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的中國化飛躍：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述評

周國興，唐梓皓

(昆明理工大學 法學院，云南 昆明 650500)

自2020年11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正式明確提出習近平法治思想以來，學界掀起研究熱潮，取得諸多研究成果，生動地闡釋了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成邏輯、理論范疇、話語體系與實踐領域，為中國式法治現代化提供了理論基礎與思想支撐。本文以CiteSpace為數據分析工具，引入文獻計量分析方法，對2020年11月以來CNKI收錄的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文獻進行可視化分析，勾勒有關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研究概況，在檢視學術視域、回顧學術脈絡、凝煉學術共識、洞悉學術爭鳴的基礎上，推進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向縱深發展。

一、數據采集及分析工具

基于文本質量與樣本全面性的考量，本文選取的文獻數據來源于CNKI學術期刊收錄的“北大核心”“CSSCI”，檢索主題設定為“習近平法治思想”，發文時段設置為“2020年11月至2023年5月”，檢索結果為582篇，論文數量整體呈現增長趨勢(見圖1)，其中2020年發表29篇，2021年發表267篇，2022年發表216篇，2023年CNKI預測值為358篇(截至5月底已發表70篇)。經過人工篩選比對，去除編者按、會議綜述、重復性、非相關文獻等，保留394篇有效文獻為分析樣本。

圖1 2020—2023年“北大核心”“CSSCI”來源期刊關于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發表年度趨勢

CiteSpace 可以通過可視化圖譜，以“二階”概念范疇和直觀圖像，揭示某一具體研究領域的發展規律。具體而言，CiteSpace 通過動態的引文分析以知識圖譜的形式呈現某一研究主題的演進歷程和共引類聚，揭示知識單元之間的網絡結構、互動交叉、演化衍生等復雜關系[1]，有助于觀測某一研究主題的關鍵詞共現、高頻引文、高產作者、主題趨勢等。本文運用CiteSpace V.6.1.R6版本，輔之以CNKI可視化分析系統，對樣本文獻的數量、質量、結構和關聯度等特征進行計量分析，呈現樣本文獻的結構分布、數量關系以及發展規律等，以分析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研究現狀和研究趨勢。

二、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的知識圖譜分析

(一)主要研究力量

1.核心作者分布。結合CNKI可視化分析結果，394篇有效樣本文獻出自223位作者，人均發文量1.77篇。根據文獻計量分析的普賴斯定律[2]，核心作者發表論文數量的高產率計算公式為：

在所采集樣本文獻中，nmax=21，將其代入公式計算出論文高產率N≈3.43(1)檢索結果顯示：2020年11月以來，有關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發文數量最高的是江必新教授，為21篇。因此，本文中的nmax限定為21。?；谌≌瓌t，本文將發文3篇以上的作者擬定為“核心作者”。經統計，包括江必新、張文顯、公丕祥、黃文藝、莫紀宏等28位，總發文量為168篇，占樣本文獻(394篇)的42.64%。這表明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研究群體業已形成，且做出了較大貢獻。

2.作者所屬機構。統計發現，以上223位作者分別屬于224個研究機構(2)考慮到作者在不同研究機構間的流動及兼職情況，該統計數據具有合理性。。CNKI可視化分析結果表明：自2020年11月習近平法治思想正式確立近3年以來，發文量在10篇以上的研究機構共14個，發文量共312篇，占樣本文獻(394篇)的79.19%，可以稱作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的核心陣地。其中，中國人民大學以40篇的發文量位居第一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以35篇的發文量位居第二，中國政法大學、華東政法大學、南京師范大學發文量均為26篇，位居第三。它們都是法學理論研究傳統強校與科研院所。其中，中國人民大學、華東政法大學分別于2020年11月、12月成立了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此外，2021年6月經黨中央批準，在中國法學會成立了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

3.載文期刊分布情況。CNKI可視化分析結果顯示：樣本期刊的394篇文獻來源于78種期刊。根據布拉德福定律(3)布拉德福定律(Law of Bradford)又叫文獻計量學定律，用于定量描述文獻的分布結構。參見包金運、張春梅：《百年大黨黨內法規研究文獻計量分析》，《西藏發展論壇》2022年第6期，第48頁。，如果將科技期刊按照其刊文數量遞減排序，可以把期刊分為面向某一研究主題的核心區、關聯區與離散區，三者的關系為1∶n∶n2。若將近3年有關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的刊文數量遞減排列并劃分為三個大致等量的區域(n≈3.457)，發表篇數在28篇以上期刊為本文所確定的“布拉德?！诵膮^”期刊(見圖2)?？d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的主要期刊是《中國法學》，關聯區期刊有《法學》《法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等。從學科分布來看，分別分布于法學、社會科學、哲學、教育學等學科中，這表明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具有以法學為主體導向的跨學科屬性。

