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科技支出和科技創新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研究

周澤炯，余越

（1.安徽財經大學經濟學院，蚌埠 233030；2.安徽財經大學金融學院，蚌埠 233030）

1 引言

經濟增長仍舊是當今社會的熱點話題。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得到高速發展，但同時也造成了環境污染、資源緊缺等后果。為了解決這一問題，黨的十八大首次提出了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結論，強調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注重質的提升。二十大報告強調繼承和弘揚創造精神、創新精神、科學家精神、企業家精神和斗爭精神等，堅持發展科技創新，不斷提升物質技術基礎，完善科技創新體系，深化科技體制改革，以提升科技創新能力，并強調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和主題。這表明高質量發展已成為現代化發展的必然選擇，科技創新成為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

近年來，國家實施了創新驅動發展等戰略措施，為科技創新活動增加活力。全國專利授權量由2012年的21.7105 萬件增長到2022 年的79.8 萬件，創新成果十分顯著。但目前國內仍存在自主創新能力不強且難以提高、技術難點難以突破等問題，企業憑借自身力量難以得到突破。為了繼續推動科技創新發展、改善科技創新環境，我國不斷增加財政科技支出。2022 年全國科學技術支出10023 億元，比2012 年的5600.1 億元增長約78.99%。財政科技支出對促進科技創新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能夠為科技創新活動提供資金和人才支持，為實現技術攻關、解決技術難題做出重要貢獻。

基于以上分析，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已經被推向新高度，但科技創新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過程中仍存在自主創新能力不高、技術痛點難以攻關等問題。為了解決相關問題，提高科技創新能力，繼續助力科技創新發展，政府應通過增加財政支出以支持科技創新發展，提高科技創新發展水平，進而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

本文在相關理論基礎上探討財政科技支出與科技創新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理論機制，并提出研究假設。根據我國三十個省份（西藏、港澳臺除外）2012-2021 年的相關數據，構建相應的指標體系，并采用多元線性逐步回歸模型探究財政科技支出與科技創新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

國內外大多數相關研究表明財政科技支出對科技創新有相應的促進作用。Guan 和Yam 通過對多家制造業企業進行分析，認為政府對企業直接撥款會對創新成果產生負面效果[1]；Bronzini和Piselli以意大利的服務業企業為研究對象，通過斷點回歸的方法研究發現政府對企業進行科技資助對企業的創新產出有顯著的正向作用[2]。王會龍和李仁宇認為地方財政科技支出會對科技創新起著引導、激勵和支持等作用[3]；吳蕓發現財政科技投入能夠促進科技創新但其資金使用效率仍需改進[4]；林小玲基于地區金融發展的角度，研究發現財政科技支出促進了技術創新，并呈現出“倒U”的關系[5]；車德欣等利用2007-2017 年中國滬深A 股上市公司數據研究發現，財政科技支出對企業的科技創新活動能夠產生正向促進的影響[6]；柴進哲等基于2010-2020 年全國283 個地級市的面板數據，探究發現財政科技支出強度在一定范圍內會對科技創新水平有明顯的促進作用[7]。

多數文獻認為財政科技支出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存在正向的促進作用。Menyah 和Rufael 研究表明政府支出的增加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原因[8]；與此相似，Beyene 和Kotosz 通過約翰森協整檢驗，考察1981-2008年間財政政策對埃塞俄比亞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表明擴大財政支出能夠顯著促進經濟增長[9]。李光龍和范賢賢認為財政科技支出對長江經濟帶經濟高質量發展不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10]；周靜研究發現財政科技投入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系數均為正，認為財政科技投入能夠有效地助力經濟高質量發展[11]；范雨寒認為財政科技投入對于經濟高質量發展有正向的促進作用，但同時也會帶來一定的滯后效應[12]。

科技創新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助力器，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促進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國內外許多文獻均對其有所研究。Preciado 等通過對區域經濟進行分析，發現科技創新對區域經濟增長有重大影響[13]；Feki和Mnif以發展中國家作為研究對象，研究發現科技創新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在長期是正向的，在短期是負向的[14]。肖瀅和馬靜以長江中游城市群為研究對象，發現該區域科技創新與城市發展質量之間存在長期的相互促進作用[15]；華堅和胡金昕研究發現我國區域科技創新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總體上已初步實現良好協調發展,但與優質協調發展仍有差距[16]；肖仁橋等研究發現，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科技創新指數呈“U 型”的曲線關系,即創新能力的提高有利于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提升[17]；李春彥認為科技創新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18]。

