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社會學視角下“雙一流”高校碩士研究生 就業焦慮研究

郝漢 趙彬 朱志勇

摘要：基于時間社會學的理論視角，以“雙一流”高校H大學作為個案，通過質性研究方法探究碩士研究生就業過程中焦慮心態產生的社會性因素發現：“三重倒計時”營造了“時間緊迫”的結構性壓力，“時間拉長”“時間虛無”“時間差序”“時間沖突”四種時間體驗導致了碩士研究生綿綿無期的等待、虛度華年的挫敗、機不可失的時間規制和分身乏術的身體爭奪四種時間境遇，由此生成多樣態焦慮感受；碩士研究生在就業過程中建構了與社會時鐘的“共變不同步”關系，陷入“結構性失時”的自主性缺失困境。對此，建議碩士研究生提升時間自主能力；高校制定合理的組織時間表，適度倡導個性化職業教育和時間教育；政策制定者對現有就業政策進行適度調整并有針對性地增強制度供給。

關鍵詞：碩士研究生；“雙一流”高校；就業；時間焦慮；時間社會學

中圖分類號：G643；G647.3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0717（2023）06-0075-10

一、研究背景

后疫情時代，我國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同時待就業人數逐年上升，2022年高校畢業生總規模達到1 076萬人，規模首次突破千萬[1]，2023年高校應屆生人數達1 158萬人[2]。新形勢下，就業總量壓力較大作為社會宏觀環境，對畢業生的就業機會、就業體驗、就業心理造成較大沖擊。與此同時，網絡空間與學術場域中，“985廢物”“逆社會時鐘”“蹲族”“慢就業”等輿論熱點議題紛紛涌現，在彰顯就業現狀、探討文憑意義、剖析“象牙塔”學子社會處境及身份、時空困境的同時，亦加劇畢業生對自身就業前景的擔憂、焦慮情緒。

2023年，為促進高校應屆生就業，教育部先后開展攻堅行動[3]、“百日沖刺”行動[4]和就業促進周活動[5]，提出高校要引導畢業生樹立正確的就業價值觀，客觀看待個人條件和社會需求，盡早明確職業意向、盡快投身求職行動。在此背景下，“雙一流”高校碩士研究生作為教育精英群體，其就業過程中的心理狀態尤其受到各方關注。一方面，“雙一流”高校碩士畢業生對就業質量具有較高期望，希望通過競爭獲取優質崗位，“宇宙的盡頭是編制”等網絡話語[6]就顯示體制內就業成為近兩年教育精英的重要就業目標。另一方面，編制崗位和其他優質崗位招收人數有限，碩士畢業生不得不直面高度“內卷”帶來的結構性壓力，加之對比本科生而言碩士畢業生受到專業門類的限制更大[7]，面臨“夾縫之舞”和“背水之戰”的過程性自我呈現困境[8]，常常在就業過程中陷于艱難處境。一旦就業結果與期待不符，他們極易產生落差感，加劇心態波動。

綜上，關注碩士畢業生在就業過程中的心理狀態有其緊迫性和必要性，特別是應聚焦微觀，結合對就業過程的深描追問其心理機制背后的制度性因素。因而，本研究試圖從時間社會學的角度，探究“雙一流”高校碩士研究生就業焦慮的社會建構機制，從而為政府制定更具人文關懷的就業政策以及高校進一步完善畢業生就業工作流程，加強碩士研究生就業指導提供理論支持。

二、文獻綜述

近幾年來，碩士研究生就業始終是熱點研究領域，延承過往研究脈絡，諸多學者從就業難、就業指導、就業能力、就業質量以及雙維資本等方面進行深入的思辨探索和實證探究[9]。如從大環境出發，描摹就業現狀，探究社會政治、文化、經濟背景對就業狀況的影響機制[10-13]；聚焦身份團體特征，從性別、資本、學歷、是否全日制、所在學科門類、科研水平、專業興趣等個體性差異出發探討其對就業結果的影響[14-19]；關注政策制定，從政府、高校的政策扶持和就業指導路徑入手探討就業質量提升方案[20-21]；回歸個體視角，探討青年就業流動、就業意愿和就業選擇[22-23]?？傮w而言，當前研究多從外部結構因素出發，圍繞新冠肺炎疫情時期和后疫情背景下政策、制度、社會分層對碩士研究生就業的影響，以及個體面對外部結構所做出的回應進行了較為充分的分析，然而仍存在對碩士研究生的主體性、過程性能動空間觀照不足，特別是對主體在就業過程中的身心處境關注不夠的情況，留下了深入討論空間。

