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命運共同體視域下大連建成國際海洋中心城市的價值

□安善花

（大連大學 遼寧 大連 116622）

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海洋的政治、經濟及文化意義不斷提升的大環境下，中國適時向全世界倡導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這一建設性理念。在此背景下，沿海城市如何自我定位？如何確立未來的發展目標？如何為國家的深度發展助力？這是城市獲得可持續發展必須回答的問題。從思想史和國際政治的交叉點上，以海洋命運共同體為視角分析大連建成國際海洋中心城市的價值，有助于我們進一步認識中國海洋命運共同體理念與實踐的曲折發展及其原因，以及在這一過程中大連的歷史變遷，也將為思考當代東北亞①海洋秩序，以及作為有著厚重歷史基因的港口城市大連如何明確新時代賦予自身的使命，提供歷史的啟發與借鑒。

一、海洋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淵源及其實踐的歷史回顧

在東亞歷史上，曾經存在過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結構完整獨特的國際關系體系，即“華夷秩序”。中國自古代起就遵循的“天人合一”世界觀在海洋領域的體現就是形成以中國為中心的西太平洋貿易網，在相對獨立的東亞區域空間，形成比較成熟的貿易交流體系，可謂海洋命運共同體的雛形，其主體就是中國。

1.前近代“絲綢之路”及中國海洋共同體意識的萌芽與發展

近代以前，東亞區域國際秩序是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受古代儒家傳統自然地理世界秩序觀的影響，中國歷代封建統治者構建了一套以中國為中心的國際關系體系，即“朝貢體系”，也被稱為“中國傳統的世界秩序”。[1]4它是“自漢代直至晚清在古代世界大大小小國際關系格局中發展得最為完整的”[2]國際秩序，也有學者稱之為“亞洲的華夏秩序”或“天朝禮制體系”。[3]與歐洲近代國際體系不同，它有著自己獨有的理念與原則。

美國學者許倬云說：在華夷秩序支配下，“中國”不是一個主權的單位，而是普適文化的體現。[4]這恰好說明“華夷秩序”是文明傳播輻射范圍的擴大。與歐洲近代國際體系不同，“華夷秩序”是以在各方面都具有絕對優勢地位的中國為中心構建起來的區域性國際秩序。中國是為“華”，“夷”則作為這一國際秩序的輔助而存在。由于中華文化綿延幾千年，是唯一沒有中斷的古代文明中心，因此之于各國具有持續的吸引力。在華夷觀念下，整個世界被劃分為華夷兩極，中國歷代封建統治者以“以夷變夏”為終極目的，無形中形成對外傳播文明的使命感。這使他們在對外傳播中華文明的同時，很容易以文明程度作為衡量相互定位的尺度，也使這一秩序成為文化主導型國際秩序。對周邊國家而言，由于文化上的落差，政治、經濟上的統治需要及國家之間斗爭的現實，使他們往往為得到中華中心國的政治關懷、軍事保護和經濟利益而承認自己“夷”的地位，向中國朝貢，接受冊封，從而形成以中國為中心的具有森嚴等級制的金字塔似的縱向國際秩序。

此外，古代中國是一個政治、經濟、軍事力量強大的國家。這種強大的綜合力量是其推行王道政治的基礎，也是周邊國家實行“慕華政策”和“事大主義”的根源。因此，華夷秩序“是完全由對‘中華帝國’的直接關系規定的一元化上下秩序構成的”[5]。這種上下秩序是雙方彼此承認，不以第三方的承認而存在的。

因此，中國的強大與繁榮穩定是“華夷秩序”得以建立并能夠存在和穩定的先決條件，同時“華夷秩序”內部屬國對該秩序理念的尊重和認同及沒有外部體系的刺激和沖撞，是這一秩序存續和穩定的必要條件。歷史證明，在近代西方國際體系大規模進入亞洲之前的數千年中，中國以其政治上的統一與穩定、經濟上的繁榮和昌盛、文化上的優越和軍事上的強大，在東亞地區處于核心地位。

