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社區治理經驗融合的晉安“煉苗”機制與探索

宋琴　楊國永

摘 要： 【目的/意義】兩岸社區治理經驗融合有助于兩岸同胞增進心靈契合，促進兩岸社會融合發展。以福州市晉安區為例，探索兩岸社區治理經驗融合的晉安“煉苗”機制與實踐以期為兩岸社區治理融合提供經驗借鑒，進一步促進兩岸社會融合?！痉椒?過程】在實地調查的基礎上，采用文獻研究與分析歸納方法，從政策移植視角出發，構建兩岸社區治理經驗融合的“煉苗”機制，對福州市晉安區探索兩岸社區治理經驗融合的實踐進行分析?！窘Y果/結論】結果顯示，晉安區兩岸社區治理經驗融合還存在社區居民參與程度較低，社會組織功能發揮不足，治理效能有待提升等問題。為進一步推進兩岸社區治理經驗融合，促進兩岸融合發展，兩岸社區治理經驗融合實踐應注重激活社區居民參與活力，充分發揮社會組織的治理功能，主動提升社區治理效能，促進社區治理的可持續性。

關鍵詞： 兩岸融合發展；社區治理；經驗融合

中圖分類號： C916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 1673?5617 （ 2023 ） 03?0001?07

Mechanism and Exploration of “Refining Seedling” in Jinan District

of Fuzhou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Cross-strait Community Governance Experience

SONG Qin，YANG Guo-yong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Law，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2， China）

Abstract：【Objective/Meaning】The integration of the community governance experience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would help the compatriots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to enhance their spiritual fit and promote the cross-strait social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By exploring the the mechanism and practice of “refining seedlings” in Jinan District of Fuzhou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cross-strait community governance experience， it could provide experience for the integration of crossstrait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cross-strait social integration. 【Methods/Procedures】On the basis of fieldinvestig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transplantation， the “refining seedling” mechanism for the integration of the crossstraitcommunity governance experience was constructed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analytic induction， and thenthe practice of exploring the integration of the cross-strait community governance experience in Jin an District of Fuzhou wasanalyzed. 【Results/Conclusions】There we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cross-strait community governanceexperience in Jinan District， such as the low participation of community residents， insufficient func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the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need to be improved.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cross-strait communitygovernance experience and promote the cross-strait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practice of the integration of cross-straitcommunity governance experience should focus on activating the participation vitality of community residents， giving full play tothe governance func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actively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promoting thesustainability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Key words： cross-strait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community governance；integration of experience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兩岸同胞血脈相連，是血濃于水的一家人；要深化兩岸各領域融合發展，促進兩岸同胞心靈契合[1]。福建與臺灣一衣帶水，同根同源，具有深厚的“五緣”優勢，福建處在兩岸融合發展的最前沿，在促進祖國統一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近年來，福建不斷探索兩岸融合發展的新路，正成為臺胞臺企登陸的第一家園。不少臺胞選擇在福建工作、生活，同時也對大陸社區生活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臺灣地區社區營造經歷數十年的發展，已形成一定模式和經驗；然而，大陸的社區建設仍然滯后于經濟發展水平，難以滿足社區居民的生活需要。福建省福州市晉安區自2018 年開始兩岸農村社區發展經驗融合實驗探索，其通過引進臺灣社區營造人才，學習臺灣社區營造經驗，力求融合兩岸社區治理經驗，改善當前大陸社區建設狀況，探索社區治理新模式，致力于打造臺胞臺企登陸的第一家園，吸引臺胞在陸定居，促進兩岸社會融合。

1 文獻綜述

1.1 兩岸社區治理的比較研究臺灣社區治理與大陸社區治理存在一定的共性特征。兩岸社區治理的根本目的都是為了提高居民社區治理參與度，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兩岸社區治理模式都主張限制政府職能和作用，提倡將理應由社會承擔的職責歸還社會，放權給社區，推進社區向自治方向發展，充分發揮社區居民的主動性和參與性[2]。

