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諸家國家治理思想研究述評
——基于CNKI（2012—2023）

顏佳華 ，蘇厚任

（1.湘潭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南 湘潭 411105；2.湘潭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湖南 湘潭 411105）

2019 年10 月31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指出：“在幾千年的歷史演進中，中華民族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明，形成了關于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的豐富思想，包括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風、四海一家的大一統傳統，德主刑輔、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張，民貴君輕、政在養民的民本思想，等貴賤均貧富、損有余補不足的平等觀念，法不阿貴、繩不撓曲的正義追求，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道德操守，任人唯賢、選賢與能的用人標準，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改革精神，親仁善鄰、協和萬邦的外交之道，以和為貴、好戰必亡的和平理念，等等。這些思想中的精華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內容?！盵1]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的國家治理思想，是其中不可忽視的精華。因此，本文將按照學派對學界近十年來先秦諸家國家治理思想的研究成果進行系統性的梳理與評析，以期推動其研究的進一步發展。

一、先秦諸家國家治理思想的概念界定與研究現狀

王浦劬教授在《國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的含義及其相互關系》一文中指出：“在中國傳統政治思想中，國家治理通常是指統治者的‘治國理政'，其基本含義是統治者治理國家和處理政務?！盵2]實際上，統治者治國理政的研究，構成了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主要命題和內容。俞可平教授在《國家治理的中國特色和普遍趨勢》一文中認為：“簡單地說，國家治理就是國家公共權力機構治國理政的全部活動。在中國的政治語境中，國家治理的內涵極其豐富，可以從多個視角去觀察和理解?！盵3]簡言之，國家治理就是治國理政。治國理政涉及的領域非常廣，既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也涉及人才管理、軍事國防和外交等等。據此，我們可以認為先秦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兵家、名家、雜家、縱橫家等諸家的思想中包含豐富的國家治理思想。先秦諸家國家治理思想就是指先秦諸家關于治國理政的思想觀點。

本文基于中國知網數據庫，對上述八個學派及其代表人物的國家治理思想以主題詞組合的方式進行檢索，檢索范圍包括北大核心、CSSCI 來源期刊，檢索時間為2012 年至2023 年，經過篩選，剔除非學術性、非相關文章，如書訊、會議通訊等，檢索結果如表1。

表1 先秦諸家國家治理思想研究文獻篇數

以主題詞組合的方式檢索、篩選可能會對部分文獻有所疏漏，但大體上仍能展示近十年學者們對先秦諸家國家治理思想的研究成果與偏好。由表1 可知，當前學界對儒家、法家國家治理思想的研究成果最為豐碩，而兵家、名家、雜家、縱橫家四個學派的研究成果則相較甚少。這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體現當前學界對不同學派的研究偏好，另一方面也體現不同學派間的研究難度有所不同。

二、先秦諸家國家治理思想研究的主要內容

目前學界已從公共管理、法學、政治學、歷史學、哲學等學科角度開展先秦諸家國家治理思想研究，成果豐富。本文將以學派諸家的分類為基準對現有研究成果進行梳理與提煉，這不僅有助于彰顯不同學派國家治理思想的特點，也有利于明確當前學界對不同學派研究的取向。

（一）先秦儒家國家治理思想研究

先秦儒家是主張以仁、禮治國為核心思想的學派，數千年來其國家治理思想一直對中國國家治理具有重要影響，其代表人物包括孔子、孟子、荀子等。目前學界主要是從人性論視角、公共性思想視角、中西比較分析視角研究先秦儒家治理思想。

1.先秦儒家國家治理思想的人性論研究

劉敬魯認為，孟子“性善論”人性向善的判定是一種價值事實認定，在孟子的思考中，無論是從本體論角度，還是價值實質與價值職責認定的角度來看，人存在的意義都是為了實現善、擴充善。其實現路徑在于承認每一個人都有善的本性，每個人都有主動向善、實現善的主體自覺，進而不斷實現自我人生價值與邁向更大人生價值目標，即從個人修養出發，走向齊家、治國，最后平天下的人生價值實現過程[4]。