畢業生就業焦慮是其就業體驗的重要組成部分。過往研究主要從心理學的視角進行量化分析，聚焦于就業焦慮的現狀調查和影響因素探究。如在山西省的調查發現，學生的就業焦慮水平處于中等偏上水平，大學生就業焦慮存在年級差異[24]。除人口變量學因素外，其他心理特質變量亦影響、調節就業焦慮，如忍受不確定性[25]、自尊[26-27]、自我效能感[28]、心理資本[29]等等。從社會支持的角度來看，大學生社會支持既可以直接影響就業焦慮，也可以通過自我效能感等中介對就業焦慮發生作用[30]。就業指導中，心理咨詢對大學生就業焦慮有一定的緩解作用，認知再評價在減少就業焦慮方面優于傳統的團體咨詢[31]?？傮w來看，當前關注就業焦慮主題，特別是碩士研究生就業焦慮的研究較少，且主要將焦慮作為一種心理學變量分析其與其他心理特質和社會支持之間的量化關系。與心理學的視角略有不同，社會學視角的質性研究更加關注焦慮是如何被社會關系和社會過程所建構的，從而提供更具過程性、系統性意味的解釋。如鄭小雪從“時間的過度道德化”這一視角來理解青年的時間焦慮問題，認為迷信速度文化、時間認知單維化、時間腳本理想化等極端化認知是將時間的過度道德化與時間焦慮關聯起來的關鍵[32]（P31-38）。李雨潛探討了社會加速背景下高校青年教師的“時間焦慮感”，認為學術職業時間結構的加速循環促成了高?！扒嘟埂保〞r間焦慮感偏高的青年教師）群體的誕生，也造成部分高校青年教師選擇“躺平”的意外結果[33]。綜上，雖然當前從時間社會學視角直接探討就業焦慮的研究較少，但已有研究隱約勾勒出就業焦慮體驗的建構機制與社會時間結構之間具有關聯。因而，本文以此為切口，聚焦碩士研究生就業焦慮產生的社會土壤。

三、理論視角和研究方法

（一）理論視角

本研究將時間社會學作為理論視角。社會學的時間研究萌生于涂爾干學派[34]，發展于皮蒂里姆·索羅金、羅伯特·默頓、喬治斯·古爾維奇及威爾伯特·摩爾等，至約翰·哈薩德的《時間社會學》一書出版，時間社會學已成為社會學領域的一個重要分支[35]。

時間社會學認為時間是研究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視角[36]，即“幾乎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從時間的觀點著手來進行分析”[37]。首先，該理論強調時間的建構性和多重性[38]，認為時間是社會建構的結果[39]（P99-106），即社會群體成員互動與實踐協商的產物[40]，聚焦自然時間和社會時間的區隔以及制度化的社會時間的結構性，揭示統一時間尺度表象下的多元時間本質。如約翰·哈薩德所言：“原則上，N+1種時間能夠存在……所有這些時間，盡管有著深刻的區別，但是，都擁有著作為運動之集中或背離的相同的外部特征，因此都進入到一般的時間范疇?！盵41]（P22-23）在此基礎上，“嵌入”“分層”和“同步化”成為分析社會時間的重要框架[41]（P82）。其次，該理論探討了現代性和后現代性背景下人的時間處境。如哈特穆特·羅薩探討了社會加速對人類處境/認同的影響：“社會加速造就了新的時空體驗、新的社會互動模式以及新的主體形式，而結果則是人類被安置于世界或被拋入世界的方式產生了轉變，而且人類在世界當中移動與確立自身方向的方式也發生了改變?！盵42]基思·特斯特則提到，對于不顧一切地致力于讓世界變好的現代人來說，必須得有一種線性時間，這樣，當下的活動才能經過未來的實踐和安排而獲得完美終結與救贖[43]。再次，該理論將時間置于個人意識之中，關注時間預算分配[44]（P111-113），探尋個體的時間認知與文化、超個人時間框架之間的關系和張力[45]。最后，該理論強調將時間作為一種因果聯系和測量尺度納入分析，認為“時間和空間形成了一種背景，正是因為它，事件的意義才得以呈現……時間既可能對行動的結構進行分割，也可能把這些行動的結構結合起來而組成一種更大的結構”[41]（P18）。自形成以來，時間社會學被諸多研究者關注，成為討論學校時間表、教師負擔等諸多教育問題的重要視角之一[46-49]。

針對社會情感建構的時間機制，喬治·古爾維奇論及了集體心理和時間的關系，認為集體心理與社會環境、狀況、結構以及整體社會現象之間有著功能上的關聯[50]。針對時間與個體情感建構的關系，徐津指出在加速社會的背景下，時間作為彈性時間結構內的自變量成為形塑社會發展乃至個人認知、情感的重要因素，因而應從個體、社會、自然三者有機關系中理解時間[51-52]。此條脈絡下，有學者已進行一些探索，如通過對公司組織中情感與時序性決策制定關系的考察，發現隨著時間推移最初的情感傾向、個人的厭惡以及個人動機逐漸成為“解釋”背景的一部分，并被一系列更為復雜的合理化過程所取代，這種合理化幫助行動者從他們自己的情感中走出來[53]。

