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內法規視域下大黨獨有難題“何以解決”的學理分析

張金金

黨的二十大報告以高度的戰略清醒明確了新時代黨的建設面臨的形勢任務和困難挑戰，尋求大黨獨有難題的解決之道正逐漸成為學界關注的新熱點?，F有研究大多從時間和結構維度透視其內涵、表現和應對邏輯。一方面，學者們沿循著時間性的視角和歷史性的眼光，對大黨獨有難題的歷史淵源以及表現樣態進行推演〔1〕，重點在于論證大黨獨有難題作為“馬克思主義大黨”〔2〕或“兩個永遠在路上”〔3〕的歷史依據。另一方面，學者們傾向于從獨特性〔4〕的維度和組織性〔5〕的層面對大黨獨有難題的意涵與成因、原理與類型、實踐與指向等方向進行考察，并已積累了較為豐富的研究成果，為解決大黨獨有難題的理論支撐奠定了一定基礎。但是，現有研究表現出明顯的宏觀理論論述較多，微觀具體敘述不足；時間性研究較多，結構性研究不足；實踐過程內容較多，制度體系內容不足等特征。對大黨獨有難題的研究需要從依規治黨、制度建黨視角展開，由于“解決大黨獨有難題的出路在于以自我革命助推政黨治理現代化”〔6〕，通過依規治黨、制度治黨等路徑解決大黨獨有難題似乎可以成為彌補現有研究不足的一個理論轉向。

在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實踐中，以黨內法規解決大黨獨有難題是一種創新性探索。理解這一創新不僅要回答“何以必然”“何以可能”的問題，還應在“分析—綜合”中構建嚴密合理的依規治黨的實踐進路。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從嚴必依法度。黨內法規是管黨治黨的總依據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關鍵一環。黨規之治自身是一個復雜系統，這就意味著要回答好黨內法規解決大黨獨有難題問題，絕非在“黨規”與“大黨獨有難題”兩點之間劃條直線那么簡單，而應考慮如何在兩者之間建立一個方程，進而使“黨規之治”成為解決大黨獨有難題的“中國之道”。從學理上講，需要在黨和國家事業全局視野下統籌兼顧各方面因素，厘清黨內法規解決大黨獨有難題的基本維度及其運行機理，繼而在充分保證其基礎承載中充分回答大黨獨有難題“何以解決”這一問題。

一、黨內法規解決大黨獨有難題的基本維度：“理念—制度—治理”的框架結構

中國共產黨在探索全面從嚴治黨的道路中始終以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為指導，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逐步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向縱深發展。在這條道路上我們黨堅持制度治黨、依規治黨原則，以黨的自我革命規范體系夯實管黨治黨基礎，在依規治黨實踐中推動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經過長期探索，黨規之治逐漸明確了“理念—制度—治理”的遞進式邏輯框架，三者環環相扣，共同推進黨的建設目標的實現。

（一）理念的建構：依規全面從嚴治黨

眾所周知，政黨是現代政治的主體，政黨與政治密不可分。政黨政治是現代民主國家的重要政治現象。政黨不同于一般的社會性團體或組織，政黨從其產生之初就擬定政黨章程或活動準則，政黨章程和規章制度以及沿革下來的不成文慣例都構成了政黨管理自身以其組織成員的規范要求。同時，依規治黨是新時代管黨治黨的基本方式，也是全面從嚴治黨的治本之策。中國共產黨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原則和方針，這是我們黨的一大創舉，也是立黨興國的一大法寶。黨內法規以“1 +4”為基本框架構建，即在黨章之下分為黨的組織法規、黨的領導法規、黨的自身建設法規、黨的監督保障法規。依規治黨體現了我們黨在治黨理念、治黨思維和治黨方式的深刻變革。

