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安地方史家郭開元（外一篇）

戴國斌

大家都在說姚安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文物古跡眾多，這當然是事實。也有很多人自視“專家”，非常喜歡在外來客人面前津津樂道地介紹姚安的歷史文化，這對宣傳姚安，提升知名度和美譽度肯定是好事。然而一些人所講的又大多是道聽途說、胡編亂造的信口雌黃，真正的專家不是很多。要說姚安真正的地方史和文物專家，筆者個人認為，郭開元同志肯定完全可以算得上是一個。

我認識郭開元應該是很早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期，我在學校里教書，因老挨領導整，工作不是很順心，就想著樹挪死、人挪活；此地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加之也不時寫點小新聞之類的稿件在縣電臺的廣播里吼吼叫叫，便自命不凡、飄飄然地認為自己也是個文化人了，一門心思想調到文化系統去。下課放學后有時間就忙著往縣文化局跑，聯系工作。時間久了，里面的人也就認識了。但是屬于我認識他們、他們大多數并不認識我的那種。那時的文化局住宿區在德豐寺旁的一片小平房里，順著德豐寺西廂房的 墻腳根往南走過去，進一道小鐵門便是。郭開元家住在進門右手邊的三間平房中。他上班也在德豐寺里的

博物館內，是博物館館長。這樣，遇著的時候就很多，幾乎我每次去都能見著他。但只是從來沒有打過招呼。那時我經常聽文化上一些熟悉的朋友說，文化系統內部的館團長都很傲很狂。局里開會領導講話，只要稍不注意就會被回懟過去，經常弄得領導下不來臺。尤其是博物館、文化館等幾個單位。這樣，作為當時還是毛頭小伙的我就更不敢主動接近和他打招呼了。當時我老想不通，作為下級的館團長，怎么敢公然頂撞局領導？多年后我才漸漸明白， 那時姚安文化系統的中層領導各館團站長都確實有文化，是在各自領域里業務最拔尖的人才，套用時下一句話說是那個領域里的“大佬”。作為行政領導不可能樣樣都懂、面面俱到。開會安排部署工作時，下級結合自己分管館團工作和業務特點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見看法也屬正常。

雖然后來我調到宣傳文化系統工作了，但與郭開元依然沒有過多的正面接觸，甚至我們兩人之間還產生過一次嫌隙和誤會。那是 1993 年，福建省泉州市李贄研究會組織召開李贄國際學術研討會，姚安作為李贄曾經任過職的地方，被邀請撰寫論文參加研討、派員參會。那時能寫出大一點東西的人不多，相關領導想來想去就布置給郭開元同志撰寫論文并代表姚安赴會。不知是出于對文化的重視，亦或是出于與李贄同屬回族、又同在姚安擔任相似職務的情感使然。時任縣長的馬龍璽同志對此事非常重視，大筆一揮批了 5000?元經費給郭開元作為參會差旅費。要知道在那個全縣財政總收入僅一千多萬元、人員工資也只有一兩百元的時代，能擠出 5000?元的非預算資金已經絕對不是一個小數目了。郭開元撰寫的文章題目叫《姚安李贄橋》。文章完稿后，不知是出于什么樣的考慮，他把稿子送到了縣委宣傳部，說是請宣傳部“審核”和把一下關。當時我在宣傳部從事辦公室工作，一天下午快下班了，部里的幾個領導忙完工作后聚到辦公室來。說起郭開元的那篇稿子，大家七嘴八舌，說參加會議肯定是好事，全力支持。至于稿子大家認為是一篇介紹性的說明文，叫做論文似乎不妥，建議修改加工一下。也沒有形成什么結論性的東西。不知怎么地，這些話被郭開元知道了。據說他很生氣，跟文化上的一些同志說“：宣傳部那窩人，自己啥本事沒有，什么都整不出來， 別人寫了嘛又說三說四的?！庇泻檬抡卟恢浅鲇谑裁茨康?，或許是為了離間一下、弄點矛盾出來；也或許是為了吹捧巴結討好下領導， 便把他的話傳到了宣傳部領導的耳朵里。這樣，部領導的臉面就有點掛不住了。于是便安排我寫篇有關李贄的稿件，意圖是想讓文化系統的人看看，宣傳部的人到底能不能寫文章。我那時也是年少輕狂、不諳世事。正巴望著領導了解認識自己，快點提拔呢。于是便勉為其難，硬著頭皮挑燈夜戰，到處找資料，東拼西湊地弄了篇《李贄的民族觀淺識》出來。文章雖然后來也發表于《楚州今古》1996?年 2?期和《楚雄社科論壇》1996?年 4?期了。但直到多年以后人到中年，我才慢慢地回過神來，那時的我是多么膚淺和無知。在那樣的情況下寫那篇稿件，不就是整成我和郭開元同志之間對著干了么。況且東拼西湊出來的東西肯定也好不到哪里去，里面有不少的錯漏，現在翻出來讀著自己都覺得汗顏。大家都不知道主辦方對稿件的具體要求是什么，就對郭開元的文章評頭論足，確實不妥。李贄橋是李贄在姚安任知府期間留下的重要實物遺跡，寫成介紹性的說明文參加會議交流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再說，領導提不提拔你跟會不會寫文章，發表了幾篇文章根本就沒有半毛錢的聯系。如果安排時我只要說聲不會整，寫不出來，領導也拿我沒什么辦法，這樣也就沒有這事了。隨著年齡的增長， 我才漸漸地活明白、想明白，即便是領導說的話、安排的事，自己也一定要過一下腦子。

