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外交的經濟價值*
——來自友好城市締結與企業對外并購的微觀證據

韓永輝 王賢彬 韋東明

一、引言

全球城市和國際化都市的崛起，使得以城市為主體的民間外交地位和角色在經濟全球化中顯得愈發重要，成為國家和地區之間政治生活、經貿合作、教科文交流和生態治理的網絡節點和重要載體(趙可金和陳維，2013)。中國一向非常重視以友好城市為主體的民間外交發展。在1972 年中國與日本正式建交之前，以友好城市為主體的民間人士交流活動，開啟了中日城市間民間外交的熱潮，這對中日政治信息傳遞、建交活動開展和雙邊經貿往來具有重要作用。國際友好城市作為民間外交較為重要的形式之一，突破了國家層面以政治交往為主的外交形式，具有穩定的組織基礎、廣泛的社會基礎和官民并舉的獨特性，是正式政府外交的重要補充。在中國對外友好城市發展過程中，中央政府通過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發布《友好城市工作管理規定》，對地方政府對外工作進行指導。但是，對外友好城市結對往往是民間外交的成果，在友好城市深化合作的過程中，民間力量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伴隨著中國國際友好城市網絡的持續擴大，雙邊友好城市對中國全球經濟合作的效用不斷增強，并對中國企業對外經貿合作產生了重要影響。

目前，盡管中國企業跨境并購的規模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擴張，然而卻往往面臨政治風險、經濟糾紛和文化沖突等困局和挑戰，存在并購溢價率較高但同時并購完成率較低的問題。而中國雙邊友好城市奉行互利共贏、求同存異、以人為本的基本原則，有利于增進友好城市人民間友好互信，降低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沖突對對外并購的不利影響，并進一步降低跨國企業的投資壁壘，降低企業并購溢價，提高并購成功率。因此，本文首先在理論上探討民間外交是否能夠提高企業跨境并購成功率且降低并購溢價，并梳理其中的內在機制。在此基礎上，本文基于雙邊友好城市這一考察民間外交微觀經濟價值的理想樣本，立足企業對外并購的制度理論，采用計量分析方法，聚焦研究以雙邊友好城市為代表的民間外交發展對中國企業對外并購溢價和并購完成率的影響效應，量化識別民間外交的跨國經濟價值，為中國企業對外并購實踐提供政策指引。

在針對影響對外并購因素的研究中，討論最為集中的因素是制度環境。在國際經濟理論當中，影響兩國經貿關系的制度因素包括正式制度因素和非正式制度因素，或者說包括了國家政府主導的政治關系和非國家政府主導的民間關系。目前越來越多學者關注到制度因素對國家投資往來的影響作用。以往文獻主要研究制度因素對雙邊政治關系的影響，認為良好的制度因素和政治關系具有顯著的投資效應(Nigh，1986)。部分文獻從外交關系、領導訪問等維度對雙邊政治關系和對外并購的關系進行分析，也得到了較為一致的結論。此外，避稅、籌資、投機、企業增值等因素也被認為是企業對外并購的重要動機(Dunning 和Lundan，2008)。目前，越來越多學者開始研究中國企業對外并購溢價和績效等驅動性因素，或評估對外并購成敗方面的影響因素(溫日光，2015；孫翔宇等，2019)。例如，顧露露和Robert Reed (2011)基于企業層面數據評估中國企業對外并購的短期和中長期績效。倪中新等(2014)考察了中國企業對外并購效率，發現文化整合、國外規制對并購績效具有重大影響。劉青等(2017)基于區位選擇和投資規模角度探討對外并購行為，發現中國企業對外并購的驅動因素主要包括市場尋求、資源尋求等因素。鐘寧樺等(2019)研究“五年規劃” 對中國企業對外并購的影響，發現獲得了“五年規劃” 支持的中國企業在對外并購過程中支付了較高的并購溢價，但并購完成率反而更低。以上文獻為研究中國企業海外并購行為提供了有益的探索，但是少有文獻從民間外交角度出發，研究企業海外并購溢價和完成率的動因影響?，F有文獻關于非正式制度因素對海外并購的影響主要集中于文化交流與對外投資方面，而鮮有從非國家政府主導的民間關系進行研究。例如，李詩和吳超鵬(2016)從政治和文化視角研究發現，中國同東道國外交關系越密切、中國與東道國的歷史交戰次數越少，并購交易完成的可能性越高。謝孟軍等(2017)采用馬氏距離匹配法和倍差法研究發現，中國文化輸出顯著促進了資本輸出。上述文獻為考察友好城市與海外并購的關系提供了研究基礎。而雙邊友好城市作為民間外交的重要形式，其與雙邊國家層面的外交關系，既有共性，也有顯著差異。兩者的共性在于其都是兩國雙邊關系，差異在于雙邊友好城市是雙邊關系中的一種非正式制度安排，更能體現民間團體的偏好與意志。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以地方政府為主導的雙邊友好城市民間交流模式快速興起，推動了雙邊互信和經貿發展。

