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主要“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農產品出口潛力估計
——以中美貿易摩擦中被加征關稅農產品為例

馮曉玲,田娜,泮寧

(大連海事大學 航運經濟與管理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6)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中國與沿線國家的貿易合作實現了快速發展,尤其在農業合作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農業是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基礎產業,也是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以下簡稱“沿線國家”)開展經貿合作的主要領域之一,近年來中國以共商共建共享和互利共贏為原則,推動落實了多個區域農業經貿協定,中國同沿線國家農產品貿易和農業投資規模穩步增大,產業鏈供應鏈融合水平顯著提升,“一帶一路”國際農業合作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據中國海關統計,2022年中國與沿線國家貿易額13.83萬億元,貿易規模創歷史新高,比2021年增長了19.40%,占中國貿易總額的32.9%,較上年提升3.2%,出口貿易額上漲了20%。其中,農產品貿易扮演了重要角色。海關數據顯示,2022年中國與沿線國家年農產品貿易總額高達895億美元,比2021年增長11.9%。其中,出口額為339.1億美元,占中國對外農產品出口總額的34.52%。中國與沿線國家的農產品貿易往來越來越緊密,沿線國家成為中國農產品出口地理格局優化的重要市場。

美國長期以來是中國第二大農產品出口目的國,對中國農產品出口貿易發展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在中美貿易摩擦中,美國發布的第二輪價值2 000億美元的加征關稅產品清單總共包含了5 772個HS八位編碼產品,其中農產品有997種,占征稅清單HS八位編碼數的17.27%。從被加征關稅農產品出口金額看,2018年中國對美出口額為36.49億美元,占中國對美農產品出口總額的45.68%,是中國對美國出口的主要農產品。受中美貿易摩擦沖擊,中國農產品對美出口受到影響,該部分農產品出口轉移成為需要研究的重要問題,同時,中國農產品出口格局優化也引起了更多的關注。

從研究貿易潛力的方法上看,隨機前沿引力模型是近年來估算貿易潛力最常用的方法,該模型將引力模型與隨機前沿方法相結合,用來分析包含在生產函數中的技術效率,其特點在于將傳統模型中的隨機擾動項細分為隨機誤差項和貿易非效率項,通過貿易效率測算貿易潛力,有多位學者基于此測算了2018年15個國家農產品在中國市場的貿易前景,揭示中美貿易摩擦對貿易前景的短期和長期影響。由此測算出的貿易潛力雖然具有重要的政策意義,但是貿易效率受進口國經濟開放度、關稅水平、政府政策實施效率以及貿易基礎設施的完善程度等貿易結構因素的影響,且這些結構性因素在短時間內難以改變,因此其所測算的均為長期潛力。但是在諸如烏克蘭危機、中美貿易摩擦此類突發事件中,長期潛力的測算并不適用,通過短期潛力來表示無疑更為合適,本文以中美貿易摩擦中被加征關稅農產品為研究對象,估計其對沿線國家的短期出口潛力,為該部分農產品出口格局優化提供了針對性建議,在模型選擇上,本文使用Rotterdam模型而非Armington彈性估算了替代彈性,避免了Armington彈性對農產品存在的與理論約束不一致問題,提高了彈性分析法在估計農產品出口潛力時的適用性,為類似突發事件中農產品出口轉移提供了可借鑒的工具方法。