嚴存生基于對《荀子》性惡論的評析指出，荀子將“善”“惡”都視為人的屬性，“惡”是人的自然屬性，“善”是人的社會屬性，惡在社會環境的影響下可以“化”之為善，即由“人性者惡，其善也偽”到“化性起偽”的轉變，而實現之道在于建立一套公共權力運行機構，由君子們在其中任職，按照道義之精神，制定一系列禮法，通過法律約束和禮義教化，在賞罰兩方面引導人民社會行為符合禮義，最終實現化惡為善[5]。辜俊君認為荀子治理思想中的“性惡”指人的自利欲望，但國家可以充分挖掘人自利欲望的內驅力，使人們明辨對公共利益的維護是成就個人利益的前提，繼而通過道德與制度合理規制個人欲望，形成“欲望-效率-物欲相生”動力機制的良性循環[6]。

林存光等人認為，孔子對人性論的論斷在于“性相近”“習相遠”兩方面，“性相近”意味著人擁有著相近的自然情感、生存欲求、生活需要，“習相遠”則意味著人有著豐富而復雜的個性特點、才智能力和德性修養，不同的天賦稟性因素可能形成相互加強或促進的關系，也可能存在內在的沖突與張力。對此，孔子應對“習相遠”的策略是“學以致其道”和“躬行君子”，即一方面設教授徒，將詩書禮樂教予人民，使其遵守社會共同的行為規范，另一方面君子通過以身作則、啟發引導的理性方式對他人形成道德影響與感化，進而在保留人民習性多樣性前提下，使人民過上人道且文明的共同生活[7]。

2.先秦儒家國家治理的公共性思想研究

朱承對先秦儒家代表人物的公共性思想進行了深入探究，他認為，其一，在孔子公共性思想的方面，“仁愛”是孔子公共性思想的核心、公共生活的原則，“仁愛”原則既是人之為人的內在依據，也是公共行政權力運行、公共交往生活的現實準則。在“仁愛”原則的主導下，為政者自身及其行政手段都應當遵守“德性”，將人民視為行政關注的焦點，而人民在生活中要遵守禮的準則[8]。其二，孟子公共性思想的理論前提是人性善，在人性善的預設下，良善本性成為人與人交往互動的共同基礎，此基礎上個體的善舉可以激活群體中潛在的良善，實現個體良善向公共良善的轉變，進而形成良善的公共秩序。為政者在行使公共權力過程中，以公共理性訴求為優先，以人民為公共政治的根本，以民心、民意為公共權力運用的依據，以仁政來達成美好公共生活理想[9]。其三，荀子的公共性思想代表著先秦儒家現實性取向?！懊鞣质谷骸笔擒髯铀摴采畹那疤?，人之所以能共同生活，正是因為人們以道德理性將差異性維持在可控范圍中，進而得以凝聚公共力量維持社會有序運行。因此，為政者需要以“隆禮重法”來維持社會秩序穩定，并努力實現“裕民富國”的群體性目標[10]。

趙滕等人指出先秦儒家公共性內涵包括兩個層面。在國家治理的層面，首先是政治性內涵，即政治統治與管理活動；其次是公開性內涵，即公開的意思；最后是等級爵位性內涵，即儒家禮治等級制。在形而上層面，首先是道德性規范內涵，即先秦儒家的“公”是“公平”“公正”意義上的價值；其次是普遍性原則內涵，即“公”強調形而上的絕對真理，其擁有普遍規律的意涵[11]。

3.先秦儒家國家治理思想的中西比較研究

史云貴等人比較分析了孔子與亞里士多德的中庸治理思想，指出兩人中庸思想的共同點在于：其一，二者都將中庸視為美德；其二，二者都認可中庸蘊含辯證法思想；其三，二者都認為為政者執政應取中庸。不同點在于：其一，兩人實現“中庸”之政的目的?？鬃犹岢爸杏埂彼枷氲哪康脑谟跐M足統治者的需要，而亞里士多德提倡“中庸”思想的目的是為追求公正。其二，兩人實現“中庸”之政的根本途徑不同?？鬃诱J為“中庸”是人的天賦，通過提高自身修養可以逐漸認識到這種內在固有的德性，而亞里士多德認為作為德性的“中庸”思想需要靠后天習得。其三，二者實現中庸之政的“抓手”不同?？鬃诱J為實現中庸之政要借助“仁”“禮”，而亞里士多德認為法治是實現中庸之政的最好抓手[12]。

