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零問題”到安全化:21世紀以來土耳其對敘利亞外交政策*

楊玉龍

土耳其作為中東地區的傳統強國,其經濟和軍事實力在中東國家中位居前列。1923年進入共和制時代后,土耳其在國家身份定位方面傾向于“脫亞入歐”和追求西方模式現代化,一度游離于中東地區事務之外,地區身份定位不明晰使其地區影響力受到限制。21世紀初以來,埃爾多安政府在其執政初期對內政外交作了方向性調整,其中土耳其和敘利亞關系成為土對外政策變革的重點,兩國關系穩定有助于改善土耳其周邊地緣環境,重塑睦鄰友好國家形象。但是,土耳其政府對外推行“新奧斯曼主義”(Neo-Ottomanism)(1)“新奧斯曼主義”這一術語用以描述土耳其外交政策背后的政治意識形態,從廣義上講,主張尊重土耳其的奧斯曼帝國歷史,推動土耳其共和國在從前奧斯曼帝國曾經統治過的地區進行廣泛的政治參與,采取積極的、進取的,甚至是被稱之為“擴張主義”、“干涉主義”的外交政策。雖然土耳其官方公開拒絕和反對使用“新奧斯曼主義”用來指稱土耳其外交政策,但該術語在學術界已廣泛使用?？傮w來看,“新奧斯曼主義”不僅反映了土耳其對外政策轉型,不再將“脫亞入歐”作為其唯一的外交理念,而且在內政治理方面,逐漸偏離了凱末爾主義理念中的世俗主義等意識形態,也標志著土耳其國家身份認同的多元化。,與其自我標榜的睦鄰友好外交政策存在張力。2012年后,土耳其積極介入中東地區熱點問題,不惜采取軍事干預手段介入敘利亞危機,卷入東地中海地區地緣政治經濟利益的多國競逐。雖然進取型外交政策彰顯了土地區強國影響力,但土耳其綜合國力的有限性使其周邊外交環境出現了安全困境,并未充分實現土耳其預設的國家利益目標。當前外部環境變化迫使土耳其再次調整對外政策,尋求與埃及、以色列、沙特阿拉伯等地區強國改善關系。

本文以21世紀初以來土耳其對敘利亞外交政策為研究主題,力圖通過土耳其對敘政策階段演變概括其三次重大變化調整。從21世紀初土耳其對敘外交政策演進的三個階段切入,分別研究土耳其對敘政策的“零問題”外交、“政權更迭”外交和“安全化”外交的外交議程、實踐措施、調整動因和多重影響,進而評析土耳其對敘外交政策演變的前景,歸納總結兩國關系正?；瘑栴}的主要癥結、地緣因素,探究大國博弈對土敘兩國和解進程的多重影響。

一、 “零問題”睦鄰外交政策(2002～2011年)

2002年,正義與發展黨通過全國選舉一躍成為土耳其議會第一大黨,正發黨執政標志著土耳其傳統外交政策和外交理念的范式轉向,土耳其政府對其傳統親西方外交政策重新定位,復歸國家身份中的中東地區角色,進而提出了“零問題”外交理念,土耳其積極發展睦鄰友好關系,修復周邊外交環境。

(一) 戰略縱深主義地緣政治思想與土耳其對敘“零問題外交”的提出

這一時期,土耳其尚處于議會制外交決策形態,執政黨在對外關系處理方面較為謹慎克制,試圖打造其“溫和伊斯蘭主義”的民主形象,達武特奧盧對正發黨的外交理念塑造、外交政策推行施加了長期影響,確保了正發黨在土耳其政壇站穩腳跟的現實需要。一方面,正發黨仍處于鞏固執政基礎階段,對外政策實施較為克制,對內也主張通過包容方式解決國內民族問題;另一方面,從黨內決策運行機制來看,埃爾多安與其他黨內高層共享對土耳其內政外交的政策制定和決策權力,特別是達武特奧盧就任外交部長和總理時期,他對于土耳其外交的影響是將自身所理解的國際關系學術理念與外交實踐相結合。

2016年后,土耳其逐步確立了總統制外交決策機制,埃爾多安主義在外交決策方面占據絕對優勢地位?？偨y制形成以后,總理不再享有外交決策權,其領導的內閣外交部門主要負責外交政策執行,權力高度集中于埃爾多安總統,達武特奧盧由于政見分歧和權力斗爭失敗最終退出正發黨,兩人對于土耳其內政外交一系列分歧致使正發黨內部爆發了建黨以后最大的一次高層分裂。此后,埃爾多安本人主導著土耳其對外政策的制定和推行,體現了更多他本人的外交思想意志,但從其外交實踐的思路和過程來看,沒有從根本上偏離當年達武特奧盧構想的戰略縱深學說。不過,兩人對如何實現和推行土耳其的大國戰略,有著外交方略上的顯著差異。

2002年埃爾多安政府建立后,在外交方面開始推行“零問題”周邊外交政策,緩和與周邊國家關系,該政策是這一時期土耳其實踐戰略縱深學說的溫和方式,即不干預他國內政或介入地區沖突,強調以經濟交流、文化往來等政策工具推行其外交政策,并帶有顯著的泛伊斯蘭主義色彩。土耳其旨在建設與周邊鄰國之間的和睦外交關系,改善長期以來土耳其與周邊多數鄰國關系不睦的外交現實,緩和其惡劣的地緣政治狀態,消除土耳其的安全焦慮。(10)Ahmet Davutoglu, “Turkey’s Zero-Problems Foreign Policy,” Foreign Policy, May 20, 2010, http://foreig-npolicy.com/2010/05/20/turkeys-zero-problems-foreign-policy/, 上網時間:2022年4月22日。

總體而言,埃爾多安政府推行的“零問題”外交主要有六個方面的基本目標:其一是安全問題,建立土耳其與周邊鄰國的安全互信;其二是經濟融合,加強土耳其與周邊鄰國的經貿往來和聯系,實現區域經濟融合目標;其三是文化交流,構建土耳其與周邊鄰國之間的文化認識,相互尊重;其四是政治合作,構建土耳其與周邊鄰國的政治互信框架,建立安全互信的基石;其五是地區共同體意識,構建土耳其與周邊鄰國的共同地區意識,加強區域合作,推動區域一體化發展;其六是穩定與發展,構建土耳其與周邊鄰國的雙邊穩定關系,實現地區穩定與全面發展的目標。(11)Murat Yeilta and Ali Balc, “A Dictionary of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AK Party Era: A Conceptual Map,” SAM Papers, No. 7, May 2013, p. 15, https://sam.gov.tr/?p=3523, 上網時間:2022年12月11日。

2002年至2011年間,土耳其政府在“零問題”外交政策指導下,逐步與周邊鄰國建立起相對穩定的雙邊關系,改善了周邊地緣環境。在“零問題”外交政策實施過程中,與敘利亞的雙邊外交關系是土外交政策實施的重點方向,土敘關系既關乎土耳其“零問題”外交實踐的具體表現,也是土耳其維護國家安全的現實需要。

