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平凹“改革三部曲”中的農村青年問題與改革困境

隨著城鄉分隔逐漸松弛，城鄉往來日益頻繁，城市的物質及其代表的生活方式在農村愈加展現其威力，同時農民也開始擁有更多的進城機會和更強烈的進城沖動。而農村青年，特別是農村知識青年這一農村中思想觀念最為開放的群體，則是最深切感受到城鄉發展轉變的沖擊的。無論是留守建設農村，抑或“進城”走向“大世界”開始別樣的人生，都必然要調整觀念，以便與改革的現實步伐相適應。因此，如何塑造新的農村青年主體，是80年代農村改革書寫的核心問題。這本質上關乎如何認識改革的問題——不是指抽象意義上的總體理解和肯定，而是在總體上積極肯定改革路線的前提下，作家以個人化的思考敘述在不斷深化的改革潮流中農村青年的發展問題，在文本中展開對于人們的生活及其命運與改革之關系的充分表現、理解和肯定。而新的農村青年必須在一定的社會—地理空間，即改革現實的城鄉空間內安置身心，進而尋求成長的可能，因而農村青年問題也關系著農村空間的發展問題——改革時代的農村能否繼續構成新的個人主體成長的空間？而其面臨的最大困境，則是如何面對改革文學敘述背后的現實邏輯，或者說在城鄉發展改革過程中日益凸顯而無法拒絕的城市—現代化邏輯“^（1）的侵擾。正如楊慶祥在談到路遙處理高加林“走后門”、拋棄巧珍的惡行并未予以強烈的道德譴責這一與“十七年”文學和“文革”書寫截然不同的做法時指出的，“文學的邏輯開始服膺現實邏輯，并試圖把這種現實的邏輯合法化”。^（2）

在這一問題上，同屬農村改革書寫代表性作家的路遙和賈平凹的處理分歧明顯。路遙在《人生》《平凡的世界》等小說中執著于直面現實困境，讓農村青年離開鄉土，進城尋求新的個人主體成長的可能，從而展開城市想象。^（3）而賈平凹的處理則更為復雜曲折。雖然從“改革三部曲”，即《小月前本》《雞窩洼的人家》《臘月·正月》這三部中篇小說一直到長篇小說《浮躁》都聚焦于一系列現實農村變革背景下青年男女的愛戀糾纏與創業致富問題，但他始終堅守鄉土本位，甚至于其筆下的城市仍然帶著農村的影子，^（4）農村青年從未真正離開鄉土，而最終又選擇走向“尋根”的文化闡釋道路。^（5）因此，圍繞賈平凹“改革三部曲”中的農村青年問題和伴隨而來的改革困境的呈現和處理，回到歷史語境中展開具體分析，能夠認識提供重新認識改革文學的一條歷史路徑。

一、走向現實主義的“改革”

事實上，在走向“尋根”的文化闡釋道路前，賈平凹在相當長時間里和其他作家一樣致力于書寫改革時代的現實農村，只不過他似乎不滿足于單純反映農村改革現實，而更希望在改革現實的描寫中熔鑄復雜的思索。盡管小說《滿月兒》獲得1978年第一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這個與當時的“文學成規”發生“共謀”關系的“反傷痕”的“傷痕”故事^（6）的結尾，是滿兒充滿自信的英文回答：“Sure to be successful！”^（7）凸顯的是對于象征科學—現代化的“大世界”的信心。但其后賈平凹沒有簡單延續這種對于改革時代的鄉村現代化的自信，而是試圖尋找“作品的突破”。從1980年到1981年，賈平凹陸續發表《山鎮夜店》《亡夫》《晚唱》《二月杏》《年關夜景》《好了歌》《沙店》《在鳥店》等中短篇小說。在這些小說中，農村不再被描述為充滿希望和光明的田園牧歌，開始顯露陰影，作家對于人性的思考也顯得更為復雜。

但賈平凹這種“突破”的轉向未獲肯定，反而遭到大規模批評。1982年2月10日至13日，在當時陜西省作協主席胡采的安排主持下，西北大學召開了“賈平凹近作研討會”。這次研討會中“筆耕”文學評論組的批評造成了賈平凹遭到批判的社會輿論影響，給他帶來了極大的政治壓力。^（8）評論家大多認為是缺乏對急劇變化的生活的正確認識和深入探索造成其創作問題，因而深入時代和生活中挖掘探索是他們為賈平凹描繪的道路。^（9）為此苦惱的賈平凹，“在這次歷時四天的會議上，始終面色沉重、低頭記錄、一言不發”，^（10）只是在會議結束前應邀發言時提出自己的創作三階段論，表示將深入生活，努力在藝術探索中走出自己的路，由此開始了文學創作的“轉向”。^（11）

