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甑皮巖遺址出土的凹石*

付永旭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凹石是華南史前時期常見的石質工具之一，其典型特征是在礫石的一個或多個表面帶有凹窩。凹窩的由來，或直接在礫石表面加工而成，或為長期使用形成。從目前發現的情況來看，凹石從舊石器時代晚期一直延用到歷史時期，甚至近代[1]。

針對凹石使用方式和功能的推論和研究，一直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學者認為凹石可能是用以片解石塊、壓取皮革或是敲開貝殼的工具[2]。也有學者推測“石器正反兩面的凹痕可能是石器使用者刻意制作的凹點，目的在緊卡住聯系石器的木柄和藤條”[3]。因為制作凹石的原料多為礫石，外形與常見的石錘酷似，有學者認為可能是一種砸擊工具，將之歸為石錘的一種[4]。又因為這類工具的中心部位有凹窩，有學者認為，可能更適合做石砧[5]。

由于凹石是華南地區廣泛分布的一種工具，對其功能和使用方式的認識，將為了解華南史前時期區域文化交流、生業模式、石器工業技術等提供重要資料。國內學術界對于凹石的研究，還在不斷的探索中。盡管不少學者提出一些可能性的假設，然而，目前為止仍缺乏專門、系統的研究和科學、可信的結論。筆者曾撰文對凹石的特征、名稱、分布范圍和流變等進行論述[6]。由于未能深入探討其功能和使用方式，殊為遺憾。甑皮巖遺址是華南地區非常重要的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特別是在第二次考古發掘之后，建立了可靠的年代框架，為研究和認識甑皮巖遺址文化內涵奠定了重要基礎。在該遺址中出土了數量較多的凹石。下面嘗試從凹石的形態、痕跡等角度出發，綜合探索凹石的功能、使用方式等問題。

表一 甑皮巖凹石基本情況統計表

一、甑皮巖遺址凹石的發現情況

甑皮巖遺址位于廣西桂林市象山區獨山西南麓，由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和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在1965年的文物大普查中發現并小范圍試掘，1973年又進行了搶救性發掘，1974～1975年繼續對遺址進行發掘。2001年4～8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甑皮巖遺址博物館及桂林市文物工作隊聯合對遺址進行了第二次正式發掘。此次發掘結束之后，發掘者根據地層疊壓關系和出土遺物的變化情況，將甑皮巖遺址的史前文化堆積分為五個時期，代表了當地從距今大約12000年到7000年間史前文化的發展及演化過程[7]。

在甑皮巖遺址出土的眾多遺物中，凹石（原報告中稱為“有凹石錘”，本文統稱“凹石”）無疑是其中最具特征性的工具之一[8]，得益于發掘人員對遺物的細致描述，使我們可以深入了解遺址中出土凹石的詳實情況。