有學者認為，大陸與臺灣社區治理的差異，很大程度上與所處的社會結構、政治環境相關。其具體差異表現在：（1）大陸社區治理堅持管理主義和問題導向，臺灣社區治理注重于解決復雜性、多元化問題[3]。（2）就現行組織而言，大陸社區組織更具行政層級色彩[4]。張演鋒等[5] 通過比較大陸及臺灣兩個社區治理主體因素，表明大陸D 社區是行政力量主導的社區治理，而臺灣Z 社區是社會力量主導的社區治理，其實現了“社會協同”與“公眾參與”的有機統一。（3）社區居民的參與程度不同。大陸居民社區治理自主參與意識較為薄弱，通常為被動參與；臺灣社區居民是社區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居民可參與社區決策，社區居民參與社區治理在臺灣已成為一種傳統。（4）民間社會組織和其他社會力量作用不同。臺灣民間社會組織等團體在社區治理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大陸民間力量發展緩慢，力量薄弱，對于參與社區治理還處于起步階段[2]。

1.2 臺灣社區營造的經驗研究

臺灣社區營造歷經20 余年，其過程并非一帆風順。田云等[6] 通過調研臺灣桃米社區營造案例，認為臺灣社區營造的成功實踐，主要經歷了社區空間改造、地方產業振興和文化藝術活動復興3 個階段。王桂亭[7]通過梳理臺灣社區營造政策的轉變，總結出“文創”“賦權”“參與”3 個關鍵詞；“文創”涉及社區營造的永續發展，“賦權”則決定了社區營造的決策模式，“參與”關乎社區主體的改造，三者統一于居民素質的提升與社區的整體發展。黃耀明[8] 認為臺灣社區營造的主要經驗有5 點：（1）政策主導，無論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主政時期，均設立專門行政部門負責社區營造計劃的實施；（2）廣泛的社會參與，各類非營利組織積極參與是推動臺灣社區營造的重要力量；（3）通過發展具有特色的文化創意產業助推鄉村產業振興，以此弘揚在地文化，提升居民認同感和歸屬感；（4）在地活化，基于鄉村不同特色，激發其內生發展動力；（5）人才智庫支持，通過引導鄉賢精英重返鄉村，為鄉建鄉創提供智力支持，同時激發了居民的家園情懷。

1.3 兩岸社區治理經驗融合的研究

當前，關于兩岸社區治理經驗融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臺胞或臺灣社會組織參與大陸社區治理的研究。江振娜[9] 通過考察臺灣上趣智業團隊參與的泰寧“耕讀李家”項目，總結出臺胞參與福建鄉村建設是理念“傳輸—轉化—重塑”的動態過程，認為臺胞參與福建鄉建鄉創有助于落實大陸惠臺政策和促進閩臺融合發展。郝亞光等[10] 構建了“嵌入度—回應性”分析框架，并通過調研福州市梅城印記特色歷史文化街區發現，完善的嵌入機制、參與機制和共贏機制是臺灣文創團隊與當地居民形成“心靈契合”型融合的關鍵。廈門市主動將社區治理與兩岸同胞融合發展相結合，探索出了專家參與、多元共治、家園文化3 種不同的臺胞參與社區治理的融合發展模式，不僅實現了社區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還促進了兩岸同胞的心靈契合[11]。巨東紅[12] 通過廈門市臺胞臺屬社區參與狀況調查發現，臺胞臺屬參與社區志愿服務活動的意愿高，認為臺胞參與社區文體活動、捐款捐物和幫助困難群體是增強臺胞社區參與和幸福感的主要途徑。兩岸社區治理交流政治性弱，能夠引起兩岸同胞的生活共鳴，增進相互溝通、理解和共識，有助于兩岸融合發展[13]。

通過梳理文獻發現，學界關于兩岸社區治理的相關研究較為豐富，為本文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但關于兩岸社區治理經驗融合的研究多集中于臺胞參與大陸社區治理的實踐，鮮少有將臺灣經驗“移植”到大陸，與大陸社區治理融合，進而形成社區治理新模式的研究。因此，本文通過研究兩岸社區治理經驗融合的晉安“煉苗”機制與實踐，探索促進兩岸融合發展的現實路徑。