(二) 土耳其以經濟外交緩和土敘矛盾

歷史上,土敘兩國關系始終處在“高度敵對”與“冷和平”之間徘徊游移,因而被學界稱之為“敵友之間”狀態。20世紀后半葉土敘兩國關系的結構性矛盾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其一,土敘兩國在哈塔伊地區存在歷史性的領土糾紛。(12)“哈塔伊省”被敘利亞稱為“伊斯坎德倫”(Iskenderun),在奧斯曼帝國時代被稱為“亞歷山大勒塔”(Alexandreatta)。伊斯坎德倫地區傳統意義上被認為屬于“敘利亞”文化地理板塊的一部分,其主體居民也并非是土耳其民族,而是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庫爾德人共同聚居的多元族群區域。在法國委任統治敘利亞時期(1920～1946年),哈塔伊省被法國殖民勢力割讓給土耳其,違背了哈塔伊地區阿拉伯民族和敘利亞阿拉伯民族的政治意愿,使敘利亞阿勒頗地區失去了出?？?。這一領土變更并未得到后來實現獨立的敘利亞政府承認,由此引發了土敘兩國數十年的領土紛爭。其二,土敘兩國對兩河流域水資源利用和分配方式存在嚴重分歧。其三,土敘兩國在庫爾德問題跨界議題處置方面存在深刻的現實矛盾,這是兩國長期處于敵對狀態的主要原因。

1998年土敘危機結束后,土敘兩國關系實現了正?；?但仍處于冷和平狀態。埃爾多安執政后推行的“零問題”周邊外交政策,試圖緩解1998年土敘危機對兩國關系造成的嚴重裂痕,恢復土敘兩國的互信關系。土耳其政府“零問題”周邊外交政策的實施意味著其將擱置對敘利亞的安全化外交議程,(13)Bülent Aras and Rabia Karakaya Polat, “From Conflict to Cooperation: Desecuritization of Turkey’s Relations with Syria and Iran,” Security Dialogue, Vol. 39, No. 5, 2008, p. 498.不再將敘作為國家安全的重大威脅,構建在政治、經濟、安全等層面的雙邊互信關系。具體而言,埃爾多安政府對敘利亞采取了貿易導向和邊界開放的方式,旨在增進兩國經貿關系,消除冷和平狀態。2004年,土敘兩國成立了“聯合經濟委員會”(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JEC),簽署了多項雙邊貿易協定,土耳其企業開始大規模進入敘利亞國內市場。在邊界開放政策方面,2009年土敘兩國實現了公民免除簽證的邊界開放協議,使兩國之間的人員往來日益密切,便利了土敘兩國經濟貿易往來。2006～2010年,土耳其對敘利亞貿易出口量增加了三倍,敘利亞對土耳其貿易出口量從1.8億美元猛增至6.6億美元,(14)Christopher Phillips, “Turkey and Syria,” in Nicholas Kitchen, ed., Turkey’s Global Strategy, LSE IDEA-S Special Report, May 2011, p. 38, http://eprints.lse.ac.uk/id/eprint/43498, 上網時間:2022年12月13日。兩國經貿市場互通已成為中東北非地區經濟重要增長點。

埃爾多安政府對敘外交政策的“零問題”舉措,得到敘利亞政府的積極回應。兩國關系穩定化改善了土耳其周邊外交環境,使數十年沖突不斷的土敘關系得以緩和。埃爾多安政府對敘利亞推行的政策,不僅旨在增進土敘關系的友好發展,還希望通過敘利亞作為南下戰略通道,使土耳其經濟和政治影響力進入東地中海的黎巴嫩、約旦和伊拉克等國家,謀劃以土耳其為核心的東地中海經濟一體化進程。這是當時土耳其重塑地區身份和地區戰略的重要布局。

二、 “政權更迭”外交政策(2012～2016年)

2011年,敘利亞在“阿拉伯之春”的影響下爆發了大規模街頭運動,反對派趁機發動武裝叛亂,大國干預與地緣博弈使敘利亞危機在2012年后全面爆發,危機引發的地緣震動對歐亞地區安全產生深遠影響。埃爾多安政府在中東劇變面前,重新審視土耳其在阿拉伯世界的地區政策和角色身份,“阿拉伯之春”刺激了土耳其在西亞北非地區踐行“新奧斯曼主義”的地區戰略野心。埃爾多安政府認為,阿拉伯國家威權政體或君主制等非民主政體將在此次政治劇變中紛紛垮臺,且自認為是中東地區唯一的伊斯蘭民主國家,有其地區責任領導中東伊斯蘭地區的民主化進程。土耳其試圖追求超越其國家能力的地區強權愿景,不僅沒有為地區穩定和安全秩序構建提供穩定性發展因素,反而加劇了中東地區持續動蕩,使敘利亞等國家深陷代理人戰爭的災難狀態。

(一) 土耳其對敘“政權更迭”政策的地緣政治考量

在敘利亞危機爆發初期,埃爾多安政府通過外交斡旋方式,試圖向巴沙爾政府施壓,迫使后者在敘利亞推行自由化和民主化改革,全面變革敘利亞的政治體制、經濟和社會政策。(15)?mer Tapnar, “Turkey’s Strategic Vision and Syri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5, No. 3, 2012, p. 137.但是,巴沙爾政府面對國內日益嚴峻的政治形勢,并未計劃向國內反對派勢力妥協,敘利亞危機由于外部干預和大國博弈等因素迅速滑向大規模軍事沖突的災難狀態。

埃爾多安政府在確立對敘“政權更迭”政策的過程中,(16)參見Salim ?evik,“Obstacles to a Turkey-Syria Reconciliation,” Arab Center Washington DC, March 29, 2023, https://ar￣ab￣centerdc.org/resource/obstacles-to-a-turkey-syria-reconciliation/,上網時間:2023年4月13日。充分考量了中東地區地緣形勢變化以及土耳其的地區角色,做出拋棄敘利亞現政權的戰略決策。

第一,土耳其試圖與海灣阿拉伯國家協調對敘“政權更迭”政策,拉攏沙特阿拉伯、阿聯酋等國,雙方在對敘外交政策方面有著較為一致的利益共同點。土耳其政府力圖增強在阿拉伯世界更為顯著的政治影響力,并借機拉攏沙特阿拉伯、卡塔爾等海合會國家。在敘利亞問題方面,土耳其政府判斷阿拉伯世界遜尼派國家會對敘利亞采取“政權更迭”的政治立場,土耳其不希望在敘利亞問題方面加大與阿盟主要國家的政治分歧。(17)Tark “The ‘Arab Spring’ and the Rise of the 2.0 Version of Turkey’s ‘Zero Problems with Neighbors’ Policy,” SAM Papers, No. 1, 2012, p. 6, https://sam.gov.tr/?p=2494, 上網時間:2022年12月15日。

