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生態產品價值內涵、分析框架與實現路徑*

李 武，錢貴霞

（1.內蒙古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呼和浩特 010021；2.內蒙古商貿職業學院，呼和浩特 010070）

一、引 言

隨著全球資源耗竭、生態環境的日益惡化，生態與可持續發展問題日益成為世界各國關注的焦點。生態產品短缺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瓶頸”（孫慶剛等，2015）。為了解決生態產品短缺，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既要創造更多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明確地將生態產品供給上升到國家戰略。2021年4月26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建立健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的意見》（簡稱《意見》），提出“推進生態產業化和產業生態化，加快完善政府主導、企業和社會各界參與、市場化運作、可持續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首次為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指出明確方向。草原作為中國最大的陸地生態系統，其主體功能是提供生態產品。草原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對于促進草原生態文明建設，將草原生態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以及滿足人們對于優質草原生態產品日益增長的需要至關重要。為了解決超載放牧導致草原退化問題，國家推行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政策。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草原生態，但草原退化問題依然存在，草原地區生態、生產、生活“三生”共贏局面仍未形成。因此，探索草原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使草原綠水青山轉化為金山銀山，為草原經營主體帶來更多收入，激勵其提供更多草原生態產品，推動生態文明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對于如何實現生態產品價值，《意見》給出“政府主導、市場化運作”的路徑框架及思路，一些學者據此進行了深入研究。張麗佳等（2021）梳理政府主導、市場主導、通過制度設計促進全社會參與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實踐探索及存在問題與障礙，并提出了持續深化落實自然資源產權制度改革、將用途管制制度拓展到整個國土空間、科學開展生態保護修復和利用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技術、工具保障供給優質生態產品等方案。蔣金荷等（2021）研究得出生態產品具有外部性性質，針對當前生態產品價值核算機制不科學、生態產品權屬模糊不清、缺少合理的生態產品補償或損害賠償制度等問題，提出了政府主導和市場主導兩種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曾賢剛等（2014）提出基于市場的排污權、碳排放權交易方式的生態產品供給路徑，以及發展生態旅游增加生態產品價值等。價值實現路徑研究圍繞農業、森林、海洋等生態產品展開，較少涉及草原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也并未深入分析生態產品價值來源，以及哪類產品價值適合政府購買、哪類產品價值適合市場運作。因此，本文以生態產品概念為基礎，厘清草原生態產品內涵，構建草原生態產品價值核算指標以明確價值來源，分析草原生態產品經濟屬性，再以經濟學中的外部性、公共品理論為基礎，結合供給需求分析構建草原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理論分析框架，進而提出草原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以期為完善草原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促進草原可持續發展提供有益借鑒。

二、草原生態產品價值內涵與核算指標體系

（一）草原生態產品價值內涵

草原生態產品的概念決定了價值來源，概念不清會影響價值指標的選取與核算，同時也會對草原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的選擇產生影響。因此，界定草原生態產品的內涵是研究草原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的基礎。由于草原生態產品屬于生態產品中的一類，本文在生態產品概念的基礎上界定草原生態產品。生態產品是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概念（王金南等，2021），《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簡稱《規劃》）中最早提出“生態產品是指維系生態安全、保障生態調節功能、提供良好人居環境的自然要素，包括清新的空氣、清潔的水源和宜人的氣候等”?！兑巹潯分嘘P于生態產品的表述，表明了生態產品與生態系統有著密切關系。本文從生態系統服務出發，詳細闡述生態產品的內涵。

如何從運轉良好的生態系統中獲得經濟利益，國外學者、機構在研究生態系統時提出“生態系統服務”的概念，解釋了生態系統與人類福利之間聯系。生態產品源于生態系統服務，該概念的提出為生態產品概念及相關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礎。如Daily（1997）提出生態系統服務是生態系統為滿足人類生活所需從而供應的具體條件和過程。Costanza 等（1997）將生態系統服務定義為人類直接或間接從生態系統功能中獲得的利益，是生態環境和人類社會相互作用的產物。之后，千年生態系統評估報告（Millennium，2005）將生態系統服務定義為“人們從生態系統中獲得的惠益”。這個定義被后來學者普遍接受，并在《環境經濟綜合核算體系—生態系統評估》中明確指出，惠益是由人類和社會最終使用和享有的貨物和服務。

