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三角地區旅游生態效率與旅游生態網絡動態耦合與影響機制分析

宋 娜，原一敏

(1.燕山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河北 秦皇島 066004; 2.新疆科技學院 文化與傳媒學院,新疆 庫爾勒 841000)

0 引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推動綠色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內在要求。旅游業作為國民經濟的戰略性支柱產業,其綠色發展對我國經濟整體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旅游生態效率具有顯著的空間關聯特征[1],旅游產業生態網絡能夠以合作的方式減少旅游活動過程中產生的環境問題,并促進經濟和環境的協調發展[2-3]。因此,從旅游生態效率與旅游生態網絡結構兩個方面對地域單元旅游經濟和生態保護協調發展狀況進行分析,對推動旅游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國內外學者關于旅游生態效率的研究成果逐漸豐富,早期重點關注旅游生態效率的概念理論[4-5]、模型構建[6]、測度方法[7-8]等方面。隨著研究的深入,運用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9]、冷熱點[10]、標準差橢圓與重心模型[11]等方法,從國家[12]、區域[13]、省域[14]等不同尺度分析旅游生態效率的時空演化特征,并借助數學模型Tobit[8]、計量回歸方程[15]、向量自回歸模型[16],面板向量自回歸模型[17]、系統廣義矩估計[18]等方法研究旅游生態效率的影響因素,其中Tobit方法[19-20]最為常見。隨著區域之間的聯系日益緊密,旅游生態效率不僅取決于自身的旅游生態發展,還受到周邊地區生態發展的影響[21],考察旅游生態效率空間網絡結構的研究逐漸展開,運用修正的引力模型和社會網絡分析法探討了旅游生態效率[21-22]、旅游業綠色生產率[23]、旅游業綠色創新效率[24]、旅游業碳排放效率[1]等為主題的空間網絡結構。而在旅游生態效率與旅游生態網絡結構兩者關系方面的研究相對薄弱,相關研究僅見于旅游網絡結構[25]、旅游經濟網絡結構[26]、旅游流集散網絡結構[27]與旅游經濟效率的關系研究,針對旅游生態方面的研究較為匱乏。此外,由于不同因素對旅游生態效率與旅游生態網絡結構兩者關系的影響并不獨立,需要從組態視角對兩者關系復雜化的背后機制進行分析。

國內外對旅游生態效率的研究已相對成熟,旅游生態網絡結構相關研究也逐漸增加,但探討旅游生態效率與旅游生態網絡結構兩者關系的研究仍較為缺乏。長三角地區作為探索生態文明建設較早的地區之一,于2013年發表的環境保護宣言提出共同構建區域環境保護體系,以協同推進生態文明建設?；诖?本研究選取2013年、2016年、2019年、2021年為時間節點,以長三角地區41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為研究對象,利用數據包絡分析法、社會網絡分析法和耦合評價模型測算、分析旅游生態效率與旅游生態網絡優勢度兩者的各自發展水平與關聯水平,并采用fsQCA組態分析方法對兩者耦合協調發展的驅動因素和發展路徑進行探究,為長三角地區生態文明建設與旅游可持續發展提供理論依據。

1 研究區域、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1.1 研究區域

長三角地區包括上海市、安徽省、浙江省和江蘇省“三省一市”的共41個城市。長三角地區是我國經濟最發達、開發程度最高的地區之一,其一體化發展使得城市之間的聯系更加緊密,生態要素流動更加高效便捷,生態保護合作和聯動發展更加深入,對我國其他地區高質量發展具有示范帶動作用。

1.2 研究方法

1.2.1 旅游生態效率測算

旅游生態效率有單一比值法、指標體系法和模型法3類測度方法。參考已有研究[8-10],采用數據包絡分析法(DEA)計算旅游生態效率?；诜瞧谕a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既考慮了松弛變量的影響,也解決了區分有效決策單元差異問題,還同時包含了投入、期望產出和非期望產出指標,評價結果更加準確。

1.2.2 旅游生態網絡優勢度測算

借鑒程慧等[22]、王凱等[28]的研究,采用修正的引力模型測算長三角41個城市的旅游生態效率空間關聯水平,構建長三角城市之間旅游生態效率空間關聯矩陣。借鑒相關研究成果[26,29-30],以矩陣數據均值作為臨界值,建立41×41的有向二值空間關聯矩陣。

運用社會網絡中的中心性分析方法,從“關系”視角探析長三角地區旅游生態效率空間關聯網絡結構特征。中心性包括程度中心性、中介中心性和接近中心性。具體計算參考韓劍磊等[26]的研究。參考王釗等[27]的研究,將各項指標用極差法進行標準化處理,按一致性原則對標準化值進行加權求和,計算各市的旅游生態網絡優勢度。