劉曉欣等人關注孔子與柏拉圖節制思想之間的異同，認為孔子與柏拉圖節制思想的共同點在于：其一，兩人的節制思想都為其政治理想服務；其二，兩人對節制思想的培養都依靠音樂、詩樂對人的教化。不同點在于：其一，兩人的節制思想基礎不同。柏拉圖強調法治與理性，而孔子強調德治與情感。其二，兩人的節制思想內涵不同。柏拉圖節制思想的核心是克制、約束自己的欲望，而孔子則主張對欲望的追求應在合理的范圍內。其三，兩人對節制與智慧的關系理解不同。柏拉圖將節制等同于智慧，而孔子只是借智慧闡述節制的原則。其四，兩人對節制主體的理解不同。柏拉圖認為只有勞動者需要社會制約以建立節制的美德，而孔子認為所有人都是道德主體，都應遵守道德規范[13]。

談火生認為，亞里士多德與先秦儒家對家國關系的理解存在差異，亞里士多德持家國異構觀，并在此預設下形成一套完整的政體理論，而先秦儒家則持家國同構觀，在此預設下以君主制為唯一政體?；诓煌募覈P系預設，亞里士多德未將家庭倫理擴展到政治領域中，而是從完善友愛的維度促進公民德性的完善；先秦儒家則把家庭倫理中的孝拓展至政治領域，形成君臣之間的忠孝規范[14]。

（二）先秦法家國家治理思想研究

法家是在先秦時期主張以法治為核心思想的學派，其代表人物主要包括商鞅、管子、韓非子等，當前學界主要從吏治思想視角、正義思想視角、“法術勢”思想視角對先秦法家國家治理思想展開研究。

1.先秦法家國家治理的吏治思想研究

邱忠來探究了先秦法家吏治思想的生成與演進歷程，他指出，人性自利是商鞅與韓非子的理論前提，此理論預設下，商鞅及其后學認為只能以利益誘惑、刑罰威脅來逼迫官吏為君主效力，君臣關系成為一種工具關系?；诖?，商鞅的吏治對策首先是以明確、公平的法律條文治理官吏，其次是在吏治過程中輕罪重罰。韓非子在商鞅吏治思想基礎上作出創新發展，對官吏人格素質及能力的要求進行探討，強調官吏要以“忠君守法”為出仕宗旨，具有“存公去私”的價值理念，具備“中堅外廉”的為官品質，擁有“明察勁直”的執政能力[15]。

宋洪兵認為“豎刁假設”是韓非子吏治思想的理論預設，此理論預設下，政治實踐過程成為君主與臣子、官吏之間利益博弈過程，君子與臣子的關系也是一種利益交換關系。在此邏輯下，其吏治的運作思路是使君主與臣子在正當規則主導下進行利益博弈，避免公共權力的濫用。由此，韓非子強調首先在政治領域中要排除私人情感，防止私人情感影響公正政治原則落實，其次要以控制臣子親屬、收集充足信息并根據信息對臣子進行獎賞或者懲罰等手段，防止“貴臣”向“重臣”轉變[16]。

焦秀萍認為，韓非子的法家吏治理路是儒家吏治模式的整體性轉向，具體包括四個方面：第一，由德性修為向法治規范的吏治核心觀念轉變，使官吏在法治的基礎上形成自我約束的習慣；第二，由道義擔當向功利認可的吏治價值認知轉移，使官吏在謀利擁有正當渠道與工作擁有正向激勵的基礎上形成正確工作導向；第三，由人格典范向制度合力的吏治運作機制轉化，依靠自身人格的官吏治理難以指望，應以制度對權力行使進行監督；第四，自律管理向他律控制的吏治實踐方式轉換，嚴格落實官吏履職情況給予相應的獎賞與懲罰以改善吏治[17]。

