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太陽照不見的地方出發

在社會飛速發展的今天，“70后”作家李鳳群始終保持著對現實與歷史的冷靜審視，關注著聚光燈射程之外的人和事。作為一部深描當代城市女性精神圖景的作品，《月下》的文本故事層，以目擊的藝術，驚心動魄地展現了一個小城女性被“捕獲”的情感沉淪過程，并在文本空間層通過人與特定空間的嵌入，將女性作為想象小城的方法，完成了對21世紀以來房地產開發熱潮的社會—歷史批判。在文學的終極意義上，《月下》整體發揮出的文本功能，通過“創傷—治療”敘事得以實現，描繪出一條恢復“愛”之能力的救贖路徑。

一、目擊“邊緣人”被捕獲

李鳳群的作品以《大江》《大風》《大野》《大望》等“大”系列為代表。她擅寫女性，細膩呈現女性豐富的情感世界，這是她創作的一貫特質。長篇小說《月下》的主人公余文真，相比作家之前塑造的革美、良霞、今寶、在桃、朱利安等人物，有了較大不同。余文真不再是渴望逃離農村、向往城市的人物，也沒有欲望驅使下拔節生長的強烈愿望，她扎根生長于斯的小城，卻無法在日益潰敗的故鄉安放身心，成了一個“在地的邊緣人”。

“邊緣人”是中國乃至世界文學典型人物畫廊中的一個突出類型，大體有兩種：“精神的流浪者”或“底層的小人物”。前者如屠格涅夫《零余者的日記》中的“零余者”形象，指向知識分子；又如波德萊爾筆下的閑逛者和本雅明所說的游蕩者；在中國現代文學中，比較典型的是郁達夫《沉淪》中的主人公。后者則無關精神思想，主要指社會政治經濟層面的底層邊緣人，他們是聚光燈之外的暗影，比如“底層寫作”中的“都市異鄉人”“打工者”“農民工”等。

《月下》中，余文真的“邊緣”并非因為精神流浪，或是階層區隔，其實質在于被漠視。在旁人眼中，她是面目模糊的，毫無被聚焦的可能。小說寫道：“沒人留意她。巷子里活潑的姑娘、成績好的學生，或者漂亮的服務員，她們總是被贊賞、被關照……但是余文真像被篩子眼過濾了似的，即使是巷子里的叔伯阿姨，也幾無人留意她。作為一個始終不被看見的人，余文真覺得自己是巷子里的一把掃帚，擱置在角落里，見風被風刮，見雨被雨淋，實在無關緊要?！?sup>（1）孫惠芬《尋找張展》里的張展、張檸《三城記》里的顧明笛、石一楓《地球之眼》里的安小男等，也可被視作邊緣人，但他們并不是自覺邊緣化，也并不因自己的“邊緣”而渴求“中心”。余文真不一樣，她的“邊緣”，是一種目光的匱乏，用流行話語來說就是“缺乏存在感”。當注意力成為一種資源時，這種被忽略、被漠視、被略過的痛感，對主人公內心影響巨大，甚至造成了一種匱乏型人格，這也是她日后遭遇男主人公章東南的男性凝視時，很容易就被捕獲的原因。

在呈現邊緣人如何被捕獲的過程中，作家首先將男女主人公的相遇當作了一個“事件”。對于作為事件的相遇，“西美爾認為，這類相遇的‘最一般形式是它從生活的連續性中突然消失或離去。它如此意外和突然，看起來像夢境一般不真實。這樣的相遇也就是巴迪歐意義上的事件。相遇不是簡單地觸碰到外部的東西，不是瞬間就滑過去了，而是與我們存在的中心息息相關。相遇在此是一個偶然之物，但是，它包含著一種必然性。一旦相遇了，你的人生必定改變，被長久地改變，被永恒地改變”。^（2）

