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備無患：《鹽鐵論》的備戰軍事思想論析

吳功翔 桂珍明 夏保國

《鹽鐵論》是一部西漢昭帝時期召開的全國性經濟會議的會議記錄，宣帝時由時任廬江太守丞的桓寬整理而成。書中記錄了以桑弘羊為首的“公卿”與以賢良、文學為代表的儒生圍繞漢武帝時期施行的包括鹽、鐵、酒榷、均輸等國家專賣的經濟政策而展開的全面討論。這場大論辯反映了西漢中期漢王朝的經濟、軍事、政治、外交等方面所面臨的困境及其應對舉措。會后，取消了酒的專賣和部分鐵官，對漢武帝時期實行的官營政策做了限制和修改?！?〕這不僅影響了昭宣時期國家政策的走向，還對西漢建國百余年來針對匈奴的國防策略有一定的調整。

近年來，學界對《鹽鐵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漢中期的國家財政、經濟政策方面，間或有文獻學、思想史和社會史方面的成果問世，而對于《鹽鐵論》中的軍事思想研究則較為薄弱，目前少有專門研究論著?！?〕在漢王朝與匈奴之間長達百余年的戰爭背景下，《鹽鐵論》記載了公卿與賢良、文學對于戰爭的性質、準備過程及戰后影響等方面所持彼此對立的觀點，尤其在針對匈奴的軍事備戰方面，以桑弘羊為代表的“公卿”，面對賢良、文學批評“貴以德而賤用兵”“廢道德而任兵革”、大肆鼓吹戰爭無益和領土無用的消極論調，據理力爭，強調了對匈戰爭的正義性和必要性，闡明了“有備則制人，無備則制于人”的備戰思想。

一

終西漢之世，統治者非常重視軍事戰備，尤其在北方匈奴對漢王朝造成強大的軍事威脅情況下，積極備戰御邊的作用十分突出。自高祖劉邦被匈奴圍困于平城白登山，匈奴已然成為漢王朝最強勁的軍事對手。匈奴憑借騎兵的高機動性及投降匈奴的漢族將領的指引，頻繁侵擾北方邊境，劉邦為此憂慮不止?！笆菚r匈奴以漢將數率眾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于是高祖患之，乃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食物各有數，約為兄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薄?〕此后直到武帝前期，漢王朝一直奉行“和親”政策，以求得相對穩定的發展環境。同時，防備匈奴侵擾也成了漢王朝軍事行動決策中首要考慮的因素。南朝劉宋何承天作《安邊論》就曾明確指出：“漢世言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課其所言，互有遠 志?！薄?〕此即點出了漢代在對匈奴方面“武夫”和“儒生”在戰與和的問題上截然不同的態度，而這種差異的背后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

自劉邦建立西漢之初到武帝前期，盡管漢王朝整體上崇尚“黃老”思想，施行無為而治、休養生息的基本國策，致力于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但朝堂之上對匈奴的戰和抉擇一直存在激烈的爭論。主和派以高祖時期的劉敬、惠帝呂后時期的季布和武帝時期的韓安國為代表，他們主張繼續奉行和親政策，將宗室之女嫁予單于，其所生之子理論上必為匈奴政權的繼承人，企圖在血緣紐帶的牽制下減少戰爭沖突，進而將政治關系轉化為親情關系，從心理情感上解決雙方的政治矛盾。這從劉敬給劉邦的對策中不難看出：“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于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显唬骸\可，何為不能！顧為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余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薄?〕季布主張和親的理由源于對匈奴的畏懼心理，這是在高祖時期就遺留下來的?！胺蛞愿叩郾嗳f，困于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奈何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面謾！且秦以事胡，陳勝等起。今瘡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薄?〕意即雄才大略的高祖劉邦率三十余萬身經百戰之眾尚且為匈奴所困，今國家百廢待舉，滿目瘡痍，何以與匈奴戰？而“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此即為典型的“匈奴不可戰勝”心理在作祟。韓安國則認為發動對匈戰爭百害而無一利，不如和親。他認為對匈戰爭：“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為廣，有其眾不足以為強，自上古不屬為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且強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沖風之末，力不能飄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薄?〕