2.先秦法家國家治理的正義思想研究

丁天立指出先秦法家“法”思想中蘊含豐富的“正義”理念。具體包括四個方面：第一，“法”出于民意且與時局相呼應。法是社會關系調整的準則，大爭之世下法的“正義”理念源于人民抑制混亂的時代需求。第二，“法”的強制性與規范性?！胺ā本哂衅毡榧s束性與社會規范性是法家“正義”理念的直觀體現。第三，“法”的樸素平等觀。法家認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四，法家“民本”思想。法家的重刑主義在社會教化層面促使人民對國家規則產生敬畏情感，其警示功能客觀上維護社會秩序穩定[18]。張娜從個人與國家的關系角度闡釋韓非子正義思想，指出韓非子將個體自利之心視為社會諸多不義現象的根源，因此，如果要在混亂時代下重建社會正義，一方面需要將國家公利置于個人私利之上，為了國家公共利益的實現，可以加強國家對個人的控制，將個人工具化；另一方面要將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捆綁，使個人與國家都能從耕戰中受益[19]。此外，張娜還認為韓非子正義思想的本質是規訓正義。趨利避害是韓非子的人性假設，此預設下，人的本性會引導其行為模式形成與變化。因此，韓非子實現正義的思路是以國家強制力推行、普及外部的規訓，以標準的法來引導與塑造個人的行為取向與行為模式[20]。

3.先秦法家國家治理的“法術勢”思想研究

王浦劬等人探索了不同價值取向的法家“法術勢”實踐模式。其一，以君主利益為優先的價值取向。其基于君臣利益不可調節的邏輯，主張運用道的神秘性，將君主解釋為人間道的化身，以君主獨裁、術治為主，此時，勢成為君主之勢。其二，以公共利益為優先的價值取向。其基于規范促進君臣共同利益的邏輯，主張道具有客觀確定性，道是自然規律，人人需要遵從，以君臣共治、法治為主，此時，勢成為法律之勢[21]。趙蓓指出申不害治國方略包括法治與術治兩個方面，法治是術治的前提，其一，就法治方面而言，法的作用在于明確君主與臣子的等級界限及等級相應的責任、職能；其二，就術治方面而言，申不害認為君主最大的威脅不是國民、外敵，而是臣子，因此，君主需要時刻監查臣子行為[22]。徐大同提出，先秦法家采用“法術勢”的國家治理之道，其一，在法的方面，法是君主治國的基本手段，主張以法作為判斷人民言行是非對錯的標準，并以公開、嚴謹、統一的方式執行；其二，在勢的方面，權勢是君主統治國家的前提，權位不可讓與他人，主張施行君主專制制度使權力集中；其三，在術的方面，君臣關系是利益博弈關系，君主需以深藏于心的心術駕馭臣子[23]。

戴木茅指出韓非子將君權衰弱視為國家秩序混亂的根源，此邏輯下，“法治臣民，術防重臣”成為韓非子的國家治理策略以加強君權，進而重建、維持國家秩序。具體而言，其一，在法治方面，依法律治理將從確定預期、拓展個體理性兩個方面引導臣民促進社會穩定；其二，在術治方面，法律難以約束重臣，因此，君主首先要在重臣面前隱藏自己喜好、觀點，其次要掌握重臣的一切動態，進而操縱他們，防范因重臣篡權而造成的秩序混亂情況產生[24]。

（三）先秦道家國家治理研究

先秦道家是將無為而治作為國家治理的核心思想的學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老子、莊子等，目前先秦道家國家治理思想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無為而治思想研究方面。

