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生態效率時空演變及影響因素分析

張樨樨, 韓麗穎，曹正旭

(1.中國石油大學(華東) 經濟管理學院,山東 青島 266580;2.數字化轉型研究中心,山東 青島 266580; 3.中國海洋大學 管理學院,山東 青島 266100)

0 引言

生態環境已成為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難題,經濟社會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是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關鍵。我國不斷謀求經濟高質量發展,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理念,推進經濟綠色轉型,但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產生的水污染、大氣污染、重金屬污染等難以在短時間內徹底逆轉,高能耗、高污染仍是阻礙我國經濟實現高效綠色發展的瓶頸。黃河流域在我國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方面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也是關鍵的資源開發產業帶。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年10月視察黃河入?？跁r,深入了解黃河水位和黃河三角洲生態狀況,強調了黃河流域在經濟綠色轉型發展中的關鍵作用。作為黃河流域綠色發展的先導區和示范基地,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協調發展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熱點。而長期高能耗高污染粗放式發展,導致該區域環境污染與生態失衡。探究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生態效率演化及其影響因素,對改善區域生態環境、推進經濟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生態效率平衡生態和經濟兩方面效益,是綠色發展的定量描述,同時還是循環經濟的適宜測度[1]。隨著經濟高質量發展觀念的興起,生態效率逐漸成為研究熱點,引發眾多國際機構從不同角度對生態效率提出全新定義。世界可持續發展工商業委員會(WBCSD)以滿足人類發展基本需求為出發點,將生態效率定義為在滿足人類基本生活生產需求的同時降低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2]。國內關于生態效率的研究中,學者將其定義為社會經濟價值產出和物質資源消耗之比,反映了經濟發展與環境倒退的分離關系[3]。當前國內外對生態效率的定義并未統一,但其內涵是一致的,即通過優化資源配置,降低經濟發展對環境的負面影響,追求經濟效益最大化,進而實現經濟綠色可持續發展。

關于生態效率評價,已有豐富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一是生態效率指標體系構建。生態效率的評價指標主要包含經濟產出、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經濟產出以GDP為核心指標,同時財政收入[4]、工業增加值[5]、基本商品輸出價格[6]、消費品零售額[4]等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區域的經濟價值。資源消耗主要包含資本、能源、勞動力和土地4個方面投入,由于區域資源稟賦存在差異,部分學者也以環保投入[7]、水資源[8]、農用地面積[9]等衡量資源投入。環境污染主要是從固體污染物、廢氣和廢水的排放量出發[10-12],以煙塵、粉塵、固液污染物、SO2和CO2等為核心量化指標。二是生態效率評價方法。生態效率評價方法主要包括綜合指標體系法[13]、單一比值法[14]、生態足跡[15]及能值分析法[16]和DEA模型[17]等,其中DEA模型打破了生產函數的限制,應用最為廣泛。但DEA模型在效率測度時忽略了經濟活動造成的污染排放等非期望產出,僅將經濟效益納入模型中,違背了生產實際[18-19]。非期望產出模型(Undesirable-SBM)則充分考慮了松弛變量與非期望因素[20],測度生態效率時可彌補上述不足,使效率值更加準確。三是生態效率空間尺度研究。生態效率評價主要劃分為國家、省級、市級3個層次。在國家層面上,R.Puertas等通過測度歐洲各國的生態效率,認為東歐與西歐出現生態效率差異的主要因素為氣候和環境政策[21]。在省級層面,屈小娥通過分析我國30個省份的生態效率探討生態效率的空間集聚狀況,結果表明我國生態效率東高西低,形成兩個不同的聚集區[22]。城市層面的研究主要針對京津冀[23]、長三角[24]和珠三角[25]等城市群。此外,生態效率的測評也逐步向行業聚焦,延伸至農業[26]、旅游業[27]、工業[28]等領域。四是生態效率影響因素研究。生態效率影響因素研究方法主要有Tobit模型[29]、OLS模型[30]、面板回歸模型[31]、多元線性回歸模型[32]等,其中Tobit模型常用于分析因變量受限的情形,能夠有效避免參數估計偏差,應用最為廣泛。研究發現,城鎮化水平與生態效率之間呈不對稱“U”型關系[33]。產業結構變動對生態效率的影響具有不確定性,其中第二產業比重增加會導致生態環境退化[34]。外商直接投資(FDI)對生態效率的影響取決于外資質量與數量,合理引入外資才能夠提升生態效率[35]?？萍紕撔峦ㄟ^提高生產、資源和能源利用效率,促進生態效率改善[36]。環境治理能力與基礎設施保障程度對生態效率提升具有顯著的推動作用,基礎設施保障程度主要通過提高效率改善生態環境[37-38]。此外,資源狀況[39]、工業化程度[40]、人口規模[41]等因素也被廣泛納入到生態效率影響因素研究中。

