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業務創新的微觀投入產出機制
——基于生產系統視角的實證研究

端利濤，李思瑞

（1. 中國社會科學院 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北京 100732；2. 布魯塞爾自由大學 歐洲經濟學與統計學高級研究中心，布魯塞爾 1050）

一、引 言

20世紀60年代以來，發端于歐美發達國家的金融服務業革命給世界經濟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在金融市場管制放松、競爭愈發激烈的趨勢下，金融創新已經成為金融企業獲取競爭優勢的關鍵［1］。隨著創新產品、創新業務在金融業的普及，金融市場規模的快速擴張，金融創新“從何處來，往何處去”的問題已經成為經濟增長、金融監管、金融企業管理等領域關注的焦點［2］。

在金融創新的相關研究中，金融企業被認為是金融創新活動的主體［3］。金融企業的創新產出究竟是由哪種要素投入主導？金融創新的投入產出轉化如何在金融企業的經營擴張中得以實現？對這些問題的探討有助于將一般的企業創新理論拓展至金融企業這一具備特殊組織結構和創新產出形式的對象，進而為更好地理解金融創新的內涵，為金融企業在更加嚴峻的競爭環境下培育核心競爭力提供參考［4］。同時，這些關于金融創新的微觀企業層面的投入產出機制分析也可以豐富宏觀層面的金融創新研究，為金融市場規制、金融監管、金融扶持政策的制定提供支持［5］?；诖?，本文從金融企業這一研究對象出發，在考慮分支機構擴張這一金融企業擴大化生產基本方式的背景下，以創新活動投入中的人力資本與知識產權資本兩項主要投入要素［6-7］和金融業務創新①作為本文所指的金融創新（金融服務創新）的子概念，金融業務創新主要體現為金融企業服務創新活動商品化的總體結果，這一概念能夠較好地描述企業層面金融創新的最終產出水平，與具體的金融產品創造、服務流程改進相區分[8]。為核心，對企業內部金融業務創新投入產出機制進行探討。

長期以來，以金融企業為研究對象的實證分析主要在國家、區域層面展開。創新管理領域廣為流傳的早期觀點認為，作為服務創新重要組成部分的金融創新僅是制造業創新的副產品［9］或是從屬于一般創新的籌資活動［10］，因而針對企業層面金融創新影響機制的討論也就理所應當地被排除在企業創新研究的主流之外。后來，以Miller［11］為代表的一些學者指出金融創新是以解決金融問題為目的的獨立創新活動；Merton［12］、陳岱孫和厲以寧［13］也對金融創新進行了一些理論上的總結和探索，但落實到企業層面的實證研究成果則依然寥寥無幾［14］。究其原因，經驗證據的相對不足固然是一大障礙，但更為關鍵的則是在不受創新管理主流重視的環境下缺乏對相關機制進行系統解釋的框架工具［3］。

針對上述問題，本文嘗試從生產系統視角，在企業層面對金融業務創新的投入產出機制進行探討。雖然以往生產系統分析框架主要應用于國家和區域層面的創新效率評價［15］，但其分析框架對企業層面的創新機制解釋也具有強大的效力。一方面，生產系統中關于投入產出、要素替代和系統規模異質性的經典理論［16］1-26，可以為厘清人力資本、知識產權資本在金融企業的業務創新活動中的復雜作用機制提供明確的工具，也可以為實證分析中模型的正確設定提供指導；另一方面，在把金融企業視作一個將投入要素進行加工以實現金融業務創新產出的生產系統的基礎上，可以將金融企業獨特的分支機構擴張因素理解為生產設施的擴張［17］65-98，并在一個統一的分析框架下將其在金融業務創新投入產出轉化過程中各種形式的作用與相應的企業創新理論、組織理論進行銜接，從而避免因過多理論細節交叉而導致的機制解釋混亂。

綜上，在生產系統分析框架基礎上，本文運用門限面板模型和交互效應模型，對2015—2020年中國商業銀行相關樣本進行實證分析，以期拓展關于金融創新活動規律的微觀認知，為金融企業管理和監管實踐提供參考。

