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瑞恰慈在中國的接受與意義

曹 莉

內容提要: 瑞恰慈是第一位與中國有直接接觸的英國批評家。中國學界對現代批評理論的興趣可以追溯至瑞恰慈1929—1930年間在清華大學的講學歲月,其時,瑞恰慈所倡導的帶有科學特質的文學批評理論與新文化運動以來普遍流行的科學話語相契合,因而在中國學界引起熱烈反響。改革開放初期,國內對瑞恰慈的接受主要切合了對“新批評”的興趣和當時的形式主義審美趨勢。進入21世紀以來,學界對其批評原理、文化理想以及與中國的學術交往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本文在梳理和分析瑞恰慈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接受過程和邏輯的基礎上,指出瑞恰慈在中國的接受與中國學術的自身發展和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密切相關,他對于中國的當下意義在于將其理論中所包含的人文理想、科學觀念以及跨文化和跨學科意識融入文論創新和文學研究的具體實踐之中。

I.A.瑞恰慈(Ivor Armstrong Richards,1893—1979)是20世紀西方文學批評理論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他將科學與詩、語義學和心理學、交流理論和價值理論結合在一起,使以“實用批評”為核心的文學研究和批評在20世紀初的劍橋大學成為一個新興的制度化的學科。與此同時,瑞恰慈是第一位與中國有直接接觸的英國批評家——中國對現代西方批評理論的興趣可以追溯至瑞恰慈1929—1930年間在清華大學的講學歲月。他在中國的講學,不僅促成了中英兩國學者的相遇和“接受”,而且還開啟了中西人文交流的新航——20世紀30年代和70年代瑞恰慈先后兩度在中國多省推廣英語基本語(BASIC),是20世紀最杰出的世界主義者和中西人文交流使者。本文主要考察瑞恰慈的批評原理在中國不同時期的接受情況,以期揭示對于當下中國的參考價值和思想意義。

1929年9月14日,受清華大學首任校長羅家倫之邀,瑞恰慈夫婦乘橫跨西伯利亞的特快列車取道蘇聯抵達北京,開始了為期三個學期的講學活動,這是他們繼1927年首次訪問中國的第二次訪華之旅。1929年9月—1930年12月,瑞恰慈在清華大學開設“大一英文”“西洋小說”“文學批評”“現代西洋文學(一)詩,(二)戲劇,(三)小說”等課程,同時還先后在北京大學開設“小說及文學批評”、在燕京大學開設“意義底邏輯”與“文藝批評”(齊家瑩125;李安宅4)。

