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傷的療愈和共同體的新生
——論《寵兒》中魔幻現實主義手法的運用*

生安鋒

內容提要: 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托尼·莫里森在其代表作《寵兒》中精彩地運用了魔幻現實主義手法,使得詭異與虛幻的小說場景充滿了現實性和政治性意義,也使得人物能夠更勇敢地直面過去的創傷經歷并得以重建身份,重新鼓起繼續生活下去的勇氣。本文通過探索寵兒這一鬼孩形象與個體創傷及集體性創傷之間的關系,指出莫里森正是借助鬼孩這一獨特的藝術形象,具象地揭示了奴隸制的罪惡及其所帶來的綿延幾百年的傷痛和深遠的負面影響。在莫里森看來,歷史是不會憑空消失的,我們需要意識到,為了個體和共同體的存續,我們應該不斷回溯包括奴隸制在內的創傷性歷史事件,正視人類過去的罪惡和人性中的邪惡,在歷史與當下之間建立起密切聯系,否則我們將無法找到靈魂的歸宿。

文學中的“魔幻現實主義”或者“魔幻寫實主義”(Magic Realism)一詞可以追溯到1956年雅克·斯蒂芬·艾萊克西斯(Jacques Stephen Alexis)的一篇文章《大溪地的魔幻寫實論》(“Of the Magical Realism of the Haitians”)。艾萊克西斯認為,在拉丁美洲的文學表達中,作家往往會從神話、傳奇或者魔幻的傳統中尋找文學書寫的意象與再現方式,利用魔幻寫實的策略,“將魔魅的想象予以通俗化和精致化”(轉引自廖炳惠115);這種訴諸魔幻(the mythic and magical)的寫作手法根植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的文化傳統,是作家們用以表達他們的身份認同、彰顯自身與帝國主義殖民者和種族壓迫者之差異的“集體性形式”,是“對其文化現實的一種表達模式”(Ashcroft et al.132—133)。因此,魔幻現實主義的手法從一開始其實就是作家們用以對抗殖民壓迫和種族歧視的一種策略和工具。在論者如莫哈?！ぐＫ固亍ぐ峥?Mohacsi Eszter Eniko)和杰基·克萊文(Jackie Craven)等看來,魔幻現實主義就是這樣一種敘事策略: 它將事實性敘事和幻象或者神話結合起來,用以闡釋或者表現現實與歷史之間的復雜性和交疊性,意在探索有關人類社會和人性的洞見;魔幻現實主義與我們通常所說的神話故事不同,神話故事大多源自民間傳說、寓言、迷信和宗教故事等,其情節和事件也常常有違于正常的認知和邏輯,而魔幻現實主義則常常有著曲折的歷史性語境和社會關切、扭曲的時間順序和過程,同時又有現實世界里的背景和真實的敘述聲音(Eniko 66—67;Craven)。因此,盡管有超自然的事件和復雜的事件順序,魔幻現實主義作品中的故事常常被作者用客觀冷靜的語氣加以敘述并最終揭示出人類社會和人生中的痛苦、苦難和失敗等問題。

針對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非洲裔美國作家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1931—2019)在其代表作《寵兒》(Beloved,1987)中所使用的魔幻現實主義、意識流、怪誕等敘述手法,國內外有些學者已經在這方面做出了可貴的探討。王守仁等在其研究中對莫里森的魔幻現實主義探根溯源,指出了非洲神話對作家創作的深遠影響;金莉等在其研究中指出,莫里森在其小說中對魔幻、荒誕等手法的嫻熟運用對其藝術世界的建構起到了極大作用。習傳進在其對非裔文學的人類學研究中也指出,借助怪異和魔幻等寫作技巧,作家的關切其實超越了單一的種族性,而是指向了全人類的生存困境。龐好農等也論述過莫里森小說中的魔幻現實主義敘事策略,另外也有一些學位論文涉及這一論題。在國外,也有研究者在論述或者訪談中觸及莫里森的魔幻現實主義寫作手法問題,如諾米·倫德(Naomi R.Rand)、奧德瑞·費希(Audrey Fisch)、克瑞斯蒂娜·戴維斯(Christina Davis)、丹尼爾·泰勒-顧斯瑞(Danille K.Taylor-Guthrie)等,他們分別從不同的出發點探索了魔幻現實主義、創傷性記憶、怪異等因素在莫里森小說中的呈現和作用。但總的來說,集中而深入地探討《寵兒》中的魔幻現實主義手法,并通過詳盡的文本閱讀來細究其意義和作用的研究尚不多見。在筆者看來,莫里森在其代表作《寵兒》中通過對魔幻現實主義手法的出色運用,揭示了美國奴隸制度下黑人所遭受的極大摧殘,并通過回憶過去的方式建立起關聯,找到了自我與族群的身份聯結方式,最終使集體性的民族創傷得以愈合。

