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流域大遺址文化空間網絡特征研究

朱海霞，黃江濤

(西北大學 城市與環境學院,西安 710127)

0 引言

文化是民族的力量源泉,也是國家最根本的精神動力。在多元時代背景下,社會發展需要完整統一的文化基石來穩固支撐,中華文化的內涵挖掘及系統闡釋是時代的重要任務?！笆奈濉睍r期是我國文物保護利用的重要階段,大遺址概念被單獨提出,其保護利用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有重要價值與意義,《大遺址保護利用“十四五”專項規劃》強調了大遺址的跨區域保護利用,系統、整體性的保護成為現在和未來的方向,對大遺址的研究、保護和利用已從大遺址本體延伸至其形成的文化空間。樸松愛等從文旅融合角度提出了大遺址文化空間是中心理念、核心象征、符號系統、活動主體的系統性構成[1]。劉安全等進一步指出大遺址是其中具有生產性特征的核心文化符號[2]。而針對大遺址文化空間的生產性質,王新文等認為社會空間關系和人之間的社會關系調節非常重要[3]。還有部分學者聚焦于大遺址特色文化空間與文化產業[4]、文化產業集群[5]的發展?？梢钥闯?在大遺址文化空間已經建立保護基礎的情況下,學者們的研究重點轉向大遺址的活化利用,文化的延續與傳承成為其核心。對此,白國慶等倡導科技創新,對大遺址文化空間進行數字化并與當下“空間”有機結合[6],權東計等提出遺產社區共生機制[7]。但這些研究仍局限于單個的遺址文化空間,從文化生態環境[8]和大遺址文化空間評價體系[9]等整體方面的研究存在較多空缺,大遺址文化資源還未得到充分的利用。究其原因,在于眾多大遺址文化空間缺少核心統一的文化主體支撐空間文化凝聚,且各大遺址文化空間單元特征各異,未形成一致的空間度量標準,難以開展多空間單元的對比分析研究。

黃河流域作為中華文化的發源地,孕育了中華文明且文化未有斷止,核心文化主體性強,但其內部大遺址形成的文化空間因地理分布差異大、時間跨度廣、文化類別多樣和區域信息差別大,存在系統分析困難的問題。而由系統工程中延伸出的空間網絡研究,如宏觀層面的網絡[10-12]和微觀層面的網絡[13-14]、多層次結構的網絡[15-16]、實體具象的網絡[17-18]和抽象虛擬的網絡[19-23]以及運用“流”理論進一步抽象的空間網絡[24-27]等研究,其所體現的通過網絡將不同類型的獨立單元連接至同一維度討論的方法從多種層次和角度解決了類似的問題,為黃河流域大遺址文化空間整體規劃提供了基礎路徑。以空間網絡為視角展開對黃河流域大遺址文化空間特征的分析與討論,可彌補當前大遺址文化空間整體研究的缺失,增強大遺址的保護利用基礎支撐,拓寬大遺址文化空間的理論內涵,將大遺址文化空間的研究帶入更廣闊的討論范圍。

1 研究區域與數據來源

1.1 研究區概況

黃河流域大遺址文化空間由多個空間單元共同組成,主要聚集分布于陜西省和河南省?！笆晃濉敝痢笆奈濉逼陂g大遺址文化空間單元得到了基礎的保護,但各單元的整體建設發展、空間文化內涵、空間物質建設和空間保護利用等方面仍表現出較大的差異性。黃河流域大遺址文化空間當前正處于建設演進的關鍵轉折點,空間的不足與潛力需要規劃統一,消除空間存在問題,以促進系統、整體的黃河流域大遺址文化空間建設。

參照《黃河文物保護利用規劃》研究范圍,以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公布的“中國三級流域空間分布”數據界定黃河流域范圍(圖1),按照“十一五”至“十四五”期間大遺址保護利用專項規劃統計大遺址數量,流域內共計有不跨區域(省、自治區)大遺址44處。由于空間連續性關系,將唐代帝陵、西漢帝陵和宋陵拆分為多個文化空間單元統計,最終確定76處大遺址文化空間單元(表1)為研究對象。