1983年，賈平凹只身一人來到商州山地，不久后開始圍繞商州創作了一系列小說。從起筆的筆記體小說《商州初錄》到堪稱這一時期集大成的長篇小說《浮躁》，這一“商州系列”小說奠定了賈平凹在文學史中作為“文化尋根”派的位置。但在肯定其“文化尋根”意味的同時，我們不能忘記小說所處的時代背景，即“改革”大潮及其影響下城鄉往來的日益頻繁。如若沒有這一關鍵背景，無論是作家本人還是小說之中，其實都不存在“尋根”的轉向可能。換言之，“尋根”的起點恰恰是現實主義的“改革”，但這一意味著現實主義的“改革”，卻逐漸后撤，最終成為賈平凹小說中的背景。而當“改革”無法或無須在小說的前景中凸顯，甚至是模糊不清的時候，農村也不復是凸顯改革精神的想象空間。與之對應的，農村青年問題變得愈加突出——這一改革時代的“新人”要如何有效尋求自我身心的安置？因此，要充分理解賈平凹“改革三部曲”中農村青年問題的處理，還必須重新認識“改革”在小說中遭遇的背景化問題。

二、“改革”的背景化問題

相較于典型的改革題材小說而言，在賈平凹的小說中，“改革”的表現并不是那么直接。但在文本內外，“改革”的重要性遠遠超出了一般意義上的小說背景。首先，改革作為一種不可阻擋的現代化潮流，在80年代的社會語境中，它將人和事物區分為阻礙/推動這一歷史潮流發展的兩類，這兩類人和事物的對立沖突構成了故事情節的內在動力，并決定了故事情節的發展方向。賈平凹的“改革三部曲”盡管更多聚焦于普通人內在思想觀念的變化，但實際上也沒有脫離這種二元論式的對立沖突模式：《小月前本》里小月在改革大潮中勤勞本分卻過于老實的青梅竹馬門門和雖有“油”氣卻又腦筋活絡的才才之間左右為難，陷入愛情的煩惱；《雞窩洼的人家》里的煙峰和禾禾、灰灰和麥絨各自重組家庭的根源在于對改革時代發展機遇的認識和個人選擇的差異；《臘月·正月》里退休老教師韓玄子對創業致富的農村年輕人王才的算計為難說到底也源于改革帶來的兩人身份地位和人際關系的變化。

更重要的是，“改革”對農村年輕人的精神重塑有著關鍵性影響。陳映芳曾經從年輕人與社會的關系著手，將新時期的“青年”分為“革命青年”“現代青年”和“自由青年”三類。這一青年角色的變化過程中，“個人本位”的正當性和重要性愈發凸顯。不過，年輕人并非都符合“青年”的角色類別定位，傳統社會中許多年輕人充當的是“孩子”的角色類別。^（12）盡管上述說法針對的是城市青年，但農村青年其實也有類似的轉變和問題。就“改革三部曲”而言，無論小月在門門和才才之間的猶豫，還是煙峰和禾禾、灰灰和麥絨各自重組家庭的選擇，都不能停留在男女愛戀糾葛的層面上理解，也不單單是改革帶來的“政治、經濟諸方面的變遷在這里的折光”，^（13）而應當視為農村青年借以重新調整個人的角色以及與鄉村社會的關系，從而得以展望甚至走向“大世界”的契機。在《小月前本》的跋里，賈平凹就肯定了面臨復雜新生活的年輕人對“大世界”的展望：“新的生活的到來，在這么一個偏遠的邊地，向一切人的心靈打開了一扇窗子，尤其是年輕人，或許，他們對他們的自身，對他們腳下的路，認識是不十分明確，但他們在向往著、追求著新的東西；或許他們還一身舊的東西，又帶上了一些新的毛病，但他們的向往和追求是頑強的。他們意識到新的生活在召喚他們，他們應該知道山外的大世界，應該認識這個大世界和這個大世界中的他們自己?！?sup>（14）

