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十三行外銷絲繡品與其對歐洲藝術的影響

浙江理工大學服裝學院/陳 歡 浙江理工大學浙江省絲綢與時尚文化研究中心/劉麗嫻

外銷絲繡品是將中國文化傳入國外的重要載體。廣州十三行自明朝起就向歐洲銷售絲綢、茶葉、瓷器等產品，清朝時期“一口通商”的政策讓廣州十三行成為壟斷對外貿易的通商口岸，許多歐洲成立的東印度公司來到十三行進行交易，向歐洲傳入中國絲繡品。其中，十三行的外銷絲繡品品類豐富，精湛的廣繡工藝成為一股文化輸出風潮，受到歐洲各國上流社會的青睞。已有關于清代廣州十三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行商制度、絲綢、茶葉、工藝品等領域。關于十三行的絲繡品的重要研究有孫佩蘭在《中國刺繡史》（2007）闡述了中國刺繡發展的歷史進程，部分章節介紹了廣州十三行以及廣繡的發展。此外，龔伯洪在《萬縷金絲——廣州刺繡》（2010）闡述了清代廣繡到近代廣繡發展的主要進程，展示清以降廣繡行業中風靡中外的貿易情況。綜上所述，學者們主要以明清時間線梳理絲繡發展史，聚焦于具體的十三行外銷服飾的刺繡工藝研究。目前，基于中西交流視角分析十三行的外銷絲繡品對歐洲藝術、歐洲刺繡產業的推動作用尚有缺口。本文將以中西文化交流的視角為切入點，調研現存廣州十三行外銷絲繡品實物，探討十三行外銷絲繡品在法國、英國的流行情況，總結十三行外銷絲繡品對歐洲時尚產業的影響及意義。創新地將歐洲“中國風”的歷史變化與十三行外銷絲繡品在歐洲流行情況相結合，揭示外銷絲繡品對歐洲時尚的歷史影響及歐洲人對中國外銷絲繡品的真實態度。

一、清代廣州十三行的建立

（一）廣州十三行的起源

十三行的名稱源于明代，清代十三行承襲了明代對外貿易的傳統，其性質同屬官設牙行，清代政府設立粵海關用以管理對外貿易。在粵海關建立的第二年（康熙年間）十三行即存在，其承充者稱為洋貨行商、外洋行商，簡稱洋商或十三行商。乾隆于冬月十一月專限廣州為一口貿易，于是廣州成為中西貿易之間的關鍵命脈，從此廣州十三行成為中西貿易的樞紐。據梁廷枏《粵海關志》記載“國朝設關之處，令牙行主之，沿明之習，命曰十三行”。十三行行商前身為牙行商人，明代貿易一般由牙行經營，清朝沿襲明代的傳統，由于“乾隆二十二年專限廣州設一口互市”。1757年清政府僅保留粵海關通商口岸進行中西貿易，從此廣州便成為了唯一合法的貿易樞紐，這就是十三行的起源。據史料記載，廣州十三行雖然叫“十三行”，“廣東舊有洋貨行，名曰十三行，其實有四、五十家”，說明“十三”并不是行的數目，而是洋行商行幫的統稱，“洋貨行”又名“十三行”。

（二）清代廣州十三行行商制度

清代以前廣州的對外貿易方式主要為貢舶貿易，十三行的職能與以前的“牙行”相似，自“一口通商”政策實行后，清代行商制度得以建立，行商的職能也發生細微的變化。清代的廣州十三行洋行制度主要內容如下：第一，海關劃清了貨物范圍和性質，海關收稅分為“住稅”與“行稅”，“住稅”即“一切落地貨物收住稅”，“行稅”即“海外貿易貨物收行稅”；第二，清代廣州把原本從事經營的行商分為金絲行與洋貨行，并由官府招商承充洋商，以保證對外貿易的順利進行。此外，清政府運用一種特殊的“保商制度”管理十三行，行商由于具有對外貿易的專營權，清朝政府實現了壟斷經營權與壟斷所有權的分離，使行商既能有對外貿易的權力，還能實現收稅的義務。保商制度還能防止個別行業的倒閉風險，清政府不用承擔對外貿易的風險。在清政府簽訂《南京條約》之前，公行制度經歷了多次建立與廢除，但總體上都是為了壟斷大宗貨物的貿易，壟斷貿易讓貨物的價值得到提升。

