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轉型背景下教育技術學科高質量發展：新使命與新作為

盧鋒 石豫湘 李欣雨

摘要：作為與信息技術關系最為緊密的教育學二級學科，教育技術學為我國教育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在數字化轉型的背景下，我國教育技術學科如何穩步走向高質量發展成為重要的時代命題。審視當前，我國教育技術學科正面臨如何精準服務“教育數字化”國家戰略需求、何以不斷彰顯教育技術學科在數字化轉型當中的稀缺性，以及怎樣積極推動教育技術學科在超前性研究領域的突破等新的歷史使命。展望未來，我國教育技術學科一方面亟需加快推進教育數字化轉型的關鍵任務，如構建兼顧大規模與個性化需求的人才培養體系、推進高層次教育公平、探索教育結構現代化、積極助力各級各類教育高質量發展等；另一方面，需持續推動彰顯學科稀缺性的重要工程，包括努力推動新型教育資源建設、引領提升全民數字素養與技能、全面樹立教育技術學科自信等；此外還需積極開展以重大現實問題為導向的超前性研究，既要認真部署對重大現實問題的研究，也要積極開展對未來教育的預測與想象研究。

關鍵詞：數字化轉型；教育數字化；教育技術學；高質量發展

中圖分類號：G434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009-5195（2023）06-0051-09 ?doi10.3969/j.issn.1009-5195.2023.06.006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2020年度教育學一般課題“后疫情時代區域基礎教育信息化2.0推進中IT治理體系研究”（BCA200089）；江蘇省社科基金項目“新一代人工智能技術賦能江蘇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研究”（SJS223020）。

作者簡介：盧鋒，博士，教授，碩士生導師，南京郵電大學教育科學與技術學院（江蘇南京 210023）；石豫湘、李欣雨，碩士研究生，南京郵電大學教育科學與技術學院（江蘇南京 210023）。

一、研究背景

在中國教育信息化發展的歷史進程中，作為與信息技術關系最為緊密的教育學二級學科，教育技術學始終緊跟科學技術發展的新浪潮，積極引領教育的信息化發展，且作出了獨特的“數字化”貢獻。站在教育數字化轉型的新起點，面對高質量發展的宏偉目標，認真思考教育技術學科的新使命與新作為，不但有助于為數字化中國建設貢獻自身的學科力量，而且對于重新思考教育技術學科的定位和目標具有深遠的意義。

學科包含兩重涵義：一是知識體系，二是圍繞這些知識體系而建立起來的組織（伯頓·克拉克，2001）。多年來，經濟學和管理學領域圍繞企業競爭優勢的創造與維護這一中心問題，形成了不同的戰略管理理論，對于學科發展具有較強的借鑒意義。本文遵循競爭戰略理論的思路，對教育技術學科進行內部條件分析，總結該學科在我國教育發展進程中作出的貢獻，梳理自身的競爭優勢、能力與資源，探討當前學科面臨的數字化轉型與高質量發展機遇與挑戰，進而提出了教育技術學科應對現實挑戰的突圍策略。

二、中國教育發展進程中教育技術學的“數 字化”貢獻

為了更好地總結教育技術學科在我國教育信息化、網絡化、數字化進程中作出的貢獻，本研究將以高等教育信息化協會（EDUCAUSE）提出的數字革命三階段——數字化轉換、數字化升級和數字化轉型（蘭國帥等，2020）作為框架，從知識生產、創新等角度，重點探討教育技術學作為“相對獨立的知識體系”（劉獻君，2022）在其中所作出的引領與支持等貢獻。