具體來說，《小月前本》里的小月早已向往著外邊世界，因而對常年獨自闖蕩在河上，見識過大縣城的門門心生敬佩。對于糊涂的父親和過于老實的才才，小月顯然都無法接受。她不是沒有勸過才才向門門學習，但才才的回答卻是“大伯畢竟是做了一輩子莊稼”。^（15）顯然，才才接受的是鄉村耕作的傳統經驗，而不敢像門門那樣的大膽活絡。在這里，小月、門門與才才之間的角色定位不同，才才聽從小月父親那種傳統農民的意見種地養牛，扮演的是遵循以孝行為核心的家庭倫理的“孩子”的角色，根本而言尚不具有成為“青年”所需的個體的自我意識。小月則幾經掙扎終于與父親決裂，與門門一樣轉變為具有個人意識，努力在個人—社會二元本位上平衡的“現代青年”。而在同樣關注婚戀問題的《雞窩洼的人家》里，以禾禾、煙峰為代表的向往“大世界”的農村年輕人在農村積極搞副業，走改革致富的道路，雖然不再需要扮演“孩子”的角色，但無論他們的事業成功或愛情結合都帶有偶然巧合的意味，若非縣委劉書記的幫助，禾禾根本沒有機會貸款買到桑種，從而東山再起；而真正促成禾禾與煙峰結合的因緣是山山對于一同進城的禾禾與煙峰關系的誤會，進而促使兩人婚姻的破裂，這才有了禾禾與煙峰更多的接觸與日趨親密的關系。但即便如此，禾禾面對煙峰的大膽示愛仍感到不安并選擇回避，他的改變是在離開雞窩洼到工地上進行高強度的體力勞動以后。在這一空間的轉變過程中，禾禾對來自煙峰的愛與性的渴望被激發，而且其中包含了某種對煙峰遭遇的愧疚之情。換言之，他們雖然具備了成為“青年”所需的個體的自我意識，但仍在扮演新的“青年角色”中屢屢遭遇現實和情感的障礙，需要依靠外界某種巧合但必要的力量——干部的幫扶或空間的轉變來幫助他們掃除障礙或延緩以待解決。

同樣地，《臘月·正月》中的王才與韓玄子的矛盾沖突也不只是鄉村能人的身份和地位之爭，背后還有著新的“青年”與老年之間的代際沖突，不過王才這一人物身上那種“青年”角色的個體意識仍然相當薄弱，從青年形象塑造的角度而言反而顯得有些“倒退”。因為小說中的年輕人王才雖然具有技術和管理頭腦，但在意識層面上明顯受制于鄉村傳統力量，屢屢表現出對于已經變成農村保守力量代表的韓玄子的馴順，而且缺乏在關系復雜的鄉村獲得成功的謀略——他雖然有技術和管理上的才干，但還需要依靠韓玄子當教師的二兒子二貝的謀劃幫忙。

再有，“改革”的現實背景促使作家必須調整自身的思想觀念，以適應新的現實主義創作的需要。如前所述，賈平凹在經歷了“筆耕”文學評論組的批評后，深入商州考察，轉而深耕現實主義創作，而正是商州的變化引起了賈平凹的思考，才有了以“改革三部曲”為代表的一批反映農村改革背景下普通人思想觀念變化的作品。改革作為一種統攝性的歷史力量，可以說共同打開了批評家和作者的思想觀念。^（16）

盡管如此，“改革”最終仍然成為小說的“背景”。個中原因，當然與前述賈平凹的個人遭遇和選擇有關，但同時也與現實主義文本存在的多種“制約”有關，也可以視為一種敘述的策略。

首先是現實層面的。改革作為自上而下的高層決策，盡管對于農村的影響是正面而直接的，但是落實到農村基層，對于不同地域、不同年齡、不同教育程度和不同身份的農民來說，這種改革的影響并非均質的，而是存在明顯的差異的。相應地觀念上的變化和實踐也存在不同，很多時候都是一種模糊的認識而已，甚至不一定能夠認識到自身的行動與改革的關系。事實上，即便當時認識到了改革的勢在必行的高層，也在具體的改革如何進行的問題上始終存在爭議，說到底是摸著石頭過河的，就更不用說一般農民了。^（17）因此，要求小說中的農村年輕人都能充分認識改革，將改革作為一條鮮明的線索予以肯定呈現，并不是唯一的，也未必足夠符合現實的選擇，反而可能將小說變成一時政策的圖解。