中國古代文明發源于黃河中下游，具有明顯的大陸內聚性?；诠糯匀坏乩硎澜缬^和封建統治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華夷秩序”思想以及中國社會長期實行以農為本立國理念的影響，中國古代的海洋觀帶有濃厚的守土防御、保守自居等內斂情結。然而，中國同時又是一個海洋國家。在秦帝國時期，秦始皇為占有和控制海洋，不斷到海邊巡游，甚至為戰勝“海神”之惡神進行海上航行，實際上已經建構起集陸海文明為一體的國家發展基調?！叭A夷秩序”的基本框架正是在這一基礎上形成的。作為海洋國家，中國很早就為“海洋文明”做出過巨大貢獻。據《史記》記載，徐福兩次率大規模船隊東渡，其中包括大量的水手和工匠及不計其數的生產資料。整個東渡的過程，客觀上起到了傳播中國傳統文化和先進生產技術的作用，也是古代中國向世界貢獻海洋命運共同體理念這一共有資源的有力證明。

近年來，中外考古界通過研究得出共識，認為徐福東渡是從山東半島出發，經朝鮮半島，最后到達日本列島。有學者認為，徐福東渡標志著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東線和東北線”的開辟，“而且對海絲之路南線和南西線以及海絲之路全局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先導作用”[6]。

隋唐時代直至宋元時期，雖然當時的航海技術條件十分有限，但海陸交通把中國、朝鮮、日本等東亞國家乃至印度、斯里蘭卡等南亞國家甚至歐洲國家都聯系在一起，不僅促成廣州、泉州、揚州、明州等著名的國際貿易港口的形成，而且促成世界性海上貿易圈的初步形成，彰顯了中國古代樸素的海洋命運共同體意識的普適情懷。英國近代科學技術史專家李約瑟曾做出高度評價：“中國人一直被稱為非航海民族，這真是太不公平了。他們的獨創性本身表現在航海方面正如在其他方面一樣。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西方商人和傳教士發現的中國內河船只的數目幾乎令人難以置信；中國的海軍在1100-1450年之間無疑是世界上最強大的?！盵7]并盛贊明代水師在當時具有世界領先水平。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表明中國海洋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廣泛傳播具有堅實的物質基礎。

日本是古代中國海洋命運共同體理念與實踐的最大受益者。從公元630年至894年，日本先后共組建20次遣唐使節團，另有多次非正式出使。唐朝也派遣使者訪問日本。日本的遣唐使在長安、洛陽及中國沿海地區進行交流或學習，并在回國后積極傳播中國文化。然而，日本在受惠于中國倡導的海洋命運共同體這一共有資源、廣泛汲取中華文化時，因其海洋意識與中國相去甚遠，不僅不維護海洋命運共同體這一共有資源，反而最終成為域內挑戰既有國際秩序的破壞性因素。

2.域內各國不同的海洋命運共同體意識對東北亞國際關系的影響

偏居東方一隅的日本只有內向型海洋命運共同體意識，即因日本特殊的自然地理環境，很難單憑個人或少數人的力量克服外來危機而形成了日本人之間相互抱團的集團意識，卻從未產生過整體的東亞海洋命運共同體主張。這一點與中國有著本質的區別，反映出二者國家氣質及國際視野的巨大差距。不僅如此，日本還一直關注朝鮮半島的政治局勢，伺機而動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朝鮮則因地緣及文化上關系，直接在中華帝國的輻射之下?！爸谐曣P系發源于朝鮮歷史的早期階段”，而且“朝鮮是模范藩屬國”[1]81，“在唐代中葉以后，在半島上稱雄的高麗人，開始接受中國人的大國地位及其權威，確立其‘事大以禮’的關系形態”，即所謂“以小事大，保國之道”。[8]259

公元663年的白江口之戰是中國為阻止日本對大陸擴張，在中日之間進行的第一次正面軍事較量。因白江口位于錦江入?？?，故此可以認為這是一場近海海戰。這次以日本戰敗并退出朝鮮半島而告終的戰役，未能觸動唐朝在東亞地區原有的中心地位，也宣告古代中國倡導的海洋命運共同體意識的階段性勝利。在此后近千年的時間里，日本把主要精力放在積極向中國學習先進的文化上面，暫停對大陸和朝鮮半島的染指。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曾兩次派兵攻打日本，有違海洋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原則，但日本不認同少數民族政權的“華夷之辨”世界觀，同樣是中日關系史上一段不和諧的樂章。直至明朝建立，明太祖朱元璋將日本列為不征之國，解決了這一歷史問題。但日本始終窺視朝鮮半島和大陸局勢的變化，沒有放棄擴張的野心。

