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的出口產品質量測度與分析

陳乘風，陳思懿

（1.華僑大學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研究中心，福建 廈門 361021；2.華僑大學 經濟與金融學院，福建 泉州 362021）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必須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不斷增強我國經濟創新力和競爭力。2018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一帶一路”建設工作5周年座談會的重要講話中，提出“一帶一路”建設要從謀篇布局的“大寫意”轉入精耕細作的“工筆畫”，向高質量發展轉變，造福沿線國家人民，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耙粠б宦贰苯ㄔO的重點內容之一是“貿易暢通”，其中以出口產品質量升級為代表的對外貿易轉型升級則是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主要內容之一。因此，研究“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中國對相關國家出口產品質量的動態變化，對提高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的出口質量水平，乃至對推進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都具有重要的政策意義。

近年來，有文獻對中國出口產品質量進行了測算和分析，但使用的數據和產品質量測算方法均有所不同。在數據來源方面，一些文獻使用產品層面的大樣本微觀數據，如李坤望等（2014）[1]和魏方（2019）[2]分別基于1995—2010年和1995—2014年的BACI數據庫測算了中國的出口產品質量①BACI數據庫由法國CEPII（國際經濟研究所）整理維護，其原始數據來自聯合國的Comtrade貿易數據庫。由于Comtrade數據庫中進口國和出口國報送的貿易數據之間存在差異，所以BACI數據庫對原始數據進行了調整，并重新估算出HS6分位產品的進出口單位價值、經調整后的進出口價值量和數量，其中單位價值數據已經剔除了運輸和保險等貿易成本。詳見BACI網站：http://www.cepii.fr/CEPII/en/bdd_modele/presentation.asp?id=37，最后訪問時間：2023年8月13日。。另一些文獻使用企業層面的微觀數據，施炳展（2014）[3]、張杰等（2014）[4]基于2000—2006年中國海關企業出口數據測算分析了中國出口企業的產品質量。由于該數據包含了企業層面的信息，所以可以分析不同類型企業（不同省份、不同所有制）的出口產品質量特征，但是數據的時效性較差。在質量測算方法上，不同文獻的選擇也不盡相同。李坤望等（2014）[1]和魏方（2019）[2]均使用Fontagne等（2008）[5]的相對單位價值法，施炳展（2014）[3]則使用Khandelwal等（2010）[6]的需求信息回歸推斷法，張杰等（2014）[4]進一步使用Piveteau等（2013）[7]的方法糾正了出口產品價格和產品需求的內生性問題，余淼杰等（2017）[8]則基于Feenstra等（2014）[9]發展了適用于企業層面產品質量測算的供給需求信息加總測算法，該方法考慮了企業生產率的異質性，并消除了價格測量的誤差。此外，還有Schott（2004）[10]的單位價值法、Hummels等（2005）[11]的價格指數法等不同的測算方法。

在測算出口產品質量的基礎上，有許多學者研究了中國出口質量的影響因素，如張洋（2017）[12]研究了政府補貼對中國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影響，張健等（2018）[13]研究了產業政策對包括產品質量升級在內的企業出口轉型升級的影響，朱小明等（2019）[14]研究了目的國需求對中國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影響。也有學者研究了產品質量對中國企業出口動態的影響，如李方靜（2014）[15]研究了產品質量如何影響企業出口目的地選擇，李小平等（2015）[16]研究了中國行業出口產品質量對出口增長的影響，張先鋒等（2019）[17]研究了出口產品質量升級是否能夠緩解中國對外貿易摩擦?？傮w而言，已有文獻發現：中國出口產品的質量發展水平在不同出口目的地、不同行業存在明顯的差別，還受到中國的產業政策、進口國收入水平以及雙邊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等多種因素的影響。