真正認識和了解郭開元同志是我多年后調到縣文體局工作才開始的。我調文體局時，郭開元已經退休。但逢年過節的看望慰問必須接觸，一些座談會、征求意見會之類也不時會邀請他和其他的離退休老同志參加。退休了，人與人之間也就沒有了工作期間那種你防我、我防你的俗態，大家之間的交流也就放得開多了。但對郭開元的深入了解，我更多的還是在翻閱文化局和博物館的那些檔案材料過程中得到的。

郭開元同志祖籍大姚，從解放初期在姚安縣人民文化館參加工作開始，一直在文化系統工作至退休。其中除兩次抽調參加縣里涉及文化方面的中心工作外，其余時間都在從事文物和姚安地方史研究。第一次是 1957 年 4 月， 時任云南省文聯主席兼教育廳長的徐嘉瑞先生牽頭，組織中國作家協會昆明分會和昆明師范學院中文系學生組成“云南省民族民間文學楚雄調查隊”深入馬游搜集、整理和翻譯梅葛，形成了《梅葛》一書初稿；1958?年 9?月，再次深入馬游，對初稿進行了補充、修改和完善； 1959?年 1?月《梅葛》一書終于定稿，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公開出版發行。此書主要是依據馬游民間老藝人、歌手郭天元等的演唱素材而整理成書的。郭開元同志自始至終參加了記錄、收集和整理工作。出版時書的署名為“云南省民族民間文學楚雄調查隊”，演唱者及參與收集、記錄和整理者則在后記中作說明。遺憾的是將參與收集、記錄和整理者“郭開元” 寫成“郭天元”去了。書出版后，徐嘉瑞先生和云南人民出版社來信向郭開元同志致歉，并寄給他了 20 元的稿費。表示再版重印發行時更正過來?？赡苁怯捎跁r間間隔太長和人員變動等諸多原因，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期《梅葛》一書再版時也未能更正過來。關于這一事實，已有多人撰文在《楚雄方志通訊》《楚州今古》和《馬櫻花》等刊物上說明過。梅葛是流傳于漁泡江流域廣大彝族地區的一部創世史詩。首次在姚安馬游坪被發現，并以此地的演唱作為素材藍本，整理出版了《梅葛》一書， 這對確定姚安縣作為梅葛發源地的地位是有決定性意義的，郭開元同志在其中也是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貢獻的。雖然后來郭開元的工作重點不再是民族文化方面了，但他依然一直在關注著梅葛的發掘整理與保護傳承。在《楚雄方志通訊》1986?年第 4?期上，還發表過他的《梅葛之鄉話梅葛》一文。第二次是按照省、州的安排部署，1974?年 4?月，姚安縣成立了“紅軍長征過姚安實物資料征集工作領導小組及辦公室”。抽調了李中和、王忠祥、楊光宗、蔣國治、彭江、郭開云、孫杓作為工作人員開展此項工作。經過長期不懈的努力，全面調查清楚了紅軍長征過姚安的整個經過和所開展的活動情況，積累了大量資料，收集到了不少的紅軍革命文物。1984 年 5?月 1?日，以中共姚安縣委黨史資料征集小組辦公室的名義，將資料匯編成了蠟紙刻寫油印的《紅軍長征過姚安》（資料匯編）一書。書末署名為征集采訪：郭開云、李中和、王忠祥、蔣國治、楊光宗、孫杓、向云龍；撰寫執筆：郭開云；整理定稿：張紹堯、曹光榮；謄寫校對：劉彩安。其中的一些內容又被收進了他后期編撰的打印本《姚安縣文物志》一書中。遺憾的是可能由于受當時條件限制， 兩書均沒能公開發表和出版發行。前些年，我在一家國家級黨史刊物和它的網站上看到一篇題為《紅軍長征過姚安》的文章，因為發表的刊物級別比較高，就懷著崇敬和仰慕的心情認真讀了。我越讀越覺得熟悉，就找出珍藏的郭開云撰寫執筆稿《紅軍長征過姚安》（資料匯編）一一對照，竟然從標題到內容都一模一樣，甚至連標點符號都沒有一點改變。材料來源說明或參考文獻注明之類也沒有，只是署名為縣內的某一業余作者。我絕對沒有說這位同志是剽竊、抄襲的意思。文稿能在國家級刊物和網站發表，對于宣傳姚安和宣傳紅軍長征的偉大精神肯定是一件大好事。畢竟郭開云執筆撰寫的《紅軍長征過姚安》并沒有公開發表和出版發行過，油印印數又不可能太多，而且至今已經過去 40?多年，存世的大概是相當稀少了。寫同一件事的文章從古至今比比皆是。紅軍長征過姚安的歷史事件就是那樣一個歷史事實，不論誰去采訪調查都不會發生改變。過去的人能寫、現在的人可以寫、將來的人肯定還要寫。我所佩服的是郭開云他們那個年代，縣委專門成立一個工作機構，有親自參與過長征的當事人姚安籍老紅軍彭江等多名同志參加， 前后斷斷續續歷時近 10?年走訪、調查、收集材料，最后才形成的成果?，F在的業余作者一人就完成了，并寫出了與前人從標題到內容， 連標點符號都一模一樣的文稿。這真的不得不讓人佩服，換成像我這類的庸才和凡夫俗子， 肯定是沒那個水平、一定是做不到的。

