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公眾的對華形象認知與自我認知:變化、異質性以及邏輯機制*①

張 昆 劉曉敏

( 1.華中科技大學 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湖北 武漢,430074;2. 華中科技大學 國家傳播戰略研究院,湖北 武漢,430074 )

一、引言

中國和印度均是亞洲的文明古國,兩國的文化和經濟交流源遠流長,長期處于和平相處的狀態。然而,在經歷過類似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歷史、從文明古國到現代民族國家的轉型過程中,中印兩國卻產生出矛盾和紛爭。(1)尹繼武:《單邊默契、權力非對稱與中印邊界戰爭的起源》,《當代亞太》2016年第5期。近年來,印度對中印關系進行再定位,認為雙方目前正處于競爭主導的關系模式,未來仍將保持競爭,并為此采取了更強硬的對華戰略。(2)鄭海琦:《“印太戰略”視閾下印度的戰略角色轉變與關系定位》,《印度洋經濟體研究》2021年第5期。印度人口眾多、幅員遼闊并且資源豐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強國稟賦。隨著印度在20世紀90年代實行改革,其經濟迅速發展,直至今日已成為世界第五大經濟體,并且一直保持著高速增長。(3)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ebases,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SPROLLS/world-economic-outlook-databases#sort=%40imfdate%20descending。毫無疑問,印度現在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全球行動者,其行動方式對中國、印太地區乃至更廣闊的世界都具有重大影響。中印關系已上升為影響地區局勢乃至全球地緣政治走向的重要雙邊關系之一。然而,遺憾的是,盡管印度與中國有著數千年文化交往史,中印兩國人民對彼此認知卻十分有限,甚至有些人形成了“中國小看印度,印度也不大看中國”(4)印度尼赫魯大學漢學專家秋帕杰教授在2018年12月10-11日復旦大學舉行的“新形勢下的中印邊界問題”二軌交流研討會上的發言中如此總結。的片面認知。因此,印度公眾的認知態度與情感傾向值得關注,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轉化為印度的外交政策并影響中印關系的未來走向。

本文從國家認知這一微觀視角入手,依據2019年與2022年兩期寰球民意調查數據,嘗試回答三個與印度公眾對中國及自身認知相關聯的問題。第一個是變化問題,印度公眾對于中國及自身的認知在何種水平朝著什么方向發生變化?第二個是異質性問題,印度公眾認知是否具有群體性差異,不同人群的認知是否在以相同的步伐并且朝著一個方向發生變化?第三個是形成機制問題,印度公眾對兩國的形象認知遵循何種機制,是否具有其國家特色?這三個問題對于深刻理解印度公眾認知并預測其未來走向具有理論與現實意義,也有助于為我國外交政策的制訂與實施以及構建良好的國際關系提出思路和借鑒。

二、文獻綜述

(一)印度涉華民意及自我認知

印度與中國占世界總人口的三分之一,中印關系對兩國乃至整個世界而言都具有重要意義。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公眾輿論會影響政府決策。公眾輿論好比一座堤壩,它預示了公眾行為的方向,而政府層次的辯論和行動都必須在這個堤壩下謹慎地進行。(5)Key, V. O. , Public Opinion and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Knopf,1961,p. 32.我們必須密切關注印度對華戰略行為的民意基礎,以研判中國所處的輿論環境。(6)張昆、張晶晶:《重視民意價值,全面提升國際傳播效能》,《新聞戰線》2023年第10期。

以往一些研究及調查探討了印度涉華民意及其變化趨勢。相關民調顯示,印度普通人對中國的看法呈消極態勢且對華好感度在不斷下降。美國民調機構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顯示,2014年至2019年間,當印度人被問及是否對中國持積極態度時,平均只有27%的人表示贊成。2018年洞朗對峙后,這一數字降至12%。2023年的最新調查更是顯示三分之二的印度人對中國持有負面看法。(7)數據來源于2014-2023年的皮尤全球調查,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https:// www. pewresearch. org/global/2023/08/29/indians-views-of-other-countries/。除此之外,還有學者探究了印度對華民意的群體差異,發現印度受訪者的黨派、社會階層與對華認知具有一定程度的關聯性。(8)林民旺:《從民調看印度對華政策的民意基礎》,《世界知識》2017年第16期。

