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欺凌案件中青少年犯罪心理分析與防控研究
——以58 起校園欺凌犯罪案件實證分析為視角

馮瑛琦

（西南政法大學，重慶 401120）

為有效遏制校園欺凌、校園暴力等案（事）件發生，2017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實施了《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2016—2025年）》。青少年是國家的未來，維護校園安全是構建和諧社會，優化社會治理的關鍵一環，也是國家安全的重要支撐。關注青少年心理健康發展，是保障校園安全的著力點和落腳點。近年來，校園欺凌和與之有關的犯罪案件屢見報端，如陜西米脂第三中學慘案、著名童星邵一卜跳樓自殺等。校園欺凌之所以屢禁不止，與學校的管理教育體制薄弱、家庭關照監護人引導不周、社會不良文化的誘導息息相關，也從側面反映出我國法律對欺凌者的制約手段匱乏、懲處力度孱弱。校園欺凌犯罪案件雖然在校園欺凌總體案件中占比不高，但其數量逐年遞增，犯罪手段及社會危害性升級，加之互聯網信息媒介傳播引發欺凌主體群體模仿效應，使得有效防控校園欺凌犯罪迫在眉睫。

一、問題的提出

（一）校園欺凌相關概念梳理

對于“欺凌”（bullying）最早的研究可以追溯到近現代。貝克（Burk）將bullying描述為：“男生及女生間的暴行，參與者有大學生、中學生甚至幼兒園的兒童，手段通常為威脅、傷害或者恐嚇，目的是操控他人?！保?］學界對欺凌較完整的定義出現于20世紀80年代末。羅蘭（Roland）將欺凌定義為：欺凌是一個個體或群體針對另一個個體進行的長期的肢體或心理暴力行為，且在欺凌持續時，受害個體無力對暴力行為進行反擊。［2］在上述概念的基礎上，挪威心理學家奧維斯總結并提出欺凌行為具有三個特征：行為的重復性、意圖的傷害性以及力量的非均衡性。

我國對校園欺凌的研究較晚，且存在校園霸凌、學生欺凌、校園暴力等多種概念和說法。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第130條第3款對欺凌做出了定義：學生欺凌是指發生在學生之間，一方蓄意或者惡意通過肢體、語言及網絡等手段實施欺壓、侮辱，造成另一方人身傷害、財產損失或者精神損害的行為。［3］還有諸多學者討論了校園霸凌、校園欺凌、校園暴力等概念的區別與聯系。張文新在《欺凌的界定：文化和發展的視角》一文中提出：“總體上，‘欺凌’一詞與西方文化背景中的‘bullying’一詞的涵義基本一致；中文語境中，欺凌更強調蓄意傷害性和雙方力量的不均衡性特征，不含重復發生性特征?！保?］

筆者認為，校園霸凌與校園欺凌的概念意蘊接近，在采取手段、實施主體、作用環境、引發動機、行為后果及社會影響等方面均無本質區別，二者更多表現為修辭與表述上的迥異，因此不必做刻意區分。但校園暴力與二者明顯不同，校園暴力是指在教室內外、學校周邊、上下學途中、網絡上發生的，以及在其他所有與校園環境有關的情境下發生的暴力行為。［5］可見，校園暴力著重強調在校園環境或關系中使用暴力，參與主體不僅有學生還有教師，內容包括身體、心理、情感等方面，與校園欺凌的內涵有明顯區別。有關校園欺凌的具體內容和手段，我國法律上并沒有明確的規定。2021年教育部頒布了《未成年人學校保護規定》，該規定對“學生欺凌”的具體內容進行了列舉式界定，具體如表1。

表1 《未成年人學校保護規定》中所涉欺凌的具體內容

綜上，本文所指的校園欺凌犯罪，是指與校園欺凌行為緊密相關且已觸犯我國刑法、具有一定社會危害性的犯罪行為，既包括校園欺凌行為導致嚴重后果進而構成犯罪的案件，也包括因校園欺凌引發的報復性犯罪行為。

（二）我國校園欺凌關涉法律文件的脈絡更迭

2016年，國務院教育督導委員會印發《關于開展校園欺凌專項治理的通知》，教育部等九部門聯合印發《關于防治中小學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導意見》等指導文件，均劍指校園欺凌的治理與預防；在此基礎上，2017年教育部出臺了《加強中小學生欺凌綜合治理方案》，進一步細化了中小學校園欺凌治理工作；2021年《家庭教育促進法》強調了父母或監護人要對未成年人開展防欺凌教育，同年由教育部頒布的《未成年人學校保護規定》，以列舉的方式明確了校園欺凌的多種表現形式。2022年5月，《全國依法治校示范校創建指南（中小學）》中提出了防范校園欺凌的具體對策，如設置未成年人保護專員；建立學生欺凌防控工作機制，成立學生欺凌治理委員會，統籌負責學生權益保護及相關制度建設；定期開展防欺凌教育、欺凌調查，客觀認定、及時有效處置學生欺凌事件等。①教育部辦公廳關于印發《全國依法治校示范校創建指南（中小學）》 的通知，［EB/OL］.http：//www.moe.gov.cn/srcsite/A02/s5913/s5933/202205/t20220505_624875.htm。

有關通知方案指導意見接續出臺，多方面關注、重視防范校園欺凌，但上述意見方案更多停留在宏觀層面上，更加注重制度構建和原則指導，鮮有治理欺凌不力的具體懲罰措施和微觀層面的保障；同時，校園欺凌不單是教育層面的突出問題，而是需多方發力統籌協調的社會問題。

（三）校園欺凌犯罪與青少年犯罪

目前，我國《憲法》中提及過“青少年”這一相對模糊的概念，但缺少“青少年”的明確法律厘定闡述。學界理論研究對青少年犯罪概念存在狹義和廣義之分：主張狹義說的學者認為，應以刑法為青少年犯罪界定的依據，如邵道生認為：青少年犯罪是指14周歲（含14周歲）至25周歲（含25周歲）的青少年實施的具有社會危害性、刑事違法性和應受懲罰性的反社會行為。［6］本文主張狹義的青少年犯罪概念，研究的個體年齡范圍介于14～25周歲之間。

本文選取校園欺凌犯罪與青少年犯罪心理的研究視角，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有關青少年犯罪的研究數不勝數，但鮮有從校園欺凌的視角探討青少年主體的犯罪心理；二是對校園欺凌的關注由來已久，但校園欺凌犯罪的研究卻寥寥無幾。校園欺凌犯罪是校園欺凌的極端表現形式，實踐中諸多欺凌手段殘忍、造成重大危害后果的案件沒有“構成”犯罪的原因多數源于主體年齡。雖已造成嚴重社會危害后果卻只能選擇民事訴訟解決的欺凌案件頻發，從這個角度看研究校園欺凌犯罪大有裨益。