當然，以上這些只是郭開元同志一生工作的“副業”。他的主要業務領域還是文物考古和姚安地方歷史文化研究。雖然郭開元不是文物專業的科班出身，起步時的學歷也并不高。但他走上姚安縣人民文化館（后改為姚安縣文化館）的文物工作崗位后，曾多次參與過當時省文化廳舉辦的文物干部培訓班學習。并被省、州抽調參與過 1957?年 12?月至 1958?年3 月昆明黑龍潭植物研究所后山古墓發掘和螺螄村新石器時代遺址試掘；1958 年 10?月至 12月當時省文化廳組織的晉寧石寨山第三次發掘、巍山天摩牙寺松明樓舊址發掘和大理蒼山十九峰文物普查；1972?年 10?月元謀大墩子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1982?年永仁磨盤山石棺墓清理等多次清理發掘工作。配合并且直接參與了省、州在我縣境內的多次考察、發掘和清理。如：1955年 11月 24?日至 12月3?日對修建洋派引水溝時在西普關村后山坡上發現西晉古墓的清理；1966?年蜻蛉村方家屯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察；1979?年對在縣物資局基建中發現的石棺墓清理；1980?年 5?月西教場出土石墓的墓室清理； 1981 年 1?月海子心村委會寨子山老獨墳發現的六朝石墓清理、2 月清河村蓮花池發現的漢墓清理和 7?月東山張虔陀城、唐古城、姚州城的勘察等；長期的學習和實踐，為他積累了豐富的文物和歷史文化知識。