印度自成立伊始便是一個有著大國情懷與印度夢的國家。近年來,隨著印度綜合國力的增強以及國際形勢的變化,國內外學者對這一問題的討論日趨熱烈。有學者指出,印度始終擁有強烈的大國意識與強國抱負,印度開國總理尼赫魯曾許下宏愿,印度要當“有聲有色”的世界大國。(9)[印度]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印度的發現》,齊文譯,北京:世界知識社,1956年,第57頁?，F任總理莫迪更是聲稱要帶領印度成為“全球領導大國”,而不只是一支制衡力量。(10)王曉文:《印度莫迪政府的大國戰略評析》,《現代國際關系》2017年第5期。同時,亦有學者指出,印度對國際地位的渴望與更傳統大國愿意遷就該國的程度之間往往存在差距,其對自身的認知評價也與他國對其的實際評價相距甚遠。(11)Pu, X., “The Status Dilemma in World Politics: An Anatomy of the China-India Asymmetrical Rivalry”,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15, No.3, 2022, pp.227-245.

綜上所述,學界已經就印度公眾涉華認知以及自我認知進行了很多有益探索,并得到了一些初步的研究結論,但現有研究在以下三個方面依然存在不足。首先,印度普通人如何看待兩國尤其是自身在一定程度上是未知的,以往國內學界多停留在結構性的理論層面,缺乏基于經驗資料的探討,特別是由于缺乏一手相關數據,國內幾乎沒有針對印度公眾的民意調查,學界探討多建立在國外相關調查數據的基礎上。其次,雖然已有研究試圖探究印度公眾認知的變化趨勢,但是認知觀念的測量指標并不統一,一些問題在不同年份的提問方式與選項設置并不相同,不同年份調查結果的變化有可能是由于提問方式的不同造成的,而并非真實的認知變化。第三,既有研究通?；\統地分析印度公眾認知,而很少比較不同群體的差異。即使極少研究表明了一些基本人口學變量與公眾認知具有關聯性,但并未比較不同人群之間的變化速度是否相同。

(二)國家形象認知的多重邏輯

國家形象認知是指對國家的認識和評價(12)張昆、吳獻舉:《國家形象:概念、特征及研究路徑之再探討》,《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6年第1期。,以往關于國家形象認知的研究主要從政治、傳播、心理等三方面探討影響機制。

首先,政治視角主要關注國家間雙邊關系對他國形象認知的影響。在對他國的認知中,雙邊關系的劃分是一套獨立的標準,也是區別國家形象的重要范疇。(13)Boulding, “K.E.,National images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3,No.2 , 1959 ,pp. 119-131.在現實中,出于種種原因,與本國關系不佳的他國通常會與大量的負面評價掛鉤(14)White, R.K., “Hitler,Roosevelt,and the Nature of War Propaganda”,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Vol.44, No.2,1949,p.157.,這些評價會逐漸形成國際關系中占主導地位的特定身份論述,進而存在于更廣泛的身份認同社會結構中?；诖?公眾自身也會對他國進行類型化劃分,進一步產生系統性的認知、情感和行為。

其次,對傳播機制的考察主要涉及媒介接觸因素,它對國家形象認知的影響是學術界高度關注的熱點問題。相關研究認為,對于他國這樣的宏大機構,個人的大部分接觸和經驗都是通過媒介文本獲得的,人們的認知更多地受到傳播影響而不是人際影響。(15)Han, L., “‘Lucky cloud’over the world: The journalistic discourse of nationalism beyond China in the Beijing Olympics global torch relay ”,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Vol.28,No.4,2011,pp.275-291.媒體對一個國家的描述,無論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都會影響公眾的觀點,并隨后改變關于外交政策的公眾輿論或公共外交實踐。(16)Brewer, P. R., Graf, J.& Willnat,L., “Priming or framing: Media influence on attitudes toward foreign countries”,Gazette (Leiden, Netherlands),Vol.65,No.6,2003,pp.493-508.實證研究也進一步表明,媒介接觸渠道以及媒介接觸頻率對于公眾的國家形象認知具有顯著影響。(17)張昆、劉爽:《南非公眾的中國形象認知:基于“寰球民意指數”(2020)的實證分析》,《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23年第2期。