一、《寵兒》的創作背景

莫里森的小說《寵兒》其實是有著真實的故事原型的。在20世紀70年代當莫里森在蘭登書屋做編輯時曾經編輯過一本關于黑人歷史資料的書《黑色之書》(The Black Book,1974),里面就記載了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1856年黑人女奴隸瑪格麗特·戛納(Margaret Garner)與丈夫帶著四個孩子從肯塔基州越過冰封的俄亥俄河逃到辛辛那提,后被奴隸捕手和警察追上,為了不讓自己的孩子重新成為奴隸,這位絕望的母親就試圖將孩子們全部殺死,結果造成了一死三傷的悲慘結局,他們也因此而受到當局的逮捕和審判。正是這一慘烈的歷史事件激發了莫里森的創作靈感。但忠實地記錄戛納原來的故事并非莫里森的意圖,她曾說過:“我對記錄她經歷過的生活不感興趣”(Darling 5),她要做的是用史實和豐富的想象力來表現這個事件背后所透露出的歷史的殘酷性。在莫里森的故事里,小說開始的時間是1873年,而后來隨著故事的逐步展開我們得悉主人公賽絲殺死自己的孩子是在1855年他們逃到辛辛那提郊區藍石路124號后的第28天。就在賽絲和孩子剛剛擺脫奴隸制的桎梏時,原種植園“甜蜜之家”的新奴隸主“學校教師”帶人找到了他們。眼看逃脫無望,自己和幼小的孩子面臨被帶回種植園重新淪為奴隸的危險,情急之下賽絲拔出鐮刀殺死了女兒。因為她深知,重新回到種植園就意味著孩子們會重蹈自己的覆轍。她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來判斷,就是死了也比重新回到奴隸主的種植園經受非人的摧殘要好得多。但最終,她想要殺死所有孩子后再自殺的企圖未能實現,她只是成功地殺死了一個女孩兒——即后來的鬼孩“寵兒”。弒嬰的“惡行”使得她的婆婆貝比·薩格斯意志力垮掉,從此神志不清并于不久后死亡,也使得她受到黑人鄰居的誤解和反感;此后她就與當地的黑人社群隔絕開來,而她自己更是備受良心的折磨、噩夢不斷。但平日里無論她,還是保羅·D或者薩格斯對過往的慘烈事件都諱莫如深,從來不在家里說起這些慘痛的往事。賽絲試圖將過去遺忘或者以麻木來抵制回憶的痛苦,而保羅·D則試圖將過去不堪回首的往事都封藏在貼近胸口的那個煙盒里,再也不愿意對人展示:“它的蓋子被銹住了”(Morrison 86)。①本文關于《寵兒》的所有引文均出自Morrison(2004),此后均括注頁碼,不再一一注明出處,所有引文均由筆者翻譯。因而,在他們的記憶中,過去的事件呈現為一些零散的碎片而非完整的記憶。但是如果沒有對過去事件的完整梳理,他們又無法建構起一個完整的人格和身份,更無法積極地面對未來。