姚安雖然歷史悠久、古代文化較為發達、遺留下來的文物和古跡比較多。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沒有專門的文物 管理機構，文物都散落在民間。1952?年，姚安開展土地改革運動，縣委將土改中沒收來的部分文物交由縣人民文化館保管，這就是姚安文物工作的開端。郭開元同志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開始文物保護事業的。在縣博物館成立前的相當長一段時間里，沒有獨立的工作機構，工作上掛靠縣文化館；長期一人從事文物工作，沒有幫手；沒有固定經費，只能全憑熱情工作。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把工作開展了起來。首先是長期堅持不懈地開展了全縣不可移動文物的普查、調查和勘察。全面摸清了縣域內的城池、寺宇、塔幢等古代建筑；古墓葬、歷史名人墓、革命烈士墓；古文化遺跡、遺址；古代水利和交通設施等情況，并逐一形成文字等檔案材料；對重點不可移動文物如德豐寺、龍華寺、李贄橋、周·小卜將軍墓、文峰塔等，還多方爭取支持劃定了保護范圍，為后期申報國家和省、州各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做了充分的準備。其次是幾十年如一日地堅持文物收集和征集。將原存于官屯興寶寺的《德化銘》碑、原存于光祿至德寺的高奣映銅睡像等一批批存放各地的可移動文物收集到縣里?！兜禄憽繁且粔K價值極高的古代碑刻，正面及左側刻有《興寶寺德化銘》、右側刻有《稽肅靈峰明帝記》，背面刻有《重修興寶寺續置常位記》是后來元宣光六年（公元 1375）補刻的。該碑文不僅記述了興寶寺的修建經過和高氏的功德，是研究高氏家族史和大理國時期實行政教合一制度的重要實物；而且也是云南地區極為罕見的“一碑三文” 古代石碑，經專家鑒定后被列為云南名碑，目前已成了縣博物館的鎮館之寶；高奣映銅睡像后來也被確定為二級文物和州級重點文物。除對存放于各地祠堂、廟宇等過去公共建筑內的文物進行收集、分類和集中保管外，郭開元同志還長期開展民間文物征集。征集到了古生物化石、石器、石碑、古代磚瓦、銅器、玉器、木雕、陶瓷、書畫、革命文物等數量可觀的可移動文物。例如：1958 年春，他到縣農具廠貼標語時，在即將入爐化銅的廢銅器堆中找到了青銅器矛、劍、戈、鏡、鑊、斧等器物，計重達 13?公斤。這些東西后來都被專家鑒定為三級以上文物；1984?年 10?月，在光祿鎮舊城村海西莊高氏后人高周興家中，征集到了一卷《高氏族譜》（高氏族譜一宗枝圖）。成為研究高氏家族歷史十分重要的第一手資料。在征集的過程中，對征集到的各類文物進行分類和造冊登記，并根據征集情況不定期請省上文物專家進行鑒定，確定文物等級。這當中就有緬玉佛、高量成畫像等一批國家一級文物。到 1984?年底，所收集和征集到的文物數量已有一定規模，達到成立博物館的館藏文物總量，一級、二級和三級文物數量等相關指標要求，縣人民政府報請當時的省文化廳批準，成立了姚安縣博物館，是云南省成立最早的縣級博物館之一。郭開元同志擔任館長。應該可以說，姚安縣博物館的成立是郭開元同志長期堅持不懈地收集和征集文物水到渠成的結果。直至今天， 我們還常常能在一些材料、講話中看到和聽到說姚安是文物大縣，文物資源如何豐富，有多少的國家一級文物、二級文物和三級文物之類的話。這些大多是郭開元同志從事文物工作和擔任館長期間收集和征集所積累起來的。之后好多年過去了，我似乎再也沒有聽到過在哪里又組織了一次發掘清理，何時又征集到一件好文物之類的信息報道了。

郭開元同志不僅僅是將不可移動文物保護起來，將可移動文物征集起來，珍藏于博物館中；而且他還結合文物實物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對姚安的地方歷史和文化做了深入的研究?？梢哉f郭開元是最熟悉姚安地區歷史、特別是高氏家族歷史的地方史專家之一。光祿舊城村后的高陀山是漢弄棟縣遺址，也是姚安最早設縣時的縣城遺址。在文物部門多次勘察和當地農民種地的過程中，都挖出過大量刻有梵文或“大寶六年甲戌”字樣的磚瓦。但很多人不知道這些磚瓦出自何時。郭開元查閱了大量史料，認真考證后得出了“大寶六年甲戌”中的“大寶”是南詔大理國時期大理國一位皇帝的年號。大寶六年實際為中原地區的南宋紹興二十四年，也就是公元 1154?年的結論；姚安高氏家族是在云南都有影響的世襲土司之家，不僅長期雄霸一方，而且還長期在南詔大理國朝中世襲要職；北宋元祐九年（公元 1094?年），時任“宰相”的高氏族人高升泰在國王段正明遜位時，還欣然接受了段氏“禪讓”，一度做了三年的“皇帝”，史稱“富有圣德表正皇帝”。高氏從發跡開始至清代中葉“改土歸流” 后被削職，前后長達幾百年。面對如此漫長的歷史和輝煌龐大的家世，想成為研究高氏家族的專家學者，大抵應該下點功夫，多多少少弄點成果建樹作支撐吧。然而曾幾何時，一些人把嚴謹學術當成了攀附的抓手和捷徑，非常喜歡將自己偽裝成專家，賣弄姚安文化和高氏家族的歷史。有的憑借職位居高臨下、口若懸河，唯我獨尊；有的套個所謂“金牌講解”外衣，無中生有、無限演繹、嘩眾取寵；有的則討要個口頭冊封的所謂“姚安文物專家”抬升自己、四處顯擺。但這些人所賣弄的又多半都是未經考證，東拉西扯的胡謅。最終都因拿不出點實績和成果而成為了一個個笑話。而郭開元同志則不同，他是以嚴謹科學的態度將《姚州志》、民國《姚安縣志》等史籍中的記載，高氏后人所保存、在征集過程中得到的第一手材料《高氏族譜》（高氏族譜一宗枝圖）和征集到的有關高氏家族文物實物三者結合起來， 相互印證。全面厘清了自從三國時期始祖高定（有專家學者認為是蜀漢時期越夷帥高定元，亦有認為是高翔的）隨武侯入滇，落藉姚安并世居光祿繁衍發展，直至清雍正三年 （ 公元 1725?年 ） 高氏的第五十四世孫高厚德因與土民爭訟“苴卻十二馬地”事件，被革去世職的幾百年間，各世系的名字官職和事跡。撰寫出了《姚安高氏家族世系官職考》等文稿，刊發于權威的《云南考古》等專業刊物上，用實實在在的學術研究成果奠定了他成為姚安文物和地方史專家的根基。此外， 他還撰寫過其他有關姚安地方歷史文化的論文和有關德豐寺、德化銘、李贄橋、唐古城（李知古城）、張虔陀城等的介紹性文章。他的文章基本上都是發表于當時的《云南考古》《云南考古通訊》和《楚雄方志通訊》之類刊物上，因為這類刊物專業性太強，發行量有限，讀到的人不是很多。在退休的前幾年， 他完成了《姚安縣文物志》的編纂工作。雖然筆者個人認為，這部志書也存在一些不足： 一是沒有標明編纂時間。編纂時間要在“大事記”里才能大體推算確定；二是可能由于當時館長館丁就他一個人，署名就署成了“姚安縣博物館”編，審稿者也只在“大事記” 中說明，而且說是 20 多個人參加了審稿會， 但僅列了蔣連吉、鐘開云、孟紹德和徐柱幾個領導，其他與會人員沒有全部列出；特別是參與審稿的專家未列出來。三是“志書”里與文物主題無關的文章收錄過多，一些民間故事也收進了志書里等。但瑕不掩瑜，對姚安文物資源分布、館藏文物、文物保護、文物工作開展等情況還是記錄得比較清楚了。遺憾的是可能由于受當時經費等原因制約， 該書沒能公開出版發行，只以打印本的形式上報和收存。