在青少年犯罪方面：據中國司法大數據研究院發布的《司法大數據專題報告之青少年犯罪（2017—2020）》②司法大數據專題報告之未成年人犯罪，［EB/OL］.http：//courtapp.chinacourt.org/fabu-xiangqing-710 52.html。的數據顯示，青少年罪犯總數在2017年逐年遞增后在2020年回落，青少年刑事罪犯數、不滿18周歲青少年罪犯數與18～25周歲青少年罪犯數的發展趨勢與罪犯總數趨勢相同；2017年至2020年青少年刑事罪犯數占刑事罪犯總數分別為14.5%、17.0%、17.0%、16.1%，見圖1。同時，根據《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白皮書（2021年）》中數據顯示，未成年人犯罪呈現低齡化趨勢。2017年至2021年，檢察機關受理審查起訴14～16周歲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數分別為5 189人、4 695人、5 445人、5 259人、8 169人，總體呈上升趨勢；尤其在2021年，犯罪嫌疑人人數較2017年增加2 980人，增幅達57.4%（見圖2）。③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白皮書（2021）》，［EB/OL］.https：//view.inews.qq.com/k/2022 0601A06IBJ00?web_channel=wap&openApp=false.

圖1 青少年刑事罪犯數情況（2017年—2020年）

圖2 2017年—2021年受理審查起訴14～16周歲犯罪嫌疑人情況（最高檢）

二、校園欺凌犯罪案例實證分析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是涉案主體為青少年涉嫌構成刑事犯罪及已經判決的校園欺凌犯罪案件，青少年犯罪主體年齡在14周歲至25周歲之間。

（二）樣本案例總體情況

1.樣本案例來源。本研究樣本案例主要來源于以下渠道：一是中國裁判文書網；二是主流網絡媒體平臺，如百度、搜狐等平臺報道的具有較大社會影響的校園欺凌犯罪案件；三是筆者親身參與偵辦的校園欺凌案件。

2.篩選條件。截至2022年8月10日，在中國裁判文書網①中國裁判文書網，［EB/OL］.https：//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217BMTKHNT2W0/index.html?s8=02。平臺以校園欺凌為關鍵詞搜索到判決文書共225篇，其中刑事案由8篇、民事案由202篇、行政案由15篇，年份分布如表2。在已判決的涉及校園欺凌案件中，民事案件占比89.7%，案由主要以侵犯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等糾紛為主，可見民事訴訟是解決校園欺凌問題的主要司法渠道；行政案件處理占比6.7%；刑事案件占比最低，僅為3.6%。多數校園欺凌行為后果輕微、社會危害性不大，但也存在個別案件社會影響惡劣，因欺凌主體未達到法定責任年齡①根據我國《刑法》第17條規定，已滿16周歲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已滿12周歲不滿14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情節惡劣，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追訴的，應當負刑事責任。而僅能“退而求其次”地通過其他渠道解決。

表2 校園欺凌判決文書年份分布表（裁判文書網）（單位：份）

以刑事案由和“校園欺凌”為關鍵詞搜索，共有8起案件，去掉重復案件和非青少年犯罪案件，實有6起。因考慮校園欺凌的表現方式多樣，裁判文書中不一定包含“校園欺凌”的字眼，筆者遂擴大搜索范圍，以“校園霸凌”“同學打架”“欺負”“侮辱”“圍毆”等關鍵詞搜索到122篇文書，其中包括教師為犯罪實施主體的案件35起，無關案件32起，重復案件13起，最終納入研究范圍共42起。以百度、搜狐等主流媒體平臺搜集典型校園欺凌犯罪案件8起，筆者偵辦案件2起。

3.選取研究樣本小結。筆者對上述選取的58起樣本案例逐一標記信息，并對涉案主體信息、欺凌手段、欺凌原因、判決結果等元素分別記錄并總結歸納。樣本案件在數量上具有研究的可行性和價值，但同時存在一定局限性，主要表現在：一是中國裁判文書網的數據并非實時、全面。一方面是本年度發生的該類案件可能存在上傳時間差，另一方面是諸多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基于犯罪記錄封存或因其他原因而未公布或簡略處理后公布。二是盡管增加了多個檢索關鍵詞，通過擴展欺凌的可能手段和方式從而搜索目標案件，但很難囊括校園欺凌的所有形式。三是基于關鍵詞有“圍毆”“毆打”等，客觀上可能會造成故意傷害罪、聚眾斗毆罪等樣本案例比重增加。因此，上述兩類犯罪在本次研究中的占比沒有絕對參考意義。四是基于刑事責任年齡等因素，許多社會危害性、人身危險性都完備的案件，卻因主體未到責任年齡未能立案或終止偵查，本研究無法收集此部分“暗數”案件進行充分研析。

（三）樣本案件的宏觀特征考察

1.欺凌主體以男性居多，但女性作案的危害占比高。樣本案件中多數涉罪主體為男性。僅有4起案件主犯或團伙頭目均為女性，其中2起案件為故意殺人案且均造成被害人死亡，1起搶劫案和1起尋釁滋事案，欺凌者均拍攝了被害人的裸體視頻從而造成對方輕微的精神疾??；3起案件均使用嚴重暴力手段，且以戲謔折磨、耍橫立威、追求刺激、精神控制為突出形式，社會危害性和欺凌者的人身危險性可見一斑。以加州留學生霸凌案②加州留學生霸凌案再宣判，第四名主犯被判3年徒刑?。跡B/OL］.https：//www.sohu.com/a/105808944_170 104。為例，一群在美讀書的中國留學生，在某公園襲擊被害人后強行剝去其衣褲，并用高跟鞋等異物毆打被害人、用煙頭燙傷被害人的乳頭、扇耳光、用剪刀剪去其頭發并命令被害人吃下去等等，其手法之殘忍令人發指。

2.欺凌主體人數呈露群體性表征為主。對樣本案件進行統計分析，作案人數1人占比23.3%，2人占比11.6%，3人及以上占比65.1%。近三分之二的在校生在實施校園欺凌犯罪前尋找幫手，幫手多數是親屬、同學或同鄉，還有甚者不惜重金收買社會閑散人員出頭造勢助陣，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校園欺凌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和暴力程度。多起樣本案件中出現的殺傷性強的兇器，例如砍刀、帶刺狼牙棒、三棱刮刀等均來自社會閑散人員攜帶。