在華期間,瑞恰慈運用現代美學、語義學、意義學和心理學所建構的富有科學色彩的文學理論和分析方法得到迅速譯介與傳播。其中《科學與詩》譯本最多,譯者主要有伊人、曹葆華、繆靈珠等?！秾嵱门u》沒有完整的譯本,曹葆華曾譯出其中的引論和《詩中的四種意義》等,收入1937年商務印書館版《現代詩論》?！段膶W批評原理》第一章由清華大學1934年畢業生施宏告以《批評理論的分歧》為題譯出,刊登在1935年9月出版的《文學季刊》上。①關于各種翻譯版本和譯者,參閱徐葆耕(2003);陳越(2009)。在譯者附記中施宏告引用利維斯新近出版的論文集《決斷》(Determination,1931)序言中的一句話來強調瑞恰慈的重要性:“在今日有誰對于文學有興味而對于瑞恰慈不感到興味呢?”(陳越98)除翻譯之外,對瑞恰慈的接受更多見諸中國學者和學生撰寫的評介性文章和畢業論文。1932年12月1日,清華大學四年級學生錢鍾書在《新月月刊》第四卷第五期上撰文介紹西惠爾著《美的生理學》,其中提到“瑞恰慈先生的《文學批評原理》確是在英美批評界中一本破天荒的書。它至少教我們知道,假使文學批評要有準確性的話,那末,決不是吟嘯于書齋之中,一味‘泛覽乎詩書之典籍’可以了事的。我們在轉眼故紙之余,對于日新又新的科學——尤其是心理學和生物學,應當有所籍重。換句話講,文學評論家以后宜少在圖書館里埋頭,而多在實驗室中動手”(轉引自徐葆耕116)。數學入學考試不及格仍被清華破格錄取,并發誓要“橫掃清華圖書館”,一直埋頭于書齋、鉆研學問的錢鍾書此時也難免不受科學話語的影響,竟也呼吁文學批評從圖書館移至實驗室了。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出身的李安宅,對瑞恰慈的語義學很感興趣,著有《意義學》《語言的魔力》和《美學》,并在報刊上發表多篇關于藝術批評、美學和語言用途的文章。①如,《我們對于語言底用途所應有的認識》(《大公報·現代思潮》第15期,1931年12月26日)、《甚么是意義》(同上第18期,1932年1月23日)、《甚么是“意義學”》(即《意義學》一書的自序,《燕大月刊》第10卷第1期,1933年12月)、《論藝術批評》(《北晨評論》,1931年)等。他在《意義學》的自序中宣稱“這本東西直接,間接都是呂嘉慈教授的惠輿”(李安宅1)。實際上《意義學》很多內容系根據瑞恰慈的著作編譯而成,書中辟有專章對瑞恰慈的“意義”“美”和“信仰”三個詞進行辨析,書后另附有瑞恰慈最初發表于《清華學報》1930年第6卷第1期的“The Meaning ofThe Meaning of Meaning”(《意義底意義》底意義)和清華美籍教授翟孟生(R.D.Jameson)的文章《以中國為例評〈孟子論心〉》。②收入徐葆耕(2003)?！睹献诱撔摹肥侨鹎〈?932年出版的一部關于語言與交流、含混與多義的“中國之書”,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在中國寫成的。其時燕京大學哲學系的黃子通、博晨光(Lucius Porter)及社會學系的李安宅等人曾幫助瑞恰慈逐字逐句地翻譯《孟子》中的某些段落,以試驗“在兩種不同的思想傳統之間進行翻譯的可能性”(Koeneke 79),后來結集出版為《孟子論心》。

1932年,燕京大學學生高慶賜、吳世昌同時以瑞恰慈的文學批評理論作為畢業論文的選題。吳世昌畢業論文的精華部分曾以《呂嘉慈的批評學術述評》為題發表在《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1936年6月號上。1935年,蕭乾畢業于燕京大學,畢業論文《書評研究》明顯受到瑞恰慈的影響,其中《認識四種意義》和《閱讀的藝術》等章節,幾乎是直接借用或出自瑞恰慈《意義的意義》一書。①參見蕭乾(480)。其他從事瑞恰慈理論研究和傳播的學者還有陳西瀅、傅東華、溫源寧、洪深、邢光祖、水天同、費鑒照、常風、蕭望卿、楊振聲、邵詢美、李長之以及外籍學者翟孟生和朱利安·貝爾(Julian Bell),他們或在清華、北大執教或在武漢大學任教,然而他們都曾以各自的方式介紹并批評瑞恰慈的關鍵概念和理論方法。一時間瑞恰慈成為當時學院派心目中西方文學批評理論前沿的“神明”。