主戰派則以高祖呂后時期的樊噲，文景時期的賈誼、晁錯，武帝時期的王恢、張湯等為代表，極力主張漢王朝對匈奴用武。呂后時，匈奴寇邊，樊噲自認為“愿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賈誼是主戰派中觀點最為激進的，他認為漢王朝與匈奴本是君臣關系，奉行和親政策是本末倒置的體現?！胺蔡熳诱?，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8〕進而認為應該武力征服匈奴，并將之變為郡縣以防備其他邊地民族，“將必以匈奴之眾，為漢臣民，制之令千家而為一國，列處之塞外，自隴西延至遼東，各有分地以衛邊，使備月氏、灌窳之變，皆屬之置郡”〔9〕。晁錯認為，無論是軍隊數量還是軍事裝備，漢王朝都對匈奴具有絕對優勢：“陛下又興數十萬之眾，以誅數萬之匈奴，眾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薄?0〕不過，在政策執行方面，晁錯則偏向理性，強調要從實際出發，練兵備戰。高祖劉邦親征匈奴慘敗而歸的陰影一直籠罩在漢王朝君臣之中，數十年揮之不去。甚至匈奴侵略邊境而武帝問計于朝臣時，韓安國及博士狄山仍以高祖被圍白登之故事極力勸阻武帝征伐匈奴。王恢針對蔓延朝堂的恐戰心理，認為高祖的失敗不過是偶然的，畢竟勝敗乃兵家常事，“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他認為目前對匈戰爭的時機已經成熟，只要誘敵深入，做好充分準備，采用伏擊戰術，必定能戰勝匈奴?！敖癯佳該糁?，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后，單于可禽，百全必取?！薄?1〕張湯也反對“和親”，據《漢書·張湯傳》載：

匈奴求和親，群臣議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鄙蠁柶浔?，山曰：“兵，兇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東宮間，天下寒心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興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大困貧。由是觀之，不如和親?！鄙蠁枩?，湯曰：“此愚儒無知?！薄?2〕

狄山所謂“兵，兇器”也見于《國語·越語》及《尉繚子》之《武議》《兵令上》兩篇，與《道德經》“兵者，不祥之器”近似，具有較為典型的黃老思想特征，主張“和親”者也正是這種思想的反映。這種“兇”和“不祥”的現實原因是戰爭導致“中國以空虛，邊大困貧”。而張湯具有法家的特征，他反對在匈奴問題上采取妥協政策，故其支持“興兵擊匈奴”的政策。法家對內主張嚴刑峻法以集中君權，對外則“尚首功”以擴張疆土，主張實施積極的國土防御之策，因而他對于帶有黃老道家特征的儒生及部分臣子老生常談的國家疲敝、資費耗巨、匈奴不可戰勝等觀點棄如敝履也在情理之中。

二

西漢前期，漢王朝在對匈奴的戰和之間舉棋不定，執政者多有“主和”意向。一方面，由于高祖“白登之圍”遺留下的恐戰心理遲遲得不到消解，匈奴不可戰勝的陰霾長久揮之不去；另一方面，匈奴離漢王朝數千里，其社會制度、軍事組織等情況對漢朝君臣來說十分不熟悉，無法做到知彼知己，從而無法制定行之有效的戰略戰術。此外，一些具有黃老思想的儒生大肆鼓吹“貴以德而賤用兵”“王者行仁政”、領土無用、民生凋敝等言論，對統治者的影響也是非常大的。直至武帝前期，每當匈奴侵擾邊地，即便雄心勃勃的漢武帝對此也十分謹慎，只能組織朝臣廷議，分析利弊得失，極少表現出中后期的殺伐果斷。在此種趨于保守的大環境下，漢廷在堅持“和親”政策的前提下，在邊境地區以略為保守的軍事備戰為主?！妒酚洝ば倥袀鳌份d：

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于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3〕

同書《孝文本紀》亦載：

后六年冬，匈奴三萬人入上郡，三萬人入云中。以中大夫令勉為車騎將軍，軍飛狐；故楚相蘇意為將軍，軍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守周亞夫為將軍，居細柳；宗正劉禮為將軍，居霸上；祝茲侯軍棘門，以備胡。數月，胡人去，亦罷?！?4〕又《漢書·李陵傳》曰：

陵字少卿，少為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武帝以為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余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為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5〕

綜上，可見西漢前期漢王朝在“和親”政策主導下，也做了兩手準備。為防備匈奴而展開的一系列的“備胡”軍事行動，激發了漢王朝強烈的備戰意識，這為武帝中后期反擊匈奴做了充足的思想準備，并積累了大量實戰經驗。

除了在邊境地區派兵遣將、布置防務外，朝堂內部也積極就備戰問題討論相應的舉措，晁錯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主張積極備戰的一位大臣。他先后向朝廷上《言兵事疏》《復言募兵徙塞下》《守邊勸農疏》等奏疏，認為漢初邊地實行逐年輪換的“卒戍”之策存在很大缺陷，應更換常駐軍隊以屯墾備之?！叭涣钸h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 之?！薄?6〕另外，他認為朝廷應該從將帥選擇、訓練士卒、移民實邊、納粟拜爵及以夷制夷等方面提高對匈奴的戰備水平〔17〕，這與劉敬的“強本弱末之術”有相同之處。（劉敬主張遷關東六國貴族以實邊地，這不僅便于控制，防范叛亂，而且可加強防備匈奴入侵的軍事力量，此即所謂“強本弱末之 術”?！?8〕）不僅如此，晁錯還就軍制改革、選賢任能、賞罰分明等方面闡明自己的主張：