郭開元同志對姚安的文化發展，特別是文物和歷史研究是有貢獻的。他對姚安地方史和文物情況非常熟悉，無論向他咨詢什么，都能有根有據地娓娓道來。有人稱他為姚安地方歷史和文物的活字典，我認為這話一點不過。從郭開元同志身上，我得到一個啟示，一個人哪怕是學歷起點低一些，但只要對自己的工作和事業熱愛，終其一生地去做好自己的工作，那也一定是會做出成績來的。

初正龍的“農戲”人生近日閑暇，在隨手翻閱縣文化館編輯印制的內部資料《姚安縣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得知，截至 2021 年底為止，姚安全縣已有國家級非遺保護項目 3 項、省級 3 項、州級 8?項、縣級 15?項；有國家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 3?名、省級 11?名、州級 23?名、縣級196 名。非遺代表性傳承人補助政策也早已落實， 國家級每年有 20000 元、省級 8000 元、州級 5000 元，縣級也有 400 元的資金補助。相信在不久的將來，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 州級和縣級的補助還有可能逐步增加。我深感黨和國家的政策真的是越來越好了，這讓我十分欣慰。作為國家和省、州級的“非遺” 傳承人，在姚安農村按現在的生活水平，有這筆錢應該說是完全可以生活得相對好一些， 也可以安心地從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承活動了。

這不由得使我想起了十多年前的一位文友， 姚安農民戲劇作家初正龍同志。當然， 初正龍是沒有被收錄入《姚安縣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一書中的，因為該書所收錄的都是非遺代表性傳承人申報評定政策實施以后所評定出來的各級各類傳承人。而初正龍同志已在這項政策實施之前的 2005 年 2 月20 日就離開人世了。我在想，假若是提早幾年就有這項補助政策，憑初正龍同志的業績和造詣，不說國家級，申報評定個省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應該是完全沒有問題的。如果是這樣，或許初正龍也就不會那么早離開人世，也有可能還會創作出更多更好的優秀戲劇作品來。