2 兩岸社區治理經驗融合的晉安“煉苗”機制內涵

2.1 理論依據

政策移植指將一種政策從一處向另一政策環境遷移，使其仍能產生政策效果的過程。根據英國學者Dolowitz 和Marsh[14] 所下的定義：“政策移植是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在一個時間或地點存在的政策、行政管理安排或機構被用于在另一個時間或地點來發展有關政策的知識、行政管理安排和機構”，政策移植不是對原有的政策的照抄照搬行為，而是進行創新和改變；需要將移植的政策與本地的實際環境、資源及實踐相結合，進而推動政策移植的“再生產”過程，從而推動政策在移植地的發展、創新、執行[15]。政策移植的目標是將在某地產生效用的政策移植到異地，使其在異地能產生效用提升等良好效果。反之，如果政策移植無法在新的政策環境下產生預期的效果，那么政策移植在此過程中就不能說是成功的?？偠灾?，政策移植是外來政策在相關利益主體的作用下，嵌入并作用于本土政策環境，實現與本土政策資源優化重組的過程。因此，在政策移植過程，需要考慮到政策移植的雙方的契合問題[16]。

政策移植并非書面條文的移植，政策是規則與文化的結合，政策需要本土政策文化的支持才能發揮作用。如果被移植的政策不能在新的政策環境中與其文化、制度相融合，那么其政策移植將失靈[17]。臺灣與大陸雖同根同源，但在文化及機制體制上仍存在較大差異，將臺灣政策移植至大陸，若不能與大陸的規則、文化融合，將難以產生良好的政策效果。晉安區兩岸社區治理經驗融合的實踐正是將臺灣社區營造經驗移植至大陸，在16 個社區進行試點“煉苗”，而后推廣至全區80 多個社區中的過程，以此讓臺灣社區營造經驗在大陸社區生根發芽。其政策移植的成功經驗取決于政策移植中的“煉苗”過程，可為大陸地區兩岸社區治理融合提供可復制、可借鑒的經驗。

2.2 機制內涵

“煉苗”一詞來源于植物學，原指將植物組培幼苗在實驗室中適應環境并采取斷水、控肥等措施進行鍛煉，使其在定植后能夠適應露地不良環境的過程。將“煉苗”一詞借用到政策移植過程中，則指政策在移植試點地區與當地文化、規則相融合的過程。通過政策“再生產”實現政策創新使得被移植政策適應新的政策環境，避免產生政策移植失靈的現象。本文借用“煉苗”概念類比社區治理人才、組織和經驗從臺灣到晉安登陸初期的適應過程。

“苗”比喻臺灣社區營造專業人才、行業組織以及理論經驗等，社區營造政策在臺灣產生的過程即是“幼苗”在組培瓶中培育繁殖的過程；臺灣社區營造人才、組織、經驗登陸晉安區，為其適應大陸環境的初期過程，晉安區則是“幼苗”鍛煉的實驗室。晉安區憑借全國農村社區治理實驗區的契機，建立登陸平臺、組織交流活動、探索試點項目，為臺灣社區營造經驗登陸創造良好的“實驗”環境；同時，結合實際對社區治理模式進行在地化改造，對臺灣社區發展政策及模式進行“再生產”，在晉安區不同城鄉社區進行融合實踐推廣，培育了本土社工隊伍，產生了本土社區文化，逐步形成了一套可移植推廣的社區治理模式（圖1）。

2.3 功能特點

2.3.1 經驗融合功能 晉安“煉苗”機制為兩岸社區治理提供了經驗借鑒、組織交流和人才互動的平臺，為兩岸社區治理交流創造了一個良好的渠道。兩岸基層社區工作人員通過實地參訪、面對面交流、跨海峽聯線等方式，互相了解各自社區的治理模式、文化底蘊等。在持續的交流中，晉安區吸收臺灣社區營造中的家園理念、志工精神和居民廣泛參與等優秀元素，借鑒臺灣社區治理的優秀經驗，打開晉安區基層社區工作者的工作思路，提高社區治理能力。臺灣社區治理專業組織由來已久，通過兩岸專業組織間的交流學習，將兩岸社區治理交流由表層推向深層，建立常態性社區交流網絡，增強兩岸基層社會互信和認同，促進兩岸社會融合。