寂寞的獵艷者和小城的純真女孩——這命中注定的相遇，滿足了雙方的心理需求。在章東南一方，他的獵物余文真“至少在那晚之前，因其安然無缺的平凡家庭和甘于平庸平淡的父母，沒有生長出心計和復雜的欲望，更因其長久被忽略，她對中年男人的套路一無所知”，^（3）簡直是“唾手可得”。對余文真來說，這個男人的出現打開了一扇通向遠方的窗戶，激活了自己擺脫平庸的渴望。這種看到廣闊世界的可能，與其說是構成了一種啟蒙，毋寧說是編織出一個充滿危險的誘惑。余文真當時甚至想：“二十五歲，她最確切的夢想是雪藏此生所有經歷過的平庸的一切?！?sup>（4）隨后的日子里，帶著否定平庸的渴望，章東南來無影去無蹤，留給余文真無限的想象空間。她對他的情感，雜糅著彩色的幻夢和逃避現實的憧憬。她感受到“喜悅和詩意”，^（5）他的短信“簡直就是輕音樂，淺淺的輕訴，諸多的小情緒”。^（6）男友周雷在與章東南的對比之下，也愈發不堪，以至于在性生活上，也“使她有底氣挑剔周雷那副單調刻板的模樣了”。^（7）兩人的戀情終因在房本上寫名字的分歧而走到終點。

隨后，通過被情感控制和被引誘，余文真終于沉醉在章東南的世界里了?！八吆?，她會沉醉在每一個細節里，他的氣味、他的笑意……一直一直沉迷細致地回味?！?sup>（8）他們頻繁聯系，分享生活，在章東南出差來月城時，到各種裝飾華麗或設計獨特的酒店幽會。但這種關系始終界限分明，當余文真試圖有所突破，便會碰到章東南豎起的壁壘森嚴的圍墻。一個小城女性宿命般的沉淪，顯然不是一個情場老手的出現能夠解釋的。值得注意的是，《月下》在展現婚戀關系時，不僅寫了章東南對余文真主觀的情感控制，而且更強調了在主觀之外還夾雜著一種客觀的，或者說天然的文化吸引。

在余文真眼中，章東南代表的“雅皮士文化”魅力十足。章東南接受過高等教育，年薪較高，去過很多國家，見過大世面，出入的是高檔場所，追求的是舒適生活。他跟她聊古希臘三大柱式、馬術、弗朗索瓦絲·薩岡、全球金融危機、瑞士、托爾斯泰，流露出“上流社會”的氣息。盡管這種“人設”只是一種“自我呈現”，但對余文真來說卻欲罷不能——她的文化身份注定了在與章東南的關系中處于不平等地位?！跋袷窃诮o萬物重新定義，他總在提供思路，擴充她的知識，激發她的想象力?！?sup>（9）章東南儼然一個見過大世面的啟蒙者形象，竟使余文真面對家人產生了錯覺，覺得“正在脫離他們的趣味，甚至脫離他們的生活”。^（10）

情感控制術與文化吸引的雙重作用，背后隱喻的不僅是一種性別權力，更是一種文化權力。章東南所代表的所謂“上層文化”對“下層文化”的文化侵略和文化霸權，以人格化的形式出現，代表了我們時代的典型精神癥候。小說寫到那次開端意義上的聚會，余文真的同事們紛紛對章東南發出“讓強大、知識、成功、富裕、成熟、完美來侵犯我們！”的宣言。類似“被殖民”的沖動和渴求，觸目驚心地折射出躁動年代里人們對于工具理性的崇拜。這個場景在小說中出現了兩次，第二次以回憶的方式發出控訴——他們以為沒有喊“讓男人來侵犯我們的女人吧！”就不會被侵犯，如果有一天知道她被侵犯成這樣，他們還喝得下去、吼得出來嗎？“他們”渴望章東南所代表的資本力量對月城的開發，甚至不惜讓月城的女人被外來者據為己有。性別、文化、貨幣的合謀在精神上“殺死”了小城女孩余文真?！斑@世上根本沒有遠方，只有披著羊皮的色狼，有你這樣的臟東西。你這個又聰明又厲害的人莫名其妙地介入我的生活，我變成了愛情的囚徒，但你卻露出了惡棍的嘴臉，準備開溜?！?sup>（11）意識到這一點時，她已覆水難收。通過男女之情，小說寫出了文化霸凌、價值觀輸出、資本侵蝕，不得不說是《月下》具有的深度創見。

