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福斯特作品中的空間、地方與生態共同體思想

［摘 要］福斯特在作品中批判無根性城市空間對現代城市人群生活的支配，認為基于理性經濟效用的空間規劃與生產使人們喪失直接扎根地方的體驗，從而陷入感情、精神等方面的危機。與之相對的是，人類主體扎根地方的生態共同體式存在則滿足了主體超越物質生存意義的情感與精神需求，并以守護萬物的有機特質體現了人類主體的本真存在方式。主體歸屬于生態共同體的地方認同是整體自我認同的關鍵組成部分，而民族群體棲居生態共同體的集體認知與體驗也成為建構整體民族認同的基礎與前提。

［關鍵詞］福斯特；生態共同體；本真存在；主體認同；民族認同

E. M. 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 1879—1970）是對環境高度敏感的作家，他在作品中不僅生動刻畫了位于意大利、希臘等國具有異域風情并寄托了自己生態理想的空間，而且通過對英格蘭劍橋、倫敦的城市景觀以及諾森伯蘭郡、威爾特郡等地田園風光的細致描繪，表達了對現代城市建設、人類生存、英國性等問題的思考。通過對空間與地方的描寫，福斯特反思現代人的生活方式，強調主體融于環境的整體性生態觀。例如，《最漫長的旅程》（The Longest Journey）、《看得見風景的房間》（A Room with a View）等小說批判了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對自然的破壞，贊頌人類融于自然的有機田園生活方式；《霍華德莊園》（Howards End）將目光轉向現代化城市倫敦，反思城市人群無根隔絕的生存狀態，以居住者扎根莊園的一體式生活對抗異化生存。筆者將福斯特的這種生態觀概括為“生態共同體”（ecocommunity）思想，即指向人類與非人類及其棲身環境之間的整體性，強調包括人類在內的生態萬物之間的內在廣泛聯系。本文以福斯特的作品為中心，解讀他對“流動的空間”與“扎根的地方”之對比書寫及其背后的生態共同體思想，并分析扎根地方的共同體式生活與本真存在、主體認同以及民族認同之間的關系。

一、無根流動的城市空間

福斯特在作品中將無根流動的現代城市空間與扎根大地的鄉村地方進行并置描寫，反思無根空間的產生與現代社會人類生存狀況的聯系，并賦予某些地方融于主體自身的精神性。運用文化地理學中相互交叉又有所區別的“空間”與“地方”概念，能夠使我們更深入地理解福斯特小說中的多重生態空間書寫。

“空間”與“地方”的概念并非只與傳統科學-地理或者經驗-物理意義上用數學測繪確定人、物與事件等的方位有關，也并非只是用來容納人類與其他存在形式活動的空白畫布、界面或容器。本文的“空間”概念主要指向歷史唯物主義視域下的空間理論，其中，“空間”中的生產活動基于主體對客體的理性規劃與操縱，它的意義“超越了技術與建造的特定觀念”，與社會生產、知識、權力等有著錯綜復雜的密切聯系。①與“空間”概念相對，在借鑒了現象學哲學的人文地理學理論中，“地方”概念強調主體與客體的一體性，某一空間或“地點因為主體的獨特體驗成為特定的地方”；②同時，扎根一方水土的“地方”對于主體又具有不可估量的深刻存在意義。福斯特作品中的環境書寫與生態思想高度契合了以上“空間”和“地方”的概念，其中，他對倫敦城市與城市人群生活的書寫反映了對無根性空間的批判和對城市人群精神危機的關注，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福斯特在作品中反思了現代城市規劃現象，這種城市規劃為平面地圖認知與利用的理性技術所支配，表現為無根、同質化的空間生產與復制。小說《霍華德莊園》中提到，當時的倫敦正在經歷大規模的拆遷與重新規劃建造，無論是倫納德暫居的廉價出租房，還是施萊格爾姐妹在威科姆老街居住了十幾年的老屋，都難逃即將被拆除的厄運。同時，一幢幢看似現代實則毫無生氣的寫字樓、住宅樓等大廈拔地而起?！斑@座城市的土地接收了越來越多的人”，在城市的每個地方都能看到“磚塊與砂漿不斷地升起落下，就像噴泉的流水一般躁動不安”。③福斯特在《倫敦一片混亂》（“London is a Muddle”）一文中將倫敦景觀的變化比作無限向上堆積的地質序列，諷刺當時的城市規劃者進行大規模拆除、改建高樓大廈的行為，批評他們可以隨時推倒一座城市教堂，還不分青紅皂白地清除攝政街上的那些低矮門面建筑，而那些建筑雖不起眼卻自有特色。④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來看，這種空間的規劃與建設正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產物。城市空間作為一種生產資料被納入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消費以及再生產的體系中，就如同“任何類型的商品生產一般”。⑤在這種商業生產活動中，土地與空間的規劃基于二維平面地圖的認識與劃分，以經濟效用為導向，強調人類理性對客體的權威，并不考慮現實中的主體的身體、情感、體驗等要素與周圍空間的差異性聯系與紐帶。