2.3.2 參與融合功能 晉安“煉苗”機制通過“線上+線下”多渠道多方式地引進臺灣社區發展專業人才，并請其入駐兩岸社區交流中心，常態化指導晉安社區治理實踐。晉安“煉苗”機制為臺灣專業組織和專業人才提供了深入參與大陸社區治理的平臺，臺灣同胞圍繞大陸社區環境改造、社工隊伍建設、社區文化建設等公共問題，與大陸社區居民一同探討解決社區治理問題，深入參與其中，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融合，而非停留在融入階段，推動兩岸同胞心靈契合，促使兩岸社會融合步入坦途[18]。

2.3.3 情感融合功能 晉安“煉苗”機制通過兩岸社區治理融合建立了兩岸民間交流的常態性網絡，為兩岸同胞情感聯結提供了新的途徑，促進了兩岸社會之間情感性、日常性的民間交流。這是兩岸建立互信的情感基礎。只有通過兩岸基層社區之間更加緊密的交流，才能體悟同祖同宗、血濃于水的情感，兩岸民間交流能影響兩岸同胞對彼此的看法，增進情感融合，進而促進兩岸共同繁榮[13]。

3 兩岸社區治理經驗融合的晉安實踐

晉安區是福建省省會城市福州市中心城區的重要組成部分，晉安區匯聚大量臺胞臺企，對臺文化貿易交往源遠流長。近年來，以“兩王”（白馬王、閩王王審知）文化為基礎，晉安區對臺工作優勢突出，在促進榕臺經貿、民間交流等方面取得了新突破。但在社區治理交流方面，尚處于零散和自發狀態。2018 年，民政部將福州市晉安區確定為全國農村社區治理實驗區，圍繞“兩岸農村社區發展經驗融合”主題開展實驗探索。民政部要求實驗區要積極探索臺灣同胞和相關社團參與大陸農村社區治理的有效機制，扎實推進兩岸農村基層經驗交流、組織交流和人才交流，為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厚植基層土壤[19]。

大陸與臺灣地區體制機制邏輯不同，存在明顯內在差異，在經驗借鑒上無法采取生搬硬套的方式，無論在縱向整合還是在橫向聯動上都需要進行磨合。長久以來，大陸社區治理采用的都是“自上而下”的模式，臺灣社區發展的“自下而上”的模式難以直接移植到大陸社區發展中。臺灣地區社區發展注重居民參與、第三部門組織介入，強調多元主體參與共治；而大陸社區發展中，往往由村（居）委會承擔各項社區公共事務，居民及其他社會組織參與程度低。在實際借鑒臺灣經驗過程中，大陸社區各類主體不能主動參與到社區治理中，主體性無法得到充分發揮。針對臺灣社區發展經驗在大陸社區發展實踐中“水土不服”、難以落地生根等問題，晉安區以全國農村社區治理實驗區創建為契機，圍繞“兩岸社區治理經驗融合的先行區、示范區”主題，開始實踐關于城鄉社區治理的新理念。