二、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生產運作管理領域的觀點認為，輸入、轉化和輸出是企業等社會組織的三項基本活動；而生產系統是由人和一定的生產設施組成的，可以將一定輸入轉化為特定輸出［18］2-9。在傳統的有關制造業企業技術創新的研究中，研發支出和專利產出常被視作創新生產系統的輸入和輸出［19］。對本文研究的問題而言，人力資本投入和知識產權資本投入與金融業務創新則分別扮演了上述兩種角色?？傮w上看，在生產系統投入產出關系的基礎上，不同規模的生產系統在投入產出的復雜性和分工程度的異質性上可能會使投入產出關系表現出差異。同時，分支機構在人力資本和知識產權資本轉化為金融業務創新的過程中扮演著生產設施的角色，不同規模的金融企業在日常生產管理方面的差異可能使得分支機構擴張對金融業務創新活動的影響表現出不同的特點。

（一）生產系統中人力資本投入和知識產權資本投入向金融業務創新的轉化

⒈ 金融業務創新生產系統中投入與產出的基本關系

從理論上看，金融業務創新屬于服務創新的一種，以凝結在勞動力上的知識為集中體現的人力資本和承載于知識產權上的技術能力為主要形式的知識產權資本作為金融業務創新投入要素的地位并不存在太多爭議［6-7，11］；現實證據也普遍支持了這一投入產出關系的存在［3，20-21］。在“一對一”的投入產出關系之外，要素之間的替代關系是在生產系統視角下考察金融業務創新投入與產出的關系時不可忽視的問題［16］1-26。作為金融業務創新的兩項基本投入要素，人力資本和知識產權資本自然可能存在替代關系——在人力資本和知識產權資本投入均能轉化為一般的金融業務創新的情況下，有限的企業資源可能會使得兩者的替代比例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即某一種投入對配套資源的消耗會相對減少另一種投入所能獲得的資源配套［16］1-26，［18］17-22。這種替代關系反映了金融企業將有限的資源在不同的創新項目之間分配時的權衡。綜上，筆者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1：人力資本投入和知識產權資本投入對金融業務創新有正向影響。

H2：人力資本投入水平越高，知識產權資本投入對金融業務創新的正向影響越弱；知識產權資本投入水平越高，人力資本投入對金融業務創新的正向影響越弱。

⒉ 生產系統的規模異質性與金融業務創新

在投入產出關系基礎上，生產系統的規模異質性會使不同金融企業的人力資本投入和知識產權資本投入向金融業務創新的轉化表現出不同的特征。一般意義上，小規模的生產系統，其產出的形式較為初級和單一，分工程度亦較弱；而大規模的生產系統則往往具有復雜的投入產出形式和具體的分工網絡［18］2-30，［22］34-44。這也意味著，對小規模的生產系統而言，單一投入要素增加能較為明顯地帶來產出的增加，要素之間存在明顯的替代關系。對大規模的生產系統而言，實現總體產出增長對多種投入和生產環境相互配合的要求會使得一般的單一投入要素對產出的貢獻相對減弱，但要素之間的替代關系也會隨著分工的細化而減弱［22］34-44，［23］。這種規模異質性同樣也適用于金融業務創新這一生產系統：小型金融企業往往通過購買知識產權或雇傭人員自主開發實現創新業務從無到有的快速增長，但也面臨有限的資源在人力資本投入和知識產權資本投入之間的相互擠占問題；而大型金融企業面對的資源約束較小，其高水平的創新業務方式主要落腳于投入關鍵要素以實現有針對性的邊際產出［3，24］。綜上，筆者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1a：對小型金融企業而言，人力資本投入和知識產權資本投入對金融業務創新有正向影響。

H1b：對大型金融企業而言，人力資本投入和知識產權資本投入對金融業務創新有正向影響，但較之小型金融企業更弱。

H2a：對小型金融企業而言，人力資本投入水平越高，知識產權資本投入對金融業務創新的正向影響越弱；知識產權資本投入水平越高，人力資本投入對金融業務創新的正向影響越弱。