不同于國外生態系統服務的研究，國內眾多學者將《規劃》中關于生態產品的定義作為狹義生態產品，進而延展出廣義生態產品概念。如曾賢剛等（2014）從狹義生態產品概念出發，提出生態農產品、生態工業品等只是生態友好型產品，應歸為物質產品而非真正的生態產品。按照狹義生態產品概念，物質產品、文化產品、生態產品互斥無重合，共同構成人類需求品。人們消費的生態產品本質上是一種生態系統服務。與上述觀點類似，有學者提出生態產品不同于常規經濟活動所交易和核算的物質產品、文化產品,而是維持生命支持系統、保障生態調節功能、提供環境舒適性的自然要素（潘家華，2020）。相比狹義概念，廣義生態產品還包括綠色農產品、有機農產品、生態農產品、生態工業品等通過綠色生產、循環生產模式、低碳生產等方式生產出的物質產品（李忠，2021）。張林波等（2021）認為生態產品是生態系統生物生產和人類社會生產共同作用提供給人類社會使用和消費的終端產品或服務。這些文獻豐富了生態產品的內涵。

生態產品的表述雖有不同，但均涉及到人類從生態系統服務中獲得的惠益，通過歸納生態系統服務和生態產品的概念，本文將生態產品定義為人類從生態系統服務中獲取的最終產品和服務，包括物質產品、調節服務和文化產品，如綠色的農畜產品、清新的空氣、潔凈的水、宜居的氣候、景觀美學等。在此基礎上，將草原生態產品界定為人類從草原生態系統中獲取的最終產品和服務，包括草原物質產品、草原調節服務和草原文化產品。

草原生態產品價值，則被定義為草原生態系統為人類生產生活所提供的最終產品與服務價值的總和。草原生態產品供給的各類產品和服務具有使用價值，只是某些使用價值不能通過市場機制直接轉化成草原生態產品經營主體的經濟利益。所以，草原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是指從草原生態產品經營主體視角出發，通過合理的路徑設計使草原生態產品價值轉化為經營主體的經濟利益，以激勵其提供更多的草原生態產品。

（二）草原生態產品價值核算指標體系

通過對草原生態產品內涵的界定，明確草原生態產品的構成。由于草原生態產品源于草原生態系統服務，只有最終產品才是草原生態產品，供人類消費使用。但如何實現草原生態產品價值，需要厘清草原生態系統服務中哪些產品屬于最終產品，哪些屬于中間產品。因為，政府主導的生態補償需要準確核算提供的草原生態產品價值，而準確核算草原生態產品價值需要選擇正確的指標。由于有的草原生態系統服務并未直接給人類帶來產品和服務，如支持服務，若簡單地將所有草原生態系統服務歸為草原生態產品價值的核算指標，則會高估草原生態產品價值，這會導致生態補償使財政過度支出，且不能有效地激勵人們保護草原。此外，市場交易路徑也要計算所交易的能夠為人類帶來惠益的產品或服務數量。更為重要的，在生態產品價值來源尚未明晰的條件下，價值實現路徑操作性往往較低（秦國偉等，2022）。因此，構建草原生態產品價值核算指標體系以明確草原生態產品價值來源是研究草原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關鍵環節。

在草原生態系統服務研究方面，Sala等（1997）較早分析草原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和價值，并評估草原在維持大氣成分、基因庫、改善小氣候、土壤保持4個方面的功能和價值。Costanza等（1997）將生態系統服務歸納為氣體調節、氣候調節、擾動調節、水調節、供水、控制侵蝕和保持沉積物、土壤形成、養分循環、廢棄物處理、授粉作用、生物控制、生物避難所、食物生產、原材料、基因資源、游憩和文化17類。之后，中國學者也相繼對中國的草原/草地生態系統服務展開研究。謝高地等（2003）參照Costanza 等（1997）提出的生態系統服務分類和價值評估法，選取氣體調節、氣候調節、干擾調節、水調節和供應、侵蝕控制、土壤形成、營養循環、廢物處理、授粉、生物控制、棲息地、食物生產、原材料、基因資源、娛樂文化15項對青藏高原高寒草地生態系統服務進行評估。趙同謙等（2004）提出構成草地生態系統服務功能間接價值的功能指標主要包括侵蝕控制、截留降水、土壤C累積（氣候調節）、廢棄物降解、營養物質循環、空氣質量調節、文化多樣性和生境提供等。面對評估生態系統服務的不同指標選取，千年生態系統評估報告（Millennium，2005）將之歸納為四大類，即物質供應、調節服務、支持服務、文化服務。依據生態系統服務的概念，準確核算生態系統服務價值需將生態系統服務的四類服務分為中間和最終服務，在核算工作中只有最終服務產生的惠益可匯總，避免重復計算。

