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數字素養自評量表的編制與應用

吳婧軒 趙恒 范芝鈺 彭華茂 尹述飛

摘要：準確評估老年人的數字素養水平可以幫助老年群體提高社會適應力，進而喚醒老齡人口的潛能，促進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然而已有的針對公民數字素養的測量，通?；诖笠幠Ｉ鐣{查題項，且沒有考慮人群的異質性。開發一個專門對標老年人數字素養發展能力標準且經過教育和心理測量學手段檢驗的自評量表，有助于更精準地把握老年人在數字素養不同維度上的發展水平與提高方向?；诶夏耆嗣浇榕c信息素養評估框架編制的老年人數字素養自評量表，從內部結構來看，是一個二階三因子五維度模型。它包括數字實踐技能、數字學習意識和數字付費意識三個因子，其中數字實踐技能又包括安全管理與應用、需求與獲取、理解與評鑒三個維度。經檢驗，該量表信效度良好。利用該自評量表對老年人的數字素養水平和相關影響因素進行評估發現：當前老年人數字素養雖然總體上已超過中等水平，但在數字付費意識方面較為薄弱；低學歷、低收入、居住于鄉鎮的老年人數字素養水平較低；僅與配偶同住的老年人數字素養更高；身體健康狀況越好的老年人數字素養水平也越高。

關鍵詞：數字素養；老年人；數字實踐技能；數字學習意識；數字付費意識

中圖分類號：G777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009-5195（2023）06-0030-11 ?doi10.3969/j.issn.1009-5195.2023.06.004

基金項目：北京市科學技術協會調研課題“老齡化背景下北京市提升老年人科學素質策略研究——以信息素養和健康素養為例”（bjkx202117）。

作者簡介：吳婧軒，博士研究生，北京師范大學發展心理研究院（北京 100875）；趙恒、范芝鈺，碩士研究生，北京師范大學發展心理研究院（北京 100875）；彭華茂（通訊作者），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師范大學發展心理研究院（北京 100875）；尹述飛，博士，副教授，碩士生導師，湖北大學心理學系（湖北武漢 430062）。

一、問題提出

隨著現代信息技術發展進程的加快，互聯網對人類生存發展的影響在持續地拓寬和深化（彭波等， 2020）。第47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國50歲及以上的網民已有近2.6億，60歲以上老年網民達9682萬人，占9.4億網民人數的10.3%，而且老年用戶增速高于全體網民，成為網民的重要增量和組成部分；但是中國的4.16億非網民中大約有1.91億是老年人，約占老年人口總體的72.3%（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2021；杜鵬等，2021）。也就是說，當代老年人雖然正在不斷地融入數字社會，但還存在大量老年人尚未進入互聯網。而且“會用網”的老年人也不一定“善用網”，老年人從跨越數字鴻溝到享受數字紅利還有很大發展空間。

數字素養（Digital Literacy）是個體在數字環境下利用信息技術處理新媒介與信息的意識、態度和能力（Cetindamar et al.，2021）。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在2021年10月印發了《提升全民數字素養與技能行動綱要》，對“數字素養與技能”的概念做出解釋，提出其是“數字社會公民學習工作生活應具備的數字獲取、制作、使用、評價、交互、分享、創新、安全保障、倫理道德等一系列素質與能力的集合”（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2021）。具體來說，數字素養既涉及在數字環境下對各種數字工具的應用態度和操作技能，又包括對各種數字信息進行批判性選擇、理解、評估的思考意識和認知能力（羅藝杰，2018；Gilster，1997；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2018）。

隨著數字技術在人類生產生活中的不斷滲透，數字素養成為個體適應社會的一種關鍵能力。老年人雖然逐漸淡出職場，但他們不應該被社會邊緣化。世界衛生組織在2002年的第二次老齡問題世界大會上提出“積極老齡化”理念（Active Ageing），強調消除對老年人的年齡歧視，讓老年人按照自己的需要和能力參與社會經濟、文化和精神活動，繼續發揮自己在物質、社會和精神方面的潛力（宋全成等，2013）?！短嵘駭底炙仞B與技能行動綱要》也提出要推動老年人數字素養提升，幫助他們妥善使用數字產品和服務，更好地開發老齡人力資源（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2021）。然而當前老年人的數字素養如何？是否能夠適應其生活所需？這需要進行相應的數字素養評估。

目前對公民數字素養的測量通常依賴大規模社會調查中與數字技能相關的題目。例如中國綜合社會調查中的部分題目（張萌萌等，2022）或《中國公民科學素質基準》測試題庫中的少量題目。這些題目可用于18歲以上人群的數字素養評估，可直接比較年齡差異，但在結構體系上不夠穩定完整。多數研究過于關注年齡差異，沒有考慮人群的異質性，默認以年輕人為參照，分析老年人在數字素養方面的不足（Mannheim et al.，2019）。如果一直把研究重點放在老年人數字素養水平落后、數字技能存在障礙上，其實是對老年人的邊緣化（Oh et al.，2021）。老年人數字素養的發展目標并不是趕上年輕人，而是培養出與其自身生存生活需求相適應的數字素養。