其次，與文本選擇的空間有關。正如當時賈平凹對于自己文學創作的總結，“改革三部曲”和《浮躁》都選擇了“商州”這個空間點來考察研究，試圖由此得出“中國農村的歷史演進和社會變遷以及這個大千世界里的人的生活、情緒、心理結構變化的軌跡”。同時他也想借此探討許多新問題，比如“歷史的進步是否會帶來人們道德水準的下降，和浮虛之風的繁衍呢？誠摯的人情是否只適應于閉塞的自然經濟環境呢？社會朝現代的推移是否會導致古老而美好的倫理觀念的解體，或趨尚實利世風的萌發呢？”而最終是要在“以中國的傳統的美的表現手法來真實地表現當今中國人的生活、情緒的過程中”，“追求一種‘旨遠的味道”，產生一種“使作品讀來空靈卻不空浮”的“底蘊”。^（18）簡言之，選用“商州”這一文化地名而非“商洛”這一現實地理地名，是為作家提供觀察研究“改革”時代的傳統鄉村生活及其文化的空間，也包括作為文化中國整體代表的“商州”那些充滿地域色彩的風俗人情，也就是其作為“尋根”的價值。事實上，1983—1985年創作的“改革三部曲”同時也是商州系列的一部分，小說本身確切說是處在了“改革”和“尋根”相匯的潮流中?！缎≡虑氨尽防锎┎辶肃l村豐收后“送秋”這一民俗風情的細致介紹，《雞窩洼的人家》以禾禾追獵一只成精的特大狐子未果展開情節，《臘月·正月》開頭即是敘述本地作為商州名鎮源遠流長的文化歷史，顯然都為小說罩上了濃重的地域色彩。即便是在這一時期作為農村現實改革小說集大成之作的《浮躁》中，絕大部分關于景物的描寫都圍繞富有地方文化色彩的游仙川和白石寨，涉及城市的時候則是以缺乏現代化的物質展現，主要作為政治中心和商貿中心的縣城為主?！皩じ钡菆?，可謂適逢其時。

三、“尋根”登場：改革困境的轉移與悖論性農村想象的產生

由前述分析可知，在賈平凹的農村改革小說中，“尋根”的登場是以文本敘述層面的“改革”后撤甚至退場為前提的。因而其造就民族文化認同的同時也意味著對于歷史危機的轉移，作家放棄了對于現實具體情境的批判和反思，乃至于認識和把握歷史規律的可能性——盡管“尋根”的立足點從來都是現代的。^（19）

這當然不是說賈平凹認識不到決定“商州”發展的關鍵力量，或者說“改革”對于人們生活以及命運所起到的決定性作用。在《商州再錄》的題記中，他談到了重返商州感受到的改革背后的城市—現代化邏輯的滲透，“覺得有一種味，使商州的城鎮與省城西安縮短了距離，也使山垴溝岔與平川道的城鎮縮短了距離。這味兒指什么，是思想意識？是社會風氣？是人和人的關系？我又不能說準，只感到商州已經不是往昔的商州”。^（20）在改革東風下，商州的民風民情發生了變化，商州百姓一方面“保存古老的傳統遺風”，另一方面“又滲進了現代的文明時髦”，傳統或現代的善的、美的和丑的、惡的東西都同時存在，而賈平凹把這一切最終歸于“獨特的商州型”。換言之，他既無力也不可能在當時否認或批評這一城市—現代化邏輯的負面影響，特別是在目睹改革為農村帶來了生機的事實面前，只能以“商州”這一文化空間之名進行總體的概括性把握，這就是賈平凹對“改革”及其城市—現代化邏輯帶來的現實主義文本認知和敘述難題這一改革困境的轉移。

這種以地域性文化空間為本的認知本身就有模糊游移的一面，因而年輕人在商州的土地上始終無法擁有一種不折不撓的改革精神。以至于到了《浮躁》，商州成為小說真正的中心，而銳意改革的農村青年們反而退居其后。^（21）作為最具個體意識的青年金狗和雷大空，他們都為了反對地方存在的官僚主義，進而進行“人的改革”做出了勇敢機智的斗爭示范，但他們也未能擺脫城市—現代化邏輯的負面影響，或一度陷入情欲的世界而迷失了自我，或陷入了金錢和地方權力的旋渦之中，他們自身作為“人的改革”就是不成功的，而最終結果是雷大空在皮包公司的旋渦里越陷越深，因威脅了鞏家的利益而遭暗殺，而金狗則被關入監獄，需要依靠曾經的情人石華犧牲色相相救，在這一斗爭中最終失去了記者的身份。在城鄉間往返，尋求改革可能的新青年們的不幸遭遇再一次凸顯了改革敘述的困難，而賈平凹的選擇是讓小說敘述再一次回到商州浮躁而即將暴發的州河，以敘述具有改革的象征意味的洪水征兆作為小說的開放性結局，進一步凸顯“尋根”敘述的重要性。