為準確核算草原生態產品價值，在核算指標選取時必須清楚界定哪些指標為中間投入，哪些為最終產品與服務。在草原生態產品生產過程中，中間投入是指不被人類直接消費而是在生產過程中用于支持最終有形的產品或無形服務的生產，并將自身的價值轉移到最終產品與服務中的部分。草原生態系統服務包括氣體調節、氣候調節、干擾調節、水調節和供應、侵蝕控制、土壤形成、營養循環、廢物處理、授粉、生物控制、棲息地、食物生產、原材料、基因資源、娛樂文化等（謝高地等，2003）。營養循環、土壤形成、授粉、基因資源、生物控制作為中間投入支持食物和原材料生產；干擾調節、侵蝕控制、廢物處理作為中間投入支持水調節與供應服務、氣候調節和氣體調節；良好的環境與景觀供給人類娛樂文化服務，營養循環、廢物處理、土壤形成、侵蝕控制、授粉、基因資源、生物控制、干擾調節、棲息地等作為中間投入共同作用形成良好的環境與景觀支持娛樂文化供給。最終產品與人類獲取的惠益之間關系為，水調節與供應服務會提供水源及洪水調蓄服務供人類消費，而產生水源涵養、凈化水質和洪水調蓄的惠益；氣候調節和氣體調節可提供適宜的氣候和潔凈的空氣供人類消費，而產生防風固沙、固碳和凈化大氣的惠益；食物生產和原材料會提供生物質供人類消費，而產生生物質供給的惠益；娛樂文化提供休閑旅游供人類消費，而產生旅游康養的惠益。其他服務為中間投入，不被人類直接消費而是在生產過程中用于支持最終產品或服務形成（見圖1）。

圖1 草原生態產品中間投入、最終產品與服務、人類獲取的惠益之間的關系

因此生物質供給、固碳、防風固沙、水源涵養、凈化大氣、凈化水質、洪水調蓄等人類獲取惠益的生態產品成為草原生態產品價值核算的對象，具體核算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

表1 草原生態產品價值核算指標體系

三、草原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理論分析框架

雖然草原生態產品中的物質產品、調節服務和文化服務源于草原生態系統服務，但草原生態產品也是一種稀缺資源，經濟學是研究稀缺資源配置和利用的社會科學，因此本文將外部性理論融入新古典經濟學中的供求理論來搭建草原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理論分析框架，為草原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提供理論支撐。

（一）草原生態產品屬性

草原生態產品中的草原物質產品和草原文化產品具有排他性，通過市場可實現其價值。而草原調節服務具有明顯的外部性，如提高草原植被覆蓋率會增強防風固沙功能，不僅草原經營者受益，其他人同樣受益。外部性理論表明，當某產品或服務生產或消費時存在外部性，僅依靠市場機制資源配置無法實現帕累托最優。草原生態產品外部性主要表現為生產上的外部性，主要從兩方面體現，一方面是由于草原經營者在畜牧業養殖過程中超載過牧行為對草原造成破壞，降低了草原生態產品價值，從而對其他人產生負面影響，這被稱負外部性；另一方面是草原經營者為保護草原投入勞動、物資和資金，提高草原生態產品價值，然而社會上其他人同樣會因草原生態產品價值提升而獲益，被稱為正外部性。

