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減”背景下 學生參與校外培訓的情況調查

蘭萍 張偉平 李如萍

[摘? ? 要]以家庭文化資本為視角，研究“雙減”背景下中小學生參與校外培訓的情況，有助于推進持續性治理校外培訓。廣州市14234份有效中小學生調查問卷顯示，57.433%的中小學生在“雙減”后參與了校外培訓。其中，5.662%的學生只參加了學科類校外培訓；44.900%的學生只參加了非學科類校外培訓；6.871%的學生既參加了學科類校外培訓，又參加了非學科類校外培訓。父母的職業收入、母親的教育期望、父母的最高學歷、家里的書籍數量等對學生參加校外培訓的情況產生的影響性顯著。未來，需要加強監管非學科類校外培訓，持續治理學科類校外培訓，攜手關照家庭文化資本處于弱勢的中小學生，加強指導和支持家長教育。

[關鍵詞]“雙減”；中小學生；校外培訓；家庭文化資本；教育治理

2021年7月，國務院辦公廳頒布《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提出對校外學科、非學科類培訓進行規范，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以下簡稱“雙減”）[1]。同月，教育部印發《關于進一步明確義務教育階段校外培訓學科類和非學科類范圍的通知》，把針對道德與法治、語文、歷史、地理、數學、外語等的校外培訓劃定為學科類校外培訓，把關于體育（或健康）、藝術（或音樂、美術）以及綜合實踐活動（含信息技術教育、勞動與技術教育）等的校外培訓劃定為非學科類校外培訓[2]。校外培訓是指國家機構以外的社會組織或個人，利用非國家財政性經費，面向中小學生開展的學科類、非學科類教育培訓[3]。據央視財經報道，“雙減”政策實行以來，我國大概有37萬家藝術類培訓企業、66萬家體育運動類培訓企業，其中3.3萬余家屬于新增企業[4]。如任由非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增長，可能出現“應試體育”“應試藝術”等新教育“內卷”現象。另外，當前一些校外培訓機構仍暗地里進行著學科類培訓。非學科類校外培訓的肆意增長和學科類校外培訓的違規培訓現象，表明校外培訓仍需持續性治理，良好的教育生態仍待建構。

一、問題的提出

家庭文化資本是影響學生參與校外培訓的重要因素，國內外諸多研究者先后開展了相關研究。布迪厄最早提出文化資本的概念，他認為“在剔除了經濟位置和社會出身因素的影響后，那些來自更有文化教養的家庭的學生，不僅具有更高的學術成功率，而且在幾乎所有領域中，都表現出與其他家庭出身的學生不同的文化消費和文化表現的類型與方式”[5]。根據布迪厄關于文化資本的觀點，家庭文化資本主要是指不同的家庭教育行動中傳遞的文化資產，包括父母的學歷、父母的職業、父母的教育期望等[6]。

一些研究顯示，家庭文化資本與中小學生參加校外培訓呈正相關，擁有較多文化資本的父母，通常會使其子女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培訓[7]。父母受教育水平對中小學生校外培訓支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8]，父母受教育程度高的中小學生，參與校外培訓的概率會增加，父母的教育期望高的中小學生，參加校外培訓的可能性也會增加[9]。母親受教育程度越高，中學生參加課外補習的可能性往往越高[10]。父親的職業和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子女參加校外藝術培訓的可能性越高[11]。但，有研究卻顯示，父親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選擇校外培訓的概率反而越低[12]。也有研究者認為家庭文化資本對學生參加校外培訓無顯著性影響，母親的受教育程度和教育期望并不影響高中生參加校外培訓[13]。另外，從中小學生參加的校外培訓類型來看，家庭文化資本對中小學生參與非學科類校外培訓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對學生參與學科及競賽類校外培訓沒有顯著的影響[14]。

家庭文化資本對中小學生參加校外培訓的影響已較多地受到了學界的關注。然而，目前鮮有研究采用實證的方法考察“雙減”后中小學生參加校外培訓的情況，以及家庭文化資本對中小學生參加校外培訓情況的影響，尚有一定的研究空間和研究價值。探討“雙減”后，中小學生參加校外培訓的情況如何、家庭文化資本對中小學生參加校外培訓情況產生著怎樣的影響，目的是為持續性治理校外培訓的理論與實踐工作提供一定程度的有益參考。