圖1 黃河流域不跨區域大遺址空間分布

表1 黃河流域不跨區域大遺址統計表

1.2 數據來源

流域范圍、大遺址基礎屬性及所在區域信息等數據來源于沿黃九省份2021年統計年鑒、沿黃九省份政府網站、天地圖實時衛星影像、中國知網、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網站、收集的電子和紙質文獻資料以及實地調研獲取的資料等,經過整理、歸納后得到。

2 基本理論與技術方法

2.1 研究方法

社會網絡分析作為網絡研究的一種方法,具備多種網絡分析功能,能反映網絡中點、線、面等類型要素的關系特征,其優點在于能對空間中的抽象關系進行網絡轉換,將傳統的網絡無法解釋的現象網絡化,發掘研究對象潛在的、深層次的關聯關系。

2.2 黃河流域大遺址文化空間網絡化思路

網絡化核心本質為發掘大遺址文化空間在過去、現在和未來等不同時期顯性的和潛在的關系,并以這些關系將大遺址文化空間單元連接到同一維度形成整體性空間。首先,明確流域內的大遺址文化空間關聯互動的原理,證實空間網絡化的可行性;其次,提取具有區域性質的、涉及不同空間單元本質共性特征的大遺址文化空間標準單元,解決各空間單元特征難以匹配對等的問題,建立空間網絡化的基礎;最后,以流域內不同大遺址文化空間對標準空間單元識別、賦值,通過社會網絡分析將賦值轉化后的空間單元集成至空間網絡中,并進行權重分配,完成流域大遺址文化空間的網絡轉化。

2.3 黃河流域大遺址文化空間網絡化原理

黃河流域大遺址文化空間較為明顯的聯系來源于遺址內含的核心文化,由于時間更替、功能丟失等因素影響,固有關聯關系逐漸變弱。同時,空間距離的限制和文化需求的不同增強了不同遺址文化空間的割裂感,兩者核心本質在于人、時間、物質三者不協同的變化。在時代背景和人對空間的使用訴求轉變的情況下,大遺址文化空間功能轉變和價值復合化,以及諸如文脈傳承、遺址區域協同保護、空間的整體利用等訴求,成為大遺址文化空間的規劃目標,而科學技術進步、信息化迅速發展、交通條件巨大提升等現實條件為這些目標的實現提供了支撐,新的空間關聯關系也由此產生。研究將空間聯系分為歷史空間的聯系、物質空間的聯系和活化利用空間的聯系3類,以此連接流域內不同空間單元,并通過社會網絡分析方法對其網絡化(圖2)。

圖2 黃河流域大遺址文化空間網絡化原理

2.4 提取大遺址文化空間標準單元

大遺址文化空間標準單元的提取遵循系統性、整體性、代表性和可比性等原則,系統性是指標準單元選取內容能綜合全面地反映大遺址文化空間特征;整體性是指從時間、空間等多種維度考量并提取空間內容;代表性是指標準單元選定內容是高度凝練的且能對應所有遺址;可比性是指選取的衡定指標在不同單元間可進行對比,體現空間的異同。本研究通過對流域內大遺址文化空間特征和屬性信息的收集、整理,將差異化、繁雜無序的信息以類型學視角解析輸出,結合空間生產理論和文化空間理論,歸納信息中包含的空間本質特征。最終,凝聚提煉出由歷史空間、物質空間和活化利用空間共同構成的標準大遺址文化空間單元,具體過程如圖3所示。

圖3 標準大遺址文化空間單元建立過程

歷史空間反映大遺址蘊含的歷史文化,恒定不變,時間維度上以過去的時間線為主,不能具象、真實地呈現,屬于虛擬的空間,空間屬性特征受時間的影響變化明顯;物質空間最直觀,形象感最強,是空間的最終承載體,貫穿時間維度存在,空間屬性特征都能被具體感知;活化利用空間因協調時間、空間和人的關系存在,屬于工具性質的空間,保護、利用是其主題,空間屬性特征的現實性與功能性較強。3類空間聯系緊密,歷史空間是空間核心與本質特色;物質空間承接、表達歷史關系空間,是活化利用空間的基礎;活化利用空間服務于前兩者,并對物質關系空間的改變有指導作用。大遺址文化空間標準單元的具體指標詳見表2。