其次，在福斯特書寫的城市空間中，由資本與技術共同驅動的現代空間的生產迫使人類脫離大地，無根的流動性成為城市生活的支配力量。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要求人與土地分離，土地作為生產資料被轉化為資本，開啟了城鎮化的過程。在福斯特生活的時代，英格蘭的城鎮人口數量早已超過了鄉村人口。即使在城市人口占少數的地方，城市生活對社會的整體特點仍然具有不成比例的重大影響。⑥一方面，被迫離開其耕作土地轉而流落城市勞動市場或職場的無產者過著居無定所的無根生活。小說《霍華德莊園》中的倫納德·巴斯特便是這類人群的典型代表，他是牧羊人或農民的后代，被所謂“工業文明”吸引到城市中，在看似繁華的倫敦過著窮困潦倒的貧窮生活。他白天到城里的保險公司做文職工作，晚上暫居在靠近鐵路隧道的廉價公寓樓里，一日三餐不過吃些殘羹冷炙或者勉強飽腹的點心和罐頭。成千上萬像倫納德一樣的人淪為資本主義自由市場上的勞動力，像巨大機器上的齒輪一樣服務于“推動經濟制度發展和資本積累”，①卻無法認識自己精神壓抑的源頭，過著異化的生活。另一方面，作為城市中資產階級代表的富人同樣被快速流動的生活方式所支配，其背后的原因是資本追逐與技術進步的雙重聯合與驅動。小說中的威爾考科斯家族憑借橡膠生意積累了巨額的財富，而橡膠作為當時市場上最為風行的熱門商品之一，其應用和研發大幅度地提升了機動車的速度和性能。②威爾考科斯父子主要的出行工具是汽車，可以大大提高處理生意事務的效率。新技術的研發加速了資本的投入，而提高利潤又需要提高效率，即開發新技術，這便是技術和資本的合謀關系。在居住方面，威爾考科斯父子雖富裕卻并未定居一處。他們將房屋的購置轉手也視為生意，認為當下所有的事情都在快速變化，一切都最適合做生意。他們擁有以及轉手過的房產包括霍華德莊園、查理的婚房住宅、奧尼頓莊園、倫敦迪西街和威科姆街上的公寓等。他們看似適應快速變化的生活，實則也經歷著精神上的孤獨與焦慮，因而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無家可歸者。