歐陽資沛等人認為無為而治是老子政治哲學的核心。一方面，無為而治是老子對君主的勸誡。君主們應該節制私欲，更少地干預人民的生活。君主“無為”使人民能夠充分發揮自主能動性，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實現人民的自化、自正、自富，君主“妄為”可能會導致社會動蕩與秩序失衡。另一方面，無為而治是對“天之道”運行秩序的模仿。在老子思想中代表自然法則的“天之道”是最合理的運行方式，而代表著人行為方式的“人之道”應朝理想“天之道”道路發展[25]。劉文杰認為無為而治是莊子政治倫理思想的核心，在莊子思想中無為而治是對為政者肆意妄為國家治理實踐的批判，為政者不成熟的、偏好性的理念一旦付諸實踐，可能會產生負面社會影響。在莊子治理思想中，為政者對社會管理的重點應從“治”轉向“輔”，道家范式的為政者應具有公仆意識，其應做的是順應自然，輔萬物之自然而不為，即為人民構建一個舒適、健康的社會秩序，而不是對人民頒布號令[26]。張師偉認為黃老道家治理思想中無為而治思想主要集中于統治者“政”的方面。在執政方面，黃老道家的執政理念在于循理用當。其認為道是萬物運行之規律，循理用當的核心思想是按照道的規律進行治理，這要求為政者充分尊重人民的自主性，減少對人民的干預，因此需要做到對人民適度放權與自身簡政改革。在君主自身方面，黃老道家認為君主應清心寡欲。君主的政治目的不在于積極的政績獲取，而在于相對消極的順天地、理陰陽、因四時等調試工作[27]。

陳薇探究了先秦道家無為而治的理性演變過程。首先，老子的無為而治思想呈復樸與守靜傾向，此傾向下的無為意味著君主持道虛靜，治理方面要求君主盡可能不去影響人民，充分尊重人民的自我成就性；其次，當無為而治思想發展至莊子那里時，呈“重理而輕?！钡内厔?，使莊子思想更具靈動、飄逸的氣質，更加強調尊重個體的特點，其思想強調促使人民發揮天賦與潛能；最后，在黃老道家時，道逐漸抽象為理，而理的具象是法，因此黃老道家無為而治思想呈明顯的尚法性，其無為而治思想強調尊重人民天賦發揮的同時也要求依法而治，進而實現裕民富國[28]。

（四）先秦墨家國家治理思想研究

先秦墨家國家治理思想包括“兼愛”“尚賢”“尚同”等，以墨子為學派代表人物。近年來，學界對先秦墨家國家治理思想研究主要集中于尚同思想上。

金紫薇等人指出墨子尚同思想是一種王道的君主專制思想，這種思想一方面認為只有形成明確的君臣關系才能避免國家陷入混亂狀態，強調社會成員必須共同接受、遵守體現君主意志的制度與政策，另一方面也強調君主必須具備賢明的特性，接受臣子的合理規諫，否則君主的專制統治將被終止[29]。蓋立濤認為僅用“專制”或者“民主”的視角審視墨家尚同思想，是忽視了尚同思想的豐富性。他指出，尚同思想還反映了墨家對政治秩序構建的思考。墨家尚同思想強調需要構建上同于義的政治理念，因為人與人之間不同價值判斷的沖突可能使社會進入無序狀態，因此必須使一人一義轉變為公義，使每個人都遵守國家價值規范，以公義統合社會成員的非道德理念[30]。同時，吳根友等人也不認同墨家“尚同”思想的政治主張是一種專制主義，而是以“共同善”的視角重新詮釋墨家尚同思想內涵。他們指出墨子“尚同”思想中“天子之義”并非天子個人及其所代表的小部分利益群體的意志，就超越層面而言，“天”是具有善良德性的人格神，其代表著廣大人民的利益，當天子惡行與人民利益不符時將受到“天”之懲罰；就經驗層面而言，“天子之義”是人民的整體利益，了解、順應民意是上下同義的前提，只有上下通情，君主意志才有民意基礎，人民才能心甘情愿遵循君主意志，實現良好的社會秩序。因此，此角度理解下，墨子的尚同思想反而是一種基于公共利益考量的“共同善”[31]。

（五）先秦兵家國家治理思想研究

軍事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內容，強大、先進的軍事實力是國家穩定、社會發展的重要保障。先秦兵家是以軍事思想為核心的學派，其代表人物包括孫子、孫臏、吳起等。當前學者們主要對兵家戰略思想、情報思想、領導思想展開研究。

楊福林分別從條件、手段、目標闡釋孫子的戰略威懾思想。其一，戰略威懾以“備戰”“知兵”“慎戰”作為實施的前提條件；其二，戰略威懾以“伐謀”“伐交”為實施手段；其三，在尊重戰爭規律、滿足戰爭條件的基礎上，充分利用各種戰爭要素，構建切實可行的戰略威懾實施目標[32]。

