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質文化遺產系統性保護研究

全小國 苑 利

（中國藝術研究院 北京 100029）

內容提要：非物質文化遺產系統性保護既是非遺科學保護的邏輯起點，也是非遺科學保護面臨的全新話題。首先我們要承認非遺自身是一個完整的文化系統，并充分意識到非遺自身的整體性、非遺構成要素的層次性、非遺對外在環境的開放性以及非遺文化基因的穩定性，對于構建非遺系統性保護具有重要意義。對非遺實施系統性保護，不但可以完善非遺保護體系，提升非遺科學保護意識，同時還可以提高我國非遺科學保護的政策制定水平，讓我國的非遺保護得到健康發展。

一、非物質文化遺產系統性保護源起

2021 年8 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在《關于進一步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中強調：“深入實施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發展工程，切實提升非物質文化遺產系統性保護水平，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提供精神力量?！笔聦嵣?，“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在多個場合強調堅持系統思維的重要性，系統思維成為其治國理政的鮮明特征”［1］。以系統思維引領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下簡稱“非遺”）保護工作，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體現，系統理念與系統方法也應成為非遺保護實踐的重要利器。在我國非遺保護工作持續開展二十年后的今天，要想進一步提升非遺保護水平，對非遺實施系統性保護是十分重要的。

近年來，學界已經意識到對非遺實施系統性保護的重要性，相關研究成果陸續出現。在這些研究中，學界重點關注了以下三方面內容：一是如何制定非遺系統性保護政策［2］；二是如何開辟地方非遺系統性保護路徑［3］；三是針對某類非遺提出系統性保護的措施［4］?？傊?，以往的研究已經對非遺系統性保護的政策制定以及某地某類非遺系統性保護的路徑措施作了一些探索，但尚未形成現象級研究態勢，尤其是在非遺系統性保護的本體研究以及如何對非遺開展系統性保護方面的成果還不多見。而只有厘清這些問題，才有可能為新時代非遺保護實踐提供有效的理論指導和行動綱領。

那么，到底什么是系統性？我們又應如何利用系統性理論來武裝中國的非遺保護實踐？魏宏森、曾國屏所著《系統論——系統科學哲學》一書，在總結20 世紀80 年代錢學森“廣義系統論”的基礎上，提出了系統論基本原理和基本規律，并形成了系統科學哲學的基本體系［5］。其中有幾個關鍵點值得格外關注，他們認為，凡是系統都應帶有整體性、層次性、開放性、目的性、突變性、穩定性、自組織和相似性等特點［6］。大至地球、小至細胞，世間的萬事萬物都是系統性的存在，我們也應該用系統論的觀點去審視它們，并借此找到更多的規律。非遺是通過一代又一代傳承人傳承下來的優秀文化，其本身就是一個個有機系統，并在文化生態中與其他文化事象一道，形成一個更大的系統。所以，非遺也就具有了整體性、層次性、開放性和穩定性等系統所應具備的基本特性。我們當然也有理由在這些基本原理的基礎上，構建起非遺系統性保護體系，并以此為基礎對各類非遺實施系統性保護。由于非遺是屬于長時段的文化事象，它的最大特點就是賡續傳承，因此，目的性、突變性、自組織和相似性等系統的其他特點在其中體現得并不明顯，本文暫不作討論。

二、非遺系統性保護所指

要想對非遺實施系統性保護，就必須從系統論的高度重點關注非遺的以下特征，從而確保非遺系統性保護的科學性。

（一）注重非遺自身的整體性

關注非遺自身的整體性，至少要包括以下兩方面內容：一是重點關注對非遺自身的整體性保護，二是重點關注對遺產群內部各關聯項目的整體性保護。

對非遺自身實施整體性保護是指足以涵蓋該非遺項目所有內容、所有流程、所有技藝以及所有材料的整體性保護。在保護過程中，我們不要有過多的主次之分，因為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哪怕是一個小小的缺失，都可能會讓該項非遺發生質變，從而給非遺的整體性保護帶來不必要的傷害。因此，只要是構成該項目的要件者，都應該成為該遺產項目的保護對象，并以此作為劃定該遺產的基本邊界和范疇。這就要求我們在記錄非遺項目時，要充分利用錄音、錄像、拍照等技術，將該項目的所有環節記錄下來。那么，我們評價記錄非遺項目科學與否的標準，就要看通過這些記錄能否將該項目科學地還原出來。這與拍攝普通的紀錄片或照片是完全不同的，各地非遺保護單位在開展非遺傳承人搶救性記錄工程時尤其需要注意。