1.2.3 耦合協調模型

構建旅游生態效率與旅游生態網絡優勢的耦合協調度模型,衡量效率與優勢度二者之間的協同發展水平。具體方法參考王釗等[27]的研究。

1.2.4 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

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fsQCA)具有質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雙重屬性[31],是基于布爾代數和集合論的組態分析[32],通過不同因素組合的多條路徑解釋相同的結果變量。利用fsQCA方法分析旅游生態效率與旅游生態網絡優勢耦合協調度的差異化驅動機制,有助于揭示提升二者耦合協調度的具體路徑。

1.3 指標選取與數據來源

1.3.1 指標選取

基于長三角地區的實際情況和相關數據的可獲得性,借鑒已有研究[33-35]構建旅游生態效率評價指標體系(表1),包含投入、期望產出、非期望產出3個維度的指標,對長三角地區旅游生態效率進行測度。從勞動力、重要資源、資本、能源消耗4個方面選取第三產業從業人數、星級飯店數量、旅行社數量、A級景區數量、公用設施建設固定資產投資和旅游能源消耗作為投入指標。由于多數城市未將旅游業從業人數納入官方統計,因此,參考以往研究[34],選取第三產業從業人數表征。旅游總收入和接待游客總人次為期望產出指標。旅游碳排放量和旅游污水排放量為非期望產出指標。需要說明的是,旅游能源消耗與碳排放采用“自下而上”法,由旅游交通、旅游住宿、旅游活動3個重點領域組成;旅游污水排放量無確定衡量值,參考狄乾斌等[35]的方法,按“旅游污水排放量=污水排放總量×(旅游收入/地區國民生產總值)”公式來測算。

表1 旅游生態效率評價指標體系

旅游生態效率與旅游生態網絡優勢的耦合協調度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參考相關研究[22,26,29],選取6項指標作為影響二者耦合協調度的因素,將科技發展水平、對外開放程度、政府規制能力、環境規制力度、經濟發展水平、教育發展水平作為前因變量,分別采用專利授權數(件)、進出口額(萬元)、節能環保財政支出(億元)、建成區綠化覆蓋率(%)、人均GDP(元)以及教育經費數額(萬元)作為指標表征。

1.3.2 數據來源

2013年、2016年、2019年、2021年各要素指標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長三角地區41個城市統計年鑒、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2 結果與分析

2.1 旅游生態效率與旅游生態網絡優勢度時空變化

2.1.1 旅游生態效率的時空變化

運用MaxDEA軟件,基于非期望產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測算長三角地區41個城市旅游生態效率值,借助ArcGIS軟件的自然斷點法劃分為高效率地區、中等效率地區、較低效率地區和低效率地區并進行空間可視化(圖1)。

從趨勢上看,長三角地區整體旅游生態效率水平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均值從2013年的0.74上升至2019年的0.86,2021年下降至0.52。從空間分布來看,長三角地區旅游生態效率存在顯著的不均衡性,位于中等效率水平及以上地區主要集中在長三角南部,隨著時間推移該特征區域逐步向北部轉移。第一,蘇州、無錫等地區經濟發達,在生態保護資金和科技創新等要素投入方面具有規模優勢,助推旅游高質量發展。第二,池州市森林覆蓋率高達60%,擁有優越的生態旅游資源和良好的生態環境基礎。第三,宿州市有“中國云都”之稱,科技對旅游業的滲透助力旅游新業態與環境保護工作,推動旅游生態綠色健康發展。第四,杭州市旅游業起步較早,長期粗放式開發形成的累積效應引致旅游生態效率的下降。第五,淮南、淮安等地區旅游資源開發利用率低,產品供給結構不合理,對生態環境保護重視不足,導致旅游生態效率偏低。

圖1 長三角地區旅游生態效率時空分布

2.1.2 旅游生態網絡優勢度的時空變化

根據公式計算得到長三角地區旅游生態網絡優勢度,借助ArcGIS軟件的自然斷點法劃分為高優勢度地區、中等優勢度地區、較低優勢度地區和低優勢度地區并進行空間可視化(圖2)。

從趨勢上看,長三角地區旅游生態網絡優勢度均值為0.27,總體優勢度偏低。低優勢度地區逐漸向較低優勢度和中等優勢度地區轉變,表明長三角地區整體旅游生態網絡優勢度不斷提升。從空間分布來看,長三角地區旅游生態網絡優勢度空間結構演變較為穩定,大致呈現出以江蘇省南部為中心的“核心-邊緣”空間結構。第一,蘇州市作為連接蘇南、滬、浙北的重要城市,便于發展區域性生態旅游。第二,無錫市作為長三角區域中心城市,在長三角一體化進程中走在區域旅游合作發展前列,建設低碳綠色交通,開發綠色旅游產品。第三,南京市作為全國綜合交通樞紐,不斷優化全域旅游發展環境,促進旅游環境共治。第四,揚州、常州、鎮江等地區承接上海、南京旅游的輻射和溢出,生態環境共保共治,網絡優勢度提升。第五,宿遷、淮安等地區處于網絡邊緣位置,交通基礎設施相對落后,環境保護力度不足,旅游生態網絡優勢度低。