對于政黨特別是執政黨而言，制度規范是其永續發展的動力之源，穩定而規范的制度是保證政黨更具生命力的根本所在?；诖?，依規治黨是中國共產黨持續深入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偉大創造。從嚴格意義上來說，一百多年來，中國共產黨能夠始終保持組織活力和革命動力的關鍵在于，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初就確立了以黨內法規制度來規范黨組織活動與黨員行動的優良傳統。雖然中國共產黨的依規治黨實踐開端于1921 年黨的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但依規治黨作為一個正式的概念出現在黨的十八大之后。伴隨著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依規治黨不斷被賦予新的內涵。2015 年6 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聽取2015 年首輪專項巡視匯報時的講話中明確提出，“要堅持依法治國、依規治黨”〔7〕，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旗幟鮮明地確立了管黨治黨的制度治理路徑。2017 年10月，黨的十九大審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將“依規治黨”寫入《中國共產黨章程》總綱，以黨內根本規范形式把依規治黨作為全面從嚴治黨的基本方針。據中共中央辦公廳法規局統計，“截至2022 年6 月，全黨現行有效黨內法規共3718 部。其中，黨中央制定的中央黨內法規221 部，中央紀委以及黨中央有關部門制定的部委黨內法規170 部，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制定的地方黨內法規3327 部”〔8〕。健全完備的依規治黨體系，為深入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提供了重要保障，為跳出歷史周期率的支配指明了新路。

（二）制度的支撐：黨的自我革命制度規范體系

完善黨的自我革命制度規范體系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學說的內在要求，也是新時代黨的建設的重要標志性成果。黨的二十大報告首次提出“完善黨的自我革命制度規范體系”〔9〕的明確政治要求，并將其作為深入推進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重要戰略和重要抓手。完善黨的自我革命制度規范體系，不僅有助于健全全面從嚴治黨體系，而且對于鞏固黨的長期執政地位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黨的自我革命制度規范體系是各類型、各層級、各領域黨的自我革命制度規范走向系統集成、協同高效的重要標志。從結構上看，黨內法規制度體系是黨的自我革命制度規范體系的統領要件，是黨的自我革命制度規范體系的“內核”，在黨的自我革命制度規范體系中發揮強基固本、搭梁立柱的重要作用。構設黨的自我革命制度規范體系，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將黨內法規制度體系納入其中并置于首位，抓住黨內法規體系這個核心要件，以黨章為統領，完善黨的自我革命黨內法規體系，以黨內法規細化黨章關于黨的自我革命的相關規定，嚴格貫徹落實黨章對黨的自我革命提出的明確要求?！氨Ｕ献晕腋锩掷m推進制度建設，首先體現在不斷完善黨章、全黨嚴格遵守黨章?！薄?0〕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堅定不移推進黨內法規制度的“立廢改釋”工作，以出臺《關于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意見》為標志，建構起了以黨內法規與規范性文件為主要構件，以黨章、準則、條例、規則、規定、辦法、細則等為梯次要素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實現了黨內行為規范在全局性層面的整體梳理與系統構建，從而為黨的自我革命提供了整套的法理基礎與深厚的制度根基。黨的二十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將“堅持自我革命”“以偉大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黨的自我革命永遠在路上”等新內容載入總綱〔11〕，為在新時代新征程不斷深化黨的自我革命制度規范體系建設提供了方向指引。

要治理好中國這樣一個超大規模的發展中大國，中國共產黨必須以自我革命精神練就過硬執政本領，從而確保黨的長期執政地位。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表明，維護黨的團結統一、提升執政能力、牢記初心使命、推進自我革命必須堅持依規治黨；黨執政治國、執政興國，必須充分彰顯黨規之治在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上的獨特優勢和治理效能。對于中國共產黨而言，沒有黨規之治就不可能扛起執政興國的歷史使命，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深化黨規之治，以順應黨和國家事業發展規律為內在要求，充分發揮好黨規之治在維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保障黨長期執政和國家長治久安等方面的重大作用。