再者，高速的出行工具與缺乏歸屬感的流動空間徹底顛覆了主體在時空中的體驗形式，無根空間與人類主體的疏離導致人容易陷入情感、審美與精神等方面的危機。一方面，技術的發展使人們能夠在空間中快速旅行，原本遙遠的距離似乎連成一體，空間似乎也被壓縮，從而徹底改變了人對空間的感知。傳統方式的旅行意味著人通過各種感官認識和感覺空間，充分融入空間并與之親密互動；與之相反，高速的前進剝奪了旅行者部分身體組織與空間的聯系，人只能以特定的偏重視覺的有限方式感受空間，與空間全方位有機的互動機會喪失，進一步導致主體心理與精神上的問題?！痘羧A德莊園》中的瑪格麗特直言她不喜歡乘坐汽車旅行時空間感的喪失。她提到，疾馳前行的驅車人不會注意窗外的風景，只會辜負了當地的山水之美。而當她自己想要欣賞外面的美景時，卻發現窗外的東西上下起伏，行人、大樹、山川、河流都像鍋里的粥一樣混為一團，高速的疾馳奪走了當地美景一大半的氛圍感。對于瑪格麗特來說，開車“從倫敦來的整個旅程都給人不真實的感覺，他們無法與大地相融，也感受不到大地的情感”。③另一方面，處于現代、同質、無根的城市空間中的人會經歷道德、情感、精神等方面的危機。小說中的倫納德蝸居在廉價材料建成的臨時公寓，是那種特別容易得到卻也可以輕易丟棄的住所，總是有種臨時湊合的感覺。住在這里的倫納德經歷著身心的壓抑與疲憊，就像站在深淵的邊緣。施萊格爾姐妹也經歷了從自己熟悉的地方被連根拔起的感覺。她們在倫敦威科姆老街住了幾十年的房子面臨拆遷，不得不尋找新的住所。她們“厭惡倫敦持續不停的流動性”，④精神上也陷入深深的焦慮與不安。城市中復制出來的新空間與現代景觀出自冰冷的理性主義規劃，非人格化的景觀致使人的情感與道德被忽視，個體“對其生活環境的責任被降低至最低程度”，⑤這使得主體無法對空間產生依戀與融合，也將導致主體的精神孤獨和危機。這是小說中在城市生活的人物出現的心理與精神問題的根源之一。

總之，福斯特通過對倫敦城市空間以及城市人群生活的描寫，反思與批判現代城市規劃和人類的異化生存。在他看來，現代人類又“退化成了卷著鋪蓋的游牧民族，人們積累財產，卻無法在地球上扎根”。①然而，小說中的倫納德、施萊格爾姐妹等人物卻都表達了想要融入大地的向往。正如作者所說：“我們來自大地，也必須回歸大地?！雹谒诙嗖孔髌分卸忌钊朊鑼懥巳嘶貧w大地、扎根地方的共同體式生活。

二、扎根地方的生態共同體

福斯特的作品強調與主體存在和精神密切相關的地方書寫，研究福斯特的作品很難不注意到那種“縈繞在文本中的地方感”。③與前文抽象、同質的現代城市“空間”的概念相對，“地方”概念吸收現象學、生態學的理論特質，強調主體與環境之間以感官感受與親身體驗為基礎的“情境式知識”與互動，④主體的記憶、感情、心理狀態、精神感悟、本真存在等都與地方密不可分。在福斯特看來，人扎根地方的生態共同體式存在能夠對抗現代城市生活的無根性，是人類的本真存在方式，具體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方面，對于人類來說，地方有著比物質居住功能更高層面的精神意義，人類主體與自身所嵌入并依附的地方形成共同體，能夠滿足本能的情感與精神需求。深入大地、扎根大地是人類的基本需求之一，段義孚用“戀地情結”來描述“人和大地之間的情感紐帶”。⑤人類的戀地情結不僅蘊含在物質層面的依賴關系，而且也意味著“大地本身作為記憶與希望的一種存在方式”，⑥個體可以從環境的生動體驗和親密互動中衍生出感性、審美、精神等各個維度的滿足感。福斯特在多部作品中都描寫了人物與環境之間的共同體式關系和親密紐帶。在小說《最漫長的旅程》中，離主人公里基求學的劍橋不遠處一處靜謐的谷地對于他來說就特別重要。谷地處于茂密的巨大冷杉樹的庇護和掩映中，走進其中里基感覺自己仿佛進入了世外桃源的幽靜之地，他在那里同時感覺到自我的渺小和價值，不斷向氣象萬千的外部世界敞開內在，感受到身體與自然的交融和心靈的解放。這處隱秘谷地成為里基情感與心靈的圣地，他在這里可以感受到與地方的一種親密關系與精神。⑦在谷地中與自然相融的感受使里基體會到怡然自得的滿足感，因此他一次次來到這里，有時會帶上最好的朋友，有時帶上愛人。實際上，這個谷地也是福斯特以其在劍橋求學時現實中的地方為原型而虛構出來的，他感到在這樣的地方能夠找到真實的英格蘭的根。福斯特的短篇小說《始于科羅諾斯的路》（“The Road from Colonus”）中也描繪了一處對主人公盧卡斯先生意義非凡的地方。這個地方位于希臘一棵巨大的空心懸鈴木的內部，清泉從里面潺潺流出，流過道路，流向遠處，滋潤了肥沃的草場。盧卡斯先生靠在樹干上感慨人類的憂傷與快樂深深地印在大樹的胸膛上，他閉上眼睛一動不動，只感受腳下汩汩的水流，等到睜開眼睛時，就體會到一種超越想象的震撼與頓悟感。一種不可定義的無形的東西“使他更深刻地理解萬物，看到萬物的美”。①盧卡斯正是在與獨特地方形成的共同體中得到精神的啟迪與滿足。