綜上，時間社會學通過關注作為社會要素、個體感知和因果聯系的時間，一方面可以將碩士研究生的行動和焦慮體驗進行分割，揭示碩士研究生就業過程中時間尺度的建構機制，以深入探究其背后的結構性，另一方面可以將碩士研究生就業焦慮定位于多重時間因素結構中，置于宏觀的文化背景和制度背景中進行分析，并具象化為個體的時間感知和時間行動。由此，研究基于時間結構與個體時間感知之間的雙向建構機制，將焦慮作為一種建構中的、過程性的、植根于微觀互動中的變量進行考察，從而拓寬對碩士研究生就業焦慮的理解。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理論視角是在研究過程中逐漸確立的。最初我們意圖進行一個關于“‘雙一流’高校碩士研究生就業意愿和就業選擇”的質性研究，因而選擇了雙一流綜合類高校H大學作為研究個案，并以滾雪球的方式聯系了各個學院近兩年的碩士畢業生作為訪談對象，將訪談的重點放在就業過程和影響碩士研究生就業選擇的因素上。但是在訪談過程中我們逐漸發現，訪談者在描述就業過程時經常談及焦慮體驗，并且這種體驗似乎和其對時間的感知有著密切關系。這些訪談引發了我們從時間的角度去解釋碩士研究生就業焦慮的強烈興趣。因而，在后續的訪談中，我們改變了半結構式訪談的訪談提綱，重點關注碩士研究生就業過程中的心理體驗以及心理體驗背后的社會機制，并訪談了來自教育學、公共管理、法學、電氣工程及其自動化等10個專業的11位研究生參與者，每人訪談時長在1小時左右，參與者皆為2020～2022年畢業的H高校全日制碩士研究生。為了避免在問題中加入過多帶有明確引導性的內容，我們不會直接詢問訪談對象就業過程中是否有焦慮情緒，但是會詢問其就業過程中的情感體驗，當訪談對象談及焦慮體驗時，我們會針對這一話題不斷追問，以此厘清訪談對象對“焦慮”的理解及其意義的建構過程。實際的訪談中，11位參與者中的10位主動提及了焦慮體驗。

在資料分析的過程中，我們并未預設一個強結構性的理論框架，而是更傾向于扎根理論的風格，在大部分時間中懸置了理論視角而重視梳理、理解資料本身的情境性意義，對訪談資料登錄、編碼并形成核心類屬，直至整個分析過程結束才與理論進行有針對性的對話。在對話的過程中，我們調整了一些核心類屬的概念表述，以在保持原意的基礎上盡量將其置于現有的理論脈絡和理論話語體系中來呈現，進而方便理論對話和讀者理解。

四、“時間緊迫”：碩士研究生就業過程中的時間結構特征

碩士畢業生賦予讀研的最后一年“畢業季”或“畢業年”的稱呼，使得其從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循環時間中獨立出來，成為具有弱周期性的特殊時間。研究發現，畢業季時間具有強結構性，其結構由“畢業倒計時”“節點倒計時”“互動倒計時”三個相互重疊而又不同構的倒計時組成，共同體現出“時間緊迫”的結構特點。

（一）時間終點：無可更改的畢業倒計時

就業沒有明確的時間起點，但有共識性的時間終點——畢業。畢業有兩種時間意涵，一是無可回避的、結構性的、客觀的制度性時間，二是被碩士研究生所賦予意義的、主觀的、建構的生命時間。

首先，畢業時間具有強時間剛性，與碩士研究生身份的轉變以及社會資格和地位的變化緊密相關，是一種無可更改的倒計時。如YR①提到：“其實身邊也沒有人催著你畢業一定要馬上找到工作，但內心就有一個想法，就覺得人怎么能畢業了不工作？”作為儀式性的分水嶺，碩士研究生希望以畢業時間迎接“新的生活”。如JG所述：“想到同學們畢業后去了各個地方開始新的生活，自己卻還停留在原地，就會感到焦慮?！薄靶碌纳睢痹谶@里具有兩重含義，一是“離開原地”，脫離學生身份成為職場人；二是“獨立生存”，獲得經濟收入或實現經濟獨立。AO提到，“畢業是有時限的，我擔心畢業后住在哪里，經濟來源在哪里。雖然知道父母不會不管我，但我從沒有想過找父母伸手”?！靶碌纳睢钡膬芍匾饬x將“畢業”和“工作”緊緊綁定，組成了碩士研究生根深蒂固的意義結構，使得畢業前找到工作成為碩士研究生最高優先級的選擇。其次，畢業是生命時間中非常重要的節點，就如同小學畢業要升入初中，高中畢業要升入大學一樣，畢業就要工作也成為標示生命歷程的時間結構的一個重要部分，因而碩士畢業生將“人畢業了就要工作”視為理所應當。最后，社會中越來越精密的職業生涯規劃作為一種文化性的結構壓力為碩士研究生營造出“年齡緊迫感”，似乎只有按時畢業并嚴密計劃每一階段工作的持續時間，才可能取得職業成功。因而，碩士研究生按時畢業并找到工作就顯得非常關鍵。