“一帶一路”涉及60多個國家和地區，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千差萬別，與中國的雙邊經貿關系也各有不同。隨著“一帶一路”建設向高質量發展轉變，如何提高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出口產品質量在政策實踐中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原國家質量檢驗檢疫總局于2017年圍繞輸往“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等出口產品開展了質量提升行動。但學術界有關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出口產品質量研究仍然較少，蔡玲等（2018）[18]利用需求信息回歸推斷法，基于聯合國的貿易數據庫（Comtrade）測算了2004—2014 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制造業的出口產品質量，研究了不同省份知識產權保護的影響。但是“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時間為2013年，而該文的樣本期間為2004—2014年，所以并不能很好地反映“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中國對相關國家的出口產品質量變化。

本文基于最新可獲得的CEPII-BACI產品貿易數據庫，測算2012—2018年中國對64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出口產品的質量水平，并進行全面深入的分析比較。一是從總體、出口目的地和產品技術水平等角度，測算分析中國在相關國家的出口產品質量水平；二是借鑒Khandelwal等（2010）［6］有關質量階梯的定義，計算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出口產品質量階梯，展示中國出口產品在相關國家的質量變化區間；三是通過國際比較的方式，以美國和日本作為主要出口競爭國，比較中國、美國和日本三國在“一帶一路”的質量發展水平和質量階梯；四是通過結構分解的方法，分析已有貿易關系、新貿易關系和退出貿易關系的變動對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出口產品質量的影響。

二、出口產品質量的測算方法

（一）相對單位價值法

參考李坤望等（2014）[1]和魏方（2019）[2]的思路，借鑒Fontagne等（2008）[5]的相對價值法來測算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的出口產品質量。簡單而言，相對價值法通過比較中國某一產品在某一年度的單位價值相對全世界同一產品在同一年度的平均單位價值，得到一個相對值指標，從而衡量中國出口產品相對于全世界的相對產品質量。該方法是在“出口國—產品—年份—進口國”層面進行的相對單位價值比較，計算結果更為直觀合理，并且可以進行國家、產品等層面的加總，有利于進行跨國、跨時期和跨產品類別的分析比較。

具體而言，國家i在t年出口到國家j的k產品的質量水平Qualityikjt等于同一年度國家i出口到國家j的k產品的單位價值uνikjt與k產品的世界平均單位價值uνwkwt的比值，即：

其中，w代表全世界，uνikjt等于t年中國向國家j出口的k產品的總價值νikjt除以總數量qikjt，uνwkwt等于t年全世界所有國家出口k產品的單位價值uνikwt以出口份額為權重加權得到的，即：

其中，I代表出口k產品的所有國家的集合。uνikwt代表i出口至所有目的地的k產品單位價值以出口份額為權重的加權平均單位價值，即：

其中，J代表進口k產品的所有國家的集合。

根據式（1）（2）（3）計算出高度細分的“出口國—產品—年份—進口國”層面的產品質量水平Qualityikjt后，可以根據研究目的的需要，在區域層面對j進行加總，從而得到一個國家對一個地區出口k產品的總體質量水平Qualityikrt，或者在大類產品層面對k進行加總，從而得到對一個國家j所有出口產品的總體質量水平Qualityijt，如式（4）和（5）所示：

其中，r代表屬于某一個區域的所有進口國集合，令r代表“一帶一路”國家集合時，Qualityikrt就代表了國家i出口到所有“一帶一路”國家的k產品的整體質量水平。K代表了特定產品類別的集合，令K代表高技術產品的時候，Qualityijt就代表國家i出口到國家j的高技術產品的整體質量水平。類似的，通過對Qualityikjt在產品k和國家j層面的加總，容易得出各個國家在不同產品類別和不同出口區域的整體質量水平，并進行相互比較。