當人類主體處于這種情感與精神上充滿意義的地方時，會生出共同體式的歸屬感；而一旦失去與地方的紐帶，就會體驗到巨大的失落與無措之感，本能地想要尋找新的共同體?！痘羧A德莊園》中施萊格爾姐妹的老屋面臨拆遷，她們與老屋之間穩定的歸屬關系被打破，產生了無所依附的孤獨感與焦慮感，魯絲知道后同情地說這種糟糕的經歷堪比死亡。幸運的是，她們找到了霍華德莊園。當老屋的家具擺到莊園之中，姐妹倆感覺到過去的記憶回到了眼前，失去居所的斷裂得到了連接，她們感情上的疏遠和裂縫也得到了連接，不自覺恢復了之前的親密關系。

另一方面，人類扎根地方、呵護地方的共同體式生活能夠對抗以技術思維為導向的無根生存，是人類的本真存在方式。在《霍華德莊園》中，無論是商業資本與建造工藝共同驅動的流動性空間的生產與復制，或是資本主義工業化與城鎮化導致的人與土地的分離，還是現代化便利交通工具與設施所催生的無根性生活，都源于技術思維對存在的主導與統治。海德格爾指出這種技術的本質與解蔽有關：“技術是一種解蔽方式?！雹谶@種解蔽并非基于從自身自然而然地涌現出來的自然意義上的產出，而是通過人為手段，以最低價值的投入，要求自然作出最大價值的產出，實現最高的效用與效率，也即福斯特借由書中人物之口所說的，實際上正是基于理性計算與評價的技術統治的影響。像霍華德莊園這樣的小型農場在現代化的大潮中無法生存下去，這代表著以有機成分循環的土地自然產出為基礎的傳統農場耕作模式逐漸走向死亡。然而，工業化的大規模農業經營活動會損害土地的可持續生產性，不斷促逼土地以及作為勞動力的人類提供更大效率的產出，其結果不僅是土地陷入貧瘠狀態，而且作為勞動者的人類也最終精力疲憊衰竭。正如海德格爾所說，技術作為解蔽方式促逼自然，把自然當作研究對象擺置自然，這種促逼反過來又擺置人。③威爾考科斯先生對待霍華德莊園的方式也是純粹基于技術效用的人工改造。他不喜歡那爬滿墻體的綠藤，討厭草地上跑來跑去的雞，嫌棄大榆樹四處蔓延的根須。他賣掉莊園里不能創造價值的動物，拆毀外圍的房子，鏟除了許許多多的繡球花和老樹。即使重修了車庫和排水溝，按照用途功能改造房屋后，他還是覺得莊園不夠好，不是合適的住宅。盡管威爾考科斯先生將莊園視為客觀的對象，按照自己的理性意圖進行隨意的規劃與改造，卻無法對莊園產生任何美好或深入的情感，心理上總是處于不滿和孤獨的狀態。