在非遺保護過程中，除需要保護好非遺自身外，還要注意到對遺產群內部各相關項目的整體性保護，要充分考慮到該項目與其他項目的共生關系。如在保護傳統節日類遺產時，除關注傳統節日外，還要關注傳統節日與傳說的關系、與儀式的關系、與表演藝術的關系、與傳統工藝美術的關系、與傳統工藝技術的關系、與農林牧漁各業生產活動的關系等等。因為無論什么節慶活動，都會有自己的傳說（如端午節有救屈原的傳說、中秋節有吃月餅的傳說），都會有自己的裝飾技藝（如端午節的龍舟制作、中秋節的花燈制作），都會有自己的節令食品（如端午節的粽子、雄黃酒，中秋節的月餅），都會有自己的儀式（如端午節的劃龍舟儀式、中秋節的祭月儀式）以及傳統表演藝術等等。將傳統節日和與其相關的遺產項目作為一個整體保護起來，其功能遠比我們想象的要大得多。因為“系統是由若干要素組成的具有一定新功能的有機整體，各個作為系統子單元的要素一旦組成系統整體，就具有獨立要素所不具有的性質和功能，形成了新的系統的質的規定性，從而表現出整體的性質和功能不等于各個要素的性質和功能的簡單加和”［7］。非遺是由諸多要素組合而成的文化事象。從整體論角度看傳統節日，就會發現傳統節日與其他遺產類型的必然聯系——節日傳說是民間社會對傳統節日由來、功能的最好解讀，包括傳統戲劇在內的傳統表演藝術是對節日祭神儀式功能的最好解讀。同樣，傳統節日中的傳統廟會不但促進了當地傳統工藝美術產品、傳統工藝技術產品、農林牧漁等產品的生產和交換，同時還弘揚了當地的文化特色和傳統美德?？梢哉f，在現實生活中，任何一項非遺都不會是單獨的存在。只要我們注意到各非遺項目間的必然聯系，并將其作為一個整體保護起來，就能達到“一石三鳥”的目的?？傊?，作為非遺系統論的倡導者，我們除了要對非遺自身實施整體性保護外，還要注意到對非遺外在環境的整體性保護。

（二）注重非遺構成要素的層次性

當我們沒有對非遺內部結構進行深入研究時，很容易認為它們只是一種毫無秩序的存在。但倘若深入內部，其中的精妙結構就會清晰地顯現出來。我們就能從這些清晰的結構中發現其內在肌理，并從這些內在肌理中發現非遺的功能及其運行規律?？梢?，弄清非遺構成要素的層次性是非常重要的。非遺大致可分為三個層次，即中華文明視域下的非遺、非遺學視域下的非遺和非遺子項下的非遺。

1.從中華文明視角看非遺的基本構成

我們將視野放到長時段和大歷史中就會發現，中華文明實際是由“精英文化”和“草根文化”共同構成的。這兩大文化系統的不同之處在于：首先，知識分子創造的“精英文化”代表的是中國知識分子或官方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和審美觀，它們多半只代表某個階層、流派或官方的觀點；而藝人、匠人等普通民眾創造的“草根文化”所代表的卻是整個民間社會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和審美觀，代表的是整個民間社會的觀點。這是由它們是集體創造、集體傳承、集體享用這樣一種特殊的創作傳承渠道決定的。由于草根文化代表了整個民間社會，所以要想了解中華文明的底色，不了解草根文化，特別是不了解其中的非遺，是萬萬不行的。其次，依靠典籍傳播的“精英文化”由于受到文字的限制，其傳承數量與傳承范圍都極其有限。而藝人、匠人創造的“草根文化”由于沒有文字的限制，傳承范圍十分廣泛，幾乎涵蓋了人類社會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一個普通百姓可以不了解“精英文化”，但他永遠離不開包括非遺在內的“草根文化”。非遺作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華文明發展過程中影響力度之大、所占地位之高，由此可見一斑。沒有全視野的層次性研究，我們是很難意識到這一點的。

