對科技型中小企業開放式創新績效的影響[5]。馬喜芳等(2018)實證檢驗了組織物質激勵和發展激勵與領導風格的交互通過跨部門協作對組織創造力的影響[6]。正是由于以上理論缺口的存在，導致無法深入地理解組織獎勵影響新產品創造力的內在作用機理。

事實上，在創新管理實踐中，組織獎勵與新產品創造力之間一直存在著一個作用“黑箱”。鑒于現有相關文獻針對企業間跨界雙向知識流的獎勵機制及效果缺乏深入探討，尤其是缺少戰略驅動型組織獎勵對上述作用過程的影響分析，致使企業開放式創新實踐中有許多亟須解釋與回答的問題。文章以開放式創新為研究背景，從跨界知識流耦合視角出發，探索戰略型組織獎勵影響新產品創造力的內在作用機理。這對于企業在有限的創新資源條件下通過內外部知識資源的內部創造性重組與外部商業化來提高自身新產品研發的創造力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二、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在開放式創新網絡中，企業間的跨界知識流動本身就是一個復雜的動態耦合過程[11]。在這一過程中，知識元素的自由流動并不是從一個企業流向另一個企業的單向過程，而是源企業和目標企業之間的雙向轉移與整合過程[12]。

戰略型組織獎勵以組織成員戰略目標或戰略預期實現的程度為獎勵評價依據[7]?；谥R治理理論，企業通過組織獎勵等正式組織機制對組織內外部知識活動進行激勵和協調，進而影響其內外部知識的流動、轉移和整合等過程[10]。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文章將跨界知識流耦合劃分為內向型知識流和外向型知識流的聯合維度以及兩者的平衡維度?；诖?，文章在開放式創新情境下，分析戰略型組織獎勵通過跨界知識流耦合（知識流雙向聯合與知識流雙向平衡） 間接影響新產品創造力的中介作用。

1. 戰略型組織獎勵與跨界知識流耦合

戰略型組織獎勵對知識流雙向聯合和知識流雙向平衡具有不同的影響機理。一方面，戰略型組織獎勵的增強并不總是促進知識流雙向聯合，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可能產生阻礙作用[3，7]。當戰略型組織獎勵的激勵強度無法彌補知識轉移過程中各種投入和成本時，反而會妨礙企業間內向型知識流和外向型知識流之間的聯合效應。隨著戰略型組織獎勵的強度超過某一臨界之后，其激勵效應會超過企業間知識流動過程中的各種資源投入成本，從而正向促進知識流雙向聯合[13]。簡言之，戰略型組織獎勵對企業間內向型知識流與外向型知識流之間聯合效應的影響呈非線性的“U”型特征。

另一方面，基于知識治理視角和實物期權理論，戰略型組織獎勵能增強組織成員與外部知識源之間的社會互動，降低企業間知識獲取、轉移和外部化利用等知識活動過程中的協調成本[14]，所以能同時協調并促進企業間不同方向知識流之間的有效平衡?；诖?，文章提出如下假設：

H1a：戰略型組織獎勵對知識流雙向聯合的影響作用呈非線性的“U”型特征。

H1b：戰略型組織獎勵正向促進企業間的知識流雙向平衡。

2. 跨界知識流耦合與新產品創造力

知識是企業創造力形成與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創造力的組成成分理論認為，企業內和企業間知識資源的流動與交換是創造性新想法產生的基礎[1，15]。首先，在知識創造過程中，內向型知識流和外向型知識流之間相互配合、相互補充，共同作用使得企業的知識資源既具有廣度又具有深度，從而為創造性新想法的產生提供良好的現實條件。其次，通過同時關注內向型與外向型知識流過程，知識流雙向聯合有助于企業內外部隱性知識的顯性化，這會給組織內成員間創造性想法的交流與共享提供便利，進而激發創造性新想法在組織內部的涌現[16]。最后，知識流雙向聯合有利于在企業內部營造學習型氛圍，激發組織內部成員的自學習和自激勵行為，從而激發他們在新產品研發過程中積極利用創造性的視角來看待和處理工作中的問題和挑戰[12，17]，故而正向激發企業的新產品創造力。綜合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H2：知識流雙向聯合正向影響新產品創造力。