（三）治理的效能：全周期運行的實現路徑

當理念植入制度并完成基礎性構建后，黨內法規解決大黨獨有難題就面臨如何存在并運行于現實治理體系之中的問題。只有成為“過程中的結果”，具體化在全面從嚴治黨的全過程，表現出全周期和縱深化的特點，依規治黨才能具有存在感；只有成為“結果中的過程”，凝練成依規治黨的真成效，表現出保障性、支撐性的特點，依規治黨才能具有效能感。由此可見，黨內法規解決大黨獨有難題的過程是從制度走向治理的過程，即制度效能不斷釋放的過程。因此，黨內法規作為一種制度現象，是中國共產黨依規治黨的實踐產物，其治理效能體現出鮮明的全周期運行特點。

第一，全方位推動。在中國共產黨解決大黨獨有難題的歷程中，如何構建系統完備、運行有效的制度保障體系是一個重要的理論與實踐問題。我們黨把黨內法規制度建設作為全面從嚴治黨的長遠之策、根本之策，不斷扎牢織密制度的籠子，發揮依規治黨對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政治保障作用。黨內法規體系框架主要包括黨的領導法規、黨的組織法規、黨的自身建設法規、黨的監督保障法規等幾個方面。依規治黨主要聚焦對黨的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紀律建設、制度建設，以及黨務工作等幾個方面。因此，依規治黨全方位推動大黨獨有難題的解決，主要圍繞上述幾個方面來進行。一是通過強化黨內法規的政治性、規范性和權威性，全方位推動黨的建設向縱深發展。黨內法規具有鮮明的政治性，它服務于黨的政治目標，體現黨的性質和要求；黨內法規屬于黨的制度中的高級形態，它通過規范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活動，從而實現全黨統一意志、統一行動、統一步調向前進。作為長期執政黨制定的黨內法規，它不限于調整政黨內部事務，要將其調整功能置于治國理政的戰略全局來考量〔12〕，這本身就是解決大黨獨有難題的過程。二是全域式推進黨的建設，全方位提升治理能力。突出整體謀劃，繼續完善黨的領導體制機制，進一步健全落實民主集中制的監督保障，改進和完善黨的自身建設，全面增強黨的執政本領；突出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把黨內法規建設貫穿黨的各方面建設，不斷提升管黨治黨科學化、制度化、規范化水平，以偉大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全方位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把黨建設成為經得起各種風浪考驗、朝氣蓬勃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

第二，全過程覆蓋。一是從時間上看，黨內法規作為管黨治黨的制度實踐，自我們黨誕生之時即已存在。第一次正式提出“黨內法規”概念的是毛澤東。1938 年10 月，他在《論新階段》中提出“為使黨內關系走上正軌，除了上述四個最重要的紀律外還須制定一種較詳細的黨內法規，以統一各級領導機關的行動”〔13〕。這表明我們黨很早就已經運用黨內法規進行管黨治黨。二是從組織實施的角度看，黨內法規的生成是組織集體決策的產物，是黨的統一意志的體現，具有鮮明的政治性和規范性，這也是黨內法規的鮮明特色。黨內法規的組織實施是指黨內法規的遵守與執行，確保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活動“有法可依”，是將黨組織的職權職責、黨員的權利和義務落地落實的過程。三是從效力上看，黨內法規效力是由規范力、引領力、執行力綜合作用形成的“合力”。黨內法規的規范力指規范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活動；引領力指黨內法規對于黨組織和黨員較之于法律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更嚴格的要求，可以對全社會規范產生正面引領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是其溢出效力；黨內法規的保障力指作為管黨治黨、執政治國的制度形式，在加強黨的領導、強化黨的政治屬性、實現其執政使命方面的作用。上述三個方面作用，包含了管黨治黨的各個方面，即全覆蓋大黨獨有難題的各個方面。

二、黨內法規解決大黨獨有難題的運行機理：“動力發生—過程要素聯動—黨規保障”的基礎邏輯

在“理念—制度—治理”的框架內，我們能夠更好地理解黨內法規解決大黨獨有難題的可能性。在這個框架內，不同維度之間既相互獨立又相互依賴，共同構成了一個有組織的整體。當理念、制度與治理維度之間相互關聯時，它們在內在地呈現出各要素互聯互通、互相作用的機理，逐步構造出一個有著內在運行邏輯的有機整體。由此，在“理念—黨規—治理”的框架內，黨內法規解決大黨獨有難題有序運轉的機體、要件、場域等要素得以形成，在運行中呈現出“動力發生—過程要素聯動—黨規保障”的邏輯脈絡。