換言之，在賈平凹的農村改革書寫解決其改革困境的過程中，這一從顯現改革生氣的現實農村轉換為歷史與現實交雜的文化鄉村想象實際上陷入了一種悖論性的局面——既不愿意完全接受城市—現代化的現實邏輯，又不可能拒絕這一城市—現代化的現實邏輯的前提和影響，“改革”仍然構成小說情節的邏輯線索并深刻影響人物的命運。在《浮躁》的結尾，小水甚至依靠屬于“迷信”的扶乩求問金狗的改革事業，而所問三老居然是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傳統迷信的形式套在了進行反封建的現代化事業的國家領導人身上，因而這一金狗事成的吉利結果只能是提供某種契合改革時代的心理慰藉。這也意味著在這里的農村已經不存在80年代初期那種對現代化的絕對信任，而只能成為被現代所照亮的文化鄉村。這也就是為什么賈平凹筆下的農村只能夠出現徘徊的農村青年。他們不需要像《平凡的世界》里的孫少平那樣去面對“遠方”的“大世界”帶來的現實挑戰，但他們也不可能在“尋根”的文化鄉村空間里完成改革時代的個人主體的成長，農村實際上無法也無須承擔成為農村年輕人成長為真正具有個體精神的青年主體的空間的任務。無怪乎有批評家指出小說中青年的主體精神匱乏問題。^（22）

總之，這一“尋根”的轉向導致了賈平凹在小說中塑造的農村青年只能是未完成的“自由青年”，他們夾在“反傳統”的啟蒙現代話語和隱藏在“文化中國”的整體視野下的文化民族主義話語之間，實際上很難真正邁出現實的步伐——無論這一步伐是否通向成功，而只能在那永恒的歷史中不斷游走，徘徊在某一地域性的文化鄉村空間中。結果是抽空了探索現實的行動可能性，同時也并未真正追尋到那“文化的根”，因為“文化的根”歸根到底也是在“改革”的現實中，與城市—現代文明的接觸過程中產生并不斷變動的。^（23）說到底，“改革三部曲”中的農村青年問題及改革困境都未真正解除，但作為改革文學的一種現實轉向，有助于我們認識改革文學本身的復雜性，以及和“尋根”敘述存在的緊密聯系和矛盾沖突的辯證關系，具有癥候性的意義。

【作者簡介】王澤鵬，復旦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責任編輯 ???周 ???榮）

注釋：

（1）新時期以來，包括廢除人民公社體制，建立鄉、鎮政府從社隊企業到鄉鎮企業的發展，一系列政治、經濟的農村改革工作的穩步推進，農村進一步凸顯活力。另一方面，改革的重心從1984年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以后已經轉向城市。雖然1985年取消了此前30年農副產品統購派購的制度，農村改革得以深化，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仍然再次拉大。在未觸及城鄉二元結構的制度化的改革初期，這一改革過程最為重要的結果之一是城市—現代化邏輯的未加反思的全面推進。

（2）黃平、金理、楊慶祥：《改革時代：文學與社會的互動——80后學者三人談（之三）》，《南方文壇》2012年第3期。

（3）關于圍繞“進城”青年展開的城市想象，見王澤鵬：《城市想象的可能和限度——以〈平凡的世界〉為中心》，《小說評論》2022年第6期。

（4）在賈平凹的小說里，我們實際上看不到現代都市意義上的城市文學，《廢都》也仍然是在一個相當土氣的城市里發生的故事，里頭有一種甩不掉的傳統士大夫的文人氣。他對于“廢都”西安的城市觀感就是“像個鄉村，農村氣息比較重”，“它是農村包圍的一個城市，不光是環境包圍，人也是農民包圍，而且城里大部分人本身就是農民，是從農村移民來的，他們可能有城市戶口也可能沒有，但他們的的確確帶著農民的習慣在城市里生活著。它那種氛圍、那種氣氛、那種意識和文化吧，濃厚地帶著農民色彩”。對西安的這種觀察實際上和那種與鄉村往來密切的縣城相近。見賈平凹、走走：《賈平凹談人生》，第102頁，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