綜合以上文獻，可以發現經濟高質量、財政科技支出與科技創新三者之間的關系十分密切。多數文獻的研究結果都表明財政科技支出與科技創新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有促進作用，且財政科技支出對科技創新也有相應的促進作用。同時，現有文獻大多將三者分開進行研究，僅研究了三者中的兩者關系，并未將經濟高質量發展、財政科技支出與科技創新納入同一個系統進行分析，因而未能很好地得出三者的共同影響關系。因此，現有理論文獻存在以下不足：（1）關于財政科技支出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研究較少，多數研究對象傾向于財政支出，導致分析內容過于寬泛，沒有將財政支持內容與科技創新很好地聯系起來；（2）缺乏針對財政科技支出與科技創新兩者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共同影響的研究，且多數研究未對財政科技支出與科技創新之間的關系進行具體的分析。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探討財政科技支出、科技創新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理論機制并提出研究假設，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測度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得分，利用多元線性逐步回歸模型展開實證分析，探究財政科技支出與科技創新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以及財政科技支出與科技創新之間的內在聯系。

2 研究假設

財政科技支出作為政府支持社會科技活動和推動科技發展的政策手段，可以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以下幾個方面的幫助：一是，推動科技創新發展。政府可以為企業和科研機構提供資金支持，推動科技創新，發展出新的技術和知識用于提高生產力。二是，培養科技人才資源。財政科技支出可用于培養和吸引高素質科技人才，增加科技領域的從業人員數量和質量，提升國家的科技水平和創新能力，為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支持。三是，加速技術融合與應用。財政科技支出能夠加速推動不同領域之間的技術融合與應用。通過技術融合與應用，可以優化產業結構，提升經濟結構的效率和適應性。四是，降低經濟增長集約化水平。財政科技支出能夠通過影響各種要素的流動方向和發展規模來間接影響科技創新活動的開展，從而對經濟增長集約化水平產生作用[19]；財政科技支出能夠顯著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在產生獨立影響的同時，與數字經濟產生的關聯效應能夠進一步強化財政科技支出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效應[20]?；谝陨戏治?，提出假設1。

H1：財政科技支出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

科技創新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萍紕撔滤降奶岣吣軌蛱嵘鐣a力，推動傳統產業向高附加值、知識密集型產業轉型升級?？萍紕撔履軌蛲苿咏洕Y構的優化升級。隨著科技不斷進步，新興產業和新經濟形態不斷涌現，新興產業具有較高的增長潛力和新的發展空間，對經濟的發展帶來了新活力?？萍紕撔略谝欢ǔ潭壬夏軌蛟鰪娖髽I或國家的創新能力?？萍紕撔履軌蛲ㄟ^資本、人力、科技等外溢渠道對經濟、社會和生態系統發生外溢效應，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21]；從高?？萍紕撔碌慕嵌瘸霭l，高校是創新體系中的重要支撐力量，且高?？萍紕撔聦ξ覈洕哔|量發展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22]；科技創新對全國以及各區域層面的經濟高質量發展均具有顯著影響，且各區域的促進效果不同[23]?；谝陨戏治?，提出假設2。

H2：科技創新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

根據內生經濟理論，科技創新具有公共產品的性質，受益者是社會群體，因此需要政府對其進行干預，財政科技支出是政府對科技創新發展的直接干預手段，為科技創新活動提供各種支持，進而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建立各項資源支持機制。財政科技支出能夠為企業和國家提供充足的資金和各項資源支持，有效促進科技創新活動的開展，為科技創新活動創造良好的條件。二是，提升科技創新能力。政府通過給予財政科技支出支持，組織和引導科研機構、高校和企業進行交流和合作，從而提升創新能力，進而使得科技創新能夠帶動產業升級與轉型，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三是，完善生產要素優化配置。政府通過調節和配置財政科技支出，引導資金和資源的流向，優化生產要素的配置，進而定向促進科研活動的開展，科技創新能夠提高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最終實現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因此，財政科技支出通過影響科技創新，進而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可能存在中介效應。財政科技投入能夠促進企業研發和社會資金的投入,特別是在企業研發投入與科技創新之間的中介效應顯著[24]；財政科技支出可以通過中介變量技術創新對全要素生產率產生部分促進作用[25]?；谝陨戏治?，提出假設3。

H3：財政科技支出與科技創新存在中介效應，并能夠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

財政科技支出、科技創新和經濟高質量發展三者之間的理論模型框架如圖1所示：

圖1 財政科技支出、科技創新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理論模型框架

3 指標構建和發展水平測度

3.1 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構建和測度

為了測度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本文借鑒程晶晶和夏永祥[26]、馬兆良和張玉芹[27]的研究方法，從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個方面構建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標評價體系，包括12 個二級指標。具體指標內容見表1。