（二）時間預算：變動不居的節點倒計時

在激烈的就業競爭和社會的整體加速中，時間呈現出明顯的稀缺性，使得時間管理對個人而言愈發重要，有效利用時間、抓住關鍵的時間節點成為畢業生成功就業的重要保障。碩士畢業生只有周密、科學、合理地安排時間，處理好畢業年的各種事務，才有望從就業競爭中脫穎而出。因而圍繞畢業這一時間終點，大部分碩士畢業生制定了周密的節點時間分配預算。但同時，節點時間結構體現出動態性和不穩定性，碩士研究生不得不周旋于各種突發性的時間節點之間，不斷調整時間預算的分配。

在時間預算實踐中，節點倒計時在意義層面除了“緊迫感”外，穩定性作為另一個關鍵維度同樣被碩士研究生納入其中。穩定性維度體現為圍繞節點倒計時，由于事件本身的時間調整被重新排布的可能性小，一些節點時間變動的可能性也較小，如秋招、春招、公務員考試、實習時間等等，這些都可以根據歷年經驗比較準確地進行推算。另外，一些行業的招聘往往也有比較穩定的節點時間。TN發現，他想進入的行業最關鍵的是秋招，基本上保持“7月投簡歷，9-11月面試，11月份拿offer”這種固定的時間節律。與之對照，也有一些時間節點更具有突發性，比如通知電話打來的時間、收到offer的時間等等，這些節點往往很難估測。需要注意的是，碩士研究生的時間預算較為依賴被過往經驗證明了的較為穩定的時間節點，因而這些節點一旦改變，會對碩士研究生的時間安排造成更大沖擊，如PJ因為選調生考試結果公布推遲，導致“沒有抓住秋招的尾巴再海投一下簡歷，最后秋招一無所獲”。YO則因為公司突然宣布裁員遭遇突發性時間挑戰而不知所措：“我本來已經決定去D公司了，就沒有再繼續找工作。結果5月份的時候D公司突然宣布裁員，然后說之前簽約的都不算數了?！?/p>

（三）時間感知：持續建構的互動倒計時

社會互動不會對物理時間造成實質影響，但會影響時間感知和圍繞物理時間的意義建構。資料顯示，碩士研究生關于就業的社會互動主要發生在朋輩群體中，表現為依靠室友、同學、男女朋友等獲取就業信息，建構時間感知，判斷時間是否充足以及是否得到有效利用等。這些圍繞就業的密集互動在朋輩間建立了時間的強連接，使得自我時間與多種時間框架發生重疊，并基于此形成碩士研究生就業的互動倒計時。

互動倒計時的建構強調朋輩群體社會互動的作用，在此過程中時間作為資源和社會意義影響社會互動[41]（P17）。如MU和PJ所言，“只和身邊差不多的人比”“身邊的人像是參照點”，因而互動倒計時也是一種“圈子時鐘”，互動時間的流動依賴于他者的行動。CC認為男朋友找到工作后，對她說的一些話如“秋招要結束了，如果還沒找到工作，就會找不到工作”，讓她產生時間不足的焦慮。同時，互動倒計時的迫近會使碩士研究生陷入“逆圈子時鐘”狀態，造成緊迫感，從而不自覺地產生想要快速打破這種狀態的想法。AO提到，她聽說室友已經簽了兩份工作，想到自己還沒有得到任何筆試和面試機會，就“一下子變得很焦急”。一方面，他人的“成功”讓畢業生感到時間更加緊迫。另一方面，在相同的時間里，別人達成了自己沒有達成的目標，使得畢業生陷入挫敗和自我懷疑狀態。

五、碩士研究生就業焦慮的時間性機制

在結構性“時間緊迫”背景下，碩士研究生圍繞單位物理時間內相關事件的多少和自身為相關事件賦予意義的強弱兩個主要維度，建構了就業過程中時間拉長、時間虛無、時間差序、時間沖突四種時間體驗。圍繞這四種時間體驗，碩士研究生形成了多樣態的焦慮感受（如圖1）。

（一）綿綿無期：時間拉長引發的焦慮

時間拉長體驗對應著單位物理時間內相關事件少、碩士畢業生為這些事件賦予弱意義的情況?！皶r層錯位”和“結果不確定性”是導致時間拉長的兩個主要因素，時間拉長導致焦慮的機制是綿綿無期的等待。