（一）“雙元邏輯路向”：黨內法規解決大黨獨有難題的運行理路

從理念引領到黨規治理的各環節，黨內法規解決大黨獨有難題在第一個環節呈現出“個體性”與“整體性”兼容互聯的特點。依規治黨的對象是黨組織和黨員干部，目的是統一黨的意志、規范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各項活動，這意味著依規治黨圍繞個體與集體而生成了各種關聯與聚合，由此產生了紛繁復雜的政治關系，進而形成聚焦初心使命難題、團結統一難題、執政能力難題、自我革命難題等解決大黨獨有難題的推進路徑。如何有效地將數量眾多的黨員個體意志統一于組織的集體意志，如何加強和規范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活動，如何將黨規之治貫通國家治理全局，這是治理現代化的著力方向，也是黨內法規解決大黨獨有難題能否落實落地的關鍵考量與重要根據。長期執政、大國執政、一黨執政條件下形成的大黨獨有難題，要求治黨必須依規以及依規治黨和依法治國的統一，同時發揮黨內法規引領、規范和保障作用，這構成了黨內法規解決大黨獨有難題的“動力發生”。

在中國，以“黨章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為核心，以準則、條例等中央黨內法規為主干，由各領域各層級黨內法規制度組成的有機統一的黨內法規體系”〔14〕，呈現出一系列制度安排的穩定性結構，這一黨規體系結構的確立為黨的團結統一、踐行初心使命、提升執政能力、推進自我革命等一系列大黨獨有難題的解決提供了框架思路。而問題的關鍵在于，這一制度體系結構如何轉變為具有實現黨內法規治理效能的問題。至此，“理念—黨規”的第一個環節便形成合力為有效推動第二個環節的運行賦予效能。當“理念—黨規”框架得以牢固后，理念作為價值要素貫穿整個過程并推動黨內法規體系的完善，“理念與黨規”便呈現出“雙向性”“互給性”特點，成為黨內法規解決大黨獨有難題架構的首要邏輯路向。

與此同時，“黨規—治理”的互動環節構成了第二個邏輯路向，“黨規—治理”之間的轉向是黨內法規解決大黨獨有難題運行機制持續發力的重要體現?！皬狞h規到治理”本質上是從具體實施到效能釋放的過程，它呈現出各要素之間“協同效應”的特征，從黨規到治理的轉向是運行要件在時空場域結構中發生轉化的實質性過程。黨規作為框架的核心便成為整個框架結構的中心樞紐，黨規的完善是大黨獨有難題得以解決的前提和基礎，也是從黨規治理效能到大黨獨有難題有序解決的重要保障。當治理效能顯現，黨規因其權威性、明確性在治理過程中進一步規范了權力、統一了意志、提升了執政能力、推進了自我革命等一系列大黨獨有難題，呈現出“黨規—治理”的積極政治過程。在這里，作為管黨治黨、執政興國的法則，黨規是我們黨集體意志的表達，既繼續保持其引領性與規范性，又始終強化黨的政治屬性、加強和鞏固黨的領導、實現黨的執政使命，完成從“治黨”到“興國家”“興民族”的躍升。

在解決大黨獨有難題話語體系下，“黨規之治”由黨內法規表達并逐漸成為我們黨執政興國的實踐原則，貫穿于政治大局、國家治理等環節，成為推進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基本遵循，即黨內法規的各項措施聚焦大黨獨有難題，成為全黨團結統一、不忘初心使命、確保長期執政、推進自我革命的有力保障，最終成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堅強政治保障。在社會主義中國，面對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獨有難題的客觀現實，不僅要弄清其背后的根源，而且應直接回應復雜多變的具體需要，“黨規之治”尤為重要。直面當下，黨的制度創新成果得到高度認同，依規治黨效能得到全面釋放，政治保障功能得到空前強化，黨內法規制度優勢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之治、中國之治的一大優勢。由此，在“理念—制度—治理”的框架性結構下，最終呈現出“動力發生—過程要素聯動—黨規保障”的運行機制。