二、研究設計

2022年11月，課題組對廣州市校外培訓治理工作開展了大規模問卷調查，參與調查的對象為一年級至初三的中小學生。整理數據后，得到有效學生調查問卷14234份。

（一）變量設置

因變量為“雙減”后中小學生參加校外培訓的情況，隨著《意見》和《通知》的實行，中小學生參加校外培訓的情況可細分為：只參加了學科類校外培訓（如數學、英語、物理、化學等文化課補習）；只參加了非學科類校外培訓（如音樂、體育、舞蹈、美術、科技類等培訓）；既參加了學科類校外培訓，也參加了非學科類校外培訓；沒有參加任何校外培訓。自變量為家庭文化資本，不同的研究者對家庭文化資本的具體內容進行了不同的分類，文章借鑒薛海平的研究，將家庭文化資本的具體內容分為母親的最高學歷、父親的最高學歷、母親的職業、父親的職業、家里的書籍數量、母親的教育期望、父親的教育期望[15]。（見本頁表1）

（二）研究方法

使用的統計軟件為SPSS 26。由于因變量為中小學生參加校外培訓的情況，為無序多分類變量，故采用無序多分類回歸分析家庭文化資本對中小學生參加校外培訓情況的影響?；貧w模型公式：公式中，Xi是解釋變量。

（三）數據分析

1.描述性統計分析

14234名學生中，男生共7481人，占比52.557%，女生共6753人，占比47.443%。從學生的家庭住址來看，荔灣區28人，越秀區33人，海珠區1303人，天河區1651人，白云區707人，黃埔區2483人，番禺區4077人，花都區1500人，南沙區1350人，從化區653人，增城區449人。各變量的均值與標準差（見本頁表2）。調查對象參加校外培訓情況的平均值為2.470，說明多數調查對象都在“雙減”后參加了校外培訓，反映了研究的必要性。

參與調查的中小學生參加校外培訓的情況（見本頁表3）。一共14234名學生中，“雙減”后參加了校外培訓的共有8175人，占總人數的57.433%。具體而言，只參加了學科類校外培訓（如語文、數學、英語、物理、化學等文化課補習）的人數為806人，占比5.662%；只參加了非學科類校外培訓（如音樂、體育、舞蹈、美術、科技類等培訓）的人數最多，為6391人，占比44.900%；既參加了學科類校外培訓，也參加了非學科類校外培訓的學生人數為978人，占總人數6.871%；沒有參加任何校外培訓的人數為6059人，占比42.567%。

2.無序多分類回歸

文章的因變量是中小學生參加校外培訓的情況，為多分類無序變量，因此使用無序多分類回歸模型。模型的卡方值為2923.613，P=0.000<0.01，說明模型的擬合度較好。模型中自變量的似然比檢驗（見09頁表4），除了父親的教育期望，其他自變量的顯著性均小于0.05，說明父親的教育期望對因變量的影響不顯著，其他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顯著。

“雙減”后中小學生參加校外培訓的情況方面，將“沒有參加任何校外培訓”作為參照組。家庭文化資本方面，將“母親的最高學歷=8”，“父親的最高學歷=8”，“母親的職業=10”，“父親的職業=10”，“家里的書籍數量=5”，“母親的教育期望=11”，“父親的教育期望=11”設置為參考類別，將“沒有參加任何校外培訓”作為參照組，“母親的最高學歷=8”，“父親的最高學歷=8”，“母親的職業=10”，“父親的職業=10”，“家里的書籍數量=5”，“母親的教育期望=11”，“父親的教育期望=11”設置為參考類別，進行模型的參數估計：只參加了學科類校外培訓的情況（見本頁表5）；只參加了非學科類校外培訓的情況（如10頁表6）；既參加了學科類校外培訓，也參加了非學科類校外培訓的情況（見11頁表7）。

3.研究結果

“雙減”后，中小學生參加校外培訓的情況：“雙減”后中小學生參加校外培訓的情況顯示（見08頁表3），參與非學科類校外培訓的學生人數最多，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治理非學科類校外培訓的需要。沒有參加任何校外培訓的學生人數也較多，說明“雙減”政策實施效果較好。但是，也有部分學生在“雙減”后仍參加了學科類校外培訓，說明學科類校外培訓仍待持續性治理。

“雙減”后，家庭文化資本對中小學生參加校外培訓情況的影響：第一，父母的最高學歷較低的中小學生傾向于沒有參加任何校外培訓。母親的最高學歷是初中時的B值為-0.667，P=0.029<0.05，說明與母親的最高學歷為研究生及以上的相比，母親的最高學歷是初中的中小學生更傾向于沒有參加任何校外培訓；母親的最高學歷是沒上過學、小學、初中、中?；蚵殬I中學、高中或職高、大專的B值均為負數，P值都小于0.05，說明與只參加了非學科類校外培訓的相比，母親的最高學歷是沒上過學、小學、初中、中?；蚵殬I中學、高中或職高、大專的中小學生傾向于沒有參加任何校外培訓；母親的最高學歷是小學、初中、中?；蚵殬I中學、高中或職高的B值均為負數，P值都小于0.05，說明與既參加了學科類校外培訓，也參加了非學科類校外培訓的中小學生相比，母親的最高學歷是小學、初中、中?；蚵殬I中學、高中或職高的中小學生更傾向于沒有參加任何校外培訓。父親的最高學歷是小學、初中、中?；蚵殬I中學、高中或職高、大專的B值均為負數，P值都小于0.05，說明與只參加了非學科類校外培訓的中小學生相比，父親的最高學歷是小學、初中、中?；蚵殬I中學、高中或職高、大專的中小學生傾向于沒有參加任何校外培訓。父親的最高學歷是小學、初中、中?；蚵殬I中學、高中或職高、大專、大學本科的B值為負數，P值均小于0.05，說明與既參加了學科類校外培訓，也參加了非學科類校外培訓的相比，父親的最高學歷是小學、初中、中?；蚵殬I中學、高中或職高、大專、大學本科的中小學生傾向于沒有參加任何校外培訓。