最后,對心理因素的考察主要聚焦于自我認同的影響。相關研究認為,民眾對他國的形象感知是排外意識研究的一種,其核心問題是一個集團或集團內個人對外部集團及其成員態度的問題。(18)胡建國、黃宇晨:《中美關系變動下高校學生對美態度變化——基于中國大學生追蹤調查的分析》,《中國青年研究》2021年第7期。而討論外部集團態度則離不開人們對自我集團的社會認同。社會認同理論指出,個體總是會傾向于無條件地偏愛自己所在的群體和熟悉的內群成員,追求自我集團優越于外部集團,強化自我集團正面形象,以維持優越感與自尊。(19)Tajfel, H.,&Turner, J.,“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in W. G. Austin &S. Worchel, eds.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Chicago: Nelson-Hall Publishers ,1985, pp. 7-24.國家是人們交往的最大集體之一,國家認同感越高的群體,其對外部集團的態度也就越不友好,因為國家認同感高的群體往往容易將外部集團視作擾亂其內部秩序的原因。(20)Kunovich, R. M.,“The Sources and Consequences of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74,No.4,2009,pp.573-593.此時,國家認同對于他國形象認知顯然發揮的是負面效應,而對于本國國家形象認知發揮的是正面效應。

需要注意,這里的國家認同基于差異性視角,認同作為一種心理,在發生學的意義上與他者相伴而生,也就是說,在差異論者眼中,對內認同與對外排斥是共生的。然而,歸屬性視角下的國家認同則主要指將國家視為共同的語言、文化、風俗和記憶的歷史共同體,其主要意涵指向群體內部而不是外部。(21)李艷霞、曹婭:《國家認同的內涵、測量與來源:一個文獻綜述》,《教學與研究》2016年第12期。不同視角下的國家認同對本國認知的正面效應毋庸置疑,而對他國認知的效應則很可能不同。以往的實證研究基于不同視角對國家認同進行操作化,測量指標不一,且有時一定程度上內含了民族主義的成分,對此要審慎甄別。值得一提的是,在他國形象認知的形成過程中,國家認同的效應并不是一成不變,它不僅會因受訪者所在國以及對象國的特質而有所不同(22)Arli, D., Pekerti, A. A., Kusumansondjaja, S., &Sendjaya, 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ociocultural adaptation and cultural intelligence on citizens and migrants: Impact on perceptions of country imag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Vol.92,2023, pp.1-18.,還可能會因雙邊關系而發生變化。

以往國內學界從不同角度對于國家形象認知展開了研究,并取得了不少成就,但這些研究基本上以中國抑或是個別熱門國家為對象來實現,在此基礎上對印度公眾國家形象認知的探討,有助于拓寬國家形象認知研究的經驗視域。另外,以往研究多從幾個層面分別進行探討,一定程度上具有扁平化的特征,雖有極少數研究涉及某兩個層面之間的相互影響,但并未對此進行專門分析和進行學理化概括。在此基礎上,本文試圖將政治、媒介、心理三種解釋路徑整合為一個新的框架,并從經驗層面上進一步探究三種路徑在國家形象認知中的解釋力度以及相互作用,從而進行更加深入和全面的分析。