二、清代廣州十三行外銷絲繡品的概況

（一）清代十三行絲繡品外銷概況

清代廣州“一口通商”時期，加上乾隆二十四年（1759），朝廷以“絲價日昂”為由，實行“絲禁”，限制浙江湖絲的出口，廣絲與廣緞躍居廣東口岸生絲出口之首位，十三行絲繡貿易也逐漸壯大。廣繡從家庭式作坊衍生出專門的刺繡行業，生產的廣繡一部分服務于本地市場，但更多的是服務于外銷出口。嘉慶、道光年間（1790—1850）廣繡行業興旺，并形成了洋行、繡莊（繡鋪）等生產經營結構，產品通過十三行源源不斷輸向歐洲各國。此外，雖然絲繡品出口量相比絲綢、茶、瓷器等大宗貿易量較少，但是絲繡品的利潤較高，據史料記載“十三行的出口土貨統計價值2250 萬兩白銀，其中繡貨值銀21.9 萬余兩”，其中，大幅的廣繡繡畫納稅也要白銀1.2兩，在當時用0.1兩可以招到一個熟練工，可知價值不菲。清代的廣繡作品布局章法已中西合璧，用色濃艷且注意光影變化。清代外銷絲繡品上精美的繡花吸引了龐大的出口外銷刺繡訂單，許多廣州行商專營絲繡品以供外銷。清代光緒年間廣東成立工藝局，設立廣繡坊，還在廣州開辦繽華藝術學校，致力于培養刺繡人才。為了保證繡品質量，這些行商還對外銷絲繡品的用料、規格、圖案、色彩等做出詳細的規定，甚至衍生出“錦繡行”一類獨特的行會組織。

清代出口至歐洲的絲繡品以日用類絲繡品與裝飾類絲繡品為主，其中披肩是外銷絲繡品最受歐洲顧客歡迎的品類。據《南洋勸業會報告》記載，從光緒二十六年至光緒三十年（1900—1904），中國刺繡由廣東海關出口5年價值高達187.42萬兩白銀，“吾國繡品外銷洋者，廣東最多”，甚至有的繡行、繡花作坊針對有特殊要求的訂單專門從事加工定制。從訂單數量來說，18世紀末近8萬條廣繡披肩出口歐洲，出口法國的訂單就占總外銷出口量的四分之一，甚至披肩銷量逐年遞增，其中，1776 年英格蘭公司一家就輸入了10.4 萬條。披肩作為禮服的搭配在西方大受歡迎，同時，插屏、床罩等也是熱銷的出口廣繡品，藏于黃埔古港博物館的清代廣繡孔雀插屏，以飽滿的布局、對比強烈的配色深受外國人喜愛（如圖1）。此外，床罩也是一種常見的外銷絲繡品，例如，這件米色綢緞“生命之樹”床罩繡有外銷藝術品常見的生命樹紋樣，是西方宗教內涵的體現，因符合西方審美意趣而暢銷海外。（如圖2）

圖1 清代廣繡孔雀插屏現藏黃埔古港博物館

圖2 清代米綢緞“生命之樹”床罩現藏廣東省博物館

（二）清代十三行“中國風”外銷絲繡品的發展

清代十三行外銷絲繡品在歐洲掀起了“中國熱”狂潮，“中國風”是一種西方人對神秘東方的臆想所創造出來的風格，“中國風”（chinoiserie）一詞在1823年首次出現在查爾斯·傅里葉（Charles Fourier）的作品中，用來指代“具有中國風格的裝飾藝術品”，學術界后來用這個詞泛指“來自中國的藝術品”。17世紀至18世紀“中國風”在歐洲的發展可以劃分為三個時期，即模仿期、創造期與衰退期（見圖3）。首先，西方仰慕外銷絲繡品上的“中國風”紋樣并進行模仿，一方面從圖案與造型進行模仿，另一方面，歐洲自己設立作坊仿制“中國風”絲繡品。此時，歐洲人主要有兩條途徑獲得“中國風”絲繡品：第一個途徑是歐洲人向中國發出訂單，提出自己的定制需求或者直接購買。另一個途徑為歐洲人模仿并自制“中國風”外銷服飾，他們將中國傳統紋樣與歐洲本土面料結合并進行制作。18世紀初期至中期為“中國風”流行的鼎盛時期，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后，“洛可可中國風”在路易十五的帶領下變成宮廷新風尚，“巴洛克中國風”的嚴肅與莊重風格被“洛可可中國風”的輕快與優雅取代，洛可可時代的“中國風”帶有大量曲線特征，靈感正是來源于中國外銷產品上的精致裝飾，許多歐洲藝術家圍繞“中國風”為主題進行吸納和再創造。