3.1 交流互鑒促進治理經驗融合

3.1.1 經驗借鑒 臺灣社區營造的宗旨是建立社區共同體，培育社區居民的共同體意識，激發社區居民對于社區治理的參與熱情。其社區治理始終秉持著自下而上、社區自主及居民參與的原則，通過各種方式引導社區居民共同參與社區治理，激發居民自發、自助及助人的精神，共同營造自己生活的家園。2019 年，晉安區邀請臺灣社區里長赴大陸與晉安社區工作者開展村里長交流活動，意欲通過雙方交流，學習臺灣社區治理經驗。在疫情期間，晉安社區工作者通過線上“云”參訪桃園區龍鳳里、臺中市清水區北寧里等臺灣社區營造點，深入考察臺灣社區治理經驗，學習借鑒臺灣社區治理中是家園理念、志工精神、居民廣泛參與意識及文化創意等優秀元素。（1）借鑒臺灣社區“鄰長”經驗，晉安區于2019 年5 月在茶園街道電建一公司小區等6 個居民小區試點實施“梯位長協會”制度，搭建“村、社區（兩委干部、居站工作人員）—小區（村居民小組長）—樓棟（村居民代表）—梯位長（中心戶長）”四層聯動治理架構，把社區治理的觸角延伸至梯位，從而實現社區治理的精細化。目前晉安區已將“梯位長”制度推廣至全區80 個社區中，聯動全區11753 名基層治理“骨干”，做到每名骨干聯系70～80 名群眾，激發了社區居民自主參與社區治理的動力。（2）借鑒臺灣“社區劇場”經驗，搭建“石牌大舞臺”鄉村劇場。迄今為止該劇場組織演出30 余場，成功推動居民成為主角，展現社區居民風采，培育了社區居民的共同體意識。（3）融合臺灣“可食地景”營造經驗，2020 年在新秀社區試點“我家小院”項目。先是利用小區閑置地塊，開辟專屬種植區，引導小區居民參與“友善種植”；而后，依托“我家小院”黨建聯席會，引入16 家共建單位為群眾辦實事?！拔壹倚≡骸表椖砍浞旨ぐl了社區居民的家園意識，吸引社區居民廣泛參與到社區治理實踐中，促使社區居民成為社區治理的主體和主要對象。

3.1.2 組織交流 常態化、雙向性的交流能夠產生良好的社會效應，促進兩岸社區治理經驗的深度融合，打開社區基層工作者的工作思路；行之有效的交流需要長期穩定的交流平臺。晉安區建成了全國首家“兩岸社區交流中心”，為兩岸社區民間交流提供了長久有效的平臺。兩岸社區交流中心包含閩臺城鄉社區治理研究院及臺灣專家工作室，并設立了臺灣社區創意坊、兩岸社工創新中心，引進了福建省社會建設研究會、海峽非營利社會組織、兩岸村里長交流協會、兩岸志愿者協會等47 家與臺交往密切的專業社會組織。通過常態化舉辦全省市域社會治理論壇、兩岸專家平行式講談、兩岸“兩王”宗親文化交流、兩岸村里長交流互訪、臺生暑期夏令營、“周二有約”等線下活動，以及疫情期間兩岸專家跨海峽聯線“云”參訪等方式，加深了兩岸社會組織在社區治理經驗上的互通共鳴和交流融合。2020 年以來累計舉辦活動200 余場，覆蓋線上線下兩岸同胞19 萬人次，有效解決了臺胞在陸生活方方面面的問題，帶動了晉安區社區社會組織的發展，提高了居民參與社區志愿活動的積極性。

3.1.3 人才互動 兩岸社區治理經驗融合離不開兩岸專業人才的參與和指導，通過兩岸專業人才、智庫專家的交流互動，能夠為兩岸社區治理提供新的治理理念。晉安區引進國內知名高校21 名專家常態化指導晉安社區治理實踐，為晉安社區治理出謀劃策，發表論文達16 篇。同時，充分發揮對臺優勢，通過“線上+線下”等多渠道多方式匯聚在榕臺籍博士300 多人、各類精英超過2000 人的資源，衍生了以吳正隆、吳旭平、唐國泰等臺灣知名社區治理專家領銜的社區營造師、慈善助老、社工志愿者“專業群”，入駐兩岸社區交流中心，常態化參與指導晉安社區治理實踐。通過榕博匯、晉安湖博士論壇等活動，國內知名高校專家和臺灣專家深入交流探索，共同謀劃兩岸社區發展經驗融合的晉安實踐路徑。

3.2 “引晉”煉苗，深化社區治理融合

3.2.1 選種 “引晉”謀在先 晉安區同樣存在缺乏基層治理高素質人才、專業團隊的問題，而臺灣生發的社區治理專業人才、團隊可以彌補晉安區社區治理人才力量薄弱的情況。晉安區充分發揮對臺優勢，通過“線上+線下”多渠道引進專業人才，建成大陸第一個臺胞虛擬社區。同時，挖掘培育本土人才，為兩岸社區治理經驗融合的實踐探索儲備人才。通過兩岸社區交流中心的窗口和平臺作用，組織線下常態互動和線上實時云交流，加深兩岸社區治理專業人才和社會組織在社區治理經驗上的互通共鳴和交流融合，為兩岸社區治理提供融合發展的理論指導。此外，注重提升基層黨組織的治理能力，充分利用兩岸社區交流中心，與臺灣社工、專家等交流借鑒治理經驗，聚焦兩岸“共同家園意識”，把理論經驗轉化為創新治理的強烈動力。

