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西遼河流域民族融合問題初探

剛什輝，賈淑榮

（內蒙古民族大學 歷史與旅游文化學院，內蒙古 通遼 028000）

民族融合是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多民族雜居狀態下的必然結果。目前學界雖對元代西遼河流域民族融合問題有所關注，但除申友良所撰《遼金元時期東蒙古地區的民族融合》[1]一文外，鮮有以該區域民族融合為中心議題的學術成果發表?；诖?，本文擬以元代西遼河流域民族融合作為研究對象，結合時代背景對融合過程中的具體表現加以剖析，形成區域民族融合問題的整體性認識。

一、“變動”與“重構”：區域民族人口流動及其分布

遼金兩代為充實“內地”，曾將大批民族人口有計劃地遷往西遼河流域，與該區域原居民族形成了相互雜居、聚居的生存空間格局，民族交流維度得以顯著提升。但受金元鼎革影響下的區域民族實際已然發生了新的變動。

（一）固有民族的變動

金朝統治期間是契丹人發展的低谷期，他們不但受到了女真統治者的層層壓制與束縛，最甚時還被施以“遼民一戶，以二女真戶夾居防之”[2]的極端管理。但此局面很快便為金元戰爭所攪亂，契丹人也由此再度迎來了發展的活躍期。耶律留哥趁機率先“起事”，數月間便擁眾十余萬，但其隊伍內部卻因“臣服”還是“獨立”這一關系民族前途的問題而爭論不休，最終導致了大部契丹人東走高麗群體區域遷移事件的發生。留哥對此無力阻止，僅帶殘部兩千余戶徙居于臨潢府（今內蒙古巴林左旗）以避，后隨遼西局勢穩定再徙廣寧府路（治所在今遼寧省北鎮市）以居。而流散于高麗的契丹人在各方勢力聯合圍剿下也漸已窮途末路，除少部被高麗置于“契丹場”外，大部契丹人最終回居于故地。叢佩遠先生認為“這批契丹人在元中葉左右便基本上已融合到東北其他民族之中，且主要是與蒙古族融成了一體”[3]。

金代女真人曾以猛安謀克鎮戍各地以加強自身民族統治，據學者統計元代西遼河流域內至少有四個猛安謀克建制遺存[4]，是該區域女真人大批存在之佐證。但受金元戰亂影響，西遼河流域的女真人也呈現出“南遷”和“東移”的發展趨勢?！澳线w”之事在《金史·完顏合達傳》中就載有：“（貞祐）三年（1215），授臨潢府推官，權元帥右監軍。時臨潢避遷，與全、慶兩州之民共壁平州”[5]?？芍刑幱诮鸪蜗碌呐R潢、全州（今內蒙古翁牛特旗）和慶州（今內蒙古巴林右旗）所屬居民在蒙古勢力威脅下有過內遷并僑置于平州（今河北省盧龍縣）之舉，推測其中所遷女真人數量當不在少數?！皷|移”則是因蒲鮮萬奴在籌建東夏之時曾影響并裹挾走部分原居于西遼河流域的女真人。以上兩次變動共同造成了區域女真人在人口數量上的縮減，周爽在其論著中曾對仍留居于原處的女真人做過推斷，認為“隨著漢化程度的進一步加深，這部分女真人逐步失去其本民族特征，并最終融入漢民族”[6]。

（二）新晉民族的變動

蒙古人遷入西遼河流域的歷史進程與大蒙古國分封制度緊密相連，是蒙古帝國鞏固新生政權的有機組成部分。具體而言，“五投下”遷入西遼河流域的歷史進程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 太祖于1214年“甲戌分封”時將弘吉剌、亦乞列思二部分封于此，而其余三部遷居西遼河流域則是世祖進行地方勢力再調整之產物?？傊?，“五投下”在西遼河流域內的分封格局最終形成時間應不遲于世祖中統末年。其各部在西遼河流域內封地主要分布情況如下：弘吉刺部受封地在今錫林郭勒盟東南部、赤峰市中北部和通遼市西北部一帶[7]；亦乞列思部封地當在今科爾沁右翼前旗、右翼中旗、扎魯特旗、科爾沁左翼后旗、懿州等地，即今西遼河中游南北地區；札剌亦兒部原駐昌、撫二州（今內蒙古太仆寺旗）附近，后因上都（遺址在今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正藍旗）營建進而東移至大寧路（治所在今內蒙古寧城縣）西部及南部地區；兀魯、忙兀二部遷移后的封地大致在懿州（今遼寧省阜新市）至老哈河間的大寧與廣寧府兩路的北部，亦即今大凌河中游以北地區[8]。該分封格局形成的直接結果就是大批原居于北部草原的蒙古部民隨從其所屬貴族封君遷居于西遼河流域，構成了元代漠南蒙古聚居區的東部主體。