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于射法，出則教民于應敵。故卒伍成于內，則軍正定于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歡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9〕

西漢王朝備戰匈奴的另一大表現，就是十分重視馬政建設，這不論是在傳世典籍里還是在近現代出土的簡牘材料中都有重要體現?！稘h舊儀》載：“太仆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置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分養馬三十萬頭?！薄?0〕張家山漢簡、居延漢簡、懸泉漢簡等簡牘皆有相當的篇幅專門記載漢代的馬政情況，內容包括馬匹日常飼料的供給、記錄馬匹相關情況的詳細信息以及馬匹疫病的治療等?！?1〕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津關令》即反映出西漢政府對馬匹流動管控十分嚴格，表明這一時期政府對“馬政”的重視程度：

議，禁民毋得私買馬以出扜（捍）關、鄖關、函谷（關）、武關及諸河塞津關。其買騎、輕車馬、吏乘、置傳馬者，縣各以所買名匹數告買所內史、郡守，內史、郡守各以馬所補名為久久馬，為致告津關，津關謹以藉（籍）、久案閱，出。諸乘私馬入而復以出，若出而當復入者，出，它如律令。御史以聞，請許，及諸乘私馬出，馬當復入而死亡，自言在縣官，縣官診及獄訊審死亡，皆津關，制曰：可?！?2〕

而依據懸泉漢簡的記載，馬匹在出入關津時要將馬匹的數量、顏色、馬齡、身高、牝牡等信息詳細記錄在冊，可見漢代對馬匹控制之嚴，目的之一就是保證國家軍馬的來源。

由于常年與擅長騎射的匈奴騎兵作戰，漢廷尤其需要強大的騎兵作為機動部隊，因而軍馬輸送就成為戰備工作的重點。西漢時期的馬政系統從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套高效的運轉機制，政府的各個職能部門組織完備，分工明確。養馬的機構既有國家常置的馬廄，也有邊郡畜牧條件優良的牧苑；管理的方式除了國家專設的政府機構，也鼓勵民間私人養馬以及通過“官貸民牧”的方式為軍隊提供充足的戰馬資源?！?3〕中央設太仆統管國家養馬業，地方則有專門掌管地方馬政的官吏，近世出土的漢代印章多有“馬丞印”“騎丞印”“廄丞印”“中廄”等，證明了從中央到地方已經形成完整的馬政系統?！?4〕

三

漢廷君臣在對匈奴是戰是和的選擇上產生了長達數十年的分歧。雖然文帝勵精圖治，國力強盛，府庫充盈，武備齊整，但仍不敢貿然主動出擊匈奴。景帝時更是沒有利用平定吳楚“七國之亂”的余威北上反擊匈奴，而是繼續維持“和親”政策下的雙方暫時和平。及至武帝中后期，方才實現了對匈奴從前期的保守向積極防御甚至主動反擊的策略轉變，并取得了重大戰果，有效遏制了匈奴南下的勢頭，甚至使匈奴出現了“幕南無王庭”的局面。但這仍是在武帝個人意志下推行的飽受爭議的對匈奴戰略，朝堂之上仍有不少反對戰爭的聲音，且這一現象在武帝去世后愈演愈烈，鹽鐵會議則是將對匈奴戰與和的爭論推向了高潮。

武帝時期對外戰爭占據了其在位的大部分時間，對周邊的匈奴、百越、朝鮮、西南夷和西域等發動大規模戰爭并多數取得勝利，“所辟疆土，視高、惠、文、景時幾至一倍”，使中國“千萬年皆食其利”〔25〕。同時，連年征戰也導致了社會矛盾空前激化，不僅使文景時期留下的雄厚物質財富揮霍一空，而且行政僵化導致吏治腐敗，民力疲敝，關東流民就達數百萬之巨?！?6〕盡管武帝晚年發布《輪臺詔》似有調整路線之意，然而這并未使得本不樂觀的國內形勢得到改觀?！?7〕班固對此評論道：

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管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兇年，寇盜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于郡國，然后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圣之所悔哉！〔28〕

針對武帝晚年遺留的社會問題，昭帝即位后，國內秩序在霍光、桑弘羊等重臣的輔佐下基本走向穩定。為進一步化解國內矛盾，“惟始元六年，有詔書使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語。問民間所疾苦”。于是始有鹽鐵之會。鹽鐵會議的主題是賢良、文學認為“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眾”。因此，“愿罷鹽、鐵、酒榷、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29〕。但桑弘羊一針見血地指出：

匈奴背叛不臣，數為寇暴于邊鄙，備之則勞中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久患，苦為虜所系獲也，故修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榷，置均輸，蕃貨長財，以佐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使備塞乘城之士饑寒于邊，將何以贍之？罷之，不便也?！?0〕