令人們頗感困惑的是,莫里森本人是拒絕“魔幻現實主義”這個標簽的,因為在她看來,作品中的魔幻手法往往是一種規避政治性討論的手段,文學史家和批評家很容易因此而忽略了作者們真正想要揭示的東西(Davis&Morrison 145)。但在筆者看來,莫里森在其多部作品中都曾使用過這種敘述手法,除了《寵兒》之外,還包括《所羅門之歌》(Song of Solomon,1977)和《柏油娃娃》(Tar Baby,2014)等等;盡管作者出于某種原因不愿意承認這一點,但我們有充足的理由認為莫里森在其敘述中是運用了魔幻現實主義手法的。王守仁等早就指出,莫里森由于深受非洲傳統宗教觀的影響,認為生與死之間的界限并非不能逾越,過去與現在是可以穿越的,而莫里森在其小說中既有虛幻又有真實的敘事手法其實是“根植于非洲神話傳說和美國黑人生活現實”(138—139)的。實際上,在莫里森的藝術世界里,“現實主義的題旨加上各種敘事技巧,如多視角敘述、‘碎片化’語言、意識流、象征、魔幻、荒誕、神話、傳說、寓言、隱喻等,使莫里森的作品包羅萬象,意境深遠”(金莉等234)。而且我們認為,通過探索寵兒這一形象與個體創傷及集體性創傷之間的關系,莫里森的魔幻現實主義使得虛幻或者不現實之物充滿了現實性與政治性意義;在作者探究歷史性創傷時其作用尤其明顯,因為正是借助虛幻或者魔幻的寫作手法,作者才使得該小說中的人物更好地直面過去的經歷并重建身份,重新找到繼續生活下去的勇氣,重新安頓傷殘破敗的人生。在這種意義上,《寵兒》無疑就是一部優秀的魔幻現實主義小說。下面我們將以魔幻現實主義為視角詳細分析寵兒這一創新性角色的意義。

二、“寵兒”的魔幻現實主義形象探析

首先,我們來探討魔幻形象與身份之謎的問題。故事的魔幻性直接表現在賽絲所居住的藍石路124號多年來持續鬧鬼這件事上?！秾檭骸烽_篇伊始就告知讀者:“124號充滿著惡意。充斥著一個嬰孩的怨毒”(3)。被母親親自殺死的那個剛剛會爬的小女孩變成了一個充滿了怨毒的小鬼回到了母親身邊,或許是為了索取未能享受夠的母愛,或許是想弄清楚那么摯愛自己的母親何以會殺死自己?？傊?藍石路124號就因為這個死嬰的鬼魂變成了一座“兇宅”: 詭異的聲音和忽明忽暗的燈光、鏡子突然碎裂、蛋糕上突然出現手印……終于,賽絲的兩個兒子忍無可忍并逃離了家門,留下因家中鬧鬼而長期自閉、心理不甚健全的妹妹丹佛、臥病在床的外祖母和忙碌悲苦的母親賽絲在家里與小鬼死纏苦斗。

小說的魔幻性還體現在寵兒這個人物的身份的不確定上。在保羅·D對鬼魂大喊大叫進行驅趕之后,鬼魂暫時消失了一段時間,但并沒有真的銷聲匿跡,那個執著的小怨鬼復以一個年輕女人的形象返回藍石路124號。在小說中,莫里森對她的描寫兼具成年人和孩子的雙重特征。她有著成年女子的豐滿身材,但她那猶如新生的皮膚“毫無褶皺而細膩光滑”(50),有事沒事喜歡吮吸手指頭(157)。那么,難道那個死去的女孩在18年后化身成為當下這個成年女人了嗎?讀者似乎有足夠的證據認為該女人就是那個被殺死的孩子的化身,因為賽絲剛剛看見她來的時候,感覺自己的羊水似乎破了;讀者還發現寵兒知道賽絲很久之前曾有一對耳環;她甚至還會哼唱賽絲編的催眠曲;寵兒又像小孩子一樣總喜歡黏著賽絲,并毫無節制、毫無理性、不顧母親死活地向她索取關愛:“寵兒的雙眼時時刻刻都盯著賽絲,不肯離開須臾……寵兒的眼睛自始至終都在舔舐著、品嘗著、咀嚼著賽絲”(73)。

