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靈活性真能緩解女性的生育懲罰嗎？
——對現實“媽媽崗”的思考

黃建軍 戴思奕 龐浩霖

（暨南大學 經濟學院，廣東 廣州 510632）

1 引言

近20 年來，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一直低于生育更替水平，低生育率現象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國女性所面臨的“工作—家庭沖突”[1]。針對這一問題，中國在二十大報告中指出，降低生育、養育和教育成本是建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為響應二十大的要求，2022 年7 月廣東中山市政府印發了《關于大力推行“媽媽崗”就業新模式的若干政策》，鼓勵制造業、服務業以及新業態平臺等用人單位專門設立“媽媽崗”，從企業用工和勞動力市場角度設計生育配套方案。該模式下實行彈性工作時間制度，在總量不變的前提下，母親可以自由選擇合適的排班時間表，同時母親也被賦予部分自主選擇工作內容和工作方式的權利[2]。此外，部分“媽媽崗”還具有就近就地就業的特點，企業在政府的引導下將部分崗位設立在家庭小區附近，母親們可以通過就業信息服務平臺得知附近的“媽媽崗”招聘信息，進而匹配到合適的工作，實現就近就業[3]。

由“媽媽崗”可引申出“工作靈活性”的概念。工作靈活性概括為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4]：時間靈活概括為對工作時間開始和結束的控制程度以及對工作內容安排的自主程度，是在固定場所或環境內得到的對工作時間與內容安排的支配權；空間靈活則表現為勞動者擁有選擇何時、何地以及獲得多長時間和付出努力程度的可能性，意味著勞動者的工作地點不受固定場所的限制。本文重點關注的是工作靈活性中提高工作人員調和工作需求和個人角色能力的組織舉措。

關于工作靈活性的研究，早期文獻主要集中在對工作靈活性群體特征的探討。Balte et al.將彈性工作時間和壓縮工作周作為工作靈活性的現實應用，研究其應用效果的職業差異，結果顯示工作靈活性不一定有利于已較大自主權的高級管理人員和專業人員[5]。Golden &Raghuram利用美國人口普查數據和歐洲國家雇主雇員數據發現表明較低技能的工人和工會工人普遍缺乏靈活的工作安排[6]。Distelberg and Sorenson 研究發現白領比藍領或服務工作者更容易獲得靈活性[7]。而隨著女性勞動參與率的提升、育兒與家庭沖突的加劇，文獻逐步轉向探討工作靈活性對母親生育懲罰的作用。Glauber 發現時間靈活性只能降低女性主導的職業中有一個孩子的女性的生育懲罰[8]。Yu &Kuo 的研究發現在自主權更大、團隊合作要求更低、競爭壓力更小的職業中，母親受到的收入懲罰較小[9]。Fuller &Hirsh 進一步研究發現教育程度不同的女性群體中工作靈活性對其生育懲罰的作用不盡相同。受教育程度較高的人可以獲得更高的報酬，從而可以獲得更可靠的托兒服務，從而減少護理需求與工作義務相沖突的可能性[10]。

本文基于現實“媽媽崗”的思考，從工作靈活性的視角切入，通過研究工作靈活性對生育懲罰的影響來探尋“媽媽崗”背后的理論影響機制，為尋找新的生育激勵路徑提供思路與證據。本文可能的邊際貢獻有以下三點：一是對已有研究視角的補充。以往的文獻多集中于從生育制度保障、社會幼托服務、和家庭父輩或丈夫支持等方面探討其對女性生育懲罰的作用，缺少來自女性工作角度的相關討論。二是對工作靈活性的度量。以往研究主要從“工作自主性”和“工作氛圍”或單一變量來量化個體的工作靈活性的可得性，本文從時間滿意、自主安排、氛圍環境友好、在家工作、場所自由轉換五個子維度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構建了更加全面的工作靈活性指標。三是深入探討了工作靈活性對女性生育懲罰的影響。

