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漢彝雜居村寨生態文化的構成及演變研究
——以石屏縣老旭甸村為例

劉 斌，朱映占

（云南大學歷史與檔案學院，云南昆明 650091）

一、老旭甸村的自然生態與歷史

（一）老旭甸村生態環境

位于云南省紅河州石屏縣牛街鎮西北部的老旭甸村，是群山環抱中的一個漢彝融合村寨，村民以漢族居多，少量彝族多為其他村嫁入的婦女。村寨坐北朝南，北部靠荒山，南部為田地，村落由東向西一字排開，一條公路貫穿其中。村中古樹參天，環境優美，有自然泉水“龍潭”和獨特景觀“響馬石”。村內建筑多為用化石砌成的彝族傳統建筑——土掌房。各家各戶的房屋彼此相連，前一戶的房頂可當成后一戶的院子和曬場，從遠處望去房屋層層疊疊，化石墻錯落有致，因此老旭甸村又有“化石村”的美譽。

（二）老旭甸村漢彝雜居的歷史背景

老旭甸村位于彝族聚居的紅河地區，卻擁有大量的漢族。結合史料研究發現，這種情況應與明清時期的漢族移民云南有關。明朝朱元璋以武力收復云南，并在云南實行“移民實邊”政策，通過軍屯、民屯、商屯將江浙、湖廣地區大量人口遷入云南少數民族地區?！巴吞镏?，可以紓民力，足兵食，邊防之計，莫善于此”[1]，為了進一步實現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籠絡和控制，漢族移民大量涌入少數民族聚居的山區，由此，明朝實行的軍屯移民形成了向外拓展、向少數民族地區深入的特點，一些地區的漢族人口首次超過了當地少數民族人口，其社會發展也開始逐漸演變為漢族為主導的社會[2]。老旭甸村如今仍以周姓漢族居多，彝族基本為鄰村嫁入此地的婦女，形成以漢族為主導、漢彝通婚的特點，村寨漢族多、彝族少的民族分布狀況，應是紅河地區明初漢族大量移民造成的民族人口分布不均衡的體現。

明朝在云南設置滇中、滇東、滇西、滇南衛所，是漢族通過軍事屯田制度進入云南的主要背景。其中滇南區共有9 個千戶所，包括臨安衛（5個千戶所）、通海御（2 個千戶所）及十八寨、新安等直隸千戶[3]75。紅河地區的村民先祖傳說中，基本都有先祖由南京至臨安任官的說法，這應與明初在建水設置臨安衛的衛所制度相關。據老旭甸村的周氏族譜相傳：老旭甸村周氏始祖周冕，是明朝應天府老埂腳下西角陸里村人，到云南臨安府（今建水）為官，其后子孫遷居于老旭甸村；石屏縣陶村鎮六谷沖彝族李氏《家譜》序中說：“李氏祖籍南京應天府江寧縣老墾腳地，明洪武年間服役來云南”；紅河縣樂育鄉阿布彝村何中周《家譜》說：“其始祖自南京入滇，先在臨安地駐扎，后人又分別移居紅河各地”[3]17。如今異龍湖南畔湖灣中的楊姓、王姓以及龍武等山區的羅姓、寶秀山區的李姓等，據其漢文家譜和碑刻，也都自稱始祖來自南京老埂腳，隨沐英南征時入滇[4]698。及至清代，仍有大量漢人因戰爭、經商、游宦等原因進入滇東南地區，道光年間這里的漢族移民已經占人口總數的一半左右[5]。綜合以上材料來看，明清時期的移民政策是滇東南紅河州石屏、開遠等地眾多漢彝雜居村落形成和“漢多彝少”民族分布結構形成的歷史背景。漢族文化的浸入改變了當地彝族人民的生產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態。在日常的生產生活實踐中漢族與彝族相互融合，在思想觀念、風俗習慣上逐漸趨同，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觀念和方式也逐漸趨于統一，最終在漢彝雜居村寨形成的同時產生了具有漢彝兩族文化特征的生態文化。