基于對現有文獻的梳理,生態效率相關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但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以縣域生態效率為切入點對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的研究較少,缺乏對該區域縣域生態效率時空變化的全局性、系統性分析。第二,當前對于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的研究通常以整體作為研究對象,并未下沉至縣域尺度,縣域因數據獲取困難,相關研究較為有限,而縣域單元能更精細地反映區域環境發展的差異化程度。第三,已有研究主要根據整體樣本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區域整體生態效率影響因素,忽略了不同類型縣域主要驅動因素的差異性。本研究以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19個縣域為研究對象,采用非期望SBM模型測算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縣域生態效率,分析時空格局及演變特征,并基于分析結果將縣域劃分類別,運用Tobit模型分別探索區域整體與各類型縣域影響生態效率的關鍵因素,最后為提升區域生態效率、推進黃河三角洲高質量發展提出可行性建議。

1 研究區域、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1.1 研究區域

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地處黃河入?？?位于膠東半島西部,德州東部,南靠濟南城市圈,京津冀經濟帶以南,是魯北沿海區域與黃河歷史沖積平原向四周蔓延形成。區域范圍包括東營、濱州兩市的縣(市、區)以及濰坊的壽光市、寒亭區、昌邑市,德州的樂陵市、慶云縣,淄博的高青縣和煙臺的萊州市共19個縣(市、區),總面積約2.65萬km2。

1.2 數據來源與指標選取

數據主要來源于2011—2021年《東營統計年鑒》《德州統計年鑒》《濱州統計年鑒》《煙臺統計年鑒》《濰坊統計年鑒》《淄博統計年鑒》、各縣(市、區)統計年鑒、各縣(市、區)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各縣(市、區)環境空氣質量狀況報告。選取2010—2020年為時間序列譜,缺失數據通過月度數據均值或插值進行替代。

借鑒現有研究成果[7,17,23],同時考慮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各縣域信息公開情況與數據可獲得性,選擇投入與產出指標進行生態效率測算(表1)。

表1 生態效率評價指標體系

1.3 研究方法

1.3.1 SBM模型

通過T.Kaoru構建的基于非期望產出的SBM模型,來衡量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生態效率[42]。

1.3.2 核密度估計方法

核密度估計是一個非參數隨機變量概率密度估計方法,利用連續密度曲線可以描述變量的分布與演化特征。

1.3.3 面板Tobit回歸模型

Tobit模型最早由J.Tobin提出[43],也被稱為樣本模型和受限因變量模型,適用于因變量連續且取值受到某種限制的情況。

2 結果分析

2.1 時間演變規律

2.1.1 區域生態效率評價

運用非期望SBM模型,測算2010—2020年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19個縣域的生態效率值,并繪制研究期內總體生態效率變動圖(圖1)。

從整體生態效率水平來看,2010—2020年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整體生態效率波動幅度相對較小,基本保持在0.7左右,但近幾年出現先下降后提升趨勢。2010—2016年生態效率呈現平穩態勢,且于2013年和2016年達到峰值,2016—2018年效率值持續降低,直到2019年生態效率值才呈現增長趨勢。探究深層原因,2011年山東省印發《山東省環境保護“十二五”規劃》,將環境保護視為發展的重要抓手,黃河三角洲作為山東省生態環境提升的關鍵切入點,也在“十二五”期間實現環境的持續性改善,保證該階段生態效率相對穩定與小幅度波動上升,出現2013年與2016年兩個小高峰。山東省作為新舊動能轉換試點,2017年全省開始實施新舊動能轉換,對高能耗、高污染企業進行整頓關停,舊的產能被清除,新的動能尚未形成體系,新舊動能轉換不及時,使得山東省整體經濟發展緩慢。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各縣域經濟長期依賴傳統產業,這也直接影響了黃河三角洲各縣域經濟發展,新舊動能轉換受阻導致生態效率持續降低,最終在2018年達到最低值。但伴隨新舊動能轉換進一步深化與部分地區新產業模式的突破,山東省度過陣痛期,經濟發展開始步入正軌,生態效率成功實現觸底反彈,出現持續向好態勢。