（二）數據處理

本文使用的產品層面貿易數據來自法國國際經濟研究所（CEPII）開發的BACI數據庫，該數據庫包含了年份、出口國、進口國、產品的6位數HS編碼、貿易金額（單位為千美元）和貿易數量（單位為公噸）等詳細信息。選取的樣本期間為2012—2018年，共有54 251 054個樣本，包含了全球200多個經濟體有關5 000多種產品的貿易信息。為了保證計算結果的準確性，以“出口方—產品”為基準，剔除了單位價值uνikjt上下2.5%的極端值。

為了計算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出口產品的質量水平，參考中國一帶一路網名單，選取了東北亞、東南亞、中亞、南亞、西亞北非和中東歐的64個國家作為“一帶一路”國家①中國一帶一路網由國家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指導，國家信息中心主辦，該網站在介紹“一帶一路”各國情況時，列舉了以下64個國家：蒙古國、俄羅斯、新加坡、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越南、菲律賓、柬埔寨、緬甸、老撾、文萊、東帝汶、印度、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孟加拉國、尼泊爾、馬爾代夫、不丹、阿聯酋、科威特、土耳其、卡塔爾、阿曼、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巴林、以色列、也門、埃及、伊朗、約旦、敘利亞、伊拉克、阿富汗、巴勒斯坦、阿塞拜疆、格魯吉亞、亞美尼亞、波蘭、阿爾巴尼亞、愛沙尼亞、立陶宛、斯洛文尼亞、保加利亞、捷克、匈牙利、馬其頓、塞爾維亞、羅馬尼亞、斯洛伐克、克羅地亞、拉脫維亞、波黑、黑山、烏克蘭、白俄羅斯、摩爾多瓦、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土庫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2012—2018年期間，BACI數據庫中共有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6位數HS編碼商品的貿易數據3 074 418條。

表1給出了2012—2018年全球雙邊貿易和中國—“一帶一路”國家雙邊貿易的描述性統計，包含了樣本數、產品種類數和貿易額等基本信息，其中貿易額的計量單位為萬億美元。

表1 描述性統計

三、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的出口產品質量分析

根據式（1）（2）（3），本文計算了2012—2018年中國出口產品相對于全世界出口產品的相對價值，并根據式（4）和（5）進行了加總計算，從而得出了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出口產品的整體質量，并且按照進口國所處區域以及產品的技術類型進行了分類加總，得出了中國對東北亞、東南亞、南亞、西亞北非、中東歐和中亞等不同區域的出口產品質量，還有高技術產品、中等技術產品和低技術產品的產品質量水平，最后比較了中國、歐盟、日本和美國對“一帶一路”國家的出口產品質量，如圖1中的4個子圖所示。

圖1 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的出口產品質量水平

左上的子圖中，柱狀圖展示了中國出口產品在“一帶一路”國家的市場份額變化，對應了左邊的縱軸；折線圖則展示了產品質量整體水平的變化，對應了右邊的縱軸。容易發現，中國出口產品在“一帶一路”沿線的市場份額從2012年的18.5%一路上升到2018年的22.2%，而產品質量則從0.56波動式上升到0.61，這說明2012—2018年，中國出口產品在“一帶一路”國家既有量的提升，也有質的提高。

右上的子圖比較了中國、歐盟、日本和美國對“一帶一路”國家出口產品的質量變化。容易發現，日本的出口產品質量最高，其次是美國和歐盟，中國的產品質量明顯較低；從發展趨勢來看，從2012—2015年，中國與上述3個國家（地區）的出口產品質量差距有所減少，但是2015—2018年又有所拉大。近年來，美國、日本和歐盟等域外大國和國際組織均加大在相關國家的市場擴張和資源投入，中國與上述3個國家（地區）在“一帶一路”國家既有合作但也有競爭關系。只有提升中國的出口產品質量，才能實現中國與相關國家共建“一帶一路”的高質量發展。