3.欺凌種類及表現類型。根據樣本案件中涉及欺凌的不同手段及方式，可將校園欺凌分為肉體欺凌、精神欺凌、關系欺凌三種。肉體欺凌，即通過硬暴力手段，對被害人的身體或肉體進行故意傷害、凌辱、折磨等以達到欺凌的目的；精神欺凌，即通過軟暴力手段等有損被害人的人身尊嚴和人格的方式，主要通過言語謾罵、造謠誹謗等方式對被害人進行精神折磨和羞辱。除上述兩種常見的欺凌種類外，還有一種隱蔽性較強、常見于女性施害者群體的欺凌方式——關系欺凌。關系欺凌是基于嫉妒、泄憤等原因和目的，以圍設小團體，惡意誹謗等方式孤立、排斥、打壓被害人，使其缺少歸屬感和團體關系支持的校園欺凌方式，如孤立排斥特定人、社交敵視等。多數的校園欺凌犯罪案件中軟暴力和硬暴力兼而有之，關系欺凌往往也伴隨著肉體和精神欺凌。校園欺凌的動機往往與逞強好勝、斗狠立威有關，可分別表現為“逞強好勝型”“尋釁立威型”“控制尊嚴型”，另有些案件是基于雙方過往矛盾沒有得到徹底化解或重新激化，可稱之為“舊仇未報型”。

4.常見手段及工具。近年來，校園欺凌的方式和手段更加多樣化：常見的欺凌行為有肢體暴力，攻擊行為，如推搡、打耳光、搜身、拳打腳踢等；在以軟暴力為主的精神欺凌中，嘲諷辱罵、拍攝脫衣裸體視頻、下跪、戲謔型唱歌①戲謔型唱歌，是指被害人須按照欺凌者的要求，以特定方式、動作、內容表演指定歌曲，達到嘩眾取寵的效果，一般用于在精神上給被害人施壓、折磨、凌辱。在多起校園欺凌案件中，被害人被要求下跪后“聲情并茂”地演唱《古惑仔》《征服》等歌曲。、為欺凌者按摩、刷碗和打洗腳水②筆者認為，雖上述行為在一定程度上也屬肉體欺凌，但這一系列行為的最終目的，是欺凌者對被害人實現精神控制使其順從和臣服，肉體的疼痛和勞累更多是附屬結果，因而筆者將其歸納在精神欺凌范疇內。等服務手段屢見不鮮；關系欺凌與肉體、精神欺凌不完全隔絕，往往具有連帶屬性，很多案件中關系欺凌是肉體、精神欺凌的先兆（詳見表3）。使用工具隨意性突出，大多為刀、棍、棒類，還有諸多案件在現場隨機選用了拖布桿、啤酒瓶、桌椅板凳等。因多數青少年對藥物或劇毒藥品的專業知識貧乏，使用劇毒等危險物質作為作案工具較為罕見。

表3 樣本案件校園欺凌種類、手段、方式、工具情況分布

5.起因大多為日常矛盾摩擦，主體情感因素和自尊意識較為突出。青少年基于其不成熟的認知結構、不穩定的情緒體驗和情感表達，缺乏持久意志力等心理特點，較易出現不能控制自己的沖動行為，主要有以下表現：一是多起校園欺凌案件起因與戀愛有關，系一方糾纏引發矛盾或一方認為對方“不忠”；二是犯罪動機隨意性凸顯，多起嚴重暴力犯罪案件的起因僅源于一方出言不遜或“看不順眼”“心情不爽”等不明確的情緒性因素；三是欺凌者實施欺凌的動機往往是在同伴群體中尋求關注和尊重，為了維護所謂的“面子”而不擇手段。

6.絕大多數欺凌者的家庭管理、學校教育存在真空。欺凌者大多來自結構不完整的缺陷家庭，或雙親疏于管教，或在成長過程中缺乏基本有效的引導和監護。例如，樣本案件中被告人吳某，兩三歲時父母就已離異跟隨父親生活。因其父親長期吸毒被送往強制戒毒，故自幼寄養在大伯家。后吳某小學輟學，11歲就在外打工，家庭教育嚴重缺失，社會認知和法律意識十分薄弱。需要引起關注的是，樣本案件中部分受欺凌者也存在家庭教育式微監護缺位的問題，很多人長期遭受欺凌不知如何正確應對化解。

7.校園欺凌犯罪與互聯網聯動與日俱增。隨著互聯網和智能科技的發展，校園欺凌犯罪活動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互聯網及線上APP平臺逐步成為主要的工具手段。近七分之一的樣本案件是因雙方在QQ上發生爭執糾紛引起的，表現為“線上吵架線下約架”。國內外的校園欺凌均呈現出網絡化趨勢——據韓聯社報道，韓國教育部提交的“校園暴力與措施現狀”資料顯示，2015年韓國共發生1 462起校園網絡暴力事件，是2012年的1.62倍。此外，有27.7%的韓國青少年都曾遭受過校園網絡暴力。①網絡欺凌：韓國校園暴力呈網絡化 近三成青少年曾遭受其害，［EB/OL］.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6/0726/c1002-28584211.html。二是網絡欺凌會加劇暴力程度。網絡暴力更加契合了校園欺凌的隱秘性，其自由性和匿名性，使得校園欺凌不受時間、地點的束縛，還可持續發酵給被害人造成傷害。三是因欺凌者沉迷網絡游戲導致缺錢，從而萌生搶劫動機的欺凌犯罪占有相當比例。

8.校園欺凌犯罪頻發于義務教育階段及三校高職②三校高職指的是：技工學校、中等專業學校和高級職業中學。類學校。就教育階段而言，主體的認知水平和控制力會隨年齡增長而提升，欺凌犯罪發生在初、高中的比例遠高于大學；同時，校園欺凌犯罪在三校高職類學校頻發的原因：一是其生源素質往往參差不齊，二是此類院校多為寄宿制學校，學生生活、學習相處時間長容易衍生摩擦矛盾，加之基本脫離家庭和老師有效監管的時空環境，滋生了引發校園欺凌的土壤。

（四）樣本案件的微觀數據探析

1.罪名分布。樣本案件包含單一犯罪51起，數罪并罰7起。涉及的刑事罪名共有10個，數量大小依次如下：故意傷害罪26起，占比最高為40%；聚眾斗毆罪13起，占比20%；搶劫罪10起，占比15.4%；非法拘禁罪、故意殺人罪、尋釁滋事罪均有3起，占比均為4.6%；強奸罪、綁架罪、強制猥褻罪均2起，占比均為3.1%；投放危險物質罪1起，占比1.5%。上述10種罪名幾乎囊括了所有的嚴重暴力犯罪，進一步凸顯出校園欺凌犯罪案件的暴力特征（詳見表4）。

表4 樣本案件罪名數量占比分布（單位：起）

2.犯罪動機及具體手段。在犯罪動機方面，近半數的樣本案件是基于同學之間口角、矛盾糾紛，占比最高；9起案件表現為逞強立威、耍橫斗狠；8起案件因男女戀愛關系處理不當引發矛盾；7起案件動機是缺錢花；7起案件僅因為欺凌者“心情不爽”“看某人不順眼”等不明情緒因素；6起案件因雙方并不熟識，在QQ等線上聊天工具上發生沖突線下約架泄憤；3起案件是因為舊事處理不公而引發的“報仇型”校園暴力事件；因索要保護費型的犯罪動機案件有2起；還有1起案件因欺凌者心血來潮對女性“揩油”猥褻。筆者統計發現，在多起校園欺凌的犯罪案件中，欺凌者交待的犯罪動機復雜多樣，甚至在犯罪的不同階段其動機也隨之變化，如維系戀愛感情、積累的情緒壓力與不當的形象維護與塑造，但核心原因大多集中于對自尊的需求（詳見圖3）。