H2b：對大型金融企業而言，無法明確觀察到人力資本投入和知識產權資本投入對金融業務創新的交互影響。

（二）分支機構擴張與金融業務創新

金融企業開展經營活動的場所包括總部和分支機構在內的營業機構，絕大多數的金融業務都需要通過一定的營業機構進行辦理；只有通過營業機構，才能實現金融企業資源向收入的最終轉化，并對業務進行后續管理［25］，［26］4-7。在金融業務創新這一生產系統中，由于研發階段的工作大多是在總部完成［3］，分支機構實際起到了類似商業化階段生產設施的作用：一方面，分支機構的規模和集中結構可能影響到金融業務創新商業化的效率；另一方面，分支機構設置的傾向可能體現了金融企業戰略上的某些結果，從而直接反映在金融企業的業務結構上［16］153-428。

⒈ 分支機構擴張對人力資本投入向金融業務創新轉化的影響

對金融企業中以人力資本投入為主導開發的創新產品、創新服務而言，這一投入產出轉化的績效并不會基于“成本分攤”效應隨著分支機構擴張而自然地提升，而是主要依賴于生產設施的組織能夠在何種程度上提高配置效率，使個體員工能力在知識學習、客戶關系發展等方面得到發揮［3］，［16］146-185。Baele等［27］基于歐洲銀行業的研究指出，與一般企業生產部門的特征相類似，分支機構規模與科層結構的擴大會增加代理成本，提高組織和管理的難度，從而降低金融企業作為一個生產系統的配置效率。Sullivan和Spong［28］則發現，跨區域分支機構的管理層在銀行的組織架構中往往處于次要地位，管理經驗欠缺且績效壓力較大；在跨區域經營的銀行中，其分支機構的管理層受到總行的約束與限制，對銀行的歸屬感較低，這都會對銀行的生產組織效率產生負向影響。因此，過于分散或過于快速的分支機構擴張都有可能對人力資本投入向金融業務創新轉化產生負向影響。這種影響同樣可能在不同規模的金融企業間存在差異：大型金融企業在分支機構建設、管理方面擁有更多的經驗，有助于其在進行分支機構擴張時降低不確定性，減少整合成本和代理成本，使生產系統的配置效率不受明顯影響；而缺乏經驗的小型金融企業在進入新市場、新設分支機構時，更有可能面臨配置效率降低的問題［29-30］。綜上，筆者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3a：對小型金融企業而言，分支機構擴張分散度越高，人力資本投入對金融業務創新的正向影響越弱。

H3b：對小型金融企業而言，分支機構擴張速度越快，人力資本投入對金融業務創新的正向影響越弱。

H3c：對大型金融企業而言，無法明確觀察到分支機構擴張對人力資本投入向金融業務創新轉化的影響。

⒉ 分支機構擴張對知識產權資本投入向金融業務創新轉化的影響

知識產權資本投入主導的創新產品、創新服務通過分支機構實現的商業化過程與人力資本投入主導的情況可能存在較大差異。知識產權資本投入主導的是以互聯網金融、電子金融為主要領域的創新活動［3］。這些創新活動研發過程的實現和后續的技術支持都更加集中于總部；分支機構則主要是被動地將這些創新活動的研發成果與客戶連接在一起，如操作系統更新換代、產品推薦算法改進等，這類商業化應用過程通常都是在分支機構與客戶建立正常聯系的基礎上自動完成的，并不像“資產開發”活動一樣依賴于特定的地方化投入［31］，如分支機構日常經營活動之外的組織配套［3，32］。因此，即便分支機構擴展客戶的能力存在差異，但只要分支機構擴張能夠帶來新的客戶，就能基于“成本分攤”效應促進知識產權資本投入向金融業務創新轉化。同時，金融企業分支機構擴張導致的市場拓展邊際效應在進入新的業務區域時往往比在原有業務區域建立新機構時要強［33］，分散化擴張為知識產權資本投入向金融業務創新轉化帶來的“成本分攤”效應也就不會被掩蓋在單純的規模擴張的貢獻中。綜上，筆者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4a：分支機構擴張分散度越高，知識產權資本投入對金融業務創新的正向影響越強。