色目群體在元代之前幾乎未與西遼河流域發生過直接關聯，但元代空前“大一統”卻貫通了東西方間的交流，為色目人的流入帶來了便利。元代色目群體流入西遼河流域的途徑有以下三種： 首先，元廷通過吸納色目人參與地方治理，在區域政治層面發揮作用，諸如撒吉思、塔本和廉希憲等人，且其家族成員中仍有后續任職于此者。其次，以軍隊鎮戍或屯田形式進入西遼河流域，并在區域軍事及經濟層面上發揮作用，此類中尤以欽察和阿速人的表現最為典型。最后，作為元廷賞賜宗王的“禮物”而被賜予。如憲宗六年（1256）冬就曾“以阿木河（阿姆河）回回降民分賜諸王百官”[9]，域內蒙古宗王亦當在賜封之列。雖流入途徑有異，但色目群體在進入區域后均不同程度地與域內其他民族相接觸以致呈現融合端倪。以阿速人為例，其在元亡后隨蒙古北徙進而成為明代蒙古右翼之一部，即擁有二萬余眾的阿蘇特部[10]，最終實現完全意義上的“蒙古化”。

遼金時期的西遼河流域就曾因漢人群體遷入進而呈現過高速發展狀態。但此局面卻在金元鼎革中被徹底攪亂，區域漢人群體數量也再難統計。入元后鑒于區域鎮戍及經濟恢復發展的需要，元廷還陸續將內地漢人群體遷至域內并與遼金時期漢人合流，使其群體數量有所回升。但也需理性地認識到“元代東北的漢人數量遠不如遼金兩朝”[11]這一客觀事實。

綜上所述，元代西遼河流域民族類型及分布格局相較于遼金時期已發生了劇烈變動，而此變動可由雙重層面加以理解：以契丹、女真為代表的固有民族群體在分布空間及人口數量上的縮減，意味著其在民族發展過程中逐漸喪失獨立發展意識，轉而認同和接納了其他民族的發展軌跡，開始自覺扮演民族融合“流出方”角色；而處于統治地位的蒙古民族和占據人口、經濟、文化優勢的漢人群體卻實現了其空間區域拓展，并在交流、交往過程中吸收其他民族成分而不斷壯大，成為民族融合之 “流入方”。由此，“蒙古化”與“漢化”趨勢便共同構成了區域民族融合中的“兩極”傾向，對于西遼河流域后續歷史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二、“治理”與“制衡”：區域官員群體多元民族構成

鑒于元代西遼河流域官員群體多元構成研究缺乏必要“抓手”，故本節擬以遼陽行省長貳官員（即包括平章政事、參知政事、左丞、左丞相等在內職銜）作為“著眼點”進行分析研究。據薛磊所著《元代東北統治研究》一書統計，元代遼陽行省長貳官員任職數共69 人，剔除一人多任情況實際任職有61 人，但可確定民族身份者僅有38 人，具體梳理情況見表1：

表1 元代遼陽行省明確民族身份長貳官員民族比例表[12]

表2 《元史》所散見西遼河流域軍民屯田史實

通過表格信息可知：首先，元代遼陽行省長貳官員中形成了蒙古、色目、漢人與高麗所相鼎立局面，且依次呈現出任職人數的遞減趨勢，反映了元廷在地方統治中以蒙古民族為核心、多民族官員聯合治理的典型特征。其次，以札剌亦兒氏和高麗洪氏家族為代表的地方勢力，在遼陽行省長貳官員任職中享有特殊政治地位，諸如札剌亦兒氏在蒙古人中占比約達42%，洪氏家族更是在高麗人中占比達50%。再次，以哈散為代表的色目群體在元代遼陽行省地方治理過程中發揮了必要的政治補充作用，哈散本人還因頻繁任職于遼陽行省至文宗朝被追封為遼陽王[13]。然后，行省高級漢人官員中籍于當地者僅王克敬一人，多數官員都是在元廷有意安排下進行的外調就任。最后，契丹、女真官員數量為之最少，側面反映了其自身民族在元代政治影響力下降的客觀事實。