在開放式創新環境里，企業間跨組織邊界雙向知識流的平衡更能在企業和利益相關者間建立公平的評價機制，而這種評價機制有助于企業間的創新資源分享與合作研發，從而有助于企業創造力水平的提升[18]。首先，提高外部知識資源轉化和利用的效率，使得有價值的信息和知識真正有效地流入企業有發展潛力的研發項目，因而會提高企業的創造性產出[19]。其次，知識流雙向平衡能夠更有針對性、更高效地填補企業的知識空白，從而完善企業的知識體系。最后，基于社會資本理論，互惠性所形成的交換規則是跨組織邊界知識轉移的前提和基礎，企業間的知識轉移與知識分享都是建立在互惠交換基礎之上。因此，相對于非平衡知識流狀態，知識流雙向平衡更有利于知識資源向創造性新想法轉化?；诖?，文章提出如下假設：

H3：知識流雙向平衡正向影響新產品創造力。

3. 跨界知識流耦合的中介作用

戰略型組織獎勵首要目標是實現組織未來發展戰略與創新行為之間的動態匹配，通過物質和非物質獎勵補償組織成員在知識活動中的各種成本，從而有效促進企業內向型知識流與外向型知識流之間的有效聯合與平衡，最終提升企業新產品創造力的水平[12]。

首先，戰略型組織獎勵通過不斷強化企業的創新戰略，能夠減弱“非此發明”和“此處不售”兩種妨礙企業間知識資源自由流動的思想與行為傾向[3，7]，促進企業內向型開放式創新與外向型開放式創新這兩種創新戰略的同步化實施，提高企業間雙向知識流的耦合水平，進而促進正向新產品創造力[20]。其次，戰略型組織獎勵的激勵作用能淡化企業間協作的邊界分割，顯著增強企業內外部知識的跨邊界流動與交換，因而在新產品開發階段對企業新產品創造力有重要的影響[15，20]?；诖?，文章提出如下假設：

H4：戰略型組織獎勵通過跨界知識流耦合的中介作用正向影響新產品創造力。

H4a：戰略型組織獎勵通過知識流雙向聯合的中介作用正向影響新產品創造力；

H4b：戰略型組織獎勵通過知識流雙向平衡的中介作用正向影響新產品創造力。

綜上所述，文章的研究模型如圖1 所示。

圖1 研究模型

三、研究設計

1. 數據收集

文章采用調研問卷的形式收集企業數據，為了增加研究結論實踐指導意義的普適性，調研對象大部分屬于知識密集型企業，涉及電子通訊產品、機械設計、咨詢、建筑設計、能源動力、文化傳媒等12 個行業。企業樣本包括來自我國東部地區（北京、浙江、山東與江蘇）、南部沿海地區（廣東、福建） 和中西部地區（河南、陜西、四川和甘肅） 等多個省份的企業。

正式調研開始之前，首先選取了20 家不同類型的省內企業進行預調研，并根據反饋意見對調研問卷的相關內容做了修改與完善。正式調研從2017 年5 月開始，到2019 年10 月底結束。其中，上門直接發放的問卷是現場發放、填寫和回收的；而MBA、EMBA 學員填寫的問卷，大多數是現場填寫、現場回收，也有部分問卷通過郵件或郵寄方式進行發放與回收?？偣不厥?72 份，其中有效問卷229 份，有效問卷率83.45%。

2. 變量測量

為了保證測量問卷的信度和效度，核心變量測量指標的構成主要參考了國內外較為成熟的調查問卷，并根據文章的研究情境做了適當的修改。變量的度量均采用李克特7 級量表，1表示“完全不符合或非常低”，7 表示“完全符合或非常高”。

新產品創造力。對產品創造力的測量主要借鑒了Kim 等(2013)開發的測量量表[1]。該量表從產品新穎性和有用性兩個方面對新產品創造力水平進行評估，因而能夠系統而全面地反映企業產品創造力的內涵，這與本研究對新產品創造力的界定基本一致。

戰略型組織獎勵。對戰略型組織獎勵的測量主要借鑒了Joshi(2016)開發的測量量表[7]。該測量包含5 個題項，具體地，戰略型組織獎勵的獎勵依據包括滿足未來消費者需求的程度、應對潛在競爭者的行動戰略的程度等。

跨界知識流耦合。在文章中，內向型知識流和外向型知識流的測量題項主要借鑒并參考了Lai 等(2016)的相關研究[12]，都采用了6 個測量題項。借鑒組織雙元理論，知識流雙向聯合與知識流雙向平衡是在這兩種不同方向知識流測量的基礎上，通過數據運算而得。