2 模型與假說

2.1 理論分析

2.1.1 女性生育懲罰

本文所研究的女性生育懲罰，是基于生育對女性勞動力市場表現的影響，體現為工作收入的降低或工作時間的減少。有不少學者指出子女數量對女性工作收入的顯著負向邊際效應，即每多生育一個子女會造成女性收入的下降，即收入懲罰；亦有不少學者在控制人力資本特征和家庭特征后發現生育會造成女性勞動力供給減少，甚至造成“職業中斷”，即時間懲罰。但由于數據和估計方法的差異，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上面臨的收入或時間懲罰的大小尚未形成統一的結論。

假設女性個體的時間稟賦為1，女性的所有時間在工作時間n、閑暇l和生育照料小孩時間（1-n-l）間分配，相應的效用是消費c、閑暇l以及擁有子女b 個帶來的效用總和①為了簡化考慮，假設生育是外生的，且孩子是同質的。。

本文設定女性花費在照顧子女上的時間是子女數量的函數，以B=B（b）表示。在沒有家庭和社會支持時，女性承擔著主要的照顧責任，隨著子女數量的增加，由于規模效應存在，照顧子女所需的時間存在邊際效應遞減，因此女性照顧子女的時間需求函數是子女數量的減函數B‘（b）＜0。為了更加清楚說明女性生育懲罰的勞動力市場表現情況，將女性生育子女的時間需求函數設定B（b）=mbρ（0 ＜ρ ＜1）,其中，當b=1 時，m表示只有一個子女時女性需要付出的時間，而mbρ表示女性在撫育所有子女所付出的時間，ρ是考慮到生育多個子女時（ρ＜1）可能共享部分時間，而這種規模效應并不是完全的（ρ＞0）。同樣，將生育b個子女的支出函數表示為E(b)=μbθ（0 ＜θ＜1），其中，當b=1 時，μ表示只有一個子女時女性在孩子身上的支出。便于理解和分析，假定女性社會平均工資率一定并以表示，同時采用柯布道格拉斯形式的效用函數U=cαlβbγ。

可以解得工作時間n為：

進一步女性收入函數為：

由于m＞0 且0 ＜ρ＜1，女性收入Y對b求偏導后得到的值為

2.1.2 工作靈活性對女性生育懲罰的影響

本文認為，充分的工作靈活性能夠允許女性兼顧工作和育兒的需求，緩解工作與育兒的沖突。在理論解釋上，工作靈活性對生育女性勞動力市場表現的影響主要有工作生活促進論、信號傳遞理論和補償性差異理論。工作生活促進理論認為工作靈活性為個人提供了更大的自主權，并使得個體可以控制自己工作時間和地點[11]。時間靈活性能夠幫助個人適應家庭需求和更好的處理不可預測的家庭情況（如照顧生病的孩子），避免因請假與曠工而受到懲罰?？臻g靈活性通過減少通勤時間，有效促進了就業與育兒的結合，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工作和家庭的沖突，使得個人可以在面對不可預測的家庭環境時保持生產力[10]。此外，工作靈活性還能夠增強女性對工作的承諾與忠誠，提高其繼續工作的意愿[12]。雖然工作靈活性對所有人都有潛在的好處，但考慮到女性在育兒中相對投入更多的精力，靈活性顯然對其更為重要。信號傳遞理論認為工作靈活性也可以通過減少雇主對母親的偏見以縮小收入差距[13]。一些實驗和定性研究表明，雇主對母親的工作承諾和能力持有偏見。當雇主缺少員工的信息時，他們有可能會依賴對母親的刻板印象，如對工作不忠誠、工作效率低下。而在工作安排靈活的地方，雇主可能不會認為工作要求與母親身份有著明顯沖突，從而減輕其對母親生產力、工作努力和工作承諾的擔憂[14]。因此，工作靈活性可以為母親們提供理想工作的平等機會，從而減少由于母親們過度集中在低薪、低時工作而可能產生的收入與時間懲罰，進而降低生育懲罰。補償性差異理論認為工作靈活性的獲得是以低工資率為代價[15]。對于某些團隊協作的工作而言，如果一個員工不在團隊內部或較少參與互動，那么這個人就會被排除在這些互動中所傳達的信息之外。若信息傳遞成本很高，此時這個人信息傳遞的價值就會降低。這類工作被稱之為非線性工作，即工作時間與收入是非線性的。因此，在信息傳遞成本很高時，賦予更高靈活性的員工可能面臨著低工作時長和低工作率的懲罰。反之，當特定的工作的信息傳遞成本很低甚至完全為零時，個體的信息傳遞的價值并不會降低。這類工作被稱為線性工作，即工作時間與工作收入是線性的。從事非線性工作的女性生育后為了滿足其照料需求，要求更多的工作靈活性時，會愿意接受一定的收入或時間的懲罰，從而加劇女性的生育懲罰。