3.2.2 “煉苗”助長重過程 臺灣地區社區營造注重秉持“自下而上”、居民參與的原則，而大陸社區以“自上而下”為主要治理方向。為促進“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雙向融合，晉安區將政府治理目標任務與居民百姓的愿望緊密結合。通過聽取兩岸專家意見，達成居民高度共識的基礎上，晉安區精心挑選16 個不同類型社區作為治理經驗融合試點，兩岸專家共同親歷指導試點項目51 個。在試點過程中，晉安區發揮政府職能積極爭取各級財政資金支持，共獲得各級財政扶持補助資金3545 萬元；并調動社區黨員志愿者、民警、物業、業委會以及社工、社會組織力量，同時整合工會、共青團、婦聯、高校、轄區企業等服務資源，參與社區共建、困難群眾結對幫扶、開辦“公益講堂”、提供免費上門服務等；鼓勵社區設立基金會，引進了恒申慈善基金會、商盟公益基金會、林則徐基金會及各行業、企業公益團隊等社會資源，持續支持社區各類幫扶服務。在社區試點項目過程中，專家采用全程陪護方式，與社區干部、居民默契配合，注重實施前居民的認可，聽取居民需求；注重項目實施過程中的監管陪護，關注方案實施偏差并及時糾正；在項目實施后強調成果的分享，通過成果分享獲得居民的信任以及社會各界的關注與點贊，以此確?！盁捗纭边^程的順利開展。

3.3 融合創新，形成可推廣機制

3.3.1 探索不同類型社區治理新模式 通過深度融合，晉安區借鑒臺灣社區治理經驗，并結合晉安區各村社區發展特點，探索出了不同類型的治理新模式。在山區農村，結合鄉村濃郁文化底蘊，融合臺灣社區劇場經驗，搭建“鄉村大舞臺”；在城市老舊小區，融合臺灣“鄰長”經驗，創設社區“梯位長協會”，延伸治理臂膀，激發自治動力；在城中村小區，融合臺灣“可食地景”營造經驗，打造“我家小院”品牌社區。在外來人口聚集的社區，借助專業社工帶領的居民自治組織力量，開展“一門一墻一園一平臺”微治理。

3.3.2 培育建設共同家園的新隊伍 通過借鑒臺灣社區營造中家園理念，激發社區居民參與社區治理的動力和自主性，形成一支建設共同家園的新隊伍。通過搭建“村、社區（兩委干部、居站工作人員）—小區（村居民小組長）—樓棟（村居民代表）—梯位長（中心戶長）”四層聯動治理架構，聯動基層治理骨干，做到每名骨干聯系70～80 名群眾，激發了社區末梢能量；鼓勵小區黨員帶頭擔任民情聯絡員、政策宣傳員、矛盾調解員、助老服務員、困難幫扶員等作為居民自治骨干力量，實現“鄰里守望相助”，共建共同家園；通過“民情理事會”等形式，對社區重大事項及涉及居民利益的問題，共商解決辦法；設立鄉鎮（街道）社工站，每個站點配備專業駐站社工，統籌指導城鄉社區全面提升社區治理、養老服務、宣教培訓、矛盾糾紛化解、兜底保障等工作的服務水平。

3.3.3 推進社區人文治理、智慧治理新高度 強調在地管理，弘揚“鄉賢鄉土治理”智慧，鼓勵居民自主參與社區治理；發掘地域文化在社區治理中的獨特優勢，強調文化傳承，建成各類獨具特色的村史館、民俗博物館、展示館等，使農村社區治理的文化底色更加鮮明動人；通過打造“晉我家”智慧社區治理小程序，提升現代智慧治理的精細度，從居民出行、糾紛調解、社區幫扶等方面入手，提供了“刷臉行”“e協商”“e 救助”等涉及居民生活方方面面的服務，讓社區治理的各層級主體實現零距離線上互動。