第三,土耳其政府誤判敘利亞內戰的發展趨勢,選擇了“政權更迭”的對敘政策。敘利亞危機爆發初期,土耳其政府及其軍方判定巴沙爾政府將類似于利比亞、也門等國家的前政府而迅速倒臺,因而執行“政權更迭”對敘政策不會產生較大軍事阻力和經濟成本,并迅速選定了敘利亞自由軍(Syria Free Army, SFA)等組織作為土耳其在敘境內的代理人。但巴沙爾政權并未像土耳其戰略判斷的那么腐朽和脆弱,戰略誤判導致土耳其對敘政策調整的重大外交失敗,使土耳其深陷敘利亞內戰泥潭。此外,土耳其也未能預判到敘利亞境內庫爾德武裝力量會成為內戰角逐的核心角色。受敘利亞內戰影響,庫工黨武裝及其分支組織(即 “敘利亞庫爾德民主聯盟黨”(Democratic Union Party, PYD,以下簡稱“庫民聯黨”),(19)敘利亞庫爾德民主聯盟黨是活躍于敘利亞東北部地區的庫爾德族武裝力量的政黨組織。該政黨及其高層人員與土耳其庫工黨存在密切關聯,被土耳其政府認定為庫工黨分支組織,因而在性質上被土政府列為“恐怖主義”組織。但是,關于該政黨及其武裝是否屬于庫工黨分支,在學界也存在不同看法的爭議。該組織因其抗擊極端組織的軍事成就,被美國等西方國家倚重。在敘北地區迅速躍升為主導型的軍事安全力量,并與美國政府合作共同打擊極端組織“伊斯蘭國”,進而對土耳其國家安全利益產生了嚴重威脅。在俄羅斯公開宣布軍事介入敘利亞危機后,敘利亞內戰局勢一舉扭轉,土耳其對敘“政權更迭”政策已喪失現實可能性。

(二) “政權更迭”政策的消極后果

埃爾多安政府對敘推行的“政權更迭”外交政策不僅未能達成戰略預設目標,還惡化了土耳其周邊地緣政治環境,使安全議程再次成為土耳其對敘政策中最為關切的戰略目標。

首先,土耳其對敘“政權更迭”外交政策使伊朗和俄羅斯與土耳其之間產生了較為嚴重的戰略目標沖突。特別是伊朗政府對土政策較為強硬,土伊兩國在敘境內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軍事摩擦隱患,而俄羅斯在軍事介入敘利亞內戰后,也與土耳其產生了地緣戰略目標沖突,埃爾多安政府的對敘政策惡化了與兩大鄰國之間的穩定關系,“零問題”周邊外交政策已名存實亡。

其次,埃爾多安政府對敘“政權更迭”政策及其軍事干預主義引起國際社會批評。2011年土耳其對敘政策正式確立為“政權更迭”后,在政治和軍事上支持敘利亞自由軍等政治與軍事反對派。(20)Raymond Hinnebusch, “Back to Enmity. Turkey-Syria Relations Since the Syrian Uprising,” Journal of German Orient Institute, Vol. 56, No. 1, 2015, p. 18.2014年后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在敘利亞中東部地區的快速發展,致使敘利亞內戰局勢更趨復雜化和激烈化。對此,國際社會質疑土耳其對敘政策政治目標的合理性及其影響,“不負責任”的地區政策使土耳其試圖樹立的“土耳其模式”形象在阿拉伯世界受到嚴重挫折。(21)Jean-Loup Samaa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urkish Model’ in the Arab World,” Turkish Policy Quarterly, Fall 2013, p. 66, http://turkishpolicy.com/article/647/the-rise-and-fall-of-theturkish-model-in-the-arab-world-fall-2013, 上網時間:2022年12月15日。

再次,“政權更迭”政策間接地給予了敘庫爾德武裝力量發展空間,使土耳其國家安全出現嚴重隱患。21世紀初以來,“敘利亞庫民聯黨”在敘境內逐漸發展壯大,與庫工黨武裝及其領導人阿卜杜拉·奧賈蘭(Abdullah ?calan)存在密切聯系,其政治意識形態基本以奧賈蘭的“民主邦聯主義”(Democratic Confederalism)政治思想為軸心而構建,土耳其軍方認定其為庫工黨武裝分支組織。(22)楊玉龍:《現代中東庫爾德政黨研究:起源、嬗變和現實》,西北大學2019級博士學位論文,第259-268頁。內戰爆發后敘東部地區出現的權力真空為庫民聯黨在政治和軍事上的躍遷式發展提供了充分空間。由此,庫民黨聯組建了一支名為“人民保衛軍”(People Protection Units, YPG)的庫爾德民兵武裝力量,并成長為抗擊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勢力的敘境內主要武裝,得到了美國政府公開的軍事援助。2015年10月,庫民聯黨在敘北地區建立“敘利亞民主軍”(Syrian Democratic Forces, SDF),庫爾德武裝勢力已基本控制了敘東北部地區,這一形勢變化促使土耳其政府重新審視其對敘政策的戰略目標及其影響。

最后,土耳其政府對敘“政權更迭”政策加劇了敘利亞難民危機,而難民危機又直接地沖擊了土耳其社會經濟和國內安全,使土耳其被迫接納數百萬敘利亞難民,深陷敘利亞危機泥潭而無法脫身。自2011年敘利亞危機爆發后,前后約有400萬敘利亞難民涌入土耳其境內,(23)Selin Akyuz and Ozgun Tursun, “When Syrian ‘Girls’Meet Turkish ‘Boys’: Mapping Genereded Stories of Mixed Marriages,”Middle East Critique, Vol.28, No.1, 2019, pp. 29-49.對土耳其社會、經濟、安全均造成了強烈沖擊。

三、 “安全化”外交議程(2016年以來)

2016年后土耳其政府對敘外交政策的調整是建立在國內外形勢發生諸多變化的基礎之上的被動性改變,以適應中東地區地緣政治變動的新形勢。在“安全化”外交轉型過程中,(24)Rahmouni Fatima Zahra,“Securitization and De-securitization: Turkey-Syria Relations Since the Syrian Crisis,” Asian Journal of Middle East and Islamic Studies, Vol.11, No.2, 2017, pp. 27-39.土耳其充分考慮了中東地緣形勢變化和敘利亞沖突格局變動等因素;在“政權更迭”對敘政策失敗的現實條件下,迅速調整其外交方位,以跨境軍事行動和大國協調機制并行方式確保其在敘利亞的相關國家利益,并與域內外大國展開了新一輪激烈的地緣利益競逐。

(一) 土耳其對敘外交政策調整的動因

隨著土耳其對敘“政權更迭”政策破產,俄羅斯和伊朗對敘利亞問題的強勢介入徹底打破了先前的權力格局,域內外大國也紛紛以“反恐”為名義介入敘利亞危機。這就迫使土耳其政府迅速調整其對敘外交政策,重新將“安全化”議程作為其對敘政策的首要目標,并積極與俄羅斯、伊朗等國家行為體進行政策協調,進而形成了關于大國協調敘利亞問題的阿斯塔納機制。在行為動機的闡釋方面,土耳其調整對敘外交政策主要出于多重國內因素考慮和外部形勢變化,根本目標是維護土耳其國家安全利益,防止敘庫爾德武裝問題擴散外溢至土耳其國內。土耳其對敘外交政策調整主要基于以下動因。