圖1 2010—2020年黃河三角洲 高效生態經濟區總體生態效率變動

2.1.2 核密度分析

根據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2010—2020年縣域城市生態效率值進行核密度估計并繪制核密度曲線(圖2)。從分布形態看,核密度曲線呈明顯的“M”型雙峰并立格局,說明黃河三角洲縣域生態效率存在兩極分化。伴隨年份增加核密度曲線右端開始上抬,呈現出一高一低雙峰分布,表明高效率值縣域數量增多,區域整體生態效率向好發展。從位置變化來看,核密度曲線左尾延長度變化較大,表明生態效率位于低位區的縣域波動情況相對較大,位于高位區的縣域波動情況較小,基本能夠保持穩定。

圖2 2010—2020年黃河三角洲 高效生態經濟區縣域生態效率核密度曲線

2.2 空間特征分析

2.2.1 空間演化特征分析

根據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生態效率測算結果,對各縣域生態效率進行可視化分析。利用自然間斷點分級法,考慮篇幅的限制,僅繪制2010年、2013年、2016年和2020年的生態效率空間分布(圖3)。

圖3 2010年、2013年、2016年和2020年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縣域生態效率空間分布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cological efficiency of counties in high efficiency eco-economic zone of Yellow River Delta in 2010, 2013, 2016 and 2020

從整體來看,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縣域生態效率空間差異明顯,主要呈“川”字型高值分布特征,低值縣域穿插分布于高值縣域之間。從各縣域來看,樂陵市、慶云縣、墾利縣、利津區、壽光市等縣域生態效率處于較高水平且始終保持穩定。河口區、東營區、惠民縣、博興區等縣域生態效率始終處于較低水平,主要因為這些地區經濟發展模式粗放且產業轉型存在一定困難,加上污染排放與資源過度開發問題的堆積,導致生態效率長期落后。地方政府應加強對企業的管制,遏制污染物的過度排放,加速傳統企業的創新轉型。沾化區、陽信縣、廣饒縣的生態效率在該階段得到一定的改善,逐步實現等級躍升,鄒平市、高青縣卻因過快的產業調整,經濟產出大幅度下降,導致生態效率逐漸向低等級退化,政府應放慢轉型速度,逐步淘汰高污染、高能耗產業,推動經濟平穩發展。

2.2.2 聚類分析

利用2010—2020年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縣域生態效率的測算結果與年增長率,運用聚類分析法,將19個縣域劃分為4類(表2)。

表2 黃河三角洲縣域生態效率聚類結果

第一類為高位保持類,包含慶云縣、樂陵市、墾利區、利津縣、壽光市。這類縣域生態效率始終保持在區域前列,并且波動范圍較小,呈絕對的穩定性。作為中國綠色發展優秀縣域,慶云縣對經濟可持續發展高度重視,能夠在較長時間內處于區域生態效率的領先地位。樂陵市對于環境保護采取污水一體化整治、建設秸稈禁燒高空瞭望平臺和提高產業環保準入門檻等地區特色防治措施,不斷加大財政投入,致力打造生態宜居環境。墾利區和利津縣實現生態效率高水平發展則得益于對陸源污染的嚴格把控,完善廢水和廢氣治理政策與措施,同時強化入海河流綜合整治,確保污染狀況的實時監控。壽光市主要以蔬菜產業為發展引擎,在拉動經濟向前邁進的同時實現環境的持續性改善。

第二類為中高位波動類,包括萊州市、鄒平市、高青縣、無棣縣、昌邑市。該類縣域在前期生態環境狀況良好并處于相對穩定狀態,但普遍于2016年后出現明顯下降,隨后呈現波動回升態勢。主要是由于該時期經濟轉型升級所暴露的問題致使各縣域經濟運轉出現停滯甚至后退,各地政府被迫加速改革,產出效益遭受巨大影響而引發生態效率降低。其中鄒平市生態效率跳躍幅度最為顯著,前期依靠卓越的民營企業保障了經濟的平穩發展,2016年以后鋼鐵與電解鋁兩大傳統產業所造成的落后產能與環保壓力致使鄒平市的發展負擔過重,被迫轉移和關停部分產業,經濟產出大幅下降,這是鄒平市經濟轉型升級必然要經歷的陣痛,而如何甩掉傳統產業的發展包袱從而實現高質量發展是鄒平市需要考慮的問題。