近年來，中國雙邊友好城市的民間交流工作不斷推進，相關研究也迅速增加?，F有文獻主要從民間外交角度對雙邊友好城市在中國對外交往中的地位和作用進行定性分析(龔鐵鷹，2004；趙可金，2014)。近年來，國際友好城市的經濟作用也越發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焦點，部分學者從對外貿易投資和入境旅游方面分析雙邊友好城市的民間交流效應。比如，楊連星等(2016)基于2005—2014 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數據，發現友好城市交流能夠顯著提升對外投資成功率。王亞輝等(2017)利用中國38 個主要客源國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發現雙邊友好城市促進了入境游客的增加。陳燁等(2020)基于二模網絡的視角發現，國際友好城市網絡有助于構建城市出口網絡，相鄰城市的友好城市網絡作用對當地友好城市網絡具有一定替代效應。韋永貴和張藝川(2021)以友好城市作為中國對外文化傳播的代理變量進行研究，發現跨國文化傳播顯著推動了中國出口貿易的發展。連增等(2021)認為友好城市是中國國際文化交流和經貿往來的重要紐帶，并實證發現友好城市有助于提升中資企業跨國并購的總金額和并購次數，但對并購成功率的影響不顯著。楊婧宇等(2022)基于國家或城市匹配數據發現，締結國際友好城市協議有助于提升中國城市的出口量和出口額，且其貿易促進效應更多源于貿易創造而非貿易轉移。綜上而言，已有文獻研究了國際友好城市的經貿影響，也有少數文獻強調國際友好城市的投資作用。與既有文獻不同的是，本文不僅強調友好城市固有的文化傳播功能，而且更進一步嘗試從友好城市獨特的“民間外交” 功能出發，系統研究以友好城市為主體的“民間外交” 的經濟效益，以拓展關于國際友好城市的相關研究。事實上，雙邊友好城市作為跨國民間交流平臺，已成為中國促進跨境交流和提升雙邊關系的重要載體，已然成為中國對外經濟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

本文的邊際貢獻為:第一，從國際友好城市的“民間外交” 定位出發，定量分析友好城市這一民間外交關系的經濟影響，嘗試檢驗民間外交的重要性。第二，目前少有文獻探討以雙邊友好城市作為民間外交形式與企業對外并購溢價和并購完成率機制的相互關系。本文從海外并購溢價和并購成功率兩個方面，具體考察雙邊友好城市這種民間交流載體對海外并購溢價與并購概率的影響效應，更具研究深度。第三，本文基于微觀數據集考察兩者的邏輯關系，不僅重點考察雙邊友好城市對并購溢價和并購完成率影響的傳導機制，而且從民間互訪行為、民間經濟活動和民間文化交流的視角進行機制分析，可以得到較為豐富穩健的發現，為深化中國企業“走出去”，構建“雙循環” 新發展格局提供基礎依據和參考價值。

二、理論分析

國際友好城市的宗旨在于促進城市間地方政府和人民的相互了解與友誼，推動地方政府和民間團體開展經貿交往、文化交流、科教文衛合作等友好城市工作，推動地方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國際友好城市作為雙邊官方交往的延展和補充，致力于推動中國與東道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交流發展，是衡量雙邊緊密友好關系的重要方面。兩國友好城市之間通過開展地方官員訪問、經貿代表團交流、文化活動等民間交流行為，提升了雙邊經濟利益密切度(查雯等，2016)。在友好城市積極作用之下，雙方投資信息更為透明，不確定性下降，從而被并購企業愿意降低一定水平的并購價格，以促成并購交易完成。因此，雙邊友好城市作為民間外交的重要形式，主要從促進民間友好互訪、推動民間經濟活動、推進雙邊文化交流等三個方面促進中國對外投資并購能力的提升。

第一，雙邊友好城市可以通過非正式化民間外交互動，協調管理中國同外國建立和發展友好城市關系的工作，推動地方政府實踐服務于國家對外政策實施，從而推動跨國資本和科技要素自由流動，加快推進“走出去” 戰略和“一帶一路” 倡議深入發展。中國友好城市通過主辦友好城市市長對話會、友好交流會、地方合作論壇等民間活動，推動雙邊互信關系相向而行，傳遞兩地友好互信的信號，從而夯實雙邊友好的利益基礎和民意社會基礎，為推動中國企業投資創造良好的合作環境(Han 等，2022)，從而提高主并購企業和被并購企業的互信和經貿合作水平，降低中國對外投資并購的交易成本和并購溢價水平，夯實雙邊關系的社會經濟合作基礎。