第二，母親的職業收入較高的中小學生傾向于只參加了學科類校外培訓，或既參加了學科類校外培訓，也參加了非學科類校外培訓。母親的職業是企業或公司中高級管理人員的B值為0.447，P=0.003<0.05，母親的職業是商業與服務業一般職工的B值為0.372，P=0.008<0.05，說明與沒有參加任何校外培訓相比，母親的職業是企業或公司中高級管理人員，或是商業與服務業一般職工的中小學生更傾向于只參加了學科類校外培訓；母親的職業是生產與制造業一般職工的B值為-0.325，P=0.000<0.05，母親的職業是無業、失業、下崗的B值為-0.171，0.044<0.05，說明與只參加了非學科類校外培訓的相比，母親的職業是生產與制造業一般職工，或母親的職業是無業、失業、下崗的中小學生更傾向于沒有參加任何校外培訓；母親的職業是國家機關事業單位人員的B值為0.357，P=0.042<0.05，說明與沒有參加任何校外培訓相比，母親的職業是國家機關事業單位人員的中小學生更傾向于既參加了學科類校外培訓，也參加了非學科類校外培訓。

第三，父親的職業收入較高的中小學生傾向于只參加了學科類校外培訓，只參加了非學科類校外培訓，或既參加了學科類校外培訓，也參加了非學科類校外培訓。父親的職業是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的B值為0.410，P=0.035<0.05，父親的職業是企業或公司中高級管理人員的B值為0.355，P=0.018<0.05，說明與沒有參加任何校外培訓相比，父親的職業是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或是企業/公司中高級管理人員的中小學生更傾向于只參加了學科類校外培訓；父親的職業是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企業/公司中高級管理人員、教師、工程師、醫生、律師、商業與服務業一般職工、個體戶的B值都為正數，P值都小于0.05，說明與沒有參加任何校外培訓相比，父親的職業是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企業/公司中高級管理人員、教師、工程師、醫生、律師、商業與服務業一般職工、個體戶的中小學生更傾向于只參加了非學科類校外培訓；父親的職業是無業、失業、下崗的B值為-0.371，P=0.036<0.05，說明與只參加了非學科類校外培訓相比，父親的職業是無業、失業、下崗的中小學生更傾向于沒有參加任何校外培訓；父親的職業是企業/公司中高級管理人員的B值為0.395，P=0.003<0.05，說明與沒有參加任何校外培訓的相比，父親的職業是企業/公司中高級管理人員的中小學生傾向于既參加了學科類校外培訓，也參加了非學科類校外培訓。

第四，家里的書籍數量為非常少、比較少、一般、比較多的中小學生傾向于沒有參加任何校外培訓。與只參加了非學科類校外培訓的相比，家里的書籍數量為非常少的B值為-0.925，P=0.000<0.05，比較少的B值為-0.669，P=0.000<0.05，一般的B值為-0.506，P=0.000<0.05，比較多的B值為-0.236，P=0.000<0.05，說明相對于家里的書籍數量非常多的中小學生，家里的書籍數量為非常少、比較少、一般、比較多的中小學生傾向于沒有參加任何校外培訓。與既參加了學科類校外培訓，也參加了非學科類校外培訓的相比，家里的書籍數量為非常少的B值為-1.072，P=0.010<0.05，比較少的B值為-1.116，P=0.000<0.05，一般的B值為-0.990，P=0.000<0.05，比較多的B值為-0.487，P=0.000<0.05，說明相對于家里的書籍數量非常多的中小學生，家里的書籍數量為非常少、比較少、一般、比較多的中小學生傾向于沒有參加任何校外培訓。