基于工作生活促進理論和信號傳遞理論，依然假設女性的效用取決于消費、閑暇以及擁有子女的個數b。μ表示養育一個孩子需要支付的成本。n代表工作時間。本文依舊采用柯布道格拉斯形式的效用函數U=cαlβbγ。用δ表示工作靈活性對女性工作時間的再分配，1-δ表示工作靈活性對女性育兒時間的調節程度。令δε(0,1)，且隨著δ的增加，靈活性工作有利于保持女性總體工作時間，此時女性的工作時間調整為δn。而女性育兒時間需求函數變為B(b)=(1-δ)·mbρ(0 ＜ρ＜1,0 ＜δ＜1)。此時，女性最優化問題轉變為：

可以解得工作時間n為：

此時，女性收入函數為：

由于0 ＜δ＜1，則＜0，且隨著δ的增大而增大。這表明子女數量b會造成女性工作收入Y的下降，但隨著工作靈活性的增加(δ上升)，這種下降的幅度會不斷縮小。也就是說，從收入懲罰的角度，工作靈活性能夠降低女性生育懲罰。

基于上述理論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說1：存在女性生育懲罰，即女性生育會對其勞動力市場表現產生負向影響。

假說2：工作靈活性對女性生育懲罰有顯著負向影響，即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工作靈活性越高，女性生育懲罰越低。

此外，為進一步探討這種效應是否在不同的女性群體中存在差異，進一步提出假設3：

假說3：工作靈活性對生育懲罰的影響存在異質性。假說3a：對職業為辦事、商業服務業人員的女性來說，工作靈活性的影響更大。假說3b：對非國有部門的女性來說，工作靈活性的影響更大。假說3c：對無父輩照料的女性來說，工作靈活性的影響更大。

2.2 計量模型設計

2.2.1 女性生育懲罰計量

基于理論分析內容，建立以下回歸模型：

其中Incomeit代表第i個女性在t期的工作收入。childit代表第i個女性在t期擁有的子女數量。是一系列個體和家庭特征。μi、υi分別表示年份和省份虛擬變量。εit為誤差項。如果子女數量對女性收入有負面影響，則α1＜0。

關于個體特征變量的選擇。本文在模型中控制了個體年齡、人力資本、健康狀況、農業部門和城鄉。關于家庭特征變量，本文選擇配偶年齡、配偶的受教育水平、配偶年收入、家庭年收入、家務勞動時間。另外，為了控制年份、省份異質性的影響，本文在模型中加了年份和省份虛擬變量。