2.5 大遺址文化空間單元賦值與空間網絡集成

2.5.1 標準大遺址文化空間單元賦值

賦值過程為逐一選擇流域內大遺址文化空間,按標準空間單元的指標內容對其進行數據信息的收集,并將收集的信息處理、轉化為標準大遺址文化空間單元形式,最終將流域中所有的大遺址文化空間單元轉化為內容、形式統一的可對比空間單元。

表2 標準大遺址文化空間單元指標及對應網絡關系權重

2.5.2 空間網絡集成

本研究以各大遺址文化空間單元指標特征間的關聯為網絡構建基礎,運用社會網絡分析方法將各空間納入至同一空間網絡中。由于指標內容在區域化的保護、規劃管理和利用大遺址文化空間時重要性程度不同,因此,以專家打分法和層次分析法進一步確定網絡中各聯系“線”的權重占比,使獲得的空間網絡更能反映流域實際的大遺址文化空間特征,網絡關系指標權重見表2。

3 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從歷史空間網絡、物質空間網絡、活化空間網絡等層次進行分析,以半矩陣的方式錄入數據生成無向網絡,網絡分析工具為Ucinet 6,網絡分析內容包括網絡密度、聯系強度、中心性和凝聚子群等,最終結果可視化由Ucinet和ArcGIS軟件共同完成。其中,基于點度中心性進行中心性分析;采用自然斷點法將遺址文化空間單元相互聯系強度劃分為5類;凝聚子群采用三級劃分,劃分結構均相同。

3.1 黃河流域大遺址文化空間歷史空間網絡分析

3.1.1 網絡密度與聯系強度

歷史空間網絡的網絡密度為0.442 8,網絡中的關系連接數量為2 491次,網絡中空間單元之間僅少部分單元互相獨立。在聯系強度方面,陜西和河南大遺址集中片區內的文化空間單元在片區內部和片區之間產生的高強度聯系數量最多,僅少部分高強度聯系產生于流域邊緣空間單元。流域歷史空間關系整體特征表現為雙中心聚集和邊緣散射兩種主、次結構(圖4)。

圖4 黃河流域大遺址文化空間歷史關系空間網絡與凝聚子群分類

3.1.2 中心性

歷史空間網絡中心性值為14.54%,網絡中心勢不明顯,文化空間單元之間的歷史關聯程度過渡平緩,點度中心性最高值23.18至最低值1.77的遞減過程中無急劇變化階段。局部結構中,由大遺址拆分形成的文化空間單元數量多且歷史本源關聯緊密,因此,其點度中心性數值整體較高。除去被拆分的遺址文化空間,周原遺址、周公廟遺址、邙山陵墓群等遺址文化空間的中心性值相對較高,在流域內具有較高的歷史共性,是流域歷史空間中具有影響力的關鍵單元點。水洞溝遺址、統萬城遺址、中阿房宮遺址等遺址文化空間的點度中心性最低,此類空間單元在網絡中的影響力較小,但本身的歷史文化特征更具特色。

3.1.3 凝聚子群分析

網絡分析結果共三級凝聚子群8個,被拆分計數的墓葬類大遺址文化空間單元多集中于同一子群內,聚集趨勢明顯(表3)。各子群單元在空間上相互穿插分布,其各自內部單元則呈現出“大集中、小離散”的分布特征,表明在歷史空間網絡中各單元的關聯受距離限制影響較小。內部關系中子群3和子群4內部密度最大,空間單元歷史文化最為相似;各子群間單從密度值結果看,子群2和3,3和4,4和5之間的相似程度最高,存在較強的關聯性,而子群3和7的關聯性則較差,子群附加空間位置后還表現出地域相鄰子群相關性較高的特點。