初正龍同志是姚安縣原大龍口鄉（現并棟川鎮）包糧屯村委會田壩心村農民；也是一位優秀的民間藝人和農民戲劇作家。地處姚安壩子東南部的包糧屯村一帶，長期以來都是姚安花燈的主要流行地區之一，被稱為“花燈窩子”。唱花燈，演花燈一直是年頭節下的主要娛樂活動，有著深厚的民族民間藝術環境和土壤。這里不僅走出了楚雄州花燈表演藝術老前輩陶葉彩先生等；而且，民間花燈藝人也比較多。比如羅永昌先生，靠種田和編制點竹篾器出售維持生計。但一生癡迷于花燈藝術，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姚安民間藝術界也小有名氣。我接觸認識他時已經七十多歲了，雙目接近失明，但依然堅持為村里的文藝演出隊創作花燈劇本。初正龍就是在這樣的環境里成長起來的，他非常熱愛花燈藝術，從小就與村民們一起唱花燈， 跳花燈；也跟著前輩老藝人們學習花燈劇本創作。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國家實施改革開放政策，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一方面是過去相當一段時期內禁錮文化的眾多桎梏被打破，思想文化得到了充分解放， 長期身處精神文化荒漠里的人民群眾迫切需要文化、十分渴求藝術；另一方面是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不斷實施，農村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農民群眾過上了吃穿不愁的好日子。許多的新人新事新氣象不斷地涌現，需要用文藝的形式來對新時代進行謳歌；隨之而來的 一些假丑惡現象也需要用文藝的形式來進行鞭笞。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初正龍久違了的戲劇藝術夢想又被重新點燃起來。1983?年初，他邀約了附近的駱朝富等 4?位同樣熱愛花燈藝術，有一定花燈劇本創作基礎的藝人作者，以自愿結合的方式成立了民間群眾性文藝組織“姚安縣農民戲劇創作組”，簡稱 “農戲組”。他們拿起久擱一旁的筆和紙，以農民寫，寫農民，寫身邊人身邊事的方式開始了戲劇創作。作品除了提供給各個農村業余文藝表演隊演出使用以外，還主要發表于當時縣文化館主辦的刻寫油印資料性內部刊 物《姚安文化》上。一些劇本還在州級以上刊物發表或參加州縣的調演和匯演。如他本人創作的花燈小戲《雙進門》《一塊臘肉》刊載于《云南群眾文藝》；駱朝富的快板書《選代表》《九勇士戰妖魔》刊載于《云南農民報》和《云南群眾文藝》；毛克文的花燈小戲《好媳婦》刊載于楚雄州戲曲工作室編輯出版發行的《戲劇集》；昝方才的花燈小戲《獎品風波》被移植成彝劇參加州上調演等。同時， 采取組員每期拼湊 2?元錢的辦法，創辦了手工刻蠟紙油印刊物《學習園地》，刊載組員作品，為組員提供一個練筆和交流學習的平臺。由于有了一定的創作成績，1983?年 11 月籌備成立姚安縣文聯時，文聯下屬擬設 5?個活動小組。戲曲方面計劃設立戲曲一組和戲曲二組，其中戲曲一組就是專門為農戲組而設立的，也稱農戲組。1984 年 11 月 17 日，姚安縣第一次文代會召開，縣文聯正式成立。農戲組也被正式納入了縣文聯的下設活動小組進行聯系管理。在第一次文代會上，初正龍同志被選舉為農戲組組長。組員也由初建時的 4 人發展至 10 人。具體是：初正龍、昝方才、任寶福、駱朝富、周佐國、羅永昌、劉光達、何自雄、陶之亮、杜惠仙。這一時期， 他還被選舉擔任了姚安縣政協委員。

農戲組成立以后，在初正龍的帶領下， 組員們不計報酬，采取組員輪流做東，集中到組員家中聚會開展活動的方式，一直堅持以文會友。農閑時一月一次，農忙時兩月一次，從不間斷。聚會活動時，食宿招待由做東的組員家負責。還規定，連續 3?次活動缺席、一年內寫不出作品的，即視為自動退出農戲組。為了辦好組內刊物《學習園地》， 他自己刻寫蠟紙，自己動手印刷裝訂。為了節約組員們拼湊的有限經費，他不惜到一些單位討要或購買廢棄的非涉密性會議材料， 用空白面來油印刊物。到 1987?年年底，刻寫油印《學習園地》刊物 18?期，刊出戲劇、歌曲、快板書、演唱材料等各類作品 90?件，其中花燈大戲 4?個，花燈小戲 26?個，花燈歌舞 9?個，小彝劇 3?個。這些作品中，搬上舞臺的有 38?件，州縣受獎 15?件，州級以上刊載或播出 8 件。