寵兒的忽隱忽現與身世之撲朔迷離說明了其身份的不確定性(144—146)。會不會這個自稱寵兒的年輕女子并不是那個被殺死的孩子的化身呢?有時候連賽絲自己都說不準,有一次她甚至告訴丹佛,寵兒很可能是一個被白人男子關起來長期性侵的女子,因不堪凌辱而逃了出來(140)。正是這種不確定性才導致了后面那段令人傷痛欲絕的母女間的對話:

“告訴我真相。你是從那邊來的嗎?”

“是的,我是從那邊來的?！?/p>

“你回來是因為我嗎?”

“是的?！?/p>

“你還記得我?”

“是的,我記得你?！?/p>

“你從來沒有忘記我嗎?”

“你的臉就是我的臉?！?/p>

“你原諒我嗎?你會留下來嗎?你現在在這里安全了?！?/p>

“那些沒有皮膚的人呢?”

“在外面,很遠的地方?！?254)

而對保羅·D而言,那個寵兒有可能不是個女孩,甚至是不是寵兒的鬼魂都很難說,而是什么“不干凈的東西”(149)。寵兒似乎可以毫無痛感地用手指從嘴里拔出一顆牙來而不流血,她甚至想,“下次撕下來的可能會是她的胳膊、手、腳指頭?；蛟S每次從她身體上撕下一樣,或許一次性全撕光[……]”(157)。鬼孩的詭秘行蹤在展現魔幻現實主義的特征方面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這些超自然的情節隱約指向了美國黑人的信仰體系,這種世界觀或者生命觀對于黑人而言其實早已是根深蒂固的,是實實在在的存在方式(Davis & Morrison 145)。

而“寵兒”這個名字也充滿了歧義。在小說的扉頁上,作者引用了圣經《羅馬書》的話說:“那本來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稱為我的子民;本來不是蒙愛的,我要稱為蒙愛的”(《新舊約全書·羅馬書》176—177)。這里的漢語“蒙愛的”原文就是“beloved”。但英文的“beloved”既可以作名詞也可以做形容詞。作為形容詞的時候,被修飾的主詞卻消失了,而且在葬禮上該詞既可以指代死者也可以指代哀悼死者的親人,因此有論者指出:“這個名字同時指代了過去和現在,既指缺席者,也指那些在場者”;而且,該詞或可以被理解為一個例證來說明莫里森自創的“再記憶”(rememory)一詞,該詞可以看作“remember”的前半部分和“memory”的組合,既是動詞又是名詞,是對記憶的重新或者反復體驗,并同時指向了記憶的過程和被記住的事物(Fisch 179)。

大多數時候寵兒的行為都很像是一個深受傷害的孩子,讀者也可以從小說中推斷出,她之所以呈現為人形,其實就是想得到母親和其他人的承認;因為在此之前,除了丹佛之外,其他人如賽絲、外祖母等都力圖壓制他們的記憶。此外,寵兒想讓別人尤其是賽絲不斷地思念她、關愛她,所以她不斷地請求甚至迫使賽絲講述她那不堪的過去,而這種對過去的講述即被展現為一種“喂養”寵兒的方式,同時也使賽絲可以從中獲得“意想不到的快樂”(58)。這種對過去的回憶和講述沒有像賽絲起初以為的那樣或者她本能的認知那樣將自己擊垮,反而最終使得賽絲有勇氣去直面過去的創傷并釋放出久被壓抑的記憶,為她重拾生活的信心和勇氣提供了機會。