第三類為中低位提升類,包含廣饒縣、濱城區、寒亭區、陽信縣、沾化區。該類縣域在研究時段初期生態效率水平較低且與其他縣域存在較大差距,而隨后依靠綠色生態產業,實現了經濟高質量發展。廣饒縣依托特色的現代農業,聚焦鄉村全面振興,激發內生動力,成功走上生態經濟雙贏道路。寒亭區則以生物醫療與配套產業為主導,大力發展實體經濟。沾化區通過藍色經濟產業體系的建立,海洋綜合開發與海洋服務業成為助推沾化區經濟發展的堅實基礎,綜合實力逐步提高并帶動生態效率攀升。濱城區和陽信縣憑借地處黃河灘邊的自然生態優勢,大力推廣生態農業與特色旅游產業,不斷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

最后一類為低位停滯類,包括博興縣、惠民縣、河口區、東營區。該類縣域在2010—2020年生態效率始終處于較低水平,未表現出較為明顯的上升趨勢,主要是由于該類縣域經濟發展缺乏動力、負擔過重,生態效率提升受到限制。其中東營區生態效率處于該區域最低并存在下降趨勢。勝利油田在此駐扎,導致東營區整體產業結構偏重,新興產業發展動力不足,污染物排放問題難以得到妥善解決,生態環境每況日下,加快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是該類縣域應采取的優先舉措。

2.3 生態效率影響因素分析

為充分把握影響生態效率的關鍵因素,需對相關因素進一步分析。參考已有研究成果[39-41]及區域特點,構建生態效率影響因素分析框架(表3)。

表3 黃河三角洲生態效率影響因素指標

為減少數據異方差問題對回歸結果的負面影響,對解釋變量采取對數處理,在回歸分析前先檢驗變量間的多重共線性。結果顯示,各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基本處于2以下,遠小于10,表明解釋變量間不存在嚴重共線性,可直接進行回歸分析(表4)。

2.3.1 區域整體生態效率影響因素分析

從區域整體回歸結果可以看出,科技創新水平、環境治理能力與基礎設施保障程度對區域整體生態效率提升具有正向促進作用?？萍紕撔滤降奶嵘馕吨斦?、社會資源與人才正不斷向科研與高新技術領域傾斜,對傳統重工業依賴性減弱,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與生產效率的提升帶動著資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大幅度降低,從而促進生態效率提高。此外,污染處理率每提升1個單位,生態效率值能夠提高0.043。黃河三角洲各縣域尤其是東營區、濱城區、鄒平市等傳統工業所在地,在經濟飛速發展過程中生產廢棄物不斷堆積,對區域的生態發展造成不良影響,污染物治理水平的提升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該問題的惡化,將部分廢棄物進行有效處理與回收利用,促進區域經濟實現綠色循環發展。交通基礎設施的保障程度對生態效率具有更為顯著的正向影響,交通基礎設施的完善能夠帶來良好的運輸條件與運輸效率,通過時空壓縮效應與網絡效應,擴大資源共享與循環,提高資源使用效率,有效改善生態效率。

表4 黃河三角洲縣域生態效率影響因素回歸結果

產業結構與對外開放程度對區域生態效率具有較為顯著的負向影響。在研究時段內,黃河三角洲各縣域正處于產業轉型升級的攻堅期,短時間內難以剝離傳統工業對資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巨大壓迫,生態效率的提升難以獲得明顯效果,而新產業尚未站穩腳跟,無法快速帶來卓越的經濟產出,使區域經濟發展寸步難行,經濟效益與環境惡化之間難以實現對沖,最終引發生態效率的逐步下降。外商投資的影響系數也為負值,這主要是由于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整體的經濟發展水平不高,難以吸引高質量企業入駐,較為低廉的勞動力成本致使外資企業多將低端生產制造產業駐扎在此,無法帶動該區域經濟升級,同時也進一步加重污染物的排放問題。

此外,城鎮化水平對黃河三角洲生態效率的提高并未表現出顯著的影響。城鎮化水平的回歸系數為負值,這表明城鎮化水平對生態效率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這可能是由于農村人口向城市融入導致城鎮人口壓力增加,對城市基礎設施、住房與交通需求激增,建筑和市政施工所形成的揚塵與機動車排放的尾氣對城市環境造成負面影響。城市建設用地擴張及壓縮綠地規模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區域生態效率。