小說進而寫到余文真對章東南的情感曲線經歷了一個從“賦魅”到“祛魅”的過程。覺醒的契機源自一個匿名“鏡像人物”的出現。一天，余文真在網上看到貼吧里一個女孩控訴一個男人的帖子。這個男人就算不是章東南，也是類似章東南一樣的人物?！坝辔恼鎻倪@段文字中嗅到了一種同類生物的意味?！?sup>（12）小說中的“同類生物”是個遭受感情欺騙的“四線城市”離異女人，堪稱余文真的“鏡像人物”。在鏡像人物（mirror character）身上，基人物（base character）看到自己，并從其中獲得反思的契機和啟示。這個匿名“鏡像人物”令余文真意識到自己并不是個例，她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處境和地位，經由類比聯想，余文真從章東南編織的牢籠里醒了過來，并進一步走向反抗。

至此，小說由“作為事件的相遇”到情感控制術與文化吸引雙重作用下的“沉淪”，寫到了“鏡像人物”促成的覺醒與隨之而來的施虐與受虐的翻轉，整體性地構成了一種“目擊的藝術”。在人物內心獨白與第三人稱敘述者的描寫、介紹、議論、評價之間切換，作者清晰展現出一個小城女性跌宕起伏的愛與痛，堪稱百年前郁達夫的《沉淪》在今天發出的變奏和回響。只不過，這種變奏和回響已經抽離了家國敘事的宏大背景，在新的時空中有了新的延伸和拓展。接下來我們可以通過家、酒店與出租房“小留”，月城老街巷、城東新區與世界這樣的空間維度，看到人與城之間的“嵌入”與“脫嵌”。

二、女性作為想象小城的方法

“空間”是解讀《月下》的一個有力角度。小說刻意將人物安置在不同空間，這些空間不僅起到容器或背景的作用，更與人物的命運沉浮緊密相連，從中可以看出性別的政治與空間的政治如何緊密勾連。

余文真的生活軌跡勾勒出月城的三個微觀空間：家、酒店和出租房“小留”?！凹摇钡膯适侵袊F當代文學的一個母題，也是《月下》女主人公的遭遇。剛出場時，家住清涼寺巷的女孩余文真天真無邪、不諳世事，對未來懷有憧憬，這是沉淪之前的她。但隱藏的危機已經浮現，不論是街坊鄰居，還是父母弟弟，都是隔膜的，老宅中的一切令她感到厭倦，母親的催婚令她無所適從。與章東南交往后，她的逃離愿望更加迫切?！鞍盐規ё甙?。把我打撈出來吧。她在心里自言自語?！?sup>（13）家園感的喪失，正是人物想打破一潭死水、到廣闊世界去的根源。失家感、被故鄉放逐的痛感，背后是全球化對地方性的侵蝕?！爱厴I之后，余文真亦在‘安穩過生活和‘勇闖新世界兩個念頭之間切換。月城有類似特征的姑娘無處不在，且日益增多：對冰淇淋、咖啡、口紅、黑色的長筒靴有天然好感，但是，四肢發達而不勤，物欲重卻手頭緊?！?sup>（14）與王一明結婚后的余文真，更難從小家中得到安全感和歸屬感。這個有性虐待和冷暴力傾向的男人，給余文真帶來的只有痛苦。因此，作為“家”的代償和補充，章東南打開的酒店空間給了余文真幻覺與滿足感。

“酒店是他們關系的全部?！?sup>（15）他們第一次約會在酒店，作者對云天酒店、金陵酒店、百家湖酒店、上塘古鎮的酒店等，事無巨細地加以描寫，賦予它們瑰麗魔幻的色彩，類似一種“超空間”?！斑@種新的空間形式把時間的連續性轉變為空間上的并列，在橫向上切斷了與其他符號的聯系，在縱向上排除了對深層意義的追問，從而把體驗變成孤立的當下體驗，體驗與體驗之間的關系則是偶然的、不確定的?！?sup>（16）一方面，“酒店”非真實的懸置和抽離功能，讓余文真從日常生活軌道中溢出；而夢境般魔幻的感官體驗則令她喪失了對意義的追尋與對現實的質問能力。這類空間像一個烏托邦，虛假地滿足了余文真擺脫月城的渴望。比如小說對云天酒店模仿拉斯維加斯威尼斯人做的人造云天進行了描摹，“原來墻內墻外全都是恒溫系統裝置，頭頂的蒼穹皆是類似3D畫的大幅壁畫，再搭配以電腦控制燈光效果，照明系統模仿自然光亮”。^（17）置身其中，主體斬斷了歷史與現實，陶醉于這個仿真或擬象世界中。當明白了其中的原理，余文真感嘆：竟然全是假的。這種“非真實化”的空間喻示著兩人關系的不真實。另一方面，酒店空間的無根、流動、漂泊之感，也代表著兩人締結穩定婚姻關系的不切實際，暗示了日后余文真幻想的破滅。此外，作者還通過空間中的權力關系，突出了人物地位的不平等。和“家”空間一樣，酒店中的性別權力是不對等的?！懊恳淮?，她盤算著要說一說什么，把他們之間的事情理一理的時候，他就能以類似安全氣囊的眼神，阻止她把那些破壞節奏的話彈出來?！?sup>（18）章東南是掌握話語權和節奏的人，是掌握主動的一方?！耙驗樽羁释H熱的人是她，最舍不得離去的人是她，最需要把時間拉長的人還是她?！?sup>（19）通過對“酒店”空間的塑形，余文真與章東南關系的本質被赤裸裸地揭示出來。