一、文獻綜述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對中國與沿線國家農產品貿易潛力研究的文獻迅速增加。耿仲鐘等提出,中國與沿線國家農產品貿易規模不斷擴大,但中國對沿線國家的農產品出口市場特化優勢并不明顯,而沿線國家出口的農產品在中國市場上具有一定的優勢[1];王瑞等通過分析中國對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國家農產品出口現狀,并利用隨機前沿引力模型研究中國對該沿線國家出口貿易潛力及其影響因素,指出中國對該沿線國家的農產品貿易效率隨時間變化不斷上升,貿易潛力提升明顯[2];楊逢珉等采用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貿易互補性指數及貿易強度指數分別從貿易競爭性、互補性以及貿易潛力3個角度對中國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農產品貿易特征進行了分析,指出中國同該沿線國家在多品類產品中均有較大貿易潛力,尤其是以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尼西亞等為代表的東盟國家[3];魏素豪、李文霞等學者分別從競爭性和互補性的角度研究了中國與“一帶一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貿易效率,并指出當前存在的貿易發展后勁不足等問題[4-5];劉璐等采用溢出網絡方法及2010—2018年大豆、小麥、玉米月度價格數據,實證分析中國與沿線國家間農產品價格的多維關聯特征,對中國與“一帶一路”區域整體農產品貿易潛力進行了研究,并著重探討研究了中美貿易摩擦對該價格關聯性的影響[6]。同時,也有許多學者從雙邊貿易的角度進行分析,如楊逢珉等、王曉蘭等、孫紅雨等、李爽等對中國與俄羅斯的農產品貿易潛力進行了研究[7-11];李根麗等、張威等、韓敬敬等、原幗力等估計了中國與哈薩克斯坦的農產品貿易潛力[12-15];金綴橋等、楊逢珉等測算了中國與印度尼西亞的農產品貿易潛力[16-17];以及孫致陸等、林濤等關注了中國與印度農產品出口貿易潛力問題等[18-19]?？偟膩砜?大多數文獻研究結論顯示,中國對多數沿線國家具有較大農產品出口潛力。但鮮有文獻將中美貿易摩擦中被加征關稅的農產品作為研究對象,該部分對沿線國家的出口潛力大小仍然存疑。

另外,從研究貿易潛力的方法上看,隨機前沿引力模型是近年來估算貿易潛力最常用的方法。隨機前沿引力模型最早由AIGNER et al.提出,該模型將引力模型與隨機前沿方法相結合,用來分析包含在生產函數中的技術效率,其特點在于將傳統模型中的隨機擾動項細分為隨機誤差項和貿易非效率項,通過貿易效率測算貿易潛力[20]。劉宏曼等、曹安等、李文霞等、李金鍇等、黨琳靜等、王月等學者均使用這一方法測算了中國對沿線國家農產品貿易出口潛力[21-22,5,23-25]。由此測算出的貿易潛力雖然具有重要的政策意義,但是貿易效率受進口國經濟開放度、關稅水平、政府政策實施效率以及貿易基礎設施的完善程度等貿易結構因素的影響,且這些結構性因素在短時間內難以改變,因此其所測算的均為長期潛力。在諸如中美貿易摩擦這樣的突發事件中,短期出口潛力的測算就顯得更為重要。由此考慮到借助改變價格等非結構性因素來測算出口潛力,即出口國通過控制產品出口成本,實施降價策略來擴大市場份額。那么,此時的貿易潛力,即市場份額的增加取決于出口國對其競爭對手農產品的替代能力和對進口國農產品的替代能力。向永輝運用這一思路,使用彈性分析法測算了中美貿易摩擦背景下中國對沿線國家鋼鐵出口的潛力[26]。他在測算替代彈性時使用Armington彈性,該替代彈性源自于ARMINGTON[27],他認為本國生產的產品和進口自不同國家的產品之間存在差異性。Armington模型在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用于實證研究。雖然Armington彈性能夠測算出替代彈性,但在測算時會出現與經濟理論不一致的參數,而且Armington模型不能反映來自不同來源地的同種商品的差異。在農業經濟研究文獻中,Rotterdam模型(系統模型)的函數形式較之于Armington模型更為靈活,也能夠通過理論約束的檢驗?；诖?本文使用Rotterdam模型估計的交叉價格彈性來估測在進口國市場上中國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對其他出口國同類農產品的加權平均替代彈性,通過SODERBERY運用的進口需求彈性方法測算沿線國家進口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的進口需求彈性[28]。此外,本文還將進口相對規模等結構因素納入模型之中,以此來估測中國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對沿線國家的短期出口潛力。