16世紀末，豐臣秀吉在統一日本后，先后在1592年和1597年兩次出兵朝鮮。明朝在朝鮮的請求下出兵援助，此即萬歷朝鮮戰爭（朝鮮稱之為“壬辰倭亂”，日本稱“文祿慶長之役”）。戰爭以豐臣秀吉病死后日本撤出朝鮮半島而結束，可謂沒有勝負。但這場戰爭“可以說是日本人對朝鮮半島發動的第一次侵略戰爭，也可以說是日本人對天朝禮治體系的第一次嚴厲的挑戰，更可以說是‘天朝禮治體系’在東亞地區展開以來所遭遇的‘史無前例’的挑戰”[8]421。戰爭結束后，中國和朝鮮都與日本斷絕關系，日本被孤立于東亞國際秩序之外。日本反復挑戰中國的海洋命運共同體理念，使各國都付出巨大的代價。特別是日本不斷挑釁、攪動東北亞地區的安寧與穩定，其對外擴張思想給東北亞國際關系帶來了極其惡劣的影響。

二、西力東侵與近代東北亞海洋格局的震蕩

前近代東亞大陸及海洋秩序的震蕩、磨合與恢復的行為主體都是“華夷秩序”內的國家，即便偶有日本的挑戰，但在以中國為主導的海洋共同體理念支配下，最終趨于穩定、和平與安寧。然自近代以來，隨著俄、英、美等域外陸海力量的侵入，并在此與中日展開博弈，使這一地區的海洋秩序不斷發生變化，大連作為東北亞港口城市，見證了這一段歷史的滄桑巨變。

1.列強在東北亞海域的角逐

近代東北亞國際局勢的變化與這一地區海洋秩序的變遷息息相關。這里的海洋秩序在前近代與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相對應，保持相對和平的局面。但隨著俄、英、美等陸海戰略力量在此展開博弈，這一地區原有的國際秩序受到沖擊，國家發展取向也最終分道揚鑣，日本加入歐美列強宰割東亞鄰國的行列，中國、朝鮮成為日本對外擴張的目標，這一地區的海洋秩序也因此發生更加劇烈的變化。

有學者提出：“東亞海權格局在歷史上經歷了三次重構：一是16世紀初至20世紀初，從中國主導的等級制格局向列強主導的均勢格局的轉型；二是20世紀30—40年代，從多極均勢向美蘇爭霸之下的兩極均勢的轉型；三是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從兩極均勢向美國主導的單極霸權的轉型?！盵9]這種分析頗有見地。正是由于歐美列強紛至沓來，東北亞海洋格局發生劇變，中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后被強行納入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隨后，日本在1853年美國佩里“黑船來航”后開國，而在1876年，日本模仿歐美列強以堅船利炮為后盾迫使其開國的做法逼迫朝鮮開國。

近代以來，世界海洋秩序的劇變極大地沖擊了東北亞海洋秩序。16世紀初，隨著歐洲列強對制海權爭奪、海外殖民地建立的需要，西方海權勢力逐步滲透東亞海域，使得這里原有的與“華夷秩序”理念原則相對應的海洋秩序面臨挑戰。如果說近代以前中國一直倡導的海洋命運共同體理念是中國在傳統海權的邏輯基礎之上建構在東亞范圍內具有普適意義的傳統海權，那么“自19世紀中葉到冷戰結束后，東北亞海權格局經歷了中日兩極對抗——日英與俄、蘇中與日三足較量——美日中俄四角共存的嬗變”[10]。在此背景下，中國成為列強競相爭奪的目標，中國一直倡導的海洋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實踐基礎也隨之消失。

2.東北亞海洋格局的震蕩之于大連社會發展的影響

黃海之于東北亞大陸具有極為特殊的意義?；仡櫄v史，近代以來改變東北亞國際關系格局的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均發生在這片緊鄰中國政治中心的門戶之海，足見黃海戰略地位之重，這一海域也成為東北亞地緣政治的焦點區域。