與酒店的流動性、不確定性相比，余文真為了章東南在月城租的小房子“小留”是心靈話語建構起的異質空間?！靶×簟蔽挥谕瑯邮抢铣堑母５搲巯?，名字取留住章東南之意。諷刺的是，章東南從沒去過，他只在城東新區有格調的酒店下榻。他心中人為設定的空間區隔，隔開的是身份和地位——從來只有余文真到城東去，章東南卻不可能俯就老城里的余文真。認清本質后，余文真與其決裂，這間出租屋又成了避難所。想象中構筑的愛巢如今變成女主角的療傷之所，她一人唱著劫后余生的孤曲，不斷反芻愛情的滋味?！靶×簟北毁x予私域空間、精神領地和療傷之所三重內涵。租下“小留”，主動營建“外室”、成為附庸的舉動，標志著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孩在這段可疑的親密關系中主體性的徹底覆滅。

上述三種空間繪制出月城的微觀地形圖。在此之上，還有宏觀層面的月城老街巷、城東新區和“世界”存在于小說中。月城老城在小說中得到細膩呈現：狹小的巷子，巷口的冷飲柜，街角的報刊亭，錯綜復雜的電線，腳邊的廢紙箱、腌菜壇、塑料花盆，還有自行車、摩托車和頭頂濕衣服滴下的水……一幅小城市圖景徐徐展開。小巷子形成的保守性格及其筑起的舒適圈，讓身處其中的人分享著一種“趨同”的價值觀，標新立異或出格就是“背叛了整條巷子”。^（20）和所有小城一樣，市井社會有著超穩定的秩序與結構，然而當21世紀第一個十年土地經濟興起，老城在房地產開發熱潮面前難以招架，一下子變得面目全非。作者在塑造余文真的同時，也把月城當作一個角色，寫出拆遷如何讓它延綿千年的骨肉流失。

在月城另一端的新區，“挖掘機”是一個隱喻。章東南對余文真的入侵和挖掘機對月城土地的入侵，形成同構。挖掘機的意象是一個預兆，伴隨著余文真一次次的城東之旅，這片土地也由萌動蘇醒走向高樓林立。就像章東南所預言的，五年后，城東開發區果然“在月城之上，成為一頂王冠”。^（21）對城東開發區的大量描寫賦予小說典型的城市文學氣質，而這種敘述本身在以往城市文學的政治話語、資本話語之外，增加了性別話語和體驗話語，將人與城進行了完美“內嵌”，表明“70后”作家城市經驗處理模式走向深層次。臨近小說結尾，余文真退掉出租房“小留”，過往記憶翻涌而來，人物之眼與城市之聲合二為一，“剎那間，她似乎觸摸到了某種本質。隱約有一雙眼睛幫她一起打量發生過的一切。她看到了自己。卑微的、迷惑的、莽撞的、幼稚的、忍耐的，她仿佛站到了半空——她看到了……這座城變得渺小而可憐”。^（22）人物的情緒體驗，投射到城市上，女性角色的卑微、迷惑、莽撞、幼稚、忍耐賦予城市人格化的特質，全球化對地方性的削平通過人物和空間的性別話語得以展開。