H4b：分支機構規模擴張速度越快，知識產權資本投入對金融業務創新的正向影響越強。

⒊ 分支機構擴張與金融業務創新的直接關系

在影響金融企業既有要素投入向金融業務創新轉化的過程之外，分支機構擴張還有可能與金融業務創新水平存在直接關系。戰略管理的基本理論認為，作為生產設施的分支機構擴張水平越高，金融企業在業務層戰略上就會越關注客戶的“可接觸性”，而相對不重視“豐富性”［34］。從實踐上看，無論是在新的業務區域還是在原有業務區域，金融企業分支機構擴張傾向擴大原有業務的市場規模，而不是開發新的業務［33-34］。因此，在既定戰略規劃中的金融業務創新投入產出之外，分支機構擴張水平所反映的金融企業對創新活動的不重視程度會通過影響一些諸如企業家能力之類的次要要素的投入水平而直接反映在業務結構上。綜上，筆者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5a：分支機構擴張分散度對金融業務創新有直接負向影響。

H5b：分支機構規模擴張速度對金融業務創新有直接負向影響。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15—2020 年中國經營狀態無異常的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作為初選樣本。①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現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于2013年開始明確有限放開對城市商業銀行異地經營的限制，但2013—2014年的數據缺省較為嚴重，因而本文在樣本選擇中未予以考慮。在傳統的金融業四大支柱中，商業銀行系統重要性最大，參與金融創新的程度較高，創新業務和傳統業務的區別也比較明顯，因而其對于本文關注問題具有足夠的代表性和實踐上的重要性［17］1-28，［20］。本文的企業層面數據主要來源于商業銀行按照《商業銀行信息披露辦法》披露的年度報告、資本充足率報告、社會責任報告等；考慮到許多商業銀行的公開信息披露并不全面，本文基于WIND數據庫、國泰安CSMAR數據庫、新聞報道信息等對個別數據進行補充。經過整理，共得到中國44家商業銀行2015—2020年的平衡面板數據。樣本覆蓋了5家股份制商業銀行、39家城市商業銀行。

（二）變量定義

⒈ 被解釋變量

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為金融業務創新（InnoInc）?，F有文獻對這一變量的操作化定義通常有兩種：一是基于服務創新的相關理論和金融實踐的情況設計量表，對金融業務創新進行衡量［35］；二是基于銀行創新業務在收入結構上的表現，使用非利息收入占營業收入的比例衡量金融業務創新［8］?？紤]到第一種方法在以企業為對象的研究中適用性較差，本文借鑒呂懷立和李婉麗［36］的研究，使用非利息收入占營業收入的比重衡量金融業務創新。在具體計算中，非利息收入包括手續費及傭金凈收入、投資收益、公允價值變動收益、匯兌收益和其他業務收入。此外，為了避免經濟意義上的分歧，在計算非利息收入和營業收入時均不納入數值為負的收入項目。

⒉ 解釋變量

本文的解釋變量包括人力資本投入（Human）和知識產權資本投入（Tech）。人力資本是一個含義相對豐富的概念，現有文獻常用員工學歷、員工經驗、員工專業匹配程度等衡量人力資本投入［37］。結合現實情況看，針對金融企業這一研究對象，員工學歷在可操作的基礎上具有較強的代表性：一方面，金融業具有較強的專業性，學歷能夠較好地代表員工的金融領域知識水平、專業能力等；另一方面，由于金融教育較強的職業導向，以MBA和應用型商科碩士為主體的金融企業高學歷員工往往也擁有較多的實習和實踐經驗，學歷也能較好地涵蓋過往經驗這類人力資本特征［38］。因此，本文選擇了樣本商業銀行高學歷員工占員工總數的比例衡量人力資本投入。在具體計算中，本文選取的高學歷員工僅指擁有研究生以上學歷的員工。知識產權資本在現有文獻中被稱作技術資本，其內涵可以概括為生產、工藝和支持領域內可再生的能力［7］。知識產權資本典型的表現形式就是專利、專有技術等知識產權?？紤]到在商業銀行的會計核算上，無形資產主要體現為銀行擁有知識產權的價值，本文直接使用無形資產占總資產的比例衡量知識產權資本投入。