本文存在兩方面的貢獻:一是以中美貿易摩擦中被加征關稅農產品為研究對象,估計了其對沿線國家的短期出口潛力,為該部分農產品出口格局優化提供了針對性建議,同時對于促進中國與沿線國家農產品貿易持續健康發展具有重要價值。二是使用Rotterdam模型而非Armington彈性估算了替代彈性,避免了Armington彈性對農產品存在的與理論約束不一致問題,提高了彈性分析法在估計農產品出口潛力時的適用性,為類似突發事件中農產品出口轉移提供了可借鑒的工具方法。

二、中國對沿線國家農產品出口特征性事實

(一)中國對沿線國家農產品出口規模持續擴大

中國對沿線國家的農產品出口規模不斷擴大,當下更是處在良性發展階段。從圖1可以看出,從1996年到2019年,中國對沿線國家農產品出口貿易總額呈現出明顯的擴張趨勢,1996年,中國對沿線國家農產品出口總額為36.69億美元,到2019年,其規模增長到329億美元,是1996年規模的9倍之多,年均增長率達到9.6%。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中國對沿線國家農產品出口規模的增長呈現出更為穩定的趨勢,其中,2014年中國對沿線國家出口出現10.66%的高增長,農產品總出口規模達到270億美元。2015年中國對沿線國家農產品出口出現小幅回落,2016—2018年則保持穩定增長,增幅分別達到6.06%、4.64%和3.41%,穩定的增長趨勢與中國在2013年之后更加積極地同沿線國家展開貿易合作密切相關。到2019年,中國對沿線國家的農產品出口再次出現8.58%的大幅增長。這得益于“一帶一路”倡議后,中國與沿線國家打下的良好農產品出口合作基礎,也反映了2018年美國對華挑起貿易摩擦發生后,中國進一步加強與沿線國家間的農業合作,使得部分農產品對沿線國家實現出口轉移,帶動了一定的出口增長?？傮w來看,中國對沿線國家出口的增長有效對沖了中美貿易摩擦對中國農產品出口帶來的不利沖擊。

圖1 中國對沿線國家農產品出口規模與增長率變動

(二)被加征關稅農產品對沿線國家出口規模不斷增長

中國被加征關稅農產品對沿線國家的出口規模不斷擴大,但在中國對沿線國家農產品出口總額之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從出口規?？?1996—2019年,中國被加征關稅農產品對沿線國家的出口沒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總體表現為在小幅波動回落中持續攀升。從圖2看出,1996年,中國被加征關稅農產品對沿線國家出口規模只有22.72億美元,到2019年達到歷史最高值峰值182億美元,是1996年的8倍之多,年均增長率為9.05%。此間,出口規模只在1999、2001及2004年出現10%以上較為明顯的回落,但其余時間出口規模幾乎均為正增長。從出口占比上看,被加征關稅農產品是中國對沿線國家出口的主要農產品,但是其出口占比整體呈現出下降趨勢。1996—2005年,被加征關稅農產品在中國對沿線國家的農產品出口總額中的平均占比高達61.75%,但到了2006—2011年,這一比重下降到58.53%,近年來,這一比值又進一步下降到55.29%。中國對沿線國家的農產品出口總規模在不斷擴大,被加征關稅農產品的出口規模也在不斷擴大,而其占比卻在不斷縮小,說明相對于被加征關稅農產品,其他種類農產品保持了更高速的出口增長。