除了實體的空間，小說還把“世界”作為一種特殊的空間——話語空間來處理。也就是說，余文真感受和理解的“世界”，是章東南用話語建構起來的想象的空間。邊緣人余文真融入世界的渴望雖有一定的現實根源，但這種欲望無疑是被章東南的“話語”生產出來的。章東南用嘴編織的“世界”是“流動”的，他在跨國旅行途中向余文真發射符號化的信息碎片；他對全球化進程的敘述，更勾勒出一幅世界圖景。余文真感受到，“畢竟他的世界，華美而深邃”，^（23）和他在一起，“她覺得自己每一個細胞都在奔向遠方”。^（24）他的身上“沒有她之前的經驗，也沒有她熟悉的東西”，^（25）這正是打動余文真的地方。章東南不僅催生著余文真“到世界去”的欲望，更制造了后者“在世界中”的幻覺?！翱墒窍氲礁聳|南斷了聯系，似乎也就與世界斷了聯系。他散播關于這個世界的消息讓她有在場的感覺。握住他的手，似乎是自己也在場的佐證?！?sup>（26）對宿命的恐懼與對未來的幻覺合二為一，直到所有的彩色泡沫破裂，余文真終于明白，“章東南就是一個到處兜售汽水的男人，他四處走動，為的是給那些已經被喚醒對汽水的渴望的人買汽水的機會”。^（27）

通過上述六個空間，作者搭建起小說的骨架?！凹摇钡姆糯蟀媸窃鲁抢铣?，而“酒店”的放大版則是日益擴張、日新月異的城東新區，前后兩組空間相對照，構成了一個獨特的空間矩陣?！靶×簟焙汀笆澜纭眲t屬于另類的異質空間，前者是現實的避難所，后者是想象的烏托邦，在小說中通過心靈話語與講述話語被建構起來。余文真的心理活動是“小留”的空間構形法，章東南的講述是“世界”的空間構形法。作家通過“性別”的編碼方式，完成了人物與城市的整體修辭。換言之，“女性”是作家想象城市的一種“方法”。章東南對余文真一步步入侵的過程，與全球化時代資本流動帶來月城土地“空間的生產”緊密相連。二者不僅是時間上的巧合，更是人與城的一種對位。一方面，小說明確寫道：“月城的顯要特征就是‘不被看見，這也是余文真的顯要特征?！?sup>（28）另一方面，“月城”這個名字也別具深意?！霸隆笔且粋€陰性名詞，“月”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是一個陰柔的意象?！叭?、月”對應“陽、陰”和“男、女”?！靶詣e”被視為人物和城市的共同屬性，共同分享了女性向的特性。

三、療愈的可能性及其限度

前述分析涉及文本故事層、文本空間層，從文本功能層看，作家在揭露瘡疤之外，更試圖發揮文本的療愈功能?！对孪隆芬怎r明的創傷書寫回望切近歷史中普通女性身體和精神層面的創痛，用“創傷—治療”敘事，隱含了療愈的可能和出路。小說對疼痛的指認，令人印象深刻，作家以毫不回避的勇氣寫出了一則“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寓言。主人公余文真遭受的疼痛是心靈和肉體雙重的。肉體的疼痛主要是丈夫對她的性暴力，精神上的疼痛主要是章東南帶給她的情傷，如小說所言，“有一種關系的法則就是這樣，無論他進還是退，他都不會受傷，而你，無論進退，收獲的只有痛苦，或更痛苦，直到這段關系徹底結束為止”。^（29）

區別于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傷痕文學”，《月下》主人公的傷痕，不再是政治、經濟、社會或歷史等因素帶來的外在的、先驗的、不可避免的苦難，比如階級出身、貧困造成的苦難，相反，這種新的苦難是一種個體化、私人化、主觀化的隱性苦難或心靈內傷。正如提出“新傷痕文學”論斷的評論家楊慶祥所說：“與此前時代的傷痕不同，在此前時代，傷痕往往是可見的，它有一些具體而現實的表征，比如戰爭、暴力和政權的更迭帶來的傷害。但‘新傷痕時代的傷害往往是隱性的，不具體的，綿軟的，是一種可以稱之為‘天鵝絨式的傷害。這是一種真正的精神和心理的內傷，它導致的直接后果是精神焦慮、抑郁等精神分裂癥的集體爆發，而吊詭的是，因為并有意識到這種精神分裂癥背后的傷痕，對其的診斷和分析也變得模棱兩可甚至陷入道德的兩難?！?sup>（30）傷害盡管是隱性的，但并不意味著沒有普遍性。不論是新聞報道提及的婚內性暴力，還是網上鬧得沸沸揚揚的PUA，^（31）都構成了余文真的鏡像。這種“天鵝絨式的傷害”，指向同代人的精神癥候，折射出現代女性普遍存在的婚姻和情感創傷。它不僅是個體的偶然遭遇，更有著社會性別關系結構性失衡的根源。小說寫道，“她打開那個曾使她驚悸的論壇，那個要揭開別人真面目的帖子早就不知所終，但是，略一搜索，類似的帖子竟然數以萬計?！?sup>（32）文學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在這里得到統一，從一個余文真身上，我們看到了一代或一群女性的精神圖景。