表1 經濟高質量發展體系

針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測度，借鑒許振乾[28]、王濤等[29]和劉大倩[30]的測度方法，引入主成分分析法進行測度，減少人為賦權引起的誤差。

通過MATLAB 軟件進行主成分分析，計算出全國30 個省份（西藏、港澳臺除外）2012-2021 年10 年的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指標值。這里的綜合指標值為絕對數，綜合反映了各省在2012-2021 年間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計算結果如表2。

表2 2012-2021年各省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綜合指數得分

由表2 可知，有17 個省份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得到了提高，有13 個省份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有所下降。若某省份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綜合指數10 年的增值處于0-0.5 之間，表明該省份經濟高質量發展有一定成果，發展速度比較快；超過0.5，表明該省份經濟高質量發展成果顯著。天津、安徽、江西、湖南、湖北、重慶和四川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綜合指數增值處于0-0.5，表明這部分省份的經濟高質量發展速度較快，狀況良好，得到了一定的成果；北京、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河南和廣東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增速迅猛，增值均達到0.5 以上。若某省份10 年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綜合指數下降不超過0.8，則視為一般下降；若超過0.8，則視為有較大程度的下降。山西、內蒙古、吉林、黑龍江、廣西、云南、甘肅和新疆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綜合指數下降幅度處在0-0.8 之間，屬于一般下降，表明這部分省份的經濟高質量發展速度遲緩；海南、貴州、陜西、青海和寧夏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綜合指數下降超過0.8，有較大程度的下降，表明這部分省份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成果不顯著。以上數據表明2012 年至2021 年，我國多數省份經濟高質量發展實現上升發展趨勢。

3.2 財政科技支出的測度

本文借鑒張偉霖[31]和馮瀟[32]的研究方法，以科學技術支出作為衡量財政科技支出水平的指標。查閱《中國統計年鑒》，收集得到2012-2021年各省的科學技術支出數據，并以此作為各年份各省的財政科技支出水平。2012-2021年各省財政科技支出水平如表3所示。

表3 2012-2021年各省財政科技支出水平（單位：百億元）

從表3 可以看出，絕大多數省份的財政科技支出水平都在穩步提升，這表明我國科技發展強度在不斷加強。其中，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和四川的增長幅度最大，2021年財政科技支出比2012年高出3倍以上，江西省漲幅達到6倍以上，遠超其余各??；浙江、福建、廣東、海南、重慶、貴州和寧夏各省處于中速發展趨勢，10年財政科技支出增幅在2-3倍之間，存在一定的發展空間；北京、河北、山西、江蘇、山東、陜西和甘肅處于低速發展階段，財政科技支出增幅在1-2 倍之間，存在很大的發展空間。少數省份財政科技支出水平的增長速度處于停滯階段，即增幅處于0-1 倍之間?？傮w而言，財政科技支出水平發展迅速、增幅迅猛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區，而東三省地區的發展速度緩慢，北京、上海和廣東等經濟發達地區由于發展空間有限，因此科技支出水平增速相對中西部地區而言較為緩慢。

3.3 科技創新發展水平的測度

與財政科技支出水平的測度方法相似，本文借鑒張麗華等[33]和聶開晶[34]的研究思路，以專利授權量作為衡量科技創新發展水平的指標。通過查閱《中國統計年鑒》，得到2012-2021 年各省的專利授權量數據，并以此作為對應的科技創新發展水平（具體數據省略）。

絕大多數省份的專利授權量在10 年內都穩步上升，表明我國科技創新水平在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能夠得到顯著提升。其中，江西、海南、青海和寧夏四省的科技創新發展水平的增長幅度最為顯著，達到原基礎（即2012 年專利授權量水平）的10 倍以上，這表明我國原有科技創新基礎差的地區在近年來科技創新水平得到了有效的提升；多數省份的專利授權量增長幅度處在原基礎的1-7 倍之間，僅有黑龍江一省處于1 倍以下，這表明我國整體的科技創新得到了有效的發展，科技創新能力在穩步提升；同時，原有科技創新能力基礎薄弱的地區發展的速度和幅度更大，而經濟較為發達、科技創新基礎強的地區由于發展空間的限制，提升的幅度相較于前者有所局限。

4 實證分析

4.1 變量選取和模型構建

4.1.1 變量選取

（1）被解釋變量和解釋變量。被解釋變量選取經濟高質量發展，采用計算得出的各省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綜合指數得分表示。解釋變量選取財政科技支出和科技創新，其中，財政科技支出采用各省科學技術支出表示，科技創新采用各省的專利授權量表示。