在市場機制中，決策者做決策時，僅考慮私人收益與私人成本，不會考慮社會收益和社會成本。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使私人收益與社會收益，以及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發生偏離。一方面，草原保護、投資行為的私人收益小于社會收益，這樣會減少草原生態產品供給；另一方面，超載過牧行為對草原的破壞應承擔的私人成本小于社會成本，導致草原生態破壞，降低了草原生態產品供給。這兩種情況均無法實現資源的帕累托最優配置，所以需要對外部性進行治理。常用政府和市場兩種途徑實現外部性的內部化，政府途徑稱為庇古途徑，市場途徑稱為科斯途徑。庇古途徑是借助一定政府干預，對邊際私人成本（PMC）小于邊際社會成本（SMC）的經濟主體進行懲罰，用稅收和其他行政手段實行（見圖2）；對于邊際私人收益（PMR）小于邊際社會收益（SMR）的經濟主體進行獎勵，用補貼手段進行，其中，懲罰和補貼的值應分別等于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私人收益與社會收益的差額（見圖3），這樣使私人收益與社會收益、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達成一致，實現社會資源（Q*S）帕累托最優配置?？扑雇緩酵ㄟ^產權界定來解決外部性問題，關鍵點在于哪方擁有損害的權力，明確界定產權，且交易費用為零的前提下，庇古途徑沒必要存在，因為雙方可依靠市場機制進行自主協商來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即使交易費用不為零，雙方仍可通過市場手段來解決外部性的內部化問題。解決草原生態產品的外部性是草原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關鍵，也是草原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所依據的經濟學理論。

圖2 通過庇古稅調節負外部性

圖3 通過政府補貼調節正外部性

草原生態產品中的調節服務是具有消費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等性質的公共物品。由于存在非排他性，該類產品消費容易出現“搭便車”現象。草原調節服務作為典型的公共物品，由于非競爭性的存在增加草原生態產品的消費，超過了草原承載力。社會邊際成本急劇增加，這將導致消費者隱瞞個人真實的消費意愿。由于“搭便車”問題和隱瞞個人的真實支付意愿，在市場條件下草原生態產品的供給者獲得的收益小于成本。同時，消費者并未按照獲得的收益支付給供給者，這樣的結果使草原生態產品供給處于不足狀態，即資源配置處于帕累托改進狀態。如人們都偏好優美的草原，投資建設者可享受草原生態產品，未投資者也可享受，建立排他性需要較大的成本，甚至高到沒人愿意提供該產品。草原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必須考慮公共品的這個屬性，否則，實現路徑的效果會大打折扣。

（二）理論分析框架

經濟學本質上是研究人類如何配置稀缺資源的學科，隨著人類對自然資源的不斷索取，生態產品變得越來越稀缺。因此，利用經濟理論框架研究生態產品合乎邏輯。本文借鑒Pearce（2007）的供求分析概念框架將草原生態產品與人類福利聯系起來（見圖4）。

圖4 草原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分析框架

由圖4可知，橫軸表示草原生態產品供給數量，縱軸表示草原生態產品成本或價格，向下傾斜的需求曲線DM表示通過市場化實現其價值的草原生態產品部分，如草原物質產品和文化產品，MC表示邊際成本曲線，也是供給曲線，向右上方傾斜表示多增加一單位生態產品供給，所花費的成本越高。DM和MC 交點對應的EPQM為市場化可實現均衡的生態產品數量。雖然這兩類產品本身具有消費排他性，依靠市場機制可實現其價值，但物質產品類經營過程中形成的品牌具有公共品屬性，草原生態產品供給者眾多，單個供給者在市場中的力量微不足道，僅依靠市場力量，品牌的開發水平低下；畜牧業、文化旅游的經營要達到一定規模才能享受到規模經濟的好處，當前草原一家一戶的經營模式很難形成規模經濟，有學者研究表明內蒙古草甸草原、典型草原、荒漠化草原和草原化荒漠四種草原類型戶均草場適度經營規模還不夠（錢貴霞等，2019）。這兩個原因導致草原物質產品和文化產品無法獲得溢價，相應的供給者獲得較低利潤，為了獲得更多收入，草原經營者只能利用固定的草原資源飼養更多牲畜，這將加重超載過牧問題；以及建設大量同質性景點，這樣的同質化降低了價值轉化效率。因此，這部分草原生態產品價值的實現路徑也不能完全依賴市場，需要政府適當干預。