⒊ 調節變量

本文調節變量為分支機構擴張，用分支機構擴張分散度（Disp）和分支機構規模擴張速度（Bran）衡量。在地理經濟領域，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HHI）是一個常用的衡量離散程度的指標。本文基于商業銀行管理結構構建HHI衡量分支機構擴張分散度，用商業銀行分支機構數量增速衡量分支機構規模擴張速度。①本文關于分支機構擴張的操作化指標的選取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排除分支機構擴張與企業規模的共變關系。就分支機構擴張分散度的操作化指標而言，考慮到大型商業銀行的一級分行往往基于省級行政區劃或中心城市建立，而小型商業銀行的一級分行往往基于地市乃至縣級行政區劃建立，以一級分行為基準建立HHI可以起到標準化的作用。同時，分支機構規模擴張速度的操作化指標采用了相對指標而非絕對指標。從數據上看，分支機構擴張分散度、分支機構規模擴張速度與企業規模的Pearson 相關系數分別為0.389和-0.200，不存在顯著的線性相關關系。具體地，分支機構擴張分散度的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n代表商業銀行設有一級分行的地區數，Nijt代表t期商業銀行i在j地的一級分行或總行所直接管轄的分支機構數，若該商業銀行僅在其注冊地所在城市開展業務，則n= 1。該指標取值為0或1，越接近1表示該商業銀行分支機構擴張分散度越高。

⒋ 門限變量

本文的門限變量為企業規模（Assets），用總資產規模衡量企業規模，考慮到商業銀行資產規模較大，使用百億元為計量單位。

⒌ 控制變量

在核心變量之外，本文選取代表商業銀行基本經營情況的企業規模（Assets）、凈資產收益率（ROE）、資本充足率（Adequency）、不良貸款率（Impaired）和區域層面的區域生產總值（GDP）、區域生產總值增速（Growth）作為控制變量納入分析，以避免由于可能存在的遺漏變量而導致的回歸結果偏差問題。本文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1所示。

（三）模型設定

基于前文分析，本文結合兩種要素之間的交互效應、分支機構擴張的調節效應和基于企業規模的門限效應，構建模型如下：

其中，考察人力資本投入對金融業務創新的直接影響，①此處，κ ∈{small,large}?？疾熘R產權資本投入對金融業務創新的直接影響，考察人力資本投入對金融業務創新的影響與知識產權資本投入對金融業務創新的影響之間的替代關系；考察分支機構擴張分散度對人力資本投入向金融業務創新轉化的影響，考察分支機構規模擴張速度對人力資本投入向金融業務創新轉化的影響，考察分支機構擴張分散度對知識產權資本投入向金融業務創新轉化的影響，考察分支機構規模擴張速度對知識產權資本投入向金融業務創新轉化的影響；和分別考察分支機構擴張分散度和分支機構規模擴張速度對金融業務創新的直接效應；Xit為控制變量。為了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遺漏變量導致的回歸結果偏差問題，本文控制個體固定效應μi和時間固定效應θt，εit為殘差項。

四、實證分析

（一）門限效應檢驗

本文基于模型（2）進行門限回歸時，設定自抽樣次數為500次。模型中所有解釋變量均為門限效應變量，以企業規模為門限變量對門限值進行搜索并檢驗門限效應，門限效應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門限效應檢驗結果

由表2 可知，在單門限模型中，搜索到的門限估計值為8.273，此時對應的殘差平方和最?。⊿SR=2.022）。LM檢驗的F統計量為71.910，且在5%水平上顯著，說明門限效應成立；LR統計量小于5%水平上的臨界值，說明門限值估計具有統計意義上的一致性。在雙門限模型中，現有數據量下無法進行門限值搜索，可以認為本文不存在兩個以上門限。因此，單門限估計結果為最終結果。