現有的數字素養自評量表的開發研究發現，針對不同人群開發的數字素養自評量表最終經過測量學檢驗后保留的考察維度存在差異（馬帥等，2023）。目前已有的數字素養自評工具依然是以大中小學生等年輕群體為受眾的較多（李曉靜等，2020；姚爭等，2022；Ak?ay?r et al.，2016）。與年輕人相比，老年人更需要重視學習意識、付費意識、互聯網信息鑒別能力的培養，對與數字辦公相關的信息組織與維護等方面能力的要求不高（黃丹俞等，2021），對專業ICT知識的掌握可以不作過高要求等。因此，有必要遵循相應的數字素養評估框架專門開發針對老年人群的數字素養自評工具，以幫助老年人自己、科研工作者、產品研發者和政策制定者等更清楚地了解老年人群的數字素養水平并把握好具體的發展方向。

二、研究綜述

數字素養內涵豐富，區分其中不同的結構和層次有助于科學系統地理解和評估公民的數字素養水平（Carretero et al.，2017；Redecker，2017）。數字素養評估框架通過界定數字素養的不同維度和考察指標明確了人們的數字素養發展要求和標準，為數字素養自評量表的開發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指導（張萌萌等，2022）。近年來，我國已有部分研究者專門構建了與中國老年人數字素養相關的評估框架。例如，黃丹俞等（2021）構建了老年人媒介與信息素養評估框架。該框架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的《全球媒介與信息素養評估框架：國家狀況與能力》為母版，同時參考了多個國家的標準，結合專家訪談和文獻梳理出評估框架中的具體能力指標，然后又通過德爾菲法進行指標篩選，并利用層次分析法實現指標的賦權，最終形成一套內容完整、帶有權重的、專門針對老年人群體的評估框架。該框架由“意識與知識”“需求與獲取”“理解與評鑒”“管理與應用”和“倫理與安全”5個一級指標構成，包括16個二級指標和34個三級指標。此外，王紅云等人（2022）構建的老年人新媒介素養評估框架包含“獲取”“評價”和“創建”3個一級指標、9個二級指標和36個三級指標。由此可見，老年人數字素養的評估框架既包含了一般性的數字素養要求，也體現了其區別于其他群體的特殊性。

但是，依據數字素養評估框架開發的老年人數字素養自評量表還存在一些局限。一是考察主題局限。多數研究聚焦于老年人在健康醫療場景下的數字素養，即電子健康素養（Oh et al.，2021）。國內外已有很多研究者編制和修訂了電子健康素養量表并不斷優化其在老年人群中的適用性（Norman et al.，2006）。二是老年人數字素養自評量表的題目編制沒有與評估框架形成良好的適配性。Oh等人（2021）通過文獻綜述發現，目前西方大多數老年人的數字素養自評測量工具一般未涉及歐盟數字素養評估框架中的“內容創造”和“安全意識”兩個領域，只有Roque等人（2018）開發的移動設備熟練程度問卷（MDPQ）測量了全部5個素養領域。而國內已有研究對老年人數字素養的測查以基于訪談的定性方法為主（張大偉等，2022）。羅強強等人（2023）參照數字鴻溝理論和前人的理論研究（門澤寬，2021；李曉靜等，2022），提煉出“物理接入能力”“信息搜索能力”“溝通協作能力”“數據安全意識”及“數字內容創造力”5個維度，并在每個維度下設置了一道題目來測量老年人的數字素養，但該研究沒有檢驗各維度的聚合效度和區分效度。

綜上所述，國內外已對老年人數字素養測量工具開展了相應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但依然存在以下三方面的問題：第一，缺乏理論指導，測量內容與老年人數字素養發展目標契合度不高，鮮有以老年人數字素養評估框架為理論基礎研發的老年人數字素養自評量表；第二，理論和實證呼應不足，需要對老年人數字素養測量工具進行基于教育評估和心理測量學的檢驗，進一步考量理論構想在實際情況中的適配性；第三，測量工具的受眾針對性有待細化，且本土化發展緩慢。

基于此，本研究以黃丹俞等（2021）研發的老年人媒介與信息素養評估框架為理論指導開發老年人數字素養自評量表（Self-Rating Digital Literacy Scale Among Older Adults）。具體而言，本研究擬根據該評估框架囊括的老年人數字素養能力組成及其具體標準來擬定自測題項并形成初始量表，然后讓初始量表接受測量學檢驗并進一步修訂，用實證研究數據進行模型擬合，驗證理論評估框架的現實效度，以此開發出專門測量老年人數字素養的自評量表。

三、研究方法

1.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入組標準為：年齡在55歲以上，自愿參與研究，能充分理解量表條目所表達的含義，無精神疾患。被試的人口學信息如表1所示。

第一組被試（用于條目分析和探索性因子分析）：于2021年9～10月通過數據公司和網絡進行隨機取樣，招募北京地區55歲以上的老年被試。調查通過Qualtrics平臺呈現問卷并收集數據。所有參與者在手機或平板上獨立完成問卷，如有對題干不理解的地方可以詢問調查員。完成數據采集后，調查員進行數據清洗，剔除所有題目選同一選項等作答不認真的樣本。根據量表編制研究的規范，樣本量需要達到量表題目數的5倍以上（Gorsuch，1997）。本組招募的被試用于分析初始量表（共35題）的測量學特性，需要至少175名以上的被試。本研究該階段最終獲得有效樣本448人，其中男性176人，女性272人；年齡范圍從59歲到76歲，平均年齡65.54±4.31歲，樣本的合理性和代表性良好。