第二,地緣政治和安全格局變動。2015年以來,中東地區地緣政治的重大變化迫使土耳其在對敘政策需要改弦易張,“政權更迭”政策事實上已經破產。2015年俄羅斯軍事介入敘利亞戰場從根本上改變了敘內戰格局,巴沙爾政權轉危為安,重新掌握了戰場主動權,反對派武裝和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等勢力節節敗退,“政權更迭”政策已失去了現實基礎。在中東地緣政治方面,埃及實現了政權更迭,與沙特阿拉伯、阿聯酋聯結為更為緊密的準聯盟關系,阿拉伯世界并未接受土耳其鼓吹的所謂“土耳其模式”的民主。

第三,敘利亞庫爾德問題的變化。該問題的復雜化趨勢產生的直接和潛在外溢風險已危害到土耳其國家安全利益,對敘政策的 “安全化”轉向是較為急迫的軍事安全策略,也是土耳其對敘政策的傳統手段。在土耳其推行對敘“政權更迭”政策失敗的同時,抗擊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敘利亞庫爾德武裝力量在美國支持下迅速發展為敘境內的主要軍事組織,并控制了敘東部大片地區和關鍵性軍事和經濟重鎮,其領土控制面積僅次于巴沙爾政府,其羅賈瓦(Rojava)(26)“羅賈瓦”意指敘利亞庫爾德斯坦,即“敘利亞北部和東部自治行政當局”(Autonomous Administration of North and East Syria),是敘利亞東北部事實上的自治區,該自治區事實上由庫民聯黨及其武裝力量控制。該組織奉行阿卜杜拉·奧賈蘭的政治思想學說,與庫工黨有著千絲萬縷的思想、政治和人員聯系。隨著庫民聯黨在敘東北部地區建立自治政府,并逐步擴大其領土控制范圍,對土耳其一側的庫爾德人聚居區的影響力日增,被埃爾多安政府認為是危害土耳其國家安全與領土完整的首要威脅。地方自治體系的形成已具有許多準國家功能,因而被土耳其認定為國家安全與領土完整的主要威脅。(27)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庫爾德問題一直是土耳其國家安全與領土完整的首要威脅,由庫工黨引發的國內沖突在80年代幾乎發展為一場“準內戰”,致使土耳其東南部地區經濟社會發展遭到嚴重破壞。1999年,庫工黨領導人奧賈蘭被捕后,庫工黨在土耳其暫時進入低潮期,并進入組織轉型階段。一方面,庫工黨在土耳其國內謀求通過政治合法化進入議會政治;另一方面,庫工黨在伊拉克、敘利亞建立起松散的傘狀分支組織,其中敘利亞庫民聯黨被土耳其政府認定為庫工黨的跨國主要分支組織。因此,在敘利亞庫民聯黨發展為重要的軍事政治派別后,土耳其政府已充分意識到其現實的國家安全威脅。埃爾多安政府決心將“安全化”作為對敘政策的重心,其中,打擊乃至消滅敘利亞庫民聯黨及其武裝力量,成為土耳其對敘政策的主要目標和實施方向。由此,埃爾多安政府對敘政策的“安全化”調整不僅是外部形勢變化的結果,也是其國家安全戰略的必然訴求。

第五,土耳其與美國的聯盟關系幾近破裂。土耳其對敘“安全化”政策轉向是土美兩國在敘利亞問題等議題利益分歧沖突化的結果之一,并導致土美關系繼續下行,土美同盟關系事實上已經瓦解。一方面,作為北約成員的土美兩國關系近年來齟齬不斷,美國在敘利亞政策方面依托庫爾德武裝力量打擊極端主義勢力,不惜犧牲與土耳其的外交信任關系;另一方面,埃爾多安政府對美國支持敘庫爾德武裝極為不滿,兩國在敘利亞庫爾德問題方面的政策分歧升級為利益沖突,而土耳其也缺少軍事選項之外的其他手段去制衡、削弱敘庫爾德武裝力量的發展。2023年3月初,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米利突訪敘利亞庫區,這表明美國短期內并未打算收回對敘利亞庫爾德武裝的支持,美土兩國在敘利亞庫爾德問題方面的利益之爭仍將持續。

(二) 土耳其軍事干預主義的升級及其安全預期目標的效度

2016～2022年,土耳其對敘政策的“安全化”議程主要以跨境軍事行動為主要表現形式,(30)土耳其的“安全區政策”主要通過跨境軍事行動完成。2016～2022年期間,土耳其軍隊共計實施了五次大規?？缇耻娛滦袆?建立了一條將土敘邊界部分隔離的安全區,以阻止敘庫爾德武裝力量向土耳其方向滲透,并繼續不定期地跨境打擊敘利亞和伊拉克境內的庫爾德武裝軍事目標?！鞍踩珔^政策”是其對敘軍事行動核心理念。(31)Erwin Van Veen and Jan Van Leeuwen, “Turkey in Northwestern Syria: Rebuilding Empire at the Margins,”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9, pp. 1-8, https://www.clingendael.org/sites/default/files/2020-1/Policy_Brief_Turkey_in_Northwestern_Syria.pdf,上網時間:2023年4月11日。土耳其政府推行的“安全區政策”使其代理人組織更加穩固地控制了敘利亞西北部地區,使土敘邊界西部地帶成為土耳其控制之下的“國中之國”。土耳其政府不僅將庫爾德武裝逐出土敘邊界,還在敘利亞西北部邊界地帶形成了受其全面影響和控制的獨立行政區。在這些獨立行政區,土耳其通過其政治代理人“敘利亞全國聯盟”(Syrian National Coalition, SNC)行使基本的行政、司法等地方政府職能,軍事上依靠“敘利亞國民軍”(Syrian National Army, SNA)維持地方安全,并參與土耳其在敘利亞境內的軍事行動。(32)Erwin Van Veen and Jan Van Leeuwen, “Turkey in Northwestern Syria: Rebuilding Empire at the Margins,”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RU Policy Brief, June 2019, pp. 2-3, https://www.clingendael.org/sites/default/files/2020-01/Policy_Brief_Turkey_in_Nor￣thwestern_Syria.pdf,上網時間:2023年4月11日。

根據2016～2022年土耳其對敘發動的五次軍事行動結果來看,其軍事戰略目標大部分得到實現,對敘政策的“安全化”議程基本實現預期目標。雖然存在美國、俄羅斯等大國的干涉與掣肘,土耳其還是基本完成了土敘邊界地帶的安全區設立與隔離,消除了土耳其境內庫工黨分子與敘利亞庫爾德武裝之間的陸上聯系,降低了土耳南部地區安全隱患。但土耳其在敘利亞境內軍事行動受制于俄羅斯和伊朗,中短期內消滅敘利亞庫爾德武裝及其自治區并不現實。

(三) “安全化”外交議程與土耳其在阿斯塔納大國協調機制中的參與

在“政權更迭”政策失敗的現實下,土耳其、海灣阿拉伯國家、法國、美國等域內外各方勢力在2016年前后已放棄推翻巴沙爾政府的預期目標,轉而采取了符合各方利益的新對策。在內外因素共同影響下,“安全化”外交是土耳其當時較為現實的對敘政策選項,但敘利亞內戰博弈各方力量格局變化,使土對敘政策推行不可避免地受到俄羅斯和伊朗兩國的制約,這就為阿斯塔納三國協調機制的建立提供了條件。