總結而言，元廷在西遼河流域地方上層治理過程中采用了多民族共同治理模式，各民族官員之間既存在相互協作也有著權力制衡，實現了元廷對此區域的有效統治。而就元代西遼河流域各民族群體而言，這一有目的、有計劃性的組織編排基本滿足了區域多民族共同發展的要求，兼顧到了各民族間的利益。此為元代遼陽行省上層權力架構情況，而中下層官員中則將以漢人數量居多，這是元廷在地方治理過程中所必須要依靠的中堅力量。

三、“畜牧”與“耕作”：農牧模式由對抗轉化為協調

金元鼎革之際的西遼河流域是為多方勢力反復爭奪之地，區域所遭破壞尤為嚴重。元人危素所撰《危太樸續集》中即稱，“國朝初用兵，遼東、西最受屠戮，契丹所置州縣，多為廢城壞堞，野煙荒草，生氣之萎，久而未復”[14]。這種境況的出現，一是由于元代“五投下”所屬部民遷入，增加了西遼河流域畜牧業人口比重；二是政權締造者對于農業經濟在國家財政上的重要性認識不足，以至出現過“漢人無補于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15]的提議，此議雖為耶律楚材所駁，但卻反映了當時蒙古統治上層的真實想法。因此，元初西遼河流域內出現了畜牧業快速恢復發展而農業卻舉步維艱的現狀。

元代西遼河流域農業生產得以改觀始于元世祖接受“國以民為本，民以衣食為本，衣食以農桑為本”[16]的重農理念?！对贰けね吞铩分小昂燃纫?，于是內而各衛，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資軍餉”[17]的記載更凸顯了屯田的真實目的?！对贰匪刑煜峦吞镏?，處于西遼河流域的僅有宗仁衛屯田、大寧海陽等處打捕屯田所與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司屯田三處，但散見于《元史》各部分的區域軍民屯田史實還有很多，現整理如下：

結合上表內容可知，元代西遼河流域屯田類型大致可分為軍屯與民屯兩種。就時間層面而言，軍屯歷經世祖、仁宗及文宗朝而經久不衰，已被視作為軍隊屯戍之必要活動；而民屯則主要發展于世祖時期，是元初恢復與發展區域農業經濟的集中反映。就空間層面而言，屯田所涉之地已遍及整個西遼河流域，范圍分布極為廣遠。事實上，元代西遼河流域軍民屯田所起到的實際作用并不僅限于其本身經濟產出，而更為重要的是傳達了元廷鼓勵農業生產的政策導向，這將有助于引導區域脫產民眾重新回歸于農業生產，保障區域政治穩定及經濟發展態勢。

綜上所述，元代西遼河流域存在先畜牧再耕作的經濟恢復發展順序，且兩者之間并不完全同步，直至世祖朝才達至相對平衡狀態。元代西遼河流域農牧業經濟由激烈對抗轉化為協調發展的背后，所反映的是游牧與農耕文明所實現的初步融合，為元代區域民族融合中的“兩極”趨向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四、“貫徹”與“萌發”：區域文教事業發展卓有成效

蒙古民族進入中原初期對于儒學并無太多認識。陳高華先生指出：“只有經過一段相當長的實踐之后，他們才能真正認識到尊孔崇儒對鞏固封建統治的作用，從而大力加強這方面的工作?！盵18]因此，伴隨著統治的日臻深入，尊孔崇儒之事才漸被提至國家層面。此后，即使是地處于西遼河流域的儒學教育也得以實質性發展，所涉及的各路皆有儒學繁榮之跡象。