二、老旭甸村生態文化的構成及演變

（一）村規民約中的生態觀念

村規民約是人們在生產生活實踐中形成的人與自然共生的行為準則，老旭甸村不同時期的村規民約表現出了老旭甸人環境保護和樹木崇拜生態觀念的傳承和演變。

在老旭甸村后山立有一塊清道光年間的封禁碑，碑文內容如下：

從來防微杜萌，盛世之治也。弭盜詰奸，有司之責也。守望保受，保甲之始也，植木風水所關也，昔吾旭地方，林木茂盛，盜賊不作，邪惡不生，猶有厚之風焉。近來有不肖之徒，芽孽其間，故本地主佃人等，公議封禁。庶幾風俗淳而人心厚焉，自約之后，各宜謹守約法，毋貽自取，后悔莫及，立石是據，今將禁規勒后：老祖墳山，支不龍山躬照前規封禁，對門山自山頂上至祭天樹大口下至羅簸干山沖腳所有樹木，除黑果樹及刺樹外，盜砍一棵者，罰銀三錢，放火燒山林者罰銀三兩三錢，盜六畜及穿口壓魂者，察實俱用火焚。盜五谷者罰銀三兩三錢一、五畜踐食田地糧食者，量地賠償。一盜菜果者，罰銀三錢。見知來報者公與銀一錢，見而不報者，亦罰銀三錢。一有犯規者，不得私罰，如違亦與犯規者同罰，有違約者公眾應辨使費，毋得推諉。所罰之銀人公應用。道光二十九年六月初十日老旭甸善補沖、呵其膽、一次卑、三家、舊寨、白石沖合寨同立①。

從上述碑文可知，從前的老旭甸村民十分注重樹木的保護，對破壞樹木和毀壞山林的行為明令禁止并設有相關處罰規定。這種保護觀念體現于人們對樹木的信仰行為。在先民眼中，樹木是有靈性的，可以影響一地的風水，具有驅邪避禍的功能，可以使“盜賊不作，邪惡不生”，碑文中提到的“祭天樹”的習俗現在已不可考。但從碑文內容可知，老旭甸村村民至少在清末道光年間是存在著樹崇拜觀念的，他們認為樹木可以溝通人神、連接天地，如今涼山彝族在祈福和占卜儀式中“尼波木”神樹就代表天神。這種祭樹儀式是各地彝族尊重自然、崇拜自然的最直接表現。

樹木作為保障村民生活的自然資源，村民取火做飯、建造房屋等均需要用到樹木，對樹木的種植和利用逐漸在生產和生活中就形成一種規范。隨著科技的發展和當地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木材不再作為一種必需品出現在老旭甸人的生產建設中。但這種樹木保護觀念依然保留了下來，并成為人人共同遵守的社會契約。如老旭甸村規就有保護森林，使用環保材料代替木材的規定：“要保護森林；提倡使用節能環保型爐灶，使用鋼材、合成材料等木材替代品，減少林木砍伐；不準割松脂、砍明子、毀林開荒。嚴防森林火災，發現火情要趕快報告”。不僅對周邊森林環境設置保護規定，村規還要求對村內的生態環境進行保護，如提倡要愛護環境，并設有專人監督和管理的規定：“本村村組干部周xx，村民代表周xx 等組成本村環境衛生理事會，負責本村人居環境整治、保潔的監督”；對違反規定者設置處罰措施的規定：“違規者不得享受本村集體公益補助、使用本村公益設施”②。從地主鄉紳設立的護林碑刻，到村民集體制定的村規民約，這種環境保護意識一直是村民共同遵守的行為準則，有效地規范、約束了人們對自然的態度和行為，維護了民族地區的生態平衡，體現了當地民族的生態智慧。