與威爾考科斯先生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魯絲和瑪格麗特對待霍華德莊園的方式，福斯特以魯絲、瑪格麗特與霍華德莊園關系的書寫，闡明了人棲居地方的共同體式本真存在方式。魯絲不會嫌棄莊園中的任何植物和動物，也反對大肆改變農莊的生態和房屋的構造，而總是懷著接受與欣賞的態度對待莊園中的一切，包括不起眼的花園，墻上滿眼碧綠的藤條，甚至并不實用的馬圈?；羧A德莊園是她生活中的緯線，“她屬于莊園，也屬于為房屋遮風擋雨的那棵巨大的山榆樹”。④對于以計算分析為基礎的科技、經濟、政治知識，魯絲知道得不比園中的鮮花或者一株野草更多。然而，瑪格麗特評價她“無所不知，她就是一切”。①因為魯絲的知識并非被暫時論證為正確的表象知識，而是某種更接近真理的知識，并親身踐行了更為本真的存在方式。魯絲以呵護與培養為前提棲身于莊園中，至死也不曾與其分離；同時，她惟有在莊園中才感到真正的自由。繼承霍華德莊園的瑪格麗特也是一樣，她第一次到莊園看到那里的青梅樹、薔薇、樹籬、藤蔓、山榆樹、母牛、郁金香、水仙花以及蔥翠的草地等等，就認定這個地方很美麗，她的心便在這里生了根，將這個地方當成真正的家。魯絲和瑪格麗特棲身霍華德莊園的生活是以對莊園的依戀、呵護、深刻認識與尊重為基礎，這種對地方的尊重和呵護內化為生活的本質屬性，即海德格爾所說的真正的棲居。

魯絲和瑪格麗特居住在霍華德莊園的體驗使她們對這一特定的地方產生“深刻的心理與精神聯系”，進而產生深厚的依附性，“正是這種依附性構成了扎根性”。②她們扎根于莊園的自然環境之中，不會將自己的意圖凌駕于地方，而是自發地庇護地方，讓地方順其自然地發展。她們在這種日常經驗的生活中，以呵護與庇護的方式棲身莊園，同時獲得精神上的自由，這種“天地人神都得以尊重的棲居方式”，③也就是海德格爾意義上的本真存在。

三、生態共同體與民族認同

在福斯特筆下，某些特定的地方與其他空間相比更具本真性。人類主體扎根地方，與周圍的存在形成生態共同體時，就會生發出無限的地方感、依附感以及歸屬感，這種主體感受不僅僅與情感和精神維度有關，而且與人類個體的根本認同以及民族認同都密切相關。

從個體層面來說，主體對自身的認識與定義離不開主體所依附或扎根的地方，地方認同是整體自我認同密不可分的一部分。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將主體或者意識剝離出來，將其置于定義主體以及認識世界的首要位置，并將用意識進行聯系的行為作為關聯性的基礎。然而現象學哲學認為，離開了聯系被發現的那個世界的圖景，聯系行為就什么也不是。離開由萬事萬物所構成的世界生態圖景，“我思”什么也不是?！罢嬲摹宜肌皇撬季S和對思維的反思之間的密切交流，它們只能通過世界連接在一起”。④主體身體的知覺和身體的空間性是一切行為，包括意識與抽象思維展開的前提與背景。梅洛-龐蒂指出，身體在周圍客觀空間中的“體驗只是原初空間性的外在表現，這種原初的空間性融于身體存在自身”，作為身體自身就意味著與某個世界或地方進行維系，主體的“身體不是處在空間里”而是“屬于空間”。⑤在某種程度上說，空間是身體的延伸，對于主體的界定無法脫離其嵌身的地方與世界，也不能以皮膚為絕對界限。