三、研究方法

(一)數據

本文數據來源于教育部大數據與國家傳播戰略實驗室暨國家傳播戰略研究院2022年11月—12月以及2019年12月委托全球知名研究機構Qualtrics公司執行、針對全球主要國家和地區所開展的寰球民意調查。寰球民意調查是基于Qualtrics公司大規模全球樣本庫開展的抽樣調查,樣本庫由逾9000萬注冊用戶構成。該公司每兩年對樣本庫內注冊用戶進行質量篩查,并通過一系列方式進行調查質量控制。調查問卷內容包括對世界格局的基本判斷、對國際關系及熱點問題的基本看法以及跨文化溝通經歷與信息獲取情況。本文探討印度公眾對中印兩國的認知狀況,因此使用該調查數據較為合適。其中,2019年寰球民意調查印度有效問卷為1041份,2022年寰球民意調查印度有效問卷數為 1021 份,問卷有效率均在80%以上。

(二)變量選取與說明

1.中印形象:整體印象與大國認知

本文關注的國家形象認知包含兩個維度,分別是整體印象以及大國認知。具體來說,問卷要求受訪者填答對于兩個國家的整體印象,從“非常負面”到“非常正面”的答案選項分別被賦值為“1”到“10”分的整數,數字越大表示整體印象越好。問卷使用四個多選項(答案中包括中國與印度)問題向被訪者提問對中印兩國的大國認知: (1)您覺得在當今國際事務中,哪些國家發揮著重要影響力? (2) 您認為哪些國家的經濟實力非常強大?(3) 您覺得哪些國家的科學技術非常發達? (4)您認為哪些國家的軍事力量很強大? 針對上述任一問題,若被訪者在其中選擇了中國(或印度),賦值為“1”,即表明在其心目中中國(或印度)是一個大國,否則賦值為“0”。整體印象是一種有序離散變量,一般采取有序 Probit 模型或者有序 Logit 模型。但相關研究指出,在樣本量較大的時候,采用OLS模型或者有序Probit模型的結果相差并不大,而且有序 Probit 模型難以直觀顯示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邊際效應,因此本研究使用 OLS回歸模型對國家整體印象進行實證分析。(23)孫計領、王國成、凌亢:《收入不平等對居民幸福感的影響——基于FS模型的實證研究》,《經濟學動態》2018年第6期。

2.雙邊關系認知:直接感知與溢出效應

中印兩國關系認知通過直接感知以及溢出效應兩個維度向受訪者提問。問卷要求被訪者回答“您如何看待中國與印度的關系”,選項設置為競爭關系、競爭與伙伴關系、伙伴關系。另外,問卷還設計問題“您認為中國經濟持續發展、國力日益強大,對您的國家有利還是不利”,答案設置為“有利”“說不清”“不利”。

3.媒介接觸

媒介接觸由問題“您是否會通過以下渠道來了解在國外發生的新聞事件?”的回答情況得到,本文將選項處理為三個變量,包括“報紙雜志”渠道、“廣播電視”渠道以及“互聯網”渠道,對于每個渠道受訪者均可從“從不”“偶爾會”“有一些”“較多”“很多”的使用頻率中選擇,分析時我們按1—5分賦值使用。

4.國家認同

本文參考已有研究,選取問卷中4個指標來測量印度公眾的國家認同。問卷要求受訪者回答對于“作為一個印度人我感到很光榮”“當別人批評印度人的時候,我覺得像是在批評我自己”“不管印度發生什么事情,即使有機會離開,我也會留在印度”“我經常為國家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這四個表述的態度,選項分為“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五個等級,分別賦值為“1”到“5”。本文利用因子分析將這四個項目合并為國家認同復合指標,主成分因子分析顯示(KMO=0.82,p<0.001),4個題項呈現1個因子,可解釋71.1%的方差。合并后2019年復合指標為4.9,2022年為4.0。

5.重要人口學變量

本文關注的人口學變量包括性別(男性=1、女性=0)、年齡(18—24歲=1、25—34歲=2、35—44歲=3、45—54歲=4、55歲以上=5)、受教育程度(高中及以下=1、大專/大學肄業/本科在讀=2、本科畢業=3、研究生及以上=4)。