第二組被試（用于驗證性因子分析，聚合效度、區別效度、效標效度、內部一致性信度和重測信度分析）：于2022年8～9月通過線下和網絡兩種方式隨機招募湖北和北京地區老年被試，線下招募的參與者完成紙質版問卷，網絡招募的參與者采用和第一組被試同樣的施測方式。該組被試用于進一步檢驗刪除初始量表中質量不高題目后的老年人數字素養自評量表（共21題）的測量學特性，因此該階段至少需要105名以上的被試。本研究該階段最終獲得有效樣本181人，其中男性91人，女性90人；年齡范圍從55歲到82歲，平均年齡64.98±6.31歲。為測量量表的重測信度，第二組被試中有46人在完成首次測驗的兩周后再次參與研究，填寫量表。

2.量表編制

本研究以黃丹俞等（2021）構建的老年人媒介與信息素養評估框架為理論依據編制問卷，將該框架中的意識與知識、需求與獲取、理解與評鑒、管理與應用、倫理與安全5個一級指標作為老年人數字素養自評量表預想的五因子構念。參考該評估框架中每一級指標下的具體能力構成及其能力標準描述，初步設計出35個題目。邀請5名老年心理學（主要研究老年學習認知發展和心理測量）及教育技術學（主要研究智慧教育）的教授和9名老年心理學方向的碩士和博士研究生（主要具備老年教育心理、老年認知發展、心理測量與教育評估等研究背景）對條目內容進行評價，將表述不清、存在歧義內容的條目進行調整，將較為抽象的表述附上事例以便于老年人理解。每個預想因子的內涵如表2所示。本量表采用李克特5點計分（1＝非常不符合；2＝比較不符合；3＝一般；4＝比較符合；5＝非常符合），各條目得分之和為總分，總分越高數字素養越高。

構成初始量表后，還需要對初始量表進行測量學特性檢驗，包括各題項的區分度、難度，以及量表的信度（包括內部一致性信度和重測信度）和效度（效標關聯效度和結構效度），并根據檢驗結果刪減質量較差的題項，以此獲得最終版的老年人數字素養自評量表。

3.效標工具

效標通常是一種與測查內容相關的外在參照標準，較為客觀。本研究采用老年人數字素養客觀測試題作為效標工具，通過檢驗被試在量表中獲得的測驗分數和效度標準之間的相關程度來估算效標關聯效度的高低。數字素養客觀測試題共13題，部分題目來源于科技部《中國公民科學素質基準》測試題庫及其考察基準點。老年心理學和教育技術學的專家參照老年人媒介與信息素養評估框架，選取可以考察框架中權重較高指標的題目，直接使用或修訂編制成適用于老年人數字素養測試的客觀題，其中單項選擇題11題，判斷題2題，答對一題計1分，總分為13分，樣題如表3所示。各題項的鑒別指數從0.30到0.62，問卷平均得分率為0.70，表明該效標工具的區分度和難度適宜（戴海崎等，2011）。

4.統計方法

針對第一批樣本，使用SPSS25.0對老年人數字素養的初始量表開展臨界比率值、題總相關和探索性因子分析。

針對第二批樣本，使用AMOS22.0對初始量表刪減后題目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計算各因子的組合信度、平均方差提取值AVE、AVE值平方根，進一步確定量表的結構，評估其聚合效度和區分效度。同時，使用SPSS25.0對量表的效標關聯效度、內部一致性信度和重測信度進行檢驗。

四、研究結果

1.條目分析

將量表的總分由高到低排列，將排在前27%的作為高分組，排在后27%的作為低分組。對高低分兩組的各題得分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如果某題得分的組間差異顯著則保留，不顯著則刪除。結果發現，所有條目的臨界比率值在5.20到18.56之間，差異均具有統計學意義。采用皮爾遜積差相關考察各題項與總分的相關關系。如果某題得分與總分相關系數小于0.30則刪除。結果發現，各題項得分與總分的相關系數在 0.31到0.78之間（p均＜0.001）。因此，初始的35個題項在條目分析后均保留。

2.結構效度

（1）探索性因子分析

了解變量間的相關性是開展因子分析的前提，因此需先進行KMO系數和Bartlett球形度檢驗。通常KMO系數大于0.9且Bartlett球形度檢驗顯著即代表樣本適合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吳峰等，2015）。在本研究中，老年人數字素養初始量表KMO值為0.96，Bartlett球形度檢驗值為10108.72，p＜0.001，說明數據適合做探索性因子分析。

然后，運用主成分分析和最大方差法進行正交旋轉，結合特征根與碎石圖的情況進行因子提取。在探索性因子分析過程中，會根據相應的標準進行多輪的題項刪除，刪除標準（地麗熱巴·克依木等，2010）如下：因子負荷值小于0.40；存在多重負荷，即有2個或者2個以上的因子負荷均大于0.40且負荷值之差小于0.20；共同度小于0.30；初始理論構念中的因子和實際因子分析后的因子存在嚴重偏差；條目數少于2個的因子。采取逐次刪除的方式，共刪除14個條目，最終保留21個條目，得到5個公因子，累計解釋總方差的67.29%。因子1包括9個條目，由初始理論構念中的“管理與應用”和“倫理與安全”構成，將其命名為“安全管理與應用”；因子2包括5個條目，由初始理論構念中的“需求與獲取”構成，沿用原有因子的命名；因子3包括3個條目，由初始理論構念中的“理解與評鑒”構成，沿用原有因子的命名；因子4包括2個條目，由初始理論構念中的“意識與知識”中的部分題目構成，將其命名為“數字學習意識”；因子5包括2個條目，由初始理論構念中的“意識與知識”中的部分題目構成，將其命名為“數字付費意識”。各條目的共同度在0.40到0.79之間。