圖2 樣本文獻研究的布拉德福期刊核心區、關聯區、離散區分布

(二)高影響力文獻統計與分析

394篇樣本文獻中369篇有被引記錄，占比93.65%。

經過箱線圖法計算(4)被引頻次與被下載頻次數據采集時間為2023年5月29日。，以369篇(即被引次數>0)繪制引文頻次的箱線圖，得出引用頻次的5個特征值為：最小值Min=1，第一四分位數Q1=3，中位數Med=7，第三四分位數Q3=15，最大值Max=249，四分位距IQR=Q3-Q1=12，可得出極值為Q3+3IQR=51，也即被引頻次在51次以上的文獻為絕對高被引文獻。同樣，有關下載頻次的5個特征值為：最小值Min=8，第一四分位數Q1=1 569，中位數Med=2 112，第三四分位數Q3=3 361，最大值Max=24 259，四分位距IQR=Q3-Q1=1 792，可得出極值為Q3+3IQR=8 737，也即下載頻次在8 737次以上的文獻為絕對高頻下載文獻。由此，高影響力文獻為被引頻次≥51且被下載頻次≥8 737的3篇文獻，發文作者均為張文顯教授，3篇文獻分別從理論體系、核心要義、演變邏輯三個維度闡釋了理解習近平法治思想的關鍵(見表1)。

表1 以被引量排序的高影響力文獻列表

(三)關鍵詞共現與聚類分析

1.關鍵詞共現圖譜分析。關鍵詞既能夠說明有關某一主題一定時期內的研究熱點，也能說明其未來的可能研究方向。本文利用CiteSpace V.6.1.R6軟件對樣本文獻進行關鍵詞分析，呈現有關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主體內容的基本輪廓以及知識網絡，以觀察2020年11月習近平法治思想正式確立以來相關的研究主題與方向，如圖3所示。該圖譜中共計129個網絡節點，連線數量共計157條，共現圖譜總密度為0.019。圖譜中不同大小的圓形節點代表關鍵詞的共現頻次，頻次越高、節點體積越大，說明學界對其關注熱度越高；節點的顏色越豐富，說明該關鍵詞的受關注越持久；關鍵詞間的連線表示共現強度。從該圖譜中可以看出，圍繞習近平法治思想主要形成了三個相互關聯的研究序列：一是對習近平法治思想生成邏輯的理論考察，主要涉及理論邏輯、實踐邏輯、歷史邏輯等；二是對習近平法治思想內涵的理論闡釋，主要聚焦習近平法治思想“十一個堅持”核心要義、理論特點、原創貢獻等議題；三是習近平法治思想對法治中國的總體構想，主要涉及全面依法治國的道路選擇、價值取向以及具體路徑等議題。此外，也有部分研究關注習近平法治思想對一些重要法治議題的闡述，主要涉及到司法改革、權力監督、公平正義、法治人才培養等。從整體上看來：圍繞習近平法治思想節點展開的“全面依法治國”“依法治國”“黨的領導”“以人民為中心”等節點最為關鍵，聚類效果較為明顯，體現出當前的研究成果依然集中于宏觀理論闡釋方面；關鍵詞聚類的分散化程度較高，遠離中心聚類的延伸性枝節較多，表明目前研究已經延伸至中觀議題、專業化應用領域，但還有待進一步深入。

圖3 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關鍵詞共現網絡圖譜

在高頻關鍵詞中，除“習近平法治思想”以外，中心性(5)在CiteSpace中，中心性(Centrality)是分析關鍵詞重要程度的一個關鍵指標。若中心性超過0.1的節點，則說明該節點為中心節點，在研究中較為重要且具有較大的影響力，中心性越高，說明影響力越大，連接其他議題的能力越強。參見范怡然、時少華：《1992—2020年國內運河旅游研究述評》，《昆明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2期，第141頁。大于0.1且排名前10的分別是“中國式現代化”(0.68)、“法治”(0.67)、“中國特色社會主義”(0.66)、“依法治國”(0.47)、“公平正義”(0.45)、“人類命運共同體”(0.28)、“法治人才培養”(0.25)、“以人民為中心”(0.23)、“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0.23)、“中國式法治現代化”(0.22)，詳見表2。整體而言，近3年學界有關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研究緊扣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義，從道路選擇、理論淵源、價值目標、人才培養等維度分析全面依法治國、建設法治中國進程中的各類主題，研究切入點大致呈現出從宏觀到中觀再到微觀的特點和趨勢。