以上翻譯和評介多以清華和北大學生為主,這與葉公超的鼓勵不無關系,他在引介和傳播瑞恰慈的理論方面做出了特殊的貢獻。葉公超曾就讀于瑞恰慈和燕卜蓀師生二人同在的劍橋瑪德琳學院,1925年回國任教,在清華“以講授《西方文學理論》和《英美當代詩人》名重一時”(聞家駟14)。他對以作品為對象的“實用批評”非常贊賞,認為批評家的目的是“要往作品里去討經驗,并不是要埋沒在他個人經驗的感傷中”;批評的功用“還是能領我們走到評價的道上去,使我們對于作品能達到一個價格的結論”(葉公超18—19)。葉公超對瑞恰慈的價值理論有一種自然的親和力,他不但鼓勵學生曹葆華翻譯瑞恰慈,還專門為曹譯《科學與詩》寫序?！缎蜓浴费院喴赓W,點到為止,高度概括瑞恰慈理論的學術淵源和科學背景。葉公超從瑞恰慈在《文學批評原理》和《實用批評》的引文和注釋里看出瑞恰慈的價值論和傳達論可溯源于柯爾律治的《文學傳記》,但是他認為柯爾律治的《文學傳記》苦于沒有找到明晰的文字來表達,而“瑞恰慈能從文字的意義上發端,這足以補救克律利己(柯爾律治)這點缺憾”(徐葆耕6),足見他名不虛傳的西學涵養。對瑞恰慈的批評觀,葉公超總結得也很到位:“瑞恰慈的目的,一方面是分析讀者的反應,一方面是研究這些反應在現代生活中的價值?！痹撔蜃詈笾赋?“國內現在最缺乏的,不是浪漫主義,不是寫實主義,不是象征主義,而是這種分析文學作品的理論?！雹趨⒁娙~公超為I.A.瑞恰慈著,曹葆華譯《科學與詩》(上海,1937)撰寫的前言,后收入徐葆耕(2003),詳見5—7頁。袁可嘉在20世紀40年代發表的一系列“論新詩現代化”的文章里,也認為印象派和浪漫派的批評不足取,參見袁可嘉(1988)。葉公超1932年接任《新月》主編后,針對當時“只有主義與標語而沒有批評”的左翼思潮,尤其是“死文學”“活文學”“大眾化”等概念性話語,集中介紹了“分析文學作品的理論”,進而表達學院派當時感興趣的不是觀念化的文學理論和空洞模糊的口號術語,而是分析具體作品即“實用批評”的工具和方法(葉公超30)。瑞恰慈注重工具理性和實用價值的“實用批評”可謂雪中送炭,正逢其時。它及時滿足了中國學院派對文學批評方法論的實際要求,同時也反映了20世紀上半葉新文化運動所催生的對于科學和實用工具的普遍向往和期待。

除葉公超外,朱自清、吳世昌、朱光潛、李健吾、錢鍾書、袁可嘉等人積極地將瑞恰慈的語義學和燕卜蓀的復義分析法,運用于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的分析和中國現代詩論中。吳世昌的論文《詩與語音》(1933)、《新詩與舊詩》(1934),朱自清的《詩多義舉例》(1935)、《語文學常談》(1936),劉西渭(李健吾)的《咀華集》(1936),朱光潛的《談晦澀》(1936)以及后來袁可嘉的《論新詩現代化》(1988),錢鍾書的《談藝錄》(1948)、《宋詩選注》(1958)、《管錐編》(1979)等都有瑞恰慈、燕卜蓀文本細讀、多義分析和詩歌現代化的痕跡。①詳細舉證可參見徐葆耕(2003)、季進(2002)、王先霈(1996)、趙毅衡(2015)。錢鍾書在《管錐編》所言文學藝術的“虛而非偽”“通感”等概念與瑞恰慈的“非指稱性偽陳述”(non-referentialpseudostatement,錢鍾書譯為“羌無實指之假充陳述”)和瑞恰慈從朱熹《中庸》引借出的綜感概念可謂同出一轍。②詳見趙毅衡(2011:15—25)。錢鍾書在1933年11月4日《大公報》上發表《論俗氣》一文中談到“形形式式”的“俗”時,也不忘提到瑞恰慈:“批評家對于他們認為‘感傷主義’的作品,同聲說‘俗’,因為‘感傷主義是對于一樁事物的過量的反應’(A response is sentimental if it is too great for the occasion)——這是理查茲(I.A.Richards)先生的話,跟我們的理論不是一拍就合么?”③后收錄于錢鍾書(1997)。錢鍾書在文章的開頭幽默地寫道:“找遍了化學書,在炭氣、氧氣以至于氯氣之外,你看不到俗氣的?！碑敃r國內普遍流行的科學話語及其影響可見一斑。