2.2.2 工作靈活性的調節效應

加入工作靈活性的考慮后，回歸模型變為：

其中，flexit代表第i個女性在t期的工作靈活性水平，其他變量與上文一致。如果工作靈活性能夠降低女性生育懲罰，則α1＜0 且α2＞0。

當前學界對工作靈活性的綜合度量尚沒有統一的標準。研究中較多使用Breaugh et al.創建的工作自主性量表來構造工作靈活性指標[16]，也有使用 “是否自雇”、“是否簽訂勞動合同”等靈活性特征來代理工作靈活性[17]。結合研究需要，本文歸納了可能會影響到個人獲得工作靈活性的各種因素，提煉出衡量工作靈活性的子維度，進而構建新的工作靈活性綜合指標。首先，工作靈活性主要體現在個人對工作時間和內容的控制上。具體包括：第一，從時間滿意程度來看，工作靈活性可以使員工有控制上下班時間的可能性并且能依個人偏好而自由地規劃工作安排。因此，人們對工作時間的滿意程度體現了個人對當前工作時間的長短和靈活調整程度的效用[18]，可以利用該指標識別工作靈活性。第二，從職業關聯性與自主安排來看，擁有更大自主權的職業通常擁有更多的靈活性，如自主創業或自雇[19-20]，所以具有較高自主安排權利的職業可以被用作衡量工作靈活性。第三，從氛圍環境友好來看，由于在組織內部來自直接主管的情感支持越多，越有利于幫助女性管理生活中的各種角色[21]，并且提供育兒設施等的工作環境支持能夠幫助母親兼顧育兒與工作的需求[22]，故而工作環境的友好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了工作靈活性。另外，工作靈活性還體現在工作地點的非固定性上。具體分為：第一，從是否在家工作的角度來看，在家工作不僅可以為女性提供柔性管理的工作環境，而且減少了通勤時間，提高了工作滿意度[23]，因此需要將該因素納入到工作靈活性的范疇中。第二，從場所自由轉換來看，一方面互聯網可得性以及對信息渠道重視程度影響了女性能否獲取靈活轉換工作場所的能力，互聯網的發展增強了靈活轉換辦公場所的可能性，使女性擺脫了工作空間的限制，提高了工作方式的自主性[24]；另一方面互聯網發達的信息渠道，降低工作搜尋成本，提高了工作匹配度，提升了女性靈活參與勞動的可能性[25]。因此，本文也將考慮互聯網對轉換工作場所的能力的影響，進而考慮轉換工作場所的能力對工作靈活性的影響。

綜上，本文將從時間滿意、自主安排、環境友好、在家工作和自由轉換五個子維度搭建衡量工作靈活性的指標體系，并綜合成一個總指標作為工作靈活性變量。

2.2.3 內生性處理

在式（12）和（13）中，子女數量可能是內生的。本文借鑒張川川（2011）和於嘉、謝宇（2014）的處理方法[26-27]，選擇固定效應模型和工具變量法來克服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

3 數據與變量

3.1 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來源于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該數據庫2016、2018 兩年數據同時包含女性生育、勞動力市場表現以及用于度量工作靈活性的信息。本文將樣本限制在20-49 歲內有配偶的育齡女性。由于本文關注的是工作靈活性對女性生育懲罰的影響，重點觀察有工作的女性樣本，因此進一步排除當前工作狀態為“失業”、“退出勞動力市場”的情況。經過對配偶、子女和家庭經濟等變量信息的配對、原始數據中的異常值的有效處理和重要信息缺失的無效樣本的剔除后，本文最終選取具有兩期數據的2532 個女性個體，組成了一個包含5064個觀測值的面板數據。

3.2 變量設置

3.2.1 被解釋變量的設定

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為女性的收入水平和工作時間，其中在穩健性檢驗中使用工作時間作為被解釋變量的替代變量。女性的收入水平以問卷中的“工作年總收入”來衡量。使用2014 年為基準年的消費者價格指數剔除通脹的影響，最后以對數進行處理。女性的工作時間根據問卷中“每周工作時間（小時）”這一問題進行統計。

3.2.2 解釋變量的設定

（1）子女數量。本文選擇子女數量作為女性生育行為的代理變量。

（2）第一個子女的性別。由于“男孩偏好”，第一個子女的性別與子女數量高度相關，但它對生育女性勞動力市場表現沒影響。因此，本文將第一個子女的性別作為子女數量的工具變量。

（3）工作靈活性。本文從工作時間、空間兩個維度構建工作靈活性的綜合指標，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計算評價綜合指標，具體維度如表1 所示。

表1 工作靈活性度量維度表

3.2.3 控制變量的設定

（1）個體特征：①年齡。②身體健康。根據問卷中“您現在的健康狀況”，將回答為“非常健康”、“很健康”、“比較健康”、“一般”設置為1，“不健康”設置為0。③受教育年限。本文將未上過學、小學、初中、高中、大專、大學和研究生的人的教育年限分別為0、6、9、12、15、16 和19，單位為年。④農業部門。根據工作性質，農業工作設置為1，反之設置為0。⑤城鎮。城鎮地區設置為1，反之為0。