圖3 樣本案件犯罪動機分布情況

具體手段工具方面：近一半樣本案件均提及“拳打腳踢”“毆打”等手段。除此之外，多起案件中欺凌者對被害人搜身、抽耳光、拍裸體視頻等。欺凌者一般攜帶常見刀具類作為作案工具，即使未準備工具，一般也會在現場就地取材（詳見表5）。

表5 樣本案件校園欺凌具體手段及分布情況（單位：起）

3.危害后果及刑罰。因部分樣本判決中未提及傷情結果，僅就樣本案件提及傷亡鑒定的統計如下：輕微傷19人，輕傷為42人，重傷15人，死亡6人。①除個別案件，樣本中致死案件的動機表現與一般的故意殺人罪不同，前者一般多為過失致人死亡，少數為間接故意，具有殺人的直接故意且能夠順利完成犯罪既遂的情況式微。筆者認為該數據并不能折射出校園欺凌的全貌，諸多欺凌案件以侵犯生命權、健康權等民訴渠道解決，該類案件造成的死傷情況更加冗雜。除可鑒定的傷情結果外，多數案件均提及了對被害人可鑒定的精神傷害及不同程度的學生群體心理傷害。

在刑罰后果上，樣本案件所涉刑罰共有8種（詳見表6）。其中，相對不起訴3人，附條件不起訴5人，其中4人具有監管幫教條件且犯罪情節輕微，還有1人系檢方認為犯罪嫌疑人屬長期遭受校園欺凌無法排解才采用極端方式進行報復，應給予心理疏導和干預。判處免于刑事處罰的有3人，原因分別為精神?。?人限制刑事責任能力）和犯罪情節顯著輕微；判處拘役4人；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者45人，占比最多；判處3年（含3年）至10年有期徒刑有27人；判處10年（含10年）以上有期徒刑有3人；無期徒刑為2人；判處死刑的1人。

表6 樣本案件判罰分布情況（單位：人）

4.犯罪主體。一是年齡層次上，低齡化明顯。筆者將14周歲至25周歲分成三個階段，14周歲（含14周歲）至16周歲，這個階段為限制刑事責任年齡段，有33人；16周歲（含16周歲）至18周歲，有41人；18周歲（含18周歲）至25周歲有19人。②須說明的是，在樣本案件中，有2起案件因被告人的孩子在校長期遭受校園欺凌，父親“替子報仇”引發的犯罪，本案件的被告人已超過25歲，統計時并未計算在內。二是群體性、團伙作案突出。上文已論述，此處不再贅述。三是犯罪主體在被歸案后均比較配合，幾乎均能如實供述并積極賠償被害方損失，自首坦白情況普遍，認罪認罰從寬適用率較高。

5.欺凌對象特征。從樣本數據來看，校園欺凌的對象一般是弱勢群體，如性格內向怯懦、膽小怕事，情感支持孱弱、長期脫離監護人有效關注等。但多數案件并未提及被害人的詳細性格特征及成長背景，無法做出深入分析。個別案件提及了被害人是否存在過錯，一般是將其作為能否減輕被告人處罰的理由。例如在李東燃故意傷害案③李某燃故意傷害一案一審刑事判決書，［EB/OL］.https：//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 Z0BXSK4/index.html?docId=q5nmPTFTik +TSmlIT2NhDFj2GtU2dSCQ3o6vN2YHPlOTLqkFBEYShZ O3qNaLMqsJxA+Dss+ENFV+6w0qniaT8S82WxDSIPH+fpB7YGkxAtABgtszdxtVGBU joimdvfVM。一案中，被告人李某燃與被害人寧某植發生打斗的原因是寧某植多次向被告人索要保護費，并指使他人用甩棍擊打李某燃頭部才導致案發。杜紅崗故意傷害案④杜紅崗、潞城市史回中學故意傷害罪二審刑事裁定書，［EB/OL］.https：//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 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2IjKMv9NfIWikiXrYk7dU3utgk9w4LYaDSe/ocJ20ftZ KGb Chm7T4JO3qNaLMqsJxA+Dss+ENFV+6w0qniaT8S82WxDSIPH+fpB7YGkxAtBQnQInSPi+Ak7 73uzekuP/。中，杜紅崗恰是為了教訓平時欺負他兒子杜某的同學張某。張某常與同學發生沖突，在宿舍愛作威作福并要求杜某給其提供打水、刷碗、按摩、疊被等服務。由此可見，被害人的重復性挑釁、跋扈作為及不當言行也是引起校園欺凌犯罪行為的因素之一。

三、校園欺凌犯罪行為與心理分析

（一）校園欺凌犯罪行為分析

1.欺凌者大多行為張揚，逞強斗狠，以維護自尊為主要依歸。在多起樣本案件中，欺凌者往往做事沖動，行為莽撞且不計后果，并企圖通過造勢斗狠維護自尊挽回所謂的“面子”。在孫某強故意傷害案中①孫某強故意傷害一審刑事判決書，［EB/OL］.https：//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 BXSK4/index.html?docId=JbFeWClIELXNu2PXYQ2RuPFBiZNMzCiofVQtyb46xb66u0IOlTs7FJO3qN aLMqsJxA+Dss+ENFV+6w0qniaT8S82WxDSIPH+fpB7YGkxAtBPh6cfrkqHMYzq7kFtLTDn。，雙方發生斗毆僅因為被害人翁某借用其同學陳某的QQ上網聊天，其間有一個昵稱為“蔡蔡”的人發來一條信息：“在嗎？”翁某就順手回說：“在啊，親愛的”。之后雙方溝通發生不快并約定線下“對決”。在約架現場，被告人一度恐嚇“這人是我小弟，你要敢動他一下，我就打死你”。在寇某等聚眾斗毆案②寇某聚眾斗毆罪二審刑事裁定書，［EB/OL］.https：//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 0BXSK4/index.html?docId=4tKL/k1m5BB99NxcGwq7qgfBevOjloUFM5t7ShuZWIe1/Zz6 kegsMpO3qNa LMqsJxA+Dss+ENFV+6w0qniaT8S82WxDSIPH+fpB7YGkxAtAF89mVBK8pHxNHoEtJ0rzw.中，被告人寇某私下在某職業高中校園內向學生兜售零食、香煙并形成了客觀壟斷，同校學生鄒某琳也想在校內售賣零食，便申請添加寇強為QQ好友并與之商議?？苣吃赒Q上質問并辱罵鄒：“說拿一周就拿一周？你哪（兒）體面”“你信不信，你在（再）說兩句，我到你教室來給你兩耳屎”。從聊天記錄分析，令被告人寇強無法忍受的不是競爭，而是對方無視他的地位和尊嚴。青少年的高自尊性和行為沖動性是引發犯罪的重要根源，由此可窺見一二。