2.3.2 區域生態效率影響因素時間差異化分析

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生態效率以2016年為分水嶺,前后呈現不同的波動態勢。因此,以此作為分界點,探討區域整體在前后兩時段內影響因素的差異性。

從回歸結果看出,對于前后兩個時期區域生態效率變動,城鎮化水平與產業結構均呈現負向影響,基礎設施保障程度均呈現顯著正向作用。環境治理能力只在前期對生態效率具有顯著促進作用,說明區域整體污染處理能力大幅度提高,工業生產造成的污染堆積問題正逐步得到解決?？萍紕撔滤絼t僅在后期呈顯著正向影響,2017年后各縣域經濟發展布局正逐步向新興產業與高新技術產業傾斜,強化了對技術創新升級的依賴性,研發投入增加對當前生態效率提升更為有效。

2.3.3 區域生態效率影響因素空間差異化分析

高位保持類縣域環境治理與資源保障能力突出,經濟社會發展狀況較好并已逐步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改造,生態效率水平基本保持在0.75以上。從回歸結果上看,大部分因素對高位保持類縣域生態效率提升的影響不顯著,這主要由于該類縣域的經濟與環境狀況已處于穩定期,較為完備的產業發展體系與資源環境協調系統在帶來良好生態效益的同時,也使生態環境的提升潛力較小,多數因素已無法引起生態效率的明顯波動。對外開放程度顯著抑制高位保持類縣域生態效率提升,說明該類縣域所引入的外資企業中污染密集型企業占比較高,對區域環境造成惡劣影響,政府治污成本大幅度增加。因此,該類縣域應重視對外資企業的甄別,剔除高污染企業,并加強對外資企業的環境監管力度,推進企業的源頭治理。僅科技創新水平對生態效率提升具有顯著正向作用,科技創新是當前高位保持類縣域提高生態效率的關鍵性因素。政府應加大科技投入,推動高新技術發展,提升科技對經濟發展的支撐力度。

中高位波動類縣域同樣具有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但對轉型升級的需求較為迫切,研究期內生態效率波動幅度明顯?；貧w結果發現,城鎮化水平、產業結構與對外開放程度對縣域生態效率提升有顯著抑制作用,這與區域整體回歸結果類似。中高位波動類縣域前期粗放式經濟發展模式弊端逐步凸顯,產業布局缺乏合理性,追求發展速度而忽略發展質量,導致生態效率不平穩。環境治理能力對中高位波動類縣域生態環境改善具有顯著正向影響,該類縣域環境污染問題長期存在,改進治污設備與技術、提升治污能力是生態效率回升的關鍵。

中低位提升類縣域作為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產業轉型升級的先行者,經濟已步入良性發展軌道,生態效率呈現出較大的發展潛力?；貧w結果發現,除城鎮化水平對縣域生態效率呈負向影響以外,其余因素均顯示出顯著正向作用。這意味著中低位提升類縣域的產業結構與外商投資環境正逐步合理化,但與之相匹配的科技水平、治污能力與基礎設施完善程度仍需進一步提升,為縣域后續發展提供充足保障。

低位停滯類縣域經濟發展缺乏動力,資源趨于枯竭,環境污染問題突出,導致生態效率長期低于區域平均水平。從回歸結果來看,產業結構對縣域生態效率提升呈現出顯著負向影響,當前低位停滯類縣域仍未找到產業結構升級的突破口,傳統工業逐漸衰退,而新興產業發展成效不佳,經濟產出遭受嚴重阻礙,快速找尋適宜的產業發展道路是該類縣域突破生態效率提升瓶頸的重點?？萍紕撔滤?、環境治理能力與基礎設施保障程度顯著促進縣域生態效率,高新技術與良好的交通設施能夠提升生產與資源配置效率,治污水平對依賴傳統工業的低位停滯類縣域更為關鍵,可有效改善縣域生態環境,避免污染物持續累積。

3 結論與建議

3.1 結論

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2010—2020年整體生態效率保持相對平穩,于2013年和2016年達到峰值,之后由于新舊動能銜接不暢導致效率顯著降低,2019年生態效率才呈現增長趨勢。各縣域生態效率值存在兩極分化,低值縣域波動幅度相較于高值縣域更為顯著。