（2）家庭特征：①配偶年齡。②配偶受教育年限。③配偶年收入水平。使用女性配偶過去12個月工作總收入剔除通脹因素后取自然對數得出，這是因為收入具有較強的序列相關性[28]，過去12 個月的工作總收入是當年收入的較為準確的代理變量。④家庭年收入水平。根據過去12 個月家庭年純收入剔除通脹因素后取自然對數得出。⑤家務勞動時間。根據問卷中一周做家務時長得出。

主要變量及描述性統計見表2。

表2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4 實證結果分析

4.1 基礎回歸分析

首先，估計女性生育懲罰的大小。表3 中，列（1）結果顯示在控制個體、家庭特征后，子女數量對女性年收入水平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為負，子女數量回歸系數為-0.078，這表示多生1 個子女會使得女性年收入水平平均降低7.8%?？紤]內生性的影響，列（3）和列（5）分別報告了固定效應模型和IV 估計結果，子女數量會造成女性年收入水平下降的結果都顯著，初步證實了女性生育懲罰的存在。假設1 得到驗證。

表3 基礎回歸分析及內生性處理

其次，考慮工作靈活性對女性生育懲罰的影響。列（2）、（4）和（6）都加入了子女數量與工作靈活性的交互項。列（2）子女數量回歸系數為-0.086，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這表示對于工作靈活性處于平均水平的女性群體而言，多生1 個子女使得女性年收入水平平均下降8.6%。工作靈活性對女性年收入水平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子女數量與工作靈活性的交互項系數為0.006，并在10%的統計水平上顯著，這表明隨著工作靈活性的增加，子女數量對女性年收入水平的負向影響逐漸減弱。工作靈活性每增加1 個單位，多生1 個子女使得女性年收入水平下降的幅度由8.6% 變為8.0%，即從收入懲罰上看，女性生育懲罰下降了7.0%。列（4）和（6）分別報告了固定效應模型和IV 估計結果。固定效應模型中顯示子女數量回歸系數為-0.143，在10%的統計水平上顯著，這表示對于工作靈活性處于平均水平的女性群體而言，多生1 個子女使得女性年收入水平平均下降14.3%。工作靈活性對女性年收入水平不顯著。子女數量與工作靈活性的交互項系數為0.011，在10%的統計水平上顯著，這表明工作靈活性每增加1 個單位，多生1 個子女使得女性年收入水平下降的幅度由14.3%變為13.2%，即從收入懲罰上看，女性生育懲罰下降了7.7%。而在IV 估計下，女性生育懲罰下降了4.2%。假設2 得到驗證。

4.2 穩健性檢驗

針對上文實證分析中可能存在的不足，本文分別從以下幾方面進行穩健性檢驗。

第一，子女數量組內變異可能過小。本文將樣本限制在兩年期的短面板內，可能會造成較小的組內變異而引發對使用固定效應模型的擔憂。檢驗的基本做法是將女性樣本按照“這兩年間是否孩子出生”作為分類標準，將有孩子出生的樣本賦值為1，共有229 個女性個體，并記作birth1；將沒有孩子出生的樣本賦值為0，共有2303 個女性個體，且記作birth0。對兩組樣本分別使用被解釋變量對所有控制變量進行回歸，如果估計結果差異并不顯著，那么兩組樣本的數據生成過程在統計意義上可能是一致的。組內變異檢驗結果由表4 給出。結果顯示，birth1 與birth0兩組的控制變量不存在明顯差異。除城鄉虛擬變量外，其余變量經驗P 值都大于0.05。由此，從統計上可以認為固定效應模型受到過小組內差異的影響可能不大。