1.賦“力”數字化轉換

數字化轉換特指教育者利用數字技術將信息從模擬格式轉變為數字格式，包括信息數字化（Digitize Information）和信息組織化（Organize Information）（蘭國帥等，2020）兩種形式，即將物理形式的資源轉化為數字化資源。我國自1999年開始實施“現代遠程教育工程”至2004年驗收時，各級各類教育資源已基本建設完成，初步形成了現代化教育資源體系的雛形（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04a），這也是我國教育進入數字化轉換階段的標志。在該階段，教育技術學賦予教育信息化與數字化的“力”主要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第一，教育信息化建設的引領力。在教育信息化走向網絡化、智能化的發展過程中，教育技術學是引領方向的核心力量。雖然中共中央、國務院在1999年發布的《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中共中央、國務院，1999）文件中才首次提及“信息化”，但此前電化教育界已經按照《關于〈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的實施意見》（國務院，1994）中“實現教育的現代化”“推廣運用現代化教學手段”的要求，在教學中廣泛運用計算機、網絡、多媒體等新興信息技術，積極總結其中的規律（陳琳等，2022），并集中探討關于教育信息化的定義、內涵、本質、建設思路等事關學科發展的重大課題。這些成果較為集中地發表于教育學尤其是教育技術學期刊。據統計，2004年之前，8本主要的教育技術學期刊共發表“信息化”主題文章528篇，遠遠超過了其他教育學CSSCI期刊刊發信息化文章的總和，如表1所示。

第二，教學資源環境的建設力。隨著20世紀90年代后期多媒體技術的迅速發展，教育技術從業人員全力參與學?；A設施的更新換代，逐步完成了從早期的幻燈機、投影儀、錄音機、電視機、錄像機等向多媒體計算機的重要轉換，并為今天的智慧教室、智慧校園建設奠定了堅實基礎。此外，教育技術學科在學習資源建設方面也投入了大量人力和精力。從多媒體課件、網絡課件到精品課程，學習者可以使用的學習資源的類型和數量不斷增加，優質資源匱乏的困境逐漸被破解。

第三，教育技術人才隊伍的培養力?；谧陨硐鄬ν晟频摹氨究啤T士—博士—博士后”人才培養體系，教育技術學科為教育領域輸送了大批具有數字技術專業能力和專業精神的人才（王運武等，2019）。他們大多成為教育信息化、數字化的踐行者，在信息化教學、管理、決策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此外，教育技術學科積極參與教師專業發展的實踐研究，探索教師適應信息技術升級轉化的路徑，為教師信息化教學水平和信息素養的提升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2.賦能數字化升級

數字化升級是指利用數字技術和經過轉換后的數據，改進和轉變業務運營、業務功能、業務模式和流程，使其轉化為智能和可操作的知識（舒杭等，2023）?？梢?，數字化升級體現為業務數據化和流程數字化。在教育部《2003—2007年教育振興行動計劃》（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04b）、《教育信息化十年發展規劃》（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12）的實施和引領下，截至2017年，我國基礎設施建設工作取得了突飛猛進的進步，教育信息化基礎設施已漸趨完善（顧小清等，2018）。我國開始利用數字技術和信息技術不斷優化組織運作流程和信息管理，提高業務運營透明度和效率，實現了業務的數據化（胡姣等，2022）和自動化處理的流程數字化（祝智庭等，2022a），這標志著我國教育進入數字化升級階段。在此階段，我國教育技術學從業者在理論、技術、人才三個方面作出了較大的貢獻。

理論賦能。雖然教育技術學科較多從技術實踐視角觀照教育規律和屬性（杜華等，2020），但其理論貢獻并不遜色。無論從理論成果產出還是從核心期刊影響的角度看，教育技術學科都完全可以而且應該形成足夠的學科自信（盧鋒等，2022）。依循教育信息化發展規劃的要求，教育技術學既不斷借鑒與兼容其他學科理論，又積極通過教學實踐的積淀和創新，不斷拓展研究疆界，穩步發展核心知識領域，逐步建構生成了由信息技術變革教育的宏觀理論、信息技術融合教育的中觀理論及信息技術促進教育的微觀理論構成的理論體系，為各級各類教育教學的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