圖3 “中國風”在歐洲的三個發展階段

在18 世紀末，隨著歐洲人對“中國風”的深入研究，中國的神秘面紗被慢慢揭開，“中國風”此時變得不再神秘，是經過歐洲人曲解、粉飾、堆砌后的“中國風”，而準確反映中國傳統文化的設計并沒有得到歐洲人的廣泛認同，這是“中國風”容易消逝的原因之一。

三、十三行廣繡品外銷及在歐洲的流行

明清時期，中國銷往歐洲的外銷絲繡品主要有面料、服飾以及藝術品等類型。首先，面料主要分為絲綢與彩緞，絲綢又分為手繪絲綢與刺繡絲綢。其次，服飾主要有帽子、披肩、刺繡女裙、鞋子、宗教服飾、床上用品（床罩、窗簾、臺布）等。再者，藝術品主要有掛屏、插屏、繡畫、繡面傘、教堂飾物等裝飾品，這些秀麗華美的外銷絲繡品流行于歐洲各國，尤其以歐洲時尚中心法國和英國最為流行。

（一）清代外銷絲繡品在法國的流行

17 到18 世紀是清代十三行外銷絲繡品發展鼎盛時期，此時的法國是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路易十六所統治的時期，法國尤其鐘愛中國外銷絲繡品。17世紀初期，路易十四不僅用來自中國的床罩、帷幔等織物裝飾凡爾賽宮，而且在凡爾賽宮親自舉辦名為“中國皇帝”的舞會，參加舞會的男女都以穿著繡有“中國風”刺繡圖案為傲。在18 世紀，法國作為當時歐洲時尚和文化的中心，深受中國藝術風格的影響。引用1772 年雷納爾（Raynal）的記錄：“18世紀，雖然歐洲人當時習慣佩戴黑色的肩巾，但是五彩斑斕的中國繡品吸引了大批民眾，大量的需求造成了龐大中國外銷絲繡品的訂單，特別是法國人民對中國外銷披肩的熱忱不減?！庇捎诋敃r的文化藝術以宮廷為中心開展，因此外銷絲繡品引發的中國熱率先出現在法國上流社會中，并引發了從上層社會到普通階層，從小眾至大眾的中國風設計的潮流。

18世紀上半葉，路易十五的情婦蓬帕杜夫人是外銷絲繡品的追隨者，她親自模仿中國外銷絲繡品的精美繡花，沉迷于中國刺繡工藝品，身穿中國風長裙一系列行為引起普通婦女的模仿（見圖4）。同時，許多精致的中國絲綢大量銷往法國，直至“中國風”消退期，“中國熱”的余溫仍然存在影響，例如這件絲綢在18 世紀末風靡法國（見圖5），與圖4 的蓬帕杜夫人的裙子紋樣相仿，裙身布滿了蜿蜒的藤蔓與花卉，是“中國風”的花草植物與歐洲古典紋樣結合而成的“奇想紋樣”，展現出濃厚的東方自然主義風格。中國外銷絲綢常用于制作法國貴族的禮服或者裝飾房間，可見在法國上層階級的引領下產生了中國外銷絲繡品的流行現象。

圖4 蓬帕杜夫人在作刺繡作品現藏英國國家美術館

圖5 清代十三行出口于法國的手繪絲綢實物現藏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二）清代外銷絲繡品在英國的流行