（二）風俗信仰中的生態意識

老旭甸村存在著傳統的祭龍風俗，其中體現的當地人對生態環境的尊重和保護意識是構成當地生態文化的重要因素。村中的龍潭是當地人祭龍風俗的具體表現，龍潭邊有由磚石砌成的小龕，稱為“龍宮”，龕壁掛一紅布，上寫有“保佑老旭甸全體村民五谷豐登”等吉祥語，外側祭臺上擺放香爐、樹根等物?！褒垖m”旁有一棵枝葉繁茂的大樹，稱為“龍樹”。祭龍時村民要將食物、酒水等供奉給“龍王”，祈求“龍王”保佑全村人五谷豐登、風調雨順。祭龍習俗曾廣泛存在于滇南地區，《石屏縣志》記載彝族祭龍的時間一般在三月辰日[4]688。祭龍流程一般有請龍、祭龍、接龍三個步驟。人們通過請龍儀式將龍神從天界請下凡間，降附于龍樹上，隨后龍樹下擺祭品來祭祀龍神，畢摩在祭祀過程中通過念祭辭與龍神溝通，祭祀完成后就將龍神迎到村中，以保佑今年生產的風調雨順[6]。這種祭龍習俗的產生是彝族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意識的具體反映，同時，當地漢族傳統文化觀念的影響使龍具有了祥瑞的象征含義。首先，祭龍是彝族水崇拜的體現。人的生命和存在所依靠的東西，對于人類來說就是神[7]。彝族對水的依賴便促使其產生了水崇拜。老旭甸村地處滇東南喀斯特地貌區，巖溶構造發育，雖然有著可觀的降水量，但地表徑流滲透嚴重，儲水量并不豐富，時常干旱。在這種自然環境的影響下，當地村民對水資源的利用十分有限，對村中的水源龍潭產生崇敬之情就是自然而然的事?！兑住ふf卦》上記載：“震為雷，為龍”，降水前后出現的雷和虹等自然現象與龍、蛇的形態十分相似，在彝族先民觀念中龍與水也就發生了密切聯系，例如石屏縣龍武地區的彝族就流傳著龍潭邊祭水龍的傳說[4]688。其次，祭龍具有祭祖的內涵。流傳于紅河地區的《諾谷造人神》中就有龍神諾谷用泥捏出人類祖先的故事[8]。石屏的花腰彝也流傳著“英雄祖先阿龍”的傳說[9]，這一傳說來源于彝族古籍《咪嘎哈諾依》，其中記述了彝族先祖“阿倮”帶領彝族先民與外敵英勇斗爭的故事，被奉為彝族人民的保護神。滇南彝族尼蘇頗的傳統節日“咪嘎哈”就是為了紀念這位英雄祖先，由于彝音“阿倮”與漢語“阿龍”相似，人們便認為彝族這一節日是對龍的崇拜[10]，祭祀中迎接祖先、祭祀祖先的儀式也逐漸演變成了請龍、祭龍的儀式。再次，受到漢文化的影響，現今彝民觀念中的龍具有了祥瑞的象征。明清時期漢族移民大量進入石屏地區，隨之而來的是漢族的崇龍觀念在當地的滲透與融合。石屏彝族村寨，常見男性幼童佩戴兩端鑄有龍頭的銀項圈，一些彝族在取名時往往帶有“龍”字或以龍為姓[11]，他們認為以這種方式可以得到“龍神”的保護和庇佑，帶來福氣。綜上，可以看出，石屏地區彝族的崇龍信仰是在彝民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并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受到了漢族傳統文化的深刻影響?！褒垺钡南笳鲀群诿褡逦幕诤线^程中發生擴大，具有了祖神、水神和祥瑞之神性質，村民對“龍”的敬仰和供奉逐漸成為一種固定的行為模式，提醒著人們重視水資源。祭祀活動的各種禁忌也制約著人們的行為，促進人們形成良好的道德行為和生態觀念?？傊?，不論是漢族傳統文化中的崇龍觀念，還是彝族的自然崇拜意識，二者殊途同歸，都潛移默化地影響著老旭甸人保護水源、合理利用水資源的生態意識，對加強民族間的聯系，促進村寨的團結和當地生態環境的保護起著重要作用，是一種獨特的生態文化。