20世紀30年代可謂中國對現當代西方文論接受的童年期,盡管如此,中國學者在接納和采用瑞恰慈的理論和方法的同時,并未一味叫好,而是提出了恰如其分的質疑乃至批評。朱自清認為瑞恰慈的價值理論“未必是定論”,“獨立成一科大概還早”(徐葆耕3);武漢大學教授張沅長指出瑞恰慈的文學批評實為主觀批評,其關于讀者的心理學反應的理論使文學批評成為心理學的附屬學科;梁實秋明確反對郁達夫所提出的將瑞恰慈的《文學批評原理》列為中國大學教科書的倡議,梁實秋承認瑞恰慈的理論與他之前的那些模棱兩可、籠而統之的批評學說相比,別具一格而且更為嚴密,但認為能否將心理學和生理學作為文學批評的依據和基礎有待考量。①參見陳越(2009)。中國學者的上述疑慮與西方學界如韋勒克(RenéWellek,1903—1995)等人肯定其語義學批評,否定其心理學批評的意見基本一致。令人稱奇的是,當時在燕京大學攻讀哲學和神學的郭本道撰寫了長文《對于李嘉慈教授文學批評的討論》,對瑞恰慈的批評理論從心理學、邏輯學、傳達理論、價值論和實際應用等五個方面進行了詳細有力的介紹和分析,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結論:

李嘉慈文學批評的精華,全在它的價值論上,他不主張價值是在客觀的事物上,或者是事物的關系上,他以為美的價值,不過是我們主觀心理上的一種中和態度。凡能夠使我們心理上,發生和諧情感的刺激,便是有價值的東西。這種學說,也是李嘉慈教授所獨有的;不過他這種學說,也有他不能自圓其說之處,我們固然可以籍著和諧的心理狀態,去認識有價值的作品,但不能說和諧的心理狀態,是價值的本身。(郭本道170)

郭本道一語中的地指出了瑞恰慈詩歌價值論存在的問題: 過分倚重因人而異的個人體驗是這種科學方法的局限所在。即便對沖動的調諧與平衡程度可被用作衡量一部文學作品價值大小的標準,但這卻不能代表作品本身的內在價值,“因為世人的修養不同,經驗不同,環境不同”,以誰的心理狀態來確定文學作品的價值,依然是一個問題(同上171)。

繼瑞恰慈之后,燕卜蓀(William Empson,1906—1984)步其導師的后塵先后兩次來華講學。燕卜蓀的到來特別是他對西南聯大學生所進行的西方現代詩歌及其細讀方法的啟蒙,使得瑞恰慈的文學理論在中國現代詩歌創作和現代詩歌評論界得到進一步的消化和吸收,這在袁可嘉1940年代在《大公報》《文學雜志》上發表的一系列談“新詩現代化”的論文中得到最集中的體現。

袁可嘉“因建構九葉派詩論而成名”,堪稱“九葉派的理論家”(藍棣之45)。而他建構九葉派詩論或中國現代詩論的理論基礎就源自T.S.艾略特(T.S.Eliot,1888—1965)、瑞恰慈等人的現代文學批評觀。1946—1948年間,他在沈從文主編的《大公報》星期文藝、《益世報》文藝周刊和朱光潛主編的《文學雜志》、杭約赫主編的《詩創造》上,就“詩與政治”“詩與生活”“詩與民主”“詩與主題”“詩與意義”等問題發表了一系列討論“新詩現代化”的文章。文章中的觀點多以艾略特、瑞恰慈和燕卜蓀的詩評思想為依據,吸取“最大量意識狀態”“包容詩”和“排他詩”以及中和沖突以達到和諧張力的理論,提出“詩歌的現代化就是詩歌的戲劇化”,詩最重要的是把意志和情感轉化為詩的經驗,并設法“將意志和情感都得著戲劇的表現,而閃避說教和感傷的惡劣傾向”(袁可嘉25)。袁可嘉認為,詩歌的戲劇性意味著詩歌的現代性,過度的政治感傷和情緒感傷必須摒棄。很顯然,袁可嘉正是從中國現代詩歌新動向、新要求出發,試圖在英美現代詩論和中國詩歌現代新潮之間找到契合點,在詩歌的政治性和藝術性之間尋找平衡,提出形成融“現實、象征、玄學”為一體的綜合傳統的。這里的現實是中國的現實,象征是指19世紀法國象征主義詩歌,而玄學乃是艾略特所挖掘的英國17世紀玄學派詩人的傳統,這三者的綜合就是袁可嘉努力探索的一條推進中國詩論現代化的中西合璧之路,它不但富有時代氣息,而且具有自覺選擇和兼容并包的雙重品質。