表2 樣本文獻高頻關鍵詞中心性統計列表

2.關鍵詞聚類圖譜分析。在CiteSpace軟件中將394篇樣本文獻共同聚焦的主題進行聚類分析，關聯密切的關鍵詞共聚類11個類團，形成的聚類圖譜清晰地展現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研究熱點和議題(見圖4)。CiteSpace根據網絡結構與聚類的清晰度，提供模塊值(Modularity Q)和平均輪廓值(Mean Silhouette)兩個指標來表現聚類效果的顯著性。一般來說，若Q≥0.3，則表明樣本文獻的關鍵詞聚類結構較為顯著，網絡模塊化態勢良好；Silhouette代表聚類平均輪廓值(S值)，一般認為若S≥0.5，則表明聚類較為合理，若S≥0.7則意味著聚類具有較強的信度與效度(6)CiteSpace提供Q值與S值兩個指標來作為評判知識譜圖繪制效果的依據。參見陳悅等：《CiteSpace知識圖譜的方法論功能》，《科學學研究》2015年第2期，第249頁。。圖4中Q=0.789 4，S=0.937，說明本文的圖譜繪制具有合理性，聚類效果顯著。

圖4 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關鍵詞聚類知識圖譜

整理各聚類詳細信息，生成的聚類表格如表3所示?？芍?年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研究熱點集中于黨的領導、法治中國建設、依法治國、人民性、國家安全法治、法治人才隊伍建設等。

表3 樣本文獻11個聚類

三、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的主要議題

在關鍵詞列表、聚類圖譜分析的基礎上，結合文獻閱讀，發現國內相關研究議題主要集中于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成邏輯、結構體系、理論特色、原創貢獻等相互關聯的宏觀研究維度。

(一)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成邏輯

習近平法治思想是在法治中國建設的實踐探索中對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的豐富與深化，既有研究主要基于張文顯教授提出的“實踐邏輯、理論邏輯、歷史邏輯”框架[3]闡釋習近平法治思想形成發展的時代背景、理論本源、文化基礎與實踐源泉等。

1.時代背景。當今世界正經歷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而中國正處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習近平法治思想是統籌這兩個大局的時代要求和重要保證，是因應世情、國情、黨情、社情民意之變，回答“世界結構中的法治中國向何處去”這一時代之問的理論凝煉[4]。世情方面，站在世界歷史與全球視野，基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回答“世界怎么了，我們怎么辦”這一世界之問，為全球法治與治理體系貢獻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5]。國情方面，站在新時代的歷史方位回答新的歷史條件下法治中國的目標問題[6]。黨情方面，明確黨的領導與法治的關系，回答了“新時代為什么要堅持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怎樣堅持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這一首要問題[7]。社情民意方面，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立場與價值情懷，回答了“法治為了誰、依靠誰、保障誰”的根本問題[8]，回應了人民對以公平正義為核心的美好法治生活的需求，提升了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9]。

2.理論本源。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論本源。習近平法治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中國化的典范，繼承、深化、創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10]。習近平法治思想不僅繼承了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的基本邏輯和基本方法，而且充分融合了新時代中國法治實踐，實現了思想體系從量變到質變的歷史飛躍[11]，形成了包括法治本體論、法哲學方法論、法治內核論、法治價值論在內的法哲學體系[12]。

3.文化基礎。習近平法治思想融中華法系文化、世界優秀法治文化為一體，是博采古今中外法治經驗的智慧結晶，既充分彰顯了中華民族的法治特質，又切實體現了人類法治文明的精髓要旨。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有機統一，良法善治理論、“奉法國強”等觀念是對中華法系傳統的創新性發展，賦予了中華法治文明新的內涵[13]。習近平法治思想既繼承了中華法治文明的精華，又汲取了世界法治文明中有益于中國的元素，從國外優秀法律格言警句、法律制度建設經驗及其法治發展模式中汲取養分，將之轉化為中國法治元素[14]。

4.實踐源泉。習近平法治思想在黨領導社會主義事業建設的偉大歷史進程中生發，在習近平從依法治縣、依法治市、依法治省到依法治國的法治領導實踐中萌發、形成和創立，充分融合了新時代法治中國建設的實踐，有其生動的實踐源泉[15]。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實踐的格局不斷拓展深入，舉國上下市場經濟、全過程人民民主政治、社會治理、生態文明的偉大實踐為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創立奠定了實踐基礎[16]。