（三）村寨選址和房屋建筑所體現的生態智慧

村寨的選址布局和房屋建筑造型是居民依據生產和生活的需要而逐步形成的，這與當地的氣候條件、山地地形和居民的生活習慣密切相關，反映了他們對居住環境和生存環境的認識。老旭甸村坐北朝南，背山面谷，村東有“翅膀山”，村西有當地人俗稱“拉者科”的山峰，梯田則環繞于村邊。村中有自然泉水龍潭，并設有蓄水池，龍潭下設有洗菜池和洗衣池，取水用水方便?？v觀老旭甸村的村落布局，地勢由高到低依次為森林—耕地—村落（水源）—耕地—谷地，可以看出村落的布局形成了以房屋和水源為中心，耕地環繞周邊，整體背山面谷的格局。這一布局的優勢在于可以盡可能地利用自然資源而不破壞周圍的自然環境：森林具有涵養水源、加固土壤的重要作用，又為村民的生產生活提供資源；位于村中心的水源既為居民生活用水提供了基本保障又是村民的祭祀場所，水源旁建有五個水塘和蓄水池，充分利用了水資源；谷地、山地中的耕地是村民生產的場所和各種農作物伴生生物的棲息地。另外，從村寨選址觀念來看，這種選址布局是“風水好”的體現?！妒烈妥逯尽分袑κ烈妥宓拇逭季钟羞^描述：“村寨選址中，講究有靠山。將青山喻為“糧堆”，說村靠蒼蔥大山，會五谷豐登，財源滾滾。在背靠青山的前提下，要村左有山，村右有山。村左有山，俗稱“青龍”，說“青龍”起伏跳躍，男丁會虎虎有生氣，說話做事，不怕他村他寨欺負；村右有山，俗稱“白虎”，說“白虎”玲瓏俏麗，寨內姑娘會如花似玉，風姿綽約。村寨選址中，講究村旁有泉水。村旁泉水，喻為“財源”，說村旁有四季不枯泉水，寨人會財源滾滾，不愁吃穿?！崩闲竦榇鍠|側“翅膀山”為青龍，西側一片連綿的山脈為“白虎”，村中有象征“財源”的泉水，十分符合上文所述的風水觀念。作為一個漢彝融合的村寨，漢族移民帶來的傳統觀念也在此“生根發芽”。在漢族的村寨選址觀念中，追求“四面環山、背山面水”的布局形態，以左右兩側山為“青龍”“白虎”，村寨靠山為“玄武”，對景遠山為“朱雀”，講究“玄武垂頭，青龍蜿蜒，白虎馴服，朱雀翔舞”[12]?？梢钥闯?，石屏彝族的風水文化深受漢民族的影響，漢彝文化的相互融合共同促成了彝族村寨的布局形態，使村寨與周邊生態環境相適應，達到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效果。

房屋的選址、造型、結構、用材等等都與生態環境密切相關。房屋的修建體現了老旭甸人因地制宜的生態智慧。老旭甸村中房屋主要為土掌房，土掌房是彝族傳統民居，一般以石砌墻，以夯土和木架作頂，院中設有天井，方便采光。土掌房既有平頂式，也有漢族傳統民居的硬山頂式，體現了漢彝融合的特點。從遠處望去，各家家家相通、戶戶相連，既方便交通，又可防盜防匪。值得一提的是，老旭甸人利用當地獨特的自然資源，以村邊山體中的大量化石為原料建設房屋，在房屋墻壁上隨處可見珊瑚和植物的形態，保留了自然的原始風貌。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是老旭甸人建造房屋的生態智慧，建筑在保持著材料的原有特色同時，與周圍環境協調統一。如今，隨著科技發展與人們思想的進步，老旭甸人已不再開采化石，轉而使用現代建筑材料建造房屋，政府也出臺相關保護政策，這體現了當地人生態意識的轉變，有利于打造更為和諧的生態環境。