圖2 被加征關稅農產品對沿線國家出口額及占比

(三)蔬菜水果和水產品是中國對沿線國家出口的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

蔬菜水果和水產品在中國對沿線國家出口的被加征關稅農產品中占有主要地位,但在中美貿易摩擦背景下對沿線國家出口變化呈現不同特點。從表1來看,2017年中國被加征關稅農產品對沿線國家出口規模最大的是第7章(蔬菜),38.62億美元,占比為24%;其次是第20章(果蔬制成品),19.12億美元,占比11.88%;隨后是第8章(水果和堅果)、第3章(水產品)和第12章(油籽),出口金額分別為18.75億美元、18.08億美元和11.19億美元,占比為11.65%、11.23%、6.95%,這5章農產品合計占比65.70%。其余各章產品的出口額均在10億美元以下,占比不超過6%。對比中美貿易摩擦前后,中國被加征關稅農產品對沿線國家出口規模及比重的變化可以看出,蔬菜、果蔬制成品、水果和堅果、水產品、油籽仍然是中國對沿線國家出口的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區別在于第20章、第8章和第12章產品出口額分別增加了2.51億美元,3.08億美元和2.12億美元,其中第8章和第20章比重提升了0.34%和0.36%,而蔬菜和水產品出口額卻出現下滑,分別減少0.56和0.01億美元,比重相應地降低了3.08%和1.30%。此外,第23章(食品殘渣)、第16章(其他水產品)、第10章(谷物)和第11章(研磨制品)分別增長了2.33億美元、2.83億美元、3.31億美元、2.02億美元,比重提升了0.63%、0.95%、1.49%、0.85%。綜合可以看出,中美貿易摩擦以來各章產品變化特點各異,并非每一類被美國加征關稅的中國農產品對“一帶一路”的出口都會增加。

三、估計方法與數據處理

考慮到美國對華加征關稅農產品的集中程度以及中國被加征關稅農產品對沿線國家出口的重要程度,本文重點估計了第3章、第7章、第12章、第16章、第20章和第23章被加征關稅農產品(以下簡稱“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對36個主要沿線國家出口潛力。

本文首先使用Rotterdam模型測算在36個沿線進口國市場上中國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對出口競爭對手同類產品的替代彈性。然后,使用SODERBERY的方法分別計算了36個沿線國家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的進口需求彈性[28]。在此基礎上,再結合進口相對規模來估測中國對36個沿線國家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的出口潛力。

(一)Rotterdam模型

Rotterdam進口需求系統模型由THEIL在1995年首次提出,BARTE et al.于1996年利用對數線性需求函數的微分形式將其進行完善,最終形成現在的Rotterdam模型[29]。Rotterdam模型用于測算不同來源地進口需求的實證分析始于1978年[30]。該模型主要用于描述需求量、收入、價格的相對變化之間的關系,從而得出需求收入彈性(支出彈性)、自價格彈性以及交叉價格彈性。支出彈性表示商品的需求量對總支出變動的反映靈敏程度,自價格彈性指商品的需求量對價格變動的反映程度,交叉價格彈性表示商品的需求量對其他相關替代商品價格變動的反映靈敏程度。

近年來在農產品貿易彈性的研究中得到了廣泛應用。模型表達式為

(1)

式中:wi、qi分別表示進口國從i國進口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的金額占該進口國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進口總額(I)的比重、進口量,pj表示從i國進口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的進口價格(i,j=1,2,…,n,n表示進口國家數量),I表示該進口國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進口總額,dlnpj表示進口價格的增比,dlnI表示進口總額的增比。由式(2)可知,γ表示收入彈性(即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進口市場中的支出彈性),當j=i時,βj表示自價格彈性,當j≠i時,表示交叉價格彈性。通常使用(wit+wit-1)/2近似估計wi,用ln(qit/qit-1)近似估計dlnqi。

令γwi=αi,βjwi=βij可得

(2)

(二)進口需求彈性估計

假設存在一個具有代表性的消費者,并且面臨著相對于國外和國內商品的品種嵌套CES偏好。對于給定的同一產品品種,其效用可以表示為

(3)