第二，雙邊友好城市交流可以通過民間經濟交流活動提升雙邊經濟聯系，從而促進中國企業對外并購的發展。雙邊友好城市建立為雙邊城市經濟合作發展賦予了一定程度上的“優先待遇”，通過非正式化的民間經濟交流活動、組織商業代表團互訪等民間各種商務組織和交流，推動雙邊經貿合作，帶動母國資本跨國流動(Tjandradewi 和Marcotullio，2009)。雙邊友好城市的經貿文化交往活動，可以增進雙邊經貿發展需求的相互了解，增強主并購企業和被并購企業的經貿合作和企業文化融合的匹配能力(Ramasamy和Cremer，1998)，降低東道國投資環境的不確定性，提高并購雙方的信息透明度。在信息透明度高的情形下，被并購方會提出較低的并購價格，可能導致較低的并購溢價，并提高對外并購成功率與收益率。

第三，雙邊友好城市旨在推進雙邊文化交流，通過推動雙邊文化活動交流降低雙邊溝通成本和信息不對稱障礙，促進中國企業對外并購發展。雙邊友好城市的建立初始目標旨在維護世界和平，增進相互友誼，從而促進共同發展。近年來，雙邊友好城市作為雙邊文化交流的重要載體之一，愈發注重向雙邊人文交流方向轉變(Baycan-Levent 等，2008)。雙邊友好城市通過派出和接待文化藝術團體和人士進行友好訪問，舉辦演出和展覽等民間交流活動，促進了中外文化互鑒，這有利于消除以往存在的對中國和中華文化的誤解，也有利于形成對中國和平與發展文化價值觀的認同感(連增等，2021)。在一定程度上，國際友好城市通過文化團體互訪和演出交流，能夠提升雙邊國家文化的認同感，并減少文化異質性所帶來的矛盾和沖突，從而提升雙方企業的文化整合水平，為中國企業海外并購創造更為友好的文化環境。

雙邊友好城市民間交流作為政府外交的有益補充，對一國企業減少對外并購溢價和提升并購完成率具有直接的促進作用。政府外交的宏觀性與全局性，決定了政府外交的作用在于把握整體外交總體戰略方向，發展長遠外交計劃。而民間外交更多表現為對政府外交在日常民間和事務性細節的補充，以及改善兩國雙邊關系之間的必要渠道，具有較高的靈活性(趙可金和陳維，2013)。當兩國外交關系處于緊張狀態時，民間外交可以繞開政府外交所需的官方程序，集中資源解決相關問題和雙邊事務，從而為政府外交的正常開展做出重要貢獻，為雙邊關系的改善發揮重要的協調作用。此外，中國企業和東道國企業在開展對外并購業務的過程中，可能會遇到信息不對稱、市場準入、文化沖突等風險和障礙，需要較高的并購溢價以促成并購。而雙邊友好城市是一種直接有效的政治、經濟和民間信息交流平臺，可以降低雙邊政治的不確定性，增強雙邊文化認同感，加強雙邊友誼。雙邊友好城市訪問和協商對話的民間交流方式可以解決可能存在的投資問題，增強被并購企業的經濟合作信心，從而使其更有意愿降低并購溢價成本，促進跨境投資合作。

三、研究設計

(一)計量模型設定

為了考察以友好城市為主體的民間外交對中國企業跨國并購的經濟價值效應，本文構造計量模型進行檢驗。本文采用對外并購溢價和對外并購完成率衡量企業對外并購狀況，分別構建式(1)和式(2)對民間外交的并購效應進行檢驗。具體模型設定如下:

其中，i代表企業，j代表中國企業所在城市，t代表年份。被解釋變量Prem代表企業交易層面的對外并購溢價(Prem1、Prem2)，被解釋變量Completion代表對外并購是否完成虛擬變量。Sisc代表國際友好城市設立情況。A和B分別代表影響對外并購溢價和對外并購完成率的一系列控制變量。ε為隨機擾動項。其中，由于對外并購完成率(Completion)為二元變量，因此式(2)采用Logit 回歸法?？紤]到年份變化、企業所屬的行業特征、中國城市與東道國的發展變化情況可能存在的影響，本文將年份固定效應、行業固定效應、城市固定效應和東道國固定效應納入回歸檢驗中。

(二)樣本與數據來源

本文聚焦于以國際友好城市為主體的民間外交對中國企業對外并購行為的影響，選取1990—2017 年中國企業境外并購交易數據作為樣本。本文的并購數據來源于Thomson ONE 并購交易數據庫，該數據庫收錄了全球各國家和地區披露的并購項目，詳細記錄了目標企業、并購企業以及并購項目的各種信息，其優勢在于數據跨度覆蓋率較高，具有較為全面的企業指標信息。本文對企業樣本作如下處理:剔除了并購方和被并購方的所屬地為港澳臺地區的樣本；剔除避稅天堂(如百慕大群島、開曼群島等)的樣本；剔除中國金融類上市公司樣本。最終獲得3 404 起中國企業對外并購案例，其中前1 周和前1天的并購溢價的有效交易案例分別有368 起和371 起。中國國際友好城市的數據整理自中國國際友好城市聯合會。國家層面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的WDI 數據庫和WGI 數據庫。