（2）驗證性因子分析

基于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結果，使用第二組被試的數據對保留下的21題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進一步衡量量表結構與構想之間的符合程度。結果顯示，各條目在所屬因子上的標準化因子負荷在0.66到0.90之間。各公因子之間的相關系數從0.30到0.93，其中“安全管理與應用”與“理解與評鑒”、“安全管理與應用”與“需求與獲取”、“理解與評鑒”與“需求與獲取”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89、0.94、0.89，模型擬合較好：χ2/df＝2.09，CFI＝0.93，TLI＝0.92，IFI＝0.93，RMSEA＝0.08。

由于“安全管理與應用”“理解與評鑒”和“需求與獲取”三個公因子之間兩兩相關較高。根據前人研究經驗（徐秀娟等，2013；Byrne，1998），若一階因子之間相關性較高，則提示在它們之上存在一個更高階的因子，需要根據它們共有特性再引入一個外源潛變量，即再提煉出一個公因子統領相關性較高的幾個因子，形成二階因子分析模型。因此，本研究進行二階驗證性因子分析，在“安全管理與應用”“理解與評鑒”和“需求與獲取”之上引入一個外源潛變量“數字實踐技能”，如圖1所示。對此二階因子模型進行檢驗，結果顯示：各條目在所屬因子上的標準化因子載荷在0.67到0.90之間，數值達標，且均顯著?！皵底謱嵺`能力”與“數字學習意識”、“數字實踐能力”與“數字付費意識”、“數字學習意識”與“數字付費意識”之間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68、0.49、0.30，模型擬合較好：χ2/df＝2.07，CFI＝0.93，TLI＝0.92，IFI＝0.93，RMSEA＝0.08。具體題項內容及其因子載荷見表4。

（3）聚合效度

聚合效度體現量表因子下每個題目之間的關聯性。它是指各因子下題目有效反映要考察內容的程度。聚合效度越高，代表測試項目反映它們共有特征的效果越好，說明測量變量間的一致性越大，題目與要考察內容的匹配性越好。聚合效度主要通過組合信度和AVE值兩個指標來衡量，組合信度大于0.7，AVE大于0.5，代表聚合效度良好（吳明隆，2010，pp.227-228）。在本量表中，數字實踐技能、數字學習意識、數字付費意識的AVE值分別為0.91、0.64、0.70，組合信度分別為0.96、0.78、0.82。同時，數字實踐技能下的安全管理與應用、需求與獲取、理解與評鑒3個維度的AVE值分別為0.58、0.65、0.72，組合信度分別為0.92、0.90、0.89。以上數據表明，老年人數字素養自評量表各維度的聚合效度良好。

（4）區別效度

區別效度是指量表中某個因子區別于其他因子的程度（吳明隆，2010，p.214）。一個因子的AVE值平方根大于這個因子與其他因子之間的相關系數即代表其區別效度良好。在本量表中，數字實踐技能的AVE平方根為0.95，大于數字實踐技能與數字學習意識、數字付費意識之間的相關系數；數字學習意識的AVE平方根為0.80，大于數字學習意識與數字實踐技能、數字付費意識之間的相關系數；數字付費意識的AVE平方根為0.83，大于數字付費意識與數字實踐技能、數字學習意識之間的相關系數。這說明老年人數字素養自評量表的三個因子的區別效度良好。

3.效標關聯效度

老年人數字素養自評總得分、數字實踐技能、數字學習意識、數字付費意識得分和數字素養客觀測試題得分的描述性統計結果，以及數字素養自評量表與客觀測試得分之間的相關系數如表5所示。結果顯示，老年人數字素養自評總得分、數字實踐技能、數字學習意識、數字付費意識得分與數字素養客觀測試得分之間的相關系數均呈顯著正相關。說明自我報告數字素養水平較高的老年人在實際的知識技能測驗中也表現更好，量表的效標關聯效度良好。

4.信度分析

信度是量表的穩定性和可靠性。本研究檢驗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和重測信度。內部一致性信度是指量表中各個題目間的一致性程度，通常使用克隆巴赫α系數為衡量指標。老年人數字素養自評總量表及其數字實踐技能、數字學習意識和數字付費意識3個因子對應的克隆巴赫α系數分別為0.96、0.96、0.82和0.77。重測信度是指量表的穩定性，用同一批被試間隔一個月以內的兩次測量分數的相關程度來衡量。在本研究中，被試在間隔兩周的兩次自評得分之間的皮爾遜積差相關系數為0.70（p＜0.001），說明該量表跨時間的穩定性良好。綜上所述，本量表具有很好的信度。

5.老年人數字素養總體情況及影響因素分析

將第一組和第二組被試合并分析老年人數字素養總體情況和影響因素。被試在總量表和各維度上的得分如圖2所示。為了和5點計分相對應，使分數的含義更加明了，圖2中的得分是用總分除以題目數得到的題目均分。根據李克特5點量表的賦分規則，對被試的數字素養進行如下判定：題均分＜3分為數字素養不良，題均分＝3分為數字素養中等，題均分＞3分為數字素養良好（丁夢蘭，2020；姚爭等，2022），分數低于2分接近1分代表數字素養亟待加強，分數高于4分接近5分代表具備高數字素養水平。結果顯示，老年人數字素養的整體水平及大部分子能力均超過3分，但沒有超過4分，說明已超過中等水平，達到良好水平。其中數字學習意識得分最高，這表明老年人在認識數字素養差距并樹立學習意識方面做得較好。得分最低且并未達到中等水平的是數字付費意識，說明老年人對數字付費服務的認識不足，他們不認同也不愿意花錢購買數字服務。