其次,從某種意義上看,寵兒和保羅·D其實都是一種“啟動”或者“激活”現在與過去之聯結的“激活劑”,是他們讓賽絲甚至整個黑人社區不停地追憶過去、回到過去并再次去體驗痛苦和悲傷。我們知道,雖然在1873年奴隸制就已經被廢除,但是美國南方蓄奴州的白人社會對黑人的歧視和暴力卻未曾消失:“所有的城鎮都在清除黑人;僅僅在肯塔基一年內就有87人被處以私刑;四所黑人學校被燒毀;大人就像孩子一樣被鞭打;而孩子就像大人一樣被鞭打;黑人女性被白人輪奸;黑人的財物被搶奪,脖子被打斷。他聞到皮膚燒焦的味道,到處都是皮膚和熱乎乎的血腥味道”(212)。

過去的并未走遠,歷史繼續以類似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重新上演。批評家倫德曾經指出,鬼孩寵兒其實是連接兩個世界的必要鏈條。正是因為有了寵兒這個亦真亦幻的形象,作家才能得以使主人公與歷史重新連接起來并賦予其活力,而對鬼孩的認可則能為主人公帶來精神上的開悟;寵兒的出現為人們與過去和解提供了一個機緣。在她出現之前,賽絲和丹佛都處于孤獨和閉塞狀態中;而賽絲因為手刃自己的親生女兒更是被其族裔共同體(社區)排除在外。寵兒代表著那個沒有、也無法被抹去的那段不堪的歷史(Rand 93,99)。賽格斯曾經對賽絲說過:“在這個國家里沒有一座房子不是從地板到屋頂都充塞著死去的黑人的傷痛的”(6)。這寓示著不僅小說中的人物,而且整個美國黑人群體都深受創傷性歷史的困擾,每個幸存或者殘存的家庭都有著不堪回首的經歷,并始終成為壓在他們心頭讓他們喘不過氣來的噩夢。此外,寵兒也可以代表那些被虐待過的女奴的集體性創傷。讀者可以根據寵兒的那些表達創傷的獨白推斷出: 寵兒不僅僅是被賽絲殺死的長女(Eniko 66—67),譬如:“那些死去的都堆成一堆……堆成小山一樣的死人,無法令人直視,沒有皮膚的人用桿子穿透他們……落進有著面包顏色的海水里……”(211)。這里所描述的是非洲黑人被販運到美洲的“中間通道”(Middle Passage)的悲慘場景。而丹佛也承認,“有時候我覺得她不僅僅是(那個被殺死的孩子的鬼魂)”(266)。因此,即使賽絲將寵兒看作其長女的幽魂,我們作為讀者也有理由認為,寵兒代表的是“蓄奴制時期的所有冤魂,是蓄奴制被廢除后黑人心理上仍無法擺脫的巨大痛楚,更是整部黑人苦難歷史的深刻隱喻”(金莉等236)。而國外有學者也曾指出:“作為化成肉身的鬼魂,她自身幾乎就是一個具現過去的故事”(Fisch 178);又有論者進一步指出,“寵兒的身份和性格包含著非洲傳統信仰中返回人間的祖先靈魂和美國黑人奴隸的祖先靈魂”(曾梅55)。如此看來,寵兒不僅體現著某個具體人物的創傷性記憶,而且也代表著所有死于大西洋上的6 000多萬黑奴的冤魂的記憶,象征著全體非洲裔美國人被迫為奴近200年的集體性民族創傷記憶。

由于寵兒對賽絲的依戀感隨著小說的推進有增無減,而賽絲本人也由于過去的慘痛記憶而愈加備受折磨、痛不欲生,丹佛終于決定遵從外祖母的建議走出家門,到所在的黑人社區去尋求鄉鄰的幫助,于是辛辛那提的黑人女性們為其舉行了一次驅鬼儀式(261)。借助這一原始的宗教儀式,他們得以返回其黑人祖先共同的集體性記憶中,重溫奴隸制給她們帶來的創傷性記憶并治愈傷痛。驅鬼儀式使得賽絲和所有參加這一活動的黑人女性都想起了她們初到辛辛那提時的那段平靜美好的時光——那時他們剛剛獲得自由,被壓抑的生命之花第一次盡情綻放,初嘗自由的甜蜜令人陶醉而猶如夢幻。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寵兒的出現使丹佛有了接觸外界的機會,使賽絲有機緣獲得療傷的力量,也“使社區有了重新審視過去并接納賽絲一家的機會”;而借著原諒賽絲,黑人社區也通過寬恕、同情、理解、仁愛和幫助賽絲一家而獲得了再生(Rand 106),一個由前奴隸組成的非裔文化共同體初步形成。