在詩論方面,袁可嘉所尋到的“契合點”就是他所強調的“新詩戲劇化”理論(同上47)。該理論的核心部分深受瑞恰慈詩歌價值論和“包容詩”等概念的影響,認為“人生本身是戲劇的,因為它無時無刻不在調和配合各種不同的沖動,而人生的健康與否,價值高低,意義有無也就取決于他的戲劇性的高低”(同上32)。瑞恰慈把詩分為“包含的詩”(inclusive poetry)和“排斥的詩”(exclusive poetry)。包含的詩容納多種沖突和矛盾,具有對立統一的辯證特點,如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的戲劇、玄學派約翰·鄧恩(John Donne,1572—1631)和現代派艾略特等人的詩歌,包含了最復雜的沖動、經驗和“最大量意識狀態”,從而符合復雜矛盾的人生實際,同時賦予了詩歌以張力和彈性。與“包含的詩”相對的“排斥的詩”往往滿足于表達某一單純的、極端的情感和人生態度,唯情的浪漫主義、感傷主義和18世紀的假古典主義詩歌大多屬于“排斥的詩”,這類詩或者感傷或者說教,詩品不高。袁可嘉顯然青睞包容詩。由詩歌戲劇化,袁可嘉又提出“戲劇主義”的批評體系和剝筍的分析方法,重點強調“機智”(wit)、“是似而非”(paradox)、“諷刺感”(sense of irony)、“辯證性”(dialectic)等批評概念的有用價值(同上38)。袁可嘉還注意到作為科學的、注重美學原理和理論體系建構的廣義的“文學的批評”和重在探索作家作品的精神軌跡和酸甜甘苦的“批評的文學”之間的區別,指出亞里士多德(Aristotle,427 BCE—347 BCE)、讓·拉辛(Jean Racine,1639—1699)、瑞恰慈等屬于前者,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艾略特等屬于后者,表現出對西方文學和批評歷史源流的整體把握(同上143—144)。

初步考察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學界對于瑞恰慈的接受情況,可以得出如下幾點結論:

首先,瑞恰慈在中國的譯介雖然形成一定規模,但多散見于三四十年代學者個人的評論中,并未構成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中有明顯沉淀的系統學術;對瑞恰慈的研究多集中于語言分析和意義闡釋等方面,且譯介多于研究,對其方法論的興趣遠大于對其西方思想傳統的淵源和自身理論根基和內涵的思考,這是時代的局限,也是時代的特點。

其次,瑞恰慈注重心理反應的批評理論與中國“文以載道”的傳統詩學看似存在根本性的差異,但也不缺同質部分。前者強調文本細讀,與中國傳統詩學強調“言筌”有異曲同工之妙,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和金圣嘆細評《水滸》都是這方面的典范之作;從沖突、矛盾走向調和的“包容詩”概念與中國藝術傳統中的“中和”觀念也有結構性的相似。瑞恰慈的批評理論雖然強調文本自足,但也突出文學的價值意義和交流意義,這與中國傳統詩學主張詩以言志,文以載道,視文學為工具有所共鳴。瑞恰慈詩論中的工具性質并不排斥人文關懷和精神向往,他所提供的工具理論直接服務于對文學文本的解讀,并以此收獲美學價值,這種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互相滲透的傾向和選擇恰好滿足了中國當時學院派知識分子對“審美現代性”的現實訴求。