對疼痛的指認、確證和話語賦權是救贖之路的開端?！对孪隆窂呐粤龀霭l，勾勒出一條主人公的覺醒與反抗（甚至“報復”）之路。對待丈夫王一明，從一開始的逃避忍讓，到潑冰水、大叫，余文真將被壓抑的憤怒發泄出來。表達正是爭取權利的第一步。對待曾經的情人章東南，余文真開始抱怨、指責、提要求，甚至不惜威脅、命令他無時無刻都要接自己的電話，接納自己的發泄。這種虧欠與索償的心理令余文真理直氣壯，直至她把生命中的所有不幸都推給了章東南——他成了一個罪人。對章東南的情感審判讓余文真從一個曾經的受害者變成了加害者。當把“小留”里章東南送的東西都處理掉，進而意識到所有糟糕的事情全部讓他來買單是不公平的，余文真最終說出“我放過你了”。通過展現壓抑、覺醒、釋放、報復、和解的心路歷程，作者積極探討了深陷泥淖的現代城市女性走出人生困境和心理陰影的可能路徑。

余文真的救贖之路崎嶇坎坷，作者從反面剖析了女主人公歸因謬誤和同態復仇兩種典型的心理誤區。當把生活的一切不幸都歸結于與章東南的這段感情時，余文真只會強化自己的仇恨、悔恨，這種情緒像遮天蔽日的陰霾一樣，攫住了她的內心。她的釋然，伴隨著對歸因謬誤的發現，“就像出生即走向死亡一樣，但不能把死怪罪給生，因此沒有道理認為一段感情毀了一生，相反，人對待感情的態度就是她的命運，她的命運早就在那里了”，^（33）章東南只是“給了她把命運展示出來的契機”。^（34）對周雷的背叛，對章東南的威脅、戲弄，對王一明的漠然和無視，固然有情可原，但余文真發現，如果一直以他們的方式懲治“他們”，那么“‘她們只會變成‘惡的一部分，而不是對立面，更不是善和解脫”。^（35）小說深刻揭示了同態復仇不能真正實現自我救贖，也無益于療愈精神創傷，化解情感糾紛，消除性別對立。

通過對歸因謬誤的揭示和對同態復仇的否定，小說給出了一個反面的啟示錄。但別忘了，好小說在壓抑的敘事背后，也會留一個出口讓人物走出來。對余文真來說，她和章東南的最后一次見面提供了這個出口。我們看到的，首先是人性的復蘇。余文真注意到章東南臉上的痛苦，得知他的兒子因目睹一個女生的跳樓而屢次輕生，作為父親，自己不得不向兒子坦陳過錯。一切面具剝落，露出本來面目，余文真發現令她深深著迷的原來只是表演的藝術。從一個臉譜化的面具人物，到一個也有痛苦的“老鄉”，章東南“恢復成一個清晰可見的人”，^（36）也即復蘇了身上的人性，這讓余文真獲得了同類人、同代人、同地人的體認，兩個昔日相愛相殺的對手共同分享著時代的精神之痛——在某種意義上，他們也身處這個時代的同溫層。

其次是本能的復活?！霸谀切﹪乐氐膯栴}存在之前，那本質的關于‘愛的問題已經存在了?！?sup>（37）余文真的婚戀問題，歸根結底是關于“愛”的問題。在她身上，折射出的是當代人“愛的哲學”之不察，“愛的能力”之匱乏，“愛的修辭”之貧瘠。修復愛的能力，找到重啟生活的支點，無疑是余文真實現救贖的終極之路。小說寫道：“親人和城市組成了她的柵欄，她的四壁，她的繩索，她的過去和未來……熱愛就是本能，熱愛也是對活著的探索，熱愛并非僅對被愛者有利。施與受共同組成愛的世界，既是統一，也是相對，既是失去，也是意義?！?sup>（38）愛的特質在于“施受一體”，只有復活對生活和生存的本能之愛，真正的愛才可能實現。小說給出的具體實現辦法是“愛人”——從愛自己的孩子開始。余文真對兒子王立博的愛愈發深沉，從剛生下來時自己的逃避、無感，到對孩子徹骨的愛，凸顯了血親之愛的力量。