“時層錯位”即從制度到個體的不同層次的時間發生了相互錯位，使個體自我的時間無法有效嵌入到制度時間中，它與“節點倒計時”的突然改變有關。碩士研究生是找工作過程中一系列時間安排的被動接受者，一旦制度性時間延誤或取消，就會被迫擁有一段漫長的自我時間。這個時間越長，其社會價值往往越低，碩士畢業生因而陷入意義缺乏時間中。如AO還沒有找到工作就遭遇了“疫情封校，什么都做不了”的窘境，體驗了同步化失敗引發的度過無意義時間的困難。她自述：“我晚上沒有辦法入睡，吃了一個月的安眠藥。不止我有這個情況，室友也有相似表現，因為我們的藥開始分著吃了?！薄敖Y果不確定性”指當一個重要的具有不確定性的結果會在未來某一時刻產生，而這個結果可能會對其他的節點時間安排有著重要影響，在結果出來之前等待者產生的進行時間預算毫無意義的感覺。YO曾通過了D公司的面試，卻遲遲收不到正式的offer，她如此描述等待的感受：“這期間我特別焦慮，像強迫癥一樣每天都刷很多次郵箱看有沒有通知，或者點開一個手機小游戲一直玩……我知道我在浪費時間，但我什么也不想做?！庇谒?，相對于收到offer，其他事件顯得意義匱乏，而之后其他的安排也和是否會收到offer緊密相關，所以收到offer前的時間等待就顯得格外漫長。PJ在等待通知期間遭遇的煎熬體驗與之類似：“每天晚上就在群里跟大家討論怎么還不出成績，每天都在猜‘什么時候會出成績’。等待的過程實在難熬，就想著為什么不能給我個痛快?！?/p>

為了應對時間拉長帶來的負面情緒，“為時間重賦意義”和“打發時間”成為兩種常見的緩解方式。前者在實施過程中會變得越來越艱難，漫長的等待中，碩士畢業生常常感到無法集中精力來從事其他有意義的工作。因而，“打發時間”成為重要手段?！按虬l時間”意味著使用外物干預來使得無意義時間在感知上變得短暫，以此克服無意義時間的漫長感。在這里，前述“吃藥”和“玩網絡小游戲”“刷電子郵箱”等具有相似的作用機制。

（二）虛度華年：時間虛無引發的焦慮

時間虛無體驗產生于單位物理時間內的相關事件多，碩士研究生為這些事件賦予弱意義的情況下。時間虛無體驗產生的主要機制是對過往經歷的“低效再評價”，時間虛無導致焦慮的機制是虛度華年的挫敗。碩士研究生互動中與他人的比較會令其時間參照系發生暫時性變化，按照畢業倒計時排布的“節點倒計時”會暫時讓位于“互動倒計時”，使碩士畢業生感知到的時間尺度發生改變，從而產生“雖然針對就業做了不少努力，但進度仍然落后”的感覺。這會使其衍生對自身效率的懷疑，進而對過往時間中相關事件給出低意義評價，并形成對于未來時間的低效預期，加劇碩士畢業生對于時間緊迫的感知。如YX提到秋招快要結束的時候還沒找到工作，每次與別人談到就業話題就感覺“空氣中彌漫著恐慌的氣氛”，產生嚴重的“挫敗感”。YO也自陳：“對比有些同學拿到很多offer，自己卻啥也沒拿到，很受打擊?！?/p>

同時，時間虛無體驗挑戰碩士研究生對于就業進度的線性進步預設。訪談發現，放棄繼續深造而選擇就業的往往是偏好通過“時間-工作量”的線性對應關系來獲取成就感和為時間賦予意義者。如YR所述，她更加偏好“可以完成的工作”，并通過完成工作來收獲成就感：“當學生干部、做輔導員工作雖然很累，但它們都是花時間就可以完成的，完成了就會有成就感?！倍蒲羞^程中結果的產生和時間的投入間具有很強的不確定性關系。YR“在科研里面花了很多時間，但沒結果”，因而最終沒有讀博而選擇了就業。但事實上，就業過程和“搞科研”具有更加相似的結構，很多付出并不會收獲即時的成就感，常常要進行很多令碩士研究生喪失成就感的“沒結果”的嘗試。

“保底”是碩士研究生緩解時間虛無體驗的主要策略。如DA認為：“找一個保底offer感覺會好一些，哪怕不是特別如愿的，起碼有一個保底的心里就不會慌了。否則，后面就會比較麻煩，比較焦慮?！睆男实慕嵌葋砜?，拿到保底offer能夠幫助畢業生獲取階段性的成就感，制造一種效率提升的錯覺。