本文被解釋變量為對外并購溢價和對外并購是否完成虛擬變量，其中對外并購溢價指的是主并購企業支付的高于被并企業資產價格的差額。并購溢價作為并購過程的核心問題，直接關系到并購交易的效率。其計算公式為:(并購出價/前1 周或前1 天并購標的收盤價)-1；對外并購是否完成虛擬變量(Completion)，若對外并購狀態為“完成”則賦值為1，否則為0。民間外交的代理變量為國際友好城市(Sisc)，若中國企業所在城市與東道國企業所在城市締結了友好城市，Sisc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

參照Dikova 等(2010)、呂越等(2019)的做法，本文選取一系列控制變量，具體包括:技術水平(Tec)，中國企業對發達國家進行并購時，往往偏好高科技產業，呈現出明顯的技術尋求型動機，因而技術作為重要的生產要素，對并購具有關鍵的影響；市場規模(GDP)，跨國企業一般傾向選擇市場規模大的區位進行投資并購，降低并購的邊際成本；資源稟賦(Reso)，現有研究認為自然資源是跨國企業投資的重要動機之一(Chang，2014)；顧問參與(Advi)，聘用專業顧問有助于獲得東道國的企業信息，了解制度與法律法規等，從而使得主并購方可以有效評估被并購方，降低需要支付的并購溢價，提高完成率；中國省份人均GDP (CGDP)，較高的區域人均GDP 意味著具有良好的經濟發展水平，可以為跨國企業發展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中國省份產業結構(IS)，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有助于推動跨國企業進行產業轉移，可以推動中國企業“走出去”。在上述控制變量基礎上，本文分別選取影響對外并購溢價和對外并購完成率的控制變量。其中，對外并購溢價的控制變量如下:要約收購(Tend)，一般而言，通過要約收購開展并購業務容易導致被并購企業的“搭便車” 行為，被并購方往往會向主并購方提出更高的并購價格；現金收購(Cash)，使用現金收購方式容易導致被并購方難以獲得稅收優惠，從而并購溢價水平也一般較高；控制權收購(Cont)，并購股權比例的提升一般會提高并購溢價水平，且更易受到東道國審查制度的影響 (Hubert，2013)；投資狀況(Pli)，如果跨國企業擁有與東道國其他企業的并購談判經驗，則有利于篩選具有價值的并購企業和降低并購溢價，并更好地進行并購整合(Vermeulen 和Barkema，2001)；行業關聯度(Rela)，并購雙方的行業關聯度越大，可以使得主并購方越快速地搜集行業信息，從而獲得的并購溢價越低。對外并購完成率的控制變量如下:制度環境(Ins)，一般而言，科學的政治制度有利于為并購業務的正常開展提供制度性保障；經濟水平(Rgdp)，經濟水平較高的國家居民購買力較強，需求層次也較高，從而能夠影響主并購方的投資方向；人口(Pop)，東道國人口上升形成人口紅利，有利于增加勞動力供給量，從而能夠吸引偏好于勞動力需求的跨國企業開展業務；總稅率(Tax)，東道國較低的稅率會降低跨國企業的未來生存風險和經營成本，從而有利于并購完成效果；并購經驗(Exp)，如果企業有過對外并購的成功經驗，則可以將并購活動中積累的經驗用于以后的并購業務中，從而能夠在并購談判中獲取優勢，提高對外并購效果。表1 為相關變量定義。

表1 變量定義和計算方法

四、實證分析

(一)基準回歸

表2 為基準回歸檢驗結果，可以看到，在并購溢價(Prem1、Prem2)模型中，友好城市(Sisc)的系數均顯著為負。這意味著，相對于雙方所在城市沒有締結友好城市關系的中國企業而言，那些所在城市締結友好城市的中國企業在進行對外并購時，會支付顯著更低的并購溢價。這一結論在經濟意義上也具有較強顯著性，在控制了時間、國家、省份和行業的固定效應后(第(2)列、第(4)列)，友好城市(Sisc)的系數顯著為負，分別為-0.2171 和-0.1738，意味著所在城市締結了友好城市的中國企業平均少支付21.71% (Prem1)和17.38% (Prem2)的對外并購溢價，總體而言民間外交有助于降低中國企業對外并購溢價的17%—22%。這說明，中國民間外交有助于形成密切的雙邊友好關系，增加雙方企業的國家文化理解，增強并購業務過程中被并購方管理層對主并購方的信任，從而有利于降低被并購方對主并購方的并購報價，減少并購交易成本。

表2 友好城市對對外并購溢價和完成率的影響

在并購完成率(Completion)模型中，友好城市(Sisc)的系數均顯著為正，說明那些所在城市締結友好城市的中國企業在進行對外并購時完成率顯著更高。具體而言，在控制了時間、國家、省份和行業的固定效應后(第(6)列)，友好城市(Sisc)的系數顯著為正，為0.2964，意味著民間外交對中國企業對外并購完成率的邊際提升作用平均達到了6.21%，說明民間外交也是影響中國企業對外并購完成度的重要因素。民間外交通過民間交流行為提高了雙方企業之間的密切程度，有利于推動被并購方接受主并購方的企業文化和管理模式，推動并購交易的完成?？傮w而言，雙邊友好城市既能降低中國企業的對外并購溢價，也能提升對外并購完成率。