6.其他變量

此外,本文的其他變量還包括調查時間(2019年寰球民意調查=0,2022年寰球民意調查=1)、政治關注度、社會信任、接觸外國人機會、家庭收入水平、工作狀態。

(三)分析策略

數據分析將分三步進行。首先,為呈現印度公眾認知隨時間的變化趨勢,本文對印度被訪者的中印形象認知以及中印關系認知分時間作描述性統計,并進行卡方檢驗與方差分析。其次,為了探究中印形象認知和中印關系認知的群體差異,本文將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作為自變量,中印形象認知以及中印關系認知作為因變量,使用OLS模型與Logit模型探究重要人口學變量對中印形象認知以及關系認知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添加年份與這幾個自變量的交互項,進一步探究不同群體認知變化的速度快慢。再次,為了更深入地探究國家形象認知的影響機制,本文將雙邊關系、媒介接觸以及國家認同作為自變量,中印形象認知作為因變量,使用OLS模型與Logit模型分析雙邊關系、媒介接觸與國家認同對于中印形象認知的影響,并進一步考察不同關系認知下對華整體印象形成中的國家認同效應。(24)OLS回歸是一種常見的線性回歸分析方法,用于建立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的關系模型,通過最小化觀測值與預測值之間的殘差平方和來估計回歸系數;Logit回歸是種廣義的線性回歸分析方法,用于研究因變量為二項分類或多項分類變量時與某些影響因素之間的關系。

四、 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印度公眾的中印認知及變化

中印近年來發生多次邊境摩擦,盡管沖突一直處于管控之中,但中印關系卻一度跌至谷底。疊加新冠疫情影響,從2019年到2022年,印度公眾的認知是否發生了變化?表1從中國形象認知、印度形象認知以及中印關系認知三個維度給出了答案。

表1 2019年和2022年印度受訪者的中印認知

從中國形象認知來看,2019年到2022年印度受訪者對中國的整體印象分數由6.6下降至5.4,認可中國為大國的受訪者占比由78.2%下降至77.5%。從印度形象認知來看,三年間印度受訪者對本國的整體印象由8.8略微上漲為8.9,認可本國為大國的受訪者占比由85.9%上升了約5個百分點。在中印關系認知上,認為兩國是競爭關系的受訪者比例由32.3%上升為48.3%,認同兩國之間為伙伴關系的受訪者占比則從18.6%下降到14.3%;認為中國發展對印度不利的受訪者占比由28.9%下降至21.3%,認同中國發展對印度有利的受訪者比例則從43.6%上升至53.0%。

與此同時,卡方檢驗與方差分析結果顯示,上述差異在總體中也是非常顯著的。所以綜合來看,從2019年到2022年,這三年間印度公眾的中國形象認知與印度形象認知朝著相反方向變化:印度受訪者對于中國的形象認知更為不佳,而對本國形象則更加認可,這種趨勢不僅存在于樣本當中,而且可以推論到研究總體。印度公眾對于中印關系的認知則相對復雜,他們普遍認為中印兩國的競爭態勢更加凸顯,但同時更多人也認可中國發展對印度存在一定程度的積極效應。

(二)跨群體的異質性分析

我們試圖在上文分析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受訪者對中印兩國的認知及變化的群體差異,具體來說,本文重點關注的是不同性別之間、年齡之間、教育水平之間的人群是否存在區別。之所以選擇這些變量,一方面是因為這些變量體現了樣本最基礎的人口學特征,另一方面是因為以往研究發現,這些群體在認知方面存在一定程度不同。在進入模型之前,表2首先分時間對本研究將使用的其他所有變量進行了統計描述。

1.中國形象認知及變化的異質性分析

本文使用OLS模型與Logit模型對印度受訪者的國家形象認知進行了回歸分析,結果表明受訪者對中國的形象認知確實具有群體差異。模型1顯示,在控制其他變量以后,2022年調查樣本中受訪者對中國的整體印象相比2019年更為不佳;男性相較于女性對于中國的整體印象更差;年長人群相比年輕人群對中國的整體印象更差。模型3顯示,控制其他變量之后,男性相較于女性更傾向于認可中國為世界大國;高學歷人群相較于低學歷人群更傾向于認可中國為大國?？梢钥吹?時間并沒有對印度公眾的中國大國認知產生影響,這與以往研究是相一致的。(25)Pu, X., “The Status Dilemma in World Politics: An Anatomy of the China-India Asymmetrical Rivalry”,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15, No.3, 2022, pp.227-245.