英國也是十三行外銷絲繡品的忠實擁躉，在英國外交歷史記錄中存在對中國服飾的描述。據1793 年英國馬戛爾尼在《旅行日記》和《觀察報告》的記載，對中國刺繡有詳細的描述：“中國人的服裝上，從來沒有重復的圖案，而皇帝的服裝用金線繡龍?！庇癖娰澝乐袊z繡品，并且在英國民眾中激起了一股購買中國刺繡的熱潮?！昂翢o疑問，中國是第一個用絲織品做裝飾的國家，其精美程度可與蜘蛛的作品媲美”?？梢姰敃r中國的絲繡品對于英國民眾的吸引力之大。在《十八世紀的中國外銷藝術品》中詳細記錄了十三行出口于西方的絲繡品在英國的流行程度，中國手工藝人的雙面繡刺繡圍巾受英國婦女們的歡迎，還有一些上層階級的貴婦、小姐特意將剪裁好的服裝裁片、設計好的服裝成品，通過東印度公司的船只運送到中國，請中國刺繡工匠對其進行刺繡。通過描述可見英國上層社會十分鐘愛清代廣州十三行的外銷絲繡品，其中，英國的皇室貴族尤為喜愛中國出口的外銷藝術品，比起其他歐洲國家，英國皇室十分熱衷用各種“中國風”壁掛、地毯、瓷器打造“中國房間”。例如，這件彩色掛壁流行于18世紀末的英國（如圖6），英國皇室用手繪絲綢作為彩色掛壁裝飾房間，打造“中國風”風格的房間。另外，1759年英格蘭查理二世的曾孫女、基爾代爾伯爵詹姆斯·菲茨杰拉德（James Fitzgerald）的妻子艾米麗·倫諾克斯（Emily Lennox）委托她的丈夫在倫敦為她購買150碼的中國風格彩繪塔夫綢作為臥室裝飾，這些案例都印證了外銷絲繡品在英國的流行。

圖6 清代中國外銷于英國的彩色掛壁實物現藏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此外，清代手繪絲綢曾大量出口于英國、西班牙和葡萄牙，這件手繪絲綢經過廣東工匠藝人的精心編織與精心繪制精美的花卉圖案的描繪吸引歐洲顧客（如圖7）。絲綢上的繁枝花卉的審美趣味與歐洲品味產生共鳴，這種圖案在貿易記錄中被描述為“花枝”，這兩件現存出口于歐洲的外銷絲繡品實物便是在18世紀整個歐洲的富人都喜愛中國絲綢的證明。

圖7 廣州十三行出口于歐洲的絲綢實物現藏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四、清代外銷絲繡品對歐洲藝術產生的影響

精美的外銷絲繡品揭開了中國的神秘面紗，清代廣州十三行不僅輸出許多實體物質文化，也向歐洲藝術輸出了中國藝術風格與神秘的東方文化。清代外銷絲繡品對歐洲時尚產業的影響有：首先，“中國風”的絲繡品深深地滲透了西方的裝飾風格，中式紋樣與西式構圖相結合的圖案孕育了歐洲藝術與文化的近現代性，促進歐洲藝術的審美轉變與風格轉型。其次，“中國風”的外銷絲繡品參與了當時以西方國家為主導的世界文化體系的構建，“中國風”刺繡直接影響了歐洲人的審美取向并間接影響了歐洲刺繡產業的發展。最后，具有中國傳統風格的外銷絲繡品所掀起的“中國熱”?！爸袊L”在歐洲的發生、發展、式微過程反映了歐洲人對“中國風”的態度轉變。相反，由于大量的外銷絲繡品出口，促進中西文化進一步交流，使歐洲的技術、工藝、宗教思想傳入中國，客觀上促進了嶺南文化的傳承與發展。

（一）促進歐洲洛可可風格轉型

許多歐洲藝術家仰慕“中國風”并進行模仿，例如華托、布歇、胡特、畢芒等。事實上，中國風設計并不是全新的創造，它雜糅了對于神秘東方的憧憬與幻想，這種中國風的興起，甚至連中國人都在模仿這種流行于歐洲的中國風格。中國風設計不僅發展了在歐洲裝飾藝術史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巴洛克藝術，并促進歐洲藝術與裝飾風格由華麗雄偉的巴洛克風格向柔和纖巧的洛可可風轉型。歐洲服飾風格的轉變離不開這種歐洲人幻想出來所謂“中國風格”的影響，清代十三行外銷絲繡品的輕快、華麗、精致、細膩、繁瑣的中國絲繡品刺繡紋樣影響了洛可可風格服飾，其服飾紋樣也常用曲線裝飾，洛可可服飾的自然花卉特點也離不開外銷絲繡品的花卉紋樣影響，但是幾乎所有上流社會的婦女都以穿著具有“中國風”設計的絲綢服裝為榮，以彰顯身份地位。