（二）回歸結果分析

本文在門限估計時忽略門限變量值分布在前后尾部5%的樣本以增加穩定性［39］。此外，考慮到短面板回歸分析中個體數遠大于時間數的情況，本文統一使用聚類穩健標準誤對殘差進行估計。本文分別在假定線性回歸和門限回歸的情況下對模型（2）進行估計，并進行單變量參數差異檢驗，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回歸結果

由表3可知，門限回歸的結果通過方程整體有效性的顯著性檢驗，調整后的組內R2和調整后的總體R2分別為0.328 和0.736，明顯高于線性回歸的結果，說明模型整體表現出良好的解釋力度。

在人力資本投入和知識產權資本投入對金融業務創新的影響方面，在小型商業銀行中，人力資本投入對金融業務創新存在顯著的直接正向影響（= 39.985），納入分支機構擴張的平均邊際效應后的整體影響亦顯著為正知識產權資本投入對金融業務創新的直接影響雖然為負（βsmall2=-4.483），但如果考慮分支機構擴張的平均邊際效應，則知識產權資本投入對金融業務創新的整體影響顯著為正在大型商業銀行中，人力資本投入對金融業務創新存在顯著的但弱于小型金融企業情況的正向影響而知識產權資本投入對金融業務創新的影響則減弱為無法顯示出任何形式顯著影響的情形。因此，H1a和H1b得到驗證，人力資本投入和知識產權資本投入對金融業務創新有正向影響，但兩者對金融業務創新的正向影響在大型金融企業中比在小型金融企業中弱。需要強調的是，對業務較為成熟的大型金融企業而言，金融業務創新基本上受人力資本投入主導，而與知識產權資本投入并無明顯聯系。

在人力資本投入和知識產權資本投入的替代關系方面，在小型商業銀行中，人力資本投入和知識產權資本投入的交互項對金融業務創新有顯著的負向影響而在大型商業銀行中，這種負向影響明顯減弱，并且僅呈現邊緣顯著綜合考慮大型商業銀行中知識產權資本投入對金融業務創新無顯著影響的情況，H2a和H2b得到驗證，即人力資本投入和知識產權資本投入面向金融業務創新這一產出存在要素替代關系，且這種關系主要存在于小型金融企業中，在大型金融企業中非常微弱。不過，此處尚無法排他地確認這種規模異質性下替代關系的來源：一方面，它確實可能代表著金融企業規模擴大基礎上資源約束減弱的結果；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是大型金融企業業務創新中知識產權資本投入無效化的附加結果，即當新增的知識產權資本投入不能轉化為增量產出時，也就自然不再能替代另一種投入對產出的作用。

在分支機構擴張對人力資本投入向金融業務創新轉化的影響方面，僅在小型商業銀行中顯著。具體地，分支機構規模擴張速度對人力資本投入向金融業務創新轉化有正向調節作用-18.915），而分支機構擴張分散度對人力資本投入向金融業務創新轉化則僅有邊緣顯著的影響因此，H3b和H3c得到驗證，而H3a無法得到明確支持。這一結果表明，分支機構擴張對小型金融企業人力資本投入向金融業務創新轉化的負向影響，可能主要源于單純的生產系統規模擴大導致的配置效率降低，與異地經營程度的深化沒有必然的聯系。

在分支機構擴張對知識產權資本投入向金融業務創新轉化的影響方面，其兩個方面對小型商業銀行的知識產權資本投入向金融業務創新轉化均存在顯著的正向調節作用而對大型商業銀行而言，這種調節效應并不顯著。因此，可以認為H4a和H4b得到部分驗證。在小型金融企業中，知識產權資本投入向金融業務創新轉化確實要依賴于分支機構擴張才能實現；如果缺少分支機構這必要的一環，增加知識產權資本投入反而會徒耗資源。不過，由于知識產權資本投入在大型金融企業業務創新中的無效化，這種依賴關系自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