因此,既然寵兒意識到了賽絲對她的愛,而黑人女性的憤恨也漸趨消減,于是寵兒就帶著一絲笑容消失在了叢林中。莫里森在小說的結尾部分還有意三次重復了“這不是一個要傳遞下去的故事”,并以“寵兒”一詞作為全書的結尾(324)。因此小說似乎是在暗示: 過去的創傷就像鬼魂一樣,如果它們覺得人們將其忘掉或者忽視了,那么它們是會再次回來迫使人們再記憶的。此外,這個故事本身也不應該被忘記,以免類似的悲劇性事件再次重演。該故事本身是虛構的,但也傳遞著最大的歷史真實;真實的歷史往往是殘酷血腥、不忍直視、不堪回首的,但莫里森卻在暗示我們,雖然不可傳遞但也還是要傳遞下去。這就是人類歷史上發生過的重大歷史性創傷事件留給我們后人的令人無法釋懷的沉重的遺產。

三、重記歷史,安頓人生

小說《寵兒》借助魔幻現實主義等手法,通過強迫小說人物不斷進行回憶而揭露了黑人所遭受的苦難,揭露了奴隸制的罪惡和慘無人道。小說的核心事件是母親弒嬰,是寵兒這個剛剛會爬的嬰兒被殺死;但是殺死她的兇手并不直接是白人,而是其生身母親賽絲,而由她親手殺死自己的女兒的事件不但讓賽絲內心一直充滿著負罪感和贖罪意識,也讓這一悲劇顯得更加悲壯而殘酷,但這樣殘酷的事情在美國的奴隸制歷史上并不少見。而且在奴隸制度下,奴隸的一切包括孩子都是奴隸主的私有財產,并可以像對待牲口一樣由他們任意處置,如打罵、役使、強奸、販賣、殺死等行為,即使是那些“仁慈的”奴隸主如《湯姆叔叔的小屋》中的亞瑟·謝爾比在經濟遇到困難的時候首先想到的也是將黑奴(包括成年的湯姆和僅只五歲的哈里)賣掉還債,而不會顧及哈里的母親伊莉莎的痛苦感受。一個黑奴母親只不過是一個為奴隸主生產小奴隸的機器而已,她就連喂養孩子、愛護孩子的權利都需要依靠奴隸主的恩賜,更遑論擁有自己的孩子了。奴隸制對家庭倫理的破壞也由此可見一斑。因此加拿大著名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1939—)認為奴隸制是人類歷史上至為邪惡的“反家庭制度”(Artwood 3)。

在后現代主義理論家如詹姆遜(Fredric Jameson,1934—)等看來,魔幻現實主義是一種激進的社會實踐,人們可以將稀奇古怪、神秘恐怖的傳奇故事吸收進文學敘事當中,“用以質疑西方哲學的線性思考邏輯,以便對殖民者和壓迫者作出嚴厲的批判,這些都是‘魔幻寫實主義’的關懷焦點”(轉引自廖炳惠155)。國內也有論者指出,莫里森借助對怪異寫作風格或魔幻現實主義手法的運用,揭示出了遠遠超過種族范疇的內在意蘊,并指向全體人類生存的困境:“一方面強調了自我意識中自為存在的重要性,因為它曾啟發和激勵人向一切分裂和毀滅自我的勢力作斗爭;另一方面又告誡人們: 真正的自由是一種整體性的自由,當自己獲得某種自由的同時,也要尊重他人的主體性自由”(習傳進142)。在蘇珊·考瑞(Susan Corey)的論述中,她將莫里森的魔幻敘述手法稱作“怪誕”(grotesque)并引征德國批評家沃爾夫岡·凱澤爾(Wolfgang Kayser)的話說:作家采用怪誕手法的意圖在于“譴責并進而戰勝這個世界的惡魔性”(轉引自Corey 44)。無論是對人類生存困境的揭示還是對世間惡魔性的斗爭,都會因其怪誕手法給讀者帶來震撼的效果或在讀者心中引發共鳴。雖然很多人都將怪誕手法跟魔幻現實主義手法混為一談,但在習傳進看來,莫里森的魔幻現實主義手法其實是不同于浪漫主義式的怪誕手法的,而是具有雙重特點:“從否定性上講,揭露了奴隸制的破壞性以及給人和社會帶來的心靈創傷;從肯定性上講,使人們從恐怖的過去中獲得了關于完整的自我與和諧統一的群體的新的啟迪”(148)。這無疑是頗有見地的。

