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背景下公眾醫療衛生服務利用情況及影響因素研究

劉瑩, 寧寧, 王璐

2020年初,我國多地相繼出現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病例,疫情初期基本醫療衛生資源呈緊張態勢,一度出現病患短時期內大量集中前往醫療體系進行診治而導致醫療資源緊張甚至崩潰的醫療擠兌現象[1]。部分醫療機構開通線上診療服務以緩解公眾“看病難”問題,原有診療格局發生變化[2]?；诖?本研究針對新冠疫情背景下公眾醫療衛生服務利用的影響因素進行闡述和分析,以期為滿足后疫情時代公眾醫療衛生服務需求、健全現行醫療衛生服務體系提供參考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以疫情初期(2020年1-3月)全國疫情嚴重程度為標準劃分地區風險等級,選取山東省(低風險地區)、四川省(中、低風險地區)、陜西省(中、低風險地區)和黑龍江省(中、低風險地區)、上海市(較高風險地區)、湖北省(高風險地區)六個省份作為樣本省份,并向所在地區居民發放調查問卷,共回收問卷1 204份,有效問卷996份,問卷有效率83.0%。調查對象篩選標準:①年齡≥18周歲;②知情同意并自愿參與本研究。

1.2 研究方法

采用問卷星平臺進行網絡調查,調查時間為2021年2-3月。為了解新冠疫情初期公眾醫療衛生服務利用狀況,根據實際研究目的設計問卷,編制“新冠病毒感染疫情背景下公眾醫療衛生服務利用調查問卷”,問卷內容包括公眾基本情況、身體及情緒狀態情況、醫療衛生服務利用情況等。由于疫情時期的特殊性,本次調查中,公眾醫療衛生服務利用包含線上醫療衛生服務利用與線下醫療衛生服務利用。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Excel 2010整理數據,運用SPSS 25.0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對年齡、性別、居住地風險等級、居住地類型等12個變量進行χ2檢驗,將單因素分析中有統計學意義的變量納入二元Logistic回歸,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調查對象基本情況

本次調查收回有效問卷996份,其中男性占比64.6%,女性占比35.4%;已婚狀態下的居民較多,占65.3%;家庭月收入變化呈下降狀態居多,占比58.9%。見表1。

表1 996例調查對象基本情況

2.2 醫療衛生服務利用情況

在本次調查中,996人(82.7%)有醫療衛生服務利用經歷,其中線上醫療衛生服務利用有368人(36.9%),線下醫療衛生服務利用有628人(63.1%)。

2.3 醫療衛生服務利用的影響因素分析

醫療衛生服務利用的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就業情況、醫療救助對象、經濟來源變化情況、自我照顧能力、日?；顒幽芰?、出現疼痛或不適癥狀、焦慮情緒、患有慢性病等對公眾醫療衛生服務利用的影響均有統計學意義。見表2。

表2 公眾醫療衛生服務利用的單因素分析 單位:例(占比/%)

2.4 公眾醫療衛生服務利用影響因素的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

以疫情暴發初期公眾醫療衛生服務方式為因變量(1=線上,0=線下)進行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公眾醫療衛生服務利用與醫療救助對象、出現焦慮情緒、患慢性病等因素相關。其中,醫療救助對象與慢性病患者傾向接受線上醫療衛生服務,出現焦慮情緒患者選擇線下醫療衛生服務意愿更多。見表3。

表3 公眾醫療衛生服務利用影響因素的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

3 討論

疫情暴發初期,醫療擠兌危機直接影響醫療服務供給,公眾醫療衛生服務利用方式隨之發生改變。目前,我國已經進入后疫情時期,研究特殊時期的公眾醫療衛生服務利用情況可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情境下保證衛生資源合理配置、改善和提高衛生服務利用公平性提供經驗借鑒[3]。本研究中,公眾醫療衛生服務利用呈線上線下相結合模式,疫情防控背景下,線上醫療衛生服務方式受到公眾廣泛青睞。其中,醫療救助對象、焦慮情緒、慢性病是公眾線上醫療衛生服務利用的重要影響因素。

3.1 疫情暴發初期互聯網醫療服務發揮了重要作用

疫情初期,互聯網醫療利用呈現上升趨勢[4]。本次調查顯示,線上醫療衛生服務利用率為30.6%。醫院作為高危環境,疫情期間暴發院感事件屢見不鮮。據世界衛生組織新冠病毒感染聯合專家考察組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2月20日,全國476家醫院共3 387名醫務人員感染新冠病毒,其中醫院感染占比40%[5]。醫院感染使患者對線下醫院就醫產生抵觸心理,從而導致疫情初期公眾更加傾向選擇線上醫療衛生服務,這與其他學者的研究結果一致[1]。醫院作為交叉感染的重點區域,疫情初期大量非急癥門診被關閉,加上一些地區采取封閉式管理等措施都會導致民眾對于互聯網醫療服務的需求呈爆發式增長態勢。而線上問診平臺的推廣應用減少了患者不必要的到院就診及咨詢,降低了交叉感染的機會,讓患者足不出戶即可獲取醫生在疫情防治等方面的專業指導,也有助于舒緩患者的緊張情緒[6]。疫情常態化防控背景下,建議醫療機構持續加強互聯網醫療服務宣傳,在豐富公眾就醫方式的同時,不斷完善線上就診渠道,推動“互聯網+醫療”的發展,以此進一步提高公眾醫療衛生服務利用水平。