（二）促進歐洲刺繡行業的發展

外銷絲繡品上的刺繡不僅對歐洲裝飾風格產生影響，歐洲人對于外銷絲繡品的喜歡也推動了歐洲刺繡行業的發展。在16世紀，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由于癡迷廣繡外銷絲繡品，大力發展英國本土的刺繡產業，并親自倡導成立了英國刺繡同業工會。17世紀初期，英國國王查理一世也積極發展本土的絲織品與刺繡行業，精致華麗的外銷廣繡技藝受到西方顧客的喜愛并向中國發出大量訂單，精致的廣繡在歐洲稱為“Canton Embroidery”。外銷絲繡品對法國絲織業的影響十分深遠，早在17世紀初法國里昂就以中國絲綢為范本進行模仿和再造。外銷絲繡品引起的“中國風”的流行，促使法國宮廷藝術家以“中國風”題材主題進行絲繡品的創作；另一方面，刺繡圖案花式也受中國圖案的啟迪而改變和增加，如馬魯(Daniel Marot)作坊以螺紋、格子和小花相配合的圖案、辟爾文(Pillement)作坊的花卉圖案。此外，法國絲業領域由于取法中國范例，還產生了由淺入深的“勻色”刺繡新方法。廣東工匠的精湛技藝與繁枝花卉的裝飾內容吸引了許多宮廷皇室貴族，并在他們的倡導下得以推廣，擴大了外銷品在歐洲的影響。同時刺繡成為一種從上至下傳播的時尚在法國普通階層得到發展，蓬帕杜夫人喜歡用繃圈繡制工藝品，于是掀起學習和模仿的潮流，以至于普通婦女都會掌握簡易的刺繡技法做手工活，使法國的刺繡工藝得到了普及。

（三）歐洲對于“中國風”外銷絲繡品態度轉變

由于中國外銷品的供不應求，“中國風”隨著“中國熱”在歐洲的升溫也逐漸影響西方上流社會的審美趣味。首先，西方仰慕中國風格的產品并進行模仿，不僅從圖案與造型進行模仿，對材料質地也有嚴格要求，追求中國瓷器的光潔與聲音清脆等特征。其次，“中國風”從17世紀發端，發展成為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巴洛克、洛可可藝術?！鞍吐蹇酥袊L”以及“洛可可中國風”的華麗的裝飾、昂貴的材料、奢華的享樂氛圍，都是對當時中國外銷品的精美裝飾進行模仿與再造，成為當時上層社會的主流風格。由于當時通往西方的外銷品還有印度、日本、緬甸等東方國家，所以此時的“中國風”混合了各種東方國家的藝術特點。雖然當時西方人對“中國風”“日本風”“印度風”并沒有很好地識別，不可置否的是中國風設計影響了西方藝術運動的變遷與發展。18世紀，新古典主義從羅馬興起并迅速擴展到整個歐洲，并影響了歐洲人對于中國風的單一審美趣味。18 世紀中期，中國風出現衰落的跡象，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加速了“中國風”在歐洲終結的宿命。許多歐洲設計批評者對于巴洛克、洛可可矯揉造作的華麗裝飾進行批評，歐洲人對于中國憧憬開始反轉，加之十三行逐漸衰落，中國外銷絲繡品銷量逐漸減少。隨著新古典主義復古風潮興起，西方社會開始專注尋找根植于西方本土風格的貴族藝術。18世紀末以后，中國由于戰爭與官僚腐敗致使積貧積弱，中國風設計也不再被視為榜樣，隨著歐洲新古典藝術風格的流行，“中國風”設計風格與洛可可風格一并衰落，但是絲繡品上的中國元素仍然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法國時尚的發展。

五、結語

自從清代發布“一口通商”口岸的政策后，廣州十三行成為了中西貿易的樞紐與中心，外銷絲繡品風靡歐洲上流社會，以法國宮廷文化為中心的影響輻射歐洲各國。17 到18 世紀是中國外銷絲繡品的黃金時期，歐洲人對于中國外銷絲繡品的喜愛促進歐洲裝飾藝術的轉型，不僅發展巴洛克風格、影響洛可可風格，而且促進歐洲本土刺繡行業的發展。彎曲的枝葉紋樣與花卉紋樣都印證中國外銷品對歐洲服飾轉型具有重要影響，引發歐洲模仿中國風的風潮、中國人模仿歐洲中國風格的風潮。隨著新古典主義的興起、中國戰亂的羸弱、歐洲絲繡品產業的成熟發展，歐洲顛覆對“中國風”形象的認識與理解。歐洲的設計批評與中國的故步自封使“中國熱”逐漸在歐洲降溫，但是清代十三行外銷絲繡品在當時歐洲社會的深刻影響以至于中國風設計仍然影響著當代歐洲設計師，并且與他們前輩對“中國風”的理解一脈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