第五，母親的教育期望較低的中小學生傾向于沒有參加任何校外培訓，母親的教育期望較高的中小學生傾向于只參加了非學科類校外培訓。母親的教育期望是職業中專的B值為-1.669，P=0.033<0.05，說明與只參加了學科類校外培訓相比，母親的教育期望是職業中專的中小學生傾向于沒有參加任何校外培訓。與只參加了非學科類校外培訓相比，母親的教育期望是職業中專的B值為-0.909，P=0.037<0.05，母親的教育期望是碩士的B值為0.376，P=0.034<0.05，說明母親的教育期望是職業中專的中小學生傾向于沒有參加任何校外培訓，母親的教育期望是碩士的中小學生傾向于只參加了非學科類校外培訓。

三、討論與建議

教育生態理論提倡以整體聯動的方式解決教育問題[16]。學生、家長、學校、政府、校外培訓機構等是構成“校外培訓治理”這個教育生態系統的重要主體。各主體緊密合作，協同參與，形成聯動的體系，將有助于持續性治理校外培訓，構建良好的教育生態。

（一）加強監管非學科類校外培訓，持續治理學科類校外培訓

2022年2月，據報道，義務教育階段線下的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減少92.14%，線上的校外培訓機構減少87.07%[17]?！半p減”后，一些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轉向發展非學科類校外培訓[18]，研究結果中，參與非學科類校外培訓的中小學生人數也最多，非學科類校外培訓可能會成為中小學生新的負擔，甚至引起新的“教育內卷”。

2023年9月，教育部頒布《校外培訓行政處罰暫行辦法》，以進一步規范校外培訓行政處罰行為[19]?！半p減”實施以來，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已大幅度減少，但為了鞏固我國學科類校外培訓治理已取得的成果，學科類校外培訓仍然需要持續性治理。新時代，推動基礎教育高質量發展是我國基礎教育的重要任務之一[20]，“減負”也應是一個“提質增效”的過程[21]。學校教育質量不高是中小學生參與學科類校外培訓的原因之一，持續治理學科類校外培訓，學校需要提升課堂教學水平和課后服務質量。提高教師的教育教學水平是提升課堂教學水平的關鍵，相關教育部門和學?？砷_展地域性、校域性的教師培訓需求調查，根據調查結果為教師提供能夠真正滿足實際需要的教師培訓。政府也可以根據實際情況為學校提供學校課后服務教育費用補貼，幫助學校提供高質量的課后服務。

（二）攜手關照家庭文化資本處于弱勢的中小學生，加強指導和支持家長教育

研究結果顯示，“雙減”后，家庭文化資本中的父母的職業收入、母親的教育期望、父母的最高學歷、家里的書籍數量對“雙減”后中小學生參加校外培訓的情況產生了不同程度的顯著性影響?！半p減”實施后，家長們雖然不能再將孩子送入校外培訓機構進行學科類校外培訓，但學歷與文化水平較高的家長有能力親自輔導自己的子女，職業收入較高的家長也比職業收入較低的家長更有經濟能力為孩子提供非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會。

家庭資本有時甚至對校外培訓資源的獲得起著決定性的影響，這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新的教育機會不平等[14]。與家庭文化資本豐富的家庭相比，家庭文化資本處于弱勢的家庭可能處于劣勢，出現不利于良好教育生態建構的“社會階層固化”。教育以人為出發點和歸宿[22]，對于潛在的家庭文化資本在“雙減”后引發新的教育公平危機和社會階層固化問題，學校、政府、校外培訓機構等需要攜手關照家庭文化資本處于弱勢的中小學生，加強指導和支持家長教育。為了充分關照家庭文化資本處于弱勢的中小學生，學校與教師需要積極主動了解家庭文化資本處于弱勢的中小學生在學科類科目學習中遇到的難題并及時給予輔導，政府可為他們捐贈書籍或建立可免費借閱書籍的社區式圖書館，為他們提供可免費參與素質拓展類培養活動，如音樂、體育、舞蹈、美術、科技等的機會。加強指導和支持家長教育，需要注重家長的參與性，提升家長的教育勝任力[23]。政府有關部門和學?？陕撌珠_展針對家庭文化資本處于弱勢學生的家長教育，如邀請家庭教育領域專家學者商議制作易理解、實踐性強的家庭教育系列主題內容相關短視頻，學校教師在班級家長群里適時適量發送短視頻，告知家長在各自的閑暇之余進行觀看。同時，還可開展“家長教育日”活動，以親自走訪的方式，給予不同家長個性化的家長教育指導。學校、政府、社區等還可以聯合舉辦公益性的家長教育指導活動，增強家長注重家庭教育的意識和能力。提升家長教育水平，需要內外部共同努力[24]，家庭文化資本處于弱勢的中小學生及其父母也需要重視家長教育，積極主動地配合和參與“家長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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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杜家和）

*基金項目：湖南省教育科學“十三五”規劃重大委托項目“城鄉家庭教育指導服務體系構建研究”（XJK20ZDWT001）；湖南省“十四五”教育科學研究基地： 教育信息化研究基地（技術應用方向）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