2017年后逐步形成的敘利亞問題阿斯塔納和談進程確保了敘利亞沖突各方建立起利益協調和沖突風險控制的大國協調機制,土耳其借此鞏固了在敘土邊界及敘西北部地區的代理人組織網絡,降低了與俄羅斯、伊朗之間利益分歧沖突化的風險。從實際效果來看,阿斯塔納機制至少通過沖突降級區設置緩解了敘利亞人道主義危機,控制了政府軍與反對派武裝之間沖突所造成的災難性后果。在打擊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勢力方面,土耳其與俄羅斯和伊朗協調立場、相互配合,聯合打擊“伊斯蘭國”等極端組織。

從利益分歧角度來看,土耳其在阿斯塔納機制參與進程中堅持對伊德利卜地區的間接控制,并要求跨境打擊敘庫爾德武裝力量,在這些議題方面與俄羅斯、伊朗存在立場分歧,但土俄伊三國在敘利亞問題方面的利益分歧處于可控范圍內。在伊德利卜問題方面,土耳其不僅支持著該地區的多個反對派武裝力量,也拒絕將周邊多個地區控制權歸返巴沙爾政府,(33)Samuel Ramani, “Russia’s Efforts to Expand the Astana Process in Syria,” Middle East Institute, October 7, 2019, https://www.mei.edu/publications/russias-efforts-expand-astana-process-syria, 上網時間:2023年3月29日。而俄羅斯方面一直支持敘利亞政府軍收復反對派武裝控制區。在敘利亞庫爾德武裝地位問題方面,土耳其力圖通過跨境軍事行動消滅被其認定的“恐怖主義組織”,但遭到俄羅斯、伊朗和美國等大國掣肘反對。因此,阿斯塔納機制的和平談判進程有效維持了敘利亞境內的相對穩定局面,結束了大規模戰亂狀態,但三國之間分歧仍存。而阿斯塔納機制最為主要的障礙即土敘關系難以恢復,這使得敘利亞問題距離最終解決仍面臨許多不確定性。

總之,長期深陷敘利亞問題泥潭并不符合土耳其國家利益需要,也無助于改善埃爾多安政府的國內民意支持基礎。因此,在“安全化”外交理念整體不變的基礎下,土耳其改善與敘利亞官方外交關系的政治需要更符合當前地區形勢和緩的大趨勢。(34)Marco Mossad, “Is Turkey Headed Toward a Rapprochement with Syria?,” Inkstick Media, January 20, 2023, https://inkstickmedia.com/is-turkey-headed-toward-a-rapprochement-with-syria/, 上網時間:2023年2月14日。

四、 “安全化”議程影響下“再接觸”外交前景

2023年初以來,在俄羅斯政府積極斡旋運作之下,土耳其、伊朗、敘利亞外交部門頻繁互動。2023年5月10日,俄土伊敘四國在莫斯科召開外長級會談,為土敘兩國關系正?；於诵碌幕A。不過,此次土敘政府高級官員公開接觸之后,兩國并未實現進一步的和解行動。2023年8月初,敘利亞巴沙爾總統罕見地在接受阿拉伯媒體采訪時公開批評土耳其是敘利亞境內“恐怖主義”組織的背后支持力量。這些政治信號反映出當前土敘兩國關系存在的結構性矛盾,兩國元首的直接會晤仍有相當的政治距離,土耳其依然堅持將“安全化”政策作為其對敘外交的主要選項。

(一) 土敘兩國關系正?；闹饕?/h3>

目前,埃爾多安政府仍然將“安全化”作為其對敘利亞外交政策的首要戰略,所謂的土敘和解服務于土耳其“安全化”對敘外交的基本目標,分別為國家反恐和保障邊境安全等訴求,而敘利亞難民問題對土耳其國內政治已造成了多方面影響,這些議題都迫使埃爾多安政府亟需結束對巴沙爾政府的敵視性外交政策。

首先,土耳其針對敘利亞庫爾德武裝力量推行的國家反恐戰略面臨著多方掣肘和阻礙,土耳其軍方試圖消滅敘利亞庫爾德武裝的戰略目的難以實現。2023年初以來,土耳其軍方意圖占領科巴尼、曼比季等敘利亞東北部庫區戰略要地的新一輪跨境軍事行動計劃,遭到了美國、俄羅斯等大國反對和阻攔。(35)Charles Lister, “Turkish-Syrian Re-engagement: Drivers, Limitations, and US Policy Implications,” Middle East Institute, January 18, 2023, https://www.mei.edu/publications/turkish-syrian-re-engagement-drivers-limitations-and-us-policy-implications, 上網時間:2023年2月17日。在當前中東和解浪潮的形勢下,土耳其一意孤行地對敘北地區發起大規模軍事行動,僅遭到美國、俄羅斯和伊朗的反對,也難以被國際社會和阿拉伯國家認可,并且將對土敘關系正?；斐筛鼑乐氐奈：?。土耳其公然侵犯敘利亞領土,在敘利亞境內建立所謂的“安全區”,遙控伊德利卜地區的反對派武裝,不符合敘利亞國家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的國際法基本原則,并加劇了敘利亞國內局勢的動蕩。

其次,土耳其在敘利亞伊德利卜等地區扶持軍事反對派勢力,支持敘利亞國民軍等反對派組織,以代理人身份干涉敘利亞內政,嚴重危害了敘利亞領土統一與國家安全,這是當前土敘兩國外交和政治矛盾的核心議題。因此,巴沙爾政府在2023年初的土敘兩國莫斯科會議后要求土耳其軍隊全面撤出敘利亞,不再支持反對派組織,這一點能否實現將直接關系到土敘兩國關系的前景。(36)“Syria’s Assad Ties Rapprochement with Turkey to ‘End of Occupation’,” Fars News Agency, January 13 , 2023, https://www.farsnews.ir/en/news/14011023000349/Syria%E2%80%99s-Assad-Ties-Rapprchemen-wih-Trke-y-%27End-f-Occpain%27, 上網時間:2023年1月18日。

近年來,沙姆解放組織在土耳其的庇護下,在敘西北部地區不斷向其他反對派勢力發動軍事行動,造成伊德利卜等地區動蕩不安,在土敘兩國可能的和解進程背景下,這些軍事和政治反對派最為堅決地反對土敘和解。(37)Sinem Cengiz, “Syria’s Stakeholders Divided over Turkiye Rapprochement,” Arab News, January 6 , 2023, https://www.arabnews.com/node/2227671, 上網時間:2023年2月15日。以沙姆解放組織等為代表的軍事反對派力量將成為阻礙甚至是破壞敘利亞國內和平與統一的重大障礙。從現實角度分析,埃爾多安政府對該地區苦心經營十多年,培植和扶持了一批反對派武裝力量,即使未來土敘兩國實現外交和解,土耳其也不會輕易從敘西北部地區撤軍,放棄其精心培植的代理人武裝組織。(38)Emily Milliken and Giorgio Cafiero, “Where Would Rapprochement Between Turkey and Syria Leave the Syrian Opposition?,” Democracy for the Arab World Now, January 27, 2023, https://dawnmena.org/where-woul-d-rapprochement-between-turkey-and-syria-leave-the-syrian-oppo￣si￣tion/, 上網時間:2023年2月15日。