（三）機不可失：時間差序引發的焦慮

時間差序體驗產生于單位物理時間內的相關事件少，碩士研究生為這些事件賦予強意義的情況下。時間差序體驗的產生機制是時間感知的“差序化排布”。對于就業來說，碩士畢業生無論準備多么充分，自我表現只在特定的、非常集中的時間段內有效。如DA發現，“招聘會上每次排了很久的隊，但也就給你十幾秒面試的時間”。CC也提到：“不管你準備多久，現場就那20分鐘的面試，劍拔弩張的狀態中各種很復雜的情緒就會一起上來?！本蜆I中真正關鍵的面試時間是以分鐘甚至以秒鐘來計算的，嵌入到制度結構中的時間由此對個人而言就具有了分化的意義：一些時間段被賦予重要價值，另外一些時間則缺乏重要性，即就業過程中的時間具有了“中心-邊緣”分布的“差序格局”，中心時間是緊張的、高光的、決定成敗的，邊緣時間是松散的、日常的、無關緊要的。在“三重倒計時”的結構性壓力下，交替的中心時間和邊緣時間形構了碩士研究生的就業行動節律。

時間差序導致焦慮的機制是機不可失的時間規制?，F代社會中，對嚴格的時鐘時間的屈從成為一種異化，決定結果的時刻被準確填充于短暫的中心時間中，而不考慮參與者的社會和心理的狀態。碩士研究生需要在最短的時間內表現出“最好的自己”，這使其在中心時間充滿了緊張、壓力感等一系列負面情緒。與此同時，時間差序形塑了一種“前臺-后臺”的反差關系。就業學生中心時間的自我呈現與邊緣時間的日常割裂，在這種陌生化的自我呈現前后，就業學生的時間也表現出非連續性和斷裂性。MU描述自己在就業壓力很大的時候做過一個夢：“我夢見自己在公交車上，做著自己看來是非常正常的動作，車里面的人也要求你做那種動作，但我在夢里又有一個上帝視角，用上帝視角看，外面的人就覺得我像個神經病?！本蜆I中的碩士研究生如同MU夢中所出現的“公交車中的人”，不斷進行看似合理化的展演，來呈現一種不確定的主體性和不連續的自我，但又時刻面臨著為這種展演建構意義，以彌合時間斷裂帶來的荒謬感的壓力。

圍繞就業中心時間，碩士研究生通常有“強調”與“消解”兩種意義建構策略。其一是總結在中心時間中獲取成功的特殊“場域知識”，突出自身某方面特質以增加成功率。如TN發現，“名字是非常重要的符號，有時你面試表現一般，但是面試官會因為名字記住你……你要在公司面前塑造你名字的形象，不斷給它賦予意義”。其二是轉移注意力以消解中心時間的特殊性。如CC發現自己每次面試前的七八分鐘特別焦慮，她會“深呼吸，想別的事情”，以此來減輕焦慮。

（四）分身乏術：時間沖突引發的焦慮

時間沖突體驗產生于單位物理時間內的相關事件多，碩士研究生為這些事件賦予強意義的情況下。時間沖突的產生機制主要是“節點倒計時”和“畢業倒計時”規制下的“多重同步化需求失調”。碩士研究生在畢業季面臨多重制度的同步化壓力，除了要完成高校要求的學分、論文確保順利畢業，還要兼職、實習、不斷面試以增加成功就業的幾率?，F代社會中，時間和權力緊密綁定，規制他人的時間成為權力的重要控制路徑。在多種制度圍繞時間進行的交鋒中，碩士研究生屬于被爭奪的對象，深陷“斗爭之地”。MU、YR都曾面臨過高校任務與找工作在時間上的沖突。當兼職輔導員工作和就業發生沖突，MU“就只能把學校的事情交出去，想的是必須要找到一個工作了，不然太焦慮了”。YR則感受到了備考公務員對“做論文”的時間擠壓，“我覺得我的論文還可以寫得更好，但是我沒有做到位，我的論文質量只是能夠讓我畢業而已”。

時間沖突體驗導致焦慮的機制是分身乏術的身體爭奪。多重制度對碩士研究生的時間爭奪是身體的爭奪，也是身份的爭奪。商品化社會中的時間是一種稀缺資源，標準化的時間具有抽象的交換價值，而時間“空余”則是交換的前提。無論是高校還是職業組織，都要通過“占據個體的時間”來宣示自己對碩士畢業生的擁有權。如YO回憶道：“有一天我去游泳，回來發現有六個未接電話，查了下都是A公司打過來的，再看招聘系統，就已經是被拒絕的狀態了?！贝T士畢業生就業中因為漏接電話而被拒絕，體現了職業組織對于“時間占據權力”的強訴求。再如YR提到，因為沒有投入足夠的時間完成畢業論文而對導師“有些愧疚”，實際上從學校的角度看，完成畢業論文本是碩士研究生畢業季最關鍵的工作之一，如果碩士研究生秉持著“學生”的身份認同，就理應將更多的時間投入到論文中。但同時，碩士研究生又具有“待就業者”身份，不僅職業組織不斷地給予其時間壓力，規制其進行更多的時間投入，高校行政部門對就業工作的重視也在不斷強化這種身份認同。一方面是對畢業的擔憂和對導師的愧疚，另一方面是就業于人生的重要意義，多重沖突中碩士研究生喪失了時間管理的能動性和自主性，經常面臨艱難選擇。