表4 穩健性檢驗1：組內變異檢驗

第二，檢驗工具變量的有效性。重點對表3 列（6）進行了外生性分析和弱工具變量檢驗。女性第一個子女的性別應是自然選擇的結果，與女性工作時間和收入水平完全外生，滿足外生性假設。關于工具變量與內生解釋變量的相關性，從表5 可以看出，Cragg-Donald Wald F 統計量大于10% maximal IV size，從而可在統計上確定本文選擇的工具變量并非弱工具變量。在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統計量中都找到了同樣證據。

表5 第一階段回歸及弱工具變量檢驗

由于交互項中包含著內生變量，也具有內生性，進一步對交互項進行一階段回歸。模型（1）中第一個子女性別對子女數量具有較好的解釋力，P 值小于0.01。模型（2）中，第一個子女性別與工作靈活性的交互項對子女數量與工作靈活性的交互項也具有較好的解釋力，P 值也小于0.01。而模型（1）中的交互項中的第一個子女性別變量不顯著的原因可能是共線性的存在導致系數不顯著。

第三，為避免因度量方法的差異引起的測量偏誤，采用替換變量的方法進一步檢驗結果的穩健性。首先，基于理論分析，工作靈活性通過有效整合工作、閑暇與育兒三者的時間關系，幫助女性對沖時間懲罰風險。因此，改用“每周工作時間（小時）”為被解釋變量。表6 列（1）結果顯示，從時間懲罰上看，女性生育懲罰下降了8.0%，與基礎回歸結果接近。其次，由于主成分分析是一種基于特征提取的非參估計，工作靈活性的度量結果可能會受到計算方法的影響，因此，本文改用熵值法得到工作靈活性的綜合指標以替換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的度量結果。列（2）結果顯示，從收入懲罰上看，女性生育懲罰下降了13.0%。再次，相關文獻在研究靈活的工作安排對女性勞動市場表現的影響時，常將“是否自雇”看作女性獲得工作靈活性的主要代理變量。因此，本文改用“是否自雇”作為工作靈活性的替換變量。列（3）結果顯示，從收入懲罰上看，女性生育懲罰下降了7.4%。最后，由于女性生育子女數量的決策受到無法觀測到的變量的影響，比如性別意識弱的女性可能會在生育后選擇退出勞動力市場，從而代表比例要低些。因此，子女數量與女性勞動市場表現之間可觀察到的負向關系的測量可能存在偏誤。為了測量二者間的隨機影響，需要選擇一個相對外生的變量作為子女數量的代理變量。參照Agüero &Marks 的做法，改用“家庭人口數”作為子女數量的代理變量[29]。表6 列（4）結果顯示，從收入懲罰上看，女性生育懲罰下降了10.3%。由此可見，通過合理替換變量的方法得到的估計結果是接近的，前文估計結果是相對穩健的。

第四，為避免工作變動帶來對年收入水平的影響，進一步剔除工作沒有延續的女性樣本，以問卷中“上一次調查年的工作是否延續到最近一年”的回答作為判斷的依據，結果顯示只有7.8%的女性樣本經歷過職業轉換。表6 列（5）的結果表明在保留工作延續的女性樣本后，從收入懲罰上看，女性生育懲罰下降7.3%，結果依然穩健。

第五，嘗試匹配的方式以克服無組內變異樣本可能帶來的對結果的干擾。本文將子女數量作為分類變量進行PSM處理，把生1 個以內子女的女性作為少生的一組，生2 個及以上子女作為多生的一組。前者作為控制組（Control），后者作為處理組（Treatment）。女性承擔的生育懲罰用控制組與處理組的女性年收入水平的差值（ATT）來表示。同時，將工作靈活性按照中位數分組，小于中位數取值為0，表示工作靈活性相對較低；大于中位數取值為1，表示工作靈活性相對較高。通過比較工作靈活較高組別和工作靈活性較低組別中生育懲罰的差異來判斷在工作靈活性對女性生育懲罰的效應。本研究采用放回抽樣的卡尺內1 階近鄰匹配，傾向得分匹配的估計結果如表7 所示。隨著工作靈活性的增加，多生帶來女性年收入水平下降的幅度由17.9%下降至15.8%，即從收入懲罰上看，女性生育懲罰減少了11.7%。在更換估計方法后結果依然穩健。此外，本文還將卡尺內1 階近鄰匹配更換為1 階近鄰匹配和半徑匹配進行檢驗，最終發現無論是在工作靈活性較高還是在較低的組別中，3 種匹配方式得到的P 值都小于0.05，且平均處理效應數值接近，表明匹配后的樣本數據具有良好的穩健性，工作靈活性更高的女性生育懲罰越低這一結論不會因為匹配方法的改變而發生變化。