在《寵兒》這部在美國文學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義的小說中,莫里森通過借助魔幻性的敘述方式,形象而深刻地刻畫了寵兒這一鬼魂形象,從而將歷史上黑人奴隸的個體性創傷和集體性創傷連為一體,并具象地揭示了奴隸制的罪惡及其所帶來的綿延幾百年的傷痛和深遠的負面影響。正是由于精彩地借助魔幻現實主義寫作手法,莫里森才能將小說人物更加醒目而驚悚地刻印在讀者的腦海中。莫里森通過自己的藝術創作,通過將歷史以故事的方式寫出來,就是不想消解歷史,而是要直面過去并將其牢牢地記在心里、刻在靈魂里。在莫里森看來,歷史是不會無緣無故憑空消失的。過去的歷史性創傷不應該、也不能夠被后人遺忘,否則它們就會像鬼魅一樣再次光顧我們當下的生活,以迫使我們去重新體驗對過去的記憶,再次去經受歷史瘡疤被血淋淋地揭開的痛苦折磨。而我們后人也需要清醒地意識到: 為了個體和群體的繼續存活,為了人類整體在未來的心靈安頓,我們需要重溫像奴隸制那樣的歷史事件或歷史現象,并在不同的代際之間進行溝通,在歷史與當下之間建立起密切聯系。莫里森要做的不僅僅是要譴責人類在過去的罪惡,更是要著眼于人類的現實和未來;她不僅僅是為了回憶歷史或者清算歷史的舊賬,而是更多地為我們的明天尋找出路,因為這對我們自己的靈魂歸宿和精神安頓是更為至關重要的。

結語

盡管莫林森曾經認為創作中使用魔幻手法是對政治的逃避,而不能真正觸及生活中的政治與現實,更不能真正地反映出歷史真相,但是我們通過詳細的分析可以看到,正是通過對魔幻現實主義手法的嫻熟運用,莫里森在其小說《寵兒》中恰恰獲得了一種美國非洲裔文學中前所未有的現實性、政治性和歷史感。莫里森通過自己的藝術創造,使得無論是黑人個體還是作為集體的他們都能記住歷史,并展現出極大的勇氣去直面歷史的創傷與痛苦,進而重拾生活的信心,重新燃起對未來的希望,重新找到自己生活的意義和存在的價值,而非像以前那樣只會對過去那些慘痛的記憶加以壓制或者逃避;我們更不能不加反思就急于告別過去的可怖經歷,導致一種“全民記憶缺失癥”(national amnesia)(Taylor-Guthrie 257)?？傊?莫里森在《寵兒》中通過對魔幻現實主義手法的精彩運用至少達到了如下目的:它揭示了美國歷史上奴隸制度下黑人所遭受的摧殘與痛苦的根源,并通過回憶過去、正視歷史、建立關聯而重新找到了自我與族群的身份認同,孕育了一個由前奴隸組成的族裔性文化共同體,最終使創傷借著重新記憶而得以舒緩和愈合,從而使作為整體的黑人社群也得到了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