3.2 黃河流域大遺址文化空間物質空間網絡分析

3.2.1 網絡密度與聯系強度

物質空間網絡的整體網絡密度為0.506 7,關系連接數量為2 850次,網絡密度與聯系數量達到最高,任意空間單元之間都存在強度不一的關聯,此結果既是空間物質基礎統一的體現,也表明流域內大遺址物質空間在時間演變、功能喪失、重新建設的過程中始終保持一定的共性傳承。在網絡聯系強度方面,物質空間網絡聯系強度的最高分類段高于歷史空間網絡,流域內空間單元的物質類整體聯系強度更高,網絡中聯系強度最高分類段聯系也具有中心聚集和邊緣散射的特征,但物質空間網絡邊緣散射的聯系更多,流域中心空間單元與周邊空間單元聯系增強(圖5)。

表3 歷史空間網絡凝聚子群密度

圖5 黃河流域大遺址文化空間物質空間關系網絡與凝聚子群分類

3.2.2 中心性

物質空間網絡的點度中心性特征與歷史空間網絡有一定的相似性,被拆分后的墓葬類大遺址文化空間單元的中心性值普遍較高,其他空間單元次之。網絡中心性的值為11.16%,說明物質空間上更具統一性。點度中心性值的變化幅度不大,最高值43.70與最低值25.34之間僅差18.36,連續遞減過程中最大差值均小于1。點度中心性最高的遺址文化空間單元為漢霸陵、漢安陵、唐順陵等,去除拆分的遺址文化空間單元后點度中心性最高的為黃堡鎮耀州窯遺址、晉陽古城遺址、黃帝陵等;鄭州商代遺址、統萬城遺址等遺址文化空間單元點度中心性較低,其空間中物質元素與其他文化空間單元差異明顯,在規劃建設時需特別考慮此類文化空間單元。

3.2.3 凝聚子群分析

物質空間網絡凝聚子群內部空間單元數量與組成變化較大,被拆分墓葬類遺址文化空間單元在同一子群中聚集的特征同樣出現在物質空間網絡中,但相對弱化,不同子群內空間單元空間聚集性分布特征更為明顯,同一子群內僅少量單元離散分布,而離散分布的文化空間單元也都只存在相鄰子群中,子群分布空間交叉地域減少(表4)。子群內部密度最高值仍為子群3和4,其內部空間單元物質空間相關性最高;子群相互間密度以子群2和3之間最高,子群7和8之間最低,空間相鄰的子群關聯性較大,且相鄰距離近時密度普遍較高,分析結果表明了物質空間的地域化特征。

表4 物質空間網絡凝聚子群密度

3.3 黃河流域大遺址文化空間活化空間網絡分析

3.3.1 網絡密度和聯系強度

活化空間網絡的密度、網絡關系數量都與物質空間網絡相同,不同空間單元間僅存在聯系強弱的區別,表明流域大遺址文化空間單元因當代的需求在其保護過程中都形成了一定活化利用基礎,且這些基礎具有一定的相通性(圖6)。網絡聯系強度最高分類段介于歷史空間網絡和物質空間網絡之間,其空間分布上所呈現的結構保持中心聚集和向邊緣散射的特征,陜西和河南兩個文化空間單元集中片區之間網絡“線”數量豐富,空間活化利用程度一致性較強。

圖6 黃河流域大遺址文化空間活化空間關系網絡與凝聚子群分類

3.3.2 中心性

活化空間網絡的網絡中心性處于中等水平,空間單元的活化關系差異不明顯,流域遺址文化空間發展潛力巨大?？臻g單元點度中心性值變化趨勢更平緩,被拆分的大遺址文化空間單元點度中心性值整體偏高的特征減弱,唐代帝陵、西漢帝陵和宋陵各自活化利用程度不一的現象凸顯。喇家遺址、漢陽陵、唐獻陵、漢渭陵、唐端陵等空間單元的點度中心性值最高,體現了流域活化空間最為廣泛的利用現狀,規劃時具有典型性意義,參考價值重大;開城遺址、黃堡鎮耀州窯遺址、廟底溝遺址等遺址文化空間單元點度中心性值最低,活化利用特點突出,需要著重考慮與其他文化空間單元之間關聯關系的構建。