（2）控制變量。由于其他因素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可能存在一定的影響，本文選取如下控制變量：城鄉收入差距，采用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人均純收入之比表示；經濟開放程度，采用進出口總額與GDP的比值表示；產業結構，采用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表示。

（3）數據來源和描述性統計。本文所收集和使用的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和各省市統計局網站數據。通過收集并處理各項數據，得到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表4 為變量的含義和說明，表5 為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表4 變量的含義和說明

表5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4.1.2 模型構建

由前文的作用機制分析和研究假設可知，財政科技支出與科技創新均能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且兩者可能存在中介效應，即通過財政科技支出促進科技創新的發展，進而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根據此推測，本文建立四個回歸方程，并采用逐步回歸的方法來依次對假設進行驗證。

首先，為了檢驗H1，即財政科技支出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建立財政科技支出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回歸方程（1）：

其中，變量下標p代表省份，t代表年份，α0,α1,α2均代表變量前的系數。hqdp,t代表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tecp,t代表財政科技支出水平，cvp,t代表所有控制變量，δp,t代表隨機擾動項。

其次，為了檢驗H2，即科技創新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建立科技創新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回歸方程（2）：

其中，scip,t代表科技創新水平。

再次，為了檢驗H3，驗證財政科技支出與科技創新之間是否存在中介效應，在回歸方程（1）的基礎上建立回歸方程（3）和（4）。

驗證財政科技支出與科技創新之間的中介效應，要先剔除經濟高質量發展，以科技創新為被解釋變量，財政科技支出為解釋變量，保持其余控制變量不變，建立兩者之間的回歸方程，分析兩者是否存在一定的線性回歸關系。財政科技支出與科技創新水平的回歸方程（3）如下：

最后將財政科技支出、科技創新和經濟高質量發展三個變量納入同一個模型，以經濟高質量發展為被解釋變量，財政科技支出、科技創新為解釋變量，其余變量為控制變量，通過分析三者之間是否存在一定的線性回歸關系，檢驗財政科技支出和科技創新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共同促進作用，建立三者的回歸方程。經濟高質量發展、財政科技支出和科技創新的回歸方程（4）如下：

4.2 實證結果與分析

4.2.1 基準估計結果分析

本文采用逐步回歸的方法，首先考察財政科技支出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在此基礎上逐步添加其他變量，進而能夠準確分析出各個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程度。模型（a）中只包含一個解釋變量財政科技支出，模型（b）在模型（a）的基礎上加入了控制變量城鄉收入差距，模型（c）在模型（b）的基礎上加入了控制變量經濟開放程度，模型（d）最終加入了控制變量產業結構。實證回歸結果如表6所示。

表6 財政科技支出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影響的回歸結果

由表6 可知，模型（a）和模型（b）中財政科技支出（tec）的系數均為負但極靠近0，且隨著控制變量的不斷增加，系數逐漸變大，有正向變化的趨勢，這表明各省的財政科技支出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微弱為負，且有正向影響的態勢，需要繼續增加財政科技支出的投入力度。這在一定程度上驗證了H1，說明財政科技支出有一定的可能性能夠促進經濟增長高質量發展水平，但需要繼續增加投入力度。從控制變量看，城鄉收入差距（gap）系數顯著為負，說明城鄉收入差距對于經濟高質量發展有明顯的抑制作用，政府需要降低城鄉收入差距以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經濟開放程度（open）的系數不顯著或至多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對外開放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會抑制地區的經濟高質量發展，需要政府嚴格把控對外開放的強度，適度開展對外開放活動；產業結構（is）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最大且顯著為正，表明第三產業對于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有著關鍵作用，優化產業結構在很大程度上能對經濟質量發展帶來顯著的正面影響。

其次，考察科技創新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并逐步添加其他變量，分析出各個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程度。模型（e）中只包含科技創新，模型（f）、模型（g）、模型（h）則逐次遞加控制變量城鄉收入差距、經濟開放程度和產業結構。實證回歸結果如表7所示。

表7 科技創新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影響的回歸結果

由表7可知，科技創新（sci）的系數趨近于0，但t檢驗值逐漸變大，這表明科技創新的發展趨勢為正，可以推測，繼續提高科技創新水平，系數將逐漸轉為正數，進而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有促進作用。因此，針對科技創新，政府要繼續加大發展力度，將科技創新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正向促進作用顯現出來。城鄉收入差距（gap）的系數顯著為負，這表明城鄉收入差距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有著明顯的抑制作用，政府應當完善農村福利政策，實現鄉村振興，縮短城鄉收入差距。經濟開放程度（open）在1%的顯著水平下顯著為負，這說明經濟開放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會阻礙經濟高質量發展，模型（h）和模型（g）相比較，前者的經濟開放程度大于后者，隨之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阻礙力度加強，這表明現階段我國的經濟開放程度過大，導致負溢出效用，需要調節經濟開放程度。產業結構（is）的系數顯著為正，這表明產業結構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有明顯的促進作用，產業升級有利于加速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4.2.2 科技創新對財政科技支出的中介效應分析