血緣之愛能否代替生活之愛？遺憾的是，親情的復現所帶來的愛的復活只是一種“有限的救贖”，余文真作為一個人到中年、事業邊緣化、家庭生活難言幸福的女性，能否有植根于生活的愛之能力，而不是僅僅以婆婆為參照，已然看到自己為子女而活的后半生？這是作者最后拋出的問題。真正的愛，被巴迪歐視作“一種堅持到底的冒險”“通向真理的一步”，它“帶給我們行動的勇氣”。^（39）他關注的問題是，“我們如何在這個黑暗時代從人身上的正面力量中找到一種美好的寄托？”如果“愛”是生活的解藥，那么它顯然能形成一種心理能力，進而催化行動?！皭圻@一行動，是主體場域里的正面力量。它使主體走出反動和曖昧。忠誠似乎就成了主體的自我修復力量，是我們走出黑暗時代的真正動力。愛對于我們就是這樣的動力?！?sup>（40）這種力量如何產生、如何修復、如何起效，是小說“創傷—治療”敘事關注的根本問題。顯然，在小說中，作者對人物的最終救贖是持保留態度的，她展示了一種可能性，又對其加以限制，體現出折中主義傾向。

拋開文本內部的“創傷—治療”敘事來看，從讀者接受角度，《月下》無疑具有某種程度上的療愈功能。始于創傷根源的揭露，經由痛感的指認與敘述，小說最終通過對現實的藝術升華，發揮出“卡塔西斯”的文藝心理學作用?，F代社會人與自我、人與人、人與社會無法化約的結構性矛盾，是精神創傷普遍存在的根源。在主人公之外，章東南、王一明、婆婆等人也都有各自的精神隱疾，是當下精神創傷普遍存在的隱喻。而對這種創傷進行文學療愈，無疑是《月下》的獨特功能，正如加拿大文學理論家弗萊在《文學與治療》中指出的，“我只想提醒大家，在當今這樣一個瘋狂的世界里，不應當忽視文學和藝術所具有的助人康復的巨大力量?？上У氖窃娙送庾R不到他們自己在這方面的潛力”，^（41）寫作不僅是一種個人抒發或時代精神的建構，更是揭露創傷、治愈傷痛、啟發救贖的途徑，發揮著巨大的精神生態作用。文學揭開人生的瘡疤，是為了解開心靈的死結。在這重意義上，李鳳群在《月下》中對女性精神創傷的凝視，目光冷峻而溫柔，召喚出的是愛與痛的辯證法。

〔本文系2022年度河北省社會科學發展研究課題“中國現代文學生命意識研究”（20220202352）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張鵬禹，《人民日報》（海外版）編輯。

（責任編輯 ???王 ???寧）

注釋：

（1）李鳳群：《月下》，第8頁，北京，中信出版社，2023。本文所引該書皆出自此版本，只注明頁碼。

（2）轉引自汪民安：《論愛欲》，第244頁，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2。

（3）—（10）李鳳群：《月下》，第27、26、27、30、65、80、37、39頁。

（11）—（15）李鳳群：《月下》，第225、155、55、8、132頁。

（16）陳麗：《空間》，第21頁，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20。

（17）—（21）李鳳群：《月下》，第50-51、104、105、12、269頁。

（22）—（29）李鳳群：《月下》，第283-284、34、62、80、77、166、4、142頁。

（30）楊慶祥：《“新傷痕時代”及其文化應對》，《南方文壇》2017年第6期。

（31）PUA指情感欺騙和心理操控。

（32）—（36）李鳳群：《月下》，第204、285、285、287、304頁。

（37）（38）李鳳群：《月下》，第280、307頁。

（39）（40）〔法〕阿蘭·巴迪歐：《愛的多重奏》，第1-3、9頁，鄧剛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

（41）轉引自葉舒憲：《導論：文學治療的原理及實踐》，《文學與治療》，第15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