（二）“三大核心要件”：貫通黨內法規解決大黨獨有難題的具體運行環節

在很大程度上，黨內法規的“規范性”“保障性”“引領性”作為內在的邏輯串聯線將管黨治黨具體地、現實地體現出來。黨內法規解決大黨獨有難題體現了“主體要件”與“過程要件”的深入互構，在實際運行中黨內法規作為解決機制貫穿其中并成為全面從嚴治黨與執政興國的基礎條件，即運行的規范性、保障性、引領性機制。由此，從“動力發生”到“過程要素聯動”再到“黨內法規保障”，共同構成了解決大黨獨有難題的基本運行機制。

首先，黨內法規運行的“主體與目的”規定性地成為其運轉的前提與基礎，構成了解決大黨獨有難題的前置動力。在運行過程中黨內法規所包含的全部價值要素由主體去呈現，“主體與目的”即“政黨與需要”之間構成了雙向互動的有機體并成為“何以解決”的動力發生，推動著大黨獨有難題解決機制的運行。從主體的角度看，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執政為民的使命型政黨，以人民為中心是其重要價值理念。正因為如此，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始終牢記初心使命，堅持自我革命，不斷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從需要的角度看，需要是任何政治主體最基礎的存在本性，任何政黨都要以維持執政存續的“需要”為基礎來展開治理活動。長期執政、大黨執政與大國執政等復雜條件下牢記初心使命、維護團結統一、提升執政能力、推進自我革命，這些構成了黨內法規的主體內容，也是解決大黨獨有難題之“需”。當然，政黨的需要并非一成不變，政黨也要針對各種變化做出相應的反應，這實際上正是政黨在政治生活中具備的一種有意識的、有目的的追求，也是政黨的價值所在。在某種意義上，正是政治生活中不斷產生的需要推動著政治發展。就黨內法規與大黨獨有難題而言，“黨規與需要”的互動關系是成為政黨長期執政、國家繁榮發展的重要前提。因此，要發揮好黨內法規在維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保障黨長期執政和國家長治久安方面的重大作用，有效推動大黨獨有難題的不斷解決。黨規之治自身是一個復雜系統，再加上它身處管黨治黨、執政興國系統之中，因此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勢必事關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方方面面?！?5〕從這一意義上講，在制定和完善黨內法規時，就要以大黨獨有難題的時代變化而獲取盡可能充分的需求反饋。中國共產黨作為治國理政的主體，黨的建設的需要是政黨意志的反映，也構成了我們黨治國理政的前提，長期執政的追求以及實現這一目標的具體任務就構成了黨內法規的時代使命。在現實中，大黨獨有難題是否得到解決既是衡量“黨規之治”的尺度，也是評判我們黨治國理政效能的重要標準。在中國，中國共產黨的各項工作始終圍繞治國理政之需來推進，黨的制度全面發力于管黨治黨并深刻作用于治國理政，充分彰顯黨內法規在保障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上的獨特制度優勢和政治效能。

