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曉理”到“動情”：建國初期書業整頓中的社會動員＊

程明明 李 強 金 曄

（桂林旅游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廣西桂林，541006）

1955年5 月20 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處理反動的、淫穢的、荒誕的書刊圖畫問題和關于加強對私營文化事業和企業的管理和改造的指示》[1］（以下簡稱《指示》），認為反動、淫穢、荒誕的圖書對人民群眾的身心健康、社會公共秩序的穩定有著極大的危害。隨后，一場頗具聲勢的以處理“有害書刊”為主要任務的書業整頓在全國范圍內發動。這是建政不久的中國共產黨力圖建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重塑社會風貌的重要舉措，對新中國的文化建設和社會穩定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有學者從文藝改造的角度進行考察，認為這次整頓意在以1949年前老解放區的文藝經驗，特別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指導，不僅要清除實體形式的有害書刊，更要清除這些書刊中存在的非無產階級政治和文學觀念，重建新文藝的發展格局和生產方式。[2］更多研究者則從意識形態建設和社會治理等角度進行解讀，將其視為人民政府滌蕩舊社會一切污泥濁水的政治行為。[3］上述研究對于梳理這場整頓的脈絡和面相有重要價值。然而，從此次整頓的總體進程來看，對有害書刊的處理并不是一個單向度的行政治理行為，書刊閱讀者和書攤經營者面對政府主導下的書業整頓也做出了各自的反應。而面對其中的沖突和矛盾，中國共產黨通過何種方式來進行紓解和應對，既有研究沒有給予過多的關注。有鑒于此，本文擬依據江蘇、廣西等地區已見的檔案、報刊等史料，對此次書業整頓中的社會動員形式進行一定的梳理和分析，以厘清新中國改造舊文化進程中的動員邏輯。

一、 新社會與舊書刊

事實上，全國不少省份和城市在新中國成立伊始就曾陸續嘗試過對有害書刊進行整飭，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在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看來，這些區域性、地方性的行動由于沒有統一的整頓標準且沒有報請出版總署批準，往往導致“甲地區已禁售的書刊，乙地區仍在流行”[4］。在此次全國規模的書業整頓開始前，山西省于1955 年4 月對太原、大同、臨汾等城市進行了調查，發現共有租書鋪攤59 戶、圖書26000 多冊（多數為有害書刊）。[5］江西省南昌市、景德鎮市及其他行署、專署所在地城市共有私營書攤300 余家，其中大部分仍有反動、淫穢、荒誕的連環畫書和舊小說出租。[6］湖南省的500 余家私營租書鋪攤散布在長沙、衡陽、常德等地，共計近30 萬冊書籍和連環畫，其中多數為舊中國遺留下來的反動、淫穢、荒誕圖書，每天租客2 萬人左右。[7］

文化部在1955 年初對北京、上海、武漢、天津等全國八大城市的租書鋪攤進行了調查，發現雖有半數以上的鋪攤新書、舊書都有出租，但仍有不少鋪攤所出租的圖書“80%是帶有色情淫穢成分的‘言情小說’和荒誕的武俠小說，以及描寫特務間諜活動和盜匪流氓行為、鼓吹戰爭和殺人的反動小說”[8］。文化部黨組提交給中央的報告尖銳指出，廣大民眾在閱讀此類書刊之后，思想墮落、身體敗壞、工作消極，有的甚至走上打架斗毆、盜竊搶劫、侮辱婦女的犯罪道路。[9］顯然，有害書刊的大量存在及流通不僅成為影響新中國社會秩序的安全隱患，而且嚴重阻滯了社會主義新文化格局的建構與發展。于是，中共中央正式發出了《指示》，要將流散在社會上的各種舊書刊、舊圖畫全部納入到管理和改造的范圍。

二、 曉之以理：宣傳動員的實施

宣傳動員一直是中共領導革命與建設的特色和優勢。鑒于此前多次整飭有害圖書卻收效甚微這一現實，各地普遍意識到唯有進行徹底的宣傳動員才能為后期的各項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礎。江蘇省人民委員會為此專門發出指示，要求“各地在進行這一工作時要充分做好宣傳教育和政治動員工作”[10］。山西省在其工作計劃中也明確指出：“在處理前和處理中都必須做好宣傳教育工作，取得社會的同情、重視與支持?！盵11］廣西省則認為“宣傳工作做的好壞，有關到今后工作的進展，因此必須要求宣傳工作做到‘深、廣、透’，為今后各個階段工作的開展打下良好的基礎”[12］。以上均強調了宣傳動員的重要性。