技術賦能。在教育部總結的“十三五”以來我國教育信息化建設取得的各項成績中，“學校網絡基礎環境基本實現全覆蓋”“優質資源供給和教學應用水平大幅提升”等較好地反映了教育技術學科為數字化升級在技術和教學層面作出的主要貢獻（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20）。有研究者對2010年評選出的國家網絡教育精品課程和本科精品課程進行比較分析后發現，教育技術學科和專業的基礎課程“現代教育技術”或“教育技術學”占比最高，建設程度也最完善，表現為教學內容與資源豐富、遠程導學和教學互動形式多樣，并且提供了個性化學習支持服務，重視教學評價與反饋（李婷，2011）。這些經驗為其他學科領域的教學資源建設提供了重要示范。

人才賦能。通過多年的人才培養，教育技術學為我國教育的數字化升級提供了豐富的人力資源（何克抗等，2019），包括由“終身教授”“國家級教學名師”“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構成的高層次人才，以及不斷擴充升級的師資隊伍、規模穩步增長的研究生和相對穩定的本科生等。在數字化升級過程中，他們分別承擔著引領者、推動者和實踐者的重要角色。

3.賦智數字化轉型

數字化轉型“聚焦應用數字技術對組織活動、流程、模式和能力等進行重新定義，以重塑組織的價值主張，構建發展新生態”（蘭國帥等，2020），即系統的數字化。2018年，教育部印發《教育信息化2.0行動計劃》，不但提出了治理能力優化、創新人才培養、信息素養提升的任務，還提出了基礎環境提升、數字資源普及、智慧教育引領、平臺矩陣構建等任務目標（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18）。自此，我國教育邁進了教育信息化發展的“高級階段”（劉增輝，2022），從數字化升級轉向尋求教育數字化的系統性變革，即數字化轉型階段。在這一階段，教育技術學科在生產學科知識、更新學科思維等方面貢獻突出：

形成特殊的教育學科知識生產模式。知識邏輯、應用邏輯和社會邏輯是教育技術學發展的三種邏輯路徑（安濤等，2019）。從“轉換”到“升級”，教育技術學科的發展以及該領域的主要工作，大多是圍繞知識邏輯和應用邏輯來展開的。進入“轉型”期，教育技術學開始關注更廣闊的社會空間，在生成教育技術學新理論與新話語的同時，也為其他教育學二級學科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學術資源。以近年來興起的“教育人工智能”研究為例，課程與教學論、高等教育學、成人教育學、職業技術教育學等學科越來越多地從教育技術學相關研究成果中汲取養分，進而形成各自學科的理論。

促進學科思維轉變。隨著我們對信息技術影響教育的研究不斷走向深入，教育信息化、教育數字化、人工智能教育等相關領域也引起非教育技術學科研究者的重視。盡管在這些研究者看來，“信息技術革命未必能夠帶來一場教育學的革命”，但“信息技術超越時空限制帶來的各種便利”“在促進學習上擁有的巨大潛力”已經成為教育界的普遍共識（閻光才，2021）。更重要的是，我們對信息技術的認識，已經完成了從最初的基礎建設、普及應用，到當前強調融合創新的重要跨越（李欣桐等，2022）。而在教育技術學科內部，已經堅決地擺脫了“技術決定論”的束縛，并逐步形成了“技術支持學習”“教育活動的技術實現”等學科思維主題，也形成了“教育技術統一”“教育技術生態”“人機協同”等思維方式。

三、數字化轉型背景下教育技術學科高質量 發展的新使命

學科高質量發展是當前“雙一流”建設的關鍵。為此，各界專家針對“學科高質量發展”進行了深入的分析與探討，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見。如將“高質量”分解為根本質量、整體質量、成熟質量、服務質量（陸根書，2022）；提出學科高質量發展的根本目標在于“建設高質量的學科文化，形成高質量的學科發展機制，產出高質量的學術成果”，并最終體現在“學科組織能夠面向現實的重大問題展開超前性研究并獲得突破性成果”等（王洪才等，2022）。這些觀點基本秉持了過去10余年來“內涵式發展”的思路，即以學校內部因素作為動力和資源，注重學校理念、學校文化、教育科研、教師素質、人才培養工作質量和水平等方面的建設（祝智庭等，2022b）。除此之外，越來越多的專家認為，學科發展規劃是學科發展戰略的歷史映射和細致呈現；學科發展規劃是否有效，需要進一步檢視其背后的戰略思維、控制強度、邏輯遵循、共識程度等問題（張慧淵等，2004；張繼龍等，2018）。由此，戰略管理成為指導學科建設的理論基礎之一。