其次，在引領、規范、保障等方面實現黨內法規與大黨獨有難題的有效貫通。這“三個方面”作為過程要素貫穿于政治建設、思想作風、監督保障、紀律建設、制度建設等環節，以聯動狀態貫穿于大黨獨有難題解決的全過程。在政治建設環節，黨的領導法規制度，為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提供制度保障。無論是從黨的組織架構，還是路線方針的制定與執行，都是政治領導的一種“有效釋放”，是以黨的意志為核心的，這集中體現在黨的政治建設的各項制度中。政治建設并非形式上的口號，而要以黨的政治建設確保我們黨永遠不變質、不變色、不變味。在思想作風建設中，只有將精神品質塑成的政黨共識以黨內法規方式加以明確，“思想作風建設”才能得以體現。思想作風是黨的“精神譜系”的根本體現，也是“精神支撐”的價值表達，黨內法規參與思想作風建設既能保證立規的有效性和權威性，也促進了思想建設的入腦入心，從而形成黨內法規與思想作風建設的良性互動?？茖W完備的黨內法規是維護大黨執政和保證長期執政的基礎條件，是踐行初心使命、跳出歷史周期率的“壓艙石”。在監督保障中，需要依規規范公共權力，有效施行民主決策，健全監督程序。在中國，黨組織的職權職責、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的標準要求和方式方法、黨員行為的監督獎懲等諸多事項需要依照黨內法規制度，明確其運行的界限，始終以鍛造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為基點。在監督實施中，要壓實各級黨委（黨組）的責任，推動黨內監督與其他監督貫通協調，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茖W完善的黨內權力監督機制，是黨內規范法治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實質是實現黨內權力監督的法治化和黨內治理的法治化?！?6〕在紀律建設中，核心任務是把政治紀律放在首位，完善黨的紀律體系。為此，要強化政治紀律的統領性作用，通過政治紀律建設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增進黨的團結統一，從整體上提高黨的紀律建設成效。習近平指出：“現代政黨都是有政治紀律要求的，沒有政治上的規矩不能成其為政黨?！薄?7〕在此基礎上，黨的紀律檢查機關要圍繞政治紀律從嚴執紀，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在制度建設中，自我革命是中國共產黨跳出歷史周期率的第二個答案，黨的二十大報告對完善黨的自我革命制度規范體系提出明確具體的思路舉措，這本質上體現了以黨內法規解決大黨獨有難題是一種創造性探索。

最后，根據黨章與相關黨內法規的有關規定，中國共產黨黨員享有“表決權、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監督權”等，這些權利的根本規定性來自黨內法規。這些權利是黨內法規建設的基本價值導向，依規治黨是全面從嚴治黨的基本價值選擇；這些權利是黨內民主的重要表現，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發展黨內民主，就是要規范和約束黨內權力，更好地推動黨的自身建設，實現黨的長期執政和國家長治久安。在某種意義上講，黨內法規與全面從嚴治黨是推動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向縱深發展的價值有機體，兩者總是在解決大黨獨有難題過程中相伴而存在。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大黨獨有難題作為全面從嚴治黨的集中表達，多以“四大危險”“四大考驗”的方式體現，具有動態性特征。而黨內法規則是“政黨意志”的規范性性表達，以一種正式的文本化方式來體現，具有鮮明的規范性特征。所以，在黨內法規解決大黨獨有難題的實際運行中，黨內法規作為權威的、硬性手段保障大黨獨有難題的不斷解決。對于具有引領、規范和保障作用的黨內法規而言，它規定的事項，有利于統一黨的意志，規范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活動。同時，黨規治理在實現方式上，依靠黨內激勵機制和黨的紀律來提供保障。一方面通過鼓勵性、倡導性規范得以實施；另一方面通過黨的紀律約束等監督懲戒機制來保證義務性、禁止性規范得以遵從，這本身也是黨內法規解決大黨獨有難題的過程。

三、黨內法規解決大黨獨有難題的基礎承載：“黨的領導、民主集中制與依規治黨”的集成合力

黨的二十大報告在論述完善黨的自我革命制度規范體系時強調，“堅持制度治黨、依規治黨，以黨章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為核心，完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18〕。因此，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通過黨內法規解決大黨獨有難題必須堅持黨的領導、民主集中制與制度治黨、依規治黨統籌推進。實現三者有機統一，是解決大黨獨有難題的基礎承載。