當然，也有少數青少年個體付諸犯罪行為是基于偶發因素或長期經受欺凌的報復性結果。例如在高某投放危險物質案③校園欺凌經典案例分析，［EB/OL］.http：//www.bjdcfy.com/qita/dxqlsjsdal/2020-11/1348262.html。中，高某因性格內向，長期受到同學欺凌和排擠一直忍氣吞聲，在同學將其照片“丑化”并在網上發布后，高某忍無可忍，購買了一包5克的毒鼠強投入到班級飲用水的保溫桶中。

2.網絡助力欺凌行為多元發展，須關注“虛擬世界”的欺凌。近年來，隨著網絡社交媒體的高速發展，校園欺凌由“線下”流變到“線上”，成為“看不見的暴力”，微博、QQ、微信等聊天APP工具也悄無聲息地成為了校園欺凌的“戰場”，網絡暴力、言語欺凌、網絡造謠誹謗以隱蔽性、便捷性、自由性發展為線上欺凌的突出形式。如一款叫作“Kakaotalk”的手機軟件是韓國校園網絡暴力的最主要載體——據韓國YTN電視臺報道④網絡欺凌：韓國校園暴力呈網絡化——近三成青少年曾遭受其害，［EB/OL］.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6/0726/c1002-28584211.html。，仁川市一名17歲的女高中生因不堪同學的羞辱和孤立，于凌晨從公寓7層跳樓自殺。該女生跳樓后，其父母發現仍有同學不斷向她發送帶有羞辱內容的Kakaotalk消息。據韓國《今日亞洲》報道，學生們甚至將Kakaotalk聊天軟件稱作“Kakaotalk監獄”。

3.主體的反偵查意識逐步增強，犯罪行為的預謀性與隨意性并存。一是多數作案人作案前會有所謀劃，主要集中在欺凌對象、欺凌手段和作案工具幾個方面。二是欺凌過程中，一旦受到團伙成員的慫恿、造勢、助威，可能衍生新的欺凌動機、手段及嚴重后果。如多起案件中欺凌者最初動機是“想搞點錢花”，但將被害人控制后，又萌生了戲謔折磨、猥褻等想法。三是多數主體具有反偵查意識，存在攻擊避開人體要害部位、清除現場痕跡、銷毀證據及訂立攻守同盟等行為。例如在周某、鐘某瑋故意傷害案①周某、鐘某瑋故意傷害一審刑事判決書，［EB/OL］.https：//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 FZ0BXSK4/index.html?docId=aLS1qTqiUO3hlgMy1AV0RzSIyjrGsV8pkWF9V/MEw2KU46KJys0+lJO3q NaLMqsJxA+Dss+ENFV+6w0qniaT8S82WxDSIPH+fpB7YGkxAtBtEklXTaa9fXxQGAX3d2oj。中，周某交待：“鐘某說他當時捅了那個人一劍，是從背后刺過去的，刺進去二分之一，捅到肺上面，如果是肺出血的話，及時送到醫院，應該沒什么事。然后鐘某就把劍還給我。我看了一下，劍上面還有些血。鐘某叫我把劍拿回去洗一下，擦干凈上面的指紋。之后我們分別逃離現場，鐘某叫我從圖書館那邊跑，他自己原路返回。他還叮囑我不要把晚上的事情告訴任何人，不要想太多，事情總會過去的，還說要我倆之間的聊天記錄刪掉，留下一些其認為無關緊要的?！倍嗽诳词厮陂g，還多次通過煙盒、方便面等物品夾帶紙條以便溝通口供。

4.欺凌行為具有延續性，具有前科劣跡的欺凌者占有一定比例。在樣本案件中，共有7起案件的作案人曾有過被公安機關處理的經歷，于年齡限制在14周歲至25周歲且涉嫌校園欺凌刑事犯罪的青少年而言，其社會危害性和人身危險性不可小覷。筆者認為，這與欺凌者的罪錯行為沒能得到相當性處罰有關。由于欺凌者最初輕微的越軌行為沒能及時得到有效矯正，或只受到無關痛癢的口頭批評，與后果不甚匹配的處理方式則進一步助長了欺凌者的囂張氣勢，使其逐步麻木、不忌憚法律，甚至還會強化其欺凌后內心扭曲的價值感和愉悅感，從而可能升級更嚴重的校園欺凌事件。

如筆者參與偵辦的一起團伙搶劫案：團伙成員共7人，以李某（女，15周歲）為首。其中4人年齡在12周歲至14周歲，3人年齡在14周歲至16周歲，共3名女性、4名男性。該團伙長期活躍在某中學附近，多次將在校生帶離至學校附近僻靜處，威脅被害人交出隨身財物并向其團伙成員微信轉賬。經審查，李某在13周歲時就多次為逞強立威參與打架斗毆，均因未到法定年齡沒有處理。團伙成員陳某（12周歲，后經批評教育釋放）與筆者談話中曾提及“聽說李某有‘坐臺’經歷，疑似有艾滋病”。李某到案后，既未對刑事法律和辦案民警表現出敬畏，也對警方的說服教育反應平淡，甚至在羈押場所仍謀劃串供以減輕自身責任，表現出了與年齡不符的老道、成熟與犯罪惡性?？陀^地說，某些因未達到法定責任年齡而未受到刑罰處罰的“失格”“越軌”青少年，除非經歷系統化的科學管教與成長環境的根本改善，否則很難矯正其頑劣的品格和定型的、扭曲的世界觀，因此，他們屢次實施欺凌行為也就不足為奇了。

（二）青少年欺凌主體的犯罪心理分析

1.不成熟的認知結構與沖動性的行為表達。認知是指主體認識和應用信息的過程，大腦對信息的捕捉、理解和判斷構建了主體的認知基礎。相較成人，青少年對事物的感知往往膚淺、片面，加之其偏原始化的情緒表達，易引發沖動、魯莽的行為結果，一旦家庭的正向引導角色缺失，可能會加重這種沖動的傾向；同時青少年主體犯罪前大多抗審心理準備粗疏，歸案初期發現簡單的防御和否認無法奏效，經過教育對自己行為沖動大多均悔過反省，后期認罪伏法率高。如在周某、鐘某瑋故意殺人案中，鐘在與同伙討論作案過程時表示“就算死了，警察也不會查到我頭上，我做得很干凈?！薄澳氵€不相信我的刀法??？我的刀法是不見血的?！逼湔J知單純，盲目相信自己“功夫精湛”并能逃脫公安機關的偵查；鐘在看守所情緒不穩定，“在監室有時突然就大哭，有時用嘴巴咬桌子”。