圖2 長三角地區旅游生態網絡優勢度時空分布

2.2 空間關聯與耦合協調水平分析

2.2.1 空間關聯水平分析

運用二維散點圖來分析旅游生態效率與旅游生態網絡優勢度的關聯水平,分為高-高、低-高、低-低、高-低4種空間集聚類型。

① 高旅游生態效率與高旅游生態網絡優勢度(高-高集聚)。上海、蘇州、無錫等地區不僅自身交通發達,還重視與長江經濟帶沿線重點城市的旅游深度合作,互通互聯,打造區域旅游融合品牌,節約自身治理成本。池州市生態旅游資源優越,森林覆蓋率高,再加上交通運輸的持續改善,實現了“雙高”。常州市主動融入上海輻射圈,承接上海市旅游優質資源、生態技術、專業人才的外溢,促進旅游業綠色發展和產業升級,躍遷至高-高集聚區域。

② 低旅游生態效率與高旅游生態網絡優勢度(低-高集聚)。2019年僅揚州市代表該區域發展特征。揚州市位于江蘇省中部,是重要的水路運輸樞紐,且鄰接南京,受到南京的經濟輻射,形成高網絡優勢度。在生態效率方面,揚州旅游業起步較早,取得良好成效,但后期生態保護存在薄弱環節,環境問題未得到有效解決。

③ 低旅游生態效率與低旅游生態網絡優勢度(低-低集聚)。溫州市旅游生態效率較低,且生態網絡優勢度也不高,一方面是內部交通體系不是很緊密,規模密度低,另一方面或是跨區域交通基礎設施存在短板,對周邊地區輻射帶動作用偏弱。宿遷、淮安、淮南等地區旅游業發展滯后,旅游資源利用效率低下,生態環境問題比較突出,且地理區位處于邊緣,與其他地區關聯不足,受距離衰減作用影響明顯。

④ 高旅游生態效率與低旅游生態網絡優勢度(高-低集聚)。合肥、蕪湖等地區創新綠色旅游新技術,科技治污,高質量改善環境,生態效率提高,但由于與周邊城市聯系較弱,輻射帶動能力不足,阻礙區域間的要素流動,生態關聯度低。麗水、衢州、舟山等地區擁有優質的生態旅游資源,環境質量排名靠前,但由于交通建設存在短板,網絡關聯較差。

2.2.2 耦合協調水平分析

運用耦合協調度模型測算長三角地區旅游生態效率和旅游生態網絡優勢度耦合水平,依據自然斷點法將其分為高度耦合地區、中高度耦合地區、中度耦合地區和低度耦合地區4種類型并進行空間可視化(圖3)。

長三角地區整體旅游生態效率和旅游生態網絡優勢度耦合協調度平均值為0.5,處于中度耦合水平。二者的耦合空間分布格局與旅游生態效率的空間分異基本一致。中度耦合水平以上的城市占91%,說明長三角地區的協同發展處于良性狀態。高度耦合城市數量占比增加,中高度耦合、中度耦合、低度耦合城市數量占比減少,耦合協調度均值由0.35上升至0.53。上海、蘇州、無錫等地區交通發達,旅游高質量發展,注重生態環境合作,資源要素跨區域自由流動,以合作的方式減少旅游發展中的環境問題,實現高度協調。中高度耦合城市為組團塊狀模式布局,主要分布在浙江省西部,隨著時間推移,該特征區域逐步向江蘇省以及安徽省中部擴展,這些城市大多旅游生態效率較高,但由于城市內部交通基礎設施存在短板或缺少旅游資源的合作共享與交通的互通互利,資源的利用效率較低,呈中高度耦合發展態勢;中度耦合城市主要分布在安徽省以及江蘇省中部,隨著時間推移該特征區域逐步向浙江省轉移。

圖3 長三角城地區旅游生態效率與旅游生態網絡優勢度耦合協調度

2.3 耦合協調水平影響機制分析

2.3.1 單個條件的必要性分析

運用fsQCA軟件分析旅游生態效率與旅游生態網絡優勢度耦合協調度的影響因素,以2019年為例。首先對各個條件的“必要性”進行檢驗,單變量必要性檢驗主要分析影響因素是否為結果變量的必要條件。本研究將各變量得分的5%,50%和95%分位點作為完全不隸屬、交叉點和完全隸屬的3個錨點,對樣本數據進行校準。結果表明,單變量一致性均低于臨界值0.9。因此,不存在影響高耦合協調度的必要條件。