福斯特的作品強調地方與生態環境對主體認同的深刻影響，因為惟有主體處在共同體式的地方中，“與特定的物與事件發生聯系，才能建立起由此產生的記憶、經歷、信念等的復雜統一性”，或者說“正是在地方中建立起主體認同所必需的統一性”。⑥例如，霍華德莊園就是魯絲與瑪格麗特依附終生、與其主體認同密不可分的棲身家園，這個特殊處所的原型也是福斯特本人現實生活中的童年居所“鴉巢”。他在15歲時寫下的名為《鴉巢》（“Rooksnest”）的隨筆中回憶了這處居所的結構與布局，那里的干草垛、大榆樹、碧藤條、小花園以及附近的山川河流，當然還有榆樹干中所嵌的幾顆野豬獠牙這樣的細節，都悉數出現在小說對霍華德莊園的描寫中。而對“鴉巢”所在的英格蘭赫特福德郡的書寫也貫穿福斯特的小說創作生涯，這些地方是給他的生命帶來無限穩定感和依戀感的特殊地方，也是他內心深處一直遙望與回歸的精神家園。無論是福斯特還是他塑造的小說人物，他們嵌入的地方生態承載著他們的記憶、感覺、偏好、意義、體驗等信息，這些信息加強了人與地方的情感紐帶。在此過程中，主體的連續性與統一性得以建立?？傊?，個體所扎根的生態共同體因其庇護、象征等功能對于主體認同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義，而當個體與地方的范圍向外延伸，就涉及群體認同的問題。

從群體或者民族的層面來說，集體認同或者民族意識同樣可以通過地方的環境得以建立與傳遞。廣泛意義上的主體認同蘊含了主體對處于地方中的自我認識，蘊含了主體對自我與整體自然之間關系的認識。棲居一方的主體會在與地方產生深厚紐帶的背景中認識自己，并想象與其他主體之間的關系與聯系。因此，地方的生態與自然事物對于生活其中的人類集體具有超越物質層面的文化、精神等深層意義。段義孚在論述土著人與土地的關系時指出，那些不依賴于耕種土地謀生的游牧民族同樣對土地有強烈的感情，比如，澳大利亞土著人在區分用來坐臥的地方和用來覓食的地方時，對于前者有更深刻的情感維系。因為他們在那個地方進行社交、舉行儀式，自己部落與種族祖祖輩輩的傳奇、神話與歷史都銘刻在長久存在的自然事物上，寫在那里的石頭、山脈以及千百年依然聳立的樹木上。①可以說，正是在那些熟悉的山川河流、叢林草地上，他們建立了對自己及其所屬部落與集體的認知和認同。

福斯特作品中對地方生態，尤其是英格蘭南部郡縣風景的描寫，滲透著他對英國性或者英格蘭民族認同問題的思考。在《最漫長的旅程》中，福斯特將威爾特郡地區白堊地質特征的山水風景作為整體英格蘭大地風貌的代表，描寫了那里的流水如何匯集又向遠處奔瀉而下；一個支流如何分離，又滋潤了依水而建的掩映在樹木中的村莊；廣袤森林、秋林草原以及土地清晰的輪廓。那里是英格蘭海島的心臟，奇爾特恩丘陵、北丘陵草原和南丘陵草原從此處輻射開去。他說：“英格蘭的條條脈絡在威爾特郡連接起來，我們五體投地地崇拜它，應該在那里樹立民族的神龕?！雹谠凇痘羧A德莊園》中，福斯特更加清晰地明確了地理風貌和英格蘭認同之間的密切關系。他寫道：“如果你想要向外國人展示英格蘭，最明智的做法是帶他到伯貝克山末端的山巔之上，英格蘭島就會一個體系接一個體系展現在他的腳下?！雹鬯€以細致的筆觸描繪了從山巔看到的壯觀景象，有峽谷、河流、松樹林、平原等自然風景，還有巍然挺立的城堡、星羅棋布的房屋與村落、波瀾壯闊的海洋、縱橫交叉的水陸交通網、隱約可見的倫敦城。遙望著“澄澈的天空之下，各行各業的蕓蕓眾生在辛勤勞作”，那一刻，“理性像斯沃尼奇沙灘上的海浪一樣退潮，想象力則不斷迸發、蔓延、深入，直至以地理的形式將英格蘭團團圍住”。④通過對部分具有自然特色的典型地方的描寫，福斯特賦予它們代表整體英格蘭的特殊意義，認為這樣的地方承載了英格蘭民族的希望和精神。

對于任何一個民族來說，長久地生活在扎根的地方中，人們對于周圍的自然環境形成一種體系性的認知和共同體性的感受，這種感受力與想象力在面對外部世界時不斷深化，最后都會演化為一種強烈的家國情懷。一個民族的人們也正是在本土生態環境的背景中，在自己與大地、以及彼此之間關系的基礎上結成共同體。

