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醫療服務能力與經濟發展的耦合協調關系研究

馬榮菲，宋天煜，呂邦亮，湯質如

安徽醫科大學衛生管理學院，安徽 合肥 230032

當前，我國正處在經濟高速發展向經濟高質量發展轉型的階段，人力資本累積水平的提高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核心［1］，居民健康水平的改善可以提高人力資本的質量，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丁敖】抵袊?030”規劃綱要》明確提出了“以人民健康為中心，以基層為重點，以改革創新為動力”的衛生發展戰略，突出了“強基層”的重要性與迫切性。各級政府不斷加大對基層醫療機構的基礎設施與設備配置的財政投入，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的發展取得了階段性成效［2］?；鶎幼鳛獒t療衛生服務體系的根基，是保障人民健康的重要陣地［3］，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的提高可以保障人民的身體健康，推進健康中國戰略目標的實現，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動力［4］。而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也可以為增強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提供物質基礎，激發居民的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需求，充分發揮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的“網底”作用。

耦合協調度模型可用于測度2個及以上系統之間相互影響及協調發展的程度?？v觀已有的研究，基于耦合協調度模型，學者們對基層醫療衛生事業與經濟發展相結合的探究主要集中于基層醫療資源配置與經濟發展［5-7］，對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與經濟發展之間關系的研究主要針對個別省份［8］，未見對中部地區相關研究的報道。我國中部地區位于內陸腹地，具有承東啟西、聯通南北的區域優勢，處于非常重要的樞紐位置，其發展質量和水平關系全局。在聚焦“中部地區高質量發展”的背景下，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與經濟的協調發展是推進基層醫療衛生事業穩步發展，實現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容［9］?；诖?，本研究從耦合協調的視角出發，嘗試構建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與經濟發展的耦合協調模型，分析二者在我國中部地區的耦合協調發展關系，為促進基層醫療衛生事業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提供參考。

一、資料和方法

（一）資料來源

根據區域劃分標準，選取中部地區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6 個省份為研究對象，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和經濟發展的指標數據來自2012—2017 年《中國衛生健康統計年鑒》、2018—2021 年《中國衛生健康統計年鑒》、2012—2021 年《中國統計年鑒》，以及國家衛生健康委衛生發展研究中心發布的《2022 年中國衛生總費用研究報告》。

（二）研究方法

1.熵值法

在綜合評價指標體系中，由于各項指標的影響程度不同，需要對指標進行權重賦值。為了避免賦值的主觀性以及確保研究的客觀性，采用熵值法計算指標權重。

2.綜合評價模型

采用綜合評價模型分別計算2012—2021 年中部地區各省份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與經濟發展的綜合得分值，對二者綜合發展水平進行測量。其中ui為兩子系統的綜合評價值，ui值越大，系統發展水平越高，計算公式如下：

3.耦合協調度模型

借鑒物理學中的容量耦合概念及容量耦合系數模型，將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與經濟發展水平視為兩個系統，測算兩系統間耦合關系［10］。其中，u1為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的綜合評價值，u2為經濟發展水平的綜合評價值，C為二者的耦合度，介于0～1，C值越大表明兩系統間相互作用程度越強。耦合度公式：

由于耦合度C值只能表明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和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相互作用程度的強弱，難以反映其協同效應的高低，需要借助耦合協調度模型來測算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和經濟發展兩個子系統的協調發展水平。公式：

D為耦合協調度，T為協調指數，α、β為基層與經濟兩子系統的待定系數，滿足α+β=1，假設兩子系統對耦合發展貢獻相當，即α=β=0.5。參考以往的研究成果，對耦合協調的類型進行如下劃分，見表1。

表1 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與經濟發展耦合度等級

4.相對發展度

相對發展度（E）測算公式E=u1/u2，測算兩系統間的相對發展狀況。如果E〈0.8 說明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滯后于經濟發展；若0.8≤E〈1.2，說明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和經濟同步發展；若E≥1.2，說明經濟發展滯后于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

