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普惠金融與農業高質量發展
——基于山東省的實證研究

陳 磊，許朝陽

（1.濰坊學院 經濟管理學院，山東 濰坊 261061；2.濰坊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山東 濰坊 261061）

一、引言

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高質量發展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目標、方向以及發展戰略，也成為各行各業發展要遵循的基本原則和要求。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相比于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我國農業增長速度偏低，而且在經濟轉型階段，我國農業發展也面臨著一系列新的問題，如資源環境制約嚴重、城鄉不平衡加劇、農業和農村“空心化”問題突出等。這一切都表明，農業高質量發展尤為迫切，這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實現鄉村振興和農業現代化的必然要求。2018 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戰略的意見》與《國家質量興農戰略規劃（2018-2022年）》中指出，我國農業發展以質量為導向的思路已達成共識，農業發展觀念與發展方式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轉變，中國農業發展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2020 年中央一號文件正式提出，要持續抓好農業穩產保障和農民增收，推進農業高質量發展。2021 年中央一號文件進一步提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強調要堅持創新驅動發展，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因此，農業高質量發展已經成為我國農業發展的必然方向。

農業高質量發展離不開金融的支持，但由于信息不對稱嚴重、缺乏合格的抵押品、農業經營風險大、金融服務成本高等因素，使得正規金融機構在農村地區，尤其是偏遠和落后的農村地區的金融服務供給意愿低，導致我國農村地區金融排斥問題較為嚴重，農村居民和農業經營主體的金融需求難以得到滿足，進而制約著農業發展質量的提高。盡管黨中央和國家大力發展普惠金融，不斷提高農村居民的金融可得性，打通金融服務的“最后一公里”，但傳統金融服務方式具有成本高、受地理位置限制、信息不對稱問題嚴重等缺點，制約著普惠金融發展。而作為金融科技與普惠金融的融合，數字普惠金融將互聯網、大數據分析、云計算等數字技術應用于金融領域，促進了信息的共享，可以有效降低金融機構的運營成本和金融服務門檻，緩解信息不對稱，創新農業金融模式，提高農村群體的金融可得性，從而助力農業高質量發展。

山東省是農業大省，促進農業高質量發展，對于山東省來說尤為重要，有必要針對山東省農業高質量發展進行深入研究，并探討數字普惠金融在促進山東省農業高質量發展中的作用。這有助于厘清數字普惠金融對于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更好地發揮金融對于農業發展的支撐作用，進一步提高山東省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對此，本文將在對山東省各地區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分析的基礎上，進一步研究數字普惠金融與農業高質量發展的關系，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

二、理論分析和研究假設

數字普惠金融這一概念最早是在2016 年杭州G20 峰會上提出，泛指一切通過數字金融服務促進普惠金融的行動（李牧辰等，2020）。與傳統普惠金融相比，數字普惠金融成功突破了金融服務“最后一公里”所面臨的困境，進一步提高了金融服務效率與邊界。一方面，數字普惠金融能夠借助網絡平臺為用戶提供所需的金融服務，這不僅降低了雙方的交易成本，也提高了金融服務效率；另一方面，數字普惠金融降低了金融服務門檻，滿足弱勢群體和中小微企業的金融需求。

對農業而言，數字普惠金融能夠更加有效地促進信息共享，降低金融服務成本和門檻，擴大了“三農”的金融服務范圍以及覆蓋面，并通過各種渠道擺脫農村金融體系高度壟斷帶來的融資約束，大大增加了廣大農民金融服務的便利性與可獲得性，從而助力農業高質量發展。具體來說：

數字普惠金融可以提高農業發展的金融服務可獲得性與便利性，緩解農村金融排斥，使農村居民和中小微企業等弱勢群體有機會與城市居民一樣“平等”地獲得金融服務與產品（周利等，2020）?？梢哉{節農業產業資金需求，使資金流向新興業態、創新型農業，實現金融資本與農業資源的有效匹配，進而實現農業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有助于促進農業創新、農業產品體系以及生產銷售等模式的創新，能夠有效拉動居民消費，優化居民消費結構，促進“三農”高質量發展。同時，數字普惠金融借助“互聯網+”、大數據技術，可以大范圍覆蓋農村地區，便于銀行等金融機構對農戶的信息進行有效整理，準確評價其信用狀況，為助力農業高質量發展推出多樣化、針對性的金融產品，進而更好地滿足農民的融資需求，增加農業生產投入，促進農產品銷售推廣。