此外，向下傾斜的需求曲線DT表示所有草原生態產品的需求曲線。DM和MC交點對應的EPQM為市場化可實現均衡的生態產品數量，該數量不是最優。EPQOPT為最優的草原生態產品數量，即所有草原生態產品需求與供給的均衡。若只考慮市場化路徑，EPQM＜EPQOPT表示草原生態產品數量供給不足。由于固碳、防風固沙、水源涵養、凈化水質、凈化空氣、氣候調節、洪水調蓄等草原調節服務具有外部性和公共品屬性，DM和DT之間的差距表示無法通過市場化實現的數量。若不考慮DM和DT之間的差距部分的實現，人類社會獲取的草原生態產品數量遠低于最優數量。為了提高草原生態產品供給水平，從DM到DT需要合適的制度安排來激勵非市場草原生態產品供給，如生態系統服務付費、稅收或補貼、排污權交易、水權交易和碳交易等制度安排。上述理論分析框架為草原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的設計提供了理論支撐。

四、草原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

按照經濟學理論，草原生態產品的公共品及外部性屬性，需要政府補貼方式來實現有效供給。實踐表明，政府供給的方式直接、高效，如我國自從2011年開始實施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政策，草原生態得到較大改善，2020 年全國草原綜合植被蓋度達到56.1%，與2015 年相比增長了2.1%（唐芳林等，2021）。但同時也會面臨財政資金缺口大、利用效率低等問題，且草原超載過牧等破壞草原的行為未得到根本轉變（魏琦等，2015）。依靠政府投入，僅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勵草原經營者保護生態環境、提升草原生態產品價值。因此，需要將市場機制與政府機制結合提升草原生態產品價值。

（一）市場化手段

1.通過碳市場實現草原固碳價值

由于碳市場具有靈活性、節省成本和有效性等優點，已作為全球溫室氣體減排、應對氣候變化的常用手段（Jiang等，2016）。草原生態產品中固碳功能可通過碳市場實現其價值。具體操作方法是將草原固碳量開發成可交易指標，允許該指標在碳市場交易，這樣購買碳匯的經濟主體會考慮到二氧化碳排放成本，若不向低碳生產技術轉型，需要從碳市場購買大量碳排放指標，這樣會提高二氧化碳排放成本，而令排放主體產生低碳轉型的動力。另一方面，草原固碳服務可交易后，通過保護草原提升吸收二氧化碳量增加草原固碳能力，通過碳市場交易獲得經濟回報，刺激草原經營者保護草原，提升草原生態產品價值。

2.利用綠色產品將生態價值轉化為經濟價值

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從以前的追求數量轉變到越來越關注產品質量，尤其是綠色農畜產品、有機農畜產品等，在市場上這些產品較傳統產品有較大溢價空間。為了滿足人們對綠色畜產品的需求，在草原承載力范圍內，通過科學養殖將牧草轉化成優質綠色農牧產品，實現草原生態產品向經濟價值轉化，提升農牧民收入，進而實現草原地區的鄉村振興。為了保障草原綠色農畜產品更大地增值，還需要地理標志和品牌建設、推廣以便區別非草原農畜產品，但地理標志和品牌建設、推廣具有正的外部性及非排他性，容易產生搭便車問題，而品牌建設、推廣及維護等比較復雜，一家一戶無法完成。因此，以此為實現路徑需草原地區各地政府進行地理標志、品牌建設、推廣及維護。

3.利用排污權交易制度實現凈化空氣價值

草原生態產品中凈化大氣服務包括吸收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中，吸收二氧化硫的調節服務為工業生產排放二氧化硫增加排放空間，通過參與到二氧化硫排污權交易，草原生態產品實現其價值。2014年，國務院辦公廳發布《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進一步推進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易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提出:“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積極探索建立環境成本合理負擔機制和污染減排激勵約束機制，促進排污單位樹立環境意識，主動減少污染物排放，加快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切實改善環境質量?！迸盼蹤嘟灰字贫扰c碳市場交易機制類似，總量控制，分配配額，超過配額減排的作為賣方可把盈余拿到市場中賣出，未完成減排配額的作為買方到市場中買入。通過提高草原生態產品供給，增加二氧化硫吸收量作為指標進行交易。通過利用市場機制提升減排效率。草原生態產品中的凈化大氣價值利用該機制實現經濟價值，同時減少空氣中的二氧化硫等污染物，為工業企業降低減排成本。通過該機制，農牧民保護草原提升凈化大氣的價值來增加經濟收入，彌補減少畜群數量來保護草原帶來的畜牧業損失。