再次,瑞恰慈的理論引起當時學界的關注與近現代以來中國思想界的特有氛圍和時代訴求相吻合。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在現代中國普遍存在“科學話語共同體”的情況下①有關“科學共同體”的詳細論述,參見汪暉(1107—1125)。,瑞恰慈這種顯得科學化的批評方式得到中國學者的推崇,可以被看作一種歷史的必然。正如徐葆耕所言,“‘五四’新文化運動豎起了‘科學’與‘民主’兩面大旗,又經過20年代的‘科學與玄學’的大論戰,‘科學’的聲名鵲起。在許多學界人士看來,‘科學’的意義遠遠超出了認識與改造物質世界的范疇?？茖W意味著反傳統、反封建、反愚昧,意味著進步、啟蒙和革命,‘科學’成了中國知識分子賴以拯救國家與民族的法寶。如何運用科學的世界觀來考察與改革文學、藝術,已然就成了學界關心的重要課題”(151)?？茖W性是瑞恰慈學說的重要特征,當時學界對于科學的普遍信仰構成其接受的心理基礎。瑞恰慈的批評學說是科學的,所以其理論和方法應該被加以接受和運用,此乃瑞恰慈的學說在彼時中國被接受和傳播的基本邏輯。

由于歷史原因,國內對瑞恰慈的研究從20世紀40年代末到70年代末之間曾有一個斷層。改革開放后,中國學界開始重溫當年對西方文論及新批評在中國的傳播和接受。此時,新批評在英美文論界已大勢已去,各種超越文本的后學理論進而取而代之。但這并未影響中國當代學人對包括新批評在內的所有現代理論背后的底蘊與規律的好奇,瑞恰慈和燕卜蓀也隨著80年代一股新批評研究的新浪潮,在中國學界得到更系統更全面的譯介和研究。

如果第一階段的接受與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普遍流行的科學話語相契合,是學院派滿足實際需要而做出的主動選擇,那么第二階段的接受則與改革開放后國內學界對文學藝術的形式和審美價值的反思性探討密切相關。80年代以來,隨著俄國形式主義、讀者接受理論、解構主義、精神分析、現象學等現代西方文論的引進,瑞恰慈等人作為新批評的主要角色重新進入中國當代學人的視野。其中,就新批評研究而論,最早也是最有影響的當數趙毅衡所著《新批評——一種獨特的形式主義文論》(1986)及其編選的《“新批評”文集》(1988),他的著作由于其系統性和全面性“深刻影響了中國學者的文論思考,塑造了他們對新批評的基本認識”(趙毅衡、姜飛202)。史亮同時期編輯出版的《新批評》(1989)也是一部在國內使用廣泛的關于新批評的譯介著作,與趙編《“新批評”文集》相得益彰。21世紀初問世的由趙毅衡和姜飛合寫的《英美“新批評”在中國“新時期”——歷史、研究和影響回顧》(2009)以及姜飛獨撰的四萬字的長文《英美新批評在中國》(2000),系統總結了新批評在中國的接受和討論,凸顯了源流的辯證和歷史的思考。后來的學者基本沿襲趙著的理路進行歷史溯源和對比、接受研究。楊自伍翻譯的瑞恰慈著《文學批評原理》1992年由江西百花洲文藝出版社出版,這是改革開放后唯一翻譯出版的瑞恰慈批評著作,楊譯本忠實原著,語言流暢準確,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由于上述學者對新批評以及瑞恰慈和燕卜蓀的奠基性研究和譯介,中國語言文學、外國語言文學和文藝學學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很快拿到了打開英美新批評學術之門的鑰匙。對于早已厭倦了“文革”期間文藝批評中的極左思潮和工具理性的中國學者而言,新批評強調文學的本體性和文學性的觀念和方法猶如一襲春風吹動了20世紀80年代中國西方文論研究界的一池春水,一時間,對文學藝術的形式和審美價值的探討成為80年代中期的學術風潮。這與其說是對新批評等形式主義文論的主動接受,還不如說是對“文革”中廣泛流行的教條主義的批評方法和文學為政治服務“極左思潮”的逆反和反撥。換言之,改革開放之前遭受壓制的形式主義文論批評方法,在“撥亂反正”的新時期,連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等改革開放的新理念為中國外國文學研究界帶來了新的活力和生機。與此同時,關注不同的語境下文字的多重意義和含混類型的細讀方法被當為一種富有成效的教學方法廣泛應用于中國大學外國文學特別是英語文學教學的一方講堂(Zhou&Shen 141)。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中,瑞恰慈和燕卜蓀在中國講學授道的經歷得到了新的關注和挖掘,而瑞恰慈、燕卜蓀所倡導的文本細讀和語義分析的方法,也一度被樂黛云、孫紹振、王先霈等中國當代批評家自覺運用到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古典詩學和古典文學的研究和批評之中,一時間,中國學界尤其是中國文學和比較文學學屆出現了一批新批評派(趙毅衡2012:144—145)。