(二)穩健性回歸

(1)控制更多的雙邊關系變量。本文從多個角度引入多個雙邊關系控制變量以更充分地刻畫民間外交對中國企業對外并購的影響關系，以檢驗結論的穩健性。第一，引入雙邊文化距離(Culture)進行控制?，F有文獻認為文化距離是雙邊差異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距離是文化差異的重要體現(綦建紅等，2012)。國家之間的文化距離越大，雙邊貿易和雙邊投資規模越小(Lankhuizen 等，2011)。本文采用Hofstede (2010)的文化維度理論數據進行文化距離測算。第二，構建是否為社會主義國家虛擬變量(Soci)，以控制雙邊意識形態差異。本文將曾經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或現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賦值為1，否則賦值為0。第三，構建英美法律體系虛擬變量(Comlaw)。由于中國的法律體系為大陸法系，當東道國為英美法系時，由于政治經濟法律體系的差異性，中國企業可能需支付更高的并購溢價，完成率也會相對降低。因而雙邊同屬一個法律體系有助于降低中國企業對外并購所面臨的法律風險。本文將屬于英美法律體系的國家賦值為1，其他國家為0。第四，引入雙邊政治關系(Gov)進行控制。雙邊關系作為雙邊差異的重要體現，對加強雙邊互聯互通、促成以政府為主導的經貿活動有重要的影響。而國家領導人訪問是兩國對外交往的最高形式，有助于直接推動兩國間在企業和行業等多層面的合作。因此，本文從《中國外交統計年鑒》搜集整理中國與東道國領導人互訪的年度訪問次數以衡量政治關系，主要包括國事訪問、正式訪問、工作訪問、參加多邊會議、普通訪問等。第五，構建1972 年前建交虛擬變量(Dip)。由于中國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外交關系在1972 年美國總統訪問中國后才逐步緩和，因此中國的“老朋友” 是在1972 年之前主動與中國建交的國家，“新朋友” 是跟隨美國而后建交的國家。本文將1972 年前與中國建交的國家賦值為1，其他為0。第六，將東道國是否為中國戰略伙伴作為虛擬變量(Partner)。一直以來，中國認定戰略伙伴關系都要經過較長的時間和非常嚴苛的標準審核。因而，與中國結為戰略伙伴關系的國家具有特殊政治和外交地位，其他國家不會獲得如此高的政治和外交資源的優待。因此，本文設定，與中國結為戰略伙伴關系的國家和地區在當期及以后年份取值為1，否則取為0。第七，構建是否為“一帶一路” 國家(BR)。自“一帶一路” 倡議提出以來，中國與沿線國家和地區經貿關系發展迅速，簽署了多項合作文件?！耙粠б宦贰?合作文件包括“一帶一路” 合作協議、“一帶一路” 合作諒解備忘錄以及合作聯合聲明等。若該國和地區當期簽署“一帶一路” 合作文件，則該國和地區當期及其以后年份賦值為1，否則賦值為0。表3 回歸結果顯示，在增加了更多的雙邊關系變量后，實證結果依然與基準回歸保持一致。

表3 控制更多的雙邊差異變量

(2)變換民間外交度量方法?？紤]到以雙方企業所在城市是否締結友好城市來衡量民間外交可能存在一定片面性，本文以主并購方所在城市是否與東道國締結友好城市作為解釋變量進行重新回歸?；貧w結果如表4 第(1)—(3)列所示，可以看到變換民間外交度量方式之后，本文結論依然穩健。

表4 變換民間外交變量與控制其他投資政策

(3)控制投資政策的影響?？紤]到可能存在其他投資政策的實施影響，本文進一步控制重要的投資政策，包括投資協定、避免雙重征稅政策，并構建投資協定(Invpolicy)和避免雙重征稅政策(Taxpolicy)的虛擬變量，若中國與東道國簽訂的政策在t期生效，則當期和以后年份賦值為1，否則賦值為0，結果如表4 第(4)—(6)列所示。投資協定(Invpolicy)和避免雙重征稅政策(Taxpolicy)的系數不顯著，且友好城市(Sisc)的系數均顯著，驗證基本結論的穩健性。