2.低控制度的情緒與脆弱的情感系統。青少年處于身體快速成長期，不斷釋放的身體激素也促使掌管情緒的神經部分特別活躍，加之大腦中的杏仁核區發育待完善，這是造成青少年情緒不穩定的主要原因。情緒管理需要成熟協調的認知配合，而青少年基于自身簡單的知識結構、日漸強化的獨立意識、逐步復雜的生活和學習環境、人際交往的壓力等因素，極易出現心理上的矛盾和無力感，患得患失，繼而在價值判斷和行為方式的選擇上，往往依靠不穩定的情緒情感。同時，該類群體自尊體驗深刻，繼而在公眾場合有需要地隱藏或表現特定的情緒情感，也被稱作合理化或文飾現象。對于青少年而言，欺凌或暴力可以換取他人對自己地位的認可、服從與敬畏，從而獲得情緒上的滿足、支配欲與情感上的價值感。

3.負性情緒的不當宣泄與無處轉移。負性情緒的產生本身無可厚非，關鍵是情緒宣泄的方式、對象。經統計樣本案件發現，校園欺凌的滋生與群體間的等級和強弱組成的社會關系鏈條傳遞有關，即心理學中的踢貓效應理論。踢貓效應是指對弱于自己或者等級低于自己的對象發泄不滿情緒，而產生的連鎖反應。①踢貓效應，［EB/OL］.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8%A2%E7%8C%AB%E6%95%88%E5%BA%94/1293557?fr=aladdin。人的情緒會受到環境以及一些偶然因素的影響，當個體遭遇不良情緒后，潛意識會驅使個體轉移或發泄。受到強者情緒攻擊的弱者就會去尋找次弱者成為自己情緒的釋放對象，這樣就會形成一條清晰的負性情緒傳遞鏈條，被害人往往是群體關系中承受和消化不良情緒的最底層。

在樣本案件中，有5起案件是作案人欲找有矛盾的同學報復，但在現場未發現目標，就對在場的其他人進行報復性毆打或傷害，以尋求情緒發泄和心理平衡。如4·27榆林米脂砍學生事件中，作案人趙澤偉就表現出一種“延遲的暴力型報復”。2018年4月27日18時14分許，在米脂三中校門外，趙澤偉持匕首對放學逆向而行的學生瘋狂行兇，連續刺傷21名學生，導致其中9人死亡。經調查，趙澤偉因工作、生活不順而心生怨恨，自認為系在米脂縣第三中學就讀時，受同學嘲笑欺負致其心理受挫，遂對初中同學產生報復泄憤惡念。案發當天，趙因未找尋到欺負自己的同學，就將報復目標隨機轉移。趙自稱在校遭遇欺凌時，每次反抗換來的都是欺凌者的圍毆；加之其在離校后遭遇的挫折，負性情緒累積后觸底反彈成為了“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趙既是校園欺凌的施害者，也是悲哀的受害者。被欺凌者的無助，學校、教師、家庭的集體忽視和缺位，欺凌者的得寸進尺，都為這場暴力性還擊做出了慘痛注腳。

4.缺乏持久的意志力。近些年來，青少年無法忍受學習或生活的壓力而選擇輕生或犯罪的事件時有發生，備受關注的胡某宇事件就是典型。關于青少年犯罪行為的心理成因，美國心理學家多拉爾德、米勒等人提出了挫折——攻擊理論，即當人趨利避害的動機、行為遭到阻卻后，就會感到挫折，從而產生攻擊性和侵犯性反應，進而犯罪。著名的社會心理學家伯克維茨針對上述假設提出了更為全面的看法，即挫折并非直接導致侵犯，挫折只是導致產生侵犯行為的憤怒情緒狀態，進而才能引發侵犯行為；同時侵犯行為的發生，還要依賴情境引發侵犯線索的影響。②國內校園暴力的心理學成因研究綜述，［EB/OL］.https：//www.wenmi.com/article/px88yy02ypjs.html。上述理論基礎根源于個體薄弱的意志力，加之與高自尊無法匹配的低能力，使得青少年在面對挫折等負性事件或刺激的影響下，易出現侵犯或攻擊行為。當然，具體到個體而言，意志力的孱弱與成長環境的過度保護、挫折教育的缺位等不無關聯。

四、校園欺凌的犯罪防控對策

對于犯罪成因的理論不盡相同，但社會學犯罪論的代表學者，例如法國犯罪學家塔爾德、德國刑法學家李斯特等，均認為社會外界的各類因素相較于個人因素而言對犯罪的形成影響更大。社會因素指社會中那些可以引起或促使犯罪的社會根源和社會現象，包括家庭因素、法律制度、校園管理和文化傳播等。個人因素既包括欺凌者的個體原因，也包含被欺凌者的群體特點。筆者擬從上述多個角度進行綜合剖析，有針對性地提出校園欺凌犯罪的防控對策。

（一）家庭管理方面

家庭是青少年人格獨立發展和社會化能力形成時所處的環境，是影響青少年價值觀和行為模式的核心因素。［7］有關家庭因素與青少年犯罪的關系的研究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影響力最大是赫希在1969年提出的社會控制理論：青少年的違法行為是在社會對個人的限制和束縛減弱或喪失時產生的，主要由四個基本成分來進行限制和束縛，即依戀、奉獻、參與和信仰。［8］該理論強調，每個人都有犯罪的本能和犯罪的傾向。人之所以不犯罪，是因為受到了社會的制約。青少年偏差或犯罪行為是個人與社會傳統的聯系薄弱或破裂的結果，當個人與社會聯結變弱時，社會對該成員的約束力量便減少，違法犯罪行為可能因此產生。因此社會控制理論的核心概念是個體通過社會化而形成的社會聯結，作為構成人格的組成部分，個體運用它來應付周遭事務，處理人際關系，家庭則是塑造社會聯結的主角。

1.優化社會聯結，增強家庭與青少年之間的正向黏性。筆者在統計中發現，在已公布當事人的家庭情況的樣本案件中，近九成家庭存在教養不周、管教不嚴、過度溺愛等問題。例如在熊某故意傷害再審刑事判決書中提到，原審被告人熊某的父親因犯罪正在監獄服刑，父母已離婚，其還有姐姐、妹妹，母親靠打零工維持生活，其平時與父母溝通較少，小學輟學，常在外上網，結交閑散人員，平時有偷盜習慣。曾因盜竊被南昌市公安局高新分局行政拘留15日。①因未達法定年齡，不予執行。金某某故意傷害案中，被告人金某某出生在農村，其有3個姐姐，系家中最小的兒子，因此父母對其過分寵溺。被告人初中一年級后輟學，平日行為乖張唯我獨尊，沒有樹立好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其法律意識淡薄，對其觸犯法律將給自己、家人、社會所帶來的損害認識不足，是其走上犯罪道路的重要原因。