黃河三角洲生態效率空間分布呈現“川”字型高值分布特征,高值縣域與低值縣域穿插分布。研究區域縣域可劃分為高位保持、中高位波動、中低位提升、低位停滯4類,大部分縣域生態效率保持穩定,但也有部分縣域出現顯著的向下波動。

整體上,科技創新水平、環境治理能力與基礎設施保障程度促進生態效率提升,產業結構與對外開放程度對生態效率具有負向影響?？萍紕撔滤脚c環境治理能力在前后兩時段內對生態效率的影響存在一定差異。分區域看,對于高位保持類縣域而言,對外開放程度具有顯著負向影響,科技創新水平呈現正向影響。對于中高位波動類縣域,城鎮化水平、產業結構與對外開放程度對生態效率具有抑制作用,環境治理能力呈現顯著的正向驅動作用。對于中低位提升類縣域,僅城鎮化水平呈負向影響,剩余因素影響系數均為正。對于低位停滯類縣域,產業結構呈現負向影響,科技創新水平、環境治理能力與基礎設施保障程度具有正向促進作用。

3.2 建議

(1)因縣制宜科學調整產業結構。各市應依照當地的地理與技術優勢,大力發展特色產業,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吸取中低位提升類縣域經驗,落后縣域應以政府為主導,開辟適宜的新興產業發展路徑,著力推進高新技術產業,因縣制宜優化產業結構。東營市的東營區、河口區長期以重工業為主導,產業結構缺乏彈性,嚴重損害地區生態環境。應大力促進第一、二、三產業協調發展,從單一產業過渡到多元綜合性產業結構。構建以熱帶瓜果、花卉養殖與特色農副產品為主的現代農業,依靠黃河入?？诘奶厥獾乩砦恢?重點推進旅游產業,聚焦文旅融合,提升旅游景區與產品品質,帶動餐飲住宿行業發展,合力打造全國性旅游品牌。濱州市的無棣縣、鄒平市具備一定的能源優勢與工業基礎,急于擺脫傳統工業反而對地區經濟發展不利,應著力推進傳統工業綠色轉型與技術升級,以綠色、循環、低碳為原則,通過技術改造升級,將單一初加工更新為高端精細化制造,提高產品賦值與競爭力。

(2)以科技引領綠色發展。技術發展是治理環境污染最為高效徹底的手段,技術升級不僅包括污染治理與回收利用等生態技術,企業的生產技術與設備升級更為關鍵,抓住末端治理的同時也需從源頭解決污染排放與資源消耗問題,雙管齊下提升生態水平。一方面,政府應增加科學技術投入,通過政策補貼和財政支持,以多種方式激勵企業技術研發,并鼓勵公司研發創新低碳技術、清潔生產技術、回收利用技術等,實現綠色循環低碳發展。另一方面,企業應加快引進先進技術和管理方法,通過合理利用科學技術資源,引入領先技術和高端人才,加快科學和技術成果的轉化,加強產業間合作,推進縣域結構升級。

(3)強化區域生態防治力度。黃河三角洲各縣域工業化發展程度、產業結構存在較大差異,污染排放與資源利用狀況也各不相同,實施統一化管理必然出現顧此失彼、彼此推諉等問題,各縣域應采取適宜的分割化生態防治策略,差異化實施污染防治與節能減排手段。東營、淄博等重工業城市所轄地區,政府應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對傳統企業的產品與技術升級給予政策與資金扶持,推進行業綠色化改造,同時提升行業環保準入門檻與排污檢測力度,徹底杜絕高污染、高能耗企業。濱州與濰坊農業經濟發展迅速,所轄地區政府應高度重視農業面源污染問題,推進農業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細化與執行力提升,加強對畜牧養殖與化肥施用等重污染活動的防控力度,明確污染物排放責任,強調污染源頭預防。

(4)完善基礎設施建設。運輸基礎設施發展應以區域產業布局為基礎。各地政府應努力實現規模經濟,促進區域經濟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將運輸基礎設施建設視為產業規劃的重要工具,最大限度地發揮交通基礎設施的空間效應,吸引資本和人才。持續推進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重點關注高速城際鐵路、城市軌道與5G基站等新型基礎設施發展,改善信息基礎設施性能,振興城市數字經濟,強化基礎設施對經濟轉型升級的支撐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