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減”背景下兒童校外生活狀況報告：技術報告*

中國兒童中心課題組

2021 年7 月24 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以下簡稱“雙減”意見）[1]?！半p減”意見落地兩年以來，兒童放學后、周末和節假日的校外生活在悄然改變，兒童校外生活安排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備受關注[2-4]。為此，中國兒童中心專門成立課題組，聯合首都師范大學中小學生校外教育研究院、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雙減”背景下中國兒童校外生活狀況調查，旨在全面調研“雙減”意見實施以來，不同地區、不同學齡段兒童的校外生活現狀，分析影響兒童校外生活狀況的個體、家庭、學校、社會等因素，預測兒童校外生活對于兒童全面發展的重要作用，為決策者、管理者和廣大校外教育工作者提供啟示和建議。

一、調查內容和方法

（一）調查內容

本次調查對不同地區、不同學齡段的兒童的校外生活情況進行全面調查，通過調查描述“雙減”意見實施兩年后兒童的校外生活現狀，探討什么樣的校外生活方式有利于兒童全面發展，以及哪些因素影響著家長或兒童對校外生活方式的選擇。

（二）調查對象

考慮到不同年齡階段的兒童的校外生活存在差異性，本次調研選取了小學和初中義務教育階段的兒童及其撫養人、學校教師和校長作為調查對象參與本次調查。涵蓋全國11 省12 市的62 所公辦小學（二年級、四年級、六年級）和61 所公辦中學（初中八、九年級）學生及其家長，相應年級各學科任課教師及學校校長。

（三）調查抽樣程序

本次調研采取典型城市及其周邊農村多階段分層抽樣方法。

第一階段：按照中國城市行政級別進行分類，將我國城市分為直轄市、省會城市、地級市、縣級市4 類城市。綜合考慮地理方位、兒童人口數量、經濟發展差異以及“雙減”意見試點①2021 年7 月，北京市、上海市、沈陽市、廣州市、成都市、鄭州市、長治市、威海市、南通市9 個城市被確定為全國“雙減”試點地區。，選取北京作為直轄市的代表，選取長春、成都、南昌、廣州作為省會城市的代表，選取無錫、安陽、濰坊和綿陽作為地級城市的代表，選取長治、瀏陽和都勻作為縣級城市的代表。其中，北京、廣州、成都、長治為2021 年全國“雙減”試點城市。合計選取12 個城市及其周邊農村地區作為調查點。

第二階段：考慮到北京、廣州等規模較大的城市內部，不同區域之間教育質量、教育方式存在一定的差異，根據教育差異性原則，在特大城市選取2 個城市地區、1 個農村地區；在省會城市選取2 個城市地區、1 個農村地區；在地級城市和縣級城市選取1 個城市地區、1 個農村地區。特大城市每個區選取不同水平、不同學段的學校8 所，省會城市、地級城市和縣級城市每個區選取不同水平、不同學段的學校4 所。

第三階段：在各城市內，選取不同地區、不同示范類型的學校，并隨機抽取不同年級的班級。以地級城市和縣級城市為例：城市地區對象選樣程序為，在每個被選城市分別選取1 個城區，在每個城區里選取示范和非示范2 類學校，每類學校各選1 所小學和1 所中學。農村地區對象選樣程序為，在每個被選城市周圍選取中等水平的農村，從中選取示范和非示范2 類學校，每類學校各選1 所小學和1 所中學。

第四階段：在每所學校中，隨機選取所調查年級（小學調查二、四、六年級，初中調查八、九年級）的4 個自然班的全體學生及其家長，所調查年級的所有學科任課教師各1 名，校長或副校長1 名，作為本次調查對象。

（四）組織實施過程

在正式施測前，首先開展了兩輪預調研。正式調查時間為2023 年3—6 月。本次調查采用網絡調查，項目組委托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提供技術支持，根據不同調查對象類型生成相應的問卷鏈接。學校校長、教師、家長三類人群通過手機短信中的鏈接直接填答問卷；學生由學校組織集中填答或由學校安排家長協助完成填答。問卷收集完畢后，項目組根據參與者答題情況，進行第一輪廢卷清理工作，初步清理不認真填答、作答時間過短等無效數據，建立2023 中國兒童校外生活學生數據庫、家長數據庫、教師數據庫和校長數據庫，并根據唯一編碼（ID）對不同來源的數據庫進行整合。

二、調查工具的設計和開發

（一）調查框架和指標設計

本次調查內容主要涵蓋三部分：“雙減”背景下兒童校外生活狀況、兒童校外生活的影響因素和校外生活對兒童發展的影響作用。測評指標涉及參加調研的兒童和家長的基本信息、校外時間利用狀況、課后服務和課外班狀況、兒童智力非智力發展指標等多方面變量。

“雙減”背景下兒童校外生活狀況涵蓋了廣度（活動的類型）、強度（各項活動持續的時間）、社交度（主要陪同人）、滿意度（兒童對活動的喜歡程度）、重視度（父母對活動的重視程度），并記錄了兒童在各項活動中是否使用電子產品，總體上反映了兒童校外生活的基本狀態，具體的兒童校外生活活動類型見表1。校外生活部分問卷的設計參考了2018 年9—12 月中國兒童中心開展的兒童校外生活狀況調查的問卷[5]，以及安在真等學者提出的兒童校外生活分類等[6]。此外，項目組還調查了課后服務情況和課外班情況，涵蓋了現狀（學校/機構開展情況、參與情況、費用等）、原因（目的）和效果（態度），反映了“雙減”意見實施對兒童、家長產生的影響效果以及家長的應對方式。