3.3.3 凝聚子群分析

活化空間網絡仍有被拆分的遺址文化空間單元在子群中聚集的現象,且子群內空間單元的數量分布更為平均,表明空間單元活化利用與遺址的內核文化、空間環境基本保持一致(表5)。子群密度總體變化波動不大,子群內部及子群相互間關聯程度相近,僅少數子群(子群內部:子群2,3,4;子群間:子群2和3,子群3和4,子群4和5)密度偏高?；罨臻g網絡受現代各類活動影響較大,子群密度關系與行政區劃存在較大關聯,僅陜西出現子群內部單元交叉分布的情況,一方面體現了遺址文化空間單元管理和文化生態環境區域化特征,另一方面也體現了陜西遺址文化空間單元集中區域遺址活化利用的復雜性。

表5 活化空間網絡凝聚子群密度

4 結論與建議

4.1 結論

(1)地理空間地域性和文化空間地域性。類別、年代、形態特征各異的大遺址文化空間突破了時間、文化和空間的壁壘,交錯重疊于同一現實維度中,表現出空間地域性的特征;歷史空間網絡中空間單元的關聯關系則體現了主導文化引導空間拓展建設所形成的文化地域性的特征?？臻g地域性和文化地域性在流域中疊加后呈現出以陜西和河南為核心的中心聚集、邊緣散射的空間結構特征。

(2)物質載體的延續傳承性和廣泛互通性。黃河流域大遺址文化空間物質建設分為歷史物質空間和現代文化空間建設兩個階段。歷史物質空間建設中遺址材料、建筑工藝、空間形式等延續演變并逐漸趨于復雜綜合;在歷史本體基礎上經同時間段采取保護而形成的現代遺址文化空間中,由物質空間關系網絡可知物質空間本質內涵相似。兩種差序時段空間建設促成流域空間物質載體延續互通的特征,此特征整體差異小,地理空間限制相對不明顯。

(3)流域大遺址文化空間總體發展程度不高,空間利用結果多樣化,空間單元發展階段不同,存在明顯的與城市、鄉村協同空間發展二元分化特征。歷史空間網絡中仰韶、周、漢、唐等文化發展突出,物質空間網絡和活化空間網絡中城市地區大遺址文化空間使用與利用效率高。而相對于流域空間整體特征,部分空間單元在歷史、物質和活化空間網絡中的發展次序并未一致對應,內部系統關系錯位,表現為具備資源發展條件卻未有效利用的空間狀態。大遺址文化空間單元的差異化層次關系為其空間建設提供了重要的方向引導,有利于空間單元與整體空間的融合,促進流域空間的穩定,發展潛力巨大。

4.2 建議

(1)片區化管理,組團發展。根據流域大遺址文化空間現狀所呈現的聚集特征,形成以陜西和河南雙片區為主、流域邊緣片區為輔的規劃結構,并綜合考慮各類空間網絡凝聚子群分析結果,以物質空間網絡凝聚子群劃分結果為基礎,歷史空間網絡凝聚子群結果為核心,活化空間網絡凝聚子群為引導,建立相應的空間組團局部結構,加強流域大遺址文化空間的整體性、系統性。

(2)明確主體,突出重點。以空間組團化結果為基礎,結合空間單元的物質、歷史和活化等資源條件,將組團中的空間單元分層次定位為重點發展、一般發展和普通保護,形成主次分明的空間發展次序,合理配置現有空間資源,使遺址文化空間得到最有效的利用,避免盲目的扁平化空間發展。

(3)信息輸送,協同發展。在流域內不同大遺址文化空間單元間建立信息傳送的渠道,通過信息的傳遞、利用,實現空間以優帶劣、協同發展、共同繁榮。具體步驟為根據大遺址文化空間單元的現狀將其分為發展好和不好兩類,歷史文化信息的輸送整體上從發展不好的空間單元向發展好的空間單元輸送,當空間單元屬于同發展類型時則根據其歷史空間網絡點度中心性值由低向高進行輸送;空間活化利用信息和物質建設信息輸送與前者相反,整體上從發展好的空間單元向發展不好的空間單元輸送,當空間單元屬于同發展類型時則根據活化空間網絡和物質空間網絡點度中心性值由高向低進行輸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