式中:v表示某一產品的品類,V表示在時期t產品g的多樣性v的集合,Xgt表示t時期消耗的某個產品的數量,bgvt表示品種特定的隨機口味參數,xgvt是t時期消耗的每個品種的總量,σg是商品g特定的恒定不變的替代彈性,在時間t內對某一產品品種的需求為

(4)

式中:sgvt表示市場份額,取決于價格pgvt和品種特定的隨機口味參數bgvt,在時間t可用的商品g的品種集合v用Igt∈{1,…,N}表示。此外,市場份額影響味覺參數矢量Bt的最小單位成本Φgt(bt)。

把需求與壟斷競爭出口商的向上傾斜的供應方程相結合得

(5)

式中:ηgvt表示隨機的技術因素;wg>0,表示商品c的逆供給彈性也就是供給彈性的倒數。

為了消除特定時間的不可觀測因素,首先要對價格和市場份額進行差分。第一次差分觀測仍然包括需要消除商品的特定不可觀測項。因此,我們需要根據國家的價格和市場份額再次差分(用Δ和上標k分別表示的第一次差分和第二次差分)。這就形成了方程組

Δklnsgvt≡Δlnsgvt-Δlnsgkt=

(6)

Δklnpgvt≡Δlnpgvt-Δlnpgkt=

(7)

Ygvt=θ1X1gvt+θ2X2gvt+ugvt

(8)

(9)

然后就可以得到進口需求彈性值1-σ以及進口供給彈性1/ω。該估計過程對應于HANSEN的矩量法,其中矩條件E[uit]=0由最小化加權殘差平方和的參數來近似[31]。

需要說明的是,把36個沿線各國進口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的HS編碼商品定義為g,同一產品來自不同的進口國(這里定義為v),然后把一種產品HS編碼與它來自于不同國家v組合成新的編碼,這就把同一種產品的多樣性進行了表示。用36個沿線各進口國從出口國v進口的農產品g的數量與該進口國從世界進口的農產品數量的比例表示市場份額sgvt。價格pgvt可以用進口金額除以進口數量來表示。以市場份額作為權重計算36個沿線各國被征稅農產各HS6位編碼的加權平均進口需求彈性,用36個沿線國家各國HS2位編碼的農產品進口需求彈性加總和表示36個沿線國家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的進口需求彈性。

根據SODERBERY和FEENSTAR在估計進口需求彈性的要求,本文選取進口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占沿線國家總市場份額最大的國家作為進口國進口農產品的相應參照物國家[28,32]。

(三)貿易潛力估計

僅用替代彈性和進口需求彈性來估計出口國農產品價格降低帶來的出口量變化是不夠的,如果進口國來自某一出口國的進口量相對偏小,即使該出口國降價較大幅度,也不能往該進口國出口更多的產品[26]。所以在估計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在不同進口國采取降價措施所帶來的出口量增長時,必須考慮進口國從中國進口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的相對規模。所以我們要綜合考慮農產品替代彈性、進口需求彈性以及進口相對規模這3個因素,用三者的乘積作為貿易潛力的測度指標。具體到公式為

TP=E1×E2×IS

(10)

式中:TP表示貿易潛力,E1指農產品出口替代彈性,E2表示進口需求彈性,IS是農產品進口相對規模。

(四)數據來源及研究對象

本文所定義的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數據來源于BACI數據庫中HS1996版六位編碼產品,該數據庫目前更新至2019年,同時,由于2019年新冠疫情爆發屬于突發且不可預測的事件,屬于外生性影響因素,若使用2019年后的數據,則文章難以辨別中國對沿線國家農產品出口是受中美貿易摩擦的影響還受新冠疫情的影響,具有不確定性。故考察期為1996—2019年。

本文選取36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作為中國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對“一帶一路”出口的代表國。其選取條件包括兩個:一是1996—2019年中國對其出口被加征關稅農產品的數據具有完整性,即1996—2019年的24年中每年中國都對其有被加征稅農產品的出口;二是2017—2019年中國對其出口被加征關稅農產品的年均規模至少要達到0.5億美元。