表7 傾向得分匹配估計結果

4.3 異質性分析

為進一步探究工作靈活性緩解女性生育懲罰的調節作用在不同女性職業、不同經濟部門和不同家庭背景下是否存在異質性，本文將在固定效應模型基礎上進行一系列分組回歸（見表8）。

表8 不同女性群體下工作靈活性對女性生育懲罰的影響

首先，根據CFPS 職業分類將職業分為農業生產者與其他、工人、辦事人員及商業服務業人員和管理與技術人員[27]。其中，一線人員對靈活性的需求最大，因為一線員工的收入壓力要大于管理層人員，他們更希望獲得更多的收入而不是休息時間。相較于其他行業，商業和服務業具有輕資產、團隊協作要求低等特點，具有更大的工作自主權。因此，工作靈活性對降低其生育懲罰的效果相對顯著。表8 列（1）-（4）報告了不同職業下工作靈活性對女性生育懲罰的調節作用。對于辦事及商業與服務人員職業的女性來說，工作靈活性對降低女性生育懲罰有顯著影響，工作靈活性每增加1個單位，多生1 個子女使其年收入水平下降幅度由30.3% 變為27.4%，即從收入懲罰上看，女性生育懲罰減少了9.6%；在從事其他職業的女性樣本中暫時沒有找到相似證據。

其次，我國不同經濟部門在發展過程中展現出明顯的福利保障的不平衡性。相比于國有部門，非國有部門的女性由于工作競爭強度更大且福利待遇相對較少，在育兒與工作之間的矛盾也更為突出，面臨的“職業中斷”影響時間更長，造成的人力資本損失程度越深，對女性勞動力市場表現的負向沖擊更大。因此，給予非國有部門女性更多的靈活安排時間的自主權可能更有利于幫助其降低生育懲罰，緩解家庭與工作的矛盾。如表8 列（5）-（6）所示，對于非國有部門的女性，工作靈活性對生育懲罰的負向調節作用在10%的統計水平上顯著，而在國有部門中工作靈活性的效應并不顯著，這可能是由于國有部門的工作福利較為完善，生育后被辭退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對于國有部門的女性來說，工作靈活性對其生育懲罰沒有顯著影響。

最后，根據CFPS 問卷中孩子白天主要由誰照管的回答生成父輩照料變量，將回答孩子的爺爺/奶奶或孩子的外公/外婆的賦值為1，其余回答賦值為0。由于超過15 歲的孩子具有一定生活自理的能力，本文將超過15 歲且不在少兒家長代答問卷中的同樣賦值為0。表8 列（7）-（8）報告了有無父輩照料下下工作靈活性對女性生育懲罰的影響。結果表明對于有父輩照料的女性，工作靈活性對其生育懲罰沒有顯著影響，而對于無父輩照料的女性，工作靈活性對其生育懲罰的負向調節作用顯著。父輩提供的經濟和時間支持能夠幫助女性處理育兒與工作的關系，降低對工作靈活性的需求，結果表明在無父輩照料的情況下，工作靈活性可能是女性用于緩解生育懲罰的替代手段。

5 進一步討論：與其他生育友好措施的對比分析

利用PSM 方法，本文分別從社會、家庭和企業三方面選擇代表性的生育友好措施來計算其實施效果，并比較不同措施處理效應的差異，為我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建立提供參考依據。表9 是所選擇的代表性生育友好措施的衡量方法。為了保持匹配方法的一致性，統一選擇有放回的卡尺內4 階近鄰匹配方法。