熊劍平認為孫子情報思想在其軍事思想中具有重要作用，他以闡釋孫子“知論”與“戰論”關系的方式，首先強調對己方、敵方、天、地的情況充分了解才能對戰爭研判與決策起到先導及支持作用；其次在“知”與“戰”的關系上，他指出先“知”是“戰”的保障，基于準確、充分情報基礎上發動的戰爭可以獲得勝利，或是至少不敗[33]。

謝守祥等人指出兵家思想中領導處理上下級關系主要從以下三方面出發：第一，攻心。兵家認為領導需要從民心出發，要根據不同問題性質與節點對下屬選擇不同處理措施，或體現仁厚或體現威嚴。第二，大局為重。兵家認為領導在懲罰下屬時要以組織整體利益為重。第三，擒賊先擒王。領導處理上下級關系時要以關注、解決核心問題為重點[34]。

（六）先秦名家國家治理思想研究

對名實問題的辯論是名家思想的核心，其學派代表人物包括公孫龍、惠施等。當前，學界對名家國家治理思想的研究較少，僅在偃兵思想上有所談及。

喬松林等人對名家偃兵思想進行了探析。第一，惠施偃兵論?；菔百缺?，去尊”的政治理念認為諸侯爭霸是為了求尊、求貴，而諸侯國之間存在永恒的差異性，只有當諸侯們認識到這種差異性，才能“去尊”，繼而“偃兵”。第二，公孫龍偃兵論。公孫龍認為諸侯國之間本身即是“離”的狀態，只要統治者們都清楚認識到這一點并相互尊重，諸侯國之間將會“偃兵”，天下紛爭也就停止了[35]。

（七）雜家國家治理思想研究

先秦雜家思想是通過融合諸家思想而成，因此，其國家治理思路講究博采眾家之說，代表人物包括尸佼、呂不韋等。當前對雜家國家治理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人才思想方面。

鄒秀季集中從《呂氏春秋》中闡發雜家人才思想，其包括人才識別思想與人才運用思想兩方面?！秴问洗呵铩分赋?，其一，人才除了具備特殊才能和社會價值的基本條件，還需要有崇高的個人理想、侍奉父母的孝順之心、秉承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的道德品質[36]；其二，人才運用需遵循任其所長、責人以人、用人不疑三項原則[37]。

（八）縱橫家國家治理思想研究

國家外交與軍事一樣都是國家治理的重要內容，但與軍事不同，外交是通過交流等和平手段實現國家利益。先秦縱橫家是戰國時期從事外交活動的學派，其代表人物包括張儀、蘇秦、鬼谷子等。目前對縱橫家國家治理思想的研究以游說思想為主。

屈燕飛從《鬼谷子》一書中探析鬼谷子游說思想，主要包括四個方面：第一，游說原則。全面了解到一切事物的陰陽對立屬性，把握其陰陽轉換時機，運用陰陽辯證法以達到目的。第二，游說前提。首先在把握自身形勢、能力、性格的同時了解對方的一切情報、情況，其次盡量獲取對方信任，同時摸清對方的偏好，進而在此基礎上采取最佳策略達到目的。第三，游說方法。在尊重事物發展規律的前提下，根據對方偏好、喜好采取相應的謀略以達到目的。第四，游說的尚陰傾向。隱藏自身的目的、情感、手段，避免所施展的策略被對方反制[38]。

三、先秦諸家國家治理思想研究存在的不足

學界對先秦諸家國家治理思想研究的不足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對不同學派國家治理思想研究不均衡。近十年來，對先秦諸家國家治理思想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儒、法、道、墨四大家，而缺少對一些冷門學派國家治理思想的系統研究，如對雜家、縱橫家等的研究亟待加強。出現這種情況，客觀上是因為冷門學派的歷史材料不足，主觀上也是因為學者們對冷門學派先賢的思想缺乏關注?！白窡釛壚洹钡难芯咳∠驅ο惹刂T家國家治理思想的完整把握是不利的，因為冷門學派的國家治理思想是中國古代國家治理思想譜系中不可或缺的內容，對國家治理現代化建設也具有重要啟示作用。