在近代中國的滄桑巨變中，大連是一個極為特殊的存在。在歷史的更迭中，大連是歷史的親歷者，也是見證者。大連作為港口的城市發展史，可謂半部中國近代史。由于大連始終是帝國主義國家為實現其擴張目標的重要地點，大連的歷史從一開始就充滿滄桑與曲折。1895年，日本在甲午戰爭中獲勝，通過《馬關條約》割占遼東半島。由于帝國主義的利益糾葛，俄、德、法三國在復雜利益關系的驅使下實施“干涉還遼”，還遼后俄國不斷地以干涉還遼有功向清政府索取利益。1898年，沙俄逼迫清政府簽訂《旅大租地條約》《續訂旅大租地條約》，占領旅順及大連等地區，對旅大港口進行建設，并在1899年開埠。大連港一直也為日本所覬覦。1904年，日本挑起日俄戰爭，獲勝后遂根據日俄《樸茨茅斯和約》獲得對大連的支配權。1906年，日本宣布大連對世界各國船舶開放，大連再次成為國際自由港。大連港由此成為日本侵華的經濟據點和戰略要地之一，直到日本在第二次世界中戰敗投降為止。在此期間，日本在俄國對港口及城市規劃的基礎上繼續建設，旅大港口成為大連近代城市發展的見證，同時也被深深打上了殖民統治的烙印。

大連在日俄兩個殖民帝國對外擴張中的定位既有相似之處，又有不同。在俄國的對外擴張政策中，大連港作為遠東不凍港的性質定位與其遠東擴張政策緊密相連，而其在日本殖民擴張政策中的定位則具多元性特征。作為群島國家，日本首先側重于陸海地緣考量；作為海洋國家，在日本意欲構建龐大的東北亞海運體系的設想中，大連成為重要的一環。當然，日本的野心不止于此，大連一旦發展為國際自由港，那么日本在世界貿易乃至金融體系中的地位也將隨之提高?？梢?，日俄兩國對大連港的統治政策，反映了日本“大陸政策”與俄國遠東政策在東北亞地區的矛盾沖突。兩大帝國主義國家均覬覦大連，而且二者都對大連進行了重點建設，極力發揮大連作為港口的這一功能。這反映出日俄覬覦大連的海運能力屬性，更反映出日俄侵占東北亞乃至控制更為廣闊區域的野心。大連在波云詭譎的國際政治壞境中作為各種帝國主義勢力為擴張而反復爭奪的基站，這也從反面表明大連具備作為國際航運中心城市、國際海洋中心城市的優越地位。

大連作為一座因殖民而聞名的港口城市，其在形成的最初定位及起點便不同于當時傳統的中國城市，而是一座起點極高的現代化城市。俄日殖民統治時期，大連近代城市歷史文化的形成深受俄日兩國的影響，但這種建設性作用是為其殖民政策服務的。馬克思在《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及《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中指出：“英國在印度要完成雙重的使命：一個是破壞性的使命，即消滅舊的亞洲式的社會；另一個是建設性的使命，即在亞洲為西方式的社會奠定物質基礎?！薄八麄兊慕ㄔO性的工作在這大堆大堆的廢墟里使人很難看得出來。不過，這種建設性的工作總算已經開始做了?！盵11]247馬克思進一步指出，英國的資本輸出和商品輸出給印度帶來的災難，比印度過去的一切災難“在程度上不知要深重多少倍”。英國“破壞了印度社會的整個結構”，但在另一個角度上則“充當了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11]144-149。在俄日殖民大連期間，兩國“建設”的結果雖然帶來城市的繁榮，但這種繁榮并不是建立在民族工業發展的基礎上的，而是被殖民者強行移植過來的，因而從本質而言是畸形的，當然也不是純粹為了城市的社會發展，而是為了更有利于其進行殖民統治。作為其結果，大連近代發展面臨諸多復雜的國際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關于旅大問題又在中蘇之間形成矛盾斗爭。隨著中國完全收回旅大主權，大連在國家的規劃與指導下獲得長足發展，并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特別是新時代對大連建設東北亞國際航運中心、東北亞國際海洋中心的定位，不僅彰顯大連獨特的氣質，也使大連歷史性地成為踐行海洋命運共同體的重要載體。

三、當代海洋命運共同體意識及大連建成國際海洋中心城市的意義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2013年我國適時向全世界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建設性理念，回應了時代發展的新要求。作為其中的有機組成部分，海洋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是新時代賦予海洋的政治意義、經濟意義、文化意義和軍事意義不斷提升的結果，也是在新形勢下謀求東北亞海洋經濟的協同發展、合理打造東北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組成部分。