(4)內生性檢驗?？紤]到地方政府可能會基于企業對外投資聯系而選擇是否與其他國家締結友好城市，這使得本文可能存在逆向因果選擇問題。而且，本文選擇的控制變量不可能涵蓋所有影響企業對外并購溢價和完成率的因素，因此本文可能存在遺漏變量問題。為了進一步驗證基本結論，本文基于對外并購溢價OLS 回歸和并購完成率Logit 回歸的實證模型，分別采用兩階段工具變量法進行檢驗。工具變量的選擇需滿足相關性和外生性，即工具變量需與內生變量相關且與隨機擾動項不相關?；谀軌蛴绊懹押贸鞘芯喗Y又不直接影響企業并購溢價和完成率的考量，本文參考連增等(2021)的做法，構建中國省會城市到各國省份(州、大區等)的地理距離與時間趨勢的交互項(Dist)作為工具變量。一方面，友好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雙邊地區在自然環境與社會文化的相似性影響，而地理距離是影響雙邊地區相似性的重要因素，因此地理距離與友好城市具有相關性。另一方面，由于當前交通基礎設施與信息技術的不斷完善，地理距離可能不會對資本跨境流動帶來投資成本，滿足排他性。因此，選擇地理距離變量作為本文的工具變量具有科學性與合理性。表5 為內生性檢驗結果，其中第(1)列、第(2)列和第(3)列分別為方程Prem1、Prem2 和Completion的第一階段回歸結果?？梢钥闯?，變量Dist的系數顯著為正，驗證了工具變量的相關性，且F檢驗大于臨界值，實證結果具有穩健性。第(4)—(6)列為第二階段回歸結果，友好城市(Sisc)的系數仍顯著，與基準回歸較為一致，說明了在考慮可能的內生性問題后，本文結論依然穩健。

表5 內生性檢驗

(三)異質性檢驗

(1)發展階段異質性。中國于2001 年12 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標志著改革開放進入新的歷史發展階段，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水平、參與國際分工與競爭的能力迅速提升，這一事件對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具有關鍵的影響。本文以2002 年中國加入WTO作為分界點，對民間外交的經濟價值進行分樣本檢驗。由于并購溢價樣本在2002 年以前較少，因此本文聚焦于中國企業對外并購完成率并對此進行回歸檢驗，實證結果如表6第(1)—(2)列所示?？梢园l現，在2002 年前的子樣本中，友好城市(Sisc)的系數不顯著，說明在中國加入WTO 前，民間外交對中國企業海外并購不具有明顯作用；在2002年后的子樣本中，友好城市(Sisc)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中國加入WTO 后，民間外交具有顯著的并購促進效應。究其原因，在加入WTO 后，中國企業逐步融入國際經濟體系，獲得了一系列最惠國待遇，即在法律待遇條款層面上獲得了東道國在進出口貿易、稅收、通航等方面給予的優惠利益，從而在中國企業“走出去” 過程中通過最惠國待遇原則，降低了中國企業進入東道國的投資壁壘并實現市場布局的開拓，進一步降低了企業“走出去” 成本。因此，加入WTO 有利于中國企業通過最惠國待遇條款快速“走出去”、充分發揮民間外交的并購作用，在對外并購中獲取一定的經濟優勢，進而促進對外并購發展。

表6 發展階段與經濟發展的異質性檢驗

(2)經濟發展異質性。一國的經濟發展伴隨著市場規模的擴大和經濟環境的改善，跨國企業海外并購可能具有尋求市場的動機，并可能傾向于進入市場環境發展較好的市場。本文構建東道國是否為OECD 國家的虛擬變量(OECD)，并構建友好城市(Sisc)與OECD 國家虛擬變量的交互項(Sisc×OECD)，以考察民間外交對中國企業對外并購的國家經濟發展異質性影響，實證結果如表6 第(3)—(5)列所示。在以并購溢價為被解釋變量的模型中，友好城市與OECD 國家的交互項Sisc×OECD顯著為負，說明相較于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東道國，民間外交更有利于對發達國家支付更低的并購溢價。在以并購完成率為被解釋變量的模型中，交互項Sisc×OECD顯著為正，說明民間外交更有助于促進中國企業在發達國家的對外并購。事實上，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不斷上升，國際上對中國跨境投資呈現出更為審慎的態度，尤其是發達經濟體，因此發達國家企業往往會向中國企業索取更高的并購溢價。而本文發現民間外交有助于降低并購溢價成本，提高并購完成率，意味著友好城市民間交流的確有利于降低中國企業對外并購面臨的投資風險，推動并購業務的順利開展?？梢灶A期，隨著中國民間外交深入發展，中國與東道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聯系將更為密切，從而進一步推動雙邊實現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合作共贏。

(3)并購行業異質性?？紤]到對外并購可能受資源動機和技術尋求動機的影響，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往往傾向于高新產業和戰略資源型產業。因此，本文按被并購方企業所屬行業構建新興產業的虛擬變量(Tech)和資源產業的虛擬變量(Sensi)，并相應地構建友好城市與產業虛擬變量的交互項(Sisc×Tech、Sisc×Sensi)進行檢驗。其中，新興產業包括軟件、半導體、互聯網、數碼產品、電子商務、信息技術咨詢等行業；戰略資源行業包括金屬與非金屬礦業、石油及天然氣精煉與加工、電力、天然氣、水供應等行業。表7 為并購產業異質性結果?？梢园l現，民間外交可以顯著降低資源產業并購溢價，而對并購完成率沒有顯著影響，說明友好城市民間交流有助于中國企業對資源產業的并購交易支付更低的溢價，承受更低的并購成本。但是，東道國的政府部門往往更為關注自然資源行業等戰略性產業并可能因此提高審批門檻，東道國對戰略資源行業的態度往往更為審慎，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并購業務的完成。