當前,伊德利卜問題已成為土敘兩國之間的核心矛盾之一,對土耳其邊境安全、遣返難民、反恐戰略、改善對外關系等造成了消極影響。土耳其支持的代理人武裝力量敘利亞國民軍,實際上是由各種不同意識形態和領導層控制的軍事武裝力量支配,(39)這些相互獨立、互不統屬甚至是相互敵對的軍事政治派別,包括“蘇丹蘇萊曼沙阿旅”(Sultan Suleiman Shah Brigade, SSSB)、“哈姆扎師”(Al-Hamzah Division, HD)、“黎凡特陣線”(The Levant Front, LF)等各派組織,雖然被統稱為敘利亞國民軍,但實際上是擁兵自重的地方軍閥勢力。參見Orwa Ajjoub, “HTS, Turkey, and the Future of Syria’s North,” Middle East Institute, October 26, 2022, https://www.mei.edu/publi-cations/hts-turkey-and-future-syrias-north, 上網時間:2023年1月15日。彼此之間互不統屬。這些相互敵對的軍事派別多年來不斷內訌,對土耳其試圖構建的“安全化”邊境政策造成了嚴重破壞。在沙姆解放組織軍事力量不斷擴大下,敘利亞西北部地區正在被重新整合為新的地方秩序,沙姆解放組織在敘西北地區統治力量的加強,恐將成為一顆會引發地區局勢不穩定的“定時炸彈”。

再次,敘利亞難民遣返問題也是土敘兩國矛盾紛爭的核心議題之一,并對土耳其國內政治造成了顯著影響。近兩年來,土耳其國內通脹問題始終難以消解,社會經濟不穩定使許多反對政黨和民意將難民問題作為政治話題加以公開化。輿論認為,敘利亞難民加劇了土耳其社會經濟負擔,造成了更嚴重的失業和犯罪問題,要求遣返敘利亞難民的呼聲不斷發酵。包括共和人民黨、好黨等土耳其反對黨將社會經濟困難歸咎于敘利亞難民問題,并指責埃爾多安政府收容數百萬敘利亞難民。難民問題已經成為影響土耳其國內政治走向的重要議題,迫使埃爾多安政府采取多重手段嘗試驅使敘利亞難民離開土耳其,包括建立所謂安全區地帶和強制遣返難民。但由于敘利亞北部地區持續動蕩不安,仍有大量敘利亞平民試圖越境逃亡至土耳其等國家,難民遣返工作收效甚微。

(二) 土耳其推進對敘“再接觸”政策的主要動因

首先,土耳其推行對敘“再接觸”外交是其當下對外緩和的重要組成部分,服務于埃爾多安對當前中東地區形勢變化的戰略判斷。2022年以來,土耳其對外推行緩和政策,修補與埃及、阿聯酋、沙特阿拉伯、以色列等中東地區大國的外交關系。綜合來看,埃爾多安通過緩和外交力圖改善周邊政治環境,改變與其他中東地區大國的對立關系或冷和平外交狀態,積極吸引海灣石油大國的經濟投資。這是對過去十年土耳其地區外交政策的修補,也是在迎合當前中東地區和解浪潮的形勢變化,順勢而為地拓展土耳其中東外交的發展空間,修復其日益惡化的周邊外交環境。但是,對外緩和政策的實施并不意味著埃爾多安放棄了先前所堅持的積極進取型外交政策,土耳其對于東地中海油氣資源爭奪、利比亞危機干涉、敘利亞問題干預、高加索地區事務介入等既有政策不會產生根本性調整。當前,對外緩和政策是為了解決土耳其面臨的內外困境,而不是外交戰略層面的掉頭轉向。因此,土耳其在實施對敘“再接觸”外交過程中,不會輕易放棄對敘利亞問題的干預政策,改變其防御性“安全化”外交理念。(40)Christopher Phillips, “Turkey’s Diplomacy Drive: Is This ‘Zero Problems’ 2.0?,” Middle East Eye,February 3, 2023, https://www.middleeasteye.net/opinion/turkey-diplomacy-drive-zero-problems, 上網時間:2023年3月28日。

其次,埃爾多安政府對敘“再接觸”外交議程從短期策略來看服務于正發黨的選舉政治需要,對沖反對派政黨聯盟的批評聲浪。土耳其國內輿論對于“安全區政策”、跨境打擊庫族武裝持支持態度,這是埃爾多安順應國內民粹主義情緒的表現;但土耳其社會普遍對土敘兩國長期對立持懷疑態度,特別是敘利亞大規模戰亂引發的難民危機,使土耳其社會經濟苦不堪言,民眾和輿論普遍要求土敘兩國應當邁向和解進程,解決敘利亞難民的回歸安置問題。埃爾多安政府當前的對外緩和政策及對敘外交接觸策略,服務于正發黨的選舉政治需要,積極回應社會輿論對于緩和對敘政策、妥善解決難民問題的民意。在總統大選勝利后,埃爾多安還需要進一步落實其選舉承諾,夯實民意基礎,為2024年土耳其地方市政選舉打好基礎。

最后,埃爾多安政府實施對敘“再接觸”政策的主要目標是解決難民遣返問題。滯留土耳其境內的敘利亞難民問題已成為土社會治理痼疾,沒有敘利亞政府參與下的難民遣返和安置等工作難以成功。(41)Kamal Alam, “Why Erdogan Needs Assad More Than Ever,” Middle East Eye, August 19, 2022, htttp://www.middleeasteye.net/opinion/why-erdogan-needs-assad-more-ever, 上網時間:2023年3月22日。一是敘利亞北部不穩定的安全形勢使難民家庭拒絕回國,特別是土耳其規劃的所謂安全區地帶并無安全可言;二是土耳其政府在敘利亞西北部扶持的反對派組織造成的伊德利卜問題已經長期化,該問題引發的多輪沖突還造成了新的難民潮;三是土敘兩國缺乏官方外交和雙邊合作機制,土耳其境內數百萬難民的龐大遣返計劃,如果沒有敘利亞政府的協調配合,其實施機制、過程和結果將面臨著許多困難。而對于敘利亞政府來說,在土耳其沒有將軍隊撤出敘利亞領土并停止扶持反對派武裝政策之前,實現兩國在難民遣返方面的合作可能也并不現實。

五、 大國博弈對土敘兩國和解進程的多重影響

地緣政治競爭深度影響土敘兩國關系正?；l展進程,俄羅斯、美國、伊朗等域內外大國仍保持著對敘利亞問題的大國競逐,敘利亞問題政治解決走向很大程度上受到這些大國之間利益關系競爭的影響,巴沙爾政府對外關系的國家利益驅動能力受到各大國博弈制約。從大國博弈敘利亞的力量對比結果來看,俄土伊三國協調機制將對敘利亞問題政治解決進程產生主導性影響,而土敘兩國關系正?；瘜⒊蔀榻鉀Q敘利亞問題、實現和平的關鍵性變量。