第二，對先秦諸家國家治理思想中負面因素的批判性研究不夠。以文本量最為豐富的儒家國家治理研究為例，僅談火生[12]、儲昭華[39]、白彤東[40]等少數學者從不同視角對其進行批判性思考。對于先秦諸家國家治理思想，一方面，我們需要積極地闡發其中的精華，如德治思想、法治思想等，以豐富國家治理思想的內涵；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關注先秦諸家國家治理思想中負面因素的批判性研究。從當代價值角度來看，對先秦諸家國家治理思想的批判性研究顯然對當代國家治理具有重要價值，正如何哲所說：“歷史是過去的現實，現實是正在發生的歷史?！盵41]當代國家治理中出現的一些負面現象有其觀念上的歷史源頭，如等級觀念、形式主義思想等。批判性研究有利于明晰負面現象產生與演進的歷史邏輯，進而對治理負面現象大有裨益。

第三，有少數學者研究先秦諸家國家治理思想時仍未擺脫西方“現代性”框架的窠臼。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盵42]西方國家現代化的過程不僅是其內部現代性的建構過程，也是將自身價值觀念、生活方式、文化選擇的現代性方案向全世界擴張的過程，西化的實質就是資本主義世界化。軍事暴力、資本輸出、文化同化成為西方現代性擴張輸出的基本方式。如果簡單套用西方“現代性”框架來研究中國傳統文化，會產生先秦諸家國家治理思想是落后的、應該全面否定的片面觀點。

四、進一步推進先秦諸家國家治理思想研究的對策思路

進一步推進先秦諸家國家治理思想研究，建議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

第一，研究先秦諸家國家治理思想要以助力國家治理現代化為價值導向。2014 年10 月13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歷史是人民創造的，文明也是人民創造的。對綿延5000 多年的中華文明，我們應該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對古代的經驗，我們要本著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科學態度，牢記歷史經驗、牢記歷史教訓、牢記歷史警示，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有益借鑒[43]。他強調，治理國家和社會，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歷史上找到影子，歷史上發生過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為今天的鏡鑒。中國的今天是從中國的昨天和前天發展而來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國，需要對我國歷史和傳統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對我國古代治國理政的探索和智慧進行積極總結[43]。因此，對先秦諸家國家治理思想進行深入研究，是推進國家治理能力與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必然要求。

第二，研究先秦諸家國家治理思想要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原則要求。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我們要對傳統文化進行科學分析，對有益的東西、好的東西予以繼承和發揚，對負面的、不好的東西加以抵御和克服，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而不能采取全盤接受或者全盤拋棄的絕對主義態度[43]。研究先秦諸家國家治理思想要自覺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原則要求。創造性轉化，就是要按照時代特點和要求，對先秦諸家國家治理思想中那些至今仍有借鑒價值的內涵和形式加以改造，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載體和傳播渠道，激活其生命力。創新性發展，就是要按照時代的新進步新進展，對先秦諸家國家治理思想的內涵加以補充、拓展、完善，增強其影響力和感召力。譬如，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體學習時對德治與法治的相互關系的重要論述即是對先秦諸家國家治理思想的創新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他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規范社會行為、調節社會關系、維護社會秩序的作用，在國家治理中都有其地位和功能。法安天下，德潤人心。法律有效實施有賴于道德支持，道德踐行也離不開法律約束。法治和德治不可分離、不可偏廢，國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協同發力[44]。

第三，研究先秦諸家國家治理思想要對相關薄弱環節加大支持力度。一是加強對冷門先秦學派國家治理思想研究的支持，目的是全方位并系統地揭示先秦諸家國家治理思想的內容和精髓。二是加大對先秦諸家國家治理思想的負面因素的批判性研究。先秦諸家國家治理思想既有精華的一面，也有糟粕的一面。應運用多種方法，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從不同的視角對其進行批判與反思。既要避免先秦國家治理思想中的糟粕披著現代化的外衣卷土重來，也要時刻審視其是否符合當代的要求。三是加強對先秦諸家國家治理思想的比較研究，其既包括先秦諸家之間的比較分析，也包括諸子之間的比較分析，還包括同國外相關學派和思想家的比較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