為了檢驗科技創新的中介效應，需要聯立三個回歸模型進行驗證，其中模型（d）為財政科技支出與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的回歸模型，模型（i）為科技創新與財政科技支出之間的回歸模型，模型（j）將經濟高質量發展、財政科技支出和科技創新納入同一個模型。實證回歸結果如表8所示。

表8 財政科技支出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影響的中介效應回歸結果

由表8 可知，從中介效應的結果可以看出，模型（i）中的財政科技支出系數顯著且符號為正，這表明財政科技支出對科技創新存在正向顯著的促進作用。模型（j）中財政科技支出的系數與模型（d）相比正向增加，這表明科技創新對財政科技支出存在一定程度的中介效應。雖然表8中模型（d）和模型（j）中財政科技支出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系數均不為正，但其系數極其靠近0，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負向作用幾乎可忽略不計，且隨著科技創新的加入，中介效應使得財政科技支出的系數變大，向正向顯著的趨勢發展。因此，隨著財政科技支出的投入力度不斷加大，財政科技支出能夠通過科技創新這個中介變量對經濟高質量發展起到正向的促進作用。

4.2.3 穩健性檢驗

本文將財政科技支出的指標重新調整為各省科學技術支出與各省GDP 之比（符號為teg），并將科技創新指標即各省的專利授權量取對數（符號為Insci），進行穩健性檢驗。實證回歸結果如表9所示。

表9 財政科技支出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穩健性檢驗

由表9 的回歸結果可知，用科學技術支出占GDP的比重替代科學技術支出來衡量財政科技支出，財政科技支出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影響轉為顯著為正，同時科技創新對財政科技支出的中介效應也存在，因此回歸結果是穩健可靠的。

5 結論與建議

本文在相關文獻的基礎上分析了財政科技支出與科技創新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機制，以2012-2021年30個省份相關數據為樣本，采用多元線性逐步回歸的方法分析了財政科技支出與科技創新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以及科技創新對財政科技支出的中介效應。研究結果表明：我國財政科技支出與科技創新有能夠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正向趨勢，但目前我國財政科技支出和科技創新發展的力度不足，需要繼續增加兩者的投入；科技創新對財政科技支出有一定的中介效應，且科技創新有利于財政科技支出對經濟高質量發展起促進作用；城鄉收入差距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產業結構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有顯著的促進作用。針對上述結論，本文給出以下建議：

（1）增加財政科技支出和科技創新發展的投入力度。本文研究結果表明，我國當前財政科技支出和科技創新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尚未完全顯現，但隨著兩者投入數量的增加，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逐漸轉為正向趨勢。因此，為了進一步推動財政科技支出和科技創新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應當繼續加大對兩者的投入力度：①增加科學技術撥款。政府應當適度增加財政科技支出，為科研活動提供充足的資金支持。②完善科技項目申報和評審制度。通過完善科技項目申報的具體流程和評審的制度安排，提高財政科技資金使用的透明度，鼓勵更多企業和個人參與科技創新。③提高科研企業和個人的社會待遇。通過提高相關科研企業或個人的社會待遇，激勵開展更多的科研創新活動。

（2）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降低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抑制作用。由本文的研究結果可知，城鄉收入差距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因此，需要采取以下措施盡可能縮小城鄉收入差距：①加強農村經濟發展。為農村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和創業機會，發展農村產業，提高農民經濟收入水平。②實現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提升農民生活水平質量，縮小城鄉居民的福利差距。

（3）優化產業結構，促進第三產業發展。本文的研究結果表明，產業結構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因此，優化產業結構并實現產業升級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有促進作用：①制定產業政策。政府應出臺一系列支持第三產業發展的政策和措施，以激發第三產業的活力，推動實現產業升級。②加強產業規劃。根據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實際情況，制定符合經濟情況的對口產業規劃，明確第三產業的發展方向和目標，并建立產業政策和規劃的評估機制，及時跟蹤評估實施效果，并進行必要的調整。③培育新興產業。重點培育具有發展潛力、高增長性和較高附加值的新興產業，通過鼓勵創新和引導投資，加大對這些產業的支持力度，推動第三產業的結構優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