2.從非遺學視角看非遺內部諸要素的基本構成

在非遺學框架下，我們可以將非遺劃分為民間文學、表演藝術、傳統工藝美術、傳統工藝技術、傳統節日、傳統儀式以及傳統農業生產知識等七個大類，即“七分法”［8］。這七個大類之所以統歸在非遺名下，顯然與它們所具有的活態傳承的特點有關。這個建立在前人研究基礎上的分類法，較好地解決了以往非遺分類中一直無法解決的分類混亂問題，對非遺的申報、建檔、保護、傳承、傳播、數據庫建設以及世界各國各地區間非遺數據資源交流與共享等，都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

3.從非遺子項看非遺的細節構成

在微觀層面，非遺還可以在七分法的基礎上進行進一步細分。比如，可以將民間文學細分為神話、傳說、故事、歌謠等，可以將傳統農業生產知識細分為農業生產知識、林業生產知識、牧業生產知識、漁業生產知識、狩獵業生產知識等。從微觀層面對非遺進行更多的細分，既可以使我們更清晰地了解不同層次、不同類別非遺的基本范疇，同時還可以使我們知道某項非遺在非遺分類系統中更加精確的位置，從而構建起更為科學的非遺保護體系與利用體系。

強調非遺構成要素的層次性研究，從表面看對非遺保護關系不大，但事實上，它可以讓我們更科學地理清非遺構成要素的內在肌理，從而有效促進我們對非遺資源的科學梳理、傳承、保護與傳播。強調非遺構成要素的層次性研究，是因為在系統論者看來，“由于組成系統的諸要素的種種差異包括結合方式上的差異，從而使系統組織在地位與作用、結構與功能上表現出等級秩序性，形成了具有質的差異的系統等級，層次概念就反映這種有質的差異的不同系統等級或系統中的等級差異性”［9］。如上所述，如果把中華文明視為一個完整的系統，我們就會發現，這個大系統實際上是由“精英文化”和“草根文化”兩個完全不同的小系統共同構成。通過對“精英文化”和“草根文化”的分層解析，我們更容易發現非遺存在的價值和意義。而從非遺自身看非遺要素的基本構成，更容易讓我們弄清非遺的內在結構，使非遺的分類保護變得更加清晰，從而實現對非遺保護實踐的精確指導。

從上述研究不難看出，非遺構成要素本身是有層次性的。這個層次性告訴我們，一國的非遺是由不同層級的構成要素共同構成的，每個層級都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系統，不同層級間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對非遺進行構成要素的層層分解可以讓非遺的分類體系變得更加清晰，非遺保護也將因此而變得更加科學。非遺構成要素層次性的存在告訴我們，保護非遺首先要對它實施分類保護，不同類型的非遺，其保護方式肯定有所不同。我們的任務就是找出這些“不同”，并對其實施分類保護。其次，保護非遺，還要考慮對它實施分級保護，不同層級的非遺，其保護方法也會有所不同，我們的任務就是找到不同層級的非遺的保護特點與保護方法，并將這些方法應用于非遺保護實踐。如果在非遺保護工作中不顧及這些客觀因素，“眉毛胡子一把抓”，到頭來只能是越管越亂。

（三）注重非遺對外在環境的開放性

非遺的開放性是指作為活態遺產的非遺與外在環境的血肉聯系和互動關系。

非遺與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不同，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很少強調保護對象的開放性。相反，很多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手段更傾向于將它與外部環境隔離開來，如將裸露在外的石雕用玻璃幕墻屏蔽起來，將容易發霉的蘇繡、蜀繡放入恒溫恒濕箱中保護等等。但非遺與將魚做成標本的文物保護理念不同，非遺保護的更像是一條“活魚”。早在2006 年，苑利、顧軍就認為：“‘活魚要在水中看’。保護無形文化遺產猶如池中養魚，關鍵是要為‘魚兒們’營造出一個適合于它們生長的客觀環境。不論是保護、恢復還是重建有關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生態，都要讓這些文化事象真正回歸民眾，在他們生產生活中扎下根來?！保?0］