三、漢彝雜居村寨生態文化的特點

（一）神圣性

老旭甸村生態文化的神圣性體現在漢彝兩族共同具有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意識。漢彝兩族在日常的生產生活實踐中形成的風水觀念、崇龍信仰、樹木崇拜、龍神崇拜，表現出對自然界萬物以及祖先的敬畏和崇奉。老旭甸及周邊地區的漢彝兩族長期深居高山大川，民族群眾對自然的樸素認知促使其形成了自然崇拜觀念，他們認為自然界的草木、水源、山石都具有靈性，應當加以崇拜?！抖Y記·祭法》言：“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隨著歷史的發展，人與自然的關系逐漸演變成了人與自然物所代表的神靈的關系，人們敬畏崇奉自然神靈，不然就會受到大自然的懲罰。崇奉祭拜自然神靈逐漸成為一種行為模式，制約著人們對自然的索取和利用，在一定程度上起著保護生態環境的作用，體現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

（二）地域性

老旭甸村處于滇東南山區，其生態文化不免帶有山地文化的特性，主要表現為以下幾方面：耕地資源的匱乏使當地人盡可能地利用土地資源，產生了梯田這一耕作形式；云南特有的酸性紅壤不適宜種植小麥、水稻等糧食作物，當地人因地制宜，積極種植烤煙、茶葉等經濟作物，從而發展出了低耗高效的生態經濟；水資源的匱乏使老旭甸人更珍惜水、重視水，加之當地彝族自古有之的自然崇拜意識，逐漸產生了祭祀龍潭的風俗；老旭甸村特有的化石資源，是建造房屋的好材料。當地人就地取材，利用化石建造的房屋冬暖夏涼，結實堅固。這些都是老旭甸村的漢彝兩族在生產實踐中逐漸形成的一套適應山地環境、維護自然生態平衡的方法與技術，具有明顯的山地農耕文化特色。

（三）民族融合性

民族融合性體現于漢彝民族間在思想觀念、生產生活方式上的相互交融和互鑒。思想觀念主要表現為漢族傳統的風水觀念對彝族村寨選址觀念的深刻影響、漢族的崇龍信仰與彝族自然崇拜的相互結合。生產生活方式主要表現為：在生產方式上，漢族遷居此地摒棄原有的平原地區小麥、水稻的種植習慣，逐漸適應了山地農耕民族的文化，因地制宜地種植玉米、烤煙等農作物；建筑特色上，彝族傳統民居土掌房，既有彝族傳統的平頂式，也有漢族建筑的硬山頂和斜坡頂式；生活方式上，老旭甸村的彝、漢兩族除了在衣著服飾上有明顯不同外，在飲食文化、生活習慣上也逐漸趨同；風俗習慣上，老旭甸村祭龍潭風俗是全村集體性活動，不論漢族還是彝族都可以參加，體現了老旭甸村村民的集體認同感和文化認同感。當地的彝族和漢族已經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所形成的生活習慣、行為法則已成為當地漢族和彝族共同的集體記憶，約束著人們合理改造自然、保持可持續發展。