1.海洋命運共同體意識的內涵及當代價值

進入21世紀，中華民族迎來民族復興的偉大歷史時期，黨的十八大將中國建成海洋強國這一目標上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然而，從世界范圍來看，由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已經進入后工業化時代，因資源、環境等壓力，世界范圍內對海洋的爭奪日益加劇。這對以和平發展為目標的中國而言是一個極大的考驗。

2019年4月23日，習近平在青島集體會見應邀出席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成立70周年多國海軍活動的外方代表團團長的重要講話中，創造性地提出“海洋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海洋孕育了生命、聯通了世界、促進了發展。我們人類居住的這個藍色星球，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個孤島，而是被海洋連結成了命運共同體，各國人民安危與共。海洋的和平關乎世界各國安危和利益，需要共同維護，倍加珍惜。中國人民熱愛和平、渴望和平，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盵12]海洋命運共同體理念作為中國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海洋方面的延展，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有機組成部分，也是中國海洋力量提升、海權意識昂揚的體現。海洋命運共同體理念秉承儒家思想強調“四海一家”的樸素的世界觀，是中國傳統海洋命運共同體意識在新時代的發展，也是對世界歷史上出現的各種進攻型海權理論的揚棄與升華。作為對當代海權理論的創新性發展，更是“中國倡導的一種海洋敘事，符合海洋敘事的歷史思路與創新思考”[13]?！捌淠康脑谟谧尭鲊y一認識，認識到唯有攜手合作，才能挽救海洋，進而挽救人類社會本身?！薄啊Ｑ竺\共同體’框架下的中國海權功能的拓展與運用又將進一步促進海權本身及當代中國海權理論研究的發展。這樣的發展將會很大程度上改變世界的地緣政治結構?！盵14]因此，海洋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也是構建平等、穩定、互通的國際新秩序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經濟已全面融入世界，海洋之于中國未來的發展意義重大。面對日益嚴峻的海洋環境，我們必須努力發展完善我國的海洋體系，構筑中國的海權話語體系，在恪守國際海洋法規的同時，為完善國際海洋法規提出建設性意見，并與各國建立互利互惠、相互高度依賴支撐的戰略型經貿關系，確保我國海上航行通道的暢通。同時，制定國內有關海洋法規，以適應世界形勢的發展。黨的十八大首次將把中國建成海洋強國上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預示著中國海洋時代的來臨。海洋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是新時代中國海洋觀的轉型，不僅有利于維護我國海洋主權完整、維護海權意識，而且對增強全民的海洋意識、構建與時俱進的當代海洋觀意義重大，有利于我國的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也將成為我國為積極參與構建新國際秩序的制度貢獻。

2.大連建成國際海洋中心城市的價值

在新時代我國向世界倡導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理念這一時代背景下，大連建成國際海洋中心城市，使大連歷史性地成為踐行海洋命運共同體理念原則的重要載體，這是中國和平發展的國家訴求賦予大連的戰略定位與歷史使命。

第一，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更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胡錦濤指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根源于民族優秀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并吸收人類文明成果發展起來的，是我國社會主義文化的引領和主導，決定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是興國之魂。它以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社會主義榮辱觀四項，構成其基本內容。它以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和踐行為其建設的主要任務。它要求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和主導權，壯大主流思想輿論。

“環黃海經濟圈”是近年來中日韓等國媒體頻繁出現的一個詞匯，其作為一個區域涵蓋中國、日本、韓國毗鄰黃海的中心地區，大連位列其中。韓國前總統李明博曾建議將黃海變成東北亞的“內?！?，促進這一區域內國家地區間的經濟合作與交流，并設想通過打通海底隧道、修建高速公路完成各地之間的聯系。近年來，有關這一區域的海底資源、海上物流、海上安全等諸多問題越來越引起域內各國甚至域外大國的關注。促成這一區域的多元合作，實現共贏，構建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正是海洋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具體實踐。