模型2和模型4在模型1和模型3的基礎上添加了調查年份與性別、年齡層以及教育水平的交互項。模型2顯示,調查年份與性別和年齡的交互項都是統計顯著的。這說明,不同群體在對中國整體印象變化的速度上具有顯著差異,男性、年輕群體對中國整體印象的變差速度更快。模型4顯示,調查年份與性別、年齡層以及教育水平的交互項皆未達到顯著性水平。在一個男性居于領導地位的國家,男性對中國的整體印象變差速度更快,在一定程度上預示著未來整個印度社會對華好感可能仍會不斷下降。與此同時,印度年輕人群認知標示著未來社會對華民意的主流趨勢,對此應該保持警惕。

2.印度形象認知及變化的異質性分析

同樣地,本文對受訪者的印度形象認知及其變化進行了異質性分析(見表4)。模型5顯示,在控制其他變量以后,2022年調查樣本中受訪者對印度的整體印象相比2019年更好,年齡、性別與教育程度這幾個變量對于印度的整體印象并沒有顯著性影響。模型7顯示,控制了其他變量后,2022年調查中受訪者認可印度為大國的幾率高于2019年;男性相較于女性認可印度為世界大國的幾率更大;年輕群體相較于年長群體認可印度為世界大國的幾率更大。添加了調查年份與性別、年齡、教育水平的交互項之后,模型6與模型8顯示,高學歷群體對印度整體印象變好的速度更快,并且認可印度為大國的幾率增長的速度也更快。

表4 印度形象認知及變化的異質性分析

印度受訪者對于本國整體印象的群體差異并不明顯,這不難理解,幾乎所有群體總是傾向于對自身所屬群體懷有天然好感并給予高度評價。然而在對本國的大國認知方面,年輕群體認可本國為大國的幾率卻更高,這可能是由于受到莫迪上任以來相關話語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高學歷群體對本國評價的變好速度相對于低學歷群體更快,這預示著未來印度的姿態可能愈發強硬。

3.中印關系認知及變化的異質性分析

本文使用多元Logit模型對受訪者的中印關系認知進行了異質性分析,但分析結果顯示,受訪者對中印關系的直接感知以及溢出效應認知幾乎不存在群體差異,在添加了交互項之后,交互項也未達到顯著性水平。囿于篇幅限制,在此并不對模型結果作出展示。

(三)雙邊關系認知、媒介接觸與國家認同:對國家形象認知影響的再檢驗

1.雙邊關系認知、媒介接觸與國家認同具有顯著影響嗎?

在控制了受訪者的個體特征之后,媒介接觸僅對印度受訪者的中國形象認知產生微弱影響。模型9顯示,在控制其他變量以后,只有報紙雜志接觸對于中國整體印象在0.05的水平上具有顯著影響,報紙雜志接觸頻率較高的受訪者對中國的整體印象更差。模型11顯示,互聯網接觸對于中國的大國認知具有積極影響,但只在0.1的水平上顯著。另外,研究還發現,在增加中印關系變量之后,媒介接觸對于中國的整體印象沒有任何顯著影響。這個結果可以從兩方面來進行解釋,一方面可以認為,如果受訪者已經對他國形成了固定化認知,那么信息輸入所產生的效應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媒介接觸對他國國家形象認知的效應不應被高估;另一方面,媒介接觸效應依舊存在,但是可能通過中印關系認知發生作用。