（三）指標體系

借鑒梁錦峰［11］、李麗清［6］、周倩［12］等的研究成果，根據可比性、代表性、易獲性等原則，選擇和構建本研究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與經濟發展的耦合協調關系的指標?；鶎俞t療衛生服務能力方面，基層醫療資源指標包括醫療衛生機構數、床位數、衛生技術人員數以及醫療衛生機構財政補助，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量指標包括診療人次、入院人數、病床使用率。經濟發展水平方面，經濟基礎指標包括地區生產總值、地區財政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進出口總額，經濟結構指標包括第一產業增加值、第二產業增加值、第三產業增加值，經濟效益方面指標包括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地區生產總值。

二、結果

（一）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子系統與經濟發展子系統的指標權重

由表2可知，根據熵值法的計算結果，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子系統中，衛生資源層面，衛生技術人員數的信息熵值最小，其信息效用值最大，指標權重最大，為0.217，醫療衛生機構財政補助的權重最小，為0.117；衛生服務量層面，診療人數的權重最大，為0.159，病床使用率的權重最小，為0.046。經濟發展子系統中，經濟基礎層面，地區生產總值的權重最大，為0.129；經濟結構層面，第三產業增加值的權重最大，為0.122；經濟效益層面，權重最大的指標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權重值為0.127。

表2 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與經濟發展的評價指標及權重結果

（二）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與經濟發展的綜合指數以及相對發展情況

由表3 可知，2012—2021 年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綜合發展指數由0.335 增長到0.476，年均增長值為0.016，經濟綜合發展指數由0.146 增長到0.696，年均增長值為0.061。分地域來看，2012—2021 年安徽、河南、湖南、湖北4 個省份的基層醫療衛生綜合發展指數年均增長值高于中部地區平均值，其中河南省的年均增長值最高，為0.032；山西、安徽、江西的年均增長值低于中部地區平均值，其中山西省年均增長值最低，為0.001。安徽、湖北、湖南、河南4 個省份的經濟綜合發展指數年均增長值高于中部地區平均水平，其中湖北省年均增長值最高，為0.071，山西省經濟綜合發展指數年均增長值最低，為0.039。

表3 2012—2021 年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與經濟發展水平的綜合得分

由圖1可知，從兩個系統相對發展的結果來看，兩系統的相對發展度由2012 年的2.291 下降到2021 年的0.684，先后經歷了經濟發展滯后（2012—2014年）、兩系統同步發展（2015—2019年）、基層發展滯后（2020—2021 年）三個階段。2021 年中部地區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與經濟發展水平的相對發展度均值為0.684，中部地區的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總體上滯后于經濟發展水平。其中，河南和湖南2 個省份從經濟發展滯后轉變為兩系統同步發展，山西、安徽、江西、湖北4個省份由經濟發展滯后轉變為基層發展滯后。

圖1 2012—2021 年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與經濟發展的相對發展程度趨勢圖

（三）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與經濟發展的耦合度

由表4 可知，2012—2021 年中部地區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與經濟發展的耦合度均值一直保持在0.8 以上，處在高水平耦合階段。其中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5個省份的耦合度一直處于高水平耦合階段，而山西省的耦合度呈現緩慢下降趨勢，兩系統的耦合度由0.998降低到0.383，耦合階段由高水平耦合降低到低水平耦合。

表4 2012—2021 年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與經濟發展的耦合度 （C值）

（四）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與經濟發展的耦合協調度

由表5 可知，2012—2021 年中部地區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與經濟發展水平整體趨向協調發展，兩個系統的耦合協調度均值由0.397 增長到0.709，年均增長值為0.035。耦合協調等級先后經歷了輕度失調（2012 年）、瀕臨失調（2013—2014 年）、勉強協調（2015—2017 年）、初級協調（2018—2020 年）、中級協調（2021 年）5 個階段，整體由輕度失調轉變為中級協調。

表5 2012—2021 年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與經濟發展的耦合協調度 （D值）