4.參與水權交易實現涵養水源價值

水權交易機制可發揮市場機制在水資源配置中起到調節作用，提高水資源利用效率（田貴良等，2020）。2014年，水利部印發《水利部關于開展水權試點工作的通知》，明確在寧夏、江西、湖北、內蒙古、河南、甘肅和廣東7?。▍^）開展水權確權和交易試點。利用水權交易機制，將草原生態產品中涵養水源服務賦予商品屬性，開發成可交易的水權指標，允許該指標在市場交易，這樣買水權指標一方會考慮到用水成本，若浪費水資源或低效使用水資源，需要從水權市場中購買大量用水指標，會提高用水成本，而使用水主體產生節約用水的壓力。另一方面，草原生態產品中涵養水源服務賦予商品屬性后，通過保護草原提升涵養水源量增加水權指標，再通過水權市場交易獲得經濟回報，刺激了水權擁有者保護草原，不僅有利于提高水資源利用效率，還能實現草原生態產品價值。

（二）政府主導方式

草原生態產品中固碳、水源涵養、凈化大氣等價值可通過市場機制實現生態價值向經濟價值轉化，然而防風固沙、凈化水質、氣候調節、洪水調蓄具有較強的正外部性及非競爭性，僅依靠市場無法實現將這些生態價值轉化為經濟價值，缺少這部分價值，會使草原保護私人收益與社會收益存在偏差，草原生態產品供給不足，存在帕累托改進。因此，還要借助政府手段來補充市場機制的不足，這些手段包括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政策、建設國家草原公園、挖掘草原文化及打造草原主題旅游景點等政府主導方式，通過這幾種路徑實現DM向DT移動。

1.利用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政策增加草原生態產品供給

由于草原生態產品中一些服務產品具有正外部性，根據外部性理論適宜采用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政策實現草原生態產品價值提升。2011年，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政策在內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等8個省區全面啟動和實施。2012年，該政策已在全國268個牧區半牧區縣實施，覆蓋草原面積達3.2億公頃，占全國草原面積的80%。實施以后，草原植被覆蓋率得到提升，牧戶有明顯的減畜經營行為。同時，由于受政府財政負擔壓力的制約，補償范圍較小，單位面積的補償標準低于放牧所得，加上牧民對該政策延續性不強的擔心，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政策未能從根本上解決草原保護問題（魏琦等，2015）。因此，針對當前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政策在增加草原生態產品供給方面存在的問題，國家應加大補償標準，并形成長期性和可延續性的政策，讓農牧民有穩定的預期，進而根據草原承載力而選擇畜牧數量，以增加草原生態產品供給。

2.建設國家草原公園

國家作為草原的所有者，在草原破壞嚴重或該區域草原生態價值極為重要時，可作為買方壟斷，實現對草原公共品的供給，在某些情況下是高效、公平的。這種情況更適用于純公共物品的供給，如防風固沙等。國家公園的建立成功實現了生態產品供給，借鑒國家公園建設經驗，建立國家草原公園是保護生物多樣性和維持草原原生狀態的重要手段（張宇等，2016），可實現草原生態產品有效供給。2020年，國家林業和草原局公布了內蒙古自治區敕勒川等39處全國首批國家草原自然公園名單。國家草原公園的建立是政府作為壟斷買方供給生態產品的成功典型，該方式解決了交叉重疊、多頭管理的碎片化問題，并使國家重要草原自然生態系統得到有效保護，實現草原生態產品價值?？紤]到草原生態系統的重要地位，相比于森林、濕地等國家公園數量，國家草原公園還遠遠不夠，需要加大國家草原公園建設實現草原生態系統保護，進而增加草原生態產品供給。