數字普惠金融發展也有助于縮小城鄉居民的消費差距，增強“長尾客戶”金融服務可獲得性，提高農村居民金融風險防范意識，從而形成“造血機制”的新模式進行金融助農，進而改變傳統金融機構信貸效率低下、成本管理高昂等“倒掛”情況。此外，數字普惠金融發展還能夠支持農民工創業機制，催生了電子商務、線上線下結合等多種新興創業機會，從而使相對落后的地區共享金融服務，激發不發達地區及弱勢群體的創業活動（曾之明等，2018）。還可以增加農戶家庭參與金融市場的概率，提高配置風險金融資產比例，緩解農村金融排斥和金融市場“有限參與”，從宏觀上深化農村金融服務，微觀上優化其家庭金融資產配置決策，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周雨晴和何廣文，2020)?；谏鲜龇治?，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有助于促進農村資源合理配置、提高農業生產效率、促進農村產業結構升級、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村居民消費、縮小城鄉差距，從而促進農業高質量發展。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說：

假說1：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業高質量發展有促進作用。

三、山東省各地區農業高質量發展評價

（一）評價指標體系

農業高質量發展是一個系統性、全方位的概念，目前，已經有許多學者進行了闡釋，大多從新發展理念和農業高質量發展的特征兩個角度出發來進行分析（辛嶺和安曉寧，2019；張露和羅必良，2020；高強，2022）。本文認為，農業高質量發展包括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農村產業結構的優化、農村居民收入的增加和消費水平的升級、農村生態環境的改善、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增強乃至鄉村治理水平的提高等方面。并從效益水平、可持續性、產業化程度、生活質量四個方面，選擇相應的指標構建農業高質量發展的評價指標體系。具體的指標體系如表1 所示。

表1 農業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

（二）山東省各地市農業高質量發展評價分析

根據表1 的評價指標體系，本文利用熵值法對2011-2019 年山東省各地市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了分析評價，除新注冊企業數量來自天眼查外，其他數據主要來源于《山東省統計年鑒》和各地市的統計年鑒，具體評價結果如表2 所示。

表2 2011-2019 年山東省各地市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

整體來看，山東省的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逐漸呈穩步上升的趨勢。從2011 年的0.28 增長到2019 年的0.412，年均增長率為4.96%。但各地市的增長存在較大的差別，增長速度最快的是臨沂市，年均增長率為11.46%，其次是日照、萊蕪、菏澤、煙臺、棗莊與東營，年均增長率均超過了6%，濟南、青島、淄博、濟寧、泰安在5%以上，而濰坊，德州，聊城，濱州增長速度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從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看，總體差別不大。以2019 年來看，大多數地區發展水平位于0.4-0.5的區間內，高于0.5 的只有東營市，為0.519，低于0.4 的有兩個地區；威海和日照，分別是0.389 和0.386，三者同屬于沿海地區，區域位置相似，但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卻呈現出迥異的態勢。進一步細看，各地市的發展排名變化不大，在2015 至2019 年間，淄博、東營、萊蕪與臨沂一直是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處于第一梯隊；其次是棗莊、濟南、德州、濟寧、泰安與濰坊，位于第二梯隊；相對靠后的是聊城、濱州、菏澤、威海和日照，但日照、菏澤兩市年均增長率在全省處于前列，追趕之勢強烈。

總體來看，山東省各地市農業高質量發展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提升各地市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并且縮小各市之間的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差距仍然任重道遠。

四、數字普惠金融對山東省農業高質量發展影響的實證研究

（一）模型設定

為了進一步分析數字普惠金融對于山東省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驗證本文的研究假說，構建如下的回歸模型：

其中，被解釋變量Agr為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解釋變量dfin為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X為一組控制變量，包括人均GDP、產業結構、研發支出、財政支出、城鎮化率、外貿依存度等。其中人均GDP 以2010 年不變價格計算，產業結構用第一產業占GDP 比重衡量，研發支出用研發支出占GDP 比重衡量，財政支出為財政支出占GDP 比重，城鎮化率為各地市城市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外貿依存度為各地市進出口總額占GDP 比重。γi為地區固定效應，θt為時間固定效應，εit表示隨機誤差項。