英國著名教育家尼爾說過：“問題少年是問題父母的產物?！保?］上述兩個案件中，前者可歸類為冷漠型家庭，更多出現在農村地區，由于經濟條件有限，監護人往往忙于生計而忽視子女的教養，或將子女托管給家人照料。這些留守兒童通常性格孤僻，非?？释魂P注，加之缺少家庭正確的道德規范教育，一旦受到不良人員引誘，便極易就范。后者為溺愛型家庭，個體多在家中多子女中排名靠后，以男性為主，行為頑劣，不達目的不罷休。上述兩種家庭類型，父母與子女之間基本都缺少有效的溝通、尊重與面對沖突矛盾時的正確引導。優化正向社會聯結，引導青少年合理處理人際矛盾，是父母的必修課。道德環境作為家庭環境的核心，其協調性對青少年的健全人格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當然夙愿是美好的，劣跡斑斑的成年人自然無法顧及和正確教導子女。對于某些青少年罪錯個體，無關痛癢的家庭引導作用往往差強人意，建立監護人監督問責制度勢在必行。

2.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監護監督問責制度。我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9條規定了父母對未成年人不良行為的矯正義務；《未成年人保護法》第16條第9款和第17條第2款也強調了父母不得放任未成年人實施違法犯罪行為而應當制止和管教，但法律并未規定監護人放任管教、消極履行監管責任的制約和懲罰措施。青少年的撫養人因教養失職而承擔法律責任，已成為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諸多國家或地區已將監護人的教養失職納入刑事犯罪進行規制，如我國臺灣地區設立了強制性親職教育制度［10］，德國設有“違背監護或教養義務罪”，法國、俄羅斯、瑞士等國家也設立了相關罪名。筆者認為，可效仿上述做法對監護人進行法律問責。畢憲順教授曾指出：強制性親職教育符合權利、義務和責任的法律邏輯，與國際公約相呼應，符合兒童利益最大化原則。［11］可根據罪錯青少年的違法違規行為的具體次數、社會危害性、后果的危害程度等因素，嘗試構建以訓誡、行政處罰等為基礎的監護人問責體系。

在上文提到的李某團伙搶劫案中，筆者到李某家中抓捕時，其母親正通過某平臺直播跳舞。其生父長期在外地打工，繼父與母親均疏于對李某管教。李某母親被通知到公安機關后，李某在見到母親第一反應是低頭沉默，拒絕眼神交流。其母親追問搶劫的原因時，李某反問她“你有資格問我嗎？”后情緒失控開始哭泣。李某曾多次參與打架斗毆，均因年齡原因未做司法處理而僅是責令其監護人管教，管教的效果可見一斑。筆者認為，李某的家教環境是千千萬萬個罪錯青少年成長的縮影，對于類似的惡性較深、危害性較大的特殊青少年個體，除了批評教育，還需依靠落到實處的強制性監護問責制度，才能盡量克減校園欺凌犯罪頻繁復發的隱患。

（二）學校管理方面

1.加強對苗頭矛盾的關注。筆者對樣本案件總結發現，“舊仇未報”型校園欺凌在不斷增加，折射出學校對校園欺凌的苗頭關注不夠和處理不當，為矛盾爆發升級埋下隱患。多數欺凌行為發生后，校方往往企圖息事寧人，秉持“小孩子的事沒什么大不了”的原則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批評教育是常態處理方式。欺凌者通過一次次不經心的道歉、口頭上的悔過，頻繁試探家校與欺凌對象容忍的底線，受害者的受辱心理沒有得到及時化解，加之旁觀群體不經意的戲謔、起外號式的嘲諷也會加重其心理創傷。在司法實踐中，如果欺凌行為沒有造成嚴重后果，公安機關基于“教育為主、懲罰為輔”原則的考慮，多會促成涉事雙方家長和解并以道歉、批評教育等方式結案；欺凌者在未成年人司法保護的刑事政策下得到了更多的法律優待，但同是未成年人的受欺凌者的權利保障與救濟卻被忽視或遺忘，這種一味遷就的保護無疑將對受欺凌者及其家庭造成二次傷害。加之校園欺凌的破窗效應①破窗效應是指環境對人的未來行為發展具有強烈的暗示和誘導作用，當窗戶玻璃被人打碎而沒有立即修補并懲戒破壞者，就有更多的人受到暗示性縱容去打碎更多的玻璃，并將越軌行為升級。，少數受害者可能會不甘長期受辱擇機報復，從受害者變成施害方。

2.建立青少年心理支持系統，重點關注特別“孤獨”的學生。根據社會控制理論，“完全”的社會聯系使人遠離事非，“缺陷”的社會聯系使人容易犯罪。社會聯結主要由四個核心因素構成：即依戀（attachment）、奉獻（commitment）、參與（involvement）和信念（belief）。依戀，作為個人對他人或群體的一種感情聯系，是社會聯結中最重要的因素。學?？煞e極建立學生心理支持系統，重點關注那些經常獨來獨往、性格偏內向孤僻、缺少情感支持的學生，一旦他們遭遇重大挫折，可通過從心理支持系統中獲取幫助，如向專門的心理輔導老師傾訴內心的不滿與憤怒，獲得鼓勵，疏導自身情緒，從而調節不平衡的心理狀態，減少自身的暴力欺凌言行。學校還應當重視受欺凌群體的心理重建，通過在校內設置“心理咨詢室”“心理咨詢熱線”等措施為受欺凌者開辟專門的心理救助渠道，并在欺凌事件發生后主動為受欺凌者安排心理治療，避免受欺凌者心理負面陰影的擴大。［12］

3.強化專門學校的教育矯治功能。對于長期欺凌他人的青少年而言，單靠司法機關的處罰或者一般化教育很難矯正其行為習慣，他們一般都存在著行為定式和心理癥結，須由專門的教育矯正機構糾正其偏差行為。我國目前的矯正機構除了公辦工讀學校之外，還涌現出一大批民間矯正學校，致力于制訂個性化的教育教學、心理輔導和行為矯正計劃，幫助欺凌者早日達到矯治目標，重歸校園。但工讀學校招生不再具有強制力后，全國范圍內的專門學校都存在著生源捉襟見肘、專職師資缺口大、配套設置差、受關注度微弱等問題，全方位地關注專門學校的教育矯治，全鏈條跟進提升罪錯青少年的改造教育水平，我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三）法律方面