得益于囊加真與祥哥剌吉公主之提倡，弘吉剌在“五投下”中對于儒學的發展最成規模?！度珜幝沸陆ㄈ鍖W記》中云：“全寧之學，始于皇姑（囊加真）、駙馬（蠻子臺），今皇姊大長公主（祥哥剌吉），秉性深知學用，□熙紹舅姑既往之志，嘉惠斯文，以教道結人心。魯王（阿里嘉室利）溫恭好學，子道以孝，世世舅甥于皇家，福澤詎可涯也?！盵19]可見，弘吉剌一連三代領主皆對儒學教育發展予以支持。元代應昌路遺址（今克什克騰旗達里諾爾西南約2 公里）中亦發現有《新建儒學記》，經由學者比對發現兩者內容基本相同，反映了應昌、全寧二路儒學教育發展相對同步之事實。

亦乞列思部封地于元中期亦建路治，即寧昌路。該路城址于1974 年考古調查時被勘察發現，其地出土有寧昌路《大元加封詔》碑。其碑背處刻有“將仕寧昌路儒學學正王/敕授寧昌路寧昌縣儒學前教諭杜暢”[20]等字，可知寧昌路于碑刻刊鑿之時已有著較為完備的學官及機構設置。

元代廣寧府路儒學教育發展情況尚未見直接碑刻資料記載，筆者僅據已見內容對其進行初步勾勒?！哆|東志·建制志》廣寧衛學條載：“元置廣寧府路，儒學舊址，在廣寧右衛西北，元季毀于兵，國朝設儒學仍舊址焉?！盵21]此史料充分肯定了元代曾于廣寧府路建立官方儒學機構以施教化的客觀事實。其地私學教育發展情況亦可由碑志獲知一二，當全真道士楊志谷于世祖初年杖履至廣寧府路時，就曾對當地儒學教育發出過“此方雄藍巨剎，樓閣相望，家庠戶序，學校如林”[22]之感嘆。此描述固然有夸大之嫌，但亦可部分反映出當地儒學教育發展的實際情況。

綜上所述，元代西遼河流域儒學教育發展可謂遍地開花,不僅廣寧府路這種自遼金沿襲而來的傳統府路儒學教育得以進一步完善，由蒙古人所主導的應昌、全寧以及寧昌路儒學教育也得以萌發。雖其發展程度相較于內地還相對有限，但這對于區域民族群體進一步了解中原文化、形成思想文化認同的作用無疑是相當明顯的。思想層面的最終認同必將作用于民眾日常，加強區域各民族間的固有聯系，是民族融合得以穩定持續進行的思想基礎與重要保障。

五、“改姓”與“通婚”：區域社會風氣漸趨開放自由

元代西遼河流域由于受到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改姓”與“通婚”現象也得以蓬勃興起。元廷面對盛行于遼金時期的區域族際通婚現象未加限制，僅是頒令對通婚過程中究竟“從何婚俗”這一形式問題予以規范。見于《通制條格·婚姻禮制》條所載，世祖至元八年（1271）二月，欽奉圣旨條劃內一款：“諸色人同類自相婚姻者，各從本俗法，遞相婚姻者，以男為主”[23]。此法令之頒布實施，無疑為區域民族通婚的合理有序進行更添一層法律保障。改姓之事不同于通婚，因涉及民族仕進這一關鍵問題，故元廷始終秉持著相對謹慎態度。不過，對于不以仕進作為直接目的的改名行為還是更多予以了認同。元代西遼河流域內的“改姓”與“通婚”事例相當豐富，且彼此之間多存有關聯性特征，現就兼具以上特征之典型事例予以展開。

張應瑞為元代弘吉剌部漢人陪臣，其事跡略見于文獻記載，幸有《大元敕賜故薊國公張氏先塋碑》（簡稱《張氏先塋碑》）與《大元張公住童先德碑》兩端碑刻保存至今，為獲知其家族情況提供了原始資料。其雖為傳統漢人，但子孫卻在姓名及婚姻層面上呈現出明顯的“蒙古化”趨勢。經《張氏先塋碑》可知其家族姓名變化：應瑞及其祖仲賢、父伯祥之名皆為傳統漢名，并與張姓所相搭配；但張應瑞子孫姓名卻發生了劇烈轉變，即“公之子三人：住童、大都閭、全閭”，“男孫三人：曰郤閭、忻都、孛蘭奚”[24]，皆已將蒙古名字作為己名來進行使用，且姓名“蒙古化”趨勢在其家族之中得以世代延續。其家族婚姻情況在兩碑中亦有記載：《張氏先塋碑》記“其祖仲賢妻李氏、其父伯祥妻王氏、應瑞本人妻剛氏”[25]，皆為漢人間所相婚姻；而《大元張公住童先德碑》中則記住童夫人為忽都替□氏[26]，是謂其家族在此代之中進行了民族通婚。張應瑞家族子孫姓名變化的主因應是其本人深受弘吉剌領主信任并身居王傅要職之產物，是其家族后續成員不斷延續“蒙古化”的結果，而次因則是與其家族所實現的民族通婚不無關聯，如《大元張公住童先德碑》中即明確郤閭與卜（孛）蘭奚為住童之子[27]。