2.3.2 條件組態的充分性分析

將一致性閾值設定為0.8,案例閾值設定為1.0,運用fsQCA軟件中的標準分析,探究高耦合協調度的組合路徑。輸出結果包含復雜解、中間解和簡單解,由于復雜解是根據案例條件未做處理分析得出的結果,因此,通過中間解與簡約解的嵌套關系對比識別核心條件和邊緣條件。結果顯示,生成高耦合協調度的路徑是多元化的,共存在3條組態路徑。由結果可知,總體一致性為0.8,總體覆蓋率為0.56,均高于臨界值,表明實證分析有效。

在組態1中,高科技發展水平發揮核心作用,高對外開發程度和高經濟發展水平發揮輔助作用。說明在政府規制力度不足和教育發展水平不高的情況下,通過高科學技術水平驅動旅游生態效率提升,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減少能源消耗。例如鎮江市成為低碳試點城市后,建立低碳城市建設管理云平臺。在低碳景區的建設中,除了建筑、交通、基礎設施低碳化外,還有低碳信息化建設,“低碳理念+低碳技術”共同助力低碳景區發展。

在組態2中,高科技發展水平、高政府規制力度和高經濟發展水平發揮核心作用,高環境規制力度發揮輔助作用。政府對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的重視和高水平的科技實力,共同助力旅游生態效率的提高。如蕪湖市發布關于全面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實施意見,把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投入放在首位,加強科技創新引領,致力于生態的保護。

在組態3中,高政府規制力度和高經濟發展水平發揮核心作用,高科技發展水平、高對外開放程度和高教育發展水平發揮輔助作用。如上海、南京、蘇州等地區為我國一線城市,政策支持,經濟發達,技術、人才、資金要素的暢通流動和高質量聚集保障旅游生態效率和旅游生態網絡優勢處于領先地位。

3 結論、建議與討論

3.1 結論

(1)2013—2021年,長三角地區整體旅游生態效率水平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中等效率及以上地區由南部逐步向北部轉移。長三角地區旅游生態網絡優勢度總體水平偏低,但整體呈上升趨勢,大致呈現出以江蘇省南部為中心的“核心-邊緣”空間結構。

(2)從旅游生態效率與旅游生態網絡優勢的關聯水平變化情況看,長三角地區的整體生態環境在逐步改善。高-高集聚區城市數量持續增加,低-高集聚區城市數量小幅下降,低-低集聚區城市數量先下降后上升,高-低集聚區城市數量波動減少。

(3)旅游生態效率與旅游生態網絡優勢度耦合協調度呈上升趨勢,均值由2013年的0.35上升至2019年的0.53。中度耦合水平及以上的城市占91%,高度耦合城市數量增加,中高度耦合、中度耦合、低度耦合城市數量減少,說明長三角地區的協同發展處于良性狀態。

(4)旅游生態效率與旅游生態網絡優勢耦合協調度受多種因素共同影響。任何單一影響因素均非提高耦合協調度的必要條件,高耦合協調度是多種因素協同交互下共同影響產生的結果。組態分析共發現3條引發高耦合協調度的路徑。

3.2 建議

在長三角一體化發展過程中,各省市要選擇好發展路徑,繼續發揮高科技水平、高政府規制力度和高經濟水平等優勢因素,注重區域生態環境保護協作治理,健全區域合作協調機制,探索生態環境共保聯治新路徑。上海市應增強與周邊地區的聯系,發揮輻射帶動作用,推動周邊低效率地區發展。江蘇省要充分發揮其交通優勢,加強區域聯動,積極主動開展區域生態環境保護合作。安徽省一方面要發揮科技創新優勢,推進綠色低碳技術創新與應用,助力低碳綠色旅游,改善生態環境質量,筑牢綠色生態屏障;另一方面要加大對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發揮其交通區位優勢,實現與周邊地區互聯互通。浙江省應完善跨區域交通設施建設,鼓勵省內省外旅游合作,實現跨區域旅游資源有效整合,推動區域協調發展。

3.3 討論

本研究探討了旅游生態效率與旅游生態網絡結構兩者之間的關系與驅動路徑,為促進區域旅游高質量和可持續發展提供理論基礎。后續研究中以下方面可繼續深入:研究數據僅采用了4個年份,在時間演化上分析不夠詳盡;對旅游生態效率與旅游生態網絡優勢耦合協調度的影響因素可繼續挖掘,多因素的拓展必然會更精準地把握二者耦合協調度的變化;旅游生態效率與旅游生態網絡結構兩者之間的關系與影響因素非常復雜,更多的案例選擇和方法創新可以展開更多視角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