控制變量?？紤]到企業性質（虛擬變量）、規模、發展階段以及環境動蕩性都能影響企業的新產品創造力，因此本研究在回歸模型中把其作為控制變量加以控制。

四、實證分析

1. 描述性統計分析

文章使用SPSS20.0 對所有變量做相關性分析，可以初步判斷變量間的相關性，由此推測出研究假設是否合理，也可依據相關系數的大小預判解釋變量間是否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1 所示。

表1 變量描性述統計及相關系數

2. 信度與效度分析

信度分析的目的是對變量所有測量題項的內部一致性進行統計學分析，以檢查其是否符合評判標準。目前，實證研究普遍采用Cronbach's α 系數對變量的內部一致性進行評價，當變量的Cronbach's α 系數大于0.700 時就認定其達到要求。文章以變量Cronbach'sα 系數不小于0.700 作為內部一致性是否符合要求的標準。所有變量的Cronbach'sα 值都大于0.800，這表明概念模型所涉及的變量都具有良好的信度。

3. 假設檢驗

首先，為了檢驗戰略型組織獎勵對知識流耦合的影響，文章分別將知識流雙向聯合和知識流雙向平衡作為因變量，在控制了企業類型、規模、成立年限和環境動蕩性等控制變量的基礎上，將戰略型組織獎勵、戰略型組織獎勵的二次項分別作為解釋量放入回歸模型中進行分析。結果如表2 所示。

表2 戰略型組織獎勵與知識流耦合的回歸分析結果

從模型2 和模型3 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戰略型組織獎勵對知識流雙向聯合的影響不顯著(β=-0.210，p＞0.05)，而戰略型組織獎勵二次項對知識流雙向聯合的影響顯著(β=0.697，p<0.001)。因此，假設H1a 得到驗證，這表明戰略型組織獎勵對知識流雙向聯合的影響作用呈非線性的正“U”型。模型5 是在模型4 的基礎上加入了戰略型組織獎勵，從表中可以看出，戰略型組織獎勵與知識流雙向平衡的回歸系數是正向顯著的(β=0.280，p<0.01)，這表明戰略型組織獎勵正向促進知識流雙向平衡。因此，假設H1b 得到驗證。

為了檢驗戰略型組織獎勵、知識流耦合與新產品創造力之間的關系，模型6 首先將新產品創造力作為因變量，同時僅考慮控制變量；在此基礎上，將戰略型組織獎勵、知識流雙向聯合與知識流雙向平衡加入回歸模型中進行分析。結果如表3 所示。模型6 和模型7 的回歸結果表明，戰略型組織獎勵正向促進新產品創造力(β=0.534，p<0.001)。模型8 和模型9 分別加入知識流雙向聯合和知識流雙向平衡作為前因變量。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知識流雙向聯合正向促進新產品創造力(β=0.639，p<0.001)，而知識流雙向平衡對新產品創造力的影響作用不顯著(β=-0.022，p>0.1)。因此，假設H2 得到驗證，而假設H3 沒得到驗證。

表3 戰略型組織獎勵與新產品創造力的回歸分析結果

為了進一步揭示知識流耦合在戰略型組織獎勵影響新產品創造力過程中的中介機理，文章設計了路徑中介檢驗模型以檢驗知識流耦合（知識流雙向聯合與知識流雙向平衡） 的中介效應。具體分析情況如下，文章采用了SPSS20.0 軟件以及PROCESS 程序，PROCESS 程序選定模型4，Bootstrap 設定次數為2000，置信區間為95%。在這一多重中介效應的檢驗過程中，解釋變量選取戰略型組織獎勵，中介變量選擇知識流雙向聯合和知識流雙向平衡，因變量選擇新產品創造力。

從表4 和表5 的結果來看，戰略型組織獎勵影響新產品創造力的直接效應大小為0.221，并且在p<0.05 的統計水平下是顯著的。

表4 直接效應：戰略型組織獎勵與新產品創造力

表5 間接效應：戰略型組織獎勵通過知識流耦合對新產品創造力的影響

在表5 中，戰略型組織獎勵影響新產品創造力的總的間接效應大小為0.309，并且通過Bootstrap 計算得到的置信區間內不包括0，因此，總的間接效應是顯著的。從兩條中介路徑的效應值的置信區間判斷，間接路徑1 和間接路徑2 的估計值的置信區間雖然都不包含0，但由于間接路徑2 的效應系數是負的，因此假設H4a 通過了驗證，而假設H4b 沒有得到實證支持。綜合以上實證分析結果，戰略型組織獎勵影響新產品創造力主要通過知識流雙向聯合這一中介路徑。