左下的子圖顯示了中國出口產品在“一帶一路”不同區域的質量變化情況。因為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市場競爭程度不同，對產品的需求也會有所差別。從圖中可以發現：第一，中國的出口產品在不同地區的質量水平存在明顯差別。整體上，在中東歐質量水平最高，而東北亞和中亞地區的產品質量水平最低，可能的原因在于中東歐國家整體收入水平較高，消費層次也比較高，而中亞國家則相反。第二，在所有地區，中國出口產品的質量水平都出現了先上升后下降的態勢，但是2018年的產品質量水平均高于2012年。第三，南亞、西亞北非和中亞地區的出口產品波動比較明顯，在2012—2015年期間，中國出口到上述地區的產品質量先是大幅上升，而在2017—2018年又大幅下降。

右下的子圖顯示了中國向“一帶一路”國家出口的高技術產品、中技術產品和低技術產品質量情況。整體來看，中國高技術產品在“一帶一路”國家的出口產品中質量水平最高，或者說相對于中技術和低技術產品，中國高技術產品在“一帶一路”國家的相對單位價值更高，能夠獲取賺取更高的價值。從發展態勢來看，在2012—2018年期間，三種技術水平的產品質量均有所上升，但是高技術產品的上升幅度最為明顯，中技術和低技術出口產品的質量水平則是先上升后下降。上述情況揭示了中國大力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一個十分有利的現象，即高技術產品質量的快速提升，這是“一帶一路”建設推動中國出口貿易高質量發展的一個有力證據。

綜上所述，“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中國的出口產品在相關國家呈現了“質”和“量”的提升，質量水平和市場占有率均有所提高，但是在不同地區、不同技術類型產品質量水平存在明顯差別，與歐盟、美國和日本等發達國家還存在明顯差距。

四、中國在“一帶一路”國家的出口產品質量階梯

為了更好地了解中國出口產品質量在“一帶一路”國家的整體地位和相對優勢，參照魏方（2019）[2]的方法，測算了所有以“一帶一路”為出口目的地國家的出口產品質量并進行排序，并測算分析了中國出口產品的質量階梯。圖2的4個子圖分別展示了中國與歐盟、美國和日本在“一帶一路”國家的質量排序和出口階梯，以及中國出口產品在“一帶一路”不同地區以及不同技術類型產品的質量階梯變化情況。

圖2 中國在“一帶一路”國家的出口產品質量階梯

在左上的子圖中，本文對2012—2018年間所有國家的“一帶一路”沿線的出口產品質量進行排序。中國的出口產品質量排名在145 ～170名之間，這與魏方（2019）[2]測算結果中國產品質量的全球排名是比較接近的。日本是61 ～78名，歐盟是93 ～116名，美國是76 ～90名，說明中國出口產品的整體質量水平不僅與美日歐等國差距較大，與其他國家對比也仍然處于中下游水平。出現這種情況另外一個可能的原因在于中國的產業鏈比較長、工業門類齊全，在出口高質量產品的同時也大量出口低質量產品，而相對單位價值法是對所有出口市場所有產品的加權平均，只是反映中國出口產品質量的平均水平。

右上的子圖則對比了中國、歐盟、日本和美國的出口產品質量階梯?？梢园l現，中國出口產品質量的上限和下限都是低于歐盟、日本和美國的，這進一步印證了在“一帶一路”國家，中國出口產品質量整體較低。但是也可以看出，與2013年相比，2018年中國出口產品質量的上限和下限均有所提升，特別是下限與日本和美國差距明顯縮小，這說明在“一帶一路”國家，中國出口產品質量正在逐步“追趕”發達國家。質量階梯的長度還能夠反映一國出口產品的多樣化程度。從圖中可以發現，歐盟的質量階梯最短，并且與日本和美國重疊，相對集中于高質量區間；中國質量階梯的長度超過歐盟，但是比日本和美國短，并且相對集中于中低質量區間。這說明在質量競爭方面，中國與日本、美國呈現出“錯位發展”的態勢。但是隨著中國出口產品的質量追趕趨勢越來越明顯，與日美出口產品的正面競爭會越來越多。