二、甑皮巖遺址凹石的類型與演變

1.凹石的類型

根據凹石上帶有凹窩的面的數量，甑皮巖遺址的凹石可分為A、B二型，即單面有凹窩，兩面有凹窩[9]。

A型 單面有凹窩。根據是否存在刃口，分為二亞型。

Aa型 器體下端單向打制出刃部，且在器體周緣上殘留有明顯的錘擊產生的麻點、凹疤等。

Ab型 器體周緣殘留大量麻點、凹疤等錘擊痕跡。

B型 正、背兩面有對稱的凹窩。根據是否存在刃口，分為二亞型。

Ba型 器體下端單向打制出刃部，且在器體周緣上殘留有明顯的錘擊產生的麻點、凹疤等。

圖一 Aa 型凹石

圖二 Ab 型凹石（DT4:001）

圖三 Ba 型凹石

Bb型 無刃，器體周緣殘留有大量麻點、凹疤等。

標本KDT:6001，器身周邊有細密的砸擊麻點和小崩疤或凹痕，并形成帶狀環繞器周，為使用痕跡（圖四，3）。標本K:001，器身左側殘斷，應為砸擊使用時斷裂所致，器體周邊有細密的錘擊小崩疤或凹痕，也為使用痕跡（圖四，4）。標本K:003，器身四周有許多砸擊麻點和小崩疤或凹痕，應為砸擊使用痕跡（圖四，5）。標本K:009，敲砸痕跡遍布正背兩面的絕大部分范圍，器身右側邊緣有細密的錘擊麻點，左側和下端有連續的砸擊小崩疤。左上端斷面留有幾個明顯間隔均勻的砸擊點和放射線（圖四，1）。標本K:011，器身四周有許多砸擊麻點和小崩疤或凹痕，其中，右側下部出現有大量崩疤，為使用痕跡（圖四，2）。標本BT3:001，殘剩一半。呈半盤狀，正、背兩面中部均有砸擊使用形成的淺凹坑。器身周邊有明顯的使用敲砸麻點，局部有使用而形成的小崩疤（圖四，6）。標本DT6③:001，器體呈長扁圓體，較厚重，正、背兩面中部有砸擊使用形成的淺凹坑，正面凹坑面積略大。器身周邊有明顯的使用敲砸痕跡，局部形成細密的崩疤或凹疤。下端至少3個片疤，右上側1個片疤（圖四，7）。

2.凹石的演變

圖四 Bb 型凹石

從目前公布的資料來看，甑皮巖遺址第一期的凹石數量最多，類型也最為多樣，可見A型、Ba型等凹石，第二至五期的凹石類型相對單調。其中，第二、三期只見Ba型凹石，第四期見Aa型凹石，第五期則見Bb型凹石。

甑皮巖遺址第一至四期的凹石多為扁圓形、扁橢圓形、不規則形，采用單向打擊技術制作刃緣，明顯具有典型華南舊石器時代礫石技術傳統的因素。第五期的Bb型凹石，為新出現的器型，體形厚重，形狀較為規則，近似為圓角方形或長方形（圖五）。

除形態方面存在明顯變化，數據統計分析方面也能體現凹石的變化。根據凹石的保存現狀，利用凹石寬、厚的比率作為一個參數，了解不同時期凹石的變化。曾有學者在研究陶器時提出“比率比單一的尺寸能更好的反映容器的一致性程度”[10]。即比率是一個有效的參數，比單一數據更能明白地體現一組器物的變化特點，尤其是在一組器物之間的對比中。由于比率沒有單位，可以自由對比不同大小的器物，并了解其特點。寬厚之比的數據越大，則顯示凹石越扁薄，反之，凹石越厚重。

根據圖六顯示，甑皮巖凹石可以明顯分為兩個時期。即第一至四期和第五期。前者的比率全部大于2，后者的比率開始普遍小于2，即第五期時，出現了凹石的厚重化趨勢。凹石在甑皮巖第一至四期和第五期之間的變化，并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還有更多其他文化因素也發生了顯著變化，下文將進一步論述。

三、相關問題的探討

1.關于甑皮巖遺址凹石的原料選擇問題

據考古發掘報告所述，甑皮巖遺址石制品的原料多來源于臨近的漓江河灘。針對所有石器巖性的統計結果顯示，砂巖比例最高，其次是花崗巖和板巖，且后兩者的絕對數量很少[11]。那么甑皮巖人在選擇凹石的原料時，是否有諸如巖性、顏色、大小、重量等的偏好或優先考慮的因素呢？

圖五 甑皮巖遺址凹石演變圖

首先，凹石巖性的統計顯示，共有砂巖、花崗巖和板巖等三種。其中，砂巖比例最高，達到66.7%；花崗巖次之，約25.9%；板巖極少，僅7.4%。這種情況是不是說明甑皮巖人一般傾向于采用砂巖作為凹石的原料？