4. 實證結果討論

假設H1a 和假設獲得樣本數據的支持，假設H2 獲得數據支持，假設H3 沒有獲得樣本數據的支持。這表明戰略型組織獎勵對知識流雙向聯合的影響作用是非線性，而對知識流雙向平衡的影響是正向的。知識流雙向聯合正向影響新產品創造力；而知識流雙向平衡對新產品創造力的影響作用不顯著。

其中，假設H3 沒有獲得數據支持，這一結果說明在開放式創新情境下，目前企業間內向型知識流與外向型知識流的平衡效應并不能顯著促進新產品創造力。出現這種情況的可能原因如下，相較于知識流雙向聯合，為了實現內外部知識資源的動態平衡可能要投入更多的注意力資源、時間以及協調成本等對企業內外部知識資源重新評估，而這顯著增加企業的研發成本，使得企業投入到新產品創意開發階段的投入減少，所以不利于企業創造力水平的提升。

假設H4a 通過了實證檢驗，而假設H4b 沒有得到實證數據的支持。這表明戰略型組織獎勵通過知識流雙向聯合的中介作用正向影響新產品創造力，而通過知識流雙向平衡的中介作用對新產品創造力的影響效果并不顯著。這主要是由于在現階段的開放式創新下，企業的戰略型組織獎勵主要通過內向型知識流與外向型知識流的聯合效應促進新產品創造力。

五、結論與討論

依據開放式創新與組織激勵視角，戰略型組織獎勵致力于企業創新戰略與知識行為動態匹配，其獎勵強度、呈現條件、實現形式和附帶意義等內在特征有助于企業激發與協調企業間的跨邊界知識創造過程。因此，在開放式創新情境下，戰略型組織獎勵可以通過內向型知識流和外向型知識流的聯合效應和平衡效應直接與間接影響企業的新產品創造力水平。

1. 理論啟示

第一，以國內企業為研究對象，通過深入分析戰略型組織獎勵影響新產品創造力的內在作用機理，因而對組織獎勵和創造力理論都有所貢獻。以往研究主要以績效或結果為獎勵評價標準或依據，主要分析結果型組織獎勵對創造力的影響，而很少探討戰略型組織獎勵對創造力的影響作用。第二，在開放式創新情境下，通過探討內向型知識流和外向型知識流的聯合與平衡效應對新產品創造力的影響，文章擴展并深化了知識轉移與組織雙元理論。在新產品開發過程中，企業創造力水平的提升從根本上來說需要內外部知識與創新資源在企業內和企業間的雙向自由流動、重組以及商業化為前提。而以往研究只關注企業間內向型知識流對于企業創造與創新的影響，而忽略了外向型知識流的影響效應，并且很少探討企業間內向型知識流與外向型知識流共同影響新產品創造力的作用過程。第三，本研究發現了企業間不同方向知識流的雙向聯合與雙向平衡中介戰略型組織獎勵影響新產品創造力的內在過程，初步打開了戰略型組織獎勵通過企業間知識流耦合影響新產品創造力的作用“黑箱”。

2. 實踐建議

第一，由于戰略型組織獎勵能夠顯著提升企業的新產品創造力水平，因此在新產品開發過程中，企業應當改變原來單純以績效或結果為評價導向的獎勵機制設計，采用以戰略預期目標完成情況為評價標準的獎勵機制設計，以有效提升企業對新產品創造力的激勵效能。第二，研究結論表明，內向型知識流和外向型知識流的聯合效應對新產品創造力有重要的推動作用。因此，在新產品研發階段，企業管理者應不斷提高自身內向型知識流與外向型知識流的組合管理能力與效率，以有效地整合與利用內外部知識資源。第三，提高企業間的知識共享水平，建立協作企業間順暢的知識交換門戶系統。通過建立企業間共享知識門戶系統將創新協作網絡上所有的節點企業聚集起來，從而實現知識資源在協作網絡中的轉移與分享。

3. 研究局限與展望

首先，關于戰略型獎勵、內向型與外向型知識流的測量主要借鑒國外成熟量表，因此結合國內的高科技產業特點對其進行修訂，使之適合中國的產業環境，是后續研究值得探討的重要議題。其次，本研究收集樣本是橫截面數據，所得出的結論為變量的相關關系，所以更為嚴謹的因果關系需要后續研究使用縱向數據加以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