在沖突的時間中，碩士研究生往往選擇了“就業優先”策略，即在保證畢業的情況下盡量減少論文的時間投入，減少學校的工作。在競爭畢業生時間的權力斗爭中，職業組織戰勝了高校，碩士畢業生愧疚且堅定地將更多時間投入到了就業的激烈競逐中。

六、研究結論：“結構性失時”的意義建構

在碩士研究生就業過程中，無可更改的畢業倒計時、變動不居的節點倒計時和持續建構的互動倒計時通過明確的時間終點、波動的時間預算和多樣的時間感知，勾勒了畢業季中具有緊迫性和強結構性的外部時間特征。在此時間結構的規制下，圍繞單位時間內事件的多少和碩士研究生為事件賦予意義的強弱，形成時間拉長、時間虛無、時間差序、時間沖突四種時間體驗。其中，時間拉長體驗產生于“時層錯位”和“結果不確定性”，時間虛無體驗產生于對過往經歷的“低效再評價”，時間差序體驗產生于時間感知的“差序化排布”，時間沖突體驗產生于“多重同步化需求失調”，由此導致的綿綿無期的等待、虛度華年的挫敗、機不可失的時間規制和分身乏術的身體爭奪是碩士研究生就業過程中產生焦慮體驗的主要機制，分別對應著“為時間重賦意義”和“打發時間”、“保底”、“強調”和“消解”、“就業優先”四類焦慮應對策略。

綜上，本文用“結構性失時”概括“雙一流”高校碩士研究生就業中面臨的時間困境以及焦慮心態的產生機制。這里“失時”即“不逢時”“不當其時”“不及時”，描述了“時間緊迫”背景下個體的時間體驗和焦慮生成路徑?？傮w來看，碩士研究生在就業中的焦慮體驗來自于時間結構性緊張和時間結構性不穩定之間的沖突和張力，以及由此帶來的從制度層面到互動層面，再到個體層面的時間壓力傳導。其中，時間的結構性緊張產生于外部社會組織和社會文化“圍繞時間進行的爭奪”[44]（P133-138），這種爭奪通過時間的結構性不穩定傳導給社會互動和互動中的個體，形塑了個體層面“與時間的斗爭”，使個體陷入“失時則鵲起”之境地。在這種斗爭中，畢業年并不是一段被“度過”和“擁有”的時間，而主要成為一種被“花費”的時間，體現為精密的預算、不斷地調整和持續的比照建構。在這種“時不我待”的境遇中，個體感受到時間的壓力無處不在，而“選擇”實際上在密不透風的時間之網中已變為偽命題。因而，“結構性失時”的本質是時間規制中碩士研究生的弱主體性和弱能動性。

七、討論和建議

作為一段獨立的、被賦予重要意義的、弱周期性的時間，“畢業季”為觀察時間對現代社會個體的規制提供了一個關鍵的切口。過往的研究在關注碩士研究生就業過程中的時間結構時，往往聚焦于“逆社會時鐘”和“慢就業”群體，強調這些群體就業過程中個體與社會時間的非共變關系[32]（P31-38），并關注由此導致的時間結構性壓力以及帶來的影響[54-55]。對于就業過程中“社會時鐘”的具體結構以及“順社會時鐘”正常就業群體的時間境遇則關注較少。與這些研究相反，本研究所選取的個案學生大多為積極投入就業、主動迎合社會時鐘者。從研究結果來看，“順社會時鐘”并不簡單地意味著與時間的共變關系，表現為本研究所涉案例雖然在就業過程中與社會時鐘共變，但仍處在與時間不同步的緊張關系中。如果“逆社會時鐘”群體可以概括為社會時鐘的“逆行者”，那么“順社會時鐘”群體或可概括為社會時鐘的“追趕者”。在“三重倒計時”營造的“時間緊迫”氛圍中，時間是不確定的、沖突的、緊張的、混亂無序的，時刻挑戰著時間預算和效率預期，使得碩士研究生總是處在調整自我時間表和時間節律，適應和追趕社會時間的狀態中?；诖?，其與社會時鐘建構了一種“共變不同步”關系，焦慮體驗即滋長于斯。