圖六 寬/厚比率折線圖

表二 凹石顏色統計表

表三 凹石重量、體積的描述性統計

甑皮巖遺址發掘報告的編寫人員為了研究遺址出土石器巖性比例問題，專門設計了一個從漓江河灘獲取礫石的相關實驗?！拔覀冊诶旖野逗勇┑牡[石堆積表面隨機劃出兩個2×2米的取樣小方進行礫石采集實驗?！?號取樣方內，我們將表層的礫石不分大小、巖性悉數收集，然后與出土石器進行巖性和大小的對比，借此觀察漓江礫石和出土石料的巖性組合和形狀的異同。2號取樣方內，我們有選擇的采集與甑皮巖遺址出土石料大小、形狀和巖性相似的礫石……”[12]結果顯示，1號探方砂巖比例達到81.08%；花崗巖比例次之，約為7.12%；泥質板巖數量最少，約為3.36%；其余為泥巖、石英透輝透閃石角巖和石英等，合計8.10%。2號探方砂巖比例顯著提升，達到91.89%，花崗巖和泥質板巖數量相同，比例均為1.35%，其余為泥巖、碳質板巖和石英等。兩個探方采樣的平均值為砂巖86.48%，花崗巖4.28%，泥質板巖2.48%[13]。

遺址石器巖性統計結果和實驗結果都能夠在某種程度上反映河灘中原料分布的實際情況，而這種情況與遺址中凹石巖性的比例較為符合。也就是說，古人對凹石巖性的選擇沒有明顯的偏好。

其次，在對凹石顏色的統計分析中可以看出，在所有可見的27件凹石中，至少13種顏色（表二）。其中，所占比例最高的顏色為灰褐色，也只有5件，比例不足19%?？傮w呈現出顏色的多樣性。換句話說，就是沒有任何一種顏色占到絕對多數。由此可以推測古人在揀選用于制作凹石的石料時，并沒有考慮顏色問題。

第三，體積和重量的統計結果顯示，古人對凹石的體積和重量應該是有一定的考慮（表三）。遺址中凹石重量的波動范圍較大，從150至1160克，最輕的和最重的凹石之間，相差1010克?？紤]到極端情況屬于個例的話，正常情況下，一半以上的凹石的重量集中在400至800克，在這個范圍之外的凹石數量相對較少。從體積看，大部分凹石的體積集中在400立方厘米左右，300立方厘米以下或500立方厘米以上的凹石數量很少。這說明對凹石的體積也是有一定考慮的。

圖七 石錘

重量的標準差超過239克，體積的標準差超過165立方厘米，都是比較大的。重量的變異系數值（CV）為40.09%，體積的值為39.13%，也相當大。當去掉最大值和最小值后，重量的標準差降至199.61克，而體積的標準差降到了128.21立方厘米。變異系數相應的降至33.6%和30.65%。但根據埃爾肯斯的研究，人類對器物認知的誤差介于變異系數1.7%到57.7%之間，當變異系數低于1.7%的時候，需要使用外在的測量輔助工具降低誤差，當變異系數大于57.7%的時候，則表示制作者“完全沒有”想要制作相同器物的意圖[14]。參考埃爾肯斯的這一研究，可以看出凹石重量、體積的CV值，全部落在1.7%～57.7%之間，這說明古人在選擇原料時，有企圖選擇相似重量、體積的意識。但是這種篩選并不十分嚴格，并由此導致較大變異系數的出現。

2.凹窩形成的原因

凹窩的形成，一般有兩種可能性，其一，專門加工出來的，具備專門的用途；其二，石器在使用過程中的副產品，即頻繁使用過程中形成的。甑皮巖的發掘人員就認為遺址出土凹石的正、背兩面的深凹坑主要是琢制而成，而少部分淺凹坑則是屬于砸擊形成的淺凹窩。

凹石的典型特征是正、背兩面或者一面有明顯的凹窩。但在甑皮巖遺址中，同時存在一些不太典型的凹石（有時被稱為石錘），在它們的正、背兩面或一面中心部有簡單的打擊痕跡或者坑疤，未形成集中的凹窩，如DT4:014、K:076、K:143、K:141、K:148、K:099（圖七）。還有一部分則是剛剛在礫石表面形成了淺凹窩（BT2⑩:001、DT4:001）。這些不同程度的凹窩，或許代表了凹窩形成的不同階段，即最初階段僅在表面形成一些痕跡，接下來形成淺淺的凹窩，最后形成典型凹窩。同時還可以觀察到不同階段的凹石周緣共存砸擊、錘擊甚至砍砸的痕跡，說明在凹窩形成的不同階段，凹石一直是在作為工具使用。