分別檢驗性別、學歷、個人月收入、居住地點、居住方式和身體健康狀況對老年人數字素養水平的影響。第一，使用獨立樣本t檢驗分析老年人數字素養的性別差異。結果發現，老年男性和女性在數字素養的自評總分及各維度得分（見圖2）均不存在顯著差異（p＞0. 05）。

第二，使用單因素方差分析檢驗學歷對老年人數字素養水平的影響。如表6所示，大專/本科及以上學歷老年人的整體數字素養顯著高于高中/中專學歷（p＜0. 05）和初中及以下學歷的老年人（p＜0. 001），高中/中專學歷老年人的數字素養也顯著高于初中及以下學歷的老年人（p＜0. 001）。在安全管理與應用、數字學習意識上，學歷差異模式也是如此。在需求與獲取、理解與評鑒上，初中及以下學歷的老年人得分顯著低于高中/中專和大專/本科及以上學歷的老年人（p＜0. 001），高中/中專和大專/本科及以上學歷的老年人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p＞0. 05）。在數字付費意識上，大專/本科及以上學歷的老年人表現出優勢，他們的得分顯著高于高中/中專學歷（p＜0. 05）和初中及以下學歷的老年人（p＜0. 001），但高中/中專學歷和初中及以下學歷的老年人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

第三，使用單因素方差分析檢驗老年人個人月收入對其數字素養水平的影響。如表6所示，在理解與評鑒維度上，月收入小于2000元的老年人得分顯著低于月收入在2000元到5000元之間的老年人（p＜0. 05），也顯著低于月收入高于5000元的老年人（p＜0. 001）；月收入在2000元到5000元之間的老年人和月收入高于5000元的老年人得分無顯著差異。但數字素養整體及其他維度上都表現出月收入越高的老年人相應數字素養得分更高（p均小于0. 05）。

第四，使用獨立樣本t檢驗分析老年人數字素養的城鄉差異。如表6所示，城市老年人在數字素養整體及其各子維度上的得分均顯著高于鄉鎮老年人（p均小于0. 001）。

第五，使用單因素方差分析檢驗居住方式對老年人數字素養水平的影響。由于居住在養老機構和醫院的樣本較少，故沒有納入分析。如表6所示，僅與配偶同住的老年人整體數字素養表現更高，得分顯著高于獨居老年人（p＜0. 05）和與子女同住的老年人（p＜0. 05）。具體來看，獨居老年人在需求與獲取這個維度的表現最弱，顯著低于僅與配偶同?。╬＜0. 01）和與子女同住的老年人（p＜0. 05）。

第六，使用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老年人身體健康狀況對其數字素養的預測作用。如表7所示，在數字素養整體及其各維度上都表現出老年人身體健康狀況越好，數字素養水平越高的結果。也就是說，身體健康狀況能正向預測老年人的數字素養。

五、討論

1.老年人數字素養自評量表的內容特點

本研究以黃丹俞等（2021）構建的老年人媒介與信息素養評估框架為主要參考，編制了老年人數字素養自評量表。該量表涉及5部分內容：安全管理與應用，考察老年人是否能夠安全合法地利用、分享和創建數字信息；理解與評鑒，考察老年人對數字信息的思考和甄別能力；需求與獲取，考察老年人根據個人需求準確定位數字媒介功能以及檢索數字信息的能力；數字學習意識，指老年人愿意為彌補或提高數字技能，堅持終身學習的態度并發起相應的行動；數字付費意識，指老年人在數字環境下樹立了通過購買服務來解決問題或滿足需求的意識?？傮w來說，該量表對老年人數字素養的測查較為全面，覆蓋了從學到用多個環節中老年人適應數字化生活的態度、意識和技能（Blazic et al.，2020）。

為分析每部分內容下各題是否受到理論構念的支持，我們將基于實際數據獲得的各題項因子分析載荷系數和各題在原評估框架中對應的指標權重（黃丹俞等，2021）進行比較，結果發現：與原評估框架中權重較大的指標（例如“意識與知識”下的終身學習意識和求助與購買服務意識、“理解與評鑒”下的信息鑒別與評價、“需求與獲取”下的需求界定與表達、“倫理與安全”下的信息安全、“管理與應用”下的信息創建與知識創新等）相關的題目均被保留，體現了理論和實證結果的對應性。但也有差異之處，例如信息搜尋與檢索在原評估框架中的權重不大，但在自評量表中，它對“需求與獲取”的貢獻力度較大。這表明，老年人在數字環境下的需求正在變高，除了正確選擇、使用軟件或工具外，還要學會自動檢索，成為這些豐富數字信息的主人。

2.老年人數字素養自評量表的結構特點

本研究發現老年人數字素養在內部結構上是一個二階三因子五維度模型。它包括“數字實踐技能”“數字學習意識”和“數字付費意識”三個因子。其中“數字實踐技能”又包括三個維度，分別是“安全管理與應用”“需求與獲取”和“理解與評鑒”。該量表的二階結構與理論假設不完全相同，但并沒有完全否定原有評估框架的意義。因為本量表的考察內容與原框架基本吻合，只是模型擬合結果提醒內部結構層次需要調整。這為我們重新認識和理解老年人數字素養的不同能力維度提供了實證依據。雖然“安全管理與應用”“需求與獲取”和“理解與評鑒”都有較好的聚合效度，但是三者之間兩兩顯著相關。由此可見，數字實操技能的三個子維度彼此關聯，可以互相帶動。老年人掌握設備使用的技能也能深化他們對不同軟件功能的理解，促進他們積累甄別評估數字媒介里各類信息的經驗。