將戰略管理的理論觀點用于指導學科建設，需要特別注意能力與資源在“內涵式發展”的學科競爭中的核心地位，其中要重點考慮三個問題：一是需求，即本學科的知識體系和人才隊伍如何進一步滿足國家戰略需求，使之更具競爭領先優勢？二是稀缺性，即由本學科知識體系產出的能力和資源，如何使之更具不可模仿、不可替代乃至可持久的特性？三是適宜性，即由本學科知識體系產出的能力和資源，有哪些能夠幫助學科面對現實的重大問題，展開超前性研究并獲得突破性成果，以更好地抵御外部競爭的發展威脅？基于這樣的分析，在數字化轉型背景下，教育技術學的高質量發展面臨新的歷史使命。

1.精準服務“教育數字化”國家重大戰略需求

服務國家戰略需求的程度，是學科發展生命力的重要參考指標。多年來，教育技術學之所以能夠取得快速的發展，正是得益于其對國家戰略的準確把握。如上世紀70年代末，中央廣播電視大學的成立，可謂是我國遠程教育抓住的一次歷史性重大發展機遇，為我國教育技術學科的起步與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實踐基礎。世紀之交，面對信息技術飛速發展和國家加快高等教育發展的重大戰略，教育技術學科通過引領實施信息化戰略，將學科建設的水平帶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面對黨的二十大提出的宏偉目標，未來教育技術學科高質量發展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精準對接數字中國、教育強國建設的重大戰略需求，將其合理轉化為學科的“教育數字化”任務。教育數字化轉型是建設數字中國、教育強國以及實現教育現代化的必然要求，自然也是教育技術學高質量發展必須直面的重要任務。

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實施，一方面要以系統化、整體化的思維，從技術、業務和人本三個層次，持續做好教育數字化成熟度模型或框架研發、教育數字化就緒行動開展、教育數字化轉型試點和相關教育理論研究等工作（余勝泉，2023）；另一方面還要從“物”“人”“數”三個層面著手，逐步形成以完善的“保障機制”為基礎的條件支撐（吳砥等，2022），并持續關注數字技術、教育組織、環境空間與行為實踐四大因素系統（胡姣等，2022）。

2.不斷彰顯教育技術學科在數字化轉型中的稀缺性

稀缺性這一概念源于經濟學領域。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范圍內，資源總是有限的。正是人類需求增長的無限性，才造成了資源的稀缺性。這種稀缺還可進一步細分為絕對稀缺和相對稀缺。前者是指資源的總需求超過總供給，后者是指資源的總供給能夠滿足總需求，但分布不均衡又會造成局部的稀缺（N.格雷戈里·曼昆，2012）。

對于學科而言，理解其中的絕對稀缺與相對稀缺同樣重要。南國農先生說的“教育信息化事業紅紅火火”，反映的是教育領域對信息化有著巨大的需求，包括教育教學理論、教育資源與環境建設、教與學的過程、教學管理、教學評價等各個方面。這就使得教育技術學之外的其他教育學科資源、教育學科之外的信息化資源，都需要而且可以在教育信息化事業中貢獻力量。多年來，教育技術學在資源建設方面占有較為明顯的優勢，但在學科地位和話語權方面卻并不高。教育技術學科“逐漸地衰弱，獨立生存發展的空間越來越小”這一“南國農之問”或許可以從稀缺性的角度來審視。一方面，教育技術學科所能供給的知識體系、研究成果和人才隊伍等未能不斷體現出其在教育信息化進程中的“絕對稀缺”。另一方面，2019年我國有13所高校撤銷教育技術學專業，則反映出教育技術學資源在一些地方已喪失了“相對稀缺”性，甚至出現了“過?！?，因而使得這些學?！坝捎谠谵k學條件、師資力量、學生就業等方面資源的嚴重不足和面臨的挑戰”（何克抗等，2019）而不得不選擇放棄該專業。