也就是說，鹽、鐵、酒榷、均輸等專營政策的實行是為對匈奴戰爭服務的，而這些政策正是武帝時期漢廷主動發起對匈奴戰爭并最終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根本保障。桑弘羊正是這些政策的制定者與實施者，他目睹了這些政策給國家帶來的巨大利好，因此堅決反對廢除鹽、鐵、酒榷等專營政策。丞相史也說：“大夫難罷鹽、鐵者，非有私也，憂國家之用，邊境之費也?！薄?1〕證明桑弘羊完全是出于國家利益的角度出發，并非為了一己之私。

四

然而，賢良、文學打著“貴以德而賤用兵”（《本議》）的旗號大肆宣揚仁義道德，認為對匈奴反擊戰爭是“廢道德而任兵革”（《本議》），戰爭持續下去只會導致“用軍于外，政敗于內”（《備胡》），“使邊境之士饑寒于外，百姓勞苦于內”（《本議》）。他們認為當下應“偃兵休士，厚幣結合”“兵設而不試，干戈閉藏而不用”（《世務》），極力主張削減軍隊，廢毀關梁，倡導文德道義，“去武行文，廢力尚德，罷關梁，除障塞，以仁義導之，則北垂無寇虜之憂，中國無干戈之事矣”〔32〕。他們認為“王者行仁政，無敵于天下，惡用費哉”（《本議》）。更荒謬的是，他們竭力主張“領土無用”，“邊郡山居谷處，陰陽不和，寒凍裂地，沖風飄鹵，沙石凝積，地勢無所宜。中國，天地之中，陰陽之際也，日月經其南，斗極出其北，含眾和之氣，產育庶物。今去而侵邊，多斥不毛寒苦之地，是猶棄江皋河濱，而田于嶺阪菹澤 也”?！?3〕因此，儒士認為只需守護好漢王朝這片土地即可，經營邊境之地實乃勞民傷財之舉，不但使得百姓困于賦役，還要耗費大量財政用于邊境防務。

面對賢良、文學的百般刁難和種種謬論，桑弘羊堅定站在維護國家統一的立場上，堅守中央集權的根本國策，堅持對匈奴的反擊戰爭，大氣凜然地批駁了賢良、文學們不愿備戰而走“不如和親”的投降主義路線，擲地有聲地反問：“今匈奴未臣，雖無事，欲釋備，如之何？”〔34〕桑弘羊正確總結了“和親”政策不能制止匈奴侵略的教訓，指出匈奴“貪侵”成性，“百約百叛”，一貫反復無信，一有機會就發動侵略漢朝北部邊境的戰爭，給邊地人民帶來極大的苦難。面對這樣反復無常且狡詐兇惡的敵人，絕不能存有任何幻想，只能用反侵略戰爭徹底將其打敗，而不可能試圖以仁義道德感化之。

至此，桑弘羊明確闡發了他的備戰思想：“今匈奴蠶食內侵，遠者不離其苦，獨邊境蒙其敗?！对姟吩疲骸畱n心慘慘，念國之為虐?！徽鱾?，則暴害不 息?！薄?5〕“事不豫辨，不可以應卒。內無備，不可以御敵?！对姟吩疲骸a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视形氖?，必有武備。昔宋襄公信楚而不備，以取大辱焉，身執囚而國幾亡?！薄?6〕也就是說，事先不做準備，臨時就不可能應付突然事變，而匈奴長年侵擾邊境，因此必須堅持屯邊政策，“筑城以自守，設械以自備”〔37〕。堅持備戰就必須依靠強大的財政支持，而鹽鐵專營則是政府財政收入的保障，“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所給甚眾，有益于國，無害于人”〔38〕。針對賢良、文學的“領土無用”論，桑弘羊認為邊境地區是漢王朝的屏障，沒有邊境的寧定，國家的長治久安也就無從談起。所以他說：

緣邊之民，處寒苦之地，距強胡之難，烽燧一動，有沒身之累。故邊民百戰，而中國恬臥者，以邊郡為蔽捍也?！对姟吩疲骸澳峭跏?，而我獨勞?！贝滩痪?。是以圣王懷四方獨苦，興師推卻胡、越，遠寇安災，散中國肥饒之余，以調邊境。邊境強，則中國安；中國安，則晏然無事。何求而不默也？〔39〕

在桑弘羊看來，對匈奴戰爭是“興義兵以誅暴強”的正義之戰，但在道義上占據主動只是其一，現實狀態下必須積儲國力，長期堅持練兵備戰，強化備戰意識，做到武帝強調的“‘無（勿）廢備’者，無（勿）乏武備，常備匈奴也”〔40〕。簡而言之，桑弘羊的備戰軍事思想的核心就是“有備則制人，無備則制于 人”〔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