從不同省份來看，2012 年中部地區兩個系統耦合協調水平最高的是河南省，達到初級協調水平，其次是湖南省，處于勉強協調的狀態，其他省份則分別處于嚴重失調、中度失調、輕度失調、瀕臨失調的狀態，其中耦合協調度最低的是山西省，兩個系統處于嚴重失調的狀態。2021 年，兩個系統耦合協調水平最高的是河南省，達到了優質協調水平，其次是湖南省和湖北省，達到了良好協調水平，安徽省和江西省也表現出上升趨勢，耦合協調水平分別達到中級協調和勉強協調，耦合協調水平最低的是山西省，仍處于中級失調的狀態。

通過耦合協調度時間上的動態變化可見，2012—2021年，湖南、安徽、河南、湖北4個省份的耦合協調度增長速度超過了中部地區平均水平，其中湖南省耦合協調度增長趨勢最大，年均增長值為0.040。而山西省的耦合協調度呈現波動增長趨勢，增長速度最慢，年均增長值為0.005。

三、討論

（一）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滯后于經濟發展水平

研究結果顯示，2021 年中部地區僅有湖南和河南2個省份的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與經濟發展體系達到了同步發展，其余省份的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均滯后于經濟發展水平。這說明中部地區大部分省份在面對基層醫療發展與經濟發展權衡時，可能優先考慮經濟發展，因此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相對滯后［13］。山西省是中部地區兩系統相對發展程度最低的省份，相對發展度為0.302，提示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與經濟發展嚴重脫節。除政策原因，可能由于山西省的流出人口持續增長，帶來了一系列負面社會經濟影響［14］：一方面勞動力流失使當地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緩慢，基層醫療機構的財政補助減少；另一方面，大量流出人口為勞動年齡人口以及高學歷人才，加劇了人口老齡化問題，老齡人口對基本醫療衛生服務需求量大，給基層醫療衛生系統帶來較大的運營壓力，導致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發展緩慢。

（二）中部地區的耦合協調度呈現穩中有升的態勢

耦合度的大小可以反映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與經濟發展相互依賴和相互制約的程度［15］。2012—2021 年中部地區大多數省份的兩系統耦合值一直保持在0.9 以上，說明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與經濟發展體系之間能夠相互依賴與制約。一方面，經濟發展水平提高能為基層醫療衛生事業提供更多經濟支持，改善基層的醫療設施與提高服務水平；另一方面，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的提高，可以保障人民的健康水平，提升人力資本質量，助力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

2012 年中部地區除河南和湖南，其他省份的耦合協調度都處于失調狀態，兩個系統無法協調發展。原因主要是經濟發展滯后于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中部地區在政策上的支持較不平衡，以及自然條件的限制形成了“中部塌陷”的跡象［16］，經濟發展水平較低且發展速度緩慢，制約了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與經濟的協調發展。2021 年，大多數省份的耦合協調度已經達到初級協調及以上水平，并且2012—2021 年中部地區整體和各省份的耦合協調度均保持逐年增長的趨勢，說明在這期間中部地區整體及各省份的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與經濟逐漸形成了協調發展機制，且發展趨勢穩定。這可能是由于國家出臺了《國務院關于大力實施促進中部地區崛起戰略的若干意見》《促進中部地區崛起“十三五”規劃》等一系列宏觀經濟政策，使中部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顯著成就，實現了中部地區經濟的崛起，從而促進了兩系統的協調發展。但值得注意的是，2020—2021 年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略滯后于經濟發展，如果缺少合理的平衡或干預措施，可能會影響兩系統的長期協調發展。因此，有針對性地提高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將成為中部地區未來發展的必然選擇。