表1 兒童校外生活活動類型

兒童校外生活的影響因素包括個人、家庭、學校、社會等層面的因素。兒童校外生活的安排從微觀上受到個體特征的影響，從中觀上受到家庭背景和教養投入的影響，從宏觀上受到社會群體文化的影響，反映了多樣化的兒童發展路徑。因此，本調查將兒童校外生活狀況作為基本分析單位，通過分析個體、家庭、學校等不同層面的變量對兒童校外生活時間利用的影響，來探究我國兒童校外生活狀況的影響因素。

校外生活對兒童發展的影響包括對其智力因素與非智力因素的影響。智力因素涉及學業表現、學習壓力、認知策略等；非智力因素涉及兒童身體發展指標、社會與情感能力等。這些變量反映了校外生活對于兒童生理、心理、認知、社會與情感能力等多方面的作用，進而倡導有利于兒童健康成長、全面發展的校外生活方式。

本調查總體的分析框架和指標見表2。

表2 調查指標框架

（二）問卷的設計和開發

本次調查共使用四套測評問卷，以下列出了各分問卷的維度：（1）學生問卷（兒童自己填答，小學二年級由家長協助填答，見表3）；（2）家長問卷（家長填答，見表4）；（3）校長問卷（被調研兒童所在學校的校長填答，見表5）；（4）教師問卷（被調研兒童所在年級的教師填答，見表6）。

表3 學生問卷維度表

表4 家長問卷維度表

表5 校長問卷維度表

表6 教師問卷維度表

（三）工具的預試和修訂

兒童校外生活問卷的編制過程中，經過了兩次預測試。第一次預測試，主要是個別訪談和小范圍測試。訪談和測試選取了北京市、濟南市小學和初中階段共25 名學生及其家長，初步考察問卷題目的適用性、評分方式的可行性以及測試問卷作答時間等。第二次預測試，是較大范圍的集體測試。測試選取了南昌市868 名中小學生及其家長、72 名教師以及1 名校長進行測試，考察問卷內容、題目數量、施測方式等對于不同參與者的適用性，以及學生問卷對于不同年級的學生的適用性等，預測試后項目組對測試工具進行題目的修訂和呈現形式的調整。

三、調查樣本分布情況

（一）調查數據處理

本次調查采用 SPSS 26. 0 進行數據統計和分析。兒童校外生活狀況以描述性統計為主，影響因素以差異性檢驗為主，校外生活對兒童的作用以相關性分析為主。因為本次調查采取典型城市及其周邊農村抽樣的方法，調查分析結果僅代表被調查城市和農村兒童狀況。

本調查使用的兒童個體特征變量、家庭特征變量以及兒童校外生活與教育變量定義見表7。

表7 變量及其定義

（二）問卷填答情況統計

本次調查在全國11 個省、12 個市的62 所公辦小學和61 所公辦初中共收集學生問卷38591 份，家長問卷40916 份，校長問卷107 份，教師問卷3479 份，剔除未簽訂知情同意書、重復作答、作答時間過短的無效樣本后，得到有效學生問卷35809 份，有效家長問卷37197 份，有效校長問卷107 份，有效教師問卷3403 份。將學生和家長數據庫進行匹配，得到有效的學生-家長匹配問卷32336 份。

家長問卷69.8%由兒童的母親填答，27.4%由兒童的父親填答，1.5%由兒童的祖輩（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填答。

（三）兒童基本情況統計

不同地區兒童樣本量的基本信息見表8。男生18365 名（51.3%），女生17444 名（48.7%）。小學二年級7022 名學生，四年級7450 名學生，六年級7222 名；初中八年級7584 名學生，九年級6531 名學生。示范學校學生18438 名（51.5%），非示范學校學生15013 名（41.9%），其他學校學生2358 名（6.6%）。

表8 兒童樣本量基本信息分布① 性別分布、年級分布、地區分布、學校分類數據來源于學生數據庫，獨生子女、戶口所在地、學生居住地數據來源于家長數據庫。

獨生子女15269 名（41.0%），非獨生子女21928 名（59.0%）。學生戶口所在地是城市的有18463 名（49.6%），戶口所在地是農村（包括鄉鎮）的有18734 名（50.4%）。學生居住地是城市的有25890 名（69.6%），居住地是農村（包括鄉鎮）的有11307 名（30.4%）。

（四）父母基本情況統計

父母樣本量的基本信息見表9。父母最高受教育水平為初中及以下的10061 人（27.2%），高中的8669 人（23.4%），大專的5545 人（15.0%），本科的9257 人（25.0%），碩士及以上的3450 人（9.3%）。父親職業類型比例較高的包括自雇職業（自由職業、個體經營、務農等，41.2%），專業技術人員（教師、醫生、工程師、科研人員等，13.0%），生產制造及有關人員（產業工人，9.8%）。母親職業類型比例較高的包括自雇職業（36.8%），專業技術人員（14.2%），社會生產服務人員（服務員、售貨員等，9.6%）。

（五）研究中所用量表信度、效度

本調查使用的量表有認知策略量表和社會與情感能力測評問卷。在本調查中，認知策略量表信度較好（Cronbach'sα=0.949），在認知策略和元認知策略兩個維度上的Cronbach'sα系數分別為0.933、0.870。效度分析表明，兩因素模型擬合最好，KMO值為0.931，各維度的平均方差萃取 AVE 值分別是0.750 和0.815，大于0.5，量表的聚合效度和結構效度均較好。社會與情感能力測評（學生問卷）在交往能力、協作能力、情緒調節能力、開放能力和任務能力各分量表上的Cronbach'sα系數分別為0.854、0.938、0.794、0.921 和0.790，信度較好。該量表的效度已經過驗證，結構效度較好[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