數字學習意識和數字付費意識原本隸屬于理論假設中的“意識與知識”，但是探索性因子分析將其中的“數字學習意識”和“數字付費意識”分離，形成了兩個獨立的因子。主要原因可能是：首先，年輕一代的“數字原住民”（Prensky，2001）會自發地學習新技術，但老齡人群因缺少互聯網的成長背景（朱曉雯，2021），且身體機能減弱或心理障礙等因素（Chou et al.，2013），并不一定都有終身學習意識，即使有也未必樹立了數字學習觀念。因此，學習環節對老年人發展數字素養非常關鍵，學習意識也理應成為老年人數字素養中的一個獨立能力維度。其次，付費購買服務需要老年人付出金錢資源，與其他諸如學習、利用和評估數字信息等付出精力的維度存在差異。與老年人的訪談發現，老年人對非實體知識付費缺乏了解，認為只要付了網費就應該享受所有互聯網資源。而且，從本研究后續的數字素養水平評估結果來看，老年人在數字學習意識和數字付費意識的表現水平并不一致，學習意識較好，付費意識非常薄弱。這些潛在原因促使數字學習意識和數字付費意識在老年人數字素養自評量表的結構層面被各自獨立。

在量表的理論構念中，“倫理與安全”是一個獨立維度，主要考察老年人是否能遵循倫理道德和法律法規來開展數字化活動并保障自己與他人的網絡信息安全。探索性因子分析雖然保留了該維度下的部分題目，但它沒能成為一個獨立因子被提取出來，而是與“管理與應用”一起歸屬到一個新的維度。我們認為“倫理與安全”下被保留的三道題目與數字媒介的管理使用其實是一脈相承的，只是這些題目更進一步地突出了安全運用數字媒介的重要性。因此，我們認可了這個由理論假設中的兩個不同維度共同組成的新因子，并命名為“安全管理與應用”。雖然“倫理與安全”在專家角度被單獨置于數字素養的一個重要部分（黃丹俞等，2021；汪慶怡，2022），但實際在老年人數字素養中還不夠典型和獨立。原因可能在于本研究開發的問卷是自評量表，對倫理和安全的考察依附于數字媒介的使用情境。

總體來說，本研究開發的量表是首個基于評估框架編制的老年人數字素養自評量表，并經過了測量學檢驗，信效度良好，具有較強的理論和應用價值。第一，本量表基于理論框架指導的同時接受實證檢驗，揭示了老年人數字素養理論評估框架在實際情況中的適配性。檢驗結果發現，原評估框架的各維度在內容上較為全面，但在結構上存在一些差異需要調整?？梢?，本量表的開發聯合了理論與實際，為人們重新認識老年人數字素養各維度之間的關系提供了方向。第二，本量表為后續研究提供了穩定有效的測量工具。雖然現有的從大型社會調查中選取部分題目測量數字素養（張萌萌等，2022）或用單題考察每個數字素養維度（羅強強等，2023）的測量方法也是可行的，但整體推廣性不強，不同研究之間若選取題目不同則很難進行比較和對話。而本量表通過對完整開發過程的量化檢驗和模型擬合，區分度、信度和效度均被證明較好，可以成為穩定可靠的自評工具。第三，本量表對標老年人數字素養的能力組成標準，結構體系層次清晰，有利于更好地識別老年人數字素養的具體不足和改善方向。第四，本量表讓被試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與題項描述內容的符合程度進行評分，具有較好的實用性與操作性；同時，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練習效應，有利于縱向的追蹤研究。

3.老年人數字素養的總體水平與影響因素

本研究發現老年人自評數字素養水平尚可，總量表的各題平均得分為3.28分。具體到每個維度來看，數字學習意識的得分最高，為3.64分；數字付費意識得分最低，為2.57；其余維度均超過3分但沒有達到4分，所以還存在較大提升空間。

學歷和收入是衡量個體社會經濟地位的重要指標。本研究發現，老年人數字素養水平會受學歷背景的影響。從數字素養整體來看，三種學歷背景老年人的得分兩兩之間均存在明顯差異。大專/本科及以上學歷的老年人數字水平最高，其次是高中/中專學歷，初中及以下學歷者最低。在安全管理與應用、數字學習意識這兩個維度上，學歷的影響也是如此。在需求與獲取、理解與評鑒兩個維度上，高中/中專學歷是一個關鍵的分水嶺，獲得高中/中專學歷和擁有大專/本科及以上學歷的老年人在這兩方面沒有顯著差異，但都顯著優于初中及以下學歷的老年人。在數字付費意識上，初中及以下和高中/中專學歷的老年人之間沒有顯著差異，都比獲得大專/本科及以上學歷的老年人弱。值得關注的是，即使是這些受到高等教育的老年人，他們在數字付費意識上的平均得分也低于3分，沒有達到中等水平。所以有必要挖掘老年人排斥付費的底層原因，增強付費服務的相關科普，幫助他們逐漸接納數字知識付費。在老年人個人月收入對其數字素養的影響方面，本研究劃分的三個月收入組間基本上都存在數字素養各維度上的差異。主要表現為老年人的月收入越高，安全管理與應用、需求與獲取、數字學習意識和數字付費意識水平越高，這說明經濟保障不足可能是導致老年人數字素養低下的重要原因。