我認識初正龍要晚一些，這些情況是我兩次調到縣文聯工作后，從文聯的檔案材料及李禎祥、張紹文、曹興瑞、饒云華等前輩老師們的介紹和他們所撰寫的相關材料及文章中得知的。1989 年 7 月，我從龍崗中學調到縣文聯工作。在不久后召開的一次文聯全委會上，來了一位滿頭全是白發、身材瘦小、衣著普通的農民模樣的老頭。我心想，這位群眾可能是走錯路了，怎么跑到會場里來。就低聲詢問坐在身邊的文友馬華禮同志：“那個老倌是整那樣的， 咋會跑到會場里來？” 馬華禮告訴我說：“他是老初，叫初正龍，是農戲組的組長，還是縣政協委員，寫花燈劇本的?！焙髞硪蚬ぷ髟?，每次農戲組活動都邀請文聯的同志參加，縣上召開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會、舉辦全縣農村文藝匯演等也抽調我們參加服務。這樣與初正龍接觸的機會就多了起來，人也熟悉起來。因為他年紀大些，姚安文藝界都親切地稱他“老初”。那段時間，在他的不懈努力下，農戲組的工作完全可以用“熱火朝天”這個詞來形容。人員不斷發展壯大，棟川的蔣國定、大苴的郭永學、下新屯的何春海、大龍口的覃家祥、班劉的劉明春、蜻蛉的卓青瓊、清河的孫玉梅， 還有一位名字記不起來了，姓普，是前場木暑村的農民，都加入了農戲組中來。組員也發展到了三十多人?；顒右查_展得有聲有色。大家的積極性都非常高，每次組織活動，不論路途多遠，都能按時參加。我記憶最深的是大苴的郭永學同志，離縣城就幾十公里， 每次無論在哪家活動，他都要提前一天走著下來，從不缺席。那時的姚安文藝界非常團結，人與人之間也沒有什么芥蒂，不分彼此。每次農戲組活動，除組員以外，也不時邀請專業的李禎祥、任侃、曹興瑞、楊家俊、朱國昌等姚安戲劇界的前輩參加，大家共同商討選題、作品構思、創作思路；幫助作者想辦法、出點子、修改劇本。組員們白天種田耕地或開商店跑生意，維持生計。晚上則挑燈夜戰、奮筆疾書、創作劇本。當時的各種報刊和材料中經常用“荷鋤提筆、藝苑奇葩”這個標題來形容農戲組，我覺得說得非常貼切。因為寫戲，因戲為媒，組員孫玉梅還認識了老初的小兒子，談起了戀愛，最后結婚， 成了老初兒媳婦。出現了一段公媳同在農戲組，公媳一同寫劇本的佳話。孫玉梅還被評選為全縣精神文明建設先進個人，并參加縣里組織的精神文明建設巡回演講團在全縣進行了巡回演講。大家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齊心協力，創作也十分活躍，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績。如：他本人創作并在省級刊物和州級的《馬櫻花》上發表了《軍婚》《一塊臘肉》等劇目；昝方才、任寶福等組員也創作并在省、州級刊物上發表了花燈劇《送魚》， 電視短劇《一個存款證》等作品。同時，他還集全組智慧，幫助作者出點子、提修改意見。推出了《送魚》《雙送禮》《走火》《金香爐》《叮嘴辣》等一批有一定影響的優秀劇目作品?！端汪~》和《雙送禮》集中歌頌了廉潔奉公的黨員干部；《走火》批評了少數干部在工作中辦事粗心大意的情況；《金香爐》鞭笞了一些人不贍養老人的行為。特別是任寶福同志創作，農戲組全體同仁共同幫助反復修改加工推出的《叮嘴辣》針砭時弊，抨擊了當時在烤煙收購中的不正之風；排演推出后引起了強烈反響、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喜愛， 常演不衰。還被收入了《楚雄州優秀劇目選》一書中。在 1989?年全縣農村文藝匯演演出的72 個劇目中，有 80%?出自老初的農戲組成員之手，為此還受到了縣委、縣政府的表彰獎勵。截止 1991?年，農戲組成員創作的 25?個劇目在省州會（?調）?演中先后獲獎，《雙進門》《縣爺觀燈》等 7?個劇目在省級刊物《彩云·大眾文藝》《云南戲劇》上發表，《縣長解難》《獎品風波》等 10?多個劇目在州級刊物上發表。

1990?年 11?月， 經縣文聯同意， 報縣委宣傳部批準并報州委宣傳部登記備案審核批復后，農戲組所辦刻寫油印刊物《學習園地》從 1990?年第 2?期（總第 25?期）開始， 更改刊名為《農民戲劇》，仍然靠組長初正龍負責刻寫油印報送分發。后經不懈爭取和努力， 從 1991?年第 2?期（總第 27?期）開始， 脫離手工刻寫油印，改由縣內打字復印店鉛字打印發行。1993?年， 農戲組成立 15?周年， 為此，《農民戲劇》專門推出了 1993?年第 2?期（總第 32?期）紀念專輯。因要刊載照片的需要，第一次出資請楚雄日報社印刷廠印制發行。這一期紀念專輯對農戲組成立 15?年來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績進行了全面的總結和盤點。具體是：在省級刊物（以《云南群眾文藝》為主）或電臺發表的戲劇曲藝類作品數是11?件， 在州級刊物（以《馬纓花》為主）發表的戲劇曲藝類作品數是 25?件，在縣內自辦刊物《姚安文化》《學習園地》《農民戲劇》發表 87 件。提供縣內各農村文藝演出隊宣傳演出使用 300 多件。