強調非遺對外在環境的開放性，是因為我們已經意識到任何一種非遺都需要以特定的文化生態為依托。這里的文化生態有時指自然環境，有時指人文環境。如影響宣紙制造、茅臺制造的主要因素是自然環境，影響舞龍舞獅等群眾文化活動的則是人文環境。只有充分考慮到非遺項目與外在環境的互動關系，非遺才會因外在環境的適宜而存活下來。那種將非遺從它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中剝離的做法，都不應該提倡［11］。事實也已證明，非遺一旦從它所依托的自然環境或人文環境中剝離，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非遺的開放性是指非遺與外在環境的互動關系。從共時角度看，非遺的開放性是指我們承認非遺與外在環境具有互動關系。如凡有大型佛教寺院的地方，多半都有佛造像作坊或工廠；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凡設立通商口岸的城市（如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在它們的非遺項目中，都具有明顯的“西化”現象，反映出外來文化對我國沿海城市文化的深刻影響。這也說明不同的自然環境或人文環境會孕育出相應的非遺項目。從歷時角度看，非遺的開放性主要是指我們承認非遺與不同時代具有互動關系。隨著時代的發展與社會的變化，每個時代的時代精神與審美意趣都會影響這個時代的非遺，并使其呈現出明顯的時代特征。如唐宋之前所斫古琴，面板與背板之間都帶“天地柱”，目的是通過天地柱可以有效地控制古琴的形變，但缺點同樣明顯——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古琴的音量；但唐宋以來，隨著勾欄瓦舍的出現，很多古琴都取消了“天地柱”，目的是增加古琴的音量以適應公共場所演出的需要。作為兩種各有優勢的斫琴技藝，我們一要承認時代發展帶來的變化，二要通過對不同時代斫琴技藝的保護，將不同時代的長處分別保護下來，并用這種形式來保護人類文化的多樣性。對于不同時代造就出的非遺項目給予認可，同樣是對非遺開放性的充分肯定。這與系統論所強調的“系統具有不斷地與外界環境進行物質、能量、信息交換的性質和功能，系統向環境開放是系統得以向上發展的前提，也是系統得以穩定存在的條件”［12］的說法是完全一致的。

談到開放性，我們還應意識到，各類非遺的開放程度并不完全相同。通常，強調歷史認識價值的非遺項目，如“鉆木取火”，其開放性要小些。因為開放性越小，變化就越小，這類遺產的歷史認識價值也就越大。反之，審美類、美食類這些“走市場”的非遺項目，很容易隨著審美需求和市場需求的變化不斷發生變化，這類遺產的開放性會因當代人的審美需求與市場需求而發生很大變化，這顯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規定的確保非遺真實性的要求相抵牾。我們的做法是在確保項目真實的同時，允許傳承人開發出更多的符合當代人審美與口味的產品，但要明確告訴消費者：這是在傳統基礎上的創新。不欺騙消費者，這也應該是傳承人應盡的責任和義務。

我們強調非遺的開放性，是想明確告訴公眾，任何一個非遺項目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無法離開它所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我們在保護好非遺的同時，還要保護好它所賴以生存的環境。

建立文化生態保護區是中國政府對非遺實施整體性保護的一次成功嘗試［13］，建立文化生態保護區的目的就是為中國的非遺保護實施環境層面的系統修復?！拔幕鷳B保護區要加強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所依存的文化生態系統進行保護與修復，要注意維護文化生態系統間的平衡關系，還要注意文化生態系統的完整性?！保?4］

針對非遺保護實踐中的“文化生態”問題，苑利和顧軍曾用一個形象而生動的比喻來強調生態環境對于非遺保護的重要性：“如果把非物質文化遺產比喻成一只‘小蟲子’，那么，以前我們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時，焦點主要集中在‘小蟲子’本身，一門心思地考慮怎樣才能讓小蟲子不死，怎樣才能讓它活得更好。我們或是將它裝到玻璃瓶兒里，或是將它裝到蛐蛐罐中，后來發現不管我們如何‘照顧’，最后它還是死掉了。這是為什么呢？因為我們過多考慮的只是小蟲子本身，而沒有考慮到小蟲子們的切身感受——它需要怎樣的生存環境?！保?5］