本研究還發現居住地點和居住方式對老年人數字素養水平亦有影響。在居住地點上，城市老年人比鄉鎮老年人的數字素養水平更高，而且在每個維度上都有顯著的優勢。這可能是由于鄉鎮數字化發展較為滯后，互聯網介入老年人生活的程度相對不高，這導致他們使用數字產品的經驗欠缺，不利于數字素養的培養。在居住方式上，僅與配偶同住的老年人數字素養最高，與子女同住的老年人次之，獨居老年人數字素養水平最低。這表明獨居對老年人數字素養的發展不利，但也不必放大子女的作用，因為僅與配偶同住的老年人數字素養更好。原因可能在于子女雖然可以幫助老年人解決一些數字產品使用方面的問題，但子女可能因為工作忙碌，選擇代替父母操作，而非耐心講解引導，剝奪了老年人學思并行的過程。與配偶同住則提供了和同齡人交流學習、探索、分享的機會，這反而對他們提高數字素養大有裨益。而獨居老年人缺少直接的家庭成員支持，不利于他們接收新知識和解決數字產品的使用問題。另外，本研究因為收集的樣本中居住在養老機構的老年人人數太少，沒有納入差異性比較分析，未來有必要探析處于機構養老狀態的老年人的數字素養水平。

除此之外，本研究還發現身體健康狀況可以正向預測數字素養。原因可能在于：身體健康狀況不佳的老年人沒有充足的體力與精力去學習和發展數字素養。但本研究關于老年人身體健康狀況和數字素養關系的分析僅是相關分析，這二者之間很有可能是互相影響和互為因果的，還有待進一步驗證。

六、結語

在信息技術時代，準確評估老年人的數字素養水平可以幫助老年群體提高社會適應力，進而喚醒老齡人口的潛能，促進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本研究結合理論框架和實證驗證，開發了專門針對老年群體的數字素養自評量表。該量表考察內容全面、結構清晰、信效度良好，是一個可靠的老年人數字素養自評測量工具。同時，本研究利用該自評量表評估了老年人的數字素養，發現當前老年人的數字素養已超過中等水平，但在數字付費意識方面較為薄弱。本研究還發現老年人學歷、月收入、居住地點、居住方式和身體健康狀況都會對其數字素養產生影響。未來有必要收集我國不同地區以及國外的樣本檢驗其信效度，并確定相應人群的常模，進一步推廣老年人數字素養自評量表，強化其自測的效用，幫助老年人及時了解自己的數字素養水平。

參考文獻：

[1]戴海崎，張鋒，陳雪楓（2011）.心理與教育測量[M].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86-88.

[2]地麗熱巴·克依木，趙宏，安哲鋒（2010）.遠程學習者自主學習能力自評量表的結構分析與編制[J].現代遠程教育研究，（3）：43-47.

[3]丁夢蘭（2020）.政府數字化轉型背景下公務員數字素養指標體系構建和現狀研究[D].杭州：浙江大學：60-61.

[4]杜鵬，韓文婷（2021）.互聯網與老年生活：挑戰與機遇[J].人口研究，45（3）：3-16.

[5]黃丹俞，邱子清（2021）.數字環境下老年人媒介與信息素養評估框架構建[J].圖書館論壇，41（8）：96-107.

[6]李曉靜，陳哲，夏顯力（2022）.數字素養對農戶創業行為的影響——基于空間杜賓模型的分析[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1）：123-134.

[7]李曉靜，胡柔嘉（2020）.我國中小學生數字技能測評框架構建與證實[J].中國電化教育，（7）：112-118.

[8]羅強強，鄭莉娟，郭文山等（2023）.“銀發族”的數字化生存：數字素養對老年人數字獲得感的影響機制[J].圖書館論壇，43（5）：130-139.

[9]羅藝杰（2018）.國內外老年人的數字素養教育模式研究[J].圖書館學刊，40（5）：20-26.

[10]門澤寬（2021）.接入、深入、融入：試論后疫情時代老年群體的數字化生存[J].新媒體研究，7（15）：67-70.

[11]彭波，張權（2020）.中國互聯網治理模式的形成及嬗變（1994—2019）[J].新聞與傳播研究，27（8）：44-65，127.

[12]宋全成，崔瑞寧（2013）.人口高速老齡化的理論應對——從健康老齡化到積極老齡化[J].山東社會科學，（4）：36-41.

[13]汪慶怡（2022）.從歐盟數字素養框架（DigComp2.2）論全民數字素養的提升[J].圖書館雜志，42（3）：97-106.

[14]王紅云，張鐵玲，高維杰等（2022）.基于全球媒介與信息素養框架構建老年人新媒介素養評估指標[J].護理學雜志，37（10）：96-100.

[15]吳峰，王辭曉，李杰（2015）.非約束條件下成人在線學習動機量表編制[J].現代遠程教育研究，（4）：60-65.

[16]吳明?。?010）.結構方程模型AMOS的操作與應用（第2版）[M].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

[17]徐秀娟，倪進東，王效軍（2013）.基于二階驗證性因子分析的SF-36量表結構效度的分析[J].中國衛生統計，30（6）：846-848.

[18]姚爭，宋紅巖（2022）.中國公眾數字素養評估指標體系的開發與測量——以傳媒類大學生為考察對象[J].中國廣播電視學刊，（8）：26-31.