（一）黨的領導：大黨獨有難題何以解決的領導力

一般而言，政黨是集中代表一定階級、階層或集團的利益〔19〕。中國共產黨歷經百年始終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成為具有全球重大影響力的世界第一大黨以及取得的偉大成就，無可辯駁地說明中國共產黨具有強大領導力。中國共產黨既具有世界無產階級政黨的一般性特點，又具有無比堅強的領導力屬性，這一特性決定了解決大黨獨有難題必須不斷增強“黨的政治領導力、思想引領力、群眾組織力、社會號召力”〔20〕，確保我們黨永葆旺盛生命。歷史證明，只有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才能保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穩致遠，才能解決好全面從嚴治黨中的各種問題。因而，大黨獨有難題“何以解決”的關鍵在于堅持黨的領導。在黨的領導下，黨內法規能夠把穩治國理政之道，保障管黨治黨、執政興國的“價值—制度—行動”導向，謀劃大黨獨有難題何以解決的實踐方略。一方面，堅持黨的領導可以發揮領導力量集中統一的優勢。堅持黨的領導，能夠在改革發展穩定、治黨治國治軍、內政外交國防等基礎性結構上保持穩固，實現堅持依法治國與制度治黨、依規治黨統籌推進、一體建設〔21〕，為解決大黨獨有難題提供方向指引與戰略動力。另一方面，堅持黨的領導能夠涵養政黨治理的關鍵能力。馬克思主義政黨要想解決長期執政下解決大黨獨有難題，既要適應時代變革，又要提升自身治理能力，現代國家治理的本質就是把政黨政治的執政屬性通過國家治理能力進行實現。

依規治黨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前進，成就“中國共產黨之治”的獨特密碼。因此，必須高度重視中國共產黨與依規治黨的內在邏輯，深刻把握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與大黨獨有難題“何以解決”的關系，不斷提升依規全面從嚴治黨的能力和水平。一個長期執政的大黨難在于飽經滄桑而初心不變、不忘牢記使命，為此，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建立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制度”〔22〕；一個長期執政的大黨難在統一思想、統一意志、統一行動，為此，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完善堅定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各項制度，把“兩個確立”“兩個維護”融入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一個長期執政的大黨難在始終具備強大的執政能力和深入推進自我革命，為此，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健全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制度”〔23〕，黨的二十大提出“完善黨的自我革命制度規范體系”〔24〕，并作出戰略部署。上述幾個方面都充分佐證了黨的領導與依規治黨的邏輯關系。新時代新征程對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清醒認識治理現代化中的大黨獨有難題，使全面從嚴治黨更好體現時代性、把握規律性、富于創造性。

（二）民主集中制：大黨獨有難題何以解決的向心力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貫徹民主集中制，創新和改進領導方式，提高黨把方向、謀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能力，調動各方面積極性?！薄?5〕因此，只有保障黨員主體地位和民主權利，才能煥發黨的活力。正因如此，中國共產黨是以民主集中制建立的政黨，并以民主集中制領導中國的革命、建設和改革。民主集中制是馬克思主義黨建學說的重要內容，也是改善和加強黨的領導的一項戰略性舉措。

從中國共產黨發展史來看，我們黨之所以能披荊斬棘、戰勝重重困難，有效發揮民主集中制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在現實的民主建設中，中國共產黨始終將民主集中制置于重要地位。毛澤東把民主集中制概括為“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局部服從全體，全黨服從中央的民主集中制”〔26〕，這是從黨的組織紀律、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的角度來講的。踐行民主集中制的價值導向，并非形式上的政治口號，而是具體的治國理政行動。由此，才確立了以民主集中為原則的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實現形式，以黨的代表大會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為核心形成了真正的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工作路線，推動了大黨執政、大國執政、一黨執政條件下，初心使命難題、團結統一難題、執政能力難題、自我革命難題等一系列大黨獨有難題的解決。

從民主集中制的本質內涵看，民主集中制所要調節的深層關系就是地方與中央的關系、下級與上級的關系、群眾與領導的關系、人民與政府的關系、民主黨派與執政黨的關系。毛澤東曾把民主集中制概括為“六個服從”〔27〕，本質也是指向調節這幾個層面的關系。我們黨把民主集中制應用于組織建設和政權建設中來，形成了適合中國具體國情的民主集中制。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鮮明提出了“兩個維護”，是民主集中制在新時代的創造性運用，豐富和拓展了新時代民主集中制的理論內涵、適用場域。黨的二十大對發展民主集中制又作了新的戰略部署，發揮民主集中制在治國理政總體布局中的巨大政治優勢，以及對全面從嚴治黨戰略的制度保障作用。它既發揚黨內民主、保證黨的團結統一，又有效整合各方資源、集中力量辦大事，既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凈化政治生態，又激發全黨創造活力，民主集中制優勢發揮的過程，也是其聚焦大黨獨有難題并不斷解決的過程。