此外，分支機構擴張的兩個方面也都顯示了對金融業務創新的直接負向影響，這種影響在小型商業銀行中顯著，而在大型商業銀行中卻不顯著。因此，H5a和H5b得到部分驗證。實際上，如果分支機構擴張對金融業務創新的直接負向影響反映的是金融企業在對創新活動不重視的情況下有限的次要要素投入水平，那么對大型金融企業而言，即便其管理者不重視創新活動，資源約束的放松可能也足以使得這些次要投入要素的供給達到足夠的強度。

（三）穩健性檢驗

⒈ 樣本選擇偏差

截至2020年初，中國正式開展業務的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共有146家，而本文只選取44家商業銀行作為樣本。雖然這種樣本殘缺是由于數據自身缺省而非人為篩選，但也不能排除內生性樣本選擇偏差威脅分析結果可靠性的可能。因此，有必要對樣本偏差問題進行分析，本文主要針對被解釋變量和銀行基本經營性質指標對樣本的偏差進行分析。由于基本經營指標代表了銀行總體的經營情況，認為其可以有效地代表商業銀行的特征［26］7-15。樣本獨立性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樣本獨立性檢驗結果

由表4可知，K-W 檢驗和中位數檢驗結果均顯示樣本商業銀行與其他銀行在個體中心化的數據層面沒有明顯差異。從理論上看，可能造成銀行經營差異的許多因素，如經營年限、持牌情況等，確實在雙向固定效應的分析中被消除；由于特殊原因造成的個別數據缺省，如某些城市商業銀行等為了掩飾惡劣的財務狀況而不披露信息，也是易于提取和解釋的。因此，結合實證分析結果可以認為，在通過雙向固定效應擯除了相關因素后，樣本的偏差不嚴重，對實證可靠性的威脅并不大。此外，再考慮到樣本已經覆蓋了大多數經營相對成熟的商業銀行，樣本選擇偏差對本文研究結論的影響更小。

除此之外，本文還考慮了將國有大型商業銀行納入樣本的情況。由回歸結果①包含國有大型商業銀行樣本的回歸結果未在正文中列出，留存備索?？芍?，涉及核心變量的參數估計與采用原樣本的結果并無顯著差異，這說明是否納入國有大型商業銀行作為樣本在統計上并不會影響本文研究結論。

⒉ 逆向因果問題

考慮到存在業務創新水平越高的金融企業越愿意投入人力資本和知識產權資本的可能性，本文針對這種逆向因果關系對回歸結果的穩健性進行分析。具體地，本文使用似不相關回歸對模型（2）、模型（3）和模型（4）進行聯立估計以控制上述逆向因果關系對估計的干擾。

控制了潛在的逆向因果關系的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涉及核心效應的參數估計與前文結果并無顯著差異。這說明金融業務創新與人力資本投入和知識產權資本投入逆向因果關系的存在并不會影響本文研究結論。

⒊ 門限效應檢驗的穩定性

對于小樣本的門限面板模型，需要使用Bootstrap方法模擬LM檢驗對門限效應的顯著性進行總體檢驗。但是，自抽樣次數的不同會導致門限效應檢驗結果的差異，可能存在局部最優解的問題。因此，此處嘗試更改自抽樣次數對門限效應檢驗的穩定性進行考察。本文分別將自抽樣次數設定為100次或1 000次進行門限效應檢驗，由檢驗結果①Bootstrap抽樣后的門限效應檢驗結果未在正文中列出，留存備索?？芍?，雖然自抽樣次數的變動會使得門限檢驗的p值出現微差異，但總體保持在可接受的顯著水平下顯著，因而門限效應檢驗結果是穩健的。

五、研究結論與啟示

（一）研究結論

本文引入生產系統分析框架，按照生產系統的固有性質對金融業務創新投入產出過程可能涉及的復雜機制進行理論建構。在此基礎上，本文結合門限面板模型和交互效應模型的實證分析證實了大部分研究假設，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生產系統這一分析框架的效力。實際上，相較于傳統的研究單一因素或具體機制的創新管理文獻，生產系統分析框架顯示出兩方面優勢：一方面，所有企業都可以被理解為一個生產系統——這種泛用性為將細分的企業創新理論引入對特殊對象的研究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生產系統更好地實現了理論模型與實證模型的匹配。當前，金融創新乃至于更一般的服務創新無疑都具備相當復雜的影響機制［3］。與基于跨領域文獻分析建立起的兩個或多個概念的不確定關系相比，生產系統更加接近一個全面的、確定的框架。因此，基于這一視角能夠有效避免“理論模型假設不符合現實或根據結論修改假設”這類經濟管理研究中的“數學濫用”問題［40］。