表7 并購產業異質性檢驗

(4)企業性質異質性。由于不同性質的主并購企業可能對民間外交作用具有異質性影響，比如國有企業的對外投資行為往往具有政策導向性，而民營企業的對外投資行為遵循利益最大化設定，因此本文基于主并購企業角度，構建國有企業的虛擬變量(Soe)，若該企業為國有企業則賦值為1，若為民營企業則賦值為0，并加入友好城市與國有企業的交互項(Sisc×Soe)進行檢驗。表8 為企業性質異質性檢驗結果?？梢钥吹?，相較于民營企業，民間外交有助于國有企業在對外并購中支付更低的并購溢價?？赡艿脑蛟谟?，長期以來，中國國有企業“走出去” 行為大多依托于官方主導的投資趨向，往往具有政策導向性，導致東道國對國有企業投資項目具有更為審慎的態度。民間外交功能的發揮有助于培育母國與東道國命運共同體的意識，形成政府與社會、企業協作的“開放交往” 模式，促進兩國間專業領域的交流與合作，為民心相通建設提供了契機。而國有企業在其中扮演著更為重要的角色，這有助于國有企業獲得更多的信任和尊重，并推動并購業務正常開展。這意味著，隨著民間外交交流發展，國有企業可以更好地發揮雙邊友好交流作用，減少其在對外并購過程中面臨的阻礙，降低并購成本。這說明，國有企業需要從生產經營活動入手，進一步將民間外交整合進企業日常經營管理的實踐中，并進一步明確中國企業“走出去” 的戰略目標與民間外交的實踐的內在價值默契，從而推動其更好地開展投資并購業務。

表8 企業性質異質性檢驗

五、機制檢驗與拓展檢驗

(一)機制檢驗

雙邊友好城市民間外交活動一般涉及政治、經濟、科技、文化和青少年活動等各個方面，并通過民間非正式互訪、經濟交流會、文化團體交流等形式促進經貿合作?；诖?，這對企業對外并購可能存在三個方面的影響:一是雙邊友好城市非正式化的民間互訪活動，可以夯實雙邊友好的利益基礎和民意社會基礎，有利于推動雙邊城市加快投資合作進程。二是雙邊友好城市通過主辦雙邊經貿研討會、經濟論壇等民間經貿交流活動，可以搭建雙邊經濟合作平臺，從而為雙邊經濟合作提供良好的雙邊合作機會。三是雙邊友好城市有助于推動雙方文化交流，提升東道國企業的信任度從而降低雙邊經貿合作并購溢價成本和產品搜尋成本，促進東道國公眾提升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感從而形成國家偏好(鄧路和劉德學，2017)，最終提升母國企業在東道國的并購效益。因此，本文認為雙邊友好城市可能通過民間互訪、民間經濟活動、民間文化交流三個渠道，對中國企業對外并購產生影響。

基于此，本文從民間互訪行為、民間經濟活動和民間文化交流三個方面探究以友好城市為主體的民間外交行為對中國企業對外并購的影響機制?；谥鸩椒ǖ闹薪樾Ｐ透嗟剡m用于心理學研究，在經濟學進行中介效應檢驗并不可靠，可能存在內生性偏誤和部分渠道識別不清等問題(江艇，2022)。因此，本文構建兩階段最小二乘法的回歸模型，以緩解反向因果的內生性問題，在一階段回歸中將友好城市對機制變量的經濟影響從其多維目標中剝離出來，在二階段回歸中將第一階段回歸得到的機制變量效果作為核心解釋變量，分析其對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影響。機制效應模型具體設定為:

其中，式(3)為一階段模型，式(4)為二階段模型。Y為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狀況，包括海外并購溢價和海外并購完成率。IM為機制變量，具體包括民間互訪、民間經濟活動和民間文化交流。X代表控制變量。

第一，雙邊友好城市作為民間外交的重要方式，主要通過非正式化的民間互訪方式建立起良好的雙邊關系，可以進一步加強國際投資方面的聯系。因此，本文從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各省市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和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等機構的網站收集雙邊地方官員互訪、友協代表團訪問的數據，基于企業交易樣本整理和匹配雙方企業所在省市之間的民間互訪活動的年度數量(Frvis)，通過中介效應兩步法檢驗民間互訪作用機制。囿于民間外交互訪數據可得性，樣本研究區間為2012—2017年。實證結果如表9 所示，第(1)列、第(3)列和第(5)列為第一階段結果，顯示友好城市均顯著推動了民間互訪行為；第(2)列、第(4)列和第(6)列為二階段回歸結果，顯示民間互訪行為對中國企業海外并購完成率具有顯著促進影響，但對并購溢價的影響不顯著。整體結果說明，雙邊友好城市建立有助于推動非正式的友好互訪，從而可以提高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完成率，這在一定程度上驗證了民間互訪是民間外交推動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重要機制。