（三）依規治黨：大黨獨有難題何以解決的保障力

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這展示了人必然在物質關系、社會關系和利益關系上存在復雜性。從政黨治理角度看，依規治黨的主體要素是指處于一定政治關系中從事實踐和認識活動的人。正因為如此，黨規的建構是政治關系的調解和維系，是政黨能夠永續發展的“利器”。依規治黨就是站在提升“制度整體效能”的角度，將黨內法規作為“利器”調節和規范著各級黨組織、黨員干部的關系，也是政黨治理現代化的重要體現。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著眼新時代管黨治黨和執政興國的戰略需要，從“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高度定位依規治黨，“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長遠之策、根本之策”〔28〕。依規治黨是一個實現真正管黨治黨制度化動態的良性發展過程，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在全面從嚴治黨實踐中，黨內法規兼具剛性與柔性，能夠凸顯依規治黨的底線和力量。一方面，依規治黨是政黨治理法治化的前提，是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實現黨的領導法治化的重要方式，保障了中國共產黨領導與執政的科學性、民主性，把黨的領導落實到黨和國家事業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另一方面，依規治黨細化于具體權力的約束限制之中，在樹立黨內法規的權威中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成為一種自覺和常態，充分彰顯依規治黨的強大政治保障功能。

黨的二十大審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在“堅持從嚴管黨治黨”部分增寫了“不斷健全黨內法規體系”〔29〕的內容，并將其作為完善黨的自我革命制度規范體系的重要舉措，充分彰顯了我們黨在新時代新征程堅持依規治黨，加強黨的自我革命制度規范體系的堅定決心。當下，堅持依規治黨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是解決大黨獨有難題最應凸顯的實現內容。具體而言，既要在法治框架內推動依法治國和依規治黨銜接統一，加強黨內法規體系與國家法律體系的協調銜接，進一步拓寬管黨治黨新路徑，為解決大黨獨有難題提供制度保障，又要提高黨內法規制度質量，以形成系統完備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為目標，從源頭夯實管黨治黨的制度基礎，從整體上全面推進從嚴治黨，以發揮法規制度解決大黨獨有難題的整體效應；同時要狠抓黨內法規制度實施，全流程優化依規治黨的運行過程，強化黨內法規制度的保障力度，切實釋放黨內法規治理效能，使黨內法規在全面從嚴治黨和解決大黨獨有難題中發揮更大作用。大黨獨有難題只有以法規制度為保障，充分發揮依規治黨對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保障作用，才能推動大黨獨有難題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不斷得到解決，為我們黨深入推進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提供實踐指南。

四、結語

通過黨內法規制度體系建設解決大黨獨有難題，是中國共產黨實現“中國之治”的獨特治理密碼。我們黨作為有百年歷史底蘊的世界大黨，黨內法規制度體系的建構與完善是大黨獨有難題“何以解決”的重要遵循與實踐途徑。換言之，作為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組成部分，統籌依規治黨與大黨獨有難題二者之間的有機耦合、彼此交融，黨內法規制度體系建設必須深深嵌入解決大黨獨有難題之中。長期執政并非與生俱來，黨的執政地位也并非一勞永逸，而是在不斷自我革命中淬煉而成的。為此，黨內法規制度體系建設這一宏大命題必須深度關聯黨的自我革命，進一步為解決大黨獨有難題做好制度供給。正如《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體系》中指出：“這一基礎性制度支撐事關根本，為保證全黨團結統一、行動一致，為黨統攬‘四個偉大’提供了堅強有力制度保障，對于黨以史為鑒、開創未來，團結帶領全國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重要意義?！薄?0〕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進一步釋放黨內法規制度體系的效能，必須始終從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一中心任務出發，從而在保持黨的先進性、提升黨的執政能力、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等方面打開新局面，展現新氣象新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