具體來講，本文研究結論揭示了企業層面金融業務創新的人力資本投入主導特征。知識產權資本投入僅在小型金融企業中對金融業務創新有效，而人力資本投入向金融業務創新轉化雖然效率存在差異但始終有效。一方面，這揭示了金融創新的內涵，即以用非息收入替代利息收入為商業化目的的金融創新活動更加傾向于一種“無形”的服務創新，是一種不依賴于技術創新中有形生產的存在［41］；另一方面，該發現還有助于從微觀視角解釋宏觀層面和區域層面的一些與金融創新相關的經濟現象，如金融企業主導的金融科技投入對經濟發展貢獻較差這類情況［42］。

本文在將分支機構視作金融企業生產設施的前提下，得到以下研究結論：第一，在小型金融企業中，分支機構擴張對人力資本投入向金融業務創新轉化存在干擾，對知識產權資本投入向金融業務創新轉化有促進作用，對金融業務創新存在直接負向影響。第二，分支機構擴張對大型金融企業的金融業務創新影響輕微。這些具體發現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分支機構在金融企業創新活動商業化過程中的“終端”作用，為后續研究從生產設施功能、生產設施組織的配置效率等角度理解分支機構擴張對不同規模金融企業經營活動的異質影響拓展了一個新的思路。

（二）啟示

本文集中探討了人力資本投入和知識產權資本投入對金融業務創新的影響，以及分支機構擴張這一金融企業特有概念在其間起到的作用?；谙嚓P結論，本文得到以下啟示：

首先，本文研究結論顯示，金融企業業務創新中的人力資本投入具有主導特征。中國金融企業如果有意推動金融業務創新轉型，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基礎上，應招收具備更高素質的員工并為其發揮才能提供良好的組織支撐。不過，考慮到大型金融企業較之小型金融企業投入產出機制更復雜，分工更具體，大型金融企業應當更加注重優化員工知識結構。

其次，當前依靠自有技術進行投資并以此為基礎開展相對封閉的創新業務仍是中國許多金融企業開展金融創新業務的主要方式。實際上，本文研究結論顯示，金融業務創新對知識產權資本投入呈現出相對較低的依賴性，中國金融企業應當審慎開展自有技術研發活動，通過與科技企業合作等方式獲取知識資本產權［43］，并在此基礎上重視技術的商業化過程。同時，金融監管機構也應當注意小型金融企業對金融科技等活動過度投資而可能造成的風險［44］，及時予以警示。

再次，本文研究結論顯示，分支機構擴張過快可能會阻礙小型金融企業人力資本投入向金融業務創新的轉化。近年來，中國一些中小商業銀行在過快擴張中暴露出的風險，以及監管層屢次發出的城市商業銀行跨區域經營警示，都集中反映了小型金融企業在跨區域經營中出現的管理能力欠缺的問題［45］。小型金融企業的管理者應當妥善處理機構地理擴張帶來的組織結構上的復雜問題，避免因此而降低配置效率；金融監管機構也應當關注小型金融企業進行地理擴張時可能存在的高整合成本、高代理成本問題，對由此導致的經營風險予以監督。

最后，企業規模的差異對金融業務創新的投入產出機制具有整體影響，這種影響是大規模和小規模生產系統之間系統性差異的一種體現。中國金融企業經營者和金融監管部門在制定和實施相應的經營策略和監管政策時，應當特別留意這種基于規模的異質性，區分和利用不同規模下生產經營活動表現出的不同性質。研究人員也應當重視這一問題，更加深入地分析規模異質性所包含的諸多因素對金融企業經營活動的影響，努力拓展關于這一領域的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