(二)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結構體系

學界主要從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義、功能板塊、主題主線、學科構成等維度形成了以下四種闡釋模型。

1.基于“十一個堅持”的“核心要義”模型?！读暯椒ㄖ嗡枷雽W習綱要》指出，習近平法治思想集中體現為“十一個堅持”[17]。宏觀層面，學界圍繞這一政策解讀與定位形成了有關“十一個堅持”的解釋模式，主要包括“全面依法治國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三新”模式，“法治的基本原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基本理論、全面依法治國基本觀點”的“三基”模式等(7)2020年習近平法治思想正式確立以前，黨中央先后提出“習近平全面依法治國重要論述”“習近平全面依法治國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等命題，學界相應形成了“三新”闡釋模型。參見江國華：《習近平全面依法治國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學理闡釋》，《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1期，第29-42頁。。中觀層面，學界圍繞“十一個堅持”之間的內在關系梳理習近平法治思想的邏輯層次，分別形成了回答“怎么看—怎么辦”兩個問題的“二論”模式[18]，強調法治中國建設的“政治方向—戰略部署—保障條件”的“三論”模式[19]，以憲法、國家治理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坐標串聯法治中國建設的“主體—目標—過程—保障”“四論”模式[20]、明確法治中國建設的“政治方向—重要地位—工作布局—重點任務—重要保障”或“政治方向—重要地位—工作布局—重大任務—重大關系—重要保障”的“五論”模式[21]或“六論”模式[22]等。微觀層面，諸多學者從不同角度具體闡釋了“十一個堅持”的科學內涵(8)集中闡釋“十一個堅持”核心要義與科學內涵的代表性文獻主要有沈國明：《在大國治理新征程中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綜述》，《東方法學》2023年第1期，第4-17頁；卓澤淵：《習近平法治思想要義的法理解讀》，《中國法學》2021年第1期，第15-28頁。。

2.區分功能板塊的“多元”結構模型?；诶碚擉w系構成板塊功能的差異化認識，學界對于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結構元素提出了不同模型?！岸蹦Ｐ椭鲝埩暯椒ㄖ嗡枷氲睦碚摌嫵稍貞獮槎倪壿嫿Y構，具體包括法治的基本原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23]?！叭蹦Ｐ蛣t認為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論構成元素包含三個成分，但就三個成分具體所指有所分歧：張文顯主張包括法治的基本原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基本理論、全面依法治國的基本觀點“三個板塊”[24]；黃文藝主張包括法治基本理論、法治推進方略、法治重大關系三個理論維度[25]；郭曄認為是全面依法治國論、法治體系論、法治軌道論三個元素[26]；江必新基于“建設什么—建設成什么樣—怎樣建設”的三元框架，構建了基本原理論、意義地位論、方向道路論、基本價值論、重大關系論、基本任務論、推進方略論、基本保障論、深化實踐論的“九論”結構模型[27]?！八脑苯Y構模型強調習近平法治思想由四個理論元素構成，分別是規定法治中國政治方向的本質論、勾畫法治中國發展藍圖的制度論、供給法治中國發展動力的價值論以及提供法治中國具體發展路徑的變革論[28]。

3.以建成法治中國為目標的“主題主線”模型。既有研究普遍認為，習近平法治思想強調以堅實的法治中國建設夯實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礎[29]。法治中國建設是新時代實現中國式法治現代化的戰略構想[30]，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主題主線[31]。習近平法治思想是法治中國建設的世界觀與方法論[32]，是法治中國建設的根本指導思想、理論遵循與實踐指南[33]。不同研究者對習近平法治思想主題主線的表達略有差異，包括“奉法者強則國強”的現代化法治強國說[34]、新時代的全面依法治國說[35]以及法治中國說等。習近平法治思想的主題就是“通過全面依法治國建成法治中國”，其主線就是“為什么要通過全面依法治國建成法治中國、通過全面依法治國建成什么樣的法治中國、怎樣通過全面依法治國建成法治中國”，其中，法治中國是目標與結果，而全面依法治國是手段與過程[36]。

4.以學科體系創新為基準的法治理論體系模型。習近平法治思想是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理論體系、學科體系、課程體系的指導思想和行動指南，是蘊涵了有關法與法治一般原理的創新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基本理論、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系統理論、法治體系建設理論、部門法治理論五個維度的法治理論體系、法治學學科體系及人才培養體系[37]；具體包括法治關系主體論、客體論、目的論、手段論、變遷論五個理論元素[38]。從法知識學的視野來看，習近平法治思想是新時代法學學科的“百科全書”，本質論、主體論、實踐論、方法論、價值論五個理論要素交相呈現、彼此支持[39]；既輻射了法哲學、法價值論、法政策論、法制度論、法規范論、法行為學、法社會學等傳統法學學科，又涵蓋了法學領域的新興學科、交叉學科、邊緣學科與冷門學科[40]。