1994 年初， 初正龍同志年齡 63 歲， 擔任農戲組組長已達 12 年。因家庭負擔、身體疾病等原因，他申請辭去了農戲組組長一職， 但仍作為組員留在組內。經全體組員商議， 并報縣文聯和縣委宣傳部同意，由任寶福和駱朝富兩位同志主持農戲組工作。不論是接任主持工作的任寶福、駱朝富，還是后來繼任組長（會長）的蔣國定、昝方才；也不論組織名稱從農戲組演變成為農民戲劇家協會；刊物從《學習園地》改名為《農民戲劇》。老初都始終一如既往地支持后來者工作，并繼續積極參加活動、堅持創作。

1990 年初我調縣委宣傳部工作后，因工作職能的原因，與初正龍同志的接觸減少了一些。但都同屬于宣傳文化系統，加之當時的農戲組是省、州群文戰線上的一面旗幟， 在省、州都很有名氣。因此，我也一直關注著農戲組的情況，不時與老初有一些工作上聯系。那時的縣委宣傳部是要求人人會寫文章材料、特別是要會寫新聞作品的，并且每月都有完成在上級報紙刊物和廣播電臺刊播新聞的任務數。為了完成我自己的新聞任務，大約 1992 年，我還寫過一篇題為《盛開在田野上的群文之花》的通訊，全面介紹了農戲組的發展歷程。文章發表在《云南政協報》和《楚雄報》上，并在省、州和縣電臺上播出。

2005 年大約 3 月中旬的一天，我在街上閑逛時偶遇一位文藝界的朋友。他問說老初去世了，知道了沒有？我感到十分驚訝，沒聽說他有什么大病，怎么就不在了呢？這位朋友說是喝農藥自殺，2 月 20 日那天去世的， 已經安葬了。我更加愕然，一個一生無怨無悔癡迷于花燈藝術，視戲劇創作如生命的民間藝術家，怎么說走就走了呢？又怎么會采用喝農藥這種方式自殺呢？過后我才慢慢了解，老初晚境很凄涼。作為農民，靠盤田種地維持生活，收入本來就十分微薄。加之年紀漸大、身體又單薄瘦弱 ， 生產勞作確實也干不動了。雖然一生癡迷于花燈藝術，長期堅持創作，但劇本大多是無償提供給各農村文藝隊演出使用。也有一些作品在省、州級刊物發表的，但那丁點稿費對維持家庭生計來說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他有三個子女， 女兒嫁在本村，大兒子成家后單獨立戶。都生活在農村，家境也不是很好。農村的情況大多是女兒出嫁和兒子成家單獨立戶以后，也就是各自過各自的生活了。小兒子在

凱里當兵，還好，后來提了干。與農戲組成員孫玉梅結婚后，孫玉梅成了“軍嫂”隨軍去了。家里就只剩下老兩口住在老房子里。2000 年姚安發生地震后房子變成了危房，就只能在院子里搭建了個地震棚居住。因為沒有收入來源，房子一直沒能加固維修，直到去世都一直住在地震棚里。幾年前老伴先走后就只剩下老初一人。出事那天，一位農戲組的文友想去看望一下他，并商量一下稿子和刊物的事。門從里面拴著，喊了多聲無人應答。到他女兒家詢問，說早上還見著，怕是睡著了。叫人從院墻翻爬進去，只見老初手里還拿著遺書，口中流著白沫，人已經快不行了。連忙送縣醫院，搶救了兩天還是沒能救治過來！

老初就這樣走了，把生命的終點定格在了 74?歲這個年輪上。他以喝農藥自殺的方式向這個世界告別，向他創建的農戲組（協會） 告別，向他為之付出了一生心血的花燈藝術告別！我一直在想，如果不是萬念俱灰，他不會選擇自殺；如果不是生活的重壓讓他確實無奈，實在沒有其它辦法，他不會選擇輕生， 放棄他熱愛一生的花燈藝術和戲劇創作。值得欣慰的是，今天，國家的發展越來越好了。隨著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對文化的投入也越來越大。不僅全面落實了各級各類非遺代表性傳承人補助政策，而且補助的標準也在不斷逐步提高，讓藝人們能夠在付出之后有了一定的回報！我想，如果老初同志真的在天有靈的話，看到今天的民間藝人們不需要再為生活所憂，能夠專心致志地從藝和傳承； 看到自己親手所創建的農戲組（農戲協會） 今天發展得紅紅火火，佳作頻出，獎項不斷， 相信他也一定會十分高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