那么何為“文化生態”？周建明、苑利提出：“在非物質文化遺產語境下，所謂的‘文化生態’，是指非物質文化遺產及其傳承人必須依存的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保?6］在現實生活中，非遺的文化生態就是一個由無數系統有機組成的巨大系統，這個系統既包括非遺與傳承人的關系，也包括非遺與同類非遺的關系、非遺與其他類型非遺的關系、非遺與相關物質文化遺產的關系、非遺與其外界人文環境及自然環境的關系等等。強調非遺的開放性，有利于我們對非遺所處生態環境的關注，從而更加及時地發現非遺保護中存在的種種問題。

（四）注重非遺文化基因的穩定性

作為原則，一個民俗事象一旦進入非遺名錄，就要盡量減少非遺自身的開放性——不得隨意改變非遺項目的原有基因。道理很簡單：我們保護非遺的目的就是要通過這種方式保護祖先留給我們的審美和智慧，而不是根據我們的喜好去改變、替換祖先的喜好，更不能用我們自己剛剛創作的“現產”去改造或代替祖先留給我們的“遺產”。如果在這個邏輯起點上犯了錯，很可能會一錯到底。

系統論認為，“在外界作用下開放系統具有一定的自我穩定能力，能夠在一定范圍內自我調節，從而保持和恢復原來的有序狀態，保持和恢復原有的結構和功能”［17］。正如上文所述，非遺對于外在環境具有一定的開放性，這就決定了非遺一定會與外在環境產生互動關系，并在這個過程中因獲得社會需要而變得更有價值。但在非遺保護過程中，非遺自身最好不要發生改變。也只有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確保非遺的歷史認識價值，確保非遺的基因價值。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會注意到：與“一般事物”相比，非遺具有更強的穩定性。有的非遺傳承數百年，有的非遺傳承上千年，即使這樣，也都不曾發生過太大改變。這是因為非遺蘊藏了太多的祖先智慧，保護好非遺，才可以讓我們站在祖先的肩膀上，進而看得更遠。所以在人們的潛意識中，世界上什么都可以變，但祖先的智慧最好要原汁原味地保存下來。于是，在非遺遴選過程中，人們總會有意無意地挑選那些尚未改變且十分優秀的遺產項目；在保護非遺時，也會在內心深處深覺祖先智慧的重要性，并盡可能地對非遺施以“原汁原味”的保護。比如在遴選、保護京劇遺產時，我們選擇的不是那些已經被改造得面目全非的劇目，而是選擇那些雖歷經百年但沒有發生重大改變的傳統劇目。同樣，我們遴選傳統廟會時，選擇的也不是那些剛剛打造出來的當代廟會，而是去選擇那些雖歷經數百年還能夠原汁原味傳承至今的、保留著數百年前各種活動內容和儀式流程的古老廟會。能在活態傳承中保住非遺的原有真實，是非遺保護價值觀的具體體現，非遺保護的難度也正體現在這里。

總之，非遺是一國民眾在歷史上創造并以活態形式傳承至今的、一個民族最優秀也最穩定的文化基因。正是由于它具有超強的穩定性，才確保了一國文明的永續傳承。

綜上所述，非遺的系統性保護，就是通過觀照非遺自身的整體性、非遺構成要素的層次性、非遺對外在環境的開放性和非遺文化基因的穩定性，對非遺實施系統的、整體的乃至全面的保護。

三、非遺系統性保護的啟示

系統論保護理念的提出會給中國的非遺保護帶來怎樣的啟示？我們認為至少有以下四點。

（一）關注非遺的整體性，更容易帶來保護理念的革命

以往，很多非遺保護的工作重點主要集中在對非遺“核心技術”的保護上，而很少會注意到對非遺項目自身的整體性保護，特別是針對遺產群內部各關聯項目間的整體性保護。整體性保護理念告訴我們，對非遺自身保護既要考慮對非遺項目所有內容、所有流程、所有技巧以及所有材料的整體保護，也要考慮對遺產群內部各關聯項目間的整體性保護。整體性保護的目的是告訴公眾，我們保護的絕不是那些“去根摘葉”后被打扮起來的文學/藝術、工藝/美術、節日/儀式，而是普通百姓日常生活原有的樣子。如果我們將古歌從祭祖儀式上剝離出來，將哈尼族多聲部民歌從農事勞動中剝離出來，不但會影響遺產項目的真實性，同時也會弄混非遺與人類生產生活的血肉聯系，破壞非遺在人類生活中的功能與作用，從而使我們的保護失去其原有的價值和意義。