（一）紛繁多樣：對普通民眾的宣傳動員

從各地一般的做法來看，宣傳動員的第一類對象往往是普通民眾（租閱者）。江蘇省南京市針對讀者群體，從學校、工廠、街道、婦聯和青年團多方面入手，利用黑板報、讀書組、漫畫、展覽等形式開展針對性宣傳。[13］在陜西，西安市文化局、新華書店西安分店、省圖書館等聯合舉辦“推薦通俗讀物及青少年兒童讀物展覽會”，以取締有害書刊、推薦好書。上海市也在工人文化館舉辦了“配合政府處理反動、淫穢、荒誕書刊宣傳圖書展覽會”，積極引導民眾進行參觀。廣西則充分利用了廣播電臺來進行書業整頓的相關宣傳，并通過各市官方報紙刊發了處理有害書刊的新聞及社論。[14］值得關注的是，油畫家劉典在此期間專門創作了題為《不讀反動、淫穢、荒誕的書刊》的賀年卡片，后由天津美術出版社出版并通過新華書店天津分店發行銷售，對宣傳動員的廣泛開展起到了積極的助推作用。

（二）寬嚴相濟：對從業人員的宣傳動員

租書鋪攤從業者是此次宣傳動員的第二類對象。中宣部在《關于做好處理反動、淫穢、荒誕的書刊圖畫的宣傳工作的通知》中指出，既要“向租書攤販表明政府處理有毒害圖書的必要和決心”，又要“公開說明政府對書籍的查禁、收換和保留的界限”，以消除他們可能的顧慮和觀望心理。[15］根據這一指示，各地工作組很快召集租書鋪攤從業人員參加報告會，向其闡明政府整飭有害書刊的目的，并強調“過去從寬，今后從嚴”的方針?！氨本┦刑幚矸磩?、淫穢、荒誕圖書聯合辦公室”召集全市租賃業從業人員開會，先介紹政府政策，接著進行思想教育，然后由各區工作組分別組織從業者開展座談學習。[16］作為江西省的試點城市，南昌市從1955 年10 月底至11 月初共組織租書鋪攤從業人員170 人集體學習關于有害書刊的處理政策，先后向他們作報告三次，并組織其討論五次。[17］上海市發動全市租書鋪攤進行登記，并對從業人員進行宣傳動員，解讀了1955 年7 月27 日國務院頒布的《管理書刊租賃業暫行辦法》和上海市人委批準的《管理補充辦法》的內容，闡明了政府處理有害書刊的決心及方針政策。[18］

（三）參差不一：宣傳動員的效果呈現

這一階段對普通民眾和從業人員的宣傳動員在社會上營造了良好的輿論氛圍。不少群眾在座談會上或個別訪問時，都講述了他們耳聞目睹的鄰居街坊間由于黃色圖書泛濫以及青少年讀了這類書刊而思想荒唐混亂、行為腐化墮落的情況。一些地區的書攤經營者也在鋪攤上張貼“擁護政府處理反動、淫穢、荒誕圖書的措施”的標語，遇有讀者要租有害書刊，誠懇地作了宣傳解釋。[19］然而，不少書攤從業者并不能接受整頓，并對政府清理有害書刊的決心表示了懷疑。廣西桂林某書攤經營者表示：“還不是和以前一樣，登記一下就算了，還有什么？”[20］江蘇南京的一些攤戶則表示，“學校里宣傳太過頭了，與我們采取敵對的態度，所以生意不好”[21］。文化部黨組1955年8 月提交給中央的一份情況匯報也顯示：“在報刊不斷揭發反動、淫穢、荒誕圖書的毒害后，發現某些大、中城市的租書商（仍在）變賣舊書和向內地縣城兜售舊書?！盵22］

因此，各地工作組很快發現，如果只是向民眾及書攤經營者“講理講法”，而缺乏一定的“情感動員”，不要說從思想觀念上洗刷有害書刊的影響，就是想從實體形式上對其進行清除都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三、 動之以情：情感動員的加速

有學者認為中國共產黨最成功的工作方法之一是對其追隨者實施了大量的“情感工作”，從而使得中共能將激進的理念有效地轉化為實際行動。[23］事實上，早于此次書業整頓之前，情感動員的高效性就已在土地改革、《婚姻法》宣傳等工作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因此，對于各地工作組來說，要讓社會動員的觸角真正延伸到民眾和書攤營業者的內心深處，必須最大限度地利用“情感”手段。

（一）五方座談：情感動員的技術載體及典型案例

為有效實施情感動員策略，各地區普遍召開了由政府領導、受害者、受害者家屬、教育工作者、書攤經營者等共同參加的五方座談會，使其產生相同、相近的情感體驗，進而有效引起受眾共鳴。其中，廣西南寧和江蘇南京在1955 年9 月召開的五方座談會為觀察這場情感動員的特點和規律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窗口。