4 兩岸社區治理經驗融合實踐存在的問題

4.1 社區居民自主參與度低

雖然當前晉安區兩岸社區治理經驗融合已逐步形成居民參與社區治理的模式，但在實際運作過程中還存在幾點不足：（1）在城市新建社區，人口密度大，居民互不相識，尚未形成“熟人社會”，居民對社區的認同感和歸屬感不強，缺乏參與社區治理的熱情，難以形成社區治理合力。（2）在山區農村，部分村民文化水平不高，對村居自治的理解力不夠，缺乏“共同家園”意識，不愿或難以配合村居共治。（3）在外來人口聚集區，人口流動速度較快，居民長期參與社區治理困難，建設共同家園隊伍人員不穩定；由此導致了在居民參與社區治理的過程中存在“被志愿”的情況，對參與社區治理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不夠，對推動形成“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雙向融合的社區治理模式造成障礙。

4.2 專業社會組織功能發揮不足

晉安區在兩岸社區治理經驗融合實踐過程中引進了47 家與臺交往密切的專業社會組織，在兩岸社區治理經驗融合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在參與社區精細治理上仍存在一些不足，具體表現為：（1）本土專業社會組織參與乏力，主要原因在于資金、人才等問題制約本土專業社會組織的發展，導致晉安區新培育社會組織難以采用原有引進社會組織的模式參與社區治理；（2）專業社會組織在參與社區治理時以項目制介入，在項目完成后則撤出該社區，缺乏長期陪護。因此，在晉安區社區的精細化治理上，專業社會組織尤其是本土社會組織的參與程度和精細程度不足，導致居民對社會組織認可度不高、信任度不夠的問題，在常態化治理中社會組織功能未能得到充分發揮。

4.3 社區治理效能有待提升

晉安區在山區農村、城市老舊小區、新建社區、外來人口聚集區等不同類型社區采用不同模式的社區治理模式，取得了一定實效，但在治理效能方面仍有待提升。一方面，社區治理的行政化傾向依然嚴重，村居委會需要承擔一些行政事務及接待參訪、匯報、檢查等工作，增加了基層社區的負擔，導致社區服務功能弱化；另一方面，晉安區已培育376 名社會工作者，但從整體來看，社工隊伍配備尚不能滿足社區治理的需求，且社工隊伍專業化水平不高，在實際的社區工作中存在困難；再一方面，在社區智慧治理上，晉安區推行“晉我家”小程序過程中還存在推廣困難，程序模塊設置不合理等問題，未能充分發揮其功能，這無疑在一定程度了阻礙了治理效能的提升。

5 加快兩岸社區治理經驗融合的對策建議

5.1 激活社區居民參與

晉安區可以依托現有的“梯位長”制度、“我家小院”品牌等，進一步發揮居民代表的作用，在不同類型社區采用不同方式，變居民被動為主動參與社區治理。如在新建社區，通過社區、小區物業及業委會等開展志愿服務進小區等活動，激活社區居民參與志愿活動的熱情。進一步發揮居民代表、“梯位長”等社區成員的引領帶動作用，積極鼓勵社區居民直接參與社區重大事務的決策、管理和監督等工作。完善社區居民的利益表達機制，貫徹“自下而上”和“上下協商”的決策模式，建立和完善社區居民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方式和渠道。

5.2 發揮社會組織功能

晉安區可以通過本土社區社會組織與引進社會組織開展學習交流活動，優化專業社會組織的人員配置，提高社會組織專業化程度，并為社會組織提供政策、資金等方面支持。構建鎮街、社區、社會組織有效銜接的社區服務體系，積極引導外部力量對接社區需求，深度參與社區治理，探索社會組織參與社區治理的常態化機制。