（5）楊曉帆在比較分析路遙與賈平凹對待改革時代之“浮躁”產生原因和克服方式時，指出兩者代表了兩種不同的向度，即從把握當代史處理城鄉關系的經驗與邏輯內部出發和文化闡釋的方向，而后者則是改革文學發展轉向的代表。見楊曉帆：《路遙論》，第204-212頁，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

（6）黃平：《賈平凹與80年代“改革文學”——重讀賈平凹“改革三部曲”》，《渤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2期。

（7）賈平凹：《滿月兒》，《上海文學》1978年第3期。

（8）（10）見李星、孫見喜：《賈平凹評傳》，第29-30、32頁，鄭州，鄭州大學出版社，2005。

（9）可參見1982年《延河》雜志上發表的相關文章，如陳深：《把生活的井掘得更深——賈平凹小說創作直觀論》，《延河》1982年第4期；李星：《評賈平凹的幾篇小說近作》，《延河》1982年第5期；李健民：《探索中的深化與不足——評賈平凹近期小說創作》，《延河》1982年第7期。

（11）對這段經歷，賈平凹有自述回憶，他強調文學作為事業的重要性，在總結過去、認識生活積累、理論學習和藝術修養上的不足的基礎上，“決心從頭開始：深入生活，研究生活，潛心讀書，寂寞寫作”。見賈平凹：《我的臺階和臺階上的我》，原載《青春》1984年第7期，轉引自郜元寶、張冉冉編：《賈平凹研究資料》，第48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12）關于傳統社會中“孩子”的角色類別的特征，陳映芳總結包括：有明確的歸屬（血緣，父系，家族）；代際的連帶與反哺是孩子的主要功能；以孝行為核心的家庭倫理是孩子必須遵循的角色規范。而“孩子”角色受到否定和挑戰，是伴隨“青年”角色在中國的形成而出現的。見陳映芳：《“青年”與中國的社會變遷》，第256-257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13）（14）（15）賈平凹：《賈平凹中短篇小說年編·中篇卷·小月前本》，第51、156、90頁，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3。

（16）見黃平：《賈平凹與80年代“改革文學”——重讀賈平凹“改革三部曲”》，《渤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2期。

（17）當時參與中央農村改革決策的杜潤生就坦言：“農村改革并沒有一幅事先描繪好的藍圖，它是在農民、基層干部、地方政府和中央領導各個層次、各個方面的互動過程完成的?！币姸艥櫳骸肚把浴?，《中國農村改革決策紀事》，第1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

（18）見賈平凹：《變革聲浪中的思索——〈臘月·正月〉后記》，《十月》1985年第6期。

（19）如賀桂梅就對“尋根”思潮的歷史輪廓及其復雜脈絡進行了梳理，指出“尋根”思潮存在其間的兩種不同的民族主義話語（“文化中國”的文化民族主義話語和啟蒙主義的“反傳統”的民族主義話語）的沖突和耦合，認為其指向的問題是“僅僅依靠民族主義話語來批判和反省現代性話語是否可能”。見賀桂梅：《“新啟蒙”知識檔案——8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第219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20）賈平凹：《商州再錄·題記》，《賈平凹中短篇小說年編·中篇卷·冰炭》，第87頁，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8。

（21）正如賀桂梅所指出的，在《浮躁》中，賈平凹采用的是一種無人稱視點的描述，凸顯的乃是“商州”這一空間的主體性，賈平凹是“將‘商州作為一個像‘畫一樣的空間主體來觀望的”。見賀桂梅：《“新啟蒙”知識檔案——8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第205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22）王愚認為，雷大空和金狗身上缺乏主體精神的自覺，還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存在，因而在改革大潮中是不那么自覺被卷入的。不過，賈平凹對此并不同意，“主體精神的張揚嚴格講我覺得這不屬于中國文化的范疇之內的，中國文化就不是這樣要求的，這應該是西方的”。見賈平凹：《與王愚談〈浮躁〉》，《人情練達即文章：文牘篇》，第338頁，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1。

（23）正如許子東談到賈平凹的“尋根”時指出的，雖然賈平凹正面發掘了鄉情與儒風的聯系，但他一方面在贊嘆儒風的同時未能深入解決“士”（實際上也是掌握文化知識的農村青年）如何自處的問題，另一方面其立場也難免某種鄉間秀才式的文化優越感，他的“尋根”實際上是提供給浮躁動亂之中的都市讀者的。這也表明了“尋根”與“改革”其實有著密切的聯系和沖突。見許子東：《尋根文學中的賈平凹和阿城》，《文藝爭鳴》201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