21世紀以來,關于瑞恰慈批評理論的專題研究有了新的拓展,主要成果來自一批中青年學者,較為突出的代表著作有: 徐葆耕主編的《瑞恰慈:科學與詩》(2003)及其論文《科技時代的詩之惑——回眸韋勒克與瑞恰慈之辯》(2003)、劉世文的碩士論文《瑞恰慈文學批評交流與價值理論研究》(2007)、季劍青的期刊論文《“實際批評”的興起:1930年代北平的學院文學批評——以葉公超、瑞恰慈為中心》(2008)、陳越的期刊論文《重審與辨正——瑞恰慈文藝理論在現代中國的譯介與反應》(2009)、孔帥的博士論文《瑞恰慈文學批評理論研究》(2011)、唐穎的博士論文《理查茲詩歌理論研究》(2013)、楊風岸的博士論文《I.A.理查茲與英國文化批評》(2015)及其論文《文化使命與范式建構——重讀I.A.瑞恰慈的文學批評》(2017)、曹莉的期刊論文《文學、批評與大學——從阿諾德、瑞恰慈和利維斯談起》(2013)、《瑞恰慈“實際用批評”的價值與局限》(2015)、《“實用批評”: 緣起與目的》(2019)等。近十來年中,一些學者將注意力更多地轉向瑞恰慈的社會文化批評和文化理念以及與中國思想文化的相遇,容新芳的專著《I.A.瑞恰慈與中國文化: 中西方文化的對話及其影響》(2010)、童慶生的論文“The Bathos of a Universalism:I.A.Richards and his Basic English”、陶家俊的論文《文化全球化視野中瑞查茲的跨文化異位認同研究》(2020)、張喻的碩士論文《瑞恰慈的文化理想研究》(2021)是這方面的突出案例。趙毅衡在總結中華人民共和國60年新批評的研究成果時指出,近幾年“新批評的影響不再是轟動性的,卻漸漸深入,表明中國青年學者對新批評的興趣漸漸化作知識性的追求”(同上143)。

