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教育高質量發展的評價改革

袁建林 陳金娥 黃志聰

編者按：高質量發展是教育的生命線，是建設教育強國的重要基礎。教育評價改革事關教育發展方向，與教育高質量發展緊密關聯。為深入探討教育高質量發展背景下的評價改革實施進路，發揮理論先導作用，促進我國高等教育質量提升，湖南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舉辦“第十屆教育質量與評價論壇”，聚焦“教育高質量發展與評價改革”主題。國內高校的二十余位知名專家、學者圍繞新時代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意涵、教育高質量發展與評價改革的關系、促進教育高質量發展的評價改革實踐路徑等具體話題展開深入討論。本屆論壇形成的觀點與認識，將進一步深化教育評價改革的內涵，引領與啟發從教育高質量發展的視角推進評價改革的研究與實踐。

第十屆教育質量與評價論壇聚焦“教育高質量發展與評價改革”這一主題，來自北京大學、浙江大學、北京師范大學、華東師范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廈門大學、南京大學、武漢大學、華中科技大學、華南師范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湖南師范大學等高校的二十余位專家學者，從教育高質量發展的背景出發，圍繞評價改革的制度邏輯、指標體系、導向要求、“手段-目的”一致性等維度對我國教育評價改革的實施現狀進行了深入反思，并從多角度對我國教育評價改革的實踐進路進行了探討和展望。

一、新時代教育高質量發展：討論與思考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教育，加快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黨的二十大以來，推進教育高質量發展，建設教育強國，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成為教育界和全社會討論的熱點議題。教育部中國人民大學教育發展與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李立國教授認為，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提出建立在過去“內涵式發展”這一概念的基礎上，主要有兩個背景：其一是高等教育普及化，辦學條件基本改善；其二是我國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并向高收入國家邁進。因而，新時代高等教育要能夠為經濟、社會發展做出新的貢獻，就要不斷提高高等教育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和水平。南京大學操太圣教授提出可以從八個方面理解高等教育的高質量發展，包括立德樹人、全球化和跨文化交流、綠色發展、人工智能技術、教育公平和質量提升、滿足學生個人需求、包容合作精神培育、未來工作核心技能的培養等維度。

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離不開學科和教學的質量提升。從思想政治教育學科高質量發展的角度，武漢大學楊威教授認為，應在要素、體系、功能三個方面抓緊用力，推動思想政治教育高質量發展。其中，要素的高質量發展主要應把握教師、課程、教材和方法；體系的高質量發展關鍵是通過優化領導體制的運行機制來提高要素配置的質量，進一步理順與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內部的結構關系和運行機制，以促進核心子體系的有機耦合和高質量發展；功能的高質量發展體現為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功能和政治功能各自充分實現，以及彼此之間的互生和互助。

過去20年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績，但與此同時，發展的過程中也面臨著一些問題和挑戰。針對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面臨的主要困難，北京大學蔣凱教授指出，高等教育發展不充分、不平衡的問題，仍然是高等教育促進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主要障礙，表現為優勢高等教育資源供給不足。第一，研究型大學的數量相對較少，如美國研究型大學數量在高校中占比8.33%，是我國的近6倍。第二，本科院校的比例比較低。我國2 688所高校中本科院校只有1 200多所，高職院校比本科院校數量還要多，而美國本科院校比高職院校的數量多很多。第三，我國公共高等教育經費投入不足，目前教育經費占GDP比重為4%左右，相對較低。優質高等教育資源供給嚴重不足引發三個問題：一是不能滿足學生、家長對高等教育的需求，導致中小學存在過度競爭；二是不利于實現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三是不利于高等教育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因而，我們要進一步加強優質高等教育供給，推動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

評價對于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起到重要的導向性作用，在評價實踐中“向哪里看”“看什么”“如何看”影響著高等教育的發展方向。華中科技大學陳廷柱教授認為，要用長遠的眼光看待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不但要在“高”字上做文章，而且要在“遠”字上下功夫；不僅要向上看到頂尖高校的前景，還要向下看其他學校的困境。目前的一些評價措施，加劇了學生和教師的“內卷”，增加了學校領導的焦慮，卻沒有解決實際問題，因而要立足長遠，面向未來，系統地審視我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激發教師和學生的內生動力，不斷改善辦學條件。華南師范大學盧曉中教授進一步指出，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在追求“高”與“遠”的基礎上，還要追求“強”與“新”。這意味著在建設教育強國的背景下，我們對于教育質量評價改革，要突出強調“強”的目標、“新”的視角，破除教育評價中的頑瘴痼疾，以發展性、建設性的新期待，構建良性的評價機制。

二、教育評價改革實施回顧：審視與反思

教育評價和教育質量問題歷久彌新。圍繞教育評價改革實施的現狀、困境及成因，與會專家學者結合自身經歷和學理思考，展開了熱烈討論。

首先，對于評價這一重要工具，既不能“棄用”，也不能“濫用”。評價制度作為“指揮棒”，具有深刻的文化性意涵，影響著行動者的思維方式和行動邏輯，“濫用”評價和由此產生的“評價文化”和“評價崇拜”，不利于評價達到其設計之初的目的?；仡欉^往評價實踐，華東師范大學閻光才教授指出，制度設計會對人的行動方式產生深遠的影響，評價制度在落實過程中出現政績化、指標化等傾向，以其利益誘導模式促成了行動者的行動圖式，長此以往產生了根深蒂固的部門運行模式和評價文化，導致了評價實踐中集體無意識和共同習性的形成。鑒于此，教育評價改革應從制度層面入手，轉變思路，調整利益分配模式，逐步改變評價文化，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指標精細化。