從更廣闊的層面來看，碩士研究生就業過程中“結構性失時”的時間焦慮來源于職業場域中的時間對高校組織時間的入侵。受全球競爭、市場環境等因素的影響，現代高校在時間管理中的理性化程度逐漸加深，使得文化時間、制度時間、互動時間和自我時間在結構上的嵌入變得愈加嚴格[39]（P99-106）。在這種入侵中，由于后福特主義帶來的“工作不確定性的普遍化”[56]模糊了個體生命歷程中學習階段與工作階段的界限[57]，畢業年作為學習時間和工作時間分水嶺的意義不斷被削弱，而作為職業場域組成部分的意味不斷增強。碩士研究生受到理性化效率神話的影響，被“卷入”了時間的洪流中，成為被時間不斷抽打的“陀螺”。其結果是在碩士研究生的意義系統中，畢業和就業越來越成為一種儀式性的時間節點，而思考“為什么畢業”和“為什么就業”反倒淪為了相當次要的因素。重視時間的效率層面意味著始終要考量時間成本與收益之間的比例，在盡量短的時間內取得更多的被社會所認可的成果。因而，碩士研究生成為了“趕時間”的人而非“擁有時間”的人。在這種語境下，就業不再是一種高度個性化的職業選擇過程，而是在制度和社會互動中被建構為一種具有豐富社會意義的成果和數字。

基于以上討論，為緩解碩士研究生就業過程中的時間焦慮，提升就業質量，本研究圍繞就業過程中焦慮產生的四種時間性機制，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個體層面，碩士研究生應提升時間自主能力，與時間結構“詩意共存”。對碩士研究生而言，“順社會時鐘”并不意味著“做時間的奴隸”，相反，無論在何種時間境遇中，學會與時間共處，積極進行自我時間的重構，找到時間自主性空間都非常重要。穩定的時間參照系是避免個體時間感知動蕩的重要因素。因而，在就業過程中，碩士研究生應拒絕過度的社會比較和功利化的效率導向，建立個性化的時間節律。面對時間不確定性時，畢業生在就業中既要目標導向，又要“隨遇而安”，不因一時的失意而沮喪，不因暫且之等待而困擾，而要做“時間的朋友”，主動調整心態，緩解“時間拉長”和“時間虛無”體驗帶來的消極影響。

第二，高校層面，制定合理的組織時間表，適度倡導個性化的、去功利化的職業教育和時間教育。首先，從功能主義視角而言，大學教育應該面向職業場域，面向社會需求[58]。但與此同時，不能讓這種辦學目標上的功能主義完全變成學生個體層面的功利主義。因而，應拒絕廠房流水線一般的、傳統的、整齊劃一的、時間結構高度標準化的就業指導模式，提倡個性化的、共情的、注重心理調適和關注個體時間節律的就業指導路徑。其次，應做好就業指導部門和教學教務部門的協同和信息整合，在高校層面合理規劃組織時間表，導師和碩士研究生加強溝通，合理安排論文、實習、找工作等畢業年關鍵事項的時間排布，消解碩士研究生就業過程中的“時間沖突”體驗。最后，應針對“時間差序”問題，注重引導碩士研究生樹立正確的自我認知、職業認知和時間認知，關注碩士研究生就業年中的心態變化，特別是應圍繞關鍵的時間節點，實施有針對性的畢業心態調整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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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3-08-25

作者簡介：郝漢（1992-），男，黑龍江雞西人，教育學博士，湖南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助理教授，主要從事教育社會學研究；長沙，410082。趙彬，教育學博士，汕頭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講師；汕頭，515063。朱志勇（通信作者），哲學博士，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育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100875。

Research on Employment Anxiety among Master’s Graduate Students in Double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me Sociology

HAO Han? ZHAO Bin? ZHU Zhi-yong

Abstract： The study used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by applying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time sociology at a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y to explore the social factors that generate anxiety in the employment process of master’s students. The results find that a triple countdown creates a structural pressure of time urgency for master’s students. The four types of time experiences， time elongation， time emptiness， time difference order， and time conflict， lead to four different time situations： an ongoing and never-ending waiting period， a frustrating waste of time， a strict adherence to scheduled activities， and a constant struggle to balance time and attention， which generates various forms of anxiety. It shows that master’s students have constructed a co-variant and asynchronous relationship with societal expectations of time during the employment process and have fallen into the dilemma of structural time loss and lack of autonomy. It is recommended that master’s students improve their time autonomy. The universities should develop reasonable organizational schedules and properly advocate personalized vocational and time-based education. The policymakers should make appropriate adjustments to existing employment policies and strengthen institutional supply in a targeted manner.

Key words： master's degree student; double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employment; time anxiety; sociology of time

（責任編輯? 黃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