數字化轉型恰好是教育技術學科彰顯自身稀缺性的重要機遇。對于絕對稀缺而言，一要強調必要性，即教育技術學科在本學校、本區域發展中具有基礎地位，有助于促進其他學科的協調健康發展。二要強調自身發展水平，即教育技術學科能否在未來的學科發展中占據主動。對于相對稀缺而言，則需要不斷強化“質量第一”的意識，堅持走質量提升的內涵式發展道路；特別要善于依托本學校、本區域的絕對資源優勢，在學科交叉融合趨勢下不斷形成和強化自身特色。

3.積極推動教育技術學科在超前性研究領域的突破

科學研究中問題意識的重要性已經得到人們的普遍認同。正如德國數學家希爾伯特所說，只要一門科學分支能提出大量問題，它就充滿生命力（希爾伯特，2009）。同樣，一個學科若能有較強的問題意識，不斷提出有挑戰性和創新性的問題，那么該學科就會具備相當的活力和發展潛力，也容易不斷獲得新的重要成果，從而更好地抵御外部競爭的發展威脅。

與其他學科類似，教育技術學也日益重視“以現實問題作為起點”的研究范式（汪基德等，2012）。這些現實問題分為兩類：一類是理論層面的問題，包括教育技術學的學科發展和研究方法探討等；另一類是實踐層面的問題，包括新時期教育技術學專業人才培養（陳麗等，2017；胡欽太等，2021）、教育數字化轉型（柯清超等，2023；余勝泉，2023）、人工智能背景下的教學模式研究（高瓊等，2021；胡小勇等，2022）等。由于教育的問題域廣泛且涉及教育學、社會學、心理學、教育哲學、技術哲學等眾多學科，教育技術學研究更需要努力發揮多學科交叉的優勢，在學科邊界處挖掘重大現實問題。例如，教育技術學應前瞻地開展教育公平、教育評價改革等重大現實問題的研究，用系統、科學的技術與方法，超前探索和研究未來可能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新領域，尋求多角度解決重大問題的路徑。

超前性研究的開展，需要積極營造協同攻關的環境，努力推動多學科協同。超前性研究需要考慮技術應用的可能性與局限性，并思考如何將研究成果轉化為實際應用，以彌合超前性研究和現實的差距，確保研究成果的長期效益和應用潛力。教育技術學研究者國際交流多、創新意識強，其研究往往具有較前沿的視角，但過分追捧新概念、只談想法不抓落實的做法，也會使得概念常?；癁榕菽?，很多研究成果無法解決當前教育領域面臨的具有廣泛影響和深遠意義的現實問題。同時，教育與技術兩個系統的復合交織，決定了教育技術學超前性研究需要多學科協同和跨學科協作，并以新技術、新方法、新視角揭示教育的復雜機制。

近年來，教育技術學積極回應國家戰略和社會需求，以教育信息化建設緩解教育資源分布不均，以大數據支撐教育評價體系建設，以創新教育助力教育高質量發展。面對數字化轉型對教育提出的新要求，教育技術學更要努力深挖人工智能、區塊鏈、云計算與教育耦合的新“錨點”，開展教育數字化轉型的新實踐。當前，通過新實踐形成的新技術、新產品、新服務、新思想等，重點解決了“如何促進教育優質均衡發展”“如何為弱勢群體提供充分的教育支持”等教育資源公平配置的問題（劉寶存等，2023），不但有助于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獨創性的研究成果，而且有可能形成強有力、難以被其他對手模仿的核心競爭力。