表9 民間互訪機制檢驗

第二，雙邊友好城市也有利于雙邊民間經貿合作活動的開展，通過民間組織舉辦的研討會、人才交流會、會議論壇等交流活動，可以提升雙邊經貿交流的密切程度，推動雙邊并購業務的長期發展。因此，本文基于企業交易樣本整理和匹配雙方企業所在省市之間的民間經濟交流活動的年度舉辦數量(Comu)，檢驗雙邊友好城市經貿交流活動的中介效應。數據來源于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各省市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和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等機構的網站。其中，囿于數據可得性，本文把研究樣本區間設定為2012—2017 年，實證結果如表10 所示。結果顯示，民間經濟交流是降低企業并購溢價、提高并購完成率的重要渠道，從而驗證了民間經濟交流渠道的存在性。

雙邊友好城市也有利于推動文化交流，通過舉辦各種文化活動、團體演出、文化研討等方式，可以促進雙方文化交流融合，從而對雙邊經貿產生積極效應。因此，本文基于企業交易樣本整理和匹配雙方企業所在省市之間的民間文化交流活動的年度數量(Cult)，檢驗雙邊友好城市的民間交流活動的中介效應。數據來源于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各省市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和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等機構的網站。其中，囿于民間文化交流活動數據可得性，本文樣本區間為2012—2017 年，實證結果如表11 所示，也證明了民間文化交流渠道的重要性。

(二)拓展檢驗

在中國對外交往中，政府外交占據著主導性地位，同時為其他外交形式提供戰略性的外交方向。民間外交作為政府外交的從屬形式，是政府外交的有益性補充，與其具有較大的互補性。因此，本文以領導人訪問作為政府外交變量和以友好城市作為民間外交變量，深入分析政府外交與民間外交的互補性。本文通過分析政府外交與民間外交的交互項回歸系數來驗證兩者的互補關系，并構建以下基本模型:

其中，Y代表中國企業對外并購狀況，具體包含對外并購溢價和對外并購完成率。Visit代表領導人訪問次數。X代表控制變量。本文關注的是核心變量民間外交和政府外交的交互項(Sisc×Visit)的系數λ3。若交互項的系數λ3與核心變量Sisc的系數λ1為同方向且顯著，則民間外交的邊際效應隨著政府外交的增強而遞增，政府外交和民間外交之間存在一種互補關系。反之，則政府外交和民間外交存在一種互替關系。本文的領導人外訪數據選自1990—2017 年《中國外交統計年鑒》。為與民間外交的出訪狀態相一致，本文選取了中國領導人出訪數據，主要為主席和總理出訪的年度次數。

表12 為驗證民間外交與政府外交的互補性的回歸結果?？梢园l現，民間外交與政府外交的交互項(Sisc×Visit)的系數在被解釋變量為Completion時顯著為正。這基本表明了政府外交和民間外交對中國企業對外并購成功率的影響具有互補效應，當政府外交與民間外交均發生于東道國時，更有利于提高中國企業對外并購的完成率。

表12 民間外交與政府外交的互補性檢驗

六、結論性評述

隨著“走出去” 戰略和“一帶一路” 建設的加速推進，雙邊友好城市作為政府外交的有益補充和民間外交的重要內容，可以促進中國與沿線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的交流，推動與東道國的投資并購合作，為中國企業“走出去” 進行海外投資營造和諧、寬松的投資環境。本文基于1990—2017 年雙邊友好城市數據和中國企業對外并購數據構建企業層面回歸模型，專門考察友好城市締結的企業對外并購價值效應。研究發現，當雙方企業所在城市締結友好城市時，中國企業支付的對外并購溢價更低，對外并購完成率得到顯著提升。異質性檢驗發現，自中國加入WTO 以來，民間外交對中國企業對外并購完成率的提升效應更為顯著；友好城市顯著降低了中國企業對發達國家和新興產業的并購溢價，也降低了國有企業的對外并購溢價，同時提升了對發達國家的并購完成率。機制檢驗發現，雙邊友好城市通過促進民間互訪、民間經貿活動、民間文化交流等作用機制，對中國企業對外并購產生持續影響。拓展檢驗發現，民間外交與政府外交具有顯著的互補性，政府外交與民間外交對中國企業對外并購的影響相互促進。此外，一系列的穩健性檢驗以及可能的內生性問題處理顯示，本文的基本結論穩健成立。

本文從企業“走出去” 的角度驗證了雙邊友好城市作為民間交流的重要形式，對雙邊經貿投資合作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本文的研究對于擴大民間外交成果，推動中國企業更好更快“走出去”，深化“一帶一路” 倡議，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政策參考。未來中國應繼續推動雙邊關系全面發展，既要在國家層面構建國家之間的緊密伙伴關系，也要大力發展國家之間的民間友好交往，加強雙邊在政治、經濟、人文、科技等方面互聯互通，提升中國全球經濟影響力和全球經濟治理能力，努力開創對外經濟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