四、漢彝雜居村寨生態文化的當代價值

（一）有利于漢彝兩族傳統文化的保護與傳承

老旭甸村是一個漢彝雜居的傳統村落，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形成具有民族融合性的生態文化，是對當地漢族和彝族傳統文化的傳承與保護。隨著現代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與人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傳統村落中民族傳統文化受到了嚴峻的挑戰，主要體現在當地人的建筑、服飾、思想觀念三方面。建筑方面，老旭甸村中的傳統建筑土掌房由于年代久遠，有的已經不能滿足現代人生活居住的需要，村中不少人已經使用現代建筑材料改造和新建房屋，傳統建筑逐漸減少；服飾方面，村中的彝族傳統服裝多見于老年人穿著，僅偶見于一些彝族傳統節日中的年輕人。愈來愈多的年輕人受到現代文化的影響，不愿意再穿著繁縟的傳統服飾。這一方面反映了現代人們思想的進步，追求舒適、方便的服裝，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彝族傳統文化受到現代文化的沖擊而逐漸消失的過程；思想觀念方面，老旭甸村交通不便、經濟條件較差，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向往更舒適的生活，搬離農村向城市發展，造成村內勞動力向外流失，這給村落傳統文化的維護和傳承造成了一定的困難。鑒于此，保護傳統村落的生態文化就十分有必要，一方面，保護生態文化就是保護村落的傳統文化，保護村中的傳統建筑、服飾、風俗習慣；另一方面，保護生態文化就是保護生態環境，保護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方式，這對建造生態宜居的傳統村落具有重要作用。

（二）有利于生態環境的保護和生態文明的建設

生態文化以崇尚自然、保護環境、維持生態平衡、降低資源消耗，促進資源永續利用為基本特征，其核心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13]。生態文化對于自然環境具有保護價值。老旭甸村漢彝兩族傳統文化中的環境保護意識和自然崇拜觀念可以看作是先民以神靈的名義進行的積極主動的生態保護方式，漢族的風水觀念、彝族的龍神崇拜、水神崇拜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村民的日常生活實踐：風水觀念要求人們合理地選擇地形地貌建設房屋，與周邊自然環境相適應；自然崇拜觀念約束人們對自然資源合理利用，禁止亂捕濫殺、亂砍濫伐，珍惜水資源，保護樹木，否則就會遭到大自然的報復。這些觀念最終以村規民約、風俗習慣禁忌等方式規范著人們的行為。傳統性與民族性并存的漢彝民族生態文化，是當地生態文明的“最初模式”，與當今社會倡導的生態文明的內涵一脈相承，對生態文明的建設具有重要作用。

（三）有利于帶動當地經濟發展

老旭甸村處于深山之中，山路崎嶇，交通極其不便，當地村民以農業生產為主業，生活條件差，貧困情況較為嚴重。因此，在保護生態環境的基礎上，開發和利用當地的生態文化，對帶動當地經濟增長具有重要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曾說“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老旭甸村作為傳統風貌保存完好且擁有獨特自然資源的古村，村中古色古香的青石板路、使用化石建成的土掌房、神秘古老的祭龍潭習俗、村民淳樸的生態觀念等等，都可以作為當地獨特的人文景觀特色。在對當地人文景觀旅游開發的同時，還可進行相關旅游產品的開發，如利用當地獨特的化石資源可以開展有關化石知識的科普活動、開發具有化石特征元素的紀念品；利用老旭甸的農業生態環境可以增設農家樂等活動體驗設施，以農產品和民族菜肴如石屏豆腐、牛肉干巴等增加旅游體驗度。鄉村旅游的開發可以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老旭甸村的生態文化具有發展旅游經濟、提高村民生活水平的重要價值。

綜上所述，云南漢彝雜居村落老旭甸村的生態文化主要表現為當地人村規民約中的生態觀念、風俗信仰中的生態意識以及村寨選址和建筑特點中的生態智慧三方面。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老旭甸的生態文化逐漸形成了神圣性、地域性和民族融合性的特點，對當地生態環境的保護、民族文化的傳承、經濟效益的增長以及生態文明建設具有重要價值。

注釋：

①轉引自蘇佛濤編《石屏縣文物志》，云南省石屏縣文化體育局編印，1998年，第98頁。

②老旭甸村規民約見于鄉政府文件和村中公告欄，筆者于2021年7月走訪調查時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