另一個重要的價值體現在經濟及經濟與政治的互動方面。經濟全球化實現了跨越國界的經濟互動及經濟發展過程。東北亞地區在以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國家體制仍將作為最合理的存在而在國際交往中發揮主導作用。東北亞作為一個次區域，在經濟合作的層面涵蓋西北太平洋國家實際參與經濟活動的部分，在地區政治與安全的層面上則包括中、美、日、俄、韓國和朝鮮等國家。因此，其國際海洋中心城市的特殊作用尤顯突出。

國際航運中心作為屬于國家或地區之間以航運為主要內容進行經濟貿易交往活動的載體，是以國際航運樞紐港口為基礎，并具備各種航運要素的城市或城市群，是國際經濟活動的中心。同時，由于純粹的經濟活動本身就是在推動國家海權、空權的發展，自然攜轄著國家主權的發揮，因此國際海洋中心作為國家間利益博弈的一種權力性力量，擔承著越來越多及越來越重要的國家利益訴求，在國際政治發展中發揮著特殊作用。國家積極扶植建設國際海洋中心城市，可借助經濟號召力，謀求在國際經濟活動中通過國際海洋中心城市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

國際海洋中心城市作為國家間進行經濟活動的重要載體具有普適性，能夠活躍區域經濟，進而促進區域國家間高層次的政治互動。且因具靈活性、開放性、滲透性、包容性和變通性等特點，在各主權國家彼此讓渡國家主權的條件尚未具備的區域，建立具有中立性質的超越國界的國際海洋中心，可繞開由主權國家直接接觸的政治嚴肅性，在具有普適性的經濟活動中，拔去“國家主權的獠牙”，通過最廣泛地使參與國融入經濟活動的實踐過程，在經濟領域彰顯國家的道義威望，最大限度地發揮航運中心所在國的經濟動員力。由于主權國家的“政治性常常通過其在經濟、社會和文化領域的運用體現出來”[15]，通過國家在國際經濟活動中經濟號召力的增強也可以促成國際政治結構中力量關系的變化。

在東北亞地區，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必將促成新的國際海洋中心。誰占據國際海洋中心的位置，誰就能在新一輪經濟合作與競爭中贏得主動。大連作為亞洲大陸東部突伸到海洋的半島城市，不僅具有終年不凍的天然優勢，加之內陸腹地廣闊、交通便利，港口吞吐能力巨大且具有非常自由、簡便、開放的運作環境，之于蒙古、俄羅斯而言，也是最便利的出?？?。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以及日本、韓國長期面臨人口負增長等結構性問題，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也將受到嚴峻的挑戰。因此，大連自身的地緣條件、國家發展的動力因素、海洋命運共同體理念的踐行思路等都是域內其他海洋城市所不具備的優勢。同時，大連作為國際海洋中心城市，在行使自身地緣經濟使命的同時，也可以實現地緣政治的目標。因為在全球化的語境下，無論是國際體系層面，還是具體到國家之間關系的層面，任何變化都會對區域合作產生重要的影響，而經濟活動也將反作用于國家間關系的演變及國際政治結構的狀態。

四、結語

大連建設國際海洋中心城市的戰略定位是中國踐行海洋命運共同體理念原則的智慧方案，體現了新時代大國的責任擔當與普適情懷，以及主動參與世界海洋秩序構建、提高中國國際話語權的姿態。作為我國實施東北亞區域發展戰略的重要一步，也是奠定中國實現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的關鍵一環，中國憑借日益強大的經濟實力和高瞻遠矚的洞察力，建設大連為國際海洋中心城市，以經濟的普適性和國際海洋中心的靈活性和綜合性，踐行海洋命運共同體理念，強化區域各國間的經濟合作，通過突出以東北亞國際海洋中心為載體的大規模經濟活動，進而整合各國在東北亞國際政治結構中的位勢，必將為中國的和平發展助力。

【注釋】

①綜合國內外學術界對“東北亞”這一次區域概念的界定，并結合本論文的研究主題，故采納從地緣政治、安全與經濟領域對“東北亞”的界定，本文研究中的“東北亞”地區系指西北太平洋地區。費正清曾從人種、地理、文化等三個方面對東亞概念給予界定。其中，最狹義的東亞便是中國、日本、朝鮮等國，也是我們今天稱之為“東北亞”的核心區域。與之相對應，東北亞海域與今天的西北太平洋大體一致，這一海域的秩序變遷即為本論文的研究視角。而在論及前近代區域國際秩序時，仍沿用“東亞”這一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