所需注意的是，張應瑞子孫所實現的姓名轉換是不徹底的，起碼就住童本人而言確是如此。住童姓名全稱為張住童，此史實可由其碑名明證。元儒揭傒斯曾對這種“漢姓+蒙名”的復合式姓名形式評價道：“（蒙古）無氏姓，故人取名之首字加其字之上若氏姓云者，以便稱謂，今天下之通俗也?！盵28]可見，這本屬于無姓但在其名之前添以漢姓以表“時髦”的蒙古人“漢化”方式，而張住童的姓名轉換方向顯然與之不同，屬于在保留固有姓氏基礎上進而使用蒙名的漢人“蒙古化”方式。由此，在元代本有的有姓民族與無姓民族群體之間便形成了一個相對混淆民族畛域的共存空間，“蒙古化”與“漢化”趨勢在其中不斷發揮著歷史影響作用。

元代西遼河流域內亦存有蒙古人使用復合式姓名之情況，即赤峰市莊頭營子出土的王篤魯班墓碣所記其人事跡。該墓碣立于元統三年（1335），記載其生平曾出任過宗仁蒙古侍衛軍屯田千戶之職，而該屯田情況記于《元史·兵三·屯田》條中，在此不加贅述。就王篤魯班其人復合式姓名考察而言，正是揭傒斯所言于蒙古名字基礎上增添漢姓而成之類型，似可反映元代西遼河流域蒙古人在姓名層面受“漢化”影響轉變之史實。墓碣所記王篤魯班所娶三位妻子皆為漢人，即“可追封北平郡，妻夫人張氏。大元可封北平郡君，妻夫人高氏?？勺贩獯髮幙h君，妻夫人潘氏”[29]。蒙古人王篤魯班雖在經濟生產、姓名轉換以及族際通婚三重層面上均表現出較為明顯的“漢化”特征，但在當時歷史背景下這一特征所起到的實際作用還相對有限，如其雖任屯田千戶之職但卻并不直接從事農業生產，復合式姓名特征也未在其子阿都姓名上得以延續。

綜上所述，元代西遼河流域改姓與通婚現象并不似區域經濟或文化層面上所呈現的“漢化”主導趨勢，反而是“蒙古化”趨勢在社會層面上呈現出強勁的影響力。元代區域社會層面所呈現出的民族融合表現并未因時代變化而漸加消逝，時至今日，仍有相當數量的蒙古族同胞選擇使用復合式姓名及進行民族通婚，社會層面上的民族融合可謂得到了歷史延續。

結語

元代所實現的統一是“空前意義上的大一統”，有力破除了原有各割據政權之間存有的狹隘民族觀念，促使被政治因素所制約的民族融合重新煥發了生機與活力。在元代西遼河流域范疇內，諸如契丹、女真等民族已逐漸消逝于歷史記載之中，轉而換以新的民族身份繼續繁衍生息，西遼河流域在此過程中給予了其民族存在意義的最后一絲溫存。而蒙古民族與漢民族卻在元代西遼河流域內實現了長足發展，不僅體現在人口數量層面，生存空間層面亦有所拓展。相較于元廷治下的其他區域，西遼河流域民族融合并未呈現出“漢化”或“蒙古化”一邊倒趨勢，而是在兩者之間達成了相對平衡的狀態，共同塑造了元代西遼河流域的“區域性格”。就此意義而言，元代蒙、漢民族群體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實現的交流、碰撞等文明交融活動，不失為明清西遼河流域民族融合之先兆。

注 釋：

①元人陶宗儀在《南村輟耕錄·氏族》部分對色目群體種類有過統計，細分為31 種，其中回回為其一。