結 語

福斯特在作品中批判技術與資本驅動的無根性對現代城市生活的支配，強調嵌入特定地方的共同體對于主體情感、精神、本真存在以及主體與民族認同的重大意義。當然，福斯特也并未脫離現實地認為人類應當退回至科技落后時的社會。在《霍華德莊園》的結尾處，他指出倫敦城的建筑正連成一片，并不斷地向四處蔓延。①他塑造了平衡精神性與實干性的瑪格麗特這一人物，并讓她繼承霍華德莊園，這正體現了他在現代都市背景與基礎上對本真生活的思考。詹姆遜曾評論，福斯特把地方所具有的精神與特質當作所有世間之美的基礎，這種地方的精神特質具有一種雙重的救贖系統：一方面是人類之間的親密關系，另一方面是對于風景的直接體驗。②這兩方面是密切融合的共同體關系，如果現代無根空間的無限復制意味著抹除大地的風景與地方的特質，那么剩下的惟有脆弱的群體關系、機械麻木的日常生活，甚至潛在的個體與民族認同危機。因此，當我們思索如何在技術大行其道的現代社會建構人類與地方以及周圍的一切存在之間的生態共同體時，就已經在建構一種救贖系統。

責任編輯：王俊暐

［作者簡介］程孟利，文學博士，浙江財經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浙江杭州 310018）

［基金項目］杭州市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杭州文化國際傳播與話語策略研究中心立項課題“E. M. 福斯特小說中的城市共同體書寫”（2023JD17）

23

①Derek Gregory， 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Publishing， 2009， p. 707.

②Phil Hubbard， “Space/Place，” in David Atkinson， ed.， Cultural Geography： A Critical Dictionary of Key Concepts， London and New York： I.B. Tauris， 2005， p. 41.

③E. M. Forster， Howards End，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3， p. 44.

④E. M. Forster， Two Cheers for Democracy，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2， p. 349.

⑤包亞明主編：《現代性與空間的生產》，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2頁。

⑥Raymond Williams，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217.

117

①Erich Fromm， Escape from Freedom， New York： Avon Books， 1969， p.130.

②David Bradshaw， “Howards End”， in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 M. Forst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64.

③E. M. Forster， Howards End，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3， p. 212.

④E. M. Forster， Howards End，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3， p. 179.

⑤邁克·克朗：《文化地理學》，楊淑華、宋慧敏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3年，第132頁。

①E. M. Forster， Howards End，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3， p. 146.

②E. M. Forster， Howards End，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3， pp. 106-107.

③John Beer， The Achievement of E. M. Forster， Tirril： Humanities-Ebooks， 2007， p. 31.

④Ursula K. Heise， Sense of Place and Sense of Planet：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of the Globa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30.

⑤段義孚：《戀地情結》，志丞、劉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5頁。

⑥段義孚：《戀地情結》，志丞、劉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143頁。

⑦E. M. Forster， The Longest Journey， Middlesex and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2， p. 23.

暐

封

①E. M. Forster， Collected Short Stories，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80， p. 98.

②海德格爾：《演講與論文集》，孫周興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 第10頁。

③海德格爾：《演講與論文集》，孫周興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 第17—18頁。

④E. M. Forster， Howards End，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3， p. 19.

①E. M. Forster， Howards End，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3， p. 311.

②E. C. Relph，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London： Pion Limited， 1976， p. 37.

③E. C. Relph，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London： Pion Limited， 1976， p. 39.

④Maurice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trans.， Colin Smith，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 347.

⑤Maurice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trans.， Colin Smith，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 171.

⑥J. E. Malpas， Place and Experience： A Philosophical Topogra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74.

①Yi-Fu Tuan，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7， pp. 156-158.

②E. M. Forster， The Longest Journey， Middlesex and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2， p. 132.

③E. M. Forster， Howards End，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3， p. 164.

④E. M. Forster， Howards End，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3， pp. 164-165.

①E. M. Forster， Howards End，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3， p. 337.

②Fredric Jameson， “Modernism and Imperialism，”in The Modernist Papers， New York： Verso， 2007， p. 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