(三)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論特色

既有研究分別從不同維度概括了習近平法治思想在政理、法理與學理方面具有“黨領導法治的政治定力、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立場、奉法強國的堅定信念、求真務實的實踐理性、統籌全局的系統觀念、精準練達的辯證方法、尊法據理的法治思維、守正創新的理論品格”[41]的理論特色；在理論內涵方面，黨的領導體現其政治性、人民主體地位體現人民性、實現中國夢的謀劃體現其戰略性、正確處理重大關系體現其系統性、回答時代之問體現其實踐性[42]；在方法論特色方面，是黨性與人民性、合目的性與合正義性、理論性與實踐性、現實性與前瞻性、重點論與系統性、原則性與辯證性、建構性與積極性的辯證統一[43]1-17。以上概括集中凸顯了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政治底色、價值立場、方法論基礎及其理論指向。

1.黨的領導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政治底色?！懊恳环N法治形態背后都有一套政治理論，每一種法治模式當中都有一種政治邏輯，每一條法治道路底下都有一種政治立場……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之魂，是我們的法治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法治最大的區別?！盵44]以政治的眼光看待黨和法的關系，從理論上澄清“黨大還是法大”“黨高還是國高”等偽命題[45]，強調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根本是堅持黨的領導[46]；主張以法治保障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實施，通過法定程序將黨的主張上升為國家意志，體現了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政治邏輯、政治立場與政治底色[47]。

2.人民性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價值立場。人民是法治中國建設的主體和力量源泉[48]。習近平法治思想的人民性具體體現在以人民為中心、堅持以人民為評判法治的閱卷人[49]；要求以人民意志塑造良法、以人民群眾為法治的實踐主體、以人民權利為法治的根本目的、以人民偉力為法治的動力源泉、以人民滿意為法治成效的最終評判標準[50]。新時代人民美好生活需求及其向往的實現，既要求基于尊重、體面、尊嚴等平等地保障獨立的人格[51]，也需要平等滿足所有人的物質文化生活需求，實現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等需求，確保人人享有過上健康、安寧、體面和幸福生活的美好生活權[52]。

3.辯證法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方法論基礎。習近平法治思想將唯物辯證法運用于法治領域，以發展的眼光、系統的思維與普遍聯系的視野“堅持處理好全面依法治國的辯證關系”[53]，主要體現為在“五位一體”總體布局、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兩個大局”時空背景中謀劃和推進法治中國建設，以系統思維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統籌推進法治領域各項改革[54]。習近平法治思想遵循辯證邏輯，形成了科學、系統、辯證的學術話語體系，在全面依法治國戰略布局中提出正確處理政治與法治、改革與法治、發展與安全、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依法治國與依規治黨五對關系；在法知識論層面提出黨與法、政治與法律、黨的政策與國家法律、依法治國與依憲治國、依法執政與依憲執政、立法與法治、法律與道德、國內法治與涉外法治、全面依法治國與“四個全面”、法治現代化與“兩步走”法治戰略等“十大關系”[55]。

4.實踐性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論指向。習近平法治思想既從法治中國建設實踐中生成，也是法治中國建設實踐的根本遵循?！罢軐W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是改變世界”[56]，習近平法治思想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實踐中應用、檢驗、升華，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根本指導與思想保障，是社會主義法治改革實踐的理論指南。它不僅是法治中國實踐經驗的理論升華，更是以實踐問題為導向的學理主張；既對全面依法治國實踐中的現實問題具有指導意義[57]，也強調在法治實踐中調動各方主體的積極性以法律監督推進法治中國實踐[58]。注重從實踐中發現問題、善于從實踐中總結提煉經驗、強調理論為實踐服務并經受實踐檢驗、通過實踐提升人民憲法意識與法治意識等[43]1-17。

(四)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原創貢獻

習近平法治思想既有對中華法系的傳承和發展，也有立足國情的價值追求和法治展望；既著眼于國內，也放眼于世界，用全球化的眼光，為法治現代化建設提供了一種全新思路，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創性、時代性的概念和理論”[59]，具有原創性貢獻。