（二）描述性統計分析

本文研究選擇的樣本數據為2011-2019 年山東省各地市的面板數據。被解釋變量數據來自于前文農業高質量發展評價結果，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來自于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主要包括總指數、數字普惠金融廣度和數字普惠金融深度三個指標，控制變量數據主要來源于《山東省統計年鑒》，表3 給出了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信息。

表3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從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看，樣本的均值為0.363，標準差為0.062，最小值與最大值相差不大，說明各地市農業高質量發展相差不大。數字普惠金融總指數，數字普惠金融廣度和寬度，三個變量的最小值與最大值相差較大，意味著山東省各地市的數字普惠金融發展不均衡?？刂谱兞糠矫?，各地區也存在一定的差距，以人均GDP 為例，最大值是最小值7 倍左右，說明各地市之間社會經濟也有明顯差距。

（三）回歸分析

1.基準回歸

表4 為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回歸結果，第（1）列為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整體對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回歸結果，第（2）和（3）列分別為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廣度和深度對于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回歸結果。

表4 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回歸結果

從第（1）列可以看出，dfin 對于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其中dfin的影響系數為0.234，這表明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提高1%，會使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提升0.234%，即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有助于提高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從而驗證了本文的假說。

從第（2）和第（3）列來看，breadth 系數為0.219，表明數字普惠金融廣度提高1%，會使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提升0.219%，主要原因在于數字普惠金融的廣度能夠提高農業群體的金融服務可獲得性，降低了金融服務的交易成本，改善各地區且尤其改善了落后地區的農業發展的金融環境，從而促進農業高質量發展。depth 系數為0.244，說明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深度提高1%，會使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提升0.244%，主要原因在于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深度所具有的強滲透性，從不同業務業態深入和多元化發展，能夠滿足農村居民和農業經營主體全方位的金融需求，從而促進農業高質量發展。

2.異質性分析

不同地區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可能不同（張合林和王顏顏，2021）。為進一步分析山東省各地市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差異，本文分別進行了回歸，圖1 展示了各地區回歸的系數及95%的置信區間。由圖1 可看出，在置信水平為95%的條件下，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業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最好的兩個市分別為萊蕪和威海，其影響系數均超過了0.2；其次是東營、日照、濱州、濟南、青島、淄博、聊城、濰坊，其系數均顯著為正；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業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較低的為棗莊、煙臺和濟寧，其顯著性較弱；德州、泰安、臨沂等三地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業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最低，影響不顯著；泰安和臨沂的影響系數甚至為負。說明各地區數字普惠金融對各地市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的促進作用存在差別。

圖1 各地區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

五、結論和政策建議

本文采用2011-2019 年山東省面板數據對山東省各地市的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了動態評價，并進一步研究了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對山東省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結果表明山東省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整體較低，各地區發展水平在0.4-0.5 之間，東營、臨沂、淄博目前的農業高質量發展水平最高，最低的則是威海和日照。從數字普惠金融發展與農業高質量發展的關系看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業高質量發展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數字普惠金融廣度與深度對農業高質量發展同樣具有促進作用。各地區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不同，萊蕪和威海影響系數最高，德州、泰安和臨沂三地最低?；谝陨辖Y論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加快各地市數字普惠金融頂層設計。政府要加快頂層設計，大力發展數字經濟載體，加大數字金融基礎設施投資力度，進一步提升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

第二，完善數字普惠金融風險監管體系和信用體系。建立健全相關的法律法規，加強金融的商業性與數字普惠金融的社會性融合，加強政府監管，促進數字普惠金融與“三農”鏈接。完善互聯網征信系統體系，完善大數據征信體系，建設互聯網信息庫，拓展信用數據搜集渠道，實現信息共享。

第三，優化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環境，使數字普惠金融融合傳統金融，融合傳統產業，構建良好的治理環境與創新環境。提升農戶金融素養，加大農戶金融教育培訓力度，普及數字普惠金融知識。

第四，由于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業高質量的發展也會受到產業結構，城鎮化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各地市應根據自身自然資源稟賦，地理環境等自身特征，來創新數字普惠金融促進農業高質量發展的新路徑，各地市協調配合，互補互助，提升農業發展的高質量水平并實現農業高質量的均衡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