從表5對國家認同效應的分析結果可以發現,在控制其他變量以后,國家認同對于中國形象認知的正向影響是非常顯著的。以往一些研究指出,受訪者的國家認同與對別國的整體印象成反比,尤其是在對象國與自身外交關系并不友好的情況下,畢竟人們總是難以克服自己對內群的偏愛與對外群的偏見。(26)胡建國、黃宇晨:《中美關系變動下高校學生對美態度變化——基于中國大學生追蹤調查的分析》,《中國青年研究》2021年第7期。然而表5顯示的結果與以往研究結論存在明顯不同。不過,上述分析的只是國家認同對中國整體印象的平均影響,而這種影響是否以及如何隨受訪者的中印雙邊關系認知發生變化,值得進一步研究。

表5 國家形象認知的影響因素分析

模型10和模型12在模型9和模型11的基礎上增加了中印關系認知的兩個變量。結果顯示,受訪者的中印關系認知顯著影響了對中國的整體印象,但沒有影響對于中國的大國認知。這不難理解,整體印象所附帶的感情色彩更加濃厚,而大國認知則更多基于客觀實力的考量。在控制其他變量以后,相比于認為中印是競爭與伙伴關系的受訪者,認為中印是競爭關系的受訪者對于中國的整體印象更差;在中國發展對印度是否有利的問題上,相比于持“說不清態度”的受訪者,認為中國發展對印度產生積極效應的受訪者對于中國的整體印象更好,認為中國發展對印度產生消極效應的受訪者對于中國的整體印象更差。

同樣地,本文考察了媒介接觸與國家認同對于印度形象認知的影響。模型13和模型14顯示,廣播電視接觸對于受訪者的印度整體印象產生顯著的積極影響,報紙雜志接觸對于印度大國認知產生微弱的積極影響。這表明國家的官方政策議程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新聞報道,官方媒介話語構建、延續了國家自我認知。另外,表5的分析結果也證實國家認同對于受訪者的本國形象認知確有顯著的積極效應。

2.雙邊關系認知會影響國家認同效應嗎?

表5顯示印度受訪者的國家認同對中國形象認知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同以往研究結論并不一致,也與我們的日常觀察相悖。仔細考察后發現,以往的學術生產與日常討論對雙邊關系概括籠統,而現實中公眾對于雙邊關系的認知更為矛盾復雜,直接分析國家認同的平均影響可能會掩蓋其底層的真實邏輯。

前文分析中提到,國家認同對于中國的整體印象產生正向的顯著影響,而對大國認知則產生微弱影響,這符合一般認知:大國認知主要基于該國的客觀實力,與國家認同關系并不密切。因此在這一部分,本文重點考察中國整體印象形成中的國家認同效應。為了更加全面地分析國家認同對中國整體印象的影響隨中印關系認知的變動趨勢,我們按照直接感知與溢出效應兩個維度將中印關系認知分為9種類型,并分別匯報了這9種不同雙邊關系認知下的國家認同系數及顯著性水平。表6顯示,不同關系認知下的國家認同效應方向存在明顯差別,認為中國發展對印度造成消極影響的受訪者,其國家認同效應多為負向,而認為中國發展對印度產生積極影響的受訪者,其國家認同效應則為正向。與溢出效應相比,直接感知對于國家認同效應所起的作用并不大。這說明,國家認同效應確實因關系認知的不同而會發生變化,其中關系認知中務實理性的考量占據主導地位。

表6 不同雙邊關系認知下中國整體印象生成中的國家認同效應

五、結論與討論

在既有研究的基礎上,本文使用 2019年和 2022 年兩期寰球民意調查數據探討了三年間印度公眾對中印兩國形象與關系認知的變化及其異質性,并對媒介接觸、國家認同以及雙邊關系認知對國家形象認知的作用機理及其影響效果進行了再檢驗。

本文描繪了一幅從2019年到2022年印度公眾對中印兩國形象及關系的認知變化圖景。研究發現,受訪者普遍承認中國的大國地位,但對于中國整體印象不佳,且三年間朝著更差方向發展;與之相對比的是,受訪者對于本國整體印象頗好,普遍擁有強烈的自我大國意識,并且隨時間變化更加自信與樂觀;印度公眾對于中印間關系的認知則相對復雜,他們認為中印兩國的競爭態勢更加凸顯,但同時更多人認可中國發展對印度存在積極的溢出效應。