1.形成了一套具有自主性、主體性的法治理論命題，極具中國特色。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成邏輯源于習近平長期推進法治建設與依法治理的豐富實踐、源于其對黨百年來領導社會主義法治建設規律的總結、源于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與中國具體實踐的結合，源于對中華法系文明的揚棄[60]，在時代維度、發展維度、實踐維度與體系維度上[61]都有著高度的自主性與主體性。習近平法治思想創造性地揭示了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及其解決路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法治理論創新、法治制度完善、法治文化發展的實踐方向等領域提出了一系列自主性范疇[62]，就法治地位論、法治道路論、法治結構論、法治關系論、法治發展論、法治方法論等法治理論的基本范疇提出了系列具有中國自主性的理論命題[63]，包括法治與黨、法治與人民、法治與法理、法治與改革、法治與德治等理論范疇[64]。

2.生成了一套講述中國法治故事的法治話語體系，體現了中國風格。習近平法治思想繼承和發揚了中華法系與革命法治話語的精髓，以新的視野賦予黨的百年法治奮斗歷史新的時代內涵和實踐力量[65]，是中國共產黨法治話語體系的集成與創新；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基本精神，代表著法治中國事業的核心價值原則?！爸袊厣鐣髁x法治體系”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標志性話語，頗具中國風格地融政治話語、學術話語與大眾話語于一體，既涵蓋了國家法“創制—實施—監督—保障”的運行流程，又整合了國家法律、黨內法規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爸袊厣鐣髁x法治體系”在法治中國建設事業中“總目標”與“總抓手”的雙重定位標識著習近平法治思想“價值原則—制度樞紐—實踐戰略”的融通邏輯，不僅滿足了法治對于規則之治的形式要求，而且促進了法治理論體系與法治文化體系建設，是中國法治故事的基本話語表達[66]。

3.實現了對西方法學理論的學理超越，體現中國氣派。習近平法治思想以“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有機結合”多元主義法治視角打破了西方法學理論中法律與道德、法治與德治的分離命題；在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框架下，傳承中華法系的“情理法”精神，強調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價值立場，從而突破了西方法學理論中事實與價值二元對立的所謂價值中立論；以“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突破了西方法學理論中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對立框架，實現了對西方法學理論的學理性超越，成為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的最新飛躍[67]。

4.提出了世界法治文明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法治現代化的理論路徑，飽含中國智慧?！爸袊厣鐣髁x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提供了中國方案?！盵68]習近平法治思想揭示了人類法治文明發展的多樣性規律和交流互鑒規律，提出了中國式(法治)現代化道路，證明了西方國家的法治現代化道路并非法治的唯一模板；創造性地提出“人類文明新形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新命題、新理念，為重構全球秩序體系確立了價值基石，指明了人類文明進步的前行方向[69]；為不同國家制度的探索、法律格局的變化、政治文明的發展以及全球治理體系的變革奉獻了新經驗、新方案[70]。中國式法治現代化既抽取了世界各國法治現代化的最大公約數，也集中呈現了“中國式”的風格、精神。習近平法治思想總結了世界法治現代化進程的經驗教訓，深入分析了中國式法治現代化的國情基礎、推進方式以及價值準則，解釋了中國式法治現代化的運動機理，打破了“西方中心主義”法治現代化模式，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法治現代化的新路徑，為世界法治文明創造了嶄新的形態[71]。

四、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研究成就、不足及展望

自2020年11月習近平法治思想正式確立以來，學界掀起研究熱潮，成果頗豐，呈現良好的研究態勢。取得顯著成就的同時，也存在一定不足。

(一)既有研究取得的成就

1.通過政策分析，闡釋了習近平法治思想在中國法治話語體系中的根本指導地位。概覽既有研究議題，結合關鍵詞突現(9)突現詞是短時間內頻次突然明顯增加的關鍵術語，一定程度上能夠體現該領域的研究熱度與前沿議題。分析發現：既有研究突現詞主要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依法治國、人民性、立德樹人、中國法治現代化、法治政府、總體國家安全觀、法治觀等。這表明目前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對習近平法治思想進行政策闡釋，主要包括黨的領導、依法治國、依法執政、法治政府、法治社會、法治實施、法治工作、隊伍建設等全面依法治國戰略的政策分析。

習近平法治思想是一套講述中國法治故事的獨特話語體系。既有研究對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政策宣講與梳理，見證了其作為一種全新理論體系的形成發展過程，有助于為研究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思想結構、理論體系、制度功能等提供政策指引，為深化法治中國建設、推動中國法治話語體系建構奠定了政策闡釋基礎和學理研究方向。