四、數字化轉型背景下教育技術學科高質量 發展的新作為

當前，世界格局的深刻變化和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正在加速推動教育數字化轉型的進程。在這樣的背景下，教育技術學科應抓住難得的歷史機遇，在明確新使命的基礎上努力作出新貢獻，進而實現高質量發展。

1.加快推進教育數字化轉型的關鍵任務

為了實現精準服務“教育數字化”國家重大戰略這一新使命，我們需要深入理解教育數字化轉型在滿足個性化教育需求、助力推進教育公平、探索教育結構現代化、實現教育高質量發展方面的意義價值（朱永新等，2023），進一步明確教育數字化轉型中的關鍵任務并加快完成。這些任務主要包括如下四個方面：

一是構建兼顧大規模與個性化需求的人才培養體系。作為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大國，我國教育面臨的重要挑戰之一是教育快速發展的普及化帶來了急劇增長的人民群眾對高質量教育的需求，如需要為學習者提供更豐富的教育供給和滿足更多個性化的需求。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快速發展，以及我國政府對于教育數字化、智能化轉型的高度重視，教育技術學科應充分利用大數據、虛擬現實、增強現實、學習分析、元宇宙等創新技術，構建兼顧大規模與個性化需求的人才培養體系，為教育數字化轉型提供重要的人力資源支撐。

二是推進高層次教育公平。進入新時代，我國教育的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為人民群眾對更好、更公平教育的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的教育發展之間的矛盾（楊銀付，2019）。為此，利用信息化的方式轉變教育服務方式、優化教育的資源配置、實現教育的均衡發展，應當成為教育技術學科助推教育公平發展的重點。在“停課不停學”的特殊時期，信息化促進教育公平的發展經歷了史無前例的實踐跨越（柳立言等，2021）。我國教育已經從以信息技術推動教育的起點公平和結果公平，發展到促進教育數字化轉型升級的新階段，為實現教育高層次公平開辟了新路徑。經過10余年的實踐，我國教育技術學科在以信息技術助推教育公平這一路徑上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數字化轉型背景下，教育技術學科可在高層次教育公平上大有作為。具體而言，在機會公平上，教育技術學科可利用在線教育平臺、云資源等為學生提供更加公平的學習機會，使他們不受時間、地域、經濟條件等方面的限制而可以平等地享有優質的資源。在過程公平上，教育技術學科可設計精準推送機制，為學習者提供個性化的教育信息資源和精準化的學習服務（熊才平等，2016）。在結果公平上，教育技術學科可結合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技術建立智能化的學習評估系統，為學生提供更為客觀、公正的學習評估，避免評估結果受到個人主觀因素的影響。

三是探索教育結構現代化。教育結構是教育體系的結構性框架，是教育存在樣態和結構類型的總和（高書國等，2019）。在數字化轉型背景下，探索教育結構現代化對于全面實現教育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教育結構需要在以下方面進行調整以實現教育結構的現代化：網絡要素參與，實現各種教育結構之間的聯通（王少媛等，2018）；構建與現代產業結構對接的高等教育學科專業結構；加大高層次人才培養力度（高書國等，2019；胡娟等，2022）等。此外，教育技術學還可通過參與開發并提供在線學習工具、自學課程、學習平臺，推動各級各類教育平臺融合發展，為實現各種教育結構之間的聯通提供實踐平臺。

四是助力各級各類教育高質量發展。在教育技術學科發展的初期，電化教育從業人員充分發揮自身的技術優勢，作為基礎教育、職業教育、特殊教育、高等教育等各類教育的指導者和參與者而成為獨特的存在。隨著信息技術的升級換代，教育技術學專業人員要積極成為推動其他各級各類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深入思考者和全面實踐者，在助力緩和各級各類教育發展矛盾的同時，也促進自身的高質量發展。