那么是否可以推測凹窩是在石器頻繁使用過程中形成的？又是什么樣的活動，產生了這樣的凹窩？

圖八 加工石器后殘留的微疤

圖九 砸擊石器形成的微疤

西班牙學者沙維爾·羅達·吉拉貝爾（Xavier Roda Gilabert）在研究佛特·德·羅斯（Font del Ros）的凹石時，專門進行了一系列實驗。沙維爾假設凹石存在兩種功用，其一是加工石器（bipplar knapping of vein quartz）（圖八、九），其二是加工榛子（hazelnut cracking）（圖一〇）。在反復進行試驗后，觀察石器表面殘留的痕跡，然后仔細分析對比，認為佛特·德·羅斯的凹石可能是用來加工石器的，但他沒有否認這種工具在其他遺址具有加工堅果的功能，不過這是需要進一步實驗和分析才能證明的[15]。甑皮巖遺址的發掘人員進行的石器打擊實驗表明，礫石表面可以形成明顯的砸擊痕跡，若頻繁使用，也應產生凹窩一樣的痕跡。

3.甑皮巖遺址凹石與穿孔石器的關系

截至目前，甑皮巖遺址出土11件穿孔石器，其中第一至三期各出1件，均為加工過程中的半成品殘件，庫存標本8件，其中3件公開發表[16]。那么，甑皮巖遺址的凹石會是制作穿孔石器的半成品嗎？發掘人員通過實驗還原了制作穿孔石器的方法，即“使用直接琢打法或鑿擊法進行穿孔”[17]。那么，凹石正、背兩面或一面的凹窩會是穿孔的半成品嗎？畢竟凹窩的形成與穿孔可能具有相似的技術過程。

圖一〇 加工新鮮榛子遺留的痕跡

公開發表的信息顯示，甑皮巖穿孔石器巖性主要是砂巖（絕大部分是細砂巖），花崗巖數量極少。顏色主要是灰褐色和灰黑色。器體圓形，兩面鉆法在中央鉆磨出穿孔，部分穿孔石器先利用對琢法兩面琢出凹坑，再施鉆。

通過對遺物照片和線圖的觀察，并未在穿孔石器的周緣見到打擊形成的麻點、凹疤等使用痕跡。也就是說這些器物很可能沒有用于砸擊活動，這與周緣大量可見砍擊或砸擊痕跡的凹石截然不同。假設凹石是加工穿孔石器的半成品，那么就常理而言，在完工之前，似乎不應作為工具使用，因此也就不會產生任何使用痕跡。然而，實際情況卻與假設完全相反。有鑒于此，是否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雖然兩種工具均采用扁圓形礫石作為原料，但凹石和穿孔石器的用途應該是完全不同的，凹石也不是穿孔石器的半成品。

4.關于甑皮巖遺址凹石的使用方式和用途

凹石的形狀和器表痕跡為探索其使用方式以及功能提供了比較可靠的證據。首先，Aa、Ba型凹石下端的片疤多為連續單向打擊，且這種剝片技術具有典型華南舊石器時代礫石技術傳統的因素，由此推測這些片疤可能是工具制作者有意識加工成的，否則難以形成如此整齊劃一的剝片方向。因此，有理由相信Aa、Ba型凹石下端剝片形成的刃緣，應該是為了進行砍擊活動而有意識加工出來的。其次，Aa、Ba兩種凹石既有單向打制出的刃，且又在器體周緣上殘留有明顯的麻點、凹疤等被認為是做錘擊或砸擊運動時產生的痕跡。甑皮巖遺址的發掘人員在編寫發掘報告時，曾專門進行相關實驗，“從漓江岸邊采集形狀類似的礫石進行打制石器實驗。實驗使用后的礫石石錘表面留下的坑疤與出土石器表面的疤痕相同”[18]。國外也有學者曾進行類似實驗，所得結論也有相當程度的一致性[19]。因此推測該類器物既能進行砍擊運動，又具備錘擊或砸擊功能。第三，Ab、Bb型凹石周緣密布麻點、坑疤或凹疤等痕跡，說明其可能只進行錘擊或砸擊等活動。第四，A、B型凹石四周均有砸擊痕跡，沒有發現明顯集中區域，說明在做砸擊運動時，沒有縛柄而是直接使用。因此，甑皮巖凹石上凹窩的功能很大程度上不具備“緊卡住聯系石器的木柄和藤條”[20]的功能。最后，明顯看出A型凹石上的痕跡以及使用方式，與B型凹石的基本相同，兩種凹石的差別僅體現在數量上，即前者總數少于后者?；蚩蓮牧硪粋€側面說明，甑皮巖遺址中凹石上的凹窩并不對使用方式產生重要影響。