3.打造草原主題旅游景點、挖掘草原文化，充分實現旅游康養價值

目前草原生態產品通過發展旅游實現一部分文化服務經濟價值，然而草原旅游景點的建設靠一家一戶單獨供給是低效且難以完成。應根據草原分布的實際情況，以村為單位挖掘草原文化元素及當地的特色來打造草原旅游景點。當前我國公布了三批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成功案例，這些成功案例的共同點即以村作為整體打造生態產品，如“篁嶺模式”，該模式的創新點在于，一方面當地村民以土地、資源等入股，與景區成立農村經濟合作社，將梯田、祠堂及巷道租賃給景區，通過土地流轉共同發展旅游農業；另一方面景區通過市場機制，對祠堂、古樹及巷道等村落建筑物進行產權置換入股，投資建設了篁嶺新村（焦曉東，2021）。因此，草原旅游文化價值的實現借鑒“篁嶺模式”，由公司或村集體牽頭成立經濟合作社，村民將草原流轉到合作社，由合作社來打造草原主題旅游景點、挖掘草原文化。

（三）政府與市場結合的方式

草原生態產品價值的實現，離不開金融的支持。一方面，草原生態產品供給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僅依賴政府補貼遠遠不夠，需通過金融工具拓寬資金來源。另一方面，草原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關鍵是將草原資源變為草原資本，這需要綠色金融工具來解決草原生態產品“抵押難”“交易難”“變現難”問題。為了推動生態文明建設，在“十三五”規劃中，我國將構建綠色金融體系上升到國家層面，明確提出“發展綠色金融，設立綠色發展基金”。2016年，中國人民銀行等7部委聯合印發《關于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該政策文件為構建綠色金融體系和深化金融服務提供了制度基礎，指明了方向。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20 年末，我國綠色貸款余額近12 萬億元，且不良貸款率在0.5%以下，低于銀行業整體不良率1.6個百分點；累計發行綠色債券約1.2萬億元，募集資金的使用項目約減排1 億噸以上二氧化碳（羅愛明等，2021）。所以，可利用綠色金融工具擴大用于草原保護的資金來源。如發行草原綠色債券、草原綠色基金，設立草原公益信托，吸引企業和社會各界參與，從而完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結論

基于生態產品內涵文獻的梳理，研究認為，草原生態產品是人類從草原生態系統中獲取的最終產品和服務；草原生態產品價值是草原生態系統為人類生產生活所提供的最終產品與服務價值的總和；草原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是指將草原生態產品價值轉化為草原經營主體的經濟利益。為了提高草原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效率，根據界定的草原生態系統服務中的中間投入和最終產品與服務，建立了草原生態產品核算指標體系，生物質供給、固碳、防風固沙、水源涵養、凈化水質、凈化空氣、洪水調蓄等價值組成草原生態產品價值。

利用經濟學理論分析草原生態產品的經濟屬性，研究得出，草原生態產品是一種具有外部性、公共品屬性的產品。并利用公共品、外部性和供求理論構建草原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理論分析框架?；诖?，提出草原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這些實現路徑包括：（1）通過政府制定總量配額，將配額分配給各生產主體，建立配額市場交易機制實現資源配置，進而實現草原生態產品價值，即市場化路徑實現草原生態產品價值。如通過市場化路徑實現草原固碳、水源涵養、凈化空氣、旅游康養等價值；（2）利用綠色農畜產品有較大溢價空間的特點，將草原牧草經過畜牧業養殖轉化為高價值的物質產品，通過草原生態產品向經濟產品轉化實現其價值；（3）由于草原生態產品中的防風固沙、凈化水質和洪水調蓄等價值具有純公共物品屬性，依靠市場無法實現其價值，提出政府補償、建設國家草原公園及開發草原旅游景點來實現草原生態產品價值；（4）利用綠色金融路徑擴展資金來源，以及解決草原生態產品在市場交易中“抵押難”“交易難”“變現難”問題，且企業和社會各界可通過金融工具參與草原生態產品供給，進而提升草原生態產品價值實現。

（二）政策建議

為了保證草原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的有效性，本文提出如下三個建議：一是，完善碳匯交易制度，并積極開發草原碳匯，促進草原碳匯入市交易，在這一方面實現草原生態產品價值；二是，在水權交易方面繼續創新，使生態產品中的涵養水源價值順利實現；三是，在理論和實踐上厘清草原生態產品價值核算中的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為準確核算草原生態產品價值打下基礎，這樣能夠為政府生態補償提供有價值的參考，避免草原生態產品價值高估或低估問題，使得被補償者獲得應得補償，激勵草原生態產品供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