本文選取中國在36個沿線國家市場上出口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的5個主要競爭國,分別是阿根廷、法國、美國、荷蘭和德國。篩選時主要基于兩點考慮:一是競爭國要有代表性,意味著該國在36個沿線國家中的每個國家的市場上都是中國的主要競爭對手,而不是在整體或者某幾個國家市場上是中國的主要競爭對手;二是競爭國要具有時效性,即選出的競爭國是當下具有競爭力的國家。綜合來看,本文利用2017—2019年被加征關稅農產品的出口額平均值對每個沿線國家的進口來源國進行多次排序篩選。

四、估計結果

(一)替代彈性估計結果

本文把阿根廷、法國、美國、荷蘭、德國以及剩余的其他國家作為在36個沿線進口國市場上中國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出口的競爭對手。通過Rotterdam進口需求系統模型,首先計算了36個沿線國家進口自中國、阿根廷、法國、美國、荷蘭、德國以及剩余其他國家的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的價格彈性,然后計算在各36個沿線進口國市場上中國對競爭國家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的交叉價格彈性,即在36個沿線進口國市場上中國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對阿根廷、法國、美國、荷蘭、德國以及剩余其他國家等出口競爭國的替代彈性,最后利用這些出口競爭對手在該進口國的市場份額作為權重,計算出中國對其出口競爭對手們的加權平均替代彈性。這個加權平均替代彈性可以測度中國降低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的出口價格可以從出口競爭對手那里轉移的平均市場份額,彈性值越大,意味著通過降價在進口國市場上從其他出口競爭國那里,可能獲得更多的市場份額。

從表2可以看出,在36個沿線進口國市場上中國對其出口競爭對手的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的交叉價格彈性均大于0,表明中國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確實與阿根廷、法國、美國、荷蘭、德國以及剩余其他國家存在競爭關系,并與這些競爭國家同類農產品存在一定的替代性,所以中國對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采取降價措施從其他競爭對手那里獲得市場份額是可行的。另外,在越南、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以及俄羅斯、意大利和韓國等沿線進口國市場上,中國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的加權平均替代彈性均大于0.1,說明在這些進口國市場上中國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具有較強的競爭性,尤其是在意大利、越南和韓國等進口國市場上替代彈性值更高,表明在這些進口國市場上中國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降價可以從阿根廷、法國、美國、荷蘭、德國以及剩余其他國家競爭對手那里獲得相對較高的市場份額。

表2 中國在36個沿線進口國市場上對競爭對手被加征關稅農產品的加權平均替代彈性

(二)進口需求彈性估計結果

本文中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進口需求彈性指的是36個沿線國家因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進口價格變化而帶來進口量的增減。彈性值越大,說明該進口國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進口量對價格越敏感,說明在進口國市場上,出口國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價格越低,越能增加對該進口國農產品的出口量,即從該進口國國內的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那里獲得更多的市場份額。本文首先根據方程(7)分別估算出36個沿線國家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的進口需求彈性,然后以36個沿線國家HS6位編碼的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的進口數量除以該國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進口總量的值為權重,最終計算36個沿線國家各國HS2位編碼的農產品加總的進口需求彈性來表示36個沿線國家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進口需求彈性。