2.通過構建以法學為主導、多學科合力的研究格局，闡明了習近平法治思想在中國法治理論版圖中的中心地位。CNKI計量可視化分析結果顯示：既有研究已初步形成法學、哲學、政治學、經濟學、黨史黨建、馬克思主義、教育學、環境學等眾多學科合力的研究格局，整體上主要集中于法學學科。在582篇檢索結果文獻中，有75.92%的文獻分布于法學學科(其中法理、法史55.76%、行政法及地方法制8.12%、訴訟與司法制度4.45%、憲法3.53%、國際法1.70%、刑法0.92%、民商法0.79%、經濟法0.65%)，可見法理學、法史學由于其學科屬性在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占據絕對主導地位。與學科分布相一致的是，研究機構相對集中于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等法學理論強校和科研院所，研究者集中于張文顯、江必新、公丕祥、黃文藝、莫紀宏等法理學名家。由于習近平法治思想正式確立時間較短，研究成果主要出于法理學這一基礎學科的名家之手，這符合理論與學科發展規律，為其他學科與研究者提供了權威參考。

習近平法治思想是治國理政方略的理論表達。以法學為主導、多學科合力的研究格局，重點分析了習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地位論、法治道路論、法治結構論、法治關系論、法治發展論、法治方法論等具有中國自主性的法學理論命題，闡明了習近平法治思想在中國法學學科體系與理論教學體系中處于最頂端。

3.通過內容廣泛的研究議題，揭示了習近平法治思想作為法治理論的理論特色與學術價值。關鍵詞共現與聚類圖譜分析結果顯示：既有研究范圍比較全面，研究議題主要集中于對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宏觀闡釋，涉及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形成邏輯、科學內涵、理論特色、原創貢獻及其對法治中國的結構元素、戰略目標、實踐路徑的總體設計等。此外，部分研究也關注到習近平法治思想對法治理論中具體關鍵議題的闡述，如司法改革、權力監督、公平正義、生態文明、刑事法治、法治人才培養等。

習近平法治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中國化的第三次偉大飛躍。既有研究通過內容廣泛的研究議題，既從政治底色、價值立場、方法論基礎、理論指向等四個維度揭示了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論特色；更是揭示了其以多元主義法治視角、大法治觀打破了西方法學理論中法律與道德、法治與德治的分離命題、事實與價值二分命題以及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對立框架，實現了對西方法學理論的學理超越，具有的獨特學術價值。

(二)既有研究的不足

1.學理分析、建構與推進不足。既有研究在研究視野上側重于宣介式的政策闡釋，偏重政治話語與官方政策文件的闡釋，學理層面的分析、建構、發展與推進性研究稍顯薄弱，學理深度、學術厚度不足。在學科分類上，主要是從各自的學科視角切入，對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成邏輯、理論體系、核心要義等進行歸納概括，實質的跨學科交叉、合作的研究較少。在研究框架上，針對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整體性、關聯性研究成果尚不足，難以從學理層面系統把握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論定位、功能價值，尚未建立起較好的理論框架與模型來發揮其同習近平外交思想、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習近平強軍思想、習近平經濟思想、習近平文化思想具有的協同效應。

如何在政策分析與闡釋、多學科合力的基礎上，通過學理分析建構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學術話語體系與理論范式，將研究向縱深推進有待深入探索。

2.實踐應用研究相對薄弱。既有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主要“自上而下”地對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成邏輯、科學內涵、法治中國頂層設計等宏大問題進行靜態的宏觀闡釋，“自下而上”的經驗研究與動態考察成果較少，中觀、微觀層面的實踐應用研究相對薄弱，難以回應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實踐指向。從具體的研究領域來看，盡管既有研究議題廣泛，但主要集中于闡釋習近平法治思想對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事務的關鍵議題所具有的指導意義，相對忽視法治中國建設的其他領域和環節，對習近平法治思想從書面上的理論指導轉化為法治實踐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的現實機制的關照不足。

如何在“1+10+X”的法學學科體系與理論教學體系的基礎上，將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論指導與方法論意義轉化為在法治實踐中構建體制機制、解決個案的基本思路與具體方法，還亟需深入研究。

3.與海外相關研究對話交流不足。既有研究主要注重中國學術共同體對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政策闡釋與理論分析，同海外學者針對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研究對話交流嚴重不足，對有關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對外傳播機制、海外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情況的理論探討極少(10)文獻梳理結果顯示：直接討論習近平法治思想海外研究狀況的文獻非常有限，具有代表性的有高小升：《美歐學者視角下的習近平法治思想：認知特征與影響因素》，《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4期，第129-138頁。間接相關的文獻有鄧謹等：《海外學者對全面依法治國戰略的認知評析》，《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6年第5期，第200-208頁；孫曉暉、廖皇珠：《近十年來海外學者對中國共產黨推進依法治國的研究述評》，《探求》2017年第3期，第61-67頁。，既不符合習近平法治思想所揭示的人類法治文明發展的交流互鑒規律，也不符合習近平法治思想對于建設完善涉外法治的藍圖描畫，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對外傳播。