第一,俄羅斯正在試圖通過大國協調方式推動土敘兩國外交和解進程,并將伊朗納入談判進程,從而確保俄羅斯在敘利亞的戰略利益。就當前土敘關系正?；h題而論,俄羅斯試圖充當調解人居中斡旋,促使土敘兩國走向和解。土敘和解符合俄羅斯的中東戰略利益,并有助于弱化美國在敘利亞影響力。而土敘兩國關系正?；鉀Q兩國久拖不決的紛爭,可以減少俄羅斯對敘利亞的軍事投入,將更多軍事資源投入俄烏沖突戰場,而在外交方面,也有助于拉攏土耳其向俄羅斯靠攏,加大北約集團內部分裂。

俄羅斯試圖主導敘利亞問題政治解決進程,加快土敘外交和解,與普京政府當前在俄烏沖突中的不利局面有著重要關聯。自2015年俄羅斯軍事介入敘利亞危機以來,俄羅斯在敘利亞長期保持一定規模的軍事資源投入,并源源不斷向敘利亞政府提供維系其政權穩定的經濟、軍事等援助。但在俄烏沖突爆發一年多后,俄羅斯相關軍事資源被嚴重消耗,被迫將其部署在敘利亞境內的部分空軍、導彈防御系統和常規部隊等關鍵軍事資源轉移回國內,其對敘利亞長期提供的經濟援助也趨于停頓。(42)Nikita Smagin, “Moscow’s Original ‘Special Operation’: Why Russia Is Staying in Syria,”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February 7, 2023,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politika/88958, 上網時間:2023年3月30日。因此,俄羅斯政府當前的外交優先事務是如何解決俄烏沖突問題,現實條件下不具備持續向敘利亞投入大量戰略資源的意愿和能力。而破解敘利亞問題政治解決進程的關鍵變量即實現土耳其對敘政策調整,結束兩國敵對狀態。2023年5月10日,俄土伊敘四國莫斯科外長會議成功召開,四國一致同意為土敘兩國關系正?；贫ň唧w的路線圖,俄羅斯和伊朗將扮演第三方調解斡旋的角色。(43)Raúl Redondo, “Turkey and Syria Move Towards Normalisation of Relations,” Atalayar, May 10, 2023, https://www.atalayar.com/en/articulo/politics/turkey-and-syria-move-towards-normalisation-of-relations/20230510163141184540.html,上網時間:2023年08月10日。

需要指出的是,俄羅斯始終將敘利亞作為其戰略資產而加以經營,土敘和解結果并不意味著俄羅斯會選擇從敘利亞戰略退出。(44)在2023年3月16日敘利亞總統巴沙爾訪問莫斯科期間,俄敘兩國就雙邊軍事合作達成了新的共識。俄羅斯不僅將繼續使用赫梅米姆空軍基地和塔爾圖斯海軍基地,還將使用阿勒頗以東的賈拉赫空軍基地。巴沙爾總統對俄未來擴大在敘軍事基地規模、增加軍隊人數表示歡迎。普京政府當前對敘政策主要是順應中東地區和解進程,削減對敘戰略投入資源。俄敘兩國準聯盟外交關系仍將牢不可破,俄羅斯在敘利亞的軍事存在將得到長期維護,以塔爾圖斯港海軍基地和赫梅米姆空軍基地為核心的相關軍事設施將確保俄羅斯對敘利亞及東地中海地區保持長期的軍事威懾力量。(45)“Assad Welcomes New Russian Bases in Syria after Putin Meeting,” Al Jazeera, March 16, 2023,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3/3/16/assad-will-welcome-new-russian-military-hases-in-syria, 上網時間:2023年4月1日。

第二,伊朗作為敘利亞數十年以來的準聯盟外交合作方,是敘利亞對外安全合作的重要戰略支撐,伊朗政府對于敘利亞問題的相關政策及其在土敘和解關系中的態度也將產生重要影響。當前,伊朗政府對于敘利亞問題的主要戰略關切是避免伊朗對敘外交影響的邊緣化,并反對由俄土兩國單獨主導敘利亞問題政治解決進程,將阿斯塔納機制形成的俄土伊協調機制弱化。在2023年初土敘兩國莫斯科會議初步實現外交接觸后,伊朗公開對沒有被邀請參會感到不滿。(46)Sinem Cengiz, “Iran Won’t Be Sidelined by Turkiye-Syria Warmth,” Arab News, January 13, 2023, https://www.arabnews.com/node/2232011, 上網時間:2023年2月5日。2023年4月5日,俄土伊敘四國莫斯科副外長級會議成功舉行閉門會議,雖未發表相關會議公報,但伊朗被納入和談進程。這表明,伊朗在土敘和解進程中避免被邊緣化方面取得了顯著進展。

對于土敘兩國的“再接觸”及其關系正?；M程,伊朗政府樂于看到土敘兩國關系正?；瘞淼姆e極效應,即穩定敘利亞巴沙爾政權的統治基礎,這將有助于恢復該地區安全秩序,繼續聯合敘利亞對抗以色列。(47)Menekse Tokyay, “Uninvited to Moscow Meeting about Syria, Iran Appears Dismayed,” Arab News, January 3, 2023, https://www.arabnews.com/node/2226231/middle-east, 上網時間:2023年2月15日。伊朗在未來可能會加強謀求參與該和解進程的外交角色,從維護自身利益角度推動土敘兩國實現外交和解。隨著土耳其與伊朗兩國合作關系的發展,將直接有助于推動土敘兩國關系正?；?發揮伊朗的第三方斡旋作用。(48)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July 6, 2023, 上網時間:2023年8月9日。從2023年初以來美伊兩國在敘利亞境內的軍事沖突來看,美伊博弈敘利亞及其代理人沖突很可能將長期化,并在伊拉克等中東地區國家繼續維持激烈爭奪。俄土伊三國敘利亞問題協調機制的實現,將有助于維持敘利亞北部地區安全秩序的生成。

第三,以沙特阿拉伯和埃及為代表的阿拉伯世界主要大國在中東地區和解潮背景下,無意于對敘利亞保持集體孤立政策。將敘利亞重新納入阿拉伯世界,符合當前沙伊外交和解環境下的地區格局變化。2023年4月初,敘利亞與埃及、沙特阿拉伯先后實現了外交破冰。敘利亞外長費薩爾·梅克達德(Faisal Mekdad)時隔十多年訪問埃及,這標志著敘埃兩國外交接觸的突破性進展。(49)Aidan Lewis, “Egypt and Syria Commit to Closer Ties as Foreign Minister Visits Cairo,” Reuters, April 1, 2023, https://www.reuters.com/world/syria-foreign-minister-makes-first-Egypt-visit-more-than-decade-2023-04-01/,上網時間:2023年4月7日。

2023年5月召開的阿盟峰會及其通過的《吉達宣言》,成為敘利亞重返阿拉伯世界的重要轉折點。此次阿盟峰會宣布恢復敘利亞的阿盟成員國資格,結束了阿拉伯世界對敘利亞十多年的集體外交孤立。阿盟峰會在敘利亞問題方面的基本立場將有助于加快全面解決敘利亞問題。在敘利亞重返阿盟進程中,沙特阿拉伯發揮了關鍵性作用,并支持其他阿拉伯國家與敘利亞恢復正?；饨魂P系。(50)“Saudi Arabia: Talks Underway on Syria’s Return to Arab League,” Middle East Monitor, March 8, 2023, https://www.middleeastmonitor.com/20230308-saudi-arabia-talks-underway-on- sy￣rias-return-to-arab-league/,上網時間:2023年3月20日。