1.發揮刑罰懲罰功能，加強特殊預防。從樣本案件的統計來看，對于低齡青少年罪錯主體的處置措施比較單一且缺乏強制性。其中，行為已構成違法但因年齡原因未處理的案件中，僅有2例被送至救助站和收容站，2例被送至專門學校，其余均由警方批評教育并責令嚴加監護看管。從司法實踐情況來看，對于低齡罪錯個體的處遇干癟無力，并基本處于刑罰規制的“真空”地帶，除送至專門工讀學校外基本采取了“一放了之”的措施。筆者認為，“懲罰為主教育為輔”的原則應適度參考，不應在所有校園欺凌犯罪案件中都搞“一刀切”，對于犯罪惡性較深、人身危害性較強、屢教不改缺少監管教育條件的，應結合特殊情況，適度突破，著力發揮刑罰的懲罰功用，保障被害人權益。例如在寇某等聚眾斗毆案①寇某聚眾斗毆罪二審刑事裁定書，［EB/OL］.https：//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 BXSK4/index.html?docId=4tKL/k1m5BB99NxcGwq7qgfBevOjloUFM5t7ShuZWIe1/Zz6kegsMpO3qNaL MqsJxA+Dss+ENFV+6w0qniaT8S82WxDSIPH+fpB7YGkxAtAF89mVBK8pHxNHoEtJ0rzw.中，法官針對“寇某系在校學生，請求給予緩刑或者免予刑事處罰”的辯護意見做出了以下分析，值得借鑒：首先，持械聚眾斗毆是刑法關于聚眾斗毆罪的加重處罰的情節之一，該犯罪行為具有較大的社會危害性。其次，被告人寇強與人爭執后即聲稱“信不信，我來你教室打你”并與人“約架”，反映出其內心所具有的暴力傾向。再次，在進入斗毆現場后，其首先使用石頭向對方人員實施打砸，反映出其內心所具有的攻擊性和行為的危險性。被告人寇某系在校學生，本應當助其完成學業。但根據被告人在本案中的惡劣程度和具體情節，適用刑罰的特殊預防功能比對其適用緩刑更能有效對其實施挽救。據此，辯護人上述辯護意見，本院不予采納。

2.設立強制性罪錯青少年社區矯正制度?？舍槍ξ催M入專門學校且家庭不具備有效矯正條件的罪錯青少年，嘗試構建個別化社區矯正制度，并在符合一定條件后針對上述主體強制執行。例如針對家庭教養缺陷、多次違法、行為惡劣的青少年，由專門工作者②專門工作者可在社區街道的工作人員中選拔培養，一般應具備心理學、犯罪學、教育學、法學素養或相關經驗，可由公安機關、法院、檢察院中專門負責青少年犯罪工作的相關人員指導培訓，專門負責所在轄區社區的罪錯青少年矯正。采取科學化的一對一預防和矯正措施。專門工作者可借助司法案例幫助青少年樹立正確的自我認知、正向的世界觀和價值觀，提升個體的心理素養。

3.單設校園欺凌犯罪專門罪名，對危害后果的證據標準應適當寬泛化。國外對校園欺凌的關注和研究較早，且諸多國家在法律中都針對校園欺凌單獨設立了罪名，強化防范打擊效果。例如美國在防范校園欺凌中強調預防原則，通過構建多元立體化的預防體系來干預校園欺凌，且法律中專門設立了虐待新生罪的規定；新澤西州法律明確規定，在每年的法定“尊重周”這天，學校要為學生們提供適應其年齡的預防騷擾或欺凌指導；同時法律還規定了將欺凌預防培訓作為教職工的發展考核項。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關注校園欺凌問題，建立了少年關護制度并構建了預防校園欺凌的社會協同相結合的專門立法體系。法國在刑法典中針對校園欺凌行為單設了罪名——戲弄剛入學的新生罪，并區分硬暴力欺凌和軟暴力欺凌，對軟暴力欺凌適用新罪名加以規制。在刑法強制力的加持下，法國的校園欺凌案件形勢得到了迅速遏制，僅在2014—2015年度的校園欺凌案件爆發率就較2007—2008年度而言下降了6.4%。［13］

我國也可借鑒國外成功經驗設立校園欺凌犯罪專門罪名，同時在校園欺凌的證據審查與采信方面，可適當依據經驗結合司法推定。在多起樣本案件中，大多數被欺凌者出現了焦慮、厭學、精神恍惚、抑郁等傾向，因此被害人及家屬均主張了精神損失費，但幾乎均因缺少法律依據及格式化的證據而未得到支持。筆者認為，校園欺凌相較于其他違法犯罪而言，更具有隱秘性、反復性、長期性，其針對的對象又大多是心智并不成熟的個體，長期的欺凌、侮辱勢必對其心理和生理都造成或大或小的壓力及影響，但這種影響可能很難通過司法鑒定予以量化并最終證據化。諸多案件記載了被害人經歷的持續性凌辱細節，如薅頭發、下跪叫“爸媽”、扇耳光、拍攝裸體視頻等，卻并不能達到醫學和法律上所要求的“精神疾病”程度。在司法實踐中，不應過分僵化證據標準，不必過分拘泥于被害方必須提出精神病鑒定等量化證據，可結合實際情況適當考慮欺凌行為對被害人造成的客觀傷害，量刑時堅持寬嚴相濟。

（四）自我管理方面

1.欺凌者：改善提升自尊與實現自我價值的方式。處于青春期的個體在假想觀眾（imaginary audience）和個人神話（personal fable）兩個觀念的驅動下，欺凌者往往期望通過欺凌這種方式獲得同輩群體的關注，以此提升自己的自尊與自我價值。［14］青少年受認知能力的限制，難以認識和控制自己的行為，體現沖動性。［15］他們往往認為自己的行為時刻被同伴關注和評價，且對自身形象具有理想化的認識，會趨向采取避免自己尷尬和被嘲笑的行為。他們法律意識薄弱僥幸心理突出，容易實施冒險和暴力行為，且對危險過分輕視。因此，應通過社交媒體、學校法制宣傳、家庭教養等多種渠道，改變欺凌者認知，引導其通過合理的方式發泄內心的各種消極情緒，以有利社會的方式實現自尊與自我價值。

2.被欺凌者：豐富情感支持，避免言語失律、交往失衡。研究發現，在校園欺凌情境中，被害人自身的某些特征或被害傾向的特殊人格會引起或增強欺凌者的犯意。美國犯罪被害人學研究者斯帕克斯創立并發展了“個人被害因素理論”。該理論指出，有些人和團體之所以重復被害，是因為他們具有被害傾向，即具有許多導致被害的因素。［16］但筆者并不認同在防范校園欺凌中大肆提及“被害人有罪論”。從樣本數據上看，除少數案件的被害人在案發前存在挑釁、言語狂放、行為放蕩不羈等行為外，大多數案件的被欺凌者性格內向、孤僻、缺少情感支持，不存在事先挑釁及過錯。因此，多關注易受群體冷落、缺少情感支持的個體，規范個體語言和交往行為，引導青少年合理表達情緒情感需求，尋求幫助與平等交往不失為保護被欺凌者的有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