由表3的36個沿線進口國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的估計結果可見,不同進口國進口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HS6位編碼種類差別不大,但是不同進口國農產品進口需求彈性差別較大,最大值為348.22(奧地利),最小值為1.01(白俄羅斯),這與BAIER和BAS et al.研究發現不同國家所估計的進口需求彈性結果差異較大的結論是一致的[29,33]。本文所選取的36個沿線國家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進口需求彈性值均大于1,都屬于富有彈性,說明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出口國如果降低出口價格將帶來較大幅度出口量增長,實行價格競爭是有效的。其中奧地利、新加坡、菲律賓、泰國、尼日利亞、意大利和哈薩克斯坦等國的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進口需求彈性值都大于30,尤其是奧地利、新加坡、菲律賓和泰國的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進口需求彈性值都大于65,表明這些進口國的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對出口價格很敏感。在36個沿線進口國市場上,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價格越低的出口國越能從該進口國國內同類產品那里獲得市場份額,增加該進口國對較低價格出口國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的進口量。36個沿線國家進口需求彈性都比較大,這可能與這些國家大多是發展中國家,人均收入水平較低有關。

表3 36個沿線國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進口需求彈性估計

(三)貿易潛力估計

如果僅考慮用替代彈性和進口需求彈性來估計中國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價格降低帶來出口量不同程度的增加,還不足以說明降價所能帶來大的出口貿易潛力。若進口國對來自于中國的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進口規模偏小,即使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降價幅度較大,進口國的進口增長也不會太大。所以在估計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在不同進口國采取降價措施帶來的出口效果時,必須考慮36個沿線國家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的相對規模。計算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進口相對規模的方法是:計算36個沿線國家1996—2019年間自中國進口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數量的平均值,同時計算這36個國家自中國進口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數量的平均值加總的均值,把某國平均值與該總的平均值的比值作為該進口國從中國進口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相對規模值。根據公式(10)來測算中國對36個沿線國家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出口貿易潛力,結果見表4。

表4 中國對36個沿線國家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的出口潛力

從表4可以看出,中國對36個沿線國家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出口潛力排名第一的是菲律賓,貿易潛力值高達20.94,緊隨其后的是意大利,貿易潛力值為12.96,這說明在菲律賓和意大利市場上,中國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如果價格降低,這兩個進口國出口的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數量將會大幅度增加。往后依次排名的分別是越南、泰國、奧地利、尼日利亞、新加坡、秘魯、俄羅斯和印度尼西亞等8國。雖然它們的貿易潛力值不如菲律賓和意大利高,但其貿易潛力值都大于1,這表明中國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對這8國具有較大的出口貿易潛力。排名比較靠后的國家主要有斯洛伐克、智利、烏克蘭、白俄羅斯、摩洛哥、沙特阿拉伯、匈牙利和希臘,其貿易潛力值均小于0.1,說明中國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對這些國家出口潛力很小,采取降價方式獲得市場份額的作用是有限的。因此,中國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面向沿線國家,出口貿易潛力較大的國家主要集中在東南亞地區。

五、結論與政策啟示

(一)研究結論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中國與沿線國家農產品貿易取得良好發展,沿線國家成為中國農產品出口格局優化的重要方向。在中美貿易摩擦沖擊中,農產品成為美國重要加征關稅對象,顯示出中國對美出口面臨的不確定性。通過中國對沿線國家農產品出口特征事實分析發現:1996—2019年,中國對沿線國家農產品出口整體規模持續擴大,且中美貿易摩擦中被加征關稅的農產品對沿線國家出口規模變化表現出同樣的特征,另外,蔬菜水果及水產品是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利用彈性分析法估計中國對36個沿線國家出口潛力結果顯示:首先,在36個沿線國家進口國市場上中國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對5個主要競爭國的同類產品具有一定的替代能力,尤其在意大利、韓國、越南、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馬來西亞、俄羅斯和新加坡等進口國市場上替代能力較強。其次,36個沿線國家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的進口需求彈性均屬于富有彈性,說明中國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對其國內產品具有替代能力。最后,更直接地,出口潛力估計值顯示中國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對東南亞地區國家具有較大出口潛力。

(二)政策啟示

本文認為中國被加征關稅農產品采取出口價格降低的方式能夠有效增加對沿線國家,尤其是東南亞地區的出口潛力。這對中國向沿線國家擴大農產品出口有以下政策啟示:

第一,降低生產和交易成本,增加農產品降價空間。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是農產品出口成本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關系著中國農產品貿易與世界農產品市場有效銜接的實現程度,當前不斷上升的農產品交易成本及生產成本逐漸成為制約中國農產品市場流通和農業經濟發展的瓶頸要素。以種植業農業為例,趙軍潔等研究發現,其生產成本呈現出加速上升的趨勢,其中人工成本占比最大,土地成本上漲最快[34]。因此,一方面應該加大農業科技的專項投入,不斷提高農業科技在農產品生產中的實際應用,擴大規?；a,降低生產平均成本。另一方面要利用專業化的農業服務組織,提供專業指導分析,以提高農產品生產效率進而降低生產成本。同時,要引進農業專業人才和大數據技術,減少人工成本。從降低交易成本看,應削減被征稅農產品交易過程中各項稅費,降低或者取消被加征關稅農產品運輸的車輛的過路費,簡化過路流程,支持采用多種運輸方式將農產品運輸至海關。

第二,強化貿易便利化合作,打破農產品出口障礙?！耙粠б宦贰毖鼐€的多數國家仍處在貿易便利化的低水平階段,無論對沿線國家出口何種商品,其出口產品價格無形中包含了非常大的貿易成本,因此,中國應與沿線國家就加強貿易便利化進行持續的合作。當前貿易便利化往往被嵌入到區域貿易協定之中,有關關稅減讓、海關程序協同、簡化的許多條款是貿易便利化的重要內容。由此,中國首先應積極嘗試同沿線國家簽署包含貿易便利化條款的貿易協定,就提高清關程序效率加強合作,同時,推進單一窗口和信息共享平臺建設,簡化通關程序,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辦理進出口貿易的時間和成本。另外,發揮電子商務和跨境電商平臺作用,降低出口產品信息的檢索成本,提高商品信息觸達客戶的效率。此外,對已經簽署雙邊貿易協定的國家,應適時升級已簽訂的貿易協定,加入更高標準的貿易便利化內容。

第三,發揮RCEP促進中國-東盟農產品貿易的作用。東南亞是中國被加征關稅農產品出口轉移最具潛力的區域,其與RCEP成員國具有大面積的重合,如何利用RCEP來促進中國農產品轉移至東南亞變得十分重要。RCEP規定,其成員間在10年內要實現90%的貨物達成零關稅,目前借助RCEP,東盟國家在部分農產品上已經給予中國超出原自貿協定的優惠關稅待遇,中國對東盟農產品出口相應出現大幅增長,但關稅減讓仍然是談判的難點,進一步降低東盟國家進口中國農產品關稅成為重要突破點。另外,貿易便利化也是RCEP的核心內容,眾多研究表明,貿易便利化可以促進中國農產品對東盟出口。因此,應該著力將RCEP中關于通關效能、物流通道建設等貿易便利化內容有效落地,以此來促進東盟對中國農產品進口潛力的快速轉化。

六、結語

隨著中美貿易摩擦的持續,中國需要進一步對當前貿易現狀做出改變,優化農產品出口格局。本文針對中國對沿線主要國家農產品出口潛力進行的研究分析,重點探討在沿線進口國市場上中國主要被加征關稅農產品的進口需求彈性,這對于中國向沿線國家,尤其是東南亞部分國家擴大農產品出口市場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本文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創新性,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出于研究數據的完整性和沿線國家進口中國農產品規模的大小,本文最終只選取了沿線的36個主要國家,并沒有覆蓋到沿線所有國家,同時也只選取了5個國家,并把世界上其他國家看作一個國家作為中國被加征關稅農產品在進口國市場上的出口競爭國,并沒有把所有的競爭國家單列出來,后續研究可將沿線其他國家的農產品進出口行為作為研究對象,按貿易規模大小等標準將沿線國家再度分類,從多個角度更加精確測度中國的短期農產品出口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