第四,當前美國政府對敘利亞問題采取的是有限介入的模糊性政策,并對土敘和解進程保持了行動靜默。美國對敘利亞問題的戰略關切主要立足于遏制伊朗地區軍事影響,打擊極端主義殘余勢力,并繼續保持對敘庫爾德武裝的支持,阻止土耳其對敘北地區發動新一輪大規模軍事行動。2014年 “伊斯蘭國”等極端主義興起后,美國逐漸將“政權更迭”對敘政策轉變為反恐戰略,積極支持敘庫爾德武裝力量抵抗極端勢力,對于巴沙爾政府采取了外交孤立和經濟制裁的雙重施壓戰略,試圖迫使巴沙爾政府接受美西方國家的政治改革計劃。目前來看,外交孤立政策正在被層層打破,而經濟制裁措施也未能迫使巴沙爾政權屈服,美國對敘政策已經陷入困境。對此,美國仍在敘利亞保持了一定規模的軍事人員,并在敘境內東部、北部和南部保留了若干軍事基地,其戰略目標實質上是為了遏制和監控伊朗在敘的相關軍事活動。

美國對于土敘和解進程保持了靜默態度。敘利亞問題的地緣政治復雜性涉及了北約東擴議題、敘庫爾德武裝力量合法地位、美土關系前景等諸多影響因素,這使得拜登政府在土敘關系和解問題方面并未采取積極活動。(51)Maria Maalouf, “How the US Views Potential Turkiye-Syria Reconciliation,” Arab News, January 21, 2023, https://www.arabnews.com/node/2236506, 上網時間:2023年2月5日。美土兩國對于敘利亞庫爾德武裝力量的未來地位及其合法性存在根本分歧,美國政府反對埃爾多安政府發起新一輪針對敘庫爾德武裝的軍事行動。(52)Joseph Haboush, “Top US Military General Warns Turkey Against Syria Incursion,” Alarabiya News, December 22, 2022, https://english.alarabiya.net/News/middle-ast/2022/12/22/Top-US-military-general-warns-Turkey-against-Syria-incursion, 上網時間:2023年2月7日。但是,美國并不會因敘庫爾德武裝力量地位問題、北約東擴議題放棄與土耳其的安全合作關系。拜登政府還在積極為美國國會批準對土耳其F-16戰機軍售案提供支持,這說明美土兩國的安全、軍事合作關系依然存在利益共同點。由此來看,美國方面不大可能會為土敘兩國和解進程設置顯著障礙,但在敘庫爾德武裝地位問題方面仍會與土耳其保持較為長期的博弈。對美國政府而言,其在敘相關利益的主要威脅來自于伊朗陣營,而非土耳其的跨境軍事行動。從中長期地區博弈前景來看,美國、以色列與伊朗及其代理人武裝(包括黎巴嫩真主黨武裝)之間的沖突將成為敘利亞動蕩的主要矛盾。(53)“US Air Strikes ‘Kill 11’ in Syria after Drone Kills Contractor,” Al Jazeera, March 24, 2023,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3/3/24/us-says-air-strikes-hit-syria-targets-after-deadly-drone-attack, 上網時間:2023年4月2日。

當前敘利亞問題錯綜復雜的地緣政治競爭形勢充分說明,敘利亞仍然是域內外各方勢力博弈之地。而自身經濟和軍事實力孱弱的巴沙爾政府面對國內嚴峻的社會經濟危機,也不得不繼續依賴周邊大國或國際組織援助艱難度日。土敘關系和解進程的主導權和發展前景并不在敘方手中,而是取決于大國之間地緣政治博弈的利益競逐結果。從土耳其國內政治視角來看,埃爾多安政權一貫善于運用外交政策工具實現其國內政治目標。雖然埃爾多安政府釋放出對敘利亞“再接觸”的多種政策信號,但這種外交信號并不代表土耳其對敘外交政策已經發生根本性轉變,更不意味著土耳其將嘗試對敘推行睦鄰友好的不干涉外交。反恐、國家安全、邊界控制、難民遣返等議題才是土耳其對敘政策的基本盤,這些議題的核心仍然是“安全化”為導向。

六、 結語

2002年以來,土耳其政府根據國內外形勢變化提出“零問題”周邊外交政策,打破了土耳其傳統外交思維慣性。在此形勢下,土耳其政府主動向敘利亞伸出橄欖枝,利用經貿關系發展和自由邊界開放政策彌合兩國關系矛盾,化解了土敘兩國冷和平關系。但是,“阿拉伯之春”的爆發改變了中東地區戰略格局和地緣政治形勢,土耳其政府試圖向阿拉伯國家推售其所謂的“土耳其模式”民主化進程,其外交政策開始偏離睦鄰友好理念。由于土耳其政府戰略誤判了敘利亞危機發展趨勢,進而提出以“政權更迭”為目標的對敘政策,使土敘兩國關系轉為高度敵對狀態。但“政權更迭”對敘政策引發土耳其周邊外交和安全環境的雙重惡化,庫爾德武裝對土耳其國家安全構成了重要威脅。埃爾多安政府被迫提出“安全化”對敘政策,向傳統外交政策復歸。在當前中東和解浪潮的背景下,土耳其積極尋求對外關系的緩和策略,在對敘政策方面拋出“再接觸”政策。但“再接觸”對敘政策并未明確提出解決伊德利卜問題的政治路線圖,土敘關系和解進程尚未邁出真正意義的突破。

從敘利亞國家利益視角分析,土敘兩國關系和解需要正視兩國之間存在的根本性分歧。巴沙爾總統在2023年8月初接受阿拉伯媒體采訪時明確指出,土敘兩國關系正?；恼吻疤崾峭炼渲贫◤臄⒗麃喅奋姷木唧w時間表,(54)“Syria’s Assad blames Turkey’s Erdogan for violence in Syria,” Alarabiya News, August 09, 2023, https://english.alarabiya.net/News/middle-east/2023/08/09/Syria-s-Assad-says-he-will-not-meet-Turkey-s-Erdogan-under-his-conditions,上網時間:2023年8月10日。并不再向敘利亞境內諸多被敘政府認定為“恐怖主義”組織的代理人提供支持。雖然2023年土敘兩國實現了部級領導人會談,但土耳其在對敘具體政策實施方面沒有實質性調整的積極動向,這使得敘利亞政府在兩國關系正?；矫嫒鄙俑顚哟谓佑|的現實動機。

從大國博弈視角來看,總統大選后的土耳其外交“向西轉向”趨勢顯著,土俄關系面臨新一輪調整周期。作為土敘關系正?；饕牡谌秸{解,俄羅斯對土敘關系議題是否會有新的政策調整較為重要?？傊?土敘兩國關系正?；M程不會一帆風順,關于伊德利卜問題和庫爾德問題的多國博弈將是影響兩國關系發展走向的主要變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