通過上文的分析，對凹石有了更多認識，但是目前還難以確定凹石上凹窩的用途，盡管我們很愿意相信其是在加工石器過程中形成的，但目前仍缺乏確實證據。

5.甑皮巖遺址凹石的歷時性變化

第一至五期文化時期，甑皮巖的生業模式主要以漁獵采集為主。第一至四期，出現少量陶器，工具主要為打制石器、磨制骨蚌器等。但在第五期時（相當于新石器時代中期）文化出現了顯著變化，首先陶器大量出現，器型、陶色和紋飾種類大為豐富，開始出現白陶，制陶工藝進一步發展。工具方面，打制礫石石器和磨制骨器數量減少，不見蚌器，但磨制的斧、錛等數量增加。發掘人員也認為“從整體文化面貌考察，該期與第四期相比已經產生了某種質的變化”[21]。

這種“質的變化”同樣也反映在凹石的變化方面。盡管具有明確出土單位的凹石的數量偏少，但我們仍能從中明顯看出歷時性變化。第一至四期，A型、Ba亞型凹石器體多為扁圓形、扁橢圓形、不規則形，器表周緣均有明顯砸擊和錘擊形成的凹坑和微疤，其中，Aa、Ba亞型凹石采用單向打擊技術制作刃緣。第五期出現的Bb型凹石，體形厚重，形狀較為規則，近似為圓角方形或長方形。器表多保存有明顯錘擊或砸擊形成的凹坑、微疤等痕跡。假設Aa型和Ba型凹石既具有錘擊或砸擊的功能，又具有砍的功能。沒有刃的Ab和Bb型凹石，則只有錘或砸的功能。目前第五期僅見Bb型凹石，很可能將凹石的功能完全穩定在錘擊或砸擊方面。

凹石出現歷時性變化的原因，很可能和當時的社會文化背景有極大的關系。甑皮巖第五期，即新石器時代中期，磨制的斧、錛等具備砍擊功能的石器數量開始增加，與此同時，打制礫石石器數量減少，加上磨制石器工作的效率更高，所以凹石砍砸的功能逐漸消失，只保留了砸擊或錘擊的功能。這種情況還可以在大致與甑皮巖第五期同時的百色革新橋遺址看到。

四、結語

經過對甑皮巖凹石的初步分析，可以初步獲得以下幾點認識。

首先，甑皮巖的凹石可分為A、B兩型，并均可以進一步劃分為兩個亞型。在整個華南地區來說，甑皮巖遺址的凹石種類相對單純。其次，在原料選取方面，除了對器物形狀、重量和體積等有初步的篩選外，其他方面，如巖性和顏色等，都沒有特殊要求。第三，凹石上凹窩形成的原因，與頻繁砸擊使用，可能有很大關系，同時也不排除專門制作出凹窩的可能。第四，甑皮巖的凹石和穿孔石器顯然是兩種功能完全不同的器物，目前沒有看到兩者之間的直接聯系，也不可能是制作后者的半成品。第五，Aa型和Ba型凹石，均有刃緣，很可能具有砍的功能，同時還有錘、砸的功能，說明這類器物可能是多用途的工具。第六，甑皮巖遺址凹石上凹窩的數量，并未對凹石的功能產生明顯的影響。最后，甑皮巖第一至五期的凹石，存在一定程度的歷時性變化，即在第五期時，凹石的功能可能集中在錘擊和砸擊方面。

綜上所述，雖然對甑皮巖遺址凹石的認識更加深入，但仍存在不少問題和困惑，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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