表9 生育友好措施與衡量方法說明

表10 顯示了各措施對女性生育懲罰的影響差異。模型（1）-（6）的結果表明，幼托服務、父輩照料和工作靈活性都存在顯著的處理效應，這些措施都有利于降低女性生育懲罰，分別使得女性生育懲罰減少約13.3%、23.7%和11.7%。

表10 生育友好措施對女性生育懲罰的影響差異：PSM 結果

綜合三種措施效果，父輩照料對降低女性生育懲罰的效果最為明顯，以人均幼兒園數量為代理的社會幼托服務水平與工作靈活性效果較為接近。

對于該結果，本文給出的解釋是：首先，從文化背景來看，父輩給予子輩支持的行為觀念在亞洲國家影響深遠持久。在我國子女與父母之間有著緊密的社會聯系和經濟往來。來自父輩的支持不僅可以緩解女性家務與育兒的負擔，使得女性可以盡最大可能長期投入工作，還能利用父輩的人際關系與社會經歷支持女性的職業發展。因此，父輩支持對降低女性生育懲罰有著十分顯著的效果。其次，我國托兒服務支撐力度不夠可能影響了我國公共幼托服務的效果，進而導致社會幼托服務在降低生育懲罰方面效果較弱。目前我國公共幼托體系的主要形式是托兒所和幼兒園,由于資源相對緊缺目前只能覆蓋2～5 歲的兒童，尚未完全覆蓋2 歲及以下的嬰幼兒。在公共幼托供給不足的情況下，與父輩支持相比，相對昂貴的幼托服務費用阻礙了女性獲取這一服務的可能性。最后，由于女性從事的工作能否獲得更多的靈活性更多依賴于企業內部文化或工作方式，缺少強制性的制度保障，并且企業始終是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對勞動者有著“理想工作者”（Ideal Worker）的預期，使得女性使用工作靈活性相比獲取家庭支持更為困難；此外，根據補償型差異理論，工作靈活性的獲得有可能以“工資懲罰”為代價，從而降低了其實施效果。

6 結論及政策含義

根據現實“媽媽崗”的工作特征觀察，本文從工作靈活性角度探討其對女性生育懲罰的作用。實證結果表明，工作靈活性能緩解子女數量導致的女性生育懲罰的增加。為進一步探究工作靈活性對不同女性群體生育懲罰的影響差異，本文從職業、經濟部門、家庭特征三方面進行分組回歸后發現，對于辦事、商業與服務人員、市場部門和無父輩照料的工作女性群體，工作靈活性對降低女性生育懲罰的作用更為顯著。最后，通過比較代表性生育友好措施的效果，工作靈活性不及父輩照料措施效果好，與社會幼托服務的實施效果相當。該結果為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建設與完善提供了新的啟示，基于亞洲國家特有的父輩支持背景，在完善養老保障等家庭政策的同時，也應發展工作靈活性和社會幼托作為家庭支持的有益補充。

本文的實證結果具有如下兩點政策含義：

第一，建立與完善生育友好型工作保障，鼓勵有條件的用人單位推行“媽媽崗”等靈活的。辦公形式，賦予女性更大的平衡家庭與工作的自主權。隨著“三孩”政策的到來，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十四五”國民健康規劃》中還明確提出支持有條件的用人單位單獨或聯合相關單位在工作場所為職工提供托育服務，應繼續完善相應生育友好型基礎設施，營造氛圍環境友好的工作場所。企業在調節組織內部工作制度或環境時，要根據所處行業、各職位的特征而靈活調整。同時，政府應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的兜底工作，讓女性在工作上更滿意、更放心。

第二，建立生育懲罰共擔機制，生育支持配套措施之間要相互配合。討論中發現，父輩支持對女性生育懲罰降低的作用最為顯著，其背后可能隱含著對父輩提供照料服務的需求。在我國人口老齡化和呼吁“延遲退休”的背景下，社會應加大公共幼托服務的優質供給、鼓勵企業提供更多工作靈活性以緩解對父輩照料的需求。通過完善家庭發展政策和生育保障制度，建立一條由社會、家庭和企業三者共建生育懲罰的分擔機制，緩解女性生育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