[19]張大偉，謝興政（2022）.農村中老年人提升新媒介素養的“關系”路徑研究[J].新聞大學，（8）：1-16，121.

[20]張萌萌，金兼斌（2022）.我國民眾數字素養的分布特征——基于CGSS的一項實證研究[J].青年記者，（22）：17-21.

[21]馬帥，陳真真，高璐璐（2023）.我國農村居民數字素養量表的開發與驗證[J/OL].2023-03-11].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4.1306.g2.20230217.1114.004.html.

[22]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2021）.提升全民數字素養與技能行動綱要[EB/OL].[2021-11-05].http：//www.cac.gov.cn/2021-11/05/c_1637708867754305.htm.

[23]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2021）.第47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EB/OL].[2022-02-03].http：//www.cac.gov.cn/2021-02/03/c_1613923423079314.htm.

[24]朱曉雯（2021）.老齡人群參與移動學習：接納機制、層級差異及政策啟示[J].中國成人教育，（17）：19-23.

[25]Ak?ay?r， M.， Dündar， H.， & Ak?ay?r， G. （2016）. What Makes You a Digital Native？ Is It Enough to Be Born After 1980？ [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60）：435-440.

[26]Blazic， B. J.， & Blazic， A. J. （2020）. Overcoming the Digital Divide with a Modern Approach to Learning Digital Skills for the Elderly Adults[J].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25（1）：259-279.

[27]Byrne， B. M. （1998）.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ith LISREL， PRELIS and SIMPLIS： Basic Concepts， Applications， and Programming[M]. New York：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31-33.

[28]Carretero， S.， Vuorikari， R.， & Punie， Y. （2017）. DigComp 2.1： The Digital Competence Framework for Citizens with Eight Proficiency Levels and Examples of Use[EB/OL]. [2020-06-15]. https：//publications.jrc.ec.europa.eu/repository/bitstream/JRC106281/web-digcomp2.1pdf_（online）.pdf.

[29]Cetindamar， D.， Abedin， B.， & Shirahada， K. （2021）. The Role of Employees i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 Preliminary Study on How Employees’Digital Literacy Impacts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ies[J]. IEEE Transactions 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DOI： 10.1109/TEM.2021.3087724.

[30]Chou， W. H.， Lai， Y. T.， & Liu， K. H. （2013）. User Requirements of Social Media for the Elderly： A Case Study in Taiwan[J]. Behavior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32（9）：920-937.

[31]Gilster， P. （1997）. Digital Literacy[M].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1-31.

[32]Gorsuch， R. L. （1997）.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Its Role in Item Analysi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68（3）：532-560.

[33]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 （2018）. IFLA Statement on Digital Literacy[EB/OL]. [2022-03-08]. http：//digitalfuturesoer3.pbworks.com/w/file/fetch/

51851938/Briefingpaper.pdf.

[34]Mannheim， I.， Schwartz， E.， & Xi， W. et al. （2019）. Inclusion of Older Adults in the Research and Design of Digital Technolog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6（19）：3718.

[35]Norman， C. D.， & Skinner， H. A. （2006）. eHEALS： The eHealth Literacy Scale[J].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8（4）：e27.

[36]Oh， S. S.， Kim， K. A.， & Kim， M. et al. （2021）. Measurement of Digital Literacy among Older Adults： Systematic Review[J].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23（3）：e28211.

[37]Prensky， M. （2001）. Digital Natives， Digital Immigrants Part 2： Do They Really Think Differently？ [J]. On the Horizon， 9（6）：1-6.

[38]Redecker， C. （2017）. European Framework for the Digital Competence of Educators： DigCompEdu[EB/OL]. [2020-06-15]. https：//epale.ec.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pdf_

digcomedu_a4_final.pdf.

[39]Roque， N. A.， & Boot， W. R. （2018）. A New Tool for Assessing Mobile Device Proficiency in Older Adults： The Mobile Device Proficiency Questionnaire[J]. Journal of Applied Gerontology， 37（2）：131-156.

收稿日期 2023-03-25 責任編輯 汪燕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Self-Rating Digital Literacy Measurement for Older Adults

WU Jingxuan， ZHAO Heng， FAN Zhiyu， PENG Huamao， YIN Shufei

Abstract： Assessing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older adults accurately can enhance their social adaptability， awaken the potential of the aging popula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our society. However， existing measurements of citizen’s digital literacy are often based on large-scale social surveys， neglecting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population. To develop a self-rating scale specifically tailored to the older adults’ development of digital literacy， validated by educational assessment and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can help precisely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al levels and improvement directions of older adults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digital literacy.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for older adults， the self-rating scale for digital literacy of older adults is structured as a second-order， three-factor and five-dimension model. It includes three factors： skills in digital practice， awareness of learning digital skills and awareness of paying for digital services. Skills in digital practice comprises three dimensions： “security management and application”， “need and access” and “comprehension and criticism”. The scale demonstrates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by testing. This self-rating scale is used to assess the digital literacy levels of older adults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although the overall digital literacy of older adults exceeds the moderate level， there is a weakness in awareness of paying for digital services. Older adults with lower educational attainment， lower income and residing in rural areas exhibit lower digital literacy levels. Those living only with their spouses tend to have higher digital literacy levels. Moreover， older adults with better physical health exhibit higher levels of digital literacy.

Keywords： Digital Literacy; Older Adults; Skills in Digital Practice; Awareness of Learning Digital Skills; Awareness of Paying for Digital Serv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