（三）中部地區耦合協調發展存在地區間差異

2021 年，中部地區耦合協調發展水平最高的是河南省，處于優質協調狀態。耦合協調發展水平最低的是山西省，屬于中度失調狀態，耦合協調度增長速度也為中部地區最低。此外，湖北和湖南達到良好協調狀態，安徽和江西分別為中級協調和勉強協調狀態，地區差異較為明顯。除山西省，其余省份的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與經濟發展水平具有強關聯性，耦合協調值高的區域分布于中部地區較發達的省份，如河南、湖北、湖南。區域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影響了基層醫療衛生資源的配置，導致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不平衡，表現出明顯的地區差異［17］。以耦合協調水平較高且經濟發展指數增長速度最快的湖北省為例，湖北省為每所鄉鎮衛生院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配置移動醫療服務車，且為村衛生室配備智能健康服務包［18］，全面提升了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除資源配置原因，耦合協調度的地區差異還可能與虹吸效應有關，人、財、物、信息等優質的資源向經濟發展較好地區靠攏，邊緣地區基層衛生資源的供給與需求無法匹配致使供需矛盾逐漸尖銳，影響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的提升，從而導致區域間耦合協調度差異較大。如江西省醫科類高校數量較少，且本地人才流失率為全國第一［19］，加劇了基層衛生技術人員供給短缺的問題，影響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與經濟的協調發展。

四、建 議

（一）充分發揮中部地區優勢，推動經濟持續穩定發展

上述結果表明，在中部地區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與經濟發展的耦合協調發展機制形成過程中，經濟是主要的推動角色。因此，提高中部地區的耦合協調水平首先要推動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一方面，充分發揮中部地區在資源、科教、區位、人才等方面的優勢，加快與“一帶一路”、長江經濟帶的對接以及與沿海發達地區的合作，積極承接發達地區的產業轉移，共同培育先進產業集群，促進經濟的快速發展。另一方面，堅持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動“政產學研用介”協同創新，打造中部地區“校院地企”協同創新共同體，切實地增強科技創新能力，爭取實現由原先依靠勞動力與土地要素的發展模式向創新動力型發展模式轉變，提高經濟發展質量與效率［20］，從而更好地發揮經濟對基層醫療衛生事業發展的扶持作用。

（二）倡導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與經濟的同步協調發展

各地區應加強對基層醫療服務能力與經濟發展協調狀態的研究，注意兩者間發展的協調性，避免與經濟發展不相適應的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的超前或滯后［21］。當前，中部地區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整體滯后于經濟發展水平，所以提升兩系統耦合協調水平的重點是促進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的進一步提升。首先各級政府應該發揮主導作用，明確當前區域內醫療資源的配置情況，優化各級衛生財政的投入比例，合理調配衛生資源。根據熵值法結果，衛生資源投入的重點是衛生技術人員，各地區要加快基層全科醫生的培養，引導畢業生到基層就業，可以通過招收定向地區戶籍學生、提高編制待遇等方式來提高留崗率。在人才引進的基礎上，通過繼續教育并定期考核、開展專題培訓等方式加強對內部現有人員的培養，同時，借助醫師多點職業政策，推動優質人力資源下沉，補充和壯大基層衛生技術人員隊伍［22］。

對基層老舊的醫療設備進行更新，引進當前衛生領域先進的常用醫療輔助設備，使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基礎設施可以滿足老百姓日常就醫需求。與此同時，持續推進分級診療和醫聯體制度，促使衛生資源縱向流動，并重新規劃基層衛生機構的科室設置，落實基層對常見病及慢性病的預防和診療工作，從而改變患者“無論大病小病都去大醫院”的就醫觀念，發揮好基層的醫療“網底”力量，促進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與經濟協調發展，提高兩系統的耦合協調度。

（三）縮小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與經濟發展耦合協調度的地區差異

針對中部地區各省份耦合協調度差異較大的情況，一方面可以借助長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一體化發展，深化晉陜豫黃河金三角區域合作發展戰略，加強耦合協調水平高的省份與協調水平低的省份間的合作交流，通過鼓勵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合作、推動區域內醫療人才流通、引進高質量醫療設備等方式進行點對點、面對面幫扶，同步提升各地區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服務能力［23］。另一方面，對于經濟發展較落后的地區，可以根據該地區人口特征、地理分布、居民健康水平等情況來合理配置有限的基層醫療衛生資源，同時推進區域醫療中心建設，實現短期內醫療衛生機構服務能力的大幅增強。而針對山西省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與經濟發展耦合度低的情況，政府可以鼓勵社會資本參與基層辦醫，形成多元化的辦醫格局，將基層醫療服務能力的“短板”轉變為新的經濟增長點，提升兩系統間的耦合度，促進兩系統協調發展［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