2.持續開展彰顯學科稀缺性的重點工作

稀缺性的彰顯，一直是教育技術學科建設的重要方向。在數字化轉型的背景下，彰顯學科稀缺性的重點工作有很多，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努力推動新型教育資源建設。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不斷發展，以更加智能化、個性化和自主化為特征的智慧學習環境正在逐漸形成。多年來，教育技術學從業者積累了資源建設的豐富經驗，具有強大的資源建設規劃能力，這也是其區別于其他學科人員的顯著優勢。未來，教育技術學科需要面對數字化轉型帶來的全新挑戰，努力推動智慧型教育資源建設，不斷激發學習者的學習興趣，提升其學習體驗，滿足其個性化的學習需求，從而為學習者提供更為智能化、個性化和自主化的學習支持（黃榮懷等，2021）。

二是引領全民提升數字素養與技能。提升全民數字素養與技能，是數字化轉型賦予教育技術學科的時代使命。2021 年，中央網信辦印發的《提升全民數字素養與技能行動綱要》，明確了提升全民數字素養與技能的重要戰略意義，提出了“構建知識更新、創新驅動的數字素養與技能培育體系”“培養具有數字意識、計算思維、終身學習能力和社會責任感的數字公民”等具體任務。教育技術學科在多年的發展中積累了豐富的信息素養、視覺素養、媒介素養、計算思維、算法素養等教育教學經驗，在這場教育數字化轉型行動中必將發揮更大作用。在實踐層面，要以加快彌合數字鴻溝為目標，合理運用以往素養教育教學的經驗，分層次、系統地引領或配合相關部門為提升全社會公民數字素養與技能貢獻學科智慧，包括培養高端數字人才，提升老年人與殘疾人等特殊群體的數字技能，培訓普通勞動者運用數字技術的能力等。在理論層面，要不斷拓展數字素養與技能研究的系統性和深入性，以數字素養與技能內涵研究為核心，開展數字素養與技能的內涵體系、教育教學模式、評價方式、影響因素等多層面研究，厘清各研究議題之間的內在邏輯關聯，促進數字素養與技能研究的持續深入發展。

三是全面重塑教育技術學科自信。在數字化轉型的時代背景下，通過積極引領教育數字化轉型研究與實踐，全面重塑學科自信，是教育技術學科高質量發展的又一重點工作。自成為教育學二級學科以來，教育技術學科始終保持著敏銳的學科危機意識，敢于面對學科專業發展中的真問題，反思其在人才培養方面的不足。如關于“教育技術學科定位”（李龍，2003）、教育技術學科建設的“中國道路”（南國農，2006），以及著名的“南國農之問”（任友群等，2012）、“教育技術的學科自覺”（李芒，2012）、“‘互聯網＋時代’教育技術學的學科定位”的思考（陳麗等，2017）等。其中的每一次探討，幾乎都能引起學科隊伍內部的反思或總結、振奮或焦慮。教育技術學這種不定期發作的“間歇性綜合征”，已經成為學科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多年來的學科發展系列討論中我們不難發現，學科認同是教育技術學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在學科內部也一直存在著強烈的認同危機。當前，教育數字化轉型還處于起步階段，學界主要停留在對其價值與理念的探討之上。面對教育數字化轉型的重要機遇，積極通過多年在教育信息化領域的積累引領相關研究與實踐，雖然不一定能終結對學科認同的危機，但可以通過發揮數字技術促進教育教學的正向作用，幫助部分學人形成對教育技術學科的認同。