如果對包括瑞恰慈和燕卜蓀在內的新批評首先展開系統研究的是趙毅衡,那么新時期開啟瑞恰慈專題研究并將瑞恰慈的“科學與詩”理念付諸實踐的先驅當數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徐葆耕。2000年前后,清華提出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沿著“古今會通、中西融合”的傳統重振清華人文學科的思路被正式提上議事日程?；氐街形鹘涣鞯拈L河中尋找新的思想資源和發展動力成為歷史的必然和現實的需要。其時,中文系系主任徐葆耕,一位當年立志成為一名優秀的水利工程師的當代比較文學學者,在重振清華文科的總體發展目標的感召下,出面領銜主持系列人文叢書《清華文叢》的編輯和出版,并同時開展以“文理結合”為特色的中文系科技編輯實驗班和以“中西合璧”為標志的中外文化綜合班的人才培養創新實驗。在他的推動和親歷親為下,反映當年清華人文風貌的系列叢書《吳宓與陳寅恪》(吳學昭著)、《文學與人生》(吳宓著、王岷源譯)、《史書新證》(王國維著)、《清華人文學科年譜》(齊家瑩著)等先后出版。2003年,該系列叢書的第九本,也是最后一本《瑞恰慈: 科學與詩》由徐葆耕本人編著出版。該書成為國內第一本綜合介紹瑞恰慈的學術著作,它不但在史料收集而且在歷史研究和理論探討等方面做出了極為珍貴的基礎性工作。該書不僅收集了葉公超、曹葆華、李安宅、吳世昌、朱自清、錢鍾書等人早年對瑞恰慈著作的譯作和評論,還編入了幾篇當代學者新近發表的研究論文,為后人研究瑞恰慈在中國的接受提供了重要線索,同時也將瑞恰慈的文學理論及其在中國的影響和意義作為一個中西學術交流史的新課題推到前臺。在該書的《序言》中,徐葆耕以他一貫的思想高度語重心長地寫道:“辦世界一流大學,必須堅持對外開放的方針,加強與世界一流大學、一流學者的交流。過去的清華大學,很重視聘請海外一流學者來校任教,在直接汲取海外最新學術營養的基礎上創造自己的新學術。在這方面成功的例子有兩個: 理科是聘請了控制論專家維納;文科則是聘請了瑞恰慈?，F在清華大學要辦一流文科,過去的經驗不能不注意”(徐葆耕4)。

收入該書的《科技時代的詩之惑——回眸韋勒克與瑞恰慈之辯》一文是徐葆耕本人撰寫的一篇極有分量的瑞恰慈研究論文。文章結合中西科學和人文發展的共性和個性規律,詳細辨析了瑞恰慈融語義學和心理學為一爐的詩歌價值理論的利弊,對韋勒克從審美的獨立性出發,否定瑞恰慈訴諸心理學的文學批評表示基本同意,對瑞恰慈當年所憂慮的科技時代令人擔憂的詩歌狀況及其未來喜憂參半,表達了作者對西方科學和詩學發展過程及其問題的深刻認識和整體把握。文章結尾處,作者筆鋒一轉,就瑞恰慈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中國學界幾乎“沒有阻礙的歡迎”做出了切中要害的分析:“中國學人對瑞恰慈的科學化批評的肯定,恰恰證明中國學界的科學思維的貧弱。近20年來,在引進西方文化理論時,‘西云亦云’,缺少批評分析的狀態表明,我們在形而上思維方面并沒有很大的進步”(同上152)。

縱觀瑞恰慈在中國的接受和影響及其背后的成因和邏輯,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中國學界對西方文論的接受與中國學術的自身發展和中國現代化的進程緊密相連,對瑞恰慈的接受是時代風潮驅動下的針對性目的性選擇。如果20世紀上半葉圖存救亡的中國需要的是科學和理性的學說和方法,那么大半個世紀之后,當中國繼續沿著科學和理性的道路奮力前行,在繼續解決舊問題、勇敢面對新問題和新挑戰的新時代,重溫瑞恰慈這位當年將新的科學方法和詩學思想引入中國學界的英國批評家在中國的接受和消長將幫助我們重新認識西方文論在中國傳播的過程和得失,并在此基礎上更加自覺地認識和檢討我們自身在形而上思維和理論建構方面的不足。如果我們能重拾瑞恰慈在中國“中庸之道”影響下提出的“從矛盾求統一”的詩論原則,將它與人文學、詩學所承載的更大的社會關切相結合,我們就有望將其理論中所包含的人文理想、科學觀念、以及跨文化和跨學科意識融入當代文論建設和文學研究的具體實踐中去。若如此,瑞恰慈當年所提出的科學化的批評理念,盡管只是一個難以實現的理論烏托邦,但他寄托在文學及其批評之上的心靈和諧與文化救贖的理想也許會讓我們對文學和批評的未來抱有一絲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