左下的子圖對比了“一帶一路”沿線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中國出口產品質量階梯情況。從圖中可以發現，一是東北亞和中亞地區的質量階梯最短，說明中國出口產品在這兩個地區的多樣化程度最低，原因在于東北亞只有俄羅斯、蒙古和韓國3個國家，中亞只有5個國家且收入水平接近。二是東南亞、南亞和中東歐地區的中國出口產品質量階梯較長，說明質量水平多樣化程度較高。另外中國在東南亞和中東歐的出口產品質量上限相對較高，而在南亞和東南亞則相對較低，因為這些地區既有新加坡和歐盟成員國等收入水平較高的國家，也有大量中低收入水平國家，所以呈現出產品質量需求多樣化的特征。三是將2018與2013年的質量階梯對比發現，東南亞、中東歐和西亞北非的中國出口質量變動區間變大，而其他地區則有所縮短，原因可能是在東南亞、中東歐和西亞北非的國家數目眾多、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所以產品質量需求水平也有所不同。

右下的子圖對比了中國出口的高技術、中技術和低技術產品質量階梯變化情況?？梢园l現，中技術產品的質量階梯最短，質量多樣化程度最低，高技術產品和低技術產品的質量階梯較為接近。將2018 年和2013年的質量階梯對比來看，中技術產品的質量階梯持續縮短，質量下限不斷上升，說明中技術產品的質量水平出現明顯的“階梯爬升”或者說“質量升級”，而高技術產品和低技術產品的質量階梯則是先變長后縮短的情況。

總體來看，通過質量排序和質量階梯分析可以發現，在“一帶一路”國家，中國出口產品質量的全球地位仍然不高，落后于美日歐等國，但是質量階梯較長，質量多樣化程度較高，并且出現明顯的“質量升級”，無論是產品質量的上限還是下限都在不斷接近日本和美國。但在“一帶一路”沿線的不同地區，中國出口產品質量階梯的分化還比較明顯。

五、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出口產品質量的結構分解

為了進一步研究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的出口產品質量變化原因，本文對中國出口產品質量進行結構分析。具體而言，通過比較每個年份與上一年相比的出口商品HS編碼和出口目的地情況，將所有的出口貿易關系分為持續、退出和進入3種類型。當中國向某個國家出口上一年已有出口的商品時，該貿易關系為持續出口行為；當中國不再向某個國家出口上一年出口的商品時，該貿易關系為退出出口行為；當中國向某個國家出口上一年沒有出口的商品時，該貿易關系為進入出口行為。不同類型的貿易關系產品質量變化帶來的影響有所不同，高質量持續出口貿易關系有利于維持出口產品質量水平，而高質量的退出出口貿易關系則會導致出口產品質量的降低，高質量的進入出口貿易關系則會提高出口產品質量的整體水平。將樣本數據進行貿易關系分類后，進一步利用式（5）計算不同類型貿易關系的加權平均質量水平，從而完成對中國出口產品質量變動的結構分析，結果見表2。由于本文數據區間為2012—2018年，無法得出2012年的質量變動水平情況。

表2 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的出口產品質量結構分解（2013—2018年）

從表2可以發現，從2013年到2018年，持續出口行為的質量水平出現先上升后下降的情況，在2015年達到峰值0.686，而在2018年降到最低值0.607，這一變動趨勢與圖1右上的子圖中展示的中國出口產品質量變化的整體趨勢是一致的。退出出口行為呈現出先下降后上升的情況，意味著2013—2016年退出的主要是低質量的貿易關系，而2017—2018年退出的是相對高質量的貿易關系。進入出口行為的質量水平的質量水平波動較為明顯，出現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情況。

上述情況說明，持續出口行為的質量水平變化是中國出口產品質量變化的主要原因，而退出出口行為的質量水平變化則起到助長作用，進入出口行為的質量水平不穩定影響了中國出口產品質量的持續升級。