3.2 醫療救助有利于提高公眾衛生服務利用公平

醫療救助是保障困難群眾基本醫療權益的基本性制度,在助力脫貧攻堅、防止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7]。研究發現,醫療救助對象是影響公眾醫療衛生服務利用的重要因素之一。醫療救助對象往往自理能力較差且需要人員陪同,醫院為避免人員聚集則需要嚴格限制入院人數,患者單獨前往醫院就醫較為困難,往往取消線下就診計劃。有學者認為,收入和醫療保障影響居民就醫行為,就醫費用的增加對就醫行為產生消極影響[8]。目前我國醫療保障制度尚未完善,醫療救助對象往往收入水平低,支付能力弱,加之疫情會在一定程度上制約經濟發展,限制社會成員的自由流動,導致該群體陷入深度生存困境[9],從而影響其接受線下醫療衛生服務。建議完善社區衛生服務功能,普及家庭醫生式服務,根據醫療救助對象實際需求和現實困難,提供送醫、送藥上門服務,使其及時接受醫療衛生服務,從而提高疫情期間困難群眾就醫質量。當前我國醫療救助能力相對有限,很多殘疾人、老齡人口、因病致貧等抵御疾病風險能力很弱的人群并未完全納入到醫療救助對象范圍內[10],這提示中央及各地政府應采取政策措施,滿足醫療救助對象基本需求,保證醫療救助群體不因重大疾病返貧或陷入困境。建議有關部門應加強醫療救助機制建設,以確保突發性重大疾病發生時,全體國民都能享受公平合理的應急醫療服務[11],充分發揮醫療救助兜底保障功能。

3.3 焦慮情緒影響公眾醫療衛生服務利用

研究發現,出現焦慮情緒的患者更傾向選擇線下醫療衛生服務。既往研究顯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可能使公眾出現不同程度的焦慮[12],其中健康焦慮是指由于外部環境刺激下產生的心理反應,表現為對身體某種癥狀的過度關注或對可能患有某種嚴重疾病的過分害怕和擔心[13]。分析認為,公眾互聯網信息紛繁復雜,虛假信息泛濫,長時間使用手機獲取疫情信息導致公眾高度關注自己的身體狀況,容易“身體稍有不適便認為自己感染新冠”的心理或者部分公眾受到錯誤信息的影響,“自行診斷疾病”繼而引發健康焦慮,這與趙燁[14]的研究結果一致。加之冬季屬于流行性感冒高發季節,而新冠病毒感染癥狀與流行性感冒類似,因此公眾出現發熱癥狀時可能認為自己被感染而會傾向選擇線下就診,以便詳細咨詢病情。

新冠病毒疫情帶來的民眾心理健康問題亟需得到關注和疏導[15],在突發重大公共衛生事件應急反應的救援策略和預案中,應納入人文關懷、心理干預等措施,減少疫情帶來的心理損害和后續心理社會問題[16]。同時,也應充分利用大數據引導輿情正向發展,例如完善網絡生態的法律監管,保證互聯網信息公開透明;及時對虛假信息進行辟謠,杜絕不實謠言傳播等,最大程度地避免公眾負面情緒的出現。

3.4 慢性病影響公眾醫療衛生服務利用

調查顯示,慢性病是公眾接受醫療衛生服務重要影響因素之一。分析認為,慢性病患者自身常伴有基礎性疾病,需要長期規律服藥,但慢性病患者購藥的主要途徑是醫院線下購買。受疫情影響,醫療衛生資源不足造成部分慢性病患者醫院購藥受限,從而影響患者接受醫療衛生服務,這與劉銳等[17]的研究結果一致。除此以外,慢性病患者屬于新冠病毒易感人群[18],對醫院感染的恐懼也會影響慢性病患者接受醫療衛生服務利用。建議進一步完善互聯網醫療服務,例如在線開具電子處方,藥品直接快遞到家;遠程診療,在家接受專家會診或者開具電子社?？▽崿F線上掛號繳費等,解決慢性病患者問診購藥等基本醫療需求。此外,可以從加強基層醫務人員培養、重視慢性病及其危險因素監測、精準化健康管理、繼續落實分級診療制度等方面優化疫情持續狀態下的慢性病管理[19]。緩解疫情期間大醫院的診療壓力,充分發揮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守門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