跨群體的比較研究還發現,受訪者對于中國和印度的形象認知及其變化具有群體差異。相對而言,男性、年長群體對中國的整體印象更差。男性、高學歷人群更傾向于認為中國是一個大國;男性與年輕群體更傾向于認可印度為一個大國。另外,不同群體在認知變化的速度上也具有顯著差異。相對而言,男性、年輕群體對中國整體印象變差的速度更快;高學歷群體對印度整體印象變好的速度更快,并且認可印度為大國的幾率增長幅度也更大。上述的這些群體差異值得我們保持警惕,男性、年長者、高學歷群體在某種程度上是國家的掌權者,而年輕群體則預示著未來走向。

最后,政治、傳播以及心理三條影響路徑對于國家形象認知皆具有一定解釋力,但解釋力度有所不同,三個層面也并非相互獨立,心理層面的國家認同效應受到政治層面雙邊關系認知的影響。雙邊關系認知在他國形象生成中具有顯著影響,競爭關系認知會對他國整體印象產生顯著的負面效應,積極的溢出效應認知會對他國整體印象產生顯著的正面效應。既有文獻中通過信息因素來解釋國家形象的可行性與穩健性值得商榷?？傮w而言,在印度,無論是對于他國形象認知還是本國形象認知,媒介接觸效應似乎并不如我們想象的那般顯著,將雙邊關系認知納入考慮后更是如此。國家認同在印度受訪者的國家形象認知中仍然扮演著關鍵角色,無論是本國形象抑或是他國形象。國家認同對受訪者的印度形象認知具有顯著的正向效應,而國家認同對于中國形象認知的效應則受雙邊關系認知影響,不應籠統概述。盡管國家認同效應方向伴隨著雙邊關系認知有正有負,但負向效應并未達到顯著性水平。我們認為,這可能有多方面原因,一方面,本文中國家認同變量基于歸屬視角來設置指標進行測量,其更多指涉內部,對外排斥的意味并不明顯;另一方面,有研究提到受訪者集體主義傾向越嚴重,越傾向于對集體主義形象國家更有好感(27)馬得勇、陸屹洲:《國家形象形成的心理分析》,《國際政治科學》2022年第1期。,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與負向國家認同效應抵消。

在當今國際背景下,上述研究發現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在理論意義方面,這項研究進一步厘清了雙邊關系、媒介接觸以及國家認同對國家形象認知的影響機制,為學界研究該問題提供了新的見解。在現實意義方面,這項研究加深了對印度公眾認知的理解,并進行有限度的預測——特定群體的變化趨勢讓我們對中印關系未來更為審慎,同時也為現實實際工作指明了政策方向。本文認為,未來在對印交往、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過程中應注意以下兩點。

第一,秉持中印睦鄰友好的基本原則發展兩國關系。本文的研究結果發現,印度受訪者認為中印之間屬競爭關系的比例呈上升態勢,這引起了我們的注意。在當今時局下,作為兩個重要的發展中國家和亞洲大國,中國和印度的關系對地區力量格局的塑造能力尤為突出。中印本是風雨同行的同路人,獨立自主、民族復興是兩國的共同目標,維護發展中國家正當權益是兩國的共同聲音,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是兩國的共同愿望。雙方相互尊重、相互支持,不僅能夠造福兩國人民,符合兩國的長遠利益,同時也能為世界和平增添穩定性,為世界發展注入強大動能。

第二,聚焦相關議題,加強互利合作,與印度共享發展機遇與成果。中印作為兩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應立足于把自己的事情辦好,在發展這項最重要的任務上找到利益匯合點。本文的分析結果顯示,積極的溢出效應認知對于中國形象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同時也會使得國家認同呈現正向效應。如今中印兩國在經濟貿易、國際戰略、可持續發展等方面仍有不小合作空間,加強互利合作,淡化零和博弈,或許是在面對這個“鄰居”時的必然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