5.3 提升社區治理效能

賦予社區更多權限與資源，推動管理權限向基層下移是提升社區治理效能的關鍵。鎮街等基層政府應當減少對社區的直接干預，減少社區的行政性事務，使社區居委會承擔的職能與其享有的權限和資源相匹配。同時，加強對社區專職社工的培養，提高其專業能力，引進高校畢業生等高素質人才進入社工隊伍，提高社工隊伍整體素質；建立統一的社區基礎信息庫，做到平臺共用、智慧共享，充分利用“晉我家”小程序，推動數字化智慧社區建設，從而提高社區自主治理的能力，提升社區治理效能。

5.4 促進可持續發展

兩岸社區發展經驗融合實踐需借鑒臺灣社區文化發展、再造經驗，挖掘社區特色，以地方特色為基礎，融合再造形成社區文化。以社區文化為先導，激活社區居民對文化的認同度，凝聚社區居民、社會組織等多元主體力量，探索謀劃社區品牌營造建設，打造特色社區。政府應當引導社區積極組織參與社區品牌建設，并給予一定的資金、資源等支持，推動形成政府部門扶持、社會組織充分參與、居民主動參與的社區共建長效機制，促進社區治理可持續性。

參考文獻：

［１］習近平. 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EB/OL]. 新華每日電訊. （2022-10-16）[2023-03-12].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22-10/26/c_1310671143.htm.

［ ２ ］程美. 兩岸城市社區治理模式比較與啟示[J]. 臺灣研究，2014（6）：72?78.

［ ３ ］吳曉林. 兩岸城市社區治理的比較研究[J]. 行政論壇，2017，24（4）：46?52.

［ ４ ］郭圣莉，陳竹君. 兩岸社區治理與變遷比較研究[J]. 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44（4）：51?57，78.

［ ５］張演鋒，潘雨. 兩岸社區治理主體因素的比較研究?基于兩岸城市社區的個案考察[J]. 臺海研究，2022，37（3）：23?34.

［ ６ ］田云，鄒越. 以桃米社區為例探析臺灣社區營造的經驗[J]. 藝術與設計（理論），2016，2（5）：78?80.

［ ７ ］王桂亭. 臺灣社區營造政策20年發展芻議[J]. 臺灣研究集刊，2016（1）：95?102.

［ ８］黃耀明. 臺灣社區總體營造經驗對鄉村振興規劃的啟示[J]. 閩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32（3）：85?90.

［９］江振娜. 臺胞參與福建鄉建鄉創：基礎條件與現實路徑?泰寧“耕讀李家”的實踐啟示[J]. 閩臺關系研究，2021，186（4）：88?97.

［ １０ ］郝亞光，梁婷婷. 嵌入式融合：臺胞參與大陸鄉村振興的路徑研究?臺灣Z文創團隊實踐案例考察[J]. 閩臺關系研究，2022，190（4）：75?85.

［1１］艾明江. 兩岸同胞合力創新社區治理的啟示?來自廈門市三個典型社區的實踐樣本[J]. 社會治理，2019，38（6）：47?52.

［1２］巨東紅. 社區參與和臺胞臺屬幸福感的關系探析?基于廈門市的社區調查[J]. 長春大學學報，2016，26（1）：93?97.

［1３］嚴志蘭. 兩岸經濟社會融合視角下的兩岸社區交流合作研究[J].臺灣研究，2017（6）：43?52.

［1４］DOLOWITZ D， MARSH D. Who learns what from whom： a reviewof the policy transfer literature[J]. Politics Studies，1996，44（2）：343?357.

［1５］申瀅. 一個政策移植框架的研究?以中國發展低碳經濟為例[J]. 學術論壇，2011，34（1）：45?48.

［1６］李婧榕. 政策移植探究?以南寧市發展城市軌道交通為例[J].經濟與社會發展，2016，14（4）：14?19.

［1７］向玉瓊. 我國轉型期地方政策移植失靈的表現與成因分析[J]. 行政論壇，2011，18（6）：38?42.

［1８］胡石青. 芻議推進兩岸社會融合發展的基礎、步驟與政策建議[J].臺灣研究，2022（4）：58?65.

［1９］民政部關于同意將福建省福州市晉安區等3個單位確認為全國農村社區治理實驗區的通知[R]. 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