進一步對不同技術類型產品的出口質量水平進行分解和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從中發現，在2013—2018年期間，高技術產品出口中，持續出口、退出出口和進入出口等三種貿易關系的產品質量波動都比較明顯，但是與2013年相比，2018年持續出口貿易關系的產品質量有所下降，而退出出口貿易關系的產品質量下降更為明顯，這意味著低質量貿易關系的退出和高質量出口貿易關系的進入可能是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高科技產品出口質量上升的重要原因。

表3 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的出口產品質量結構分解：分技術類型

中技術產品出口中，持續出口貿易關系的質量水平先上升后下降，在2015年達到最高值0.673，退出出口貿易關系的質量水平呈波動式下降，從2013年的1.137下降到2018年的0.880，進入出口貿易關系的質量水平則從2013年的1.084波動式下降到2018年的0.814。整體而言，中技術的高質量產品“進入—退出”比較頻繁，從而阻礙了中技術產品的質量提升。

低技術產品出口中，在2013—2018年期間，持續出口貿易關系的產品質量先升后降，在2015年達到峰值0.627，而退出出口貿易關系的產品質量則是先降后升，從2013年的1.037下降到2017年的0.449，再上升到2018 年的1.804，進入出口貿易關系的產品質量則從2013 年的1.189 下降到2018 年的0.405?？傮w來說，高質量貿易關系的退出和低質量貿易關系的進入是阻礙低技術產品質量升級的主要原因。

六、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基于CEPII-BACI貿易數據庫，測算了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的出口產品質量，計算了出口質量階梯，并與歐盟、日本和美國等發達經濟體進行比較，按照區域和產品技術類型進行比較分析，從而深入分析中國出口產品質量在“一帶一路”國家的動態變化，通過結構分解進一步分析中國出口產品變動的成因。得出的主要研究結論如下：第一，整體而言，從2013年到2018年，中國出口產品在“一帶一路”國家的市場份額顯著提高，產品質量水平也有所上升，說明“一帶一路”建設促進中國出口高質量發展的作用初見成效。第二，在“一帶一路”國家，中國出口產品的質量水平波動比較明顯，整體水平仍然落后于歐盟、日本和美國等發達經濟體，并且在“一帶一路”不同區域間的發展趨勢也不盡相同，這說明中國出口產品質量的提升和穩定仍然任重道遠。第三，從質量階梯來看，在“一帶一路”沿線，中國出口產品質量的全球地位并不高，但是質量階梯較長，并呈現出追趕日本和美國等發達經濟體的積極態勢，特別是高技術產品的質量階梯較長，質量多元化水平比較高。第四，通過結構分解發現，低質量出口貿易關系的退出和高質量出口貿易關系的進入是推動2013—2015年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出口產品質量升級的主要原因，但是這種升級并不穩定，在2016—2018年出現了高質量出口貿易關系的退出和低質量出貿易關系的進入。

出口質量升級是推動“一帶一路”建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方面，也是實現中國對外貿易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實現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動力。因此，建議從以下幾方面推動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出口產品質量升級：一是高度重視出口產品質量升級的作用，充分認識到中國出口產品質量與發達經濟體的差距，通過政策引導、資金補貼、稅收優惠和知識產權保護等手段支持和引導企業加大研發創新力度、改進生產工藝、采用高質量的中間品，從而提高出口質量水平。二是實施差異化的質量競爭戰略，在中國企業向“一帶一路”實施出口擴張和質量升級策略時，會越來越多地與歐美企業發生正面競爭，為了更為順利地推動“一帶一路”貿易合作，要注重錯位發展，走差異化的發展道路，減少與歐美企業的過分競爭。三是堅持多元化的質量發展路線，在提高中國出口產品質量的同時，同時發展不同質量水平、不同技術層次的產品，滿足“一帶一路”國家的市場需求層次多樣化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