中國人民大學周光禮教授認為，不僅在學術界，而且在很多其他領域也存在著“評價崇拜”和“評價濫用”的問題；我們所有的評價往往都在關注三個問題，就是“由誰來評”“評什么”和“如何評”，但是卻較少考慮“為什么要評”。操太圣教授指出，“評價崇拜”現象的產生是基于加拿大哲學家泰勒的“現代社會想象”邏輯——為什么現代教育中的一些痼疾很難改變，是因為社會對教育形成了一些片面的看法，我們按照一些錯誤的認識去實踐，反而達到了個人或組織功利性的目的，于是相信它是有效的，從而對某些片面的認識深信不疑。南京師范大學王建華教授總結了對評價的“反感”“反對”“反思”三種態度，認為評價用的太多會導致“濫用”，進而出現對評價的反感情緒。反思當前國際上的評價和中國的評價，其主要的差別就在于指標的選擇不同，從而導致結果的差異非常大。要建設中國特色高校評價體系，明確價值導向非常重要，這也就是我們要培養什么樣的人的問題。

其次，評價實踐要突出手段與目的的統一，突出長遠戰略目標的達成。廈門大學劉振天教授指出，當前的知識生產被知識管理綁架，存在著工業化、短期化的問題；為了迎合指標進行知識生產，與評價的初衷背道而馳、南轅北轍。李立國教授對評價中的“貢獻導向”進行了反思，認為現在的貢獻并不一定代表未來的發展潛力，評價不能只看短期利益，而應該面向國家未來的戰略要求，強調目標導向和需求導向。湖南師范大學劉鐵芳教授認為，當前評價實踐主要存在兩個問題，第一是評價太多，“休養生息”太少；第二是重視手段性的評價，而忽視了目的性的評價。這些問題一方面增加了大中小學老師、學生的工作和學習負擔，另一方面導致評價的指標和目的發生了分離。

再次，評價不能完全“唯指標論”。針對評價指標的不斷精細化，北京師范大學張斌賢教授認為，一些復雜的問題（如智力勞動和知識生產）是很難測量的，不能用簡單的思維方式去對待很復雜的問題。如針對大學教學的評價指標體系，相對于復雜的教學實踐而言顯得簡單化、刻板化。如果要去滿足這個評價體系，就會讓大學老師的教學變得非?？贪?、平庸，從而扼殺大學教學最根本的東西，對學生能力的發展造成消極影響。針對學科評估的過程和評價指標，浙江大學闞閱教授認為，雖然學科評估結果在某種程度上能夠體現出一個學科的實力，但是也無法做到完全客觀。因此，如果完全“唯指標論”，只依照學科評估的結果來分配資源，就會產生很多問題。

三、教育評價改革實踐進路：探討與展望

評價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助力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促進教育強國建設。與會專家學者在對教育評價進行審視和反思的同時，從優化評價的制度、尺度、效度等角度，對教育評價改革的實踐進路進行了展望。

圍繞如何形成良性評價制度和評價文化，劉振天教授指出，評價實際上就是一種反思，其根本的標準是立德樹人。在評價實踐中要避免把立德樹人標簽化、口號化、形式化，做到“四立”：第一是立中國人，建設自主的人才培養體系；第二是立全體人，使所有的人都有獲得感、安全感、幸福感，讓所有的人都能夠成才和成功；第三是立全面的人，要培養全面發展而不是片面發展的人；第四是立創新創業的人，要培養能夠通過創新創業引領世界，引領國家發展的人才。盧曉中教授認為，管是為了不管，評是為了不評，好的評價文化對應好的質量文化，應重視大學的評價自主權，避免大學自主評價中存在的“弱化”“外化”“異化”現象。

針對“雙一流”評估的指標體系，浙江大學劉海峰教授回顧了第一輪和第二輪“雙一流”評估中指標體系變動的歷史沿革，指出第一輪“雙一流”評價比較看重國際四大排行榜的數據，而第二輪“雙一流”評價更注重中國特色，強調貢獻、質量、標志性成果、高顯示度文獻等方面。他認為重視標志性成果而不是只看成果數量是有道理的，但也不見得要完全拋棄國際上的排行榜。評價過程中要看到學科差異，對于理工農醫等學科來說，國際排行榜還是一個可以度量的、比較客觀的尺度；而人文社科類學科具有較強的文化性、地區性和民族性，國際上可比的東西比較少，用國際排行榜的排名就不一定切合實際。因而總體來看，“雙一流”評價的標準還值得進一步的研究、改進和完善。

周光禮教授指出，當前我國高校的學科評價要注意三個方面：一是突出分類評價，要看到不同學科、大學之間的差異性，不能用同一套指標來評價，要建立一套描述型的、普遍認同的、邏輯自洽的國家層面的高校分類體系；二是突出學校自我評價，如北美頭部的研究型大學，所有學科每五年左右要自己組織一次學科國際評估，請專家進校進行考察，幫助診斷學科發展水平和存在的突出問題，提出解決方案；三是突出對學者、教師的評價，也就是說，除了評估學科之外，還可以對學科中所有的學者進行評估。操太圣教授認為，應探索如何通過評價為學校和教師賦能，給學校、教師提供新的視角和新的發展可能性，使評價從裁決性評價向發展性評價轉化，進而成為評價者送給教育實踐的“禮物”。

（責任編輯? 李震聲）

收稿日期：2023-09-28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2020年度教育學重點課題“促進教育治理能力提升的教育評價制度改革研究”（AFA200009）。

作者簡介：袁建林（1983-），男，湖南邵陽人，教育學博士，湖南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湖南省教育評價改革研究基地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教育測量與評價研究；陳金娥，湖南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碩士研究生；黃志聰，湖南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碩士研究生。長沙，41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