如何在熟悉與把握習近平法治思想科學內涵的基礎上，通過國際學術交流與對話，對外傳播習近平法治思想，回應海外研究中的認知偏差，引導國際社會準確認識習近平法治思想與中國法治成就，還有待加強國際化研究。

(三)研究展望

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目前尚處于研究前期的初步探索階段，針對既有研究存在的不足，未來研究需要從以下三方面著力：

1.注重跨學科的交叉合作，從政策闡釋邁向學理建構。習近平法治思想涵括領域廣泛，蘊含著豐富的政理、哲理與法理，回應的時代之問、世界之問復雜而宏大，需要跨學科交叉的研究視野與研究方法共同進行理論詮釋。

首先，在法學理論的層面上厘清作為治國理政的法律與法治的“薄厚”意義，也即厘清法律體系、法律制度這一法治的內部邏輯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這一法治的外部運行邏輯之間關系。其次，加強跨學科交叉合作。應基于法學在法治理論方面的專業化特長，借助哲學的世界觀與方法論基礎、政治學對宏大議題的把控、社會學對社會關系與社會需求的想象與分析、黨建對黨與國家政策的敏感以及諸多其他學科的視野與方法，將圍繞習近平法治思想有關法治中國建設總體構想的政策闡釋轉向知識分析與學理建構。再次，基于跨學科交叉的研究視野與研究方法構建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學術話語體系。將習近平法治思想中政策話語蘊含的法治概念、法治范疇與法治原理轉化為學術話語，推動習近平法治思想學理化，提升習近平法治思想的解釋力、影響力和認同度。例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作為習近平法治思想的一個標志性話語，需要建構出恰當的學理框架，以辨析其中的法治價值、制度樞紐與實踐要求。

2.增強問題意識，關注領域實踐應用研究。習近平法治思想既來源于其依法治縣、依法治市、依法治省、依法治國的法治實踐，最終又指向法治中國建設實踐，涵蓋法治運行的各個環節、各個領域，是以問題為導向的。

首先，就研究視角與研究方法而言，未來應因應習近平法治思想對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國防外交、黨的建設等各領域法治問題的論述與分析，引入組織社會學的視角，運用制度分析、行為分析等方法，分析不同領域的法律關系特性、法律制度要素、法治運行環節等。其次，就研究領域而言，從體制機制完善、思想政治教育、領導干部能力提升、法治人才培養等不同維度探索習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不同領域的實踐路徑，尤其應重點關注法治如何因應“互聯網+”、元宇宙、人工智能等新興領域以及教育、醫療、軍事等重點領域的問題，探索構建習近平法治思想立場轉化為具體行動的實踐機制，推動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實踐應用。

3.強化中外學術互鏡互觀，駁斥海外相關研究的認知偏見。習近平法治思想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主體性、本土性的法治理論命題，生成了一套講述中國法治故事的法治話語體系，實現了對西方中心主義法學理論的學理超越，為發展中國家的法治現代化提供了新的理論路徑，為全球治理貢獻了中國方案，是對世界結構中的中國向何處去的理論設計與實踐回音，既具有世界意義又極富中國特色。

“世界結構中的中國”意味著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必須秉持中國立場和全球視野。首先，應加強對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深度闡釋與對外解讀，構建自主知識體系，創新對外宣傳傳播的渠道與機制，促進習近平法治思想的世界傳播。就傳播渠道而言，除了官媒渠道以外，還應充分利用國際學術交流、民間交往活動，向海外學者澄清法治中國建設中的焦點問題。就傳播機制而言，應創新表達方式，以貫通中外的法治概念、范疇和話語向海外學者講述中國法治故事。其次，開展海外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的再研究。以開放包容的思維與堅定不移的立場“鏡中觀法”，關注并回應海外的法治理論研究新進展，在中外法治文明的理論對話與學術互觀中彰顯大國風范與氣度。再次，堅決駁斥海外學者基于“西方中心主義”與“冷戰”思維對習近平法治思想以及法治中國建設進行的“唱空”研究。針對法治領域意識形態的大是大非問題，如社會主義主義法治與黨的領導的關系、依憲執政、依憲治國與西方“憲政”的區別、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職權與西方“司法獨立”的區別等，必須堅決駁斥和抵制海外研究中的錯誤言論與認知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