3.積極開展以重大現實問題為導向的超前性研究

開展以重大現實問題為導向的超前性研究，要以不斷產出成果為目標，其主要任務包括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認真部署對重大現實問題的研究。圍繞國家重大戰略的實施，我國教育仍然存在諸多不可回避的難題。這些問題或具有中國特色，沒有經驗可以照搬；或由于歷史原因造成，屬于疑難雜癥，難以一時根除。但這些問題的解決，又與人民群眾的需求息息相關，對國家未來的發展意義深遠。例如，教育標準研制的問題，就是我國教育界為實現建設教育強國的目標、贏得教育發展的主動權而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之一。自美國于20世紀末掀起基于標準的教育改革運動以來，世界各國高度重視教育標準研制工作，并已成為提升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手段（中國教科院教育質量標準研究課題組等，2013）。在以往的發展過程中，教育技術學科不斷根據自身的發展目標和教育實踐的現實需求，開展了基礎教育信息技術課程標準、中小學教師教育技術能力標準、網絡資源標準等教育技術標準化研究，為促進教育信息化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未來，教育技術學仍需深度參與教育標準的研制工作，努力提升在標準研制中的話語權，為中國教育國際化及其話語權地位的提升貢獻力量。

二是積極開展對未來教育的預測與想象研究。當今人類社會已經進入了一個技術迅猛發展的時代，教育領域同樣深受影響。虛擬現實、增強現實、擴展現實、元宇宙、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推動了一種高度探索性的新研究模式的產生，形成了“新的強調預測性的研究方向”和“預測性文化”（艾爾弗拉德·諾德曼等，2021）。教育技術學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其研究范圍除了要回顧過往或聚焦現實，也需要著眼于未來，即對未來有可能出現的新教育或學習圖景展開深入的預測與想象研究。未來教育研究范式強調以將來時的視角回望現在的教育時空，為當下教育領域的變革提供前瞻性視角，審視目前的教育局限性并明確應當努力促進的方向，幫助教育政策制定者和教育實踐者及時做出反應并采取行動。如EDUCAUSE已連續多年發布的《地平線報告》，描述了影響未來高等教育教學的宏觀趨勢、關鍵技術實踐、未來場景，旨在為決策者提供信息，并幫助學習者、教師和領導者更深入地思考其正在做出的教育技術選擇及原因。在數字化轉型背景下，隨著教育學其他二級學科對信息技術的逐漸熟悉與掌握，教育技術學更應關注新興技術，以超前性視角瞻望未來，觀照現實。作為教育領域新技術實踐的先行者，教育技術學科理應積極開展對未來教育的預測與想象研究，為現有的教育研究打開越來越多的新切口，并成為指導當下教育實踐新的風向標。需要注意的是，對未來的想象是一種思想實驗，它在理性或邏輯上是可能的（譚維智，2022），而非憑空臆想的空中樓閣。

總之，積極推動數字化轉型，是教育界未來很長一段時間的重要使命，更是包括教育技術學在內的教育學科的重大發展機遇。教育技術學科需要深入理解數字化轉型背景下學科高質量發展的目標與任務，充分發揮“破解教育實踐中的問題與矛盾”和“引領教育創新實踐”的學科優勢（陳麗等，2017），在高等教育內涵建設當中作出應有的卓越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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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23-04-25 責任編輯 劉選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Discipline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New Mission and New Action

LU Feng， SHI Yuxiang， LI Xinyu

Abstract： As the secondary discipline of education， which has the closest relation wi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ducational technology has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China’s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ow to steadily move towar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has become a contemporary proposition. Exam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China’s educational technology discipline is facing a new historical mission such as how to accurately serve the national strategic needs of “digitalization of education”， how to continuously highlight the scarcity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discipline i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how to actively promote the breakthrough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discipline in the field of advanced research. In the future， on the one hand， it is urgently needed for China’s educational technology discipline to accelerate the key tasks of promot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such as building a personnel training system that takes into account large-scale and the personalized needs， promoting high-level educational equity， explor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al structure， and actively help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ll types of education at all levels.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e to promote important projects that highlight the scarcity of this discipline， including effort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educational resources， improving the digital literacy and skills of the whole people， and comprehensively building confidence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discipline. In addition， it is necessary to actively carry out advanced research oriented to major practical issues， not only on major practical issues， but also on the prediction and imagination of future education.

Key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Digitalization of Educatio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Disciplin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