（二）關注非遺的層次性，更容易弄清非遺內在肌理，為學理研究提供學術支撐

從目前對非遺進行的分類可以看出，人們對非遺內在結構的了解并不十分明晰，問題主要表現在對非遺內在結構理解的混亂。譬如非遺“十分法”（即“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中將非遺分為民間文學，傳統音樂，傳統舞蹈，傳統戲劇，曲藝，傳統體育、游藝與雜技，傳統美術，傳統技藝，傳統醫藥，民俗），就存在著層次上的混亂。如果說其中的民間文學、傳統美術、傳統技藝可以隸屬于一個層級，那么其中并列的傳統音樂，傳統舞蹈，傳統戲劇、曲藝明顯地應該屬于第二層級，而傳統民俗應該超越上述所有層級。將這些分別歸屬不同層級的非遺放置在一起，勢必會造成整個分類體系的混亂，讓此后的名錄制定、數據庫建設變得無所適從。而近年來推出的非遺“七分法”［18］，就很好地解決了這一問題（表一）。由此可見，非遺層次性的提出，可以從更高的理論層面為非遺分類提供學理支持。

（三）注重非遺的開放性，更容易注意非遺與外在環境的血肉聯系

如果說保護非遺是“活水養魚”，那么我們自然應該充分考慮非遺這條“魚”和“水”的關系。從某種角度說，養魚就是養水，只有水好了，魚才能活得更好。非遺的外在環境既包括自然環境，也包括人文環境。保護外在環境不是指我們要根據自己的喜好，為非遺打造一個我們喜歡的環境，而是要為非遺及其傳承人創造一個他們喜歡的環境。這個環境在我們看來可能不好，但對于已經適應了原生環境的非遺項目及其傳承人來說，也許就是最好的。譬如鐵匠喜歡泥土壓實的地面，這種地面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打鐵帶來的噪音和振動，它盡管不美，但絕對實用。這與駱駝已經適應了沙漠、北極熊已經適應了冰天雪地是一個道理。反之，如果我們為非遺換一個我們喜歡的環境——就等于我們將駱駝放到濕潤的南方，將北極熊放到炎熱的南國，反倒會加速它們的死亡。對非遺而言，最穩妥的保護就是保持或是還原其原有的生態環境。任何一種將非遺從它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中剝離出來的做法，都是我們不提倡的。

（四）注重非遺基因的穩定性，更容易讓我們對改造祖先遺產的行為說“不”

近年來，許多非遺保護工作者或文創從業者都在犯一個共同的錯誤——誤將自己剛剛創作出來、設計出來的“現產”當成祖先留給我們的“遺產”的一部分。這種理解上的錯位，很容易誤導中國非遺保護運動的前進方向?！艾F產”與“遺產”的不同之處在于：（1）“遺產”至少要有百年以上的歷史，而“現產”沒有時間上的限制，由于“現產”不是在歷史上產生的、不帶有往昔的痕跡，自然也就不具有起碼的歷史認識價值；（2）“現產”是自己創造的、是個性化的，它所代表的只是某個人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和審美觀，不能也無法代表祖先的智慧與審美，當然也就不具有任何非遺層面的保護價值。相反，祖先留給我們的“遺產”保留有祖先的智慧與審美，它代表的是整個中華民族的文化底色，代表的是整個中華民族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和審美觀。它作為一種重要的民族文化基因，當然也就具有不可多得的保護價值。而非遺所具有的超強穩定性，也從根本上確保了一國文明的永續傳承。

如何在繼承非遺保護二十年輝煌成果的基礎上，對非遺保護實施系統性升級，并全面推進對非遺的系統性保護，是中國非遺保護工作面臨的全新課題。本文雖然以此為題，但也僅僅涉及非遺系統性保護的基本概念、內容以及目前可以看到的前景，還有更多的問題需要我們進行更加深入的探索，并從根本上構建起中國非遺系統性保護的理論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