南寧座談會于9 月7 日晚在市人民委員會會議室召開。會議首先由黃副市長發言，他指出大量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有害圖書，不僅使人看了之后想入非非，更重要的是影響到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隨后，市二中學生劉某稱自從受到黃色書刊毒害后，“（自己）品德變得很壞，功課又搞得很差”，工人陸某則很激動地訴說自從“受了黃色小說毒害后，思想開始落后，輕視勞動紀律，染上了腐化墮落的資產階級思想”。[24］緊接著，受害者梁某的父親憤恨地指責：“我的兒子因閱讀了反動、淫穢、荒誕圖書受毒太深，竟然離開家庭。我要問書攤老板們，你們出租有毒的壞書，毒害了青少年、兒童，到底你們有良心沒有？”[25］第十二小學鈕校長等兩位老師發出倡議，提出既要阻止學生看壞書，更應有責任、有耐心地輔導他們讀好書，為祖國培養社會主義建設的下一代。最后，“群記”書攤老板葉某上臺作了相關發言。

9 月18 日上午在《新華日報》編輯部會議室舉行的“南京市各界人民擁護政府處理反動、淫穢、荒誕的圖書座談會”也有十分相似的流程和內容。其中，江蘇省文化局鄭局長在會上指出有害書刊是國內外敵人用來向社會主義革命事業“思想放毒”的主要工具，要對其進行堅決、嚴肅的清理。南京浦鎮客車修理廠職工李某痛陳了其子因癡迷有害書刊而走上盜竊財產、欺負女性犯罪道路的過往；長樂泉浴室職工王某講述了自己的“中毒”經歷；南京市第十中學奚老師和雙塘小學王老師也發出了多讀好書以在孩子們心靈上“種下優良品質的種子”的呼聲；租書攤老板徐某則從自身從業角度談了“不能為了個人的私利去毒害青少年一代”的看法。[26］

囿于篇幅，其他省市處理有害書刊的五方座談會在此不做贅述。

（二）立竿見影：情感動員的功效體現及策略分析

多數省市在五方座談會結束以后，還將其內容通過廣播電臺和新聞報紙向社會進行了廣泛的傳播，對普通民眾和書攤經營者均起到了很好的情感動員效果。北京市許多家庭婦女“紛紛表示不僅有責任教育子女看好書，而且還要協助政府處理反動、淫穢、荒誕書刊”[27］。曾因使用兩面手法隱瞞有害書刊的廣西“凱記”書攤老板，更是寫下了四頁紙的感想：“我在席上目見受到嚴重受毒害的讀者和受毒害的家長們，嚴正悲憤而又沉重的控訴事實和經過，當時使我覺得無地可容、萬分慚愧，受到良心的責備?！盵28］上海的一些書攤從業者亦表態：“天下父母都喜歡自己的子女。不能讓自己的子女吃毒藥，也不能把毒藥給別人的子女吃?！盵29］

五方座談會取得較好效果的原因，主要在于各地工作組很好地利用了“情感動員”去引導和發動民眾積極參與。這種“情感動員”的運行機理并不復雜，但對細節要求頗高。其一，這些高質量的座談會在人員選擇、上場次序、傾訴案例、氛圍營造等方面均做了精心安排，力求受害者及其家屬的情感傾訴能有一個自然而通暢的渠道；其二，充分運用了國人最為看重的“血緣”“親情”等因素來調動現場人員的情緒，尤其是家人親屬的悲痛很快讓所有人不自覺地將自己代入到那個特定的時空場域；其三，不同角色的語氣、措辭、態度、情緒等呈現出一定的差異性：政府領導的嚴肅冷靜、受害者的后悔自責、相關家屬的悲憤激昂、書攤老板的惶恐緊張等，共同將這場“情感動員”工作的效用發揮到最大。而動員目標的基本實現，則為后續的書目登記、審查、收換、查禁等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四、 結語

與經濟、政治等領域相比，文化界的社會主義改造所展現的“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是更為復雜和微妙的。此次書業整頓并非圖書生產供給和圖書市場需求之間矛盾激化的自然結果，而是強力動員和外力介入主導的社會產物，因此憑借簡單的行政命令和宣傳手段難以催生高質量社會動員的內生動力。為了增進普通民眾和書攤從業者對有害書刊處理政策及行動的理解和認同，各地書業整頓工作組普遍采用了“宣傳+情感”的雙重手段進行社會動員，既有效推動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書業整頓進程，又逐漸強化了民眾對中共領導下的舊文化改造的認同。當然，如果將觀察的鏡頭拉近到當代中國文化建設這一領域，同樣可以發現這種雙層級的社會動員依然是當下中國抵制糟